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面对面

纳粹暴徒的一个政治据点。[1]

——1924年11月5日《慕尼黑邮报》评价兰茨贝格

在受审前，希特勒曾抱怨很少有人去兰茨贝格看他。审判后显然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前往堡垒探望他的人源源不断，他们需要先验明身份，[2]去典狱长办公室填探视卡，[3]写上他们的姓名、想要探视的囚犯以及探视日期。典狱长奥托·赖博尔或他的副手会确定一个时长，然后签署通行证。接着访客会被带到二楼的其中一间探视室。

最初的一批访客中，[4]当然少不了马克斯·阿曼这样的旧识，还有罗姆上尉、弗里克博士和威廉·布吕克纳之类一同受审的人，他们是4月10日上午一同前来的，聊了一个小时。还有一些参加政变的党内老人也是初期的常客：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乌尔里希·格拉夫、尤利乌斯·施特莱谢尔、赫尔曼·埃瑟、安东·德莱克斯勒和“小家伙”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最后这位先后来探视了五次，最早是在4月11日。

其中一次带上了他的小儿子埃贡，他本以为兰茨贝格是个地牢，希特勒戴着镣铐，睡在地上，老鼠在身边乱窜。然而他发现牢房窗明几净，还有花园景观。此外，埃贡记忆最深的是希特勒的声音，在激昂澎湃地陈词时，一度震得窗户都在抖。

探视通常安排在上午9点到中午，然后是下午2点到5点。有时候希特勒需要连续见几个人。例如4月12日鲁登道夫来看他，之后希特勒又见了七个人，包括他的律师洛伦兹·罗德；一同受审的海因茨·佩尔内；参加了政变的马克斯·塞瑟尔曼；他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后者带来了一篮水果，[5]还有他那台值得信赖的相机。

霍夫曼就是趁这个机会拍下了一系列照片，展现他在兰茨贝格高墙内的生活。其中一张照片里，希特勒穿着背带皮裤，手持一张报纸。还有一张有希特勒、克利伯、韦伯和埃米尔·莫里斯，后者拿着琉特琴，坐在一张摆着花的小桌边。拍摄这些照片无疑需要得到狱方的配合，由此可见兰茨贝格的管理多么宽松。

照片固然反映了不少真相，不过还是需要记得，狱方的“纵容”主要是由于希特勒得到的刑罚本身的性质（即堡垒监禁），而不是因为对希特勒的好感。但这不等于说兰茨贝格的典狱长奥托·赖博尔或他的手下就不是极端右翼思想的信徒，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属于此类。

事实上囚犯、访客乃至狱卒对希特勒百般奉承。5月1日第二次前去探望希特勒的恩斯特·罗姆走时大摇其头，那些被鲁登道夫称为“溜须拍马、工于心计”[6]之徒把希特勒捧上了天，让他倍感无奈。三天后来探视的卢克·吕德克则推测，这段坐牢的经历对希特勒是好事。在他看来，这个阶下囚仍然有着“吞火者”的眼神，但同时显然又“显得更冷静了，对自己更有信心”。[7]

前后有350名男女老少前往兰茨贝格探望希特勒，总计超过450次。[8]在狱卒奥托·鲁尔克看来，探视者“什么阶层、年龄和地位都有”。[9]从阿尔卑斯的山峦到波罗的海的沙滩，五湖四海的人乘着火车、汽车和自行车前来探望他。有不少人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赶来。甚至有一对年轻夫妇从德国北部徒步跋涉来到兰茨贝格。

然而从兰茨贝格的记录来看，访客的地区分布[10]没有这位狱卒记忆中那么多样。每10名探视者至少有8名来自巴伐利亚，这其中半数是慕尼黑人。只有27人确定是来自普鲁士，其中9人来自柏林。许多地方一个人也没来。这包括了将来会给纳粹党提供有力支持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以及东普鲁士，后者的容克和地主们一直是德国极右翼的坚定支持者。

这些都说明了一点，尽管经过审判后有了很大的提升，纳粹党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地区组织。不过情况在改变。1924年10月23日，莱比锡出版商F.A.布罗克豪斯（F. A. Brockhaus）[11]致信兰茨贝格，索取有关希特勒的信息，以收录于著名的《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的第15版。第8卷的字母H部分于1931年完成，其中首次收录了“希特勒，阿道夫”和“希特勒政变”这两个词条。后一个词条的释文提到希特勒如何在政变失败后重新赢得党的信任。

不过前来探望希特勒的人确如兰茨贝格典狱长所说，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里面包括了教授、医生、动物学家、工程师、建筑师、作家、记者、教师，还有银行家、烘焙师、簿记员和学生，此外还有军人和邦警。在入狱的最初两个月里，希特勒还见了一名作曲家、一名风琴师、一名歌手、一名钢琴技师、一名古籍交易商、一名布料生产商以及多名机械师和锁匠。各路商家上门来推销从护发产品到五金器具、从打字机到墓碑的各种商品。

5月11日星期天下午前来的一名访客，想必让希特勒格外欣喜。那是和他一起在第16步兵团当通讯员的恩斯特·施密特（Ernst Schmidt）[12]，战后两人还曾短暂共事，执行从站岗放哨到测试防毒面具等各种任务。而后这位希特勒的老战友去了慕尼黑以东的巴伐利亚乡村加兴，做室内设计。典狱长只给了他10分钟时间，希特勒在兰茨贝格关押期间，多数人得到的探视时间就是这么长。

另一个熟人是布鲁诺·比希纳（Bruno Büchner），曾经的自行车赛车手和飞行员，他在上萨尔茨堡开了一家希特勒钟爱有加的小旅馆。在发起政变前，希特勒在那里待过几个月，对雨天里的山峦美景赞不绝口。还有的探视者回忆起希特勒，说他用“沃尔夫先生”这个化名，甩着那根到哪都带着的狗鞭子，怒斥柏林的“犹太享乐主义”。比希纳在4月17日携年轻的妻子伊丽莎白前去探望他。

不少人在当时和日后都提到过希特勒的女人缘，并且多年来一直有传闻称，当时女人们蜂拥前往兰茨贝格。因此，实际前去探视的女性之少是出人意料的。记录显示共有57名女性探视者，不到总数的六分之一。何况这个数字还有水分，里面包括了希特勒的姐姐安格拉；侄女吉莉；邻居玛丽·贝赫托德（Marie Bechtold）；房东玛丽亚·莱赫特（Maria Reichert），[13]她还带了11岁的女儿安东妮。莱赫特夫人会不会是来提醒他房租没交？至少还有一个来兰茨贝格的女人可能是奔着这个来的，那就是巴蓓特·格劳（Babette Grau），哥尼流街纳粹党总部所在地的房东。

在相对比较少的女性访客中，还包括了克莱斯岑齐亚·海辛贝尔格（Kreszenzia Hechenberger），她的儿子安东在游行至音乐厅广场时遇难。不幸的是，对于4月30日那段10分钟的探视，监狱记录里看不到多少详情。至于希特勒自称没有母亲因为在政变中失去了孩子来找他算账，也不知道这位母亲是否同意。

其他的女性探视者，有些主要是与希特勒的手下有关系：舒伊勃纳-里希特的遗孀玛蒂尔德；鲁登道夫的情妇、未来妻子玛蒂尔德·冯·开姆尼茨（Mathilde von Kemnitz）；洛伦兹·罗德的妻子伊丽莎白；赫尔曼·埃瑟的妻子特丽莎；以及赫尔曼·戈林的妻子卡琳。4月15日[14]前来的卡琳本希望为她和她丈夫获取一点资金上的支援。结果只是拿到了一张希特勒的签名照片。

不过，虽然来兰茨贝格看望希特勒的女人不多，其中有几人却将在他的人生当中起到重要作用。倘若典狱长所言非虚，希特勒在吉莉的嘴上结结实实亲了一下，[15]除了她之外，另一个格外重要的访客是伊琳娜·拜希施坦，也就是差点把他偷偷送到奥地利去的那位知名钢琴商的妻子。

拜希施坦第一次去兰茨贝格是5月15日，当时因为带给希特勒的礼物要接受检查，她还发了一通脾气。她自己动手把包装撕开，[16]把精美的果仁糖撒在监狱的地上。也许狱卒们会发现里面藏着把机关枪，她高声嚷道。其他几次来访给狱卒的印象就没那么深了，她一共来了12次，每次持续时间至少1小时。拜希施坦总共的探视时间达到了18个小时25分钟，成为与希特勒见面时间最长的人。其中有两次她带来了16岁的女儿萝特。[17]这就足以导致传闻四起，[18]说她在准备把希特勒变成自己的未来女婿。

拜希施坦在社交场上的对手、嫁给了出版商胡戈·布鲁克曼（Hugo Bruckmann）的罗马尼亚公主艾尔莎·布鲁克曼（Elsa Bruckmann），也是一个日后会走进希特勒生活的兰茨贝格访客。她从19世纪末开始主办一个闻名遐迩的文学沙龙，吸引了从尼采到托马斯·曼，从莱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到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等人物。她是在兰茨贝格第一次跟希特勒见面——而她在1924年5月22日的这次8分钟的探视，[19]将使她成为希特勒夺取权力过程中最重要的资助人之一。

希特勒毫不讳言拜希施坦和布鲁克曼的重要性。据说他曾表示，出狱后重建纳粹党的行动，没有这些女人[20]是不可能实现的。

希特勒追随者的来信在兰茨贝格的审查员办公室里堆积如山。获刑三天后，马格德堡“雅利安联盟”的成员寄来一封信。他们想表达得知法庭裁决时他们感受到的“痛苦与愤怒”，他们觉得那就像“脸上挨了一拳”。[21]这些极端分子对希特勒的赞颂狂热至极，导致狱方决定把信扣下来。不过还有许多表达类似感受的信件得以通过。

有人给了希特勒一份瑞典反犹报纸《维迪报》（Vidi），这样他就可以读到报纸对他在审判中的演说做出的正面评价。报纸尤其赞赏他对犹太敌人的怒斥。他的结案陈词是“一部力量与敏锐逻辑的杰作”。至于此次审判的其他部分，则彰显了“卡尔、洛索和塞瑟这个不光彩的加略人犹大三人组的惊天恶行、谎言和不择手段”。[22]

由于有堡垒监禁的优越待遇，兰茨贝格的囚犯可以自己花钱购买物品或洗衣之类的服务。从采购报告来看，[23]希特勒买的大多是黄油、鸡蛋、土豆、柠檬、糖、香草、咖啡、意大利直细面、通心面、线面、沙拉油、醋精、洋葱，至少有一次买了腌肉（罗蒂牌肉汤块）。6号囚室的邻居埃米尔·莫里斯把他的布丁烹制技能用了起来，为希特勒和“指挥官楼”[24]的囚犯们服务。

最让人想不到的恐怕是希特勒买的最多的东西：啤酒。1924年7月，希特勒买了不下30瓶啤酒，还有好几瓶烧酒。入秋后的采购仍然保持在这个水平，8月他购买了48瓶啤酒，9月达到60瓶。

此外还要加上邮寄包裹或探视者带来的东西，从水果到花，从书本到白兰地，希特勒能收到各种物品。有的访客会带面包、馅饼[25]、香肠、零食、烈酒和利口酒，还有南美的咖啡豆[26]。赫斯说，里面有他吃到过的最酸的泡菜和最甜的蛋糕。还有人带来版画。伊琳娜·拜希施坦给了他们一台留声机，[27]可能还往正在成形的唱片收藏里添了几张唱片：华尔兹、军事进行曲、舒伯特的《你是安宁》和理查德·瓦格纳的《痛苦》。

4月20日，希特勒35岁生日以及那一年的复活节，这位兰茨贝格囚犯接待了12组访客，共21人。据狱卒奥托·鲁尔克回忆，当时“贺卡、信件和电报洪水般”涌入监狱，此外还有“成簇的鲜花”以及“堆积如山的包裹”。[28]他的同事弗朗茨·汉姆里希说，光是信件就得用洗衣篮[29]装着抬进来。据说所有蛋糕、饼干、巧克力和其他礼物都堆在了桌椅上，已经蔓延到另一间囚室。汉夫施丹格尔两天后来到兰茨贝格，说希特勒的囚室就像个熟食店。[30]狱卒汉姆里希觉得像个花店[31]或温室。

有如此多的礼物，希特勒自然可以慷慨转送给其他的囚犯或狱卒，通常是在他们的生日或周年纪念时，从而有利于他和狱卒搞好关系。

兰茨贝格的第21号囚犯一开始对自己的成名还颇为享受。不过到了夏初，接待访客对他来说已经占据了太多时间和精力，希特勒表示希望减少探视。此时他正有别的事情需要操心。[32]

[1] 1924年11月5日《慕尼黑邮报》。

[2] 1924年4月27日《法兰克信使报》和ED 153-1，47-48，IfZ。

[3] Folder No. 4，JVA 17.000，StAM.

[4] 探视者名单见143140，STA 14344，StAM。

[5] Heinrich Hoffmann，Hitler Was My Friend，trans. Lt-Col R. H. Stevens （London：Burke，1955），58-59.

[6] General Ludendorff über die Vorgänge in München，HA 5/116.

[7] Kurt G. W. Ludecke，I Knew Hitler：The Story of a Nazi Who Escaped the Blood Purge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8），233.

[8] 名单收录于143140，STA 14344，StAM。这份名单终止于1924年10月，不过考虑到希特勒的假释希望以及写书的工作，他在11月和12月可能没有接受多少探视。

[9] Otto Lurker，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E. S. Mittler & Sohn，1933），57. 另见兰茨贝格呈交司法部的报告，1924年9月18日，HA 69/1501。

[10] 关于这个话题，可参阅Peter Fleischmann，ed.，Hitler als Häftling in Landsberg am Lech 1923/1924 （Neustadt an der Aisch：Verlag Ph.C.W.Schmidt，2015），50-51。

[11] October 23，1924，JVA 17.000，StAM.

[12] Sprechkarte，May 11，1924，folder4，JVA17.000，StAM. 罗塔·马赫坦（Lothar Machtan）认为此人是希特勒的“特殊伙伴”和男情人，The Hidden Hitler，trans. John Brownjohn （New York：Basic Books，2001），67-69，71，88-100。托马斯·韦伯（Thomas Weber）觉得这个看法“非常有意思”，但最终认定没有证据证明两人间是这种亲密关系，Hitler’s First War：Adolf Hitler，the Men of the List Regiment，and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138。兰茨贝格档案或监狱回忆录都没能证实或批驳这一说法，也没有给出有价值的披露。

[13] 房东先后在1923年11月和12月催过房租，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o.258，628。

[14] Björn Fontander，Carin Göring skriver hem （Stockholm：Carlssons，1990），154，and April 15，1924，143140，STA 14344，StAM.

[15] ED 153-1，48，IfZ.

[16] ED 153-1，48-49，IfZ.

[17] May 15，1924 and August 5，1924，Sprechkarte，Folder No. 4，JVA 17.000，StAM，and 143140 STA 14344 StAM.

[18] 几年后，据四季酒店的一名员工说，拜希施坦在酒店茶室把自己的女儿往希特勒身上推，Josef Lampersberger，February 1960，P.II.c. No. 1176，ZS 3146，IfZ。

[19] Sprechkarte，May 22，1924，Folder No. 4，JVA 17.000，StAM.

[20] OSS Sourcebook，47，NA，依据Otto Dietrich，Mit Hitler in die Macht. Persönliche Erlebnisse mit meinem Führer （München：F. Eher，1934），142-43。

[21] Aryan Bund，letter to Hitler，April 4，1924，printed in Otto Lurker，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E. S. Mittler & Sohn，1933），25-26.

[22] Otto Lurker，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E. S. Mittler & Sohn，1933），29-30.

[23] JVA 15162/17，StAM.

[24] 有时候这个词会译成“指挥官山”，可能是对兰茨贝格监狱资料中的哥特体文字或手写德文的误读。见第429页注释。

[25] 1924年10月1日希特勒致信德意琛鲍尔夫人（Frau Deutschenbauer），Eberhard Jäckel und Axel Kuhn，eds.，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80），Nr. 661，1245。

[26] ED 153-1，115，IfZ.

[27] 1924年10月14日鲁道夫·赫斯致信伊尔瑟·珀尔，见Rudolf Hess，Briefe 1908-1933，ed. 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Langen Müller，1987），353。

[28] Otto Lurker，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E. S. Mittler & Sohn，1933），20. 1924年4月27日《法兰克信使报》也描述了这一景象。

[29] ED 153-1，46，IfZ.

[30] Ernst Hanfstaengl，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R. Piper，1970），157.

[31] 汉姆里希访谈，见Heinz A. Heinz，Germany’s Hitler （London：Hurst & Blackett，1938），172，还有他在回忆录中说的“温室”，ED 153-1，47，IfZ。

[32] 1924年7月15日《人民信使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