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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26 巩固内外关系，1810～1812
对1811年局势的总体判断
回国之后，梅特涅必须先熟悉一下国内情况，才能基于其在巴黎获得的认识，“对处于当前欧洲国家体系之中皇朝的真实形势”作出描述。这些都体现在他于1811年1月17日撰写的鸿篇巨制的总结报告中，也可以同时将这篇报告看作梅特涅自1809年上任以来所作的第一个长篇纲领性政府声明。[315]他自己将报告形容为在完成“一部单独的、完整的作品”，是一份“作业”，事实上，这篇文章读起来也像一篇不停地提出论据的科学论文，并带有一个决定性的目的，就是在此基础之上“构建出一幅政治蓝图”。
梅特涅的论断是，在外交政策上，哈布斯堡皇朝是还有选择余地的、唯一的欧洲大国。要证明这一点，就要对拿破仑统治体系的本质有所认识。在这一体系中，皇帝是“所有力量的中心”。他在按照一个对其他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保密的计划行事：“从一开始，他的每一步都始终为着一个整体总目标”。根据梅特涅的观察，从梅特涅的外交生涯伊始，就是说自1801年开始，拿破仑的意图和算计即始终如一：“他那野心巨大、怪异可怕的目标，就是单独统治欧洲大陆这一霸业”，要以“他方案中一种令人称奇的冷酷［！］方式”来实现！就在《提尔西特和约》签署的时刻，像普鲁士的情况那样，将“奥地利确定为要彻底肢解的帝国”已是板上钉钉之事。梅特涅认识到，作为这一计划的最终结局，“拿破仑……将来要踏过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废墟，将沙俄逼返中亚的沙漠”。
令人惊奇的是，他先是从这一体系的经济特性上着手，突显了该体系是一种进行剥削的专制暴政：法国生存“在严厉的君权统治、独一无二的财政管理、不堪重负的上缴份额以及贸易的完全毁灭之中”，国库早已空虚。尽管如此，法国还仍然是“欧洲大陆上最富裕的国家”，“在财政金融上可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抗”。这种似是而非的怪事，通过拿破仑的财政政策得到了解决，因为皇朝的钱库是满的。他让从外国征收的所有军税、战争赔款和没收的财产，流入一个私人的、由统治者本人掌握的“专有领域（Domaine extraordinaire）”。梅特涅想起了不久前在米兰出现过一个被称作“蒙特拿破仑（Monte Napoleone）”的机构，是一家某种形式的抵押银行，将意大利王国的房地产，以及建立在房地产基础上的债权全部集中于此。[316]拿破仑可以在法国人面前将自己装扮成一位行善者，看起来好像是从自己个人的腰包中——皇帝的资产中——掏出钱来满足国家的需要；他也因此可以抵御那些来自内部的反抗，因为法国国民看到“周边一个国家跟着一个国家在毁灭”，所以可以预计，仍会有大量的财富从这些国家源源不断地流入法国。
梅特涅认为，环视一下周边的国家，拿破仑用不着害怕德意志的各位诸侯联合起来抗衡法国。这些诸侯从与拿破仑的结盟中获取了太多的个人好处，并且通过妥协，在依赖这个制度的程度上陷得太深。根据最近二十年的经验，也不能指望“依靠德意志人民的投票”去实现什么目标。在梅特涅看来，唯一难以预计的是，最终西班牙和英国的反抗能取得多大的成效，再加上拿破仑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失败，“始终都可能在不停地给另一方面发出一个进行推翻（拿破仑）行动的信号”。俄国既没钱也缺乏内部凝聚力，已然瘫痪，普鲁士则已经不再“属于大国的行列”。
梅特涅认为，造成这种总的局面的原因，在于最近二十年，“所有欧洲大国不断地在道义上、政治上、军事上以及金融财政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反法同盟总是因内部的弱点和不团结而翻车。提尔西特体系是“法国政治的最大胜利”，因为两个大国，法国和俄国，站到了一起，从而“不可战胜”，而奥地利则被赶入了一个“孤立的体系”中。仅仅由于拿破仑与玛丽-路易莎的婚姻，才阻止了哈布斯堡皇朝已然注定要面临的解体。梅特涅看到了，这个婚姻的重要意义深植于拿破仑的思维方式中，而他无疑是欧洲国务活动家中，唯一一个对法国皇帝的心理活动能够如此精细算透的人。他了解拿破仑为保住自己的统治和皇朝，会有什么样的特殊需求，它们必须建立在一种“保险”之上。而联姻，与之前谋求的“推翻奥地利的皇室”，取得的效果是相同的：对于拿破仑来说，联姻使得哈布斯堡帝国不再会成为一个潜在的危险。而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奥地利在欧洲的地位，特别是相对于法国与俄国的地位。法国与俄国的联盟开始瓦解，而奥地利则摆脱了孤立，现在，它可以选择与谁结盟了。
梅特涅1811年1月向皇帝提出了三个愿景，在到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1813年时，它们几乎没有改变。仔细理解这些决定性的前景估计，并且认真看待它们，也就意味着，可以将梅特涅从那些恶意的猜疑中解脱出来：诸如说他就像莱茵邦联的诸侯一样，奉行自私的、仅对本国有利的政策等。道理很简单，因为梅特涅是着眼于自己原本的政治愿景，即他所称的“欧洲和平（Frieden Europas）”的设想。
按照梅特涅的大国关系哲学，作为第一个愿景方案，与俄国的结盟必将是根本的“救国途径”：与沙俄组成一个新的、第六次反法同盟。他预测，这个反法同盟对奥地利来讲，将意味着一道死刑的判决，因为这样一来，拿破仑在征讨俄国时，必将先拐个弯儿向南。在俄国还在聚集兵力备战之时，毫无准备的奥地利将首当其冲，遭到拿破仑的进攻，而这一进攻“从最远期的前景看，拿破仑胜券在握”，因为此时奥地利的国家防务还处于瘫痪的状态。在70000士兵进入阵地之前，加利西亚可能会开始起义，而拿破仑在挥手之间就会第三次占领维也纳。一切经验表明，指望人民起义来实现帮助，完全属于幻想。当然也可以完全依靠俄国的，抑或普鲁士的决心，但是过去战争的历史，以及普鲁士的国王们和俄国沙皇的性格告诉我们，他们非常的不靠谱。
第二个愿景方案，即按照莱茵邦联的形式与法国结盟，奥地利军队将纳入法国陆军，置于拿破仑的指挥之下，这一方案被梅特涅直接否决，其理由值得仔细言说。因为拿破仑指挥之下的军队，意图要进行的是“反对神圣的、不容改变原则的战争，即反对奥地利最直接的利益”。奥地利在欧洲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代表着一种“道义高度”，它可以经受住各种各样攻击的考验。哈布斯堡皇帝是“一个中心，即以一个古老秩序的、原原本本的、硕果仅存的唯一代表的形象出现，这种秩序是建立在永久的、不容改变的法律基础之上的”。梅特涅在这里论述的主题是欧洲的改变，描述的是他感受到的一个旧欧洲和一个新欧洲之间形成的战线，在此处，他没有将“旧的”和“新的”屈从于进步乌托邦的概念，而是有着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而法律在人类的这一段历史中，还有待仔细地解读。如果在此处，人们将业已提及的梅特涅倾向于英国的、有牢固历史基础的立宪主义作一联想，那就至少找准了梅特涅所指内容的核心。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将自己长期以来所追求的、从不妥协的“道义”，与短期的、以减少其反对者和批评者为目的的策略区分开。在他反对与法国结盟的认识中，他也将与莱茵邦联盟国的界限划分得泾渭分明，这些盟国军队——就像他所形容的，这些“加盟的乌合之众”——并入了法国军队序列，并参与了“毁灭性的战争”。
这样一来，第三个愿景方案，即“保持严格意义上的中立”，就成了唯一可行的愿景。拿破仑在1810年9月20日进行的、向梅特涅透露针对俄国的行动计划的谈话中，展现了这种愿景。谈话中，他也提到了重新建立的波兰王国所具有的关键地位。法国皇帝想看到这个王国在反俄战争中站到自己一边，而此时他会给奥地利保持中立的机会。这也意味着，如果（法国）进军顺利，奥地利将会失去加利西亚，并将之让给扩大了的波兰。梅特涅的设想是，作为补偿，奥地利将赢回伊利里亚行省［克恩滕（Kärnten）、克拉尼斯卡（Krain，即克莱恩）、戈里齐亚（Görz，即格尔茨）、克罗地亚、匈牙利所属沿海地区及达尔马提亚］。
在巴黎，梅特涅与拿破仑曾多次谈到关于人民运动只具有一种徒劳努力的作用的话题，其中拿破仑谈及西班牙和德意志，在这里，奥地利1794年和1808～1809年的两次希望均告落空、均被欺骗。拿破仑教诲道，如果想要依靠人民起义，那么在他这里就是自己把自己送到刀口上。9月20日，梅特涅反驳拿破仑说，“在当前民众情绪总的气氛之下，对俄国发动战争，会给他们发出一个进行普遍起义的信号，也即俄国将会取胜的先兆”。拿破仑向他透露了自己的战略：最多只会有80000～100000法国人参加对俄战役，其他部队都会来自处于莱茵河与奥得河之间的国家，就是说来自莱茵邦联和波兰。但是会有300000法国士兵被派驻到德意志和意大利，这个人数已经足以“控制住这些国家，并将一切人民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那些好心的人民解放者在1813年怎么也不会预想到的，梅特涅却预计到了，因为他首先了解了拿破仑的军事情报，并且能够成功地预计到，武装起来的人民运动没有获胜的希望。因此，他将计划建立在协调军事行动，以及战争同盟中传统陆军人数的绝对优势之上。
俄国的结盟努力
从巴黎回来以后，梅特涅对与俄国进行的结盟谈判感到极大的不安，是他父亲作为他的副手一直在推动谈判的进展，直到协议条件成熟。梅特涅将这一谈判评价为“极其重要，是会对我们未来所有政治行动产生最直接影响的一件事”。[317]俄国向奥地利提出的建议是，回归到两国之间旧有的友好关系上去，对此梅特涅反驳道，俄国通过《提尔西特和约》损害了奥地利的利益，除此之外，俄国在上次战争中助纣为虐，使奥地利遭受了灾难性的后果。拿破仑与玛丽-路易莎的婚姻以及梅特涅的巴黎之行，才使形势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实际上，对于沙皇的侍从武官长（即副官长）、将军鲍尔·舒哈洛夫伯爵（Paul Graf Schuwalow）以及外交大臣罗曼佐夫而言，重要的是获悉奥地利，特别是他——梅特涅本人——在法国与俄国决裂时持何种立场。但是，恰恰是对这一点，梅特涅在竭力地、尽可能长时间地加以隐瞒。首先，这位大臣不想“暴露我们有弱点这个秘密”。总而言之，梅特涅告诉负有外交使命的舒哈洛夫，在奥地利与法国之间只存在着家庭关系，但是绝没有军事上防御性的或进攻性的同盟存在。他说，亲戚关系使得政治结盟变得多余。他认为更为严重的是俄国所有的扩张行动，诸如对摩尔多瓦以及瓦拉几亚（Walachei）的占领，这些名义上仍还置于奥斯曼帝国宗主权之下的国家。弗朗茨皇帝则完全听从了他的大臣所作的阐述和建议。[318]
梅特涅认识到，俄国国内存在着与拿破仑法国国内一样的扩张倾向。自彼得大帝以来，沙皇俄国一直是以牺牲盟友以及奥地利的朋友为代价向外扩张，给普鲁士的崛起创造了便利，通过消灭波兰而“无视欧洲的所有政治观念”，并在总体上建立了一个“毁灭和掠夺的体系”。没有奥地利的抗衡，奥斯曼帝国早就会在俄国的进攻下完蛋。而对1803年旧帝国的解体，俄国也是卖力参与的。
巩固内部：梅特涅与经济问题
在巴黎时，梅特涅已经谈判好了一项协议，可以在伊利里亚行省以及经济聚集区阜姆地区 ［Fiume，即里耶卡地区（Rijeka）］推行过境贸易，只待签署。而现在他痛心疾首地获悉，他的这份协议将可能面对着来自宫廷另一些机构的反对。由于宫廷财务署总管冯·沃利斯（von Wallis）对协议起草了一个毁灭性的评估，梅特涅预言，法国人将会滥用协议中保障给他们的权利，出于所谓照顾经济的理由，进而设立新的法国领事馆，目的是建立一个将整个哈布斯堡皇朝包围起来的间谍网。这使得梅特涅丢脸并被指责为没有征求宫廷财务署的意见而擅自行事。决不能批准这一协议，否则奥地利将会受到极大的伤害。[319]
由于这样的一个判断，以及协议未获批准，人们于是得出一个结论：梅特涅根本不懂经济，他对那时奥地利的国内情况过于陌生，他的行政管理知识不足，因此，“在国家经济秩序问题上，不能参与重要意见”。[320]这个评价 隐瞒了梅特涅动身前往巴黎之前，曾咨询过宫廷财务署总管，并且让人带上了从宫廷财务署那里要来的有关此事的见解材料的事实。梅特涅辩解道，协议主要是参照这些材料谈成的，而现在又出于同样的原因受到批评，那是因为“看来同一拨人改变了自己的观点”。[321]
此外，梅特涅当然可以在“经济秩序问题上”参与发表重要见解，而且是在皇朝最为重要的经济问题上：恢复币值稳定，并且即使是通过国家破产的方式也在所不惜，就像1811年真的发生的那样。当时要做的事情是，结束前些年的超量发行纸币和货币失常的局面，方法是减少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数量。宫廷财务署总管在一份评估报告中建议，至迟到1810年12月31日，市面上流通的纸币将被减少至五分之一，而且剩余的（这五分之一）纸币只能流通到1811年12月31日。皇帝在最严格的保密措施下，给他的大臣梅特涅发了一封加了封印的密函，其中就有这个评估报告。他要求梅特涅，在最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认识到朕寄予您的信任”；然后，这位君主对他最信任的大臣写了如下的语句，迄今，他从未在任何行文中使用过它们：“相反，朕不得不向您坦白地说明，如果您向外透露了这个秘密建议的任何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朕将无法顾及您对朕的效忠，而将您解职：有鉴于此，您不得向任何人提及建议内容，并注意对此严加保密。”[322]看到这些，人们还能断言梅特涅没有参与经济形势的新秩序吗？
与宫廷财务署的冲突，暴露出的不是梅特涅缺少经济专业才能，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因为财政大员沃利斯坚持国家财政要不可动摇地执行勤俭节约政策，而梅特涅作为外交大臣不可避免地要解决与战争和侵略相关的冲突，因此花销不菲。在特定的战争年代，如1813年或1830年六月革命期间，财政开支暴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1810年在奥地利，人们已经看到自1792年以来几乎连年不断的战争带来的后果，而现在又增加了拿破仑强加的战争赔款负担。因此，在奥地利谋求巩固内部财政和军事力量的这些年中，梅特涅在皇帝面前表明了，内部节约与军备开支必须从整体上来统一协调，这是最高的原则，因为这也是他在巴黎从与拿破仑的多次亲自交谈中得出的教训：国家的独立只能建立在军事力量的基础之上。
梅特涅撰写的《关于1810年10月的军队状况》的备忘录，恰恰使得经济的窘境更为尖锐：“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建立在双重基础之上的：①在由民族资本形成的富裕和财物的基础上；②在独立自主和保卫这些财富的基础上，即在战争力量的基础上。这两个基础互为条件，又结为一体。不能自我保持的财富及顺理成章地也不能自我保卫的财富，是无本之木，而能够毁坏财富的战争力量也将不可持久。找到二者之间关系的正确比例，并均衡地使它们相互促进加强，才是国家经济的强固之本。”[323]人们可以把这段话称为梅特涅的军政财政论。拿破仑肆无忌惮地在军事力量的基础上建立其统治地位的经验，导致热爱和平、厌恶战争的梅特涅得出了一个务实的国家经济政策：“它不仅仅只要和平，它不得不还要战争，因为这两者互为依存，缺一不可。”必须说服全体国民相信：必须聚集全部的力量。梅特涅借用“民族精神”，在不消蚀财产的同时，来协助加强战争力量。同时，他赞同将兵役制扩大“至更多的等级”——他想到的是“受教育等级”，同时也要扩大预备役。但是，梅特涅也不无忧虑地注意到，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已危及军队的给养。
改变方针：对法国从“严格的中立变成积极的中立”
1812年伊始，奥地利就站在了即将来临的法俄大战的地平线上。这迫使梅特涅再一次重新考虑“选边站”的问题，因为他看到，奥地利未来的生死存亡，取决于与谁结盟这个关键问题。1811年11月28日，梅特涅向弗朗茨皇帝面陈他所作的新的回顾性和前瞻性总结，同时作为备忘，再次呈上了他1月时写的奏折。[324]他预计，1812年欧洲将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动。很久以来拿破仑就算计的时间节点，即将到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事务的旧秩序对它的变革计划的最后战斗，已在所难免”。事关胜利或者失败，事关“生存或者灭亡”，无论战争结局如何，它都将彻底改变欧洲的格局。拿破仑已经在暗地里准备组织他的进攻手段，而且将不会顾及奥地利的利益，走向“消灭旧形式的最后战斗”。即将来临的将是一场“欧洲大战”。
驻巴黎大使施瓦岑贝格发回的消息，使梅特涅怀疑起奥地利奉行的“严守中立”方案。他的眼前一再上演着即将来临的战争场面。普鲁士可能像莱茵邦联的其他国家一样，作为同盟国无条件地被拉入战争，这让他坐立不安。他的忧虑不无道理，因为实际上，腓特烈·威廉三世统治的这个国家已于1812年2月24日签署了一项协议，规定一旦战争爆发，（普鲁士）有义务在军事上完全跟随（法国军队行动），如果战争获胜，它将得到巨大的战争补偿——包括由奥地利来进行的补偿。
梅特涅的忧虑首先还是针对可能出现的那种局面，即拿破仑不得将枪口对准奥地利，这样一来，将极大地增强普鲁士的军事潜力。施瓦岑贝格从巴黎发回的新消息使这样一种局面变得可以想象，他在报告中特别列举了拿破仑当着大使的面所说的警告性话语：“如果奥地利保持中立，我将不会鼓动加利西亚革命，但是，如果我的盟友，比如波兰这样做，那我不能阻止它。这样一来，我们（两国）之间就很容易陷入争端。”[325]这些话促使梅特涅提出建议，在攻打俄国的战役中，向拿破仑提供一支辅助军团，前提是要求他同意奥地利在加利西亚组建一支自己的“观察军团”。他从过去与拿破仑的谈话中知道，拿破仑永远不会让中立的奥地利拥有这样一支军团，奥地利就连在加利西亚采取警察措施都不可能。那么要做的就是，参与拿破仑的远征，但是参与规模应尽可能的小，并缔结一项详细界定同盟关系的协议。在这样一种框架下，应该可以在加利西亚部署一支自己的军团。辅助军团的规模应在30000人左右，并驻扎在法国军队最右翼的外围，由一名奥地利的将军来指挥。
梅特涅以他自己才清楚的方式，并从奥地利的视角出发，将参与拿破仑的战役定义为“非自卫的战争”，因为奥地利没有遭受侵略；也不是“征服战争”，那是拿破仑的目的；而是一场“保存战争”，目的是“通过积极参与欧洲事务的进程，能够为己方的未来作好准备”。人们可以将梅特涅的战略称为辩证的，因为他试图通过参与战争，来避免由波兰挑起的针对奥地利的战事。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竭尽全力阻止波兰革命，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在加利西亚的军事存在就起着桥头堡的作用。对于那种批判所谓奥地利奉行的是轻率地支持拿破仑的政策，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显得十分重要。实际上，参与拿破仑战争的目的，是与拿破仑保持距离。
这件事对于皇帝以及他的大臣的重要性，在与拿破仑达成最终的协议之前已经显示出来：1811年12月18日，皇帝向皇室警务署副署长哈格尔下诏，发布一道由梅特涅起草的决议。决议说，在与奥地利北部接壤的国家中，聚集着日益增多的军队，引起越来越严密的关注。他们虽然不是冲着奥地利而来，但是，出于“政治的和警务方面的考虑”，需要在最靠近这些军队集结的、相邻的边境地区采取措施，维持“秩序与安定”。因此，皇帝命令匈牙利人部队——而不是德意志人部队——开进这一地区，因为可供调遣的匈牙利人部队在数量上要高于德意志，这样，国家就可以不增加额外的财政负担，如果必须将已经放假的（德意志）军人重新召回部队，则将是另外一种（开支）情况。[326]梅特涅在处理这些事情时，也不得不寻求在军队开支与整顿财政预算的压力之间，达成某种平衡。
1812年3月14日的法奥同盟
从1811年秋到1812年春，梅特涅的政治算计还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况之中，因为他不清楚，拿破仑会不会，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进入他如此挖空心思精巧设计的平衡方略中来。平衡方略指的是参与精确界定的有限同盟，这个同盟既要使奥地利免受进攻，而且在战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又不要使奥地利成为军事调动中被呼来唤去的芸芸众生，而是要成为分享胜利果实的伙伴。但是同时也不能让奥地利哈布斯堡皇朝降尊纡贵，被贬低到一个政治卫星国的地位，而是要保持一个独立大国的自由活动空间。这位大臣的忧虑是有道理的，因为整个皇朝的生死存亡已系其一身，并且完全取决于他提出什么样的建议。他相信，拿破仑在与较弱的大国打交道时，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虽然有这种认识，他却丝毫没有因此而去大肆渲染，反而是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在一份让人头脑清醒的奏折中，让弗朗茨皇帝看到了他很少形之于色的内心感情。
应该怎么办？解答这个关系一切的、涉及国家荣辱和国家整个前途的问题，使臣深感千钧压顶、不堪重负。陛下，您面前站立的，是一个除了上帝、他的君主和他效忠的义务之外，不知其他事情为何物的人。而恰恰是这个事实，决定了必须言简意赅地说明臣所面临的压力！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一步走错，国家危矣。而稍稍偏离既定轨道，亦是错步。[327]
梅特涅以这个略带渲染的表白，向皇帝发出了恳求性的，也是紧急的呼吁：“已经决定了的东西，绝对不能改变。”这位大臣只有在极端特殊、需要当机立断的情况下——比如在1813年4月，当他说服皇帝改变战争方针，起而反抗拿破仑的时候——才会这样明白无误地表达。结果就是，最后形成了一个与法国在形式上结盟的纲领性文件。梅特涅事先将所要缔结的结盟条约，与他和拿破仑均崇拜的考尼茨侯爵1756年与法国签署的结盟条约，逐条逐句作了比较。他想凭借此举同时发出信号，即使在1812年，奥地利也仍然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积极行动。[328]事情整个过程的特别之处在于，梅特涅提出了一个军事政治性倡议，皇帝诏准，但是执行则委托给了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的决定需呈请皇帝御批（皇帝有否决权）。委员会由外交大臣、宫廷财务署总管、内廷战争议事会议长组成，战争大臣卡尔·齐希伯爵任委员会主席。[329]所以，梅特涅根本不是在皇帝之外独断专行。这也让人理解了，他为什么始终认为有必要，强烈呼吁弗朗茨皇帝要为坚持他的路线进行担保。
1812年3月14日，法国与奥地利在一份形式上的协议中结成联盟，这个联盟完全按照梅特涅“积极的中立”路线而设，并以此证明了奥地利的国际地位得到了相当的巩固，因为这纸协议用文字的形式迫使欧洲最强有力的人承认：
保证两国各自领土不受对方侵犯。
保证奥斯曼帝国的国家完整。
同意奥地利军队（只需）出兵30000人（24000名步兵，6000名骑兵）。
此外，在秘密附加条款中确定：
这些军人由一名皇帝指定的奥地利将军指挥，不得分割。
奥地利没有义务参与针对英国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只参与对俄作战。
如果波兰王国重建，加利西亚仍是奥地利的一部分。
奥地利可根据愿望用加利西亚交换伊利里亚行省。[330]
这样的谈判成果价值如何，梅特涅用了一个比较来进行说明：这次谈判获得的成果，比“最近二十年”——就是说自1792年战争开始以来——所希望的和所渴望的加在一起还要多。[331]普鲁士的例子说明，如果完全以依附于人的地位同拿破仑结盟，会是何种状况。1812年2月24日普鲁士签订的联盟，为自己套上了一个进攻加防守联盟的枷锁，所有莱茵邦联邦国也都这样被套了进去。[332]梅特涅则成功地防止了奥地利加入这种无条件的“战友关系”之中。
1812年5月16～29日的德累斯顿会议
1812年春，拿破仑全面开始了为这次大战的准备，准备是从德累斯顿开始的。他于5月16日抵达德累斯顿，一直逗留到29日，并且每天都会给他的总参谋长贝尔蒂埃下达命令。[333]他利用这次逗留机会，搞了一次革新了的君主大聚会，对旁观者来说，就像经历了一场奇怪象棋棋局中政治力量的王车大易位。在1808年，当时俄国还作为盟友受到邀请，那时（法国）皇帝还在计划对奥地利开战，而现在，俄国却成了一个被孤立的大国，奥地利反而成了联盟伙伴。整个活动都带着最高级别大家庭聚会的味道，因为拿破仑通过其驻维也纳公使通知说，如果他与皇后玛丽-路易莎到达德累斯顿的时候，能在那里见到岳父，“他将感到非常高兴”。1808年时还是明确的被放逐之人，一下子变成了受欢迎的客人。梅特涅则将其看作对奥地利地位非常重要的利好。
在拿破仑和玛丽-路易莎5月16日[334]到达德累斯顿之前，梅特涅就张罗着制定客人名单，并给尊贵的客人们安排合适的下榻地点，他们会由全套的宫廷侍从陪伴而来。[335]他的客人名单上有：
法国皇帝拿破仑和皇后玛丽-路易莎
奥地利皇帝弗朗茨和皇后卢多维卡
奥地利大公爵约翰
那不勒斯国王若阿尚·缪拉元帅
讷沙泰勒亲王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拿破仑的总参谋长
威斯特伐利亚王后卡塔琳娜·冯·符腾堡（国王热罗姆正在开赴战场途中）
贝尼文托亲王查理·莫里斯·德·塔列朗
巴萨诺公爵于格-贝尔纳·马雷，拿破仑的新任外交大臣
维尔茨堡大公斐迪南三世，前托斯卡纳大公，弗朗茨皇帝之弟
梅特涅夫妇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
如果看一看梅特涅的角色，那么，在有关俄国之战的文献中很少受到赞誉的这次会晤，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次会晤再一次给了他与拿破仑紧密和深入交往的机会，可以去打探拿破仑的其他计划。他可以证实自己的做法没错，因为他得到了拿破仑并没有过于看重奥地利的军事支持的印象，对奥军，拿破仑也愿意人为地小看一等。拿破仑最终还是同意奥地利以30000人的“辅助军团”积极参与战争，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一种道义上的保证，即“确保奥地利的其他军队在自己的帝国内原封不动”。[336]同时，就像之前协议同意的，拿破仑真的允许他的这个盟友在加利西亚及波西米亚保有自己的军队作为“观察军团”。
1812年5月在德累斯顿的君主大聚会。从左至右为：弗朗茨皇帝和卢多维卡，拿破仑皇帝和玛丽-路易莎，萨克森国王腓特烈·奥古斯特一世和夫人玛丽娅·奥古斯塔
梅特涅自己也感到，在保持中立和保证奥地利领土不受侵犯的同时，积极参与的这种格局从根本上讲是荒谬的；他将其看作一个“古怪的政治地位”，在外交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只出现在一个“在各个方面均使人感到离奇的，并且以各种非正常方式受到惩罚的时期”。从与拿破仑的秘密谈话中，梅特涅得出了拿破仑的关于“一个在波拿巴王朝统治下的加洛林帝国”的设想。[337]他将这个举动评论为“一种难以置信的行为，一种通过过往‘孤注一掷（va banque）’的投机获利，而变得胆大包天的赌徒的行为”。为了这个帝国，拿破仑愿意冒入侵莫斯科的风险，逼迫亚历山大去面对毁灭性的屠城作战，因为他相信，沙皇无论如何也要在入侵的敌人面前去捍卫他辉煌的城市。不管怎么说，拿破仑毕竟当面向梅特涅透露了，他准备将战役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将会在冬季中断战役，然后只能在1813年春季继续进行，后来的进展证明，的确是这样做的。
在德累斯顿，拿破仑与他的岳父首次相见，而这位岳父大人显而易见对这个科西嘉人印象深刻（“这才是条汉子！”）。并且由于他的态度，使拿破仑更加相信，奥地利绝对不会加入反对他的同盟。1813年也是在德累斯顿，拿破仑向梅特涅坦白，这种信任是他的一个最大的失误。“卢多维卡皇后在思想上最敌视拿破仑，这是众所周知的”，任凭什么事物也不会减轻她对拿破仑的反感。[338]她一再明确地提醒梅特涅，在维也纳，他会面对一个强大的反对阵线，其中包括出于抗议，在德累斯顿仅逗留了48小时便扬长而去的约翰大公爵。[339]
等待灾难与路线改变的信号
梅特涅是6月28日在布拉格得到战争爆发的消息的，当时他正手拿一份法国6月22日发给军队的布告。还在德累斯顿之时，拿破仑就曾当面向这位大臣预言，23日将会听到他的讲话。[340]在战役进行期间，梅特涅的工作是为军队筹集军费，特别是为施瓦岑贝格指挥的辅助军团筹集军费，甚至他在7月于科尼希斯瓦尔特逗留期间，也是在做这件事。他对宫廷财务署总管沃利斯的恼怒，集中反映在他给皇帝上的奏折中：“宫廷财务署总是从奥地利不再需要军队这种观念出发考虑问题。反驳这种观念，就像同一个空想的主张扭打在一起，纠缠不清。在我看来，我们的军队目前处于最糟糕的时期，这是不容否认的。因为国家花钱养了这么多人，但是危险关头却一个也指望不上。”[341]
梅特涅紧张地关注着战事的进展。俄国战役的进程和结局 对他来讲有着地震仪般的作用，因为可以向他显示，拿破仑是否，以及在什么时候被致命地削弱，好使他有机会组建反拿破仑的同盟。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一直没有更仔细地考证过，这位大臣到底得到了些什么样的情报，以及他具体是什么时间得到这些情报的。因此，有必要看一下下述按时间顺序编排的信息，这些信息就像一个个素材一样，会聚成了一幕危机剧，最终让拿破仑的军事力量被削弱，并决定性地促成了梅特涅改变方针政策。需要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梅特涅在维也纳具有哪些情报来源。他从法国大使那里定期得到总是经过美化的战况通报。同时，他让人“截获”（打开）各公使馆的往来通信，并获得比如说俄国的军事战报内容。当然，他也从被派到拿破仑阵营做“线人”的奥地利宫廷参事冯·鲍姆（von Baum）处得到情报。
早在8月14日，不祥的预感就使梅特涅心绪不宁：8月17～18日的第一场会战，当拿破仑的军队还没有与俄军遭遇时，他就提到斯摩棱斯克战场，并且当时就断定，不要过于看重拿破仑统帅部及其军事顾问的进攻组织，“为的是要事先就清楚可能发生的一切不幸，为没完没了的战事作好准备。一个泥潭［！］就足够让一支军队被永久地消灭”。[342]他这句话指的是1806年奥尔施塔特会战中，不幸的普鲁士军需总监卡尔·路德维希·冯·普费尔（Karl Ludwig von Pfuel），此人现在正为俄国人效力。9月8日，梅特涅从法军的战报和鲍姆的报告中获悉，“俄国人现在要进攻了”，但是处处都被拿破仑的军事行动打败。对莫斯科的进军会造成多大的影响，目前还不能确定。[343]9月16日，他安排向施瓦岑贝格的部队发放过冬大衣，并且清楚，法国皇帝会“不中断地”向莫斯科挺进。9月20日，他已知道拿破仑的军队通过血战拿下了斯摩棱斯克。9月24日，奥地利公使馆秘书冯·贝克斯（von Berks）带着新的消息从圣彼得堡返回维也纳，他是途经莫斯科和基辅回来的，并向梅特涅汇报了细节，这些细节促使梅特涅评论道：“所有的地方都存在错误。如果不能按照领导人的标准来衡量，就很难对事务的进展状况得出一种理解。”[344]
9月14日，敌人的部队开进了莫斯科。从9月14日起直到18日，整个城市都在燃烧。9月30日，法国大使在维也纳递交给梅特涅一份9月16日的军事战报，是在莫斯科标注的日期。战报报道了军队的进城情况，并向法国读者介绍了这个大都会与他们自己的国都相比的规模和繁华程度，但是也报道说：“完全的无政府状态毁掉了这座伟大而又最美丽的城市，大火已将其化为灰烬。”[345]梅特涅勉强作出了一个绝望的评论：“这个战报制造了一切，而唯有和平却没有制造出来。”[346]公使还有消息要通报，但是他只想口头告诉梅特涅。
之后不到一个星期，10月4日，梅特涅得到了第20份日期标明为9月17日的战报。战报虽然是在拿破仑的新闻检查下写的，但还是包含了足够的真实情况，这些情况使梅特涅“不禁打了个冷战，毛骨悚然”，因为数字太过惊人。三天的大火，将城市的六分之五化为灰烬，都是木质结构的房屋，1600座教堂，1000多座宫殿，储存可供8个月食用的、不计其数的粮库，全部被付之一炬。30000受伤和患病的俄国人被烧死，最富有的商店被夷为平地。军队找到的、要劫掠的东西并不多——战报将这种抢劫美化为“资助来源”。[347]梅特涅将俄国军队撤回到腹地的做法，评价为“唯一正确的军事行动”。他将战役描绘成“西伯利亚帝国与欧洲之间进行的战争”，俄国人是被赶出欧洲，逃往西伯利亚的。梅特涅还没有找到形容谁是战胜者，谁是战败者的词汇：“反正从已经发生的事来看，还理不清思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百年之内，俄国也不可能还手反击了。”[348]
拿破仑于10月19日离开莫斯科。出于保护自己部队的考虑，10月2日，施瓦岑贝格就小心翼翼地把部队撤退到了布克河（Fluss Bug）之后。对梅特涅来说产生了一个棘手的局面，他不得不向加利西亚增兵，以补充由于阵亡而减少的兵额，使之重新达到30000人。但是实际上已经无仗可打了。10月，在维也纳，从不同的方面传来的谣言四起，其中一个讲到，拿破仑已经在克里姆林宫被炸上了天。施瓦岑贝格的报告澄清了这一谣言。12月15日，梅特涅已经得知，拿破仑“本人”已于5日安抵维尔纽斯（Wilna，即维尔纳）。12月17日，梅特涅向弗朗茨皇帝转呈了一份拿破仑的亲笔信，此信是由法国公使递交给梅特涅的，信的语调平和。此时梅特涅了解到，拿破仑已经回到了巴黎。[349]
在相府的档案中，有一张呈给皇帝的纸条，为梅特涅亲笔所写，但未标明日期，显然是出于来自俄国战场的紧急消息写成的。这个纸条是出现的第一个清晰的信号，说明这位大臣看到了反拿破仑的时刻已经来临。在这个纸条中，他急切地写道：“陛下！无论怎样处置臣，在波西米亚紧急组建军队一事，刻不容缓。臣启禀陛下颁诏，御准所附抄件。”[350]他已经为皇帝事先拟好了一道诏书。改变方针的信号已然发出，军备可以开始了。
[1] Osterhammel，Die Verwandlung der Welt，13.
[2] Füssel，Der Siebenjährige Krieg.
[3] 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1，21.
[4] Vgl.Blanning，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318.
[5] Juhel，1813-das Jahr eines Weltkriegs？，40-51.
[6] Bayly，Die Geburt der modernen Welt，123.
[7] Bayly，Die Geburt der modernen Welt，158.
[8] NP 1，56.
[9] Vgl.NP 1，209.Die Autografe Metternichs，die Ab-und Reinschriften，auf denen die Memoiren in den NP fußen，liegen gesammelt in dem Bestand NA Prag A.C.8.
[10] 参见博岑哈尔特的Botschafterzeit，这部出色的研究作品也是基于《克莱门蒂纳文献》以及布拉格的梅特涅家族档案，并且在实质性的问题上纠正了西尔比克的论断，这一点在1960年代是极为不寻常的。
[11] Botzenhart，Botschafterzeit，11.
[12] Metternich，21.1.1806，an Gentz，in：Wittichen，Friedrich von Gentz，3-1，44.
[13] Vidal，Caroline Bonaparte，257.
[14] Napoleon，26.3.1806，an Talleyrand，in：Napoléon，Correspondance，12，220f.；vgl.Botzenhart，Botschafterzeit，7.
[15] Genauestens und überzeugend rekonstruiert bei Botzenhart，Botschafterzeit，9-13.
[16] Vgl.Botzenhart，Botschafterzeit，21.
[17] NP 1，53.
[18] HHStA Wien StK Frankreich Krt.199；die folgenden Zitate aus der Instruktion beziehen sich auf diese Akte.
[19] HHStA Wien StK Frankreich Krt.199，Fol.27.
[20] Der 4.August als Ankunftsdatum（NP 1，55）ist zu korrigieren，vgl.Botzenhart，Botschafterzeit，28，Anm.5.
[21] Vgl.Bitterauf，Geschichte des Rheinbundes，402.
[22] Kraehe，Metternich’s German Policy，1，52.
[23] Vgl.Andreas，Zeitalter Napoleons，341.
[24] Stadion，3.4.1806，an Franz Georg von Metternich，NA Prag RAM Krt.317，2295，3.
[25] NA Prag RAM Krt.317，2295，1.
[26] Bassenheim 3.7.1806，an Franz Georg，NA Prag RAM Krt.317，2295，1.
[27] Wortlaut bei Pölitz，Constitutionen，2，85（Art.24）.
[28] Jacob Chrétien，26.7.1806，an Franz Georg von Metternich，NA Prag RAM Krt.317，2295，1.
[29] 达尔贝格是当时帝国中除皇帝外政教合一的权势最强的一方主宰。
[30] Napoleon，10.4.1806，an Talleyrand，in：Napoléon，Correspondance，12，266-268.
[31] Vgl.Botzenhart，Botschafterzeit，19.
[32] Vgl.Gollwitzer，Die Standesherren，27.
[33] Clemens von Metternich，4.8.1806，an Franz Georg，NA Prag A.C.12，Krt.1，5.
[34] Clemens von Metternich，16.9.1806，an Franz Georg，NA Prag A.C.14，Krt.10，202.
[35] Vgl.Endres，Sauhirt in der Türkei，837-856.
[36] König Friedrich von Württemberg，26.10.1806，an Franz Georg，NA Prag RAM Krt.317，2296，1.
[37] Clemens von Metternich，16.9.1806，an Franz Georg，NA Prag A.C.14，Krt.10，202.
[38] Vgl.Gollwitzer，Standesherren，17.
[39] Vgl.insgesamt zur Antrittsaudienz Botzenhart，Botschafterzeit，38-40.
[40] Stollberg-Rilinger，Des Kaisers alte Kleider，134.
[41] 出现在《遗存的文件》第一卷，275～291页的随笔，有几处出版人擅自弱化了语言表达。下文引用的是梅特涅亲笔所写的完整标题“Portraits des hommes les plus marquants de l’époque pour servir des materiaux à mes Mémoires”，见《遗存的文件》Prag A.C.8，Krt.1（Konzept und Reinschrift）。
[42] 此处及下文所列的内廷官职，均系中世纪法兰克王国宫廷的仆人称谓。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奥托一世起，这些称谓与原职务已无关系，后来这些变得日益重要的职位开始被授予最高等级的帝国诸侯，而德语中将它们统称为“Erzämter”或“Hofämter”，具有这些头衔的诸侯，与三位总主教一起，获得了选帝侯的权利。拿破仑此处是在刻意模仿古老传统帝国的宫廷官职以显示其称帝在法统上具有正当性。
[43] Louis-Alexandre Berthier，1753～1815，法国军事家，帝国陆军副统帅，1804年被授予法兰西第一帝国元帅衔，1806年获封讷沙泰勒亲王，1809年获封瓦格拉姆亲王。
[44] NP 1，276.
[45] NP 1，285.
[46] Jean-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780～1867，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代表画家，肖像画是他的最大成就，代表作有《瓦平松的浴女》《泉》《阿伽门农的使者》等。
[47] NP 1，280.
[48] Vgl.Gottfried Eisermann：Rolle und Maske，Tübingen 1991，bes.150f.
[49] Abweichend vom Original mildern die NP 1，276 ab in «une tenue négligée»（vernachlässigt）.
[50] Vgl.Günter Daniel Rey：Methoden der Entwicklungspsychologie.Datenerhebung und Datenauswertung，Norderstedt 2012，17.
[51] Tulard，Napoleon，502.
[52] Presser，Napoleon，898.
[53] NP 1，277.
[54] NP 1，288.
[55] Das Bild gebraucht Metternich，in：NP 1，288.
[56] Helfert，Maria Louise，188-190，Zitat 190.
[57] Vgl.NP 1，288.
[58] Marquis de Noailles：Le Comte Molé 1781-1855，1，Paris 1925，155；vgl.Fournier，Napoleon，3，233.
[59] NP 1，300；die folgenden Zahlen nach NP 1，297-300.
[60] 法国旧币名。
[61] NP 1，280f.
[62] Aus dem Dresdner Gespräch mit Metternich 1813，in：NP 1，151.
[63] NP 1，281.
[64] NP 1，61.
[65] Der vollständige «Große Titel» in NA Prag RAM Krt.321，2300，3.
[66] NP 1，282.
[67] NP 1，279.
[68] NP 1，54.
[69] NP 1，73.
[70] NP 1，287.
[71] NP 1，291，Anm.
[72] NP 1，54f.
[73] NP 1，290f.
[74] NP 1，56.
[75] Metternich，21.1.1806，an Friedrich Gentz，in：Wittichen/Salzer，Gentz，3，44f.
[76] Metternich，16.9.1806，an Franz Georg，NA Prag A.C.14，Krt.10，202.
[77] Metternich，25.9.1806，an Franz Georg，NA Prag A.C.14，Krt.10，202.
[78] NP 1，57.
[79] Metternich，26.7.1807，an Stadion，in：NP 2，121.
[80] NP 1，58.
[81] Talleyrand，Memoiren，1，247.
[82] NP 1，57.
[83] Metternich，11.10.1807，an Stadion（Privatbrief），in：NP 2，123f.；zur Reziprozität vgl.oben，81.
[84] Vgl.Metternich，12.10.1807，an Stadion，in：NP 2，124-130.
[85] 又译特雷斯特，意大利东北部港口城市，位于亚得里亚海威尼斯湾顶部，靠近意大利东北岸、斯洛文尼亚及克罗地亚。
[86] Metternich，12.11.1807，an Stadion，in：NP 1，130f.
[87] Vgl.oben，99f.
[88] Zur Kontinentalsperre insgesamt vgl.Bayly，Die Geburt der modernen Welt，119-126，Zitate 124.
[89] Vgl.Tulard，Napoleon，231-237.
[90] Bericht Metternichs über die Audienz vom 2.8.1807，in：NP 1，294-296，Zitat 295.
[91] Metternich，16.10.1807，an Stadion，in：NP 2，133.
[92] Joachim Murat，1767～1815，法国杰出的骑兵统帅，拿破仑麾下的著名元帅，贝尔格与克莱沃公爵，波拿巴王朝的那不勒斯国王。
[93] Vgl.Tulard，Napoleon，382；Fournier，Napoleon，2，246f.
[94] Vgl.Talleyrand，Memoiren，1，290.
[95] Zitat nach Kircheisen，Briefe Napoleons，2，147.
[96] NP 1，68.
[97] Metternich，26.8.1808，an Stadion，in：NP 2，214.
[98] NP 2，215.
[99] Metternich，24.9.1808，an Stadion，in：NP 2，237.
[100] Die ganzen Umstände werden in vier vor Beginn des Kongresses abgefassten Depeschen Metternichs an Stadion entwickelt；vgl.NP 2，221-233.
[101] 中亚各国的官吏称号，此处不指最高统治者可汗。
[102] Caulaincourt，Mémoires，1，252.
[103] Talleyrand，Memoiren，1，304.
[104] Talleyrand，Memoiren，1，307.
[105] Talleyrand，Memoiren，1，301f.
[106] Vgl.Carl，Erinnerungsbruch als Bedingung der Moderne，182.
[107] Vgl.Beyer，Neue Chronik.
[108] Der Vertragstext in Talleyrand，Memoiren，1，345-348.
[109] Talleyrand，Memoiren，1，308.
[110] Vgl.Caulaincourt，Mémoires，1，249-253.
[111] NP 1，62.
[112] Talleyrand，Memoiren，1，234f.
[113] «Über Talleyrands Stellung und die Parteien»，in：NP 2，240-243.
[114] Joseph Fouché，1759～1820，1809年受封为奥特朗特公爵，法兰西第一帝国警务大臣（1804～1810、1815），法国警察组织的建立者。
[115] NP 2，243.
[116] Metternich，20.1.1809，an Stadion，HHStA Wien StK Frankreich Krt.205，Fol.66.
[117] Vgl.Dard，Napoleon und Talleyrand，291-293，dort auch mit weiteren Quellennachweisen.
[118] Vgl.Willms，Talleyrand，174.
[119] Z.B.Bericht Metternichs，17.1.1809，an Stadion（«réservé»，d.h. «streng geheim»），HHStA Wien StK Frankreich Krt.205，Fol.56.
[120] Dard，Napoleon und Talleyrand，297.
[121] HHStA Wien StK Frankreich Krt.201，Fol.65.
[122] HHStA Wien StK Frankreich Krt.203，Fol.101-110.
[123] HHStA Wien StK Frankreich Krt.203，Fol.127.
[124] Metternich，26.7.1808，an Stadion，HHStA Wien StK Krt.203，Fol.200-203.
[125] HHStA Wien StK Frankreich Krt.203，Fol.205-207.
[126] HHStA Wien StK Frankreich Krt.205，Fol.98.
[127] Metternich，27.2.1809，HHStA Wien StK Frankreich Krt.205，Fol.111-128.
[128] Metternich，23.3.1809，an Stadion，HHStA Wien StK Frankreich Krt.205，79-99.
[129] Metternich，26.8.1808，an Stadion，in：NP 2，214.
[130] Wolf，Fürstin Eleonore Liechtenstein，318.
[131] Srbik，Metternich，1，117.
[132] Vgl.Botzenhart，Botschafterzeit，262；vgl.auch 220 u.263.
[133] Metternich，23.6.1808，an Stadion，in：NP 2，183.
[134] Metternich，1.7.1808，an Stadion，in：NP 2，189.
[135] Vgl.auch Botzenhart，Botschafterzeit，229f.
[136] Metternich，3.9.1808，an Franz Georg，NA Prag A.C.12，Krt.1，5；vgl.Botzenhart，Botschafterzeit，249f.
[137] Die Angabe in den NP 1，63 von der Ankunft in Wien am 10.Oktober 1808 ist zu korrigieren；vgl.Botzenhart，Botschafterzeit，268f.
[138] NP 1，69.
[139] Erste Denkschrift Metternichs vom 4.12.1808，in：NP 2，246-257.
[140] NP 2，255.
[141] Nicht in den NP，abgedruckt bei Beer，Zehn Jahre österreichischer Politik，525-529，Zitat 527.
[142] Beer，Zehn Jahre österreichische Politik，527.
[143] Der Wortlaut der Denkschrift in NP 2，257-264，Zitat 261.
[144] NP 2，264.
[145] Vgl.Botzenhart，Botschafterzeit，251.
[146] «Geschichtliche Bemerkungen» Metternichs，in：NP 1，228f.
[147] Vgl.Planert，Der Mythos vom Befreiungskrieg.
[148] NP 1，83.
[149] Vgl.Raumer/Botzenhart，Deutschland um 1800，508.
[150] NP 1，70.
[151] «Instruktion vom 23.Dezember 1808 für den Gesandten Metternich zu seiner Rückkehr nach Paris»，abgedruckt bei Beer，Zehn Jahre österreichischer Geschichte，536-539.
[152] NP 2，272.
[153] Metternich，23.2.1809，an Stadion，in：NP 2，284f.
[154] Metternich，17.2.1809，an Stadion，in：NP 2，281.
[155] Metternich，11.4.1809，an Stadion，in：NP 2，298.
[156] Dieses Szenario entwickelt Metternich noch in Paris am 24.4.1809，in：NP 2，303-306.
[157] Vgl.zum Kriegsverlauf Hill，Thunder on the Danube.
[158] 包括上下巴伐利亚及上普法尔茨。
[159] Abgedruckt in：Spies，Die Erhebung gegen Napoleon，117f.
[160] «Expédition du major Schill.1809»/«Rapport confidentiel et détaillé sur les circonstances et négociations relatives au Projet d’Insurrection dans le Nord de l’Allemagne»，NA Prag A.C.8，Krt.5，34，1.
[161] Metternich，3.4.1809，an Stadion，in：NP 2，293.
[162] Nach Botzenhart，Botschafterzeit，294.
[163] Eleonore erhielt von Fouché persönlich am 25.5.1809 den abgebildeten Pass，der sie jederzeit zur Ausreise berechtigte，NA Prag A.C.12，Krt.1，6.
[164] Metternich aus Paris，18.4.1809，an Stadion，in：NP 2，300-303.
[165] NP 1，76.
[166] NP 1，71；das Abreisedatum in den Memoiren（der 19.）ist nach dem Bericht vom 18.，in：NP 2，300，zu korrigieren.
[167] Abrantès，Mémoires，12，215.
[168] NP 1，77.
[169] «Précis d’une conversation avec Mr.de Champagny le 6 Juin 1809»，NA Prag，A.C.8，Krt.5，34，2；Corti，Metternich，1，157，bezieht sich fragmentarisch ohne Herkunftsnachweis auf den Bericht，unterschlägt aber den politischen Hintergrund der «Affaire Chasteler» vollkommen.
[170] Erzherzog Johann von Oesterreich，1782～1859，奥地利陆军元帅，号称阿尔卑斯山之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之九子，弗朗茨二世皇帝及卡尔大公爵之弟。他是一个有着自由思想的人，在奥地利拥有很高的人望，以至出现了《约翰大公爵之歌》的谣曲，此曲现为施泰因马克州州歌。
[171] NP 1，78.
[172] NP 1，78.
[173] Schreiben des Baron von Wimpfen，12.6.1809，in：Pelet，Mémoires，3，452f.
[174] 《1809年6月15日萨瓦里将军与梅特涅大使的详细对话》（Précis d’une Conversation entre le Général Savary et l’Ambassadeur comte de Metternich à Grünberg le 15 Juin 1809），《遗存的文件》Prag RAM A.C.8，Krt.5，34，2；克尔蒂（Corti）将这份文件描述为“梅特涅后来跌宕起伏的辉煌生涯”的基础，分量委实不足。参见Corti的Metternich，I，157。像本传记所显示的，梅特涅平步青云的生涯，建立在长期发展的基础之上。
[175] 《遗存的文件》第一卷，79页，在“Précis d’une Conversation”中，梅特涅提到相邻的花园，萨瓦里应该是知道的。按照报道，没有理由怀疑回忆录中的说法，而克尔蒂却这样做了，再加上梅特涅当时也明确地强调了他的保留态度。参见Corti的Metternich，I，159。
[176] 匈牙利西北部城市，也是匈牙利第六大城市，即杰尔-莫松-肖普朗州首府，中欧的一条主要道路途经此地。
[177] Erzherzog-Palatin Joseph，1776～1847，匈牙利副王，利奥波德二世皇帝之七子，弗朗茨二世皇帝之弟。
[178] NP 1，82.
[179] Namentlich Corti hat diese Unterstellung，sich den Hofverdächtigungen anschließend，verbreitet，vgl.Corti，Metternich，1，187f.
[180] Vgl.Srbik，Metternich，122-128.
[181] NP 1，87.
[182] Kaiserliche Resolution，Komorn，31.7.1809，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2，Fol.133.
[183] NP 1，85.
[184] NP 1，86.
[185] NP 1，86.
[186] NP 1，88.
[187] Vgl.Corti，Metternich，1，165f.
[188] NP 1，88.
[189] Vortrag Metternichs，20.7.1809，an Kaiser Franz，in：NP 2，307-310-mit zahlreichen unterdrückten Partien und Redigierungen，hier zitiert nach dem Original，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2，Fol.189-199.
[190] 又译加里西亚，旧地名，位于今波兰东南部，居民东部为路得尼亚人，西部为波兰人，历史上长期为俄罗斯和奥地利争夺的目标。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时，西加利西亚被奥地利占领，1867年东部亦被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瓦解，加利西亚归还波兰。
[191] Vortrag Metternichs，20.7.1809，HHStA Wien StK Vorträge，Krt.182，Fol.194，in NP unterdrückt.
[192] Vgl.Šedivý，Eastern Question，437-474.
[193] Vortrag Metternichs，20.7.1809，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2，in NP unterdrückt.
[194] Bertolt Brecht，1898～1956，生于德国奥格斯堡，德国著名剧作家和诗人，是现代戏剧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剧场改革者、剧作家及导演。《K先生的系列故事》十分耐人寻味，简单的句子，看似平淡的故事，却引起读者对人生的思考。
[195] Vgl.Bertolt Brecht：Gesammelte Werke.Frankfurt a.M.1967，12，375f.
[196] Vgl.Srbik，Metternich，1，119.
[197] Vortrag Metternichs，10.8.1809，in：NP 2，311f.，in der Wiedergabe der NP selbst an den programmatisch herausragenden Sätzen teilweise entstellt，hier zitiert nach dem Original 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2，Fol.200-205.
[198] Vortrag Metternichs，10.8.1809，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2，Fol.200-205.
[199] Die genaueren Umstände werden beschrieben in Metternichs «Réflexions sur les Négotiations rélatives au traité de paix conclus 14 Octobre à Vienne l’an 1809»，NA Prag RAM A.C.8，Krt.5，34，2.
[200] NP 1，91.
[201] Kaiserliche Resolution，25.9.1809，an Metternich，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2，Fol.53f.
[202] NP 1，93.
[203] Metternich，30.9.1809，an Kaiser Franz，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2，Fol.45-47，58.
[204] Ebd.，Fol.61.
[205] «Réflexions sur les Négotiations rélatives au traité de paix conclus 14 Octobre à Vienne l’an 1809»，NA Prag RAM A.C.8，Krt.5，34，2.
[206] Champagny，Souvernirs，117.
[207] NP 1，95f.
[208] Protokoll der Sitzung Totis，16.10.1809，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2，Fol.151～154.
[209] 在《遗存的文件》公布的、作为回忆录基础的文稿中，恰恰包括了有关1809年战争的一段空白（《遗存的文件》第一卷，69页），这段空白由后来在梅特涅写给最高统帅卡尔大公爵的副官长兼帅府总管、陆军中将菲利普·格伦纳伯爵（FML Philipp Graf Grünne）的一封信的有关讨论中，部分地补充上了，格伦纳伯爵对1809年9月23日的失败给出了他的说法。可惜，《遗存的文件》第一卷，228页将这段重要文字的开头部分删除了，正是在这部分中，梅特涅讲述了失败的原因。原件“Geschichtliche Bemerkungen zu dem Schreiben des Generals Grafen Grünne an den Prince de Ligne”，《遗存的文件》Prag A.C.8，Krt.5，34，1。
[210] So Srbik，Metternich，1，123.
[211] Metternich，«Geschichtliche Bemerkungen»，NA Prag A.C.8，Krt.5，34，1.
[212] In dem Dresdner Gespräch，vgl.NP 1，152.
[213] Vgl.NP 1，83.
[214] Vgl.Hill，Thunder on the Danube，1，ⅩⅢf.
[215] Vgl.Klueting；Die Lehre von der Macht der Staaten.
[216] NA Prag RAM A.C.8，Krt.5，34，2.Die Zeile zu den Verlusten in Kroatien ist in dieser Tabelle herausgefallen，so dass die Endsummen nicht stimmen，vgl.Der aufrichtige und wohlerfahrene Schweizer-Bote，Aarau 6.Jg.（1809），366.
[217] Vgl.Raumer/Botzenhart，Deutschland um 1800，514.
[218] NP 1，96.
[219] Vgl.oben，304.
[220] NP 1，96.
[221] Metternich，25.12.1809，an Eleonore in Paris，NA Prag A.C.12，Krt.1，6；in NP falsch zugeordnet und in den Brief vom 28.11.montiert.
[222] Srbik，Metternich，1，122.
[223] NP 1，97.
[224] NP 1，287.
[225] NP 1，96.
[226] Kaiserliche Resolution，6.11.1809，an Metternich，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39，Fol.30.
[227] So Lechner，Gelehrte Kritik，56.
[228]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der Einflussnahme auf die Presse»，Metternich，23.6.1808，an Stadion，in：NP 2，191-193，zit.192.
[229] Vgl.Lechner，Gelehrte Kritik，59f.
[230] Vortrag Metternichs，19.11.1809，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3，Fol.100-104.
[231] Vortrag Metternichs，19.11.1809，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3，Fol.100-104.
[232] Kaiserliches Handbillett an sämtliche Länderchefs（Entwurf aus der Hand Metternichs），3.10.1809，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3，Fol.3.
[233] Kaiserliche Resolution，27.5.1810，an Franz Georg，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5，Fol.162.
[234] Vgl.oben，110.
[235] Franz Georg，31.10.181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6，Fol.100-108.
[236] Umfangreiches Konvolut «Gründung und Einrichtung eines literarischen Bureaus 1810 bis 1811»，NA Prag RAM Krt.212，2008-1.
[237] «Votum ad Imperatorem，das literarische Bureau betreffend»，NA Prag RAM Krt.215，2009-4.
[238] Vgl.Siemann，Anfänge der politischen Polizei，63-68.
[239] Vortrag Metternichs，19.11.1809，an Kaiser Franz，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3，Fol.96-99.
[240] Ks.Handschreiben，18.1.1811，an Metternich，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8，Fol.159.
[241] Text in：Pfaundler/Köfler，Tiroler Freiheitskampf，73（Faksimile）.
[242] Pfaundler/Köfler，Tiroler Freiheitskampf，84.
[243] Ebd.，127.
[244] Ebd.，218（Faksimile）.
[245] Vortrag Metternichs（ohne Datum）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2，Fol.226.Die Datierung ergibt sich aus der Ablage im Aktenzusammenhang.
[246] Metternich，1.1.1810，an Kaiser Franz，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4，Fol.2.
[247] Kaiserliche Resolution，12.2.181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4，Fol.144.
[248] Kaiserliche Resolution，22.3.181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4，Fol.126.
[249] Metternich，4.4.1810，an Kaiser Franz in Wien，zit.nach Corti，Metternich，1，265.
[250] Vgl.oben，271.
[251] Talleyrand，Memoiren，2，6.
[252] Vgl.Fournier，Napoleon，2，314.
[253] Vgl.NP 1，98.
[254] Schreiben Schwarzenbergs，4.12.1809，an Metternich，in：Helfert，Maria Louise，349f.
[255] Vgl.Helfert，Maria Louise，79f.
[256] Maria-Ludovika，弗朗茨皇帝的堂妹，1808年出嫁成为弗朗茨的第三任妻子，无子女。
[257] Vgl.Corti，Metternich，1，234.
[258] Sie ist nur auszugsweise gedruckt，in：NP 2，317-319，ebenso verkürzt bei Helfert，Maria Louise，350-352；es fehlt der einleitende Grundsatzteil，der die nachfolgende Heiratspolitik rechtfertigt，hier zit.nach der vollständigen Fassung，NA Prag A.C.8，Krt.6，36.
[259] NP 1，98f.
[260] «Bulletin de Paris de 22.Déc.1809 jusqu’au 11.Janvier 1810»，NA Prag A.C.8，Krt.6；die folgende Darstellung stützt sich für die Pariser Vorgänge weitgehend auf das Bulletin.
[261] Eleonore，3.1.1810，an Clemens von Metternich，in：NP 2，319.
[262] Vgl.die Zweifel bei Andreas，Zeitalter Napoleons，427.
[263] Metternich，27.1.1810，an Eleonore，in：NP 2，321-323，Zitat 322；das Original in NA Prag A.C.12，Krt.1，6.
[264] Metternich，14.2.1810，an Eleonore，NA Prag A.C.12，Krt.1，6；im Auszug in：Corti，Metternich，1，231.
[265] Talleyrand，Memoiren，1，7f.
[266] Schwarzenberg，14.2.1810，an Metternich，in：Helfert，Maria Louise，399.
[267] Vortrag Metternichs，13.3.1810，HHStA Wien，StK Vorträge Krt.184，Fol.64f.（Konzept）.
[268] Metternich，12.3.1810，an Eleonore in Paris，NA Prag A.C.12，Krt.1，6.
[269] Beschrieben in：Allgemeine Ulmer Zeitung，No.85，26.März 1810（Abschrift），NA Prag RAM Krt.111，4342.
[270] Ebd.，vgl.auch oben，123.
[271] Das Originalprotokoll：«Proces verbal a Wesel sur le Rhin ce 12 Decembre NA Prag RAM Krt.111，4332.
[272] 一坐位于现德奥边界奥地利一侧的小城，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出生地。
[273] Die Berechnungen dazu hat Metternich hinterlegt，NA Prag A.C.8，Krt.6，37；die heute kurios anmutende Übergabezeremonie erfolgte ganz in den Formen von 1770 wie im Falle Marie Antoinettes in einem eigens errichteten Holzbau mit Thronhimmel und einer österreichi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Saalhälfte；vgl.Helfert，Maria Louise，116-120.
[274] Vortrag Metternichs，18.2.181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4，Fol.174f.
[275] Vortrag Metternichs，14.3.181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4，Fol.68-71；NP 1，106.
[276] Vortrag Metternichs，11.3.181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4，Fol.37.
[277] Vortrag Metternichs，14.3.181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4，Fol.68-71.
[278] Der Zeitungsausschnitt «Journal de l’Empire»31.3.1810，NA Prag A.C.8，Krt.6，37.
[279] Vortrag Metternichs，21.3.181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4，Fol.261f.
[280] Vgl.insgesamt zum Verlauf Helfert，Maria Louise，126-144.
[281] Metternich，29.3.181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4，Fol.263.
[282] Claude de Barante，Hg.：Souvenirs du Baron de Barante.Paris 1890，1，316-318.
[283] Ercole Consalvi，1757～1824，意大利枢机主教，教廷政治家。1800年，他的友人基亚拉蒙蒂（Chiaramonti）当选为新教皇，即庇护七世，随即任命他为枢机主教兼圣座国务卿。康萨尔维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多次代表庇护七世对外谈判，同时重视教廷的内部调整改革，力图恢复教廷的威信和作用。他与拿破仑的关系曾比较接近，后积极参与抗法活动，遭拿破仑抓捕，由于坚不归顺而两次受到流放。当时有言称，教皇也要在天堂门口等候，让他先进去。
[284] Helfert，Maria Louise，142.
[285] NA Prag A.C.8，Krt.6，36.
[286] 在意大利被称为圭尔夫家族（Guelfo），德意志的传统贵族世家，最早起源于伦巴第地区（日耳曼民族的源头之一，位于易北河下游）。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该家族成员曾先后是施瓦本、勃艮第、意大利、巴伐利亚、萨克森、不伦瑞克-吕讷堡（汉诺威）统治王朝的君主；家族成员、不伦瑞克的奥托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09年加冕）。从1714年起，家族的一个分支成为英国的王室（汉诺威王朝）。
[287] Srbik，Metternich，1，132.
[288] Vgl.oben，256f.
[289] Talleyrand，Memoiren，2，19.
[290] Vortrag Metternichs，5.9.1810，NA Prag A.C.8，Krt.6，35；NP 2，395-399，Zit.398.
[291] NP 1，156.
[292] NP 1，107.
[293] Vortrag Metternichs，9.5.181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5，Fol.270f.
[294] Vortrag Metternichs，18.10.181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6，Fol.132-147，Zit.Fol.134f.
[295] Ebd.，Fol.146.
[296] Vortrag Metternichs，9.5.181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4，Fol.271.
[297] Helfert，Maria Louise，161.
[298] Vortrag Metternichs，16.4.181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4，Fol.252f.
[299] Vgl.oben，251-257.
[300] «Convention sur la lévée des Séquestres 1810»，NA Prag A.C.8，Krt.6，36.
[301] «Convention de Paris，du 30.Août 1810，en exécution du Traité de Vienne du 14.Octobre 1809»，in：Meyer，Staats-Acten，149-151.
[302] Vortrag Franz Georgs von Metternich，17.9.1810，HHStA StK Vorträge Krt.186，Fol.152.
[303] NP 1，102.
[304] Vortrag Metternichs，9.7.181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5，Fol.73.
[305] NP 1，106.
[306] NP 1，107.
[307] «Precis sommaire d’une conversation avec l’Empereur Napoléon après son lever à St.Cloud le 20 Septembre i8io»，NA Prag A.C.8，Krt.6，35（Konzept）；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8，Fol.136-157（Reinschrift）；in der Autobiografischen Denkschrift in deutscher Übersetzung ungekürzt in den Memoirentext eingefügt，in：NP 1，112（«Am 20.September…»）bis 115（«was der Kaiser Franz davon denkt»）.
[308] NP 1，115.
[309] NP 1，112.
[310] Vertrauliches Schreiben Labordes，6.2.1810，an Metternich，vgl.Helfert，Maria Louise，92.
[311] NP 1，115.
[312] «Audience du 24.Septembre»，HHStA StK Vorträge Krt.188，133（Reinschrift）；NA Prag A.C.8，Krt.6，35（Konzept）；in NP 2，400，textlich völlig umformuliert.
[313] Napoléon，Correspondance，21，222；vgl.Corti，Metternich，1，278.Die heute in Königswart zu besichtigende Büste stand in Metternichs Arbeitszimmer，Corti，1，311.
[314] Wiener Zeitung Nr.83，17.10.1810，1573.
[315] «Original-Vortrag（Bericht）des Fürsten Metternich nach seiner Rückkehr aus Paris an Se.Majestät，d.d.Wien 17.Januar 1811»，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8，Fol.136-157；der Abdruck NP 1，405-420，enthält zahlreiche sinnverändernde Redigierungen und ungekennzeichnete Auslassungen，so dass hier im Zitat das Original zugrunde gelegt wird.
[316] 《维也纳最后议定书》第97条，试图将这些财产重新分配给复辟的国家。在意大利，人们将任何一种作为抵押的资本都称作“Monte”，并附加在抵押上，因此，在米兰人们将国家债务称作“Monte Napoleone”。根据Johann Hübner的Zeitungs-und Conversations-Lexikon，Bd.3，Leipzig 1826，196。
[317] Vortrag Metternichs，20.10.181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6，Fol.4-10，Zitat 4.
[318] Vortrag Metternichs，31.10.181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6，Fol.91-99；vgl.NP 2，401-405.
[319] Gutachten，17.9.181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6，Fol.93ff.
[320] Vgl.Srbik，Metternich，1，129f.
[321] Vortrag Metternichs，24.10.181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6，Fol.24f.
[322] Kaiserliche Resolution，28.11.1810，an Metternich，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7，Fol.151.
[323] NA Prag A.C.8，Krt.6，36.
[324] Vortrag Metternichs，28.11.1811，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0，Fol.154-167（Reinschrift）；Fol.168-169（Konzept）；ziemlich zuverlässig mit einer Auslassung in NP 2，426-438.
[325] NP 2，436f.
[326] Metternichs vom Kaiser genehmigter Resolutionsentwurf，18.12.1811，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0，Fol.132.
[327] Vortrag Metternichs，15.1.1812，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1，der gesamte Vortrag Fol.81-90，Zit.Fol.81；in NP 2，438-442，fehlt die ganze hier ausgewertete umfangreiche Exposition bis Fol.84.
[328] Vortrag Metternichs，2.3.1812，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1，Fol.7-10.
[329] Kaiserliche Resolution aus der Hand Metternichs an Zichy，2.3.1812，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1，Fol.5.
[330] Vgl.Clercq，Recueil des traités de la France，2，369-372.
[331] Vortrag Metternichs，25.3.1812，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1，Fol.199.
[332] Vgl.Clercq，Recueil des traités de la France，2，355f.；die Tatsache der Defensiv-und Offensivallianz stand allerdings nur in dem beigefügten Geheimartikel.
[333] Vgl.Napoléon，Correspondance，23.
[334] Nach dem Tagebuch Hudelists，NA Prag A.C.8，Krt.3，22.
[335] Vortrag Metternichs，17.5.1812：«Notizen über die bevorstehende Ankunft des Kaiser Napoleon in Dresden/Logement»，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1，Fol.7f.
[336] NP 1，122.
[337] NP 1，124.
[338] NP 1，123.
[339] Vgl.Corti，Metternich，1，330-335.
[340] Vortrag Metternichs，28.6.1812，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1，Fol.137.
[341] Vortrag Metternichs，7.7.1812，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2，Fol.8.
[342] Vortrag Metternichs，14.8.1812，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2，Fol.125.
[343] Vortrag Metternichs，8.9.1812，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2，Fol.46.
[344] Vortrag Metternichs，26.9.1812，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2，Fol.145.
[345] http：//napoleonwiki.de/index.php？title=NeunzehntesBulletin_der_großen_Armee（1812）aus der Leipziger Zeitung vom 13.10.1812.
[346] Vortrag Metternichs，30.9.1812，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2，Fol.165；die französische Abschrift des Bulletins Fol.166f.
[347] http：//napoleonwiki.de/index.php？title=ZwanzigstesBulletin_der_großen_Armee（1812）.
[348] Vortrag Metternichs，4.10.1812，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2，Fol.30；Abschrift des 20.Bulletins angehängt.
[349] Vortrag Metternichs，17.12.1812，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2，Fol.173.
[350] HHStA Wien，StK Vorträge Krt.192，Fol.211；zeitgenössischer Archiwermerk：«Handschrift des H.H.u.Staatskanzlers F.Metternich（Dec.1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