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易洛魁人的国家、腓特烈·威廉四世的裁缝和歌德情书的客观性

若想断断续续地做一个更善良的人，乃是徒劳之举。

伊曼努尔·康德

在马克斯·韦伯的著作目录中，1898年至1902年间的文字著述均有收录。但是，这些著述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重要学术价值：几篇关于其他作者撰写的书籍的初步评论，对自己的旧文《古代农业状况》的修订（每年9页）。1902年秋，当韦伯的健康状况有了初步好转迹象的时候，他在忙些什么事情呢？是从事农业政策方面他所关心和熟悉的几个课题的研究？还是继续深化他对古代社会制度方面的扎实知识？或是写作关于交易所作用的论文？抑或是埋头于身体恢复期间所接触到的命题，诸如他在罗马常常阅读的关于僧侣教士和宗教改革的书籍？或者是继续参与那些将他与德意志帝国的政局联系在一起的各种辩论交锋？一个人若是长期身患重病，那么，他大病初愈后选择的复出方式可以是自由和多样化的，比如，借助对一些简单的、此前搁置的和其间所从事的学术课题的研究成果，撰写一些关于人生危机（即重病折磨）的短文，或者是采用某种坦诚布公、有利于缺席请假者重新恢复工作的方式。

但是，韦伯都没有这样做。身体状况刚刚允许他能较长时间伏案工作，他首先动笔写作的是一篇关于两位德国经济学家著作中方法论问题的极其枯燥乏味的论文。为了撰写这篇名为《罗舍尔和科尼斯以及历史国民经济学的逻辑问题》（Roscher，Knies und die logischen Probleme der historischen Nationalökonomie）（以下简称《罗舍尔和科尼斯》）的文章，他不仅将自己折磨了很长时间，甚至还算计过，他为这篇文章所付出的精力消耗，或许足以开设一堂大学的讲座课。最后，这篇文章被分成三部分于1903年、1905年和1906年相继发表，全文共计400页。在此期间，韦伯还撰写了另外一篇关于学术理论的短文《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Die “Objektivitä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篇幅为65页。篇幅略少的一篇是1906年发表的《文化学逻辑领域的批判研究》（Kritische Studien auf dem Gebiet der kulturwissenschaftlichen Logik），共64页，以及与今天已经无人知晓的理查德·施塔姆勒（Richard Stammler）[1]就方法论问题进行讨论的一篇论文，篇幅为57页。因此，韦伯在6年时间里就社会科学的学术理论问题写了300多页没有任何读者阅读的文章。1906年，亦即两篇这样的文章写就的这一年，他在信中记述道，《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档案》（Archivs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的读者针对他在方法论上的习作式的文章说了一大堆不满和抱怨的话。这些不满和抱怨迫使他不得不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停止写作。[2]

我们可以将韦伯在上述文章中探讨的问题在此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其时，他在思考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而且，他采用的方式是，在对问题进行思考的同时，并不忽视它们之间的统一性，即它们都是一种科学。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他所采用的参照对象是当时普遍流行的对规律科学和实际科学的区分方法。今天，我们会觉得这两个概念十分不同寻常，因为，当韦伯在谈到“规律科学”时，他所指的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实际存在的事物。但是，韦伯强调，严格的自然科学是通过数量和功能上的观察，以及通过对具体质量的抽象化，来同因果关系完全“非实际的”载体打交道的。换言之，规律科学感兴趣的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如典型的血液循环和H2O等，而不是经验的，亦即不干净的水，以及一个天体脱离所有其他影响的运行轨道。韦伯试图解释，就社会科学来说，它是否必须对单个的社会现象或者是典型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社会科学家努力追寻的目标是寻找和发现规律吗？若如此，那么在一个人们眼前所见的、由自由行动者的行为所决定的世界里，这些规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由于行为者的行为是无法预测的，那么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行为者的自由意志在历史上可以作为历史事件的偶然因素看待吗？如同在上述的文章中一样，韦伯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针见血的：“特殊的‘不可预测性’——如同‘盲目的自然力量’的不可预测性一样，但不大于后者——是神经病人的一种特权。”[3]他问道：在社会变革中，什么才是一种“规律性的情况”？进行历史的比照（比如不同的政治人物或不同的文明类型等）有什么样的前提条件？哪些事件可以被称为“历史性的”事件？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一切都是极为有趣和值得深究的问题。事实上，在随后的日子里，韦伯的确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来阅读哲学类的书籍。但是，假如我们从中得出结论，认为这些问题对韦伯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那么，我们还没有意识到，韦伯是怎样与这些问题打交道的——那实在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在《罗舍尔和科尼斯》一文中，有一个句子竟然用了10个名词，另外还做了5个脚注！我们不妨从另一篇写作日期稍晚的文章中找出一个句子作为实例。这个句子最好大声念出来，让大家都能听清楚，这样我们才能了解韦伯思考问题的方式和他的写作方式，以及他唯一完全不加考虑的对象——他的读者。这个句子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已经完全无关紧要，我们只需注意它的长度即可：[4]

“In der Hauptsache richtig geschieden wird dann auch 1. dieser kausale Begriff des ‹Zufalls› （der sog. ‹relative Zufall›）：-der ‹zufällige› Erfolg steht hier im Gegensatz zu einem solchen，welcher nach denjenigen kausalen Komponenten eines Ereignisses，die wir zu einer begrifflichen Einheit zusammengefaßt haben，zu ‹erwarten› war，das ‹Zufällige› ist das aus jenen allein in Betracht gezogenen Bedingungen nach allgemeinen Regeln des Geschehens nicht kausal Ableitbare，sondern durch Hinzutritt einer ‹außerhalb› ihrer liegenden Bedingung Verursachte （S. 17-19），-von 2. dem davon verschiedenen teleologischen Begriff des ‹Zufälligen›，dessen Gegensatz das ‹Wesentliche› ist，sei es，daß es sich um die zu Erkenntniszwecken vorgenommene Bildung eines Begriffes unter Ausscheidung der für die Erkenntnis ‹unwesentlichen› （‹zufälligen›，‹individuellen›） Bestandteile der Wirklichkeit handelt，sei es，daß eine Beurteilung gewisser realer oder gedachter Objekte als ‹Mittel› zu einem ‹Zweck› vorgenommen wird，wobei dann gewisse Eigenschaften als ‹Mittel› allein praktisch relevant，die übrigen praktisch ‹gleichgültig› werden （S. 20 bis 21）.”[5]

由此，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解释这样一个如此抽象复杂和被韦伯以并不简单的方式加以阐述的问题的新开端呢？诚然，韦伯是应他人约请，写作一篇关于威廉·罗舍尔和自己的老师及讲座课的前任授课人卡尔·科尼斯的纪念文章。但是，如同他在信中所抱怨的那样，由于一件“让人来火的工作”，他耽误了交稿的时间。而后续的几篇文章均不是别人的约稿。如果回过头来看韦伯在健康状况崩溃之前的论著，我们就可以发现，里面均没有涉及方法论问题的内容。若是有人推测，韦伯是想通过对方法论的研究来为自己准备某种工具，以备今后对诸如资本主义、宗教、国家和法律等问题进行论述，那么，韦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恐怕会让我们改变看法。韦伯说，方法论“不是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前提，正像解剖学不是‘正确的’走路姿势的前提一样。而且，如同一个想用解剖学的知识来不断控制自己走路姿势的人会有摔倒的危险一样，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专业学者身上，亦即他们试图借助方法论的考虑来另行设定自己的工作目标。”[6]

在韦伯针对柏林大学古代史学家和埃及学专家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7]所写的《关于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Zur Theorie und Methodik der Geschichte）一文的争论文章里，有一小段文字给了我们关键性的提示。韦伯把迈尔的认识论批判观点称作“不是医生写的病情报告，而是病人自己写的病情报告，而且身为病人，他们还想得到他人的赞许和理解”。这里，将此观点宣布为自己的行动纲领的韦伯告诉我们，他本人不仅经历了一场心理疾病的危机，而且还经历了一场学术研究的危机。因此，他的方法论文章完全不是煞费苦心地对作为工具的认识论的打造，而是一个康复期病人对病因的探究和康复报告。这个康复期的病人用写文章的方式将自己从认识论的危机中解救出来，并且，也正因为如此，他付出了如此巨大和如此消耗体力和精力的代价。[8]

那么，除了已经提到过的个人身体的危机外，这里所说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危机呢？首先，这是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的一场危机，他已经脱离了自己所学和所传授的学科专业以及任何一个学术流派。韦伯已经不再是律师，对历史的研究也不是他想要投身的事业。他更倾向于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观点，尤其倾向于同“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他在大学所学的就是这类知识）公开进行论战的那个学派的学术观点。与此同时，他所代表的经济政治观点又与他在方法论上有好感的那派观点有所冲突：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或曰民族政治经济学家，而不是有世界主义思想的消费者利益的捍卫者。但是，他逐步开始着手加以研究的社会学，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这时还未出现。而且，对于这个学科中已经存在的一些固有的传统，诸如寻找“社会规律”并在控制社会过程中加以应用之的、自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9]以降的法国路线，以及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0]所代表的社会进化论的英国路线，他统统予以全面否定。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当时的年代，甘于寂寞、不参与任何论战交锋的学者恐怕鲜有其人。

然而，韦伯之所以会有走进了各种不同路线之间的感觉，是因为他意识到了的一个学术界的危机。仔细观察之，我们就不难发现，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关于经济史的信息资料的混杂体。借助完全未经深思熟虑的概念和方法，这些信息资料被加工成了一种政治世界观。人们言必称经济的自然规律，却又对创造抽象的概念采取拒绝的态度。许多人认为，国民经济的源泉是有着特殊天赋和欲望的民众，但是又不对这些天赋和欲望从何而来予以解释和廓清。他们还认为，每个民族都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就像生物体一样，要历经出生到成熟、衰老到消亡的过程。但是，这个论点的基础是什么，却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虽然人们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人的行为有着一系列的动机，诸如自我利益、上帝之爱、公平正义的理想、仁慈善良和对内心自由的追求等。但是，在对经济行为的考察探讨中，除了自我利益之外，对其他动机的考察研究均未有所触及。于是，仁慈善良和公平正义就统统成了国家和政府承担的事务。

然则，历史学派所追求的学术目标是所谓涵盖一切的“全面性”。由于技术、司法、立法、不同的民族、工厂的地理位置、道路、建筑物、原材料和所学的技能都属于经济范畴，因此，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因素都必须纳入经济学的考查范围之内。古斯塔夫·施莫勒于1900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教科书卷首章节讨论的题目，便是婚姻、居民点、文字、语言、公众社会和“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成”等问题，亦即人类心理学范畴的命题：“人不能仅仅是吃饭和谈恋爱，他还必须用其他事物来充实自己的时间和心灵”，[11]因为人的情感、子女教育和闲暇活动对于经济需求的产生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早在韦伯之前二十年，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就于1883年与历史学派，尤其是与施莫勒发生过一场论战，其焦点恰好也是涉及一种不讲界限、拒绝理论的专业化、毫无原则可言的学科领域的印象。门格尔认为，科学知识的获得意味着的是，为了某项课题的研究，弄清它受到哪些规律的影响和左右。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在经济学中同样重要的是，要从具体的事物当中只把反复出现的那些事物抽绎出来，而不是毫无目的地热衷于对细枝末节的搜罗和叙述：“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的肉价！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的肉价！米尔海姆（Mühlheim）的肉价！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的肉价！盖尔莫斯海姆（Germersheim）的肉价！茨维考（Zwickau）[12]的肉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门格尔模仿历史学派的口吻，讽刺了他们狂热的搜罗癖好。事实上，这句讥讽的话的确可能是历史学派圈子里博士论文的题目。在此，我们只需列举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13]的国民经济学博士论文他的导师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任教时的同事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14]]，即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他的论文题目是：《内卡河畔海尔布隆地区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农现状》。

有鉴于此，门格尔气愤地骂道，若以这样的方式，一辈子也休想搞出一套经济学的理论。在社会科学中，重要的不是从各个方面支离破碎地对一件事物进行把握，而是获得具有重要意义事物的标准和规范，亦即注重“类型及人类现象的典型反应”。[15]二十年后，韦伯对此论点做了如下的表述：不是事物在现实中的相互关系，而是问题在头脑中的内在关系产生了学术工作的研究范畴。[16]在门格尔眼里，有着同样观点的立论是，经济的参与者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经济性的人（homo oeconomicus）。而且，他尤其强调的是一种将各种互为矛盾的行为规范加以排除的论点：只有我们把人想象成一个其经济行为受其自身动机主导的人，并且对他经常犯各种错误的情况忽略不计，这时，我们才能对他在现实情况下的经济行为做出准确的说明。

韦伯赞同门格尔的观点，即科学研究意味着对事物的典型化和简单化，而且，任何科学理论都不可能缺少因果假设的命题。那么，韦伯为什么对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会有陷入僵化教条危机的印象呢？倘若历史主义方法是一种病症，那么，医治它的手段似乎已经摆在了人们面前：改弦更张，采用奥地利经济学派以及如今为我们所熟悉的、以理性的行为选择为特征的建模方法。

但是，在韦伯看来，这场危机的程度要严峻得多，而且，“规律科学”（门格尔想把社会科学也归入此类）也是危机的一部分。[17]在韦伯眼里，为了经济理论而放弃历史，这是他所不愿意做出的一种牺牲。就与在以往历史中随意采撷资料的方法做斗争而言，他所使用的词汇与门格尔的批评语言几乎如出一辙。然而在他看来，从人们对学术研究兴趣有意识的片面性的赞扬声中，并不能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说，人的行为的哪些方面应当加以摈除。为什么经济行为的逻辑应当把人的私利行为作为重点，而不是把人的模仿行为作为重点？在这个问题上，韦伯并不反对把经济性的人作为现代经济的典型人物来看，但是，他想得到的是一个论证理由，而不只是一个固定的结论。

尤为重要的是：在19世纪，为数众多的理论体系纷纷出笼。这些理论体系想要对每个历史现象都做出解释，并把这些历史现象统统归结于某个因素之上：阶级或种族斗争，仇恨情绪或潜意识，行为者的生理学问题或生活环境，民族精神等，不一而足。因此在这里，人的私心只是多种因素中被归结为社会行为产生原因的一个因素。韦伯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任何现实的事物都处在永无止境的因果关系中，所有事物皆有为数众多的起因和根源：“即使手中拥有关于事物所有‘规律’的最广泛的知识，我们仍然无奈地面对着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有无可能用因果关系来解释一个单一的人的行为？——因为，仅仅要对现实事物的一个最小片段进行描述，就已经十分困难。”[18]早年，当韦伯在从事易北河东部农业工人或古代农业史的研究时，他就已经意识到，经济行为绝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的环境。有鉴于此，他不仅要把经济活动纳入社会经济学的研究之中，而且要把与经济有关的重要事实（如立法、思想、技术）以及以经济为条件的事实（比如一切必须依靠资金来做的事情）也纳入社会经济学的研究之中。韦伯认为，现实事物无法从法则当中演绎出来。对他来说，因果法则只是认知的手段，而非认知的目的：从一项法则中，永远不会产生与之相关联的事物的意义，但是，社会事实本身却是富有含义的。即便是一个人的决定——将他的经济行为以自身利益为目标——也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亦即，这个决定完全可能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做出，因而是能够被理解的（抑或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就决定专注于对个人的自我利益进行研究的学者而言，他的这项决定也不是出于对自己有利益的目的，而是出于学科的、认识论的或是课题研究的考虑做出的：“然而，但凡在我们看来有意义的事物，它们当然都不能通过对经验中所存在事物的‘无前提条件的’研究工作得到阐释，事物的发现和认识，乃是某一事物成为研究对象的前提条件。”[19]对此，韦伯阐述的理由非常简单：对我们来说，一个历史过程的意义不在于它与其他历史过程所共有的东西，而是借助于使其与众不同的东西，亦即借助于在我们看来使它与其他事物有区别的那些事物。

我们不妨在此举一个韦伯自己简单做过提示并且预示他今后研究工作重点的例子：对他来说，市场经济的研究毫无疑问意味着对交换和支付方式的研究。但是，市场经济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取得了它的统治地位，为什么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他的时代能够不同于古代社会（归根结底，古代的交换也同样是以人的自身利益为目的的）？这个命题并不能从以自身利益为重的财物所有者的永恒交换法则中得到解答。“对于讲求精确的自然科学来说，‘法则’越具有普遍性，它们就越重要和越有价值；就认识具体条件下的历史现象而论，最普遍的法则——因为它最为空洞——经常也是最无价值的。”[20]这是因为，历史社会学所探讨的是独特的事物，对韦伯而言也就是探讨独特事物的价值问题。

所以，韦伯在方法论的文章中为其开出病情报告的社会科学由此陷入了一场危机，因为它不仅分解成了没有观点的概念或没有概念的观点，同时它还分解成了对历史视而不见的一种准确性，或是一种由于没有明确的目的而让人无所适从的历史知识。这种历史知识所达到的最终结果似乎是：关于历史的科学是根本不存在的，有的只是随意编造的历史故事罢了。现实事物本身不再为研究者提供看问题的观点和角度（韦伯对此坚信不疑），而是一团杂乱无章的事实“乱象”。只有当人们借助各种概念接近它的时候，它才会产生新的认识。可是，我们应当怎样来防止这些随心所欲的概念产生呢？

对此，韦伯在他著名的“理想类型形成”学说中，通过借助医学的形象比喻来阐述针对上述科学危机的治疗方法的方式做出了自己的回答：研究者应当采用对当前现实感兴趣的态度——比如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兴趣：哪些动机使得近代早期的人们走向了资本主义式的职业生活——来研究第一手的历史资料。这种兴趣本身并不能从科学的角度得到解释，因此，韦伯在他与危机做斗争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中，特意对“客观性”一词加了双引号。他在文章中不惜笔墨和煞费苦心所得到的结果，人们似乎可以用受概念控制的主观性或是用主观的概念控制来称呼它。然而，倘若说从某个独特的历史现象中无法推导出事物的规律，那么，这个唯一的历史现象的价值又何在呢？

韦伯借助他的同仁、科学哲学家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21]的观点对此做了形象化的回答。李凯尔特认为，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22]拒绝接受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召开的国民议会献给他的德意志皇冠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而为国王缝制御袍的裁缝则在历史上没有任何意义。对此，史学家爱德华·迈尔提出了不同看法：仅就政治历史而言，裁缝无足轻重，但是，对其他的历史研究范畴来说，诸如服装业史或手工业史等，裁缝或许并非不重要。[23]在韦伯眼里，这个回答未能讲清两种不同的历史事件之间的根本区别：第一种历史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产生了重大的后果和影响；第二种历史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是某些典型事物的范例。韦伯认为，人们或许可以从易洛魁人的国家那里学习到有关国家形成的关键性的东西，尽管这个国家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反之，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打败波斯人的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kles）[24]的某些决策虽然一直影响到了当代（韦伯对历史的因果链问题有非常广泛的了解和认识，他设想，假如波斯人赢得了这场海战的胜利，后来的历史将会被改写），但是，对于历史学或心理学的概念形成来说，这些决策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缘此，易洛魁人对了解和认识国家社会学是有帮助意义的，古希腊大军统帅的命令及其后果影响可以交由历史学家们加以评说。因而，就服装业史而言，腓特烈·威廉四世的裁缝或许也同样“在因果关系上完全无足轻重”，除非，恰恰是这位御用裁缝裁剪出了超出国王身体尺寸之外的具有影响力的事物。但是，撇开历史影响力不谈，这件御袍是人们了解和认识1848年前后时装概念的一个非常适合的工具。

由此观之：韦伯这里所说的独特的事物和历史的个体，不仅仅以及并非首先指的是人。城市、命令、婚姻、文本、服装也都是历史的个体。有志于把这些事物按照时间的先后理出其社会根源的历史顺序链的研究者，不仅能够从这些事物中发现它们的“典型”特征，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探究，什么是它们具有典型性的东西，它们存在的所谓关键点在哪里。在此过程中，依照他的主观决定，研究者集中精力对这些特征进行专门研究，并从中建立起韦伯将之称为“理想类型”的构架。这样，易洛魁人或是其他部族的国家就可能变成了一种“原始国家”，换言之，“国家”和“部族”本身就成了一种理想类型。抑或，易洛魁人统治形式的某些特征（以酋长首领和魔法巫术为前提）就体现在了“有超凡个人魅力的统治”的理想类型之中。在这个理想类型里，一种社会事实的特征就从与其他特征的混合体中分离出来，从而使我们得到了一种认识事物的工具。借助这件工具，我们就能够在事物之间进行各种比较：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与无国家形式统治的比较，与没有魔法巫术的统治的比较，等等。或者，我们还可以构建起各种理想类型的发展过程：典型的部族社会走向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它们后来变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抑或：当纺织工业兴起的时候，手工裁缝行业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韦伯提出的这些今天我们看来或许很平常的论据中，他的哪些重要的思想得到了体现？对此，只要我们看一下他对歌德以及对歌德与其所爱恋但（也许）未能追求成功的夏洛特·冯·施泰因（Charlotte von Stein）[25]的来往书信的论述，便可一目了然。文学史家为什么应当对此事件感兴趣呢？我们可举其中的一个原因为例：“那些与一种巨大的热情紧密相关的禁欲主义年代”在歌德以后的生活中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而且，正如韦伯所表述的那样，“当歌德在南国的天空下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时候也是如此”（韦伯自己的热情、禁欲主义和在南方国家的人生变化则另当别论）。然而，韦伯认为，即便歌德这场或许完全放弃欲望的与夏洛特·冯·施泰因的相逢相知后来对两人的生活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这段人生经历的意义或许依然在于，它典型地说明了诗人歌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这段经历也许始终还会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或者是歌德社交圈的一种“表征”，而且，“那些社交圈的精神现象”就可能是起因果关系作用的、文化史上的一个瞬间。最后，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如果这样的说法也不正确，而且，歌德这样的经历不仅出现在许许多多的文化中，甚至还出现在所有时代之中，那么，即便如此，总还会有文化心理学家或是神经科医生能够对这种经历进行某种分析研究，并“将其作为某些特定的禁欲主义‘误入歧途’的‘理想类型’范例，运用各种‘有用的’观点对之加以论述”。[26]

但是，就韦伯而言，从这种通过四到五种可能性对歌德情书进行科学评价的方法中还产生了另外一层含义。这些都是出自歌德之手的情书，而且，即便我们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是谁，它们也是高质量的书信。韦伯认为，人们可以将信中表露出的热情和内敛的结合作为一种狭隘的或是一种宽泛的性道德的追随者来加以否定，但是，即便是对这样的立场观点来说，这样做也不会让书信的解释失去价值。因为，这些将一种已经在历史上变为现实的可能性（即某人是怎样生活的）揭示出来的解释方法，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对价值更加敏感”。

我们之所以对韦伯方法论文章中的一段较长的文字做了如上的评述，是因为这样的评述不仅揭示了韦伯的思考和写作方式（这种思考和写作方式始终努力不放过他所研究的问题的任何一个细节），同时，借助“价值敏感性”这个概念，韦伯的研究工作来到了一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向他表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所能达到的极限是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关键点为他指出了他自己学术研究工作的真正含义。他由此所获得的精神解放——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方法论基础——乃是一种找到了学术工作特殊意义的情感释怀。在处理历史资料，或是探寻历史规律（甚至是不可改变的法则）的过程中，他已经无法认识到这种意义。从现在开始，他的学术工作的意义将是：通过对历史的生活现象及其意义的分析，亦即通过理解的方式，使当下的人们对人类价值的重要性更加敏感，具体来说就是：对读者在其生活方式中所遵循的或是与之保持距离的观点和思想更加敏感。韦伯写作的时代是古老的观念被撼动的时代，历史——不仅是古代的历史，而且也包括基督教史或其他各民族的历史——可以作为富有教益的范例来为人们服务。古老的观念之所以被撼动，不仅是因为人们感觉到他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与所有已经逝去的社会的关系越来越远，而且还因为各种各样把历史也当成一种范例的理论学说。但是，这些理论学说对历史进行了一次重大的重新评说：历史是消极事物（das Negative）的范例，是无目的性（Sinnlosigkeit）的范例，是强加的因果关系的范例，是盲目的进化过程的范例。正因为如此，一种只算计利益、专注于适应环境和从中捞取最大好处的生活方式便应运而生。马克斯·韦伯要用他的健康状况崩溃之后重新开始的工作证明，这种情况不是唯一的可能性，反之，“西方的”文明连同它所创造出来的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是某种遵循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有某种“精神”的事物。换言之，人们至少可以这样来构建这种文明，使它似乎具有这样一种“精神”。在马克斯·韦伯撰写他的方法论文章的同时，他已经开始了从理想类型的角度来阐述资本主义的创建者的写作工作。这些资本主义的创建者将提醒韦伯自己所处时代对价值观念不敏感的人们：处在资本主义开始阶段的并不是虚无主义、自私自利和享乐主义，而且也不是对进步的乐观态度和启蒙运动。

[1] 理查德·施塔姆勒（Richard Stammler，1856～1938），德国哲学家。

[2] 见MWG II/5，第69页。

[3] 见WL，第226页。

[4] 如作者所说，因是例句，内容意义并不重要，所以也未译成中文（句子不考虑句法结构，下笔完全是随心所欲，因此勉强译成中文没有意义）。有兴趣且会德文的读者可以尝试琢磨一下此句的含义。

[5] 见WL，第219～220页。

[6] “让人来火的工作……”，参见马克斯·韦伯致玛丽安妮·韦伯的信，1903年1月3日，见LB，第274页；“方法论……”，参见WL，第217页。

[7] 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1855～1930），德国古代史学家。

[8] “病情报告……”，参见WL，第216页；比喻的提示参见腾布鲁克《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第10页及下页（那里有“患者报告”一词）。

[9]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和实证主义的创始人。

[10]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鼻祖，“适者生存”原则在社会中应用的倡导者。

[11] 施莫勒：《国民经济学》，第21页。

[12] 以上六地皆为德国城市地名。

[13] 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1884～1963），德国自由民主党政治家，1949～1959年任联邦德国总统。

[14] 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1844～1931），德国经济学家。

[15] 门格尔：《历史主义的谬误》，“肉价”，第38页；“类型”，第17页及下页；还可参见《社会科学的方法》，第41～65页和第73～81页。

[16] 见WL，第166页。

[17] 此处及下文参见腾布鲁克的阐述《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第13～31页。

[18] 见WL，第177页。

[19] 见WL，第176页。

[20] 见WL，第180页。

[21] 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

[22] 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1795～1861），腓特烈·威廉三世（1770～1840）之子，普鲁士国王（1840～1861在位），拒绝接受1848年5月法兰克福全德制宪国民议会献给他的宪法和皇冠。

[23] 迈尔：《历史理论和方法》，此处见第44页。

[24] 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kles，前524～前459），古希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民主派重要人物，力主扩建海军，在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中大败波斯舰队。

[25] 夏洛特·冯·施泰因（Charlotte von Stein，1742～1827），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女公爵的宫女和亲信，已婚并有七个子女，歌德早年曾经狂热地爱恋她未果，两人之间有大量书信来往。

[26] 见WL，第241～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