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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4 大不列颠之行：青年梅特涅政治宇宙中的封顶石
这次旅行将梅特涅带往的国家，他的老师尼克拉斯·福克特早在历史课中就已讲述，他并不陌生：那是一个既将“旧德意志的宪法”，又将他们感到舒适的“平民自由”维持得最好的国家。同时，梅特涅还按照福克特的指示，研究了这一（自由）思想的最著名的宣布者孟德斯鸠的著作；这两位国家学说（Staatslehre）的教师，都在书本上教导他认识在政治力量中维持平衡的原则，并表示这一原则根植于英国的“宪法”中，堪称典范。那么，在实践中这一理想境界能站得住脚吗？
1794年3月25日，梅特涅开始书写他一生中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没有出版的日记，一直写到4月8日为止，此后，由于很多事情占据了他的时间，使他无暇继续书写。但这本日记至少是属于其青年时代少之又少的自我论述。日记是从他自布鲁塞尔启程开始记起的。[152]仅在最初的日记中，梅特涅就已经将自己不自觉地与不列颠议会中的“加图（Cato）”[153]联系在了一起，因为此人——埃德蒙·伯克——由于强烈赞成《外侨法案》（Aliens Act），以阻止难以阻挡的法国难民涌入英伦，而在1793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当然，自此以后，对那些抵达英国的人，也因此要在详加登记后报予地方政府。梅特涅在日记中写道，横渡海峡时的护照检查“从战争开始后就成了没完没了的手续”。他说，在视察旅行中，装有旅行证件的钱包又重新成为最让旅行者难以忍受的累赘，因此建议，尽可能地少携带随身行李。[154]
此外，由于在英国议会发表的讲话，伯克也不由自主地创造了英国议会的历史，因为为了解释《外侨法案》，他警告说，成千上万的间谍会为了推翻英国政府来到英伦。看得出来，很多人并不真的相信这种话。因此，为了加强自己讲话的印象，他在平民院（House of Commons）的地板上拖拉着一把餐刀，并高声叫喊：“这就是法国雅各宾党人要刺进我们亲爱的国王心脏的武器。”平民院议员、作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登（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接着喊道：“带餐叉了吗？”据报道，当时平民院大厅里随即一片哄笑，几乎掀翻屋顶。[155]实际上，伯克要求严肃对待法国间谍问题的警告，并非无稽之谈，虽然他夸大了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然而，一个令人简直不可思议的偶然事件，偏偏将梅特涅扯进了英国人所担心的法国间谍活动中，这与他出席了一场音乐会有关。
这趟差事的陪同者利德凯尔克自己也记日记，[156]并一直记到他们回国，而且记录得远比梅特涅详细。这就使我们可以通过对两种记录进行对比，从而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了解梅特涅在英国时的情况。在这次旅行中他都去了哪些地方？他们乘船从奥斯坦德到达多佛之后，在英国逗留期间，他曾前往坎特伯雷、查塔姆（Chatham）、罗切斯特、里士满、赫特福德、格林威治、朴次茅斯，或出行，或远游，并去了怀特岛（Isle of Wight）、牛津、斯陀园（Stowe）和布莱尼姆（Blenheim），整个行程的落脚点当然是伦敦。尽管这样做很诱人，我们也不可能按照时间表重新描述整个行程，而是要打破时间顺序，将目光集中于梅特涅在整个行程和会面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可持续的经验，并获得了何种印象。七个可持续的经验值得强调。
1.社会联系
将此点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如果将梅特涅作为一个将来会在国际领域联系广泛且纵横捭阖的政治家来看待的话，他就需要依靠早期建立的各种关系所带来的成果。如果说，他的风度和言行举止已经为他在伦敦赢得了某种先声夺人的声望的话，这不仅是因为他不久前才刚被任命为驻海牙公使，实际上，这位年轻的帝国伯爵之所以已经为人熟知，还因为他父亲事先写信给英国首相皮特，对他特别加以介绍。此外，克莱门斯在伦敦还得到了很多人的提携，如托马斯·埃尔金勋爵（Lord Thomas Elgin），其在布鲁塞尔任公使时就已经与克莱门斯结识；当然，首先是路德维希·冯·施塔荷姆贝格侯爵（Ludwig Fürst von Starhemberg），他是梅特涅在海牙的前任，在安特卫普会议上他们就已相识，现在是奥地利驻伦敦大使，他的主要任务是在反法同盟中改善与大不列颠的关系。施塔荷姆贝格经常邀请梅特涅去家中做客，为他铺平通往英国社会的道路。他带梅特涅游览、熟悉伦敦，为梅氏搞到贵族院（House of Lords）大臣席位的凭证，并介绍他于4月2日觐见了英王乔治三世（Georg III）。在圣詹姆斯宫，要先穿过国王卫队列队的大厅——卫队的军服使梅特涅想到了教皇卫队瑞士军团（Schweizergarde）的制服——然后才可进入使节等候大厅。国王则在两个大厅中都绕场一周，与到场的每个人均作了简短交谈，乔治三世对他“待以特别的亲切和平易”，[157]梅特涅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在等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梅特涅还拜会了皮特首相、外交使团的全体成员以及英国内阁的大臣们。这次访问使梅特涅“与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物建立了联系”。[158]
第二天，他应邀出席“王后晚会（Cercle de la Reine）”，得以进一步了解国王伉俪。[159]他看到了侍女们穿着华丽的礼服长裙，为英国的宫廷礼仪增辉。王后身后的一位侍女为她托起长长的裙摆，而公主们则按照等级排列，跟着王后鱼贯而入。国王和王后在大厅中绕场一周，始终神采飞扬、兴致盎然。在梅特涅看来，再也没有比他们更热情友好的主人了；他们没有忽略怠慢任何一位客人，与在场的每一个人寒暄交谈，并且非常自然地讲着德语。晚会后，梅特涅应施塔荷姆贝格夫人、格伦维尔勋爵（Lord Grenville）及夫人的邀请共赴晚宴，“这位夫人，”他写道，“是到目前为止［！］我在王宫中见到的最漂亮的女人。”[160]
在安特卫普时，梅特涅起先只是作为一个局外人知悉大不列颠所承载的国际因素的重要性；而在伦敦，他则从一个内部参与者的角度同样了解了，与大不列颠和睦融洽的政治合作属于奥地利的最高国家利益。因为，“两大帝国公众的和普遍的感情，都以同样强烈的程度表示，要对抗法国革命带来的恐怖”。[161]两国之间看起来已经不再存有利益上的对立了。
如果我们将梅特涅所突出强调的人物单独拆分来看，就会发现，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考量，他回忆录中和谐美好的回顾，实际上是暗淡无光的。因为他见到的那些政客，对大不列颠国际政策的方向有着严重分歧，并且互不相让，誓要血战到底——无论是美洲殖民地、东印度，还是奴隶制，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的问题上。梅特涅曾与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当面交换看法，这位首相在很长时间内严重低估了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国际危机。他还结识了辉格党议员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x），他是英国东印度政策的激烈批评者，却同情法国大革命，并因此与本党的埃德蒙·伯克闹翻了。而后者则属于法国大革命的坚定反对者，也是第一个建议要坚决采取军事干预行动的人，因此，需格外关注他对梅特涅造成的影响。辉格党议员、作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登也在辩论中与伯克唇枪舌剑，争论得不可开交。
此外，他与后来在七月革命时期成为首相的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ey）的相识，特别是与摄政王乔治四世的结识，也非常重要。乔治四世由于其父亲不能执政而于1811年接掌王权，并于1820年正式登基。这位由于生活作风倍遭唾弃，又因文化政策大受赞扬的君主，尤其受到梅特涅特别详尽的赞赏：“我们之间从那时开始的关系，一直持续到这位王族过世。”[162]这一点首先在《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er Beschlüsse）和清剿煽动民心的民众领袖时期得到了证明，当时这位君主和梅特涅都认识到，眼下要克服的危机在整个欧洲具有普遍性。而当时的伦敦，被虚伪和道貌岸然的气氛笼罩着，梅特涅通过他那与王储不带成见的交往方式，引起了王储的特别注意（“他非常喜欢我”）。这是典型的梅特涅的判断方式，即梅特涅并没有跟在自己十分蔑视的、“败坏的社会”对摄政王的流言蜚语后面去风言风语，而是突出强调了王储性格上的积极一面：“令人非常舒服的礼节风度”和“健康的理性”。这两点使得这位王位继承人免于被推翻。梅特涅还无所顾忌，向年长自己11岁的王储指出他身边存在着的危险；而在王储登基后作为英王乔治四世于1821年在汉诺威再次见到梅特涅时（英王乔治四世作为汉诺威执政王出现），他还记得梅氏当年对他的忠告：“当时您说的完全正确。”[163]这种与王储的交往方式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梅特涅对当时英国的党派纷争完全了然于心，而他则将王储看作“站在反对党的一边”。[164]但是，与英国议会给他上的政治课相比，这只能算作小事一桩。
2.相遇不列颠历久弥新的君主立宪制
梅特涅英国之行获得的最基本印象，即议会公之于众的政治辩论文化。他尽可能多地聆听了议会会议，特别是贵族院的会议。整个会场的布局安排深深地吸引着他，他甚至在日记中画了一幅议院草图。[165]
在草图中，他将每个有名位的人的坐位都一一列举出来：在最前面的正面墙下，是上方安置着华盖的国王宝座①；它对面的也是放在最前面的，即大法官（Lord Chancellor）之位②[166]；在大法官的位置前摆放着供五六个戴黑色披肩假发速记员用的桌子，称作“议院之桌”③；然后就是几排大臣们的坐位⑤。接着的是无党派的贵族议席——确切地说，是“世袭贵族”议席，左边是“世俗议员席（temporal side）”，即反对党的坐席④，右边是“神职议员席（spiritual side）”，梅特涅没有给这部分坐位编号，坐位上坐着的是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的主教和大主教，以及执政党议员。一道栅栏⑦将为平民院来访议员保留的席位⑨隔离开来。大厅入口⑧在王座的左边。梅特涅如此详尽地将坐位安排记录下来表明，对他来说，详细理解贵族院各种组成人员按照等级、职务和名望，并按封建秩序就座的情况是多么重要。这样的排位同时也表明了从王位以降直到“平民”的宪法组织构成，它有着保持某种微妙平衡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梅特涅完全有可能想起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国会，在国会中他的家族亦争得了一席之地。
贵族院的会议坐席安排草图，《梅特涅英伦行记》1794年4月4日
年轻的帝国伯爵对现实的印象精确吗？或者说在程度上有多少是精确的？贵族院的议事大厅在1834年毁于西敏广场发生的一场灾难性的大火，但是有一幅出自一位做德英书籍生意书商之手的油画存世，书商名叫鲁道夫·阿克曼（Rudolph Ackermann），他在梅特涅访问英国一年之后，在伦敦建立了一家印刷厂和一所美术学校。这幅油画展示的是1808年议会大厅的情况。看了这幅画的人们倍感惊奇，梅特涅对会场情况的描写是多么的精确。
贵族院内景，鲁道夫·阿克曼作，1808年
1794年4月8日，旁听会议的梅特涅发现，尽管声音很大，使用的言词也异常激烈，“但会议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会议过程也是庄严隆重的”。有一起冲突事件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直到他年事已高时，还时常回忆起，并将其与他那时得到的教训联系在了一起：我“认真地追踪了当时著名的黑斯廷斯诉讼案。我试图在英国议会的架构中搞清楚方向定位，这对我后来的职业生涯肯定不无裨益”。[167]梅特涅成了这桩英国历史上耗时最长（1788～1795）、最著名的国家诉讼案逐条逐项的见证人，诉讼案起因于埃德蒙·伯克对沃伦·黑斯廷斯总督（Generalgouverneur Warren Hastings）的“弹劾（Impeachment）”，此人在东印度孟加拉驱逐了当地的统治者，并为了剥削那个国家而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伯克于1787年起草了针对这位横征暴敛、大发不义之财的“暴君”的起诉书，并称其为“新的加图”，对其大加挞伐。他作为此次诉讼参与者的领头人，与其对手进行了长达七年的论战，直到被告被宣布无罪为止。梅特涅出席了1794年4月10日诉讼双方的对峙辩论，康沃利斯勋爵（Lord Cornwallis）作为证人被传唤与会。梅特涅兴奋地聆听着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英国政治家的辩论演讲：伯克、查尔斯·福克斯、查尔斯·格雷以及斯坦霍普（Stanhope）。他惊奇地发现，伯克诽谤性发言的激烈程度简直不可想象，长达半个小时，其指责性发言的高潮是说总督在东印度嗜杀成性，大搞种族灭绝。反观黑斯廷斯却不为所动，只是旁若无事地拿着笔写写画画，作些记录。[168]
当梅特涅造访贵族院时，两院在这几个星期也恰好在辩论与法国战争的决定性问题，包括1793年12月夺取土伦的后果问题。在这里，在英国议会，梅特涅与拿破仑的名字，第一次在时间上平行地出现在因法国大革命而形成的国际事务网络中，拿破仑是作为野心勃勃的军事统帅出现的，梅特涅则是以为布鲁塞尔效力的、认真仔细的观察员和助理外交官的身份出现。除此之外，英国议会也在讨论招募军队，以及最中心的问题，即王室、贵族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定位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埃德蒙·伯克的观点都非常引人注目。作为辉格党资深贵族议员，他就像追求等级社会“自由”的先锋战士一样，反对王室谋求独裁专制，并因此享有为捍卫议会拥有的反对乔治三世国王的权利而战的荣誉。在他的方案中，也包含对“印度的压迫者”黑斯廷斯的国家诉讼案。然而，人们对伯克抱有的期待——他会像他的辉格党同僚福克斯一样，理所当然地同情被理解为自由运动的法国大革命——却没有得到满足。[169]伯克演变成为大革命最激烈的批评者，在梅特涅观察的辩论中，他坚决地要求对法国进行战争干预。
接近与趋同：伯克与梅特涅的思想
伯克的畅销书《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第一版于1790年11月出版，也就是梅特涅抵达英国之前的那段时间。伯克在书中构建了“贵族立宪制纲领”［迈克尔·瓦格纳（Michael Wagner）语］。[170]对于年轻的梅特涅来讲，伯克的想法无异于具有唤起其政治觉醒的分量。在这部著作里，他看到了一个将他在大学中学过的国家观念具体落实到一种行动方案里，并在政治实践中——即在“反抗法国革命思想”中——切实可行的国务活动家形象。他在伯克身上同时发现了介于他认为属于专制主义的激进主义保王党人，与被他理解为煽动者的雅各宾党人之间的“中间道路”。伯克的著作是作为论战性的小册子在英国出版的，在欧洲大陆却成了一种信号与征兆，特别是梅特涅后来的一位工作人员弗里德里希·根茨（Friedrich Gentz）将其翻译成德文之后，更是如此。下面仅点题性地列举一下书中很符合梅特涅想法的论点。这些论点是由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大脑讲出的，而到那时为止，梅特涅尚没有找到用以表达它们的自我话语。[171]
①伯克对光荣革命的诠释是保守的：它应当保持现存的、具有贵族特色的宪法。法国革命不过是克伦威尔的清教徒式革命的重复，两次革命都导致弑王杀君[172]、宗教式的政治狂热和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②与此相反，伯克引经据典地证明要遵守谨慎的、尊重历史传统的改革原则，进行缓慢、耐心的改变，这种改变不能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不能低估合法的、功能与效率均高的现有机构和社会关系的价值作用。法律和宪法要持续和有机地发展。
③改革的概念要定位于和瞄准于历史，历史已经对权利和自由——每一个等级的“特权”——宣示阐明。
④革命前的法国，即旧秩序时期，并非一个以专制、经济停滞、混乱不堪为特征的社会。贵族并没有压迫和剥削他们的臣民。
⑤ 伯克将矛头指向了在法国大革命所有的宣传背后起作用的经济利益。资产阶级金融寡头——“资产阶级的股市投机商、银行家、土地购买者、律师”[173]——想要夺取贵族的田产和教会资产，而那些代笔捉刀者——知识分子——在这个方面助了他们一臂之力。他们对下层阶级隐瞒了自己“金钱上的利益（monied interests）”，并将下层阶级对王室、教士和贵族的忌妒与仇恨煽动起来，为他们的个人利益所用。[174]
⑥贵族的任务是，在“人民”与君主之间进行调解。通过这种方式产生一部“平衡宪法（balanced constitution）”。伯克也研读了孟德斯鸠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在他看来，加强有利于王权的官僚国家机器，并因此损害各个等级以及历史特权，是根本性的罪恶，因为它会葬送正在成长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机构，并最终摧毁它们。
⑦法国大革命是事关全欧洲的事件，因为它攻击的是欧洲的共同基础。
⑧1789年5月三级会议的召开，给了法国机会去重建早期的历史性宪法，并铲除17世纪的专制王朝，就是说，可以续接“前”专制主义的传统——“欧洲旧有普通法的古老原则模式（ancient principles and models of the old common law of Europe）”。[175]
整个方案以对分成阶级，并由此共同组成的国家的设想为基础。它要求合法的各个等级的共同参与。在伯克看来，这样一种秩序具有“宪法的”法律品质，并可以和法国所谓的“主权在民”立法的方案进行竞争。他的理由是，要始终具有对影响全欧洲视野和责任感的预想——在巴黎取得政权的吉伦特派及其后继者、激进的雅各宾党人，也在进行着完全类似的讨论，雅各宾党人甚至要解放全欧洲。伯克在思想斗争领域似乎与他们针锋相对、不相上下。
梅特涅的伯克方案
到目前为止，如果仅仅考虑伯克作为梅特涅的信仰基础的重要性，则还不能摆脱“单纯的概率测算”。[176]实际上，仅从以上简单勾勒的伯克的论点出发，就不禁使人发问，梅特涅是否真的自觉地认识到了它们，或者甚至将其吸收融化到自己的理解中去。今天，我们知道了更多的情况。直到1968年才现身的利德凯尔克的日记告诉我们，梅特涅要比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更加深入地研究了议会的辩论，从而必然也聆听了伯克的发言，就像他自己所描写的那样——尽管他确认自己“尽可能多地”去旁听了议会会议。这一情况也表明，弗朗茨·乔治当时是多么的明智，委托他的家庭教师阿贝·贝尔特兰特教授儿子英文。当然已不能说梅特涅对英语的掌握还“不够完善”，[177]如果他这么频繁地去聆听英国议会的辩论，那么，他对英语的掌握肯定不仅仅是过得去而已。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凭据可以证明梅特涅直接接受了伯克的思想：他购买了于1790年出版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的初版，[178]还有，他在书中两个于他而言重要的地方作了重点标记。他标出重点的这些章节证明，梅特涅的的确确阅读了这部著作的首版，并像他自己说的，将伯克看作其政治信仰的见证人。
他标出重点的第一部分[179]是关于应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而且出发点是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自由”。在伯克看来，“自由”是这场运动的动力。它让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至于后果是幸福还是悲伤，只有等到局势非常明了，即“它到底能否贯彻、结合到政府的行政能力之中（how it had been combined with government）”才能证明。这里要称赞一下年轻的梅特涅的判断力，他恰好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如今被经验主义学界所称的“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ierung）”[180]上，“操作主义”指的是一种能够用一些指标来测量的理论上的构想。换句话说，“自由”，就像伯克所说的，只有进入了有着自身的纪律、有着军队的服从、有着确定的和合理分配的国家收入、有着公序良俗和宗教信仰、有着私有财产的确定性、有着和平与秩序、[181]有着市民的和社会的风俗习惯的公共权力领域，作为价值观才有意义：“没有这一切，自由是存续不下去的；没有这一切，只要它存续，就不会有好事发生。”这才是1790年11月，伯克所产生的（对“自由”）可以预计到的怀疑。而梅特涅此时已经认识到“恐怖执政（Terreur）”是革命体制的一种退化变种，这促使他更进一步对这种事物持保留态度。在这方面，也有人提醒过他。1789年9月1日［！］他母亲就曾在寄往斯特拉斯堡的信中写到，每个人都在呼唤“自由（Liberté）”，然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个幻想，是种听起来非常完美悦耳的辞藻，是一个很难自我证明的概念。[182]
梅特涅标出重点的第二部分足有三页，却更为重要。[183]伯克在书的这一段中描述了玛丽娅·安托瓦内特（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奥地利公主）的命运；他曾在她作为王储妃（Gemahlin des Dauphins）[184]的辉煌年代见过她，并将那个年代与她于1793年底的“受辱”（断头台）作了比较。伯克书中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梅特涅，他于1793年在一张宣传单中表达了受到伤害的感情：“我真想有万剑出鞘，去惩罚革命派要辱骂她的那一刻。”[185]但是，这段文本的中心思想在于反思那个健全的旧秩序的时代。就像通过一个聚焦镜观察，同时看到了梅特涅家族的名誉习俗，一种不成文的规定，而这个家族最著名的后裔则很少直接谈论它。伯克设计了一个（乐器的）共鸣底板：法国原本是一个崇尚名誉、礼节和骑士精神的国家。封建世袭的采邑依附关系被他解释为是不容置疑的，他假定，臣服是自愿发生的，是带着自豪感的卑躬屈膝，是充满荣誉感的顺从，是心甘情愿的臣属，并从中产生了一种崇高的自由感。但是高尚的荣誉感、男人的信念、英勇的行为，这一切却都不见了，被风吹掉了。伯克想谈及的目标似乎就是梅特涅家族的自我形象，就像这一家族在历次贵族等级晋升凭证中唤起的回忆一样，伯克在描述一个“由见解和情感组成的混合制度（this mixid system of opinion and sentiment）”，它起源于中世纪的骑士概念。骑士的原则是历经很多代人形成的，直至现在仍旧保持着它的光彩和影响力。这个制度也影响着现代欧洲。它制造了一种奇特的“平等”，在这种平等中，“国王降尊纡贵为社会一员，而普通个人则升格为国王的同伴”。这位看起来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成了“在风俗习惯被神圣化了的帝国中的一个臣民”。后来，梅特涅解释了哈布斯堡皇朝的君主在“混合制度（mixid system）”中的角色地位。他说，皇帝的统治只是看起来是绝对的，而实际上，他也受到各省习惯法的各项条款的束缚。同样的约束也适用于等级制度：侯爵等级、贵族等级、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阶级。
除了阅读《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得到的收获之外，还有一物可证明伯克给梅特涅留下了持久存续的印象，而且年轻的伯爵在这位作者兼政治家那里，找到了对于他来讲回答那个时代重大问题的答案。在梅特涅的私人遗留物中，保留了一份伯克于1795年5月26日写给W.埃利奥特（W. Elliot）书信的节录。[186]信的内容是对当时第一次军事同盟解体的反应。由于1795年4月5日签署了《巴塞尔和约》（Frieden von Basel），普鲁士退出了同盟。伯克在信中批评欧洲各君主国由于大革命的宣传而背叛了它们的原则。梅特涅所作的节录是对革命前欧洲形势的宣言，在这里，在梅特涅身上，再一次映射了伯克的影子。他告知了人们他再次只是暗示性地抱怨一下的事情，即1789年被摧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他还说，这种秩序被摧毁之前，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一种错误的哲学从学院侵入了宫廷，而统治者却保护了这种为他们自己的衰亡作准备的理论。学问已经不再掌握在被挑选出来的人手中，而是“现在看起来，它在到处散播、到处串联和到处煽风点火”。引人注目的是，伯克再次指出了经济利益是这次社会危机的原始动因，因为“迅速增长的财富埋葬了道德”；“天才的男人们”——知识分子——在非难“公众利益的公共资本的分配”，并认为他们所得的份额太少。他说，这些“行动着的掠夺欲望”将矛头指向了现存的各国宪法。伯克认为，内在的法则是具有普遍性的；“对所有国家来说，整个事务的旧秩序已经被彻底洞穿，一去不返。”
在这里，它出现了：这就是梅特涅后来多次引用的概念——“帝国事务中的旧秩序”。那座大厦，伯克认为将一点一点地被剥去它的黏合剂，它的“自卫武器的子弹夹”将被剥夺：先是宗教，然后是被宣布为偏见的其他准则，最后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他说，统治者权威的光芒被摧毁了，权力的奥秘被打破了。从此以后，政府必须更加费劲地来说服世界去重新相信它，并要通过热心的追随者和狂热的维护者来形成对公众的同意的依赖。
伯克发现了“对自由大规模的滥用”。通过他所指明的背后的物质利益，他实际上在推动着一场早期的“意识形态批判”，并使人们注意到“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力量［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语］，人们基本上可以将他的手法看作是从结构上着手。一位至少是同样伟大的大师，法国人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7]，将这种方法置于一种更加广泛的基础之上。托克维尔也认识到在高尚的思想背后隐藏着更加深层的利益。他说，这样一来，不仅是革命前的专制主义，还有法国大革命，都想实行中央集权的现代理性国家（Anstaltsstaat）制度[188]。在梅特涅看来，这种制度丝毫没有意味更多的，哪怕只多一点点的“自由”。梅氏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在后来与一个美国友人会面时，他并没有援引伯克，而是引用了更为熟悉的托克维尔的观点。[189]
梅特涅继续从伯克的信中摘录道：要“同时保护并限制暴力”；这是“真正的共和精神”。爱国者以正襟危坐于高于所有政治宪法宝座中的方式来代表这种共和精神。他们以这样的突破来抵制君主、参议院以及国民议会，并去清除那些“道义上的影响力量，这种影响力量运用理智，将任何一种粗俗暴力管束在它的法理限制内。强势者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抱怨这种限制的存在：这种力量具有为民请命的高强压力，并且在实质上又增加了它自身的能力。大人物们不得不屈从于智慧和道德的支配，或者说，没有任何人一定要一辈子接受大人物的统治”。
在伯克的体系中，“共和精神”在君主与人民之间占有中心地位。他使君主们免于在朝臣幼稚可笑的盲目和人民疯狂的迷惑面前失去理智。“这种共和精神可以阻止权力的拥有者给他们的祖国和他们自己带来不幸。这种精神不是通过摧毁他们，而是通过拯救他们，从而对大人物、对富人、对权势者进行变革。”伯克的理想的政治制度是要用充满责任感的精英控制来取代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的统治。梅氏的摘录以引用天主教规定的祈祷词作结：“因你在诸神之下，你要把持自我（Dis te minorem quod geris imperas）。”[190]从这句话中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他们用以统治世界的永恒的封地采邑制度中，最高的和最不可改变的条件。”对梅特涅来说，在这个制度中，处于“上层”和“下层”之间的精英角色，能够且只能够由通过其功绩定义的、英国意义上的贵族（Gentry）来完成，人们可以向上晋升到这个等级之中。
3.大都会伦敦
这座城市引起了梅特涅极其矛盾的感觉，这种感觉在难以名状和宏伟之间来回摇摆。按照他的导游的建议，在第一次游览伦敦最漂亮的街区时——穿过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圣詹姆斯大街（St James’s Street）、干草市场（Haymarket）等——就像在维也纳或巴黎一样，他期待着能看到标志性的高楼大厦，但在所有的街道上遇到的却是矮小的二层小楼，底层的一半处于地下，在街面以下，如同地下室，而且是用砖头砌成的，几乎完全没有彩绘图画，也完全没有装饰花纹雕刻。[191]一些栏杆，是为防止行人从人行道跌落到下一层街道而设立的。在梅特涅眼里，没有一座建筑能够称得上城市宫殿。令他感到吃惊的还有一点，房主的名字只是用一个小小的牌子标示在门的上方。圣詹姆斯宫，这座英国国王在伦敦的正式官邸，给梅特涅留下的是同样的印象。它更像一座监狱，或者说更像一个小城市的、状态不佳的市政厅，而不像“大不列颠国王的王宫”。即使在4月2日朝觐国王时，他看到了宫殿的内部，可能也没有使他的负面评价有些许改变。因为很难区分宫殿内什么是古迹遗留，什么是年久斑驳、应予修缮之处。来自布鲁塞尔的挂毯是过时旧物，年代远久，挂在墙上已显陈旧，而“国王陛下的起居室”则让人猜想，可能被人用煤炭涂抹覆盖过。[192]对梅特涅来说，令人吃惊的是，这并非市民、贵族与国王在表现某种自命不凡，而只是一种英国式的轻描淡写，在梅特涅这位深受帝国传统影响的贵族看来，既新鲜，又惊奇。
梅特涅学习到了，辉煌伟大和风轻云淡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完全可以和谐相处。正因为伦敦的城市形象对他并未产生轰动般的效应，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这座国都的另外一面，才给他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这座世界大都会作为权力集结的完美化身，是建立在资本和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这就明确向他解释了英国人借以支撑对法国人在水上和陆上作战的资源来自哪里。[193]在股票交易所里，他注意到各国的股票商都在拱形门廊下设立了他们的摊位，以及商人和工人是如何在安装他们的招牌。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大厦在他看来妙不可言，每一笔金融交易都在单独的房间内进行：“那种活跃忙碌的气氛和井井有条的秩序令人吃惊。”[194]梅特涅在伦敦进行城市调查时，也同样践行着他一贯的原则：他爬上了市中心位于鱼市街（Fish Street）的61米高的纪念柱（“309节楼梯”），纪念柱是为纪念1666年的城市大火而建，站在上面，伦敦的全景，包括伦敦塔及周边的景色，一览无余。他还记录了伦敦工业化的后果：“燃烧硬煤的烟雾，有如厚厚的云层笼罩在伦敦的上空。”
在游览萨维尔街（Savile Street，今称Savile Row）时，他逛了铁制品商的采购市场，在他看来这个市场“无疑是欧洲最漂亮的”。他对铁制品注视的目光，预示着后来位于波西米亚普拉斯（Plaß）的炼铁厂厂主也将生产和销售同样的产品。丰富多样的产品完全征服了他：在这个市场上很难找到低于20种不同式样的同一类产品。店主们对外来的生客极为友好，彬彬有礼，向他们展示所有的商品，并一点也不强迫他们一定要购买货物。这种正派本分的做派，几乎在所有的英国商人那里都有所展观。看起来，他们对享受这些惊奇和赞叹心满意足，这些惊奇和赞叹是好奇者对那些受欢迎的商品由衷发出的。这些商人们是否对一般的顾客也像对待外国人一样友好，就不得而知了；但他们的发明精神和商品的丰富多彩，则给梅特涅留下了永久的印象。
而且梅特涅寻找和利用一切机会，努力弄清英国的工业制造精神，并获得了明晰的认识。就像对铁制品经销商市场的看法一样，他认为欧洲最大的马车生产商和经销商哈切特（Hatched）的工厂非常吸引人。[195]在梅特涅的青年时代，他的求知欲就已与追求先进行业的渴望结合在一起，正如他在伦敦所发现的那样；同时，他还在有目的地寻找现代的自然科学技术发明，即今日人们所谓的：工程技术潜力。当宫廷侍从利德凯尔克对伦敦格雷珠宝店璀璨的珠宝啧啧称奇之时，[196]梅特涅却访问了当时非常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以及科学仪器制造人杰西·拉姆斯登（Jesse Ramesden）——“著名的拉姆斯登（le fameau Ramsden）”——他享有欧洲最好的光学仪器制造者的名望，而且只想造出完美无缺的产品，对其他任何东西都嗤之以鼻。
令梅特涅惊奇的是，这样一种商业精神，竟能与对本国的统治者、英雄和国家历史的历史觉悟结合在一起，而这种历史觉悟在当时的欧洲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点在他第一次访问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197]时就已经体会到了。大教堂的外观恰恰与伦敦的住宅区和商业区的建筑形成鲜明的对照：它展示了什么叫作壮观雄伟，证明了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最高技艺。人们怀着极大的敬畏之心踏进这座建筑，就像进入了一座圣殿。当时，梅特涅认为正在被“亡灵”——古罗马的死者的幽灵——包围，他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了古代的气息。实际上，人们只是将英国那些英雄和国王们的纪念碑作了转变，只是极富艺术性地展示着他们的荣誉。但要逐一描写这些杰作，对梅特涅来讲则太过冗长，可他还是特别注意到眼中最漂亮的一座：查塔姆勋爵（Lord Chatham）的墓碑，由佛兰德艺术家约翰·巴康（John Bacon）完成。别名皮特子爵（Viscount Pitt）的查塔姆是首相小威廉·皮特的父亲。与时人的评判相反，梅特涅的赞美之词超乎寻常，因为法国雕塑家路易-弗朗索瓦·罗比拉克（Louis-François Roubillac）设计和塑造的墓碑给他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著名的亨德尔纪念像（Händel-Denkmal）就出自罗比拉克之手。西敏寺中的各种墓碑、石棺、石雕等，对梅特涅来说简直就是被石化了的不列颠数百年来的历史。一个地方就集中了那么多国王的墓室，从1066年去世的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到现任国王乔治三世的父亲，仅仅这一令人震撼的数字，就足以使英国在他在眼中成为欧洲国家的独特一员。
梅特涅在这里看到了欧洲当时最现代化的国家，其历史深度、君主立宪制与最先进的经济已完美融合。他对西敏寺的观察，是他简短日记中对单个事物最为详尽的描述，由此也特别显现了他的历史情怀。而说起话来经常喋喋不休的利德凯尔克，这个平时总是谈论时装和流行风尚的家伙，对梅特涅的感觉只是干巴巴地说，“这座古老的教堂（自从新教将天主教的唱诗班赶走以后，就变得既单调枯燥又阴郁悲凉）”除了欣赏它内部宏伟壮丽的哥特式风格外，已一无所有。[198]
4.海德公园里的社会平等
在一个星期天，梅特涅体验了人们在海德公园（Hyde Park）里的活动。商店都关门了，而海德公园给伦敦人提供了郊游散步的机会。当他看到无数的伴侣、骑行者以及好奇的行人在宽阔的林荫道上和谐相处时，吃惊到了无以言表的程度。公园里有三条并行的林荫大道供人行走，有一条两车道的马车道及一条专供人骑马的骑行道，还有一条给步行者用的人行道。[199]一切都安然有序，人们毫无紧张和危险之感。利德凯尔克让梅特涅好像感觉到了革命前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在这里散步游荡。马车精致、华丽、入时，骏马体壮、膘肥、漂亮。驭手头戴三面凹进去的、尖尖的帽子，非常惹人发笑；在来访者看来，这些车夫就像那些想改变自己社会等级的副牧师或大学生，却仍保留着曾经的帽子。而仆从们则穿着打扮简朴，大部分人的衣服没有镶边，但是都拿一根散步手杖，如15和16世纪流行的那样。他们身挂投石党运动（Fronde）[200]时期的佩剑，好像要随时保护主人免遭敌人伤害。在骑行者中，人们可以看到王储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只有一位骑师跟随，而大家并没有对他投以超过一位普通骑行者更多的关注。
各个等级之间这种轻松自在、无拘无束的相处，使我们的这些来访者陷入了沉思：他们离开了各社会等级之间正在进行血腥厮杀的大陆。“自由和平等在海德公园的古老土地上出现了，而不像我们那里，非要进行一场革命才能建立它”。[201]梅特涅在阅读伯克的著作时，也有过类似的思考。当梅氏走进一家中产阶级也在那里就餐的乡下的简陋小酒馆，“去体验伦敦人在方方面面是如何生活”[202]时，他没有对自己作出的判断感到失望。
5.戏剧和音乐会文化
除了政治之外，戏剧和音乐会是梅特涅伦敦之行的主要动力。他在伦敦的第一场文艺活动，就是在3月28日前往两个星期前才重新开幕的王家大剧院［特鲁里街（Drury Lane）］观看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Messias）的演出。[203]剧院的规模令他震惊；他的判断没错，演出大厅的确是当时欧洲最大的。三位来访者——梅特涅兄弟俩及利德凯尔克伯爵——从包厢望出去，大厅内有四千观众。舞台上，由300多人组成的乐队按圆形露天剧场的形制排列，舞台布景则按哥特式教堂的式样布置，合唱团位于教堂中央，乐队则列在两侧，后面与巨大的管风琴等高的是布景。梅特涅甚至详细记录了著名歌唱家的名字。
在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剧院——如今的王家歌剧院——他观看了与第一次在特鲁里街的严肃节目形成鲜明反差的表演：滑稽剧《丑角浮士德》（Harlequin Faustus），一部伟大的哑剧，也见证了与意大利即兴喜剧（Commedia dell’Arte）[204]一脉相承的舞台奇观。而就在这座剧院，约翰·瑞奇（John Rich）于17世纪初发明了哑剧。梅特涅将其理解为“国家的绝对精彩演出”。哑剧、歌曲、舞蹈、布景：所有的一切都极富魅力，充满着无限的表现力。
他在伦敦经历的艺术高潮是汉诺威广场剧院（Hanover Square Rooms）著名的“萨洛蒙音乐会”，因小提琴家兼音乐会经理人约翰·彼得·萨洛蒙（Johann Peter Salomon）而得名，海顿也是应萨洛蒙邀请前来伦敦的。此时恰逢海顿第二次在伦敦逗留（1794～1795），在此期间，他创作了《伦敦交响曲》（Londoner Symphonien），并在首演时亲自担任指挥。梅特涅出席了4月7日的首演。这位20岁的年轻人已经具备的对音乐的潜在评判能力，令人吃惊。他说，萨洛蒙是一位“伟大的小提琴家”，而在其他国家很难在同一个地方见到这些天才们会集在一起。年轻的伯爵出席了多场由海顿亲自指挥的演出，并在随后举行的晚宴上与他结交为友。在一次普鲁士公使官邸的社交晚会上，海顿指挥了一场弦乐四重奏，并亲自弹奏中提琴。也是在这里，梅特涅聆听了著名的穆齐奥·克莱门蒂（Muzio Clementi）的钢琴表演。[205]
6月2日，他再一次出席“萨洛蒙音乐会”。当他的目光在观众席中落到一个看起来像是荷兰商人模样的人的时候，他立即看出来，这位商人是他在大学时教授哲学史和自然法的老师安德雷亚斯·约瑟夫·霍夫曼，两年前梅特涅曾在他那里听了“自然法则和国家法律（jus naturae et gentium）”的课程。而这位商人在观众里发现梅氏时，他的脑海中也立即闪现出梅特涅的名字。他现在可能——作为法国间谍网的一部分——在一个假名字的掩护下，为法国外交部长弗朗索瓦·路易·德福尔格（Françios Louis）搜集英国军队和军事装备的情报。音乐会还在进行期间，梅特涅就在热烈的谈话中将此事告诉了普鲁士公使，指出了这位商人的真实身份：前莱茵—德意志的大学社团组织会议主席、雅各宾党人统治时期前美因茨的行政机构首脑，此人正在受到通缉。霍夫曼也发现了他们指指点点的手势，知道自己已经暴露，遂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大厅。第二天，当英国警察前去逮捕他时，他的住处早已人去楼空。霍夫曼在伦敦隐藏了下来，直至秋天才安全地逃离了英伦。[206]梅特涅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记载此事，当然这种做法也非常符合梅特涅的典型性格，不是靠损害别人抬高自己，而是常常用沉默来掩盖尴尬和难堪的事情。他本来是能够轻而易举地使这位雅各宾派高官出丑的。
这段经历一点也没有败坏梅特涅在伦敦享受海顿音乐的兴致。此后他一直与这位音乐家保持着联系，并于1802年收到了这位70岁高龄的老人发自埃森施塔特（Eisenstadt）的信，当时梅氏正在德累斯顿任公使。信的内容同时也反映了这位年近30岁的政治家的文化造诣，因为海顿在信中写道：“在一位聪慧的公使将其主要的时间和天赋贡献于国家利益之时，还能找出一定的时间来关注艺术和艺术家，那么，就肯定可以从中得出结论，这样一个国家将绝不会缺少艺术作品。而这个国家更加智慧的那部分人普遍高涨的热情，要归功于艺术中最为悦耳动听的珍品，而它们当前在我们的祖国中，已不在处于一个低水平的状态。”[207]
6.访问牛津
前往古老的大学城，属于日程表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有助于梅特涅理解英国令人赞赏的成就所建立的基础。1794年5月22～25日，他与利德凯尔克在牛津及附近地区逗留。[208]甫一抵达，牛津城没有城墙引起了他的注意。“牛津是个学习的地方”，21个学院由令人起敬的印刷厂、许多教堂以及一座漂亮的剧院相连接。其他的建筑，主要是供学生住宿的房屋以及供人们消遣的商店、咖啡馆、小酒馆、卡巴莱小剧场等。来访者惊叹大学的古老，大学的楼宇建筑在可以追溯的罗马式基座之上。同时，他们也惊奇于学生们穿戴的像律师袍似的、式样统一的长袍，头上戴着四角帽，像顶着个四角屋顶。除此之外，他们享受着与大陆人一样的自由。当然纵情享乐和放荡不羁要被严加管束。英国最好家庭的子弟都在这里念书，而牛津也是培养贵族院和平民院议员以及大臣的苗圃。
梅特涅和利德凯尔克首先来到了靠近市中心的图书馆［拉德克利夫圆楼（Radcliffe Camera）］，然后进入到当时拥有超过150000册藏书的图书馆主楼。图书馆内部由各种石雕像、半身雕像、油画以及价值不菲的全身雕像装饰。他们不无解嘲地注意到，在牛津“新”意味着什么——比如“新学院（New College）”是因为它的历史只能追溯到14世纪。即使在这所学院里，他们也像对其他的学院一样，对楼宇的宽敞和美观赞叹不已，特别是教堂，在他们看来已非常华丽，其墙基也可以追溯到古代。这座城市由于它历史建筑和现代建筑的美而光芒闪烁，而这些建筑也引起了人们对这座人类智慧培养学府的极大尊敬。他们说，牛津是“科学的殿堂”。利德凯尔克则嘲弄地说，可惜他们没有时间和愿望在这里完成成为一名“博士”的蜕变。但他没有完全说对，关于此点容后再谈。
7.海洋军事强国
梅特涅也在英伦补上了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的一课。在那里取得的经验，使他以新的维度观察革命的法国与其对手之间的上百年争端：他作为海洋军事强国大不列颠的见证人，认识到这种冲突已经超越欧洲，具有全球的，同时也是帝国主义范畴的性质。英王乔治三世亲自批准，满足了梅特涅观摩舰队从朴次茅斯军港启航的“殷切愿望”。[209]外交大臣威廉·格伦维尔（William Grenville）给他开具了一封致英国舰队指挥理查德·豪海军大臣（First Lord of Admiralty Richard Howe）的介绍信。梅特涅与利德凯尔克准备于4月20日动身，但是由于正值复活节假期，不得不等到4月22日，豪的亲随副官陪同他们从下榻地前往锚位。对于这些军官而言，陌生人的到访不同寻常，因为此时英国与法国正处于交战状态，而在他们看来，大陆上来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像法国人那样会使用假名字。梅特涅必须极其详细地证明身份并作登记之后，才被允许进入英国海军的这个看起来巨大无比的母港——进入这个国家的实力场，这个国家国力和富裕来源的核心地带。[210]
在利德凯尔克的陪伴下，一艘海军部的小船载着他驶入了炮兵军械库和放满弹药的武器库，然后抵达停泊地，王家海军的锚港。在那里他们有机会登上“恺撒号（Caesar）”三桅快速战舰（Fregatte）进行视察，包括双层甲板上安装的100门大炮以及可以装载670名水兵的整体规模。在泊位上，他们还看到了4艘插着白旗的法国战舰，它们是反法同盟军于1793年12月中旬在土伦会战中缴获的，当时拿破仑还没有来得及将它们撤退到炮兵火力的保护圈中。缴获的法国战舰只是为法国革命战争的扩大多了一个象征。海军上将豪在他的有着三层甲板、110门大炮的旗舰“夏洛特王后号（Queen Charlotte）”[211]上亲自接见了客人。
第二天，一艘船将他们送到了怀特岛，在那里他们可以从著名的陡坡（Steep Hill）上看到海港的全景，并可以远眺公海。在这里，他们方才真正理解了这场活动的规模和全貌。由26艘战舰组成的商船护航舰队，其中一路将驶往东印度，另一路则驶往西印度。数百艘船只载着看热闹的市民游弋在大船的周围，为的是观看从两个不同的港口汇集而来的商船和战舰，总数超过400艘，合成一支庞大的船队。在海军上将的战舰发出信号之后，万船齐发，扬帆启航，蔚为壮观。梅特涅在年事已高、回顾往事时说：“这个场面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美好的之一，是的，我想说，是赐予人类观看的最壮观的演出！”[212]船队的编排，以及在人群中积累的、有序进行演示的实力使他着迷，这种力量同时以完美的和声形式对他产生了美学上的影响。他甚至忘记了这场表演前后因果关系中的政治意义：英国和法国在拿破仑于1806年在柏林发布大陆封锁令之前，早就已经处于全球性的贸易战争之中。不列颠的战舰要在法国进行可能的攻击时，保护本国的商船队伍。
实际上，真正的戏剧性场面发生在此后不久。梅特涅在回忆录中将两件事混淆在了一起。他曾强烈要求海军上将豪允许他参加即将开始的海战，这位将军则驳回了他的请求，理由是，他（豪）已经完成了国王交予的任务，让梅特涅看到了可以看的一切，但是，他必须把梅特涅活着送回去，而不是让他去冒险观看海战。这件事应该在梅特涅于4月24日从朴次茅斯返回伦敦之前就已发生，而不是像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发生于5月30日晚上；因为此时豪早已经率领舰队出海了。5月28日，在英吉利海峡靠近法国海岸一侧，战事已然开始，而在5月30～31日，即1794年6月1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海战进行之前，豪的战舰深陷于雾海之中。[213]英国人6月1日的胜利，被称作“光荣的六月一日（Glorious First of June）”，永载战史。[214]
当“6月1日乌埃尚岛大捷”[215]的消息传到城里时，梅特涅正在伦敦，市民们情绪高昂，到处欢呼雀跃、张灯结彩。这次战役的幕后发生了什么？英国人采取了行动，要用他们的战舰保护自己的商船队免遭危险：他们试图要截击和摧毁法国的护航舰队和100多艘商船。这些商船从美国为忍饥挨饿的法国人民运送来大量的粮食。用军事手段决定商战胜负使交战双方都作出了牺牲，这在梅特涅的眼中也非常具有戏剧性。他想亲眼看到获胜舰队返港的场面，于是又重返朴次茅斯，这次没有利德凯尔克陪同，因为他已于5月31日离开英国。6月13日，舰队在返航进港之时，展现了一幅他没有预料到的景象：[216]那艘他本想要乘坐去观摩海战的海军上将的旗舰，与法国海军上将的旗舰严重碰撞，英国旗舰现在“看起来就像一堆废铁”，“大部分水兵战死或者因伤失去了战斗能力”。[217]此外，这次他只能算是一半的胜利，因为法国人玩了一个花招，并将他们的商船完好无损地送达目的地。
在英国逗留的意义
应该如何评价在英国的逗留对梅特涅日后发展产生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其中的大部分都不甚明晰，特别是就其广度而言。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的一些研究在探讨梅特涅在英国的逗留，而其中大部分既未出版也未付印，[218]而且这些研究的负面结论较为突出，诸如：梅特涅与英国的关系“自然”应该是处于对立状态，因为这位国务首相总是从永恒的、稳定秩序的原则出发看待问题；他代表的是专制皇朝的机构，从而在精神上被合法性束缚，而且相对来说他很晚才比较深入地与岛国打交道，大约是在1814年之后；1821年之前他没有对大不列颠的议会和政党发表过见解，只是到了1830年之后表态才深入起来；他是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英国宪法的，他对改革的理解不外乎是为了改善现状；他不了解英国历史；总的讲，他对英国的国家建设非常不理解。[219]
所有这些论断均不值一驳。对英国的访问决定性地影响和扩大了梅特涅的政治世界。其间，他发现并坚定了他的基本思想，此后，这些思想在他的政治活动中总是在背后持续地影响着他，尽管在哈布斯堡皇朝的现实政治中，他常常不能获得实现这些思想的活动空间。这些思想包括贵族立宪制（aristokratische Konstitutionalismus），需注意的是，梅特涅是在用一种新式的贵族概念对待这种制度；此外，他思想中始终存在着等级制度意义上的三权分立理念、埃德蒙·伯克对它的诠释，以及对英国国家制度的赞赏；最后还有英国的议会制以及在英国实行的新闻自由。梅特涅并不赞成“宗法—等级制的专制主义”，[220]认为其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荒谬的概念构成，因为“等级制”与“专制主义”是互相排斥的。简而言之：高瞻远瞩地来观察一下，梅特涅一生都是一个英国式的保守的辉格党，因而有着一个哈布斯堡皇朝不能容留这种立场存在的地位，因为在梅特涅的眼中，这个国家已然是一座脆弱的、无法改变的大厦，只能艰难地维持，从而避免轰然坍塌，否则就只剩彻底推倒重建了。
梅特涅自己是如何回答英国之行对他的意义，倒是很值得听一听。1819年，在所谓的清剿煽动者的高潮中，时年46岁的梅特涅在写给丽温伯爵夫人（Fürstin Lieven）的信中，思考着他的“祖国”。
如果只由出生地来确定一个人的祖国的话，我实际上算不上一个奥地利人。按我的原则来说，祖国不仅仅是由出生地及少年时代的习惯组成。可能有一个只依赖你心灵而存在的收养国［“一个收养家园（une patrie adoptive）”］，而且归根结底：只有那个出生与原则的一致性完全融合的地方，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祖国。或者说，奥地利是我道义上的祖国；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因为她所存在的核心原因，与我的原则和我的感情是完完全全合拍的。我在奥地利如鱼得水，自由潜翔。……如果我不是这个我原本应该是的那个人，那我愿意作一个英国人。如果这二者都不能成为，那我宁愿什么都不是。[221]（黑体字为本书作者标注）
梅特涅1794年的英国之行，让我们理解了他对英国的热爱源自何处。这些初次获得的经验，又由于后来的两次英国之旅得到了进一步加深和增强。1814年，当拿破仑第一次被打败并于5月在巴黎缔结和约后，梅特涅前往英国，去接受牛津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这当然不是最后一次；而1848年，他在革命爆发前逃亡到英国牛津，并于4月22日发现：“我曾两次在这里逗留，每次24小时。自那以后我有34年再未踏上英国的土地，可是我感到，这些年就像几天。这个伟大的国家因对法律、秩序以及对自由价值观无法撼动的坚信，而强大起来。为了真正能够生存，她也必须建立在这些事务的基础之上。我又在那里见到了我的老朋友以及那种好客的热情，这种热情不是客套，而是这个国家的优势。”[222]
如果观察一下梅特涅生命的最后时刻，应该完全可以证实1794年的经历对他产生的影响。而且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观察，在1793年的安特卫普会议上，大不列颠诸岛于梅特涅而言，就已经出现在国际政治的地平线上了。1858年10月23日，在他去世前的8个月，85岁的他写信给他于1848年认识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一位对抗巴麦尊（Palmerston）的托利党反对派领袖。梅特涅将自己看作他的“学生”，信中说道：
我们于英国相识之后已然过去8年。我们相识在我热爱的这个国家，这个与我的公职生涯很长的一段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假如我的信念是建立在不那么稳固的基础之上的话，近年来占据政治领域并仍席卷这一领域的很多事件，很可能都会使我的思想染上那种易变得混乱的性质。如果发生真正的一般性问题，或者发生涉及它们直接利益的事情，这个伟大的海洋帝国，欧洲的非大陆国家，与那个大陆的中央大国，而非海洋强国，终究会经常互相碰面。[223]（黑体字为本书作者标注）
在年轻的帝国伯爵离开英国时，他的政治形象已经固定下来。在这个时间点上，人们确实可以说，他在自认为的意义上，已然“定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