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浴血之地

越过了卢比孔河，当然就要进军罗马了。[1]

——阿道夫·希特勒，1924年2月26日

那天上午11点过后不久，“小家伙”离开啤酒馆前往党报《人民观察家》的办公室。眼看大势已去，他决定回一趟家，据他说是“做好逃亡准备”。[2]正在收拾行李的时候，他的姐姐艾尔娜来电告诉他游行队伍进城的消息，这样的事“小家伙”当然不想错过，于是改变主意，前去和游行队伍会合。在老绘画陈列馆，他撞见一群人正朝他的方向逃跑，他们是从音乐厅广场过来的。

“太可怕了，汉夫施丹格尔先生，”一名冲锋队队员对他说，“德国完了！”[3]他说军队向爱国义士开枪了，血流成河。鲁登道夫带领他的追随者走上了玛丽亚广场。但是他并没有像队伍里许多人以为的那样，在广场停下来。他也没有带着大家拐进一条小街，回到啤酒馆去——这也是队伍里一些人预想的计划，其中包括负责为他制订军事计划的赫尔曼·克利伯。

他选择右转进入维也纳街，然后再右转进入佩鲁贾街。他对自己的这一举动始终没有给出充分解释。“人活到了一定时候，”将军日后会说，“就会按本能行事，不知道为什么。”[4]他们会不会是去解救被围困在战争部的罗姆，并让两支部队会师呢？

有这个可能，但一些参加了游行的目击者在途中曾听闻，一个警察提示鲁登道夫[5]，邦警部队和一辆坦克正在音乐厅广场等着。鲁登道夫可能在根据这一情报行事，不过他没有理会其他的建议——也就是继续走宽阔的马克西米连街，以免力量汇聚于一处。游行者转而走上了王宫街，那是一条途经王宫的狭窄街道，据推断其优点是可以从警方的背后包抄过去。[6]

音乐厅广场上的邦警二队指挥官是一级警督米夏埃尔·冯·戈丁男爵（Michael Freiherr von Godin），[7]一名27岁的巴伐利亚贵族。他的哥哥埃默尔里希[8]在战争末期做过希特勒所在军团的指挥官，事实上正是他向上级提议授予希特勒一级铁十字勋章。

戈丁知道不能让纳粹党人从窄街道转入宽阔的空间，那样他们就可以发挥数量上的优势——大约是2000比100。

来到王宫街的游行队伍已经亮出步枪、手枪和刺刀。士兵们嘶喊、欢呼着，高唱民族主义颂歌《噢，崇高荣耀的德意志》（O Deutschland hoch in Ehren），他们的声音在王宫高墙间回荡，变得愈发响亮。

在街道尽头通往音乐厅广场的地方，统帅堂上已经架起一挺机枪，邦警猫着腰躲在雕塑后面。一级警督冯·戈丁叫了几个人站在游行队伍面前。他命令队伍停止向前。

游行者没有理会他的指示，继续往前走。

“不要开枪，鲁登道夫和希特勒在此。”[9]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喊道。国家社会主义党人不断向着枪口行进。希特勒和舒伊勃纳-里希特挽着手臂，相互支撑着向前走。[10]

　　*

究竟谁开了第一枪？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没人能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政变者认为错在警方，警方说是政变者。戈丁说他的警队只用了“枪托和警棍”，[11]直到第一发子弹贴着他的脑袋飞过，击中邦警尼克劳斯·霍尔韦格（Nikolaus Hollweg）警监的头部。戈丁称当时还没等他下命令，警方已经几乎同时开火还击。希特勒的人也一样，窄小的街道里枪声震耳欲聋。

这个说法没有多少中立的目击证人能证实。一名退休学校教员[12]当时正想通过统帅堂附近的警方警戒线，她听到远处走来的游行队伍发出山呼海啸的“万岁”声。而后她周围的一排戴着钢盔的警察突然蹲了下来，她确定先开枪的是他们中的一个人。

学生阿诺·施密特（Arno Schmidt）那个上午也在那一带，他说当时一名警官向前跑了几步，然后单膝跪地，率先开了枪——而且不是朝天，而是让自己的枪保持着“完美的水平”[13]。另有多名目击者说，在听到第一阵枪响时，也是警察在持枪保持射击姿态，而希特勒的人则没有。[14]

参加过政变的人还说，[15]他们当时在巷子里人挤人，一旦开枪难免打到自己人。[16]此外，有很多枪没有撞针，可能是被暗中破坏的修道士拆掉的。还有一些人没有弹药。在游行开始前，希特勒曾下令枪械要退弹，[17]不过究竟有多少人照做就不得而知了。不少政变者要么没听见这个命令，要么根本没当回事。

负责把俘获的警察押解到啤酒馆的贝尔希托德回来了，正好目睹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歌声和叫喊声被枪声打断，而后是“吓人的机枪声大作”！

在那之后，“一切就只剩下恐怖、痛苦和混乱”。[18]

警察从正面和侧面[19]向游行者猛烈开火。音乐厅广场，统帅堂的阳台，王宫的高塔，普莱辛宫的后巷。一切都是在“转瞬间”[20]发生的。鲁登道夫这样形容那场短暂而惨烈的街头战斗。

希特勒是最早倒下的人之一。可能是被舒伊勃纳-里希特或他的保镖拽倒，或者是像他在一战的枪林弹雨中当通讯员时那样，本能地找掩护。他按住剧痛的左肩，担心自己中枪了。他身上的血其实是舒伊勃纳-里希特的，他被击中肺部，当场丧命。[21]子弹离希特勒只有大概1英尺。

这位纳粹党党魁倒地时摔得很重，以致肩膀脱臼。[22]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为了保护希特勒受了重伤，[23]可能救了他一命。格拉夫的肺部、胸部、两条大腿以及右臂都中了枪，[24]其中右臂的子弹穿过肘部到了肩膀。还有不少人和他一起倒在地上。其中一个穿黑色外套的大块头浑身是血，他相信那就是鲁登道夫。

戈林的大腿和腹股沟中枪。[25]他爬到了王宫的一个石狮子后面，身体痛苦地扭曲着。好几个同伴冲上去救他。罗森贝格也倒下了，正在四处找掩护，结果很快发现，他被另一个在向警方射击的纳粹党人当成了沙袋。最终罗森贝格跑到了安全的地方，就在那座石狮子附近。他看到一个政变者倒在人行道上，脑袋被炸开，脑浆流了出来，“冒着热气”。他的身体还在抽动。

克利伯中校为躲避子弹往统帅堂跑去。他看到有个穿深棕色大衣的男人倒在血泊中，以为那是鲁登道夫。街上倒着两面战旗，下面盖着两个死人。克利伯还认出了已经死了的舒伊勃纳-里希特。他记得一个警察朝一名已经牺牲的战友开了三枪，“每中一枪尸体都会从地上弹起来一下”。[26]

接着从王宫的一扇窗户飞来好几发子弹，没打中克利伯，大概都进了统帅堂的墙壁。他决定倒在地上装作已经中枪，但愿这样他们就不再朝他射击。在混乱中，克利伯记得当时他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被击中了，心里咒骂着警察。[27]

子弹似乎是从四面八方射来。不少游行者跑进了门廊，或是转身躲到自己所在的游行队伍里，因而导致更多的混乱与恐慌。高地联盟的汉斯·里克梅尔斯（Hans Rickmers）看到自己身后有个穿毛皮大衣的女人单膝跪地，[28]还有个穿雨衣的女人摔倒了。这时候，他感到脑后受到一记重击，踉踉跄跄地逃走，最后在一家汽车俱乐部楼上找到了一个医生，以及一瓶烈酒。他后来说，当时风传鲁登道夫遇害了，他感到仇恨、愤怒和绝望。里克梅尔斯在三周后离世。

慕尼黑冲锋队头目威廉·布吕克纳躲进了一家药房。他后来说，自己平生参加过那么多巷战，“最令人作呕的就是音乐厅广场那片浴血之地”。他说他以此为“奇耻大辱”。[29]

政变者四散逃跑。高地联盟的奥托·恩格尔布莱希特（Otto Engelbrecht）向鲍恩格尔格餐馆[30]跑去；在邮局上完夜班后来参加游行的约翰·普雷姆（Johann Prem）跑到了内政部，[31]没命敲打门房宿舍的窗户，直到有人开门。他的膝盖、下巴和右肩被子弹擦伤。冲锋队二连的卡尔·凯斯勒（Karl Kessler）毫发无损地跑到了附近一间咖啡馆。[32]他在那儿遇到的一个战友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他被击中了头部。

“这真是疯了！”冲锋队队员理查德·科尔布（Richard Kolb）喊道。[33]

虽然流言纷纷，但鲁登道夫其实既没有遇难也没有受伤。事实上他临危不惧、在枪林弹雨中坚定前行的表现很快将传为佳话。牛津大学史学家约翰·W.威勒-本内特（John W. Wheeler-Bennett）称传闻中他昂首挺胸的架势[34]是“老帝国军人的最后表态”。[35]不过有的目击证人认为，实际情况跟这个正在成形的传奇是有出入的。

美国副领事罗伯特·墨菲正好在附近，他一口咬定鲁登道夫的表现和常人并无不同：他“紧贴着地面躲避子弹”[36]。他只是个凡夫俗子，在根据自己的战场本能行事。还有不少目击者的描述与此相符。事实上另一个相反的谣言很快也会传开，这个谣言说鲁登道夫一直趴在地上装死，最后是在警察的喝令下才站起来。不管怎么说，鲁登道夫可能没多久就站起来，向着广场对面的警察走去了。一颗子弹也没沾到他。

鲁登道夫的侍从科特·诺伊鲍尔则腹部中弹，看来当时他是飞身挡在了将军身前。[37]舒伊勃纳-里希特的侍从约翰·艾格纳爬过来帮忙，他感到脖子一热，[38]发现自己的脑后有血。他也以为自己中枪了，但那其实是旁边一个喉咙中枪的人的血。

有不少警察的确是奉命向地面射击的，但是子弹击中路面和墙壁反弹，[39]在花岗岩上崩出碎片，刀片般锐利的石头可以嵌进人肉和骨头里。

“到处是倒地不起的人，”约瑟夫·贝尔希托德回忆道，“他们在地上痛苦地扭动，有的已经死了，有的正在死去，而子弹仍然在将死亡与杀戮不断带向乱作一团的人群……死者躺在地上，将生者绊倒；灰色的铺面路被鲜血染红。这整件事就是一场骇人的大溃败。尖叫和哭喊声不绝于耳，疯狂的射击永无休止。”[40]

在一条窄巷子里，弗里德里希·韦伯医生将身体紧贴着一座宅子的围墙，哭了起来。[41]这是一场屠杀。

枪声响了不到一分钟，等到硝烟散去，啤酒馆政变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一片狼藉。前往柏林的游行止步于音乐厅广场，只走了一英里。街上满是已死和将死之人，残缺不全、血肉模糊。

20人丧生，包括四名警察：尼克劳斯·霍尔韦格、弗雷德里希·芬克（Friedrich Fink）、马克斯·朔勃特（Max Schoberth）和鲁道夫·肖特（Rudolf Schaut），最后这位五个月前刚结婚。玩具店老板奥斯卡·克尔纳（Oskar Körner）[42]将盈利的相当一部分捐给了纳粹党，这一次游行他走在第三排，丢了性命。另有不少人受伤，可能超过100人。19名伤者被送往慕尼黑大学医院急救室，外科教授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Ferdinand Sauerbruch）医生和他的下属为了救他们的命忙得团团转。[43]

有个头部中枪[44]的青年男子入院数日一直没有明确身份。在他死后人们才得知，他既不是游行者，也不是邦警；他是名侍者，叫卡尔·库恩（Karl Kuhn），当时正穿过广场去上班。一个叫苏珊·圣·巴贝·贝克（Suzanne St. Barbe Baker）的英国女人运气好些，她当时想去英国领馆延长在慕尼黑逗留的时间。她从音乐厅广场的“战场”逃了出来，爬到了一家玻璃已经全碎的咖啡馆避难。

警方尽全力抓捕游行者，首当其冲的是那些躺在地上一边哀号一边咒骂当局的人。鲁登道夫投降了。政府居然向他和他心目中的赤诚爱国者开枪，这令他大感震惊。他拒绝对方[45]以“阁下”或将军相称，并鄙夷地发誓这辈子再也不穿德国军服。

另一个中枪的，也就是前排那位被误以为是鲁登道夫的黑衣大汉[46]，是恩斯特·珀纳的朋友、巴伐利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西奥多·冯·德·福尔滕（Theodor von der Pfordten）。他的口袋里有一份带着血迹的新德国宪法草稿。其中描绘了一个严酷的威权主义政权，主要诉求包括废除议会、将犹太人驱逐出境、没收犹太人财富、将政权的敌人关进他称为“集合营”[47]的地方。在那个上午，王宫外的一条窄街上，这份草稿成了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预兆，提醒人们此事意味着怎样的后果。

[1] 1924年2月27日《福斯日报》，晨间版。

[2] Ernst Hanfstaengl，Hitler：The Memoir of a Nazi Insider Who Turned Against the Führer，intro. John Willard Toland （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1957，repr. 2011），105.

[3] Ernst Hanfstaengl，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R. Piper，1970），144. 关于伤亡情况的谣言在当天上午广为流传，例如Anton Zahner，VI a F 405/24，February 14，1924，HA 68/1494；Margarethe Ludendorff，My Married Life with Ludendorff，trans. Raglan Somerset （London：Hutchinson，c.1929），251-52；NA T84/2 EAP 105/7，1143；《慕尼黑报》，November 10-11，1923；Dalpilen （Falun，Sweden），1923年11月13日。

[4] NA T84 EAP 105/7，543.

[5] 他在铁阿提纳街和佩鲁贾街路口收到消息，而后改变了行进方向，Richard Kolb，Fragebogen，30，January 1936，HA 5/116。克利伯往前继续走了一段，没有听到警告，队伍的转向让他出乎意料。

[6] 行进的方式像是一次攻击敌人后方和侧翼的军事行动，NA T84/2 EAP 105/7，1281。

[7] Confidential file in Akt Freiherr v. Godin，Akt. Nr. 121，Akten der Geheimen Staatspolizei，Staatspolizeistelle Innsbruck，HA 5/117.

[8] 关于埃默尔里希·冯·戈丁的更多资料可见于Thomas Weber，Hitler’s First War：Adolf Hitler，the Men of the List Regiment，and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215。戈丁于1918年7月31日起草了推荐信。

[9] NA T84/2 EAP 105/7，172.

[10] 玛蒂尔德·舒伊勃纳-里希特的未出版叙述，她称这个细节是希特勒本人提供的，[XT]Bericht[ZT]，April 4，1936，HA 5/116。

[11] 米夏埃尔·冯·戈丁，1923年11月10日，MA 104221，BHStA。

[12] VIa，Umsturzversuch 8./9. November 1923—hier Vorgänge am Odeonsplatz，1924年3月3日，HA 68/1494。

[13] Arno Schmidt，VI a F 489/24，1924年3月1日，HA68/1494。

[14] 1923年11月19～20日《上巴伐利亚人》，以及Anton Reithinger，Umsturzversuch 8./9. November 1923—hier Vorgänge am Odeonsplatz，1924年3月3日，HA 68/1494。

[15] 许多人声称他们没有开火，比如Erich Ludendorff，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11.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Ludendorff，1937），68。声称开了火的有一例：Walter Hewel，MA 103476/3，1347，BHStA。

[16] 洛伦兹·罗德未出版陈述，Herr Hitler hat kein Ehrenwort gebrochen，HA 5/126。

[17] NA T84/2 EAP 105/7，170. 2 SA-Company received order during the march，Karl Kessler，Fragebogen question 23，HA 5/115. 不过事后发现还有很多枪上了膛，MA 103476/3，1353-57，BHStA。

[18] Berchtold interview in Heinz A. Heinz，Germany’s Hitler （London：Hurst & Blackett，1938），160.

[19] 1923年11月13日《德意志日报》。

[20] NA T84 EAP 105/7，544.

[21] NA T84/2 EAP 105/7，117，中枪部位见约翰·艾格纳，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en Erhebung im November 1923，17，HA 5/114II。

[22] NA T84/2 EAP 105/7，117.

[23] 阿道夫·希特勒服刑期间的信件，1924年6月，Eberhard Jäckel und Axel Kuhn，eds.，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80），Nr. 640，1235。

[24] Das geschah am 9. November1923，HA 5/116，and unpublished memoir，F14，67-68，IfZ.

[25] Carin Göring，letter to her mother，Huldine，1923年11月13日，Björn Fontander，Carin Göring skriver hem （Stockholm：Carlssons，1990），108-9.

[26] NA T84 EAP 105/7，442.

[27] 塞瑟尔曼也看到了克利伯挥舞拳头嘶喊的样子，Sesselmann，Bericht，November 1，1935，HA 5/116。

[28] Hans Rickmers，letter from hospital，November 16，1923，HA 5/116.

[29] NA T84/2 EAP 105/7，618.

[30] Otto Engelbrecht，questionnaire，answer to No. 36，HA 5/115.

[31] Johann Prem，Bericht über den 9. November 1923，HA 5/115.

[32] Karl A. Kessler，Der 9. November 1923 in München. Erlebnisse eines SA Mannes （München：Walter，1933），33.

[33] 理查德·科尔布未出版陈述，Bericht über den 8. und 9. November 1923，HA 5/116。

[34] 不少人做出了这样的陈述，如Richard Hanser，Putsch！：How Hitler Made Revolution （New York：Pyramid Books，1971），362，Hans Hubert Hofmann，Der Hitlerputsch. Krisen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1920-1924 （München：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1961），212，以及许多希特勒传记，如Volker Ullrich，Adolf Hitler Biographie. Band1：Die Jahredes Aufstiegs 1889-1939 （Frankfurt am Main：S. Fischer，2013），178。不过一些目击者给出了不同说法。除了下文引用的罗伯特·墨菲的描述，还有1923年11月11日《纽约时报》；1923年11月23日《小巴黎报》；1923年11月23日《晨报》；1923年11月23日《波士顿环球日报》；《前进报》还说他一直趴在地上，他的追随者则已经四散逃走，以及1923年11月27日《慕尼黑邮报》。也有人批评鲁登道夫这样笔直站着是鲁莽的表现。

[35] John W. Wheeler-Bennett，The Nemesis of Power：The German Army in Politics 1918-1945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54），176.

[36] Robert Murphy，Diplomat Among Warriors （Garden City，NY：Doubleday & Company，1964），22.

[37] 赫尔曼·克利伯在1938年7月12日提供的信息，HA 5/116。

[38] 约翰·艾格纳，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en Erhebung im November 1923，16，HA 5/114II。

[39] Chirugische Universitäts-Klinik，Leichendiagnose des Schraut Otto，1923年11月13日，HA 5/118.

[40] Berchtold interview in Heinz A. Heinz，Germany’s Hitler （London：Hurst & Blackett，1938），161，and the bloodbath，as Gottfried Feder put it，in his unpublished diary，Tagebücher，ED 874/5，20，IfZ.

[41] Friedrich Weber，NA T84/2 EAP 105/7，173.

[42] James Pool and Suzanne Pool，Who Financed Hitler：The Secret Funding of Hitler’s Rise to Power 1919-1933 （New York：Dial Press，1979），15，and Joachim C. Fest，Hitler，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4），166.

[43] Dr. Ferdinand Sauerbruch，GStK.Nr. 15，BHStA，printed in 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r. 90，316-17.

[44] Johann Prem，Bericht über den 9. November 1923，HA 5/115.

[45] 此人是侍者卡尔·库恩，1923年11月12日《慕尼黑最新消息》；1923年11月12日《慕尼黑报》。

[46] Suzanne St. Barbe Baker，A Wayfarer in Bavaria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31），36，in Charles Bracelen Flood，Hitler：The Path to Power （Boston：Houghton Mif in Company，1989），555.

[47] A.罗斯曼（A. Rossmann）未出版陈述，Der neunte November 23，HA 5/116，以及鲁登道夫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1937）中做的有所保留的陈述，6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