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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36 当务之急
一场远为险恶的阴谋正在酝酿中，其意在更迭德国的现行宪政，据推测，这一目标目前仍然有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1924年3月13日伦敦《泰晤士报》[1]
《福斯日报》认为希特勒的审判读来就像一部连载小说。全过程本来应该只需要两周，结果现在可能还要再用上三周。检方预计要传大概80名证人，辩方150名。有些报纸的报道给出的数字还要高。由于一个笔误，法国哈瓦斯通讯社给出了最高的预测，“超过2000人”[2]。
1924年3月7日，奈特哈特宣布开庭。在卡尔·科尔代表辩方律师道歉后，施坦莱恩同意回到法庭——司法部部长弗朗茨·格尔特纳起的作用可能也不小。[3]法官重申，他希望这场审判能有礼有节地进行，避免一切“为法庭尊严所不容”[4]的事件。如若不然，他会对被告人进行分别审判。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巴黎之声》饶有兴味地说，仿佛暴风雨过后透过乌云的一抹蓝天。[5]
法官和律师都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不过包括《人道报》在内的多家报纸还是嗅到了一点丑闻的气味。这种突然而意外地出现的一团和气，表明法官、检察官和辩方律师在求同存异，[6]联合起来防止这场丢人现眼的审判被转到莱比锡的邦最高法院。不少批评人士称这是有可能的，并且也不失为结束慕尼黑这场司法闹剧的好办法。
《慕尼黑邮报》尤其不太相信表面的和谐能保持下去。文章说，就算辩方律师无奈之下走上了前往卡诺莎的忏悔之旅[7]——这里指的是107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前去寻求教宗格里高利七世的宽恕，结果被迫在暴风雪中等待了三天——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形势对其有利的现实。
就在主审法官准备传召当天上午的第一名证人的时候，希特勒的律师洛伦兹·罗德提了个建议。他说他清楚审判庭有权决定以何种顺序传召证人，然而他提出，法庭应该放弃一系列的证人，因为他们只能就自己在啤酒馆的所见所闻作证。奈特哈特应该传召的是对本案会有重大影响的三个人：卡尔、洛索和塞瑟。他们的证词可以让法庭明白，他们的行为是“彻底的虚伪”，还是“严肃的合作”，顺便还能尽快地得出裁决，完成人民法庭的使命。[8]
奈特哈特没有理会他的建议，按原计划传召了下一位证人。
此人就是《慕尼黑日报》主编阿道夫·席特，卡尔的新闻主管，也是邦务委员在啤酒馆政变之夜的演说稿作者之一。罗德提出反对，认为他不是中立人士。作为一个受雇于卡尔的人，[9]席特应该更适合被当成一个重大叛国罪的共犯，而不是证人。法官再次没有理会他。
席特显然很不自在，说话犹犹豫豫，声音很低。他认为1923年11月8日晚在啤酒馆的集会是“有益甚至必要的”，可以让卡尔有机会展现他“与马克思主义搏斗”的决心。[10]活动本意是动员他的支持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柏林迟迟不能建立起一个民族主义政权十分不满。
然而考虑到这场讲话的性质，席特当晚发现，聚集在啤酒馆外的人远比他预想的要多。他费了好大劲才挤到宴会厅前方给他预留的位子。随着希特勒的到场，以及一系列向新成立的国家政府的宣誓，席特意识到，他实际上目睹的可能是一场革命。
他当时是否认为卡尔在演戏？
不，他没有，[11]证人说，不过他开始思考并且最终认定，他无法解释卡尔的行为。到最后，啤酒馆的冲锋队开始放人时，席特是带着忧愁和不安离开的。
辩方律师科尔于是开始利用证人攻击卡尔，他问这位巴伐利亚领导人作为“国王的总督”的就职演说，和他维护共和国宪法的誓言如何能够共存。
奈特哈特否决了这个问题，不过三名辩护律师同时出言阻挠。
“绝对不可以！”奈特哈特说。[12]
接着席特顺利应对了一系列问题，或者用《小日报》驻外记者的话说，是“被12名律师用相当不友好的问题滋扰”。[13]主审法官一度问席特，在计划啤酒馆集会前，他是否跟什么人联系过，证人迟疑了一下，然后直接拒绝回答问题。更加让人意外的是，《人道报》发现，奈特哈特法官毫不犹豫地容许了这样的回绝，仿佛在掩盖一桩因卡尔而起的丑闻。[14]
得出这个结论的不只是这家法国报纸。在柏林，社会民主党的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Rudolf Breitscheid）在国会起身表示，卡尔、洛索和塞瑟理应和希特勒一同受审。退一万步讲，巴伐利亚政府哪怕有那么一丁点的警觉和远见，啤酒馆政变本身就不会发生。关于高层人物串谋推翻德意志共和国的说法，必须加以调查。
在上午和下午的庭期中，一共有17名证人在法庭前匆匆而过。他们大多是啤酒馆的目击证人，并且显然是卡尔、洛索和塞瑟的支持者。
下一个证人费力克斯·冯·波特默伯爵将军就符合这个特征。“此事给我的印象是，”波特默评价希特勒冲击啤酒馆的行动，“这是一场精心准备的、野蛮的伏击，靠某种预防措施挫败它是不可能的。”[15]他接着说，他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能证明，卡尔和三巨头是真心参与。将军有种居高临下的威严，以至于《高卢报》注意到，连辩方都难得地没插嘴。[16]
当时坐在讲台附近的历史教授卡尔·亚历山大·冯·穆勒不这么认为。他丝毫没有觉得，三巨头对政变的参与是在表演。他身边的人也都这么想。希特勒、鲁登道夫和巴伐利亚领导人看上去都太严肃了。仿佛历史的篇章正在展开。
还有一位证人，外交部高级参事、就政变写过多份备忘录的卡尔·索默尔（Karl Sommer），描述了他在希特勒攻入宴会厅时感受到的恐惧。他第一时间担心的是极左派来袭，因为这是卡尔的反马克思主义集会。
“高级参事好像在读稿子一样！”希特勒的律师提出反对。[17]
“我不是在读，我认为我有权利使用笔记辅助我的陈词，帮助我回忆。”
除了手上的文件，这位证人还读到了其他东西。他显然知道蓝白册子，[18]也知道在卡尔、洛索、塞瑟的支持者中间传阅的机密备忘录。军方和邦警的所有证人到现在基本上都已经看过。
其中不少人似乎更关心的是替巴伐利亚领导人开脱，而不是回答关于本案的问题。其结果正如罗德所预料，导致了含糊与困惑。这个庭期一直拖到快8点，并且如瑞士《时报》（Le Temps）所说，没什么有意思的地方。[19]
然而，通过法官在问讯方向上的拿捏，实际上可以看到这场慕尼黑审判的一个重要动因正在浮现。传统上认为奈特哈特是一名民族主义者，偏向阿道夫·希特勒一方。这个说法并没有错，但主审法官的另一个优先级更高的事项被忽视了。不久人们就会发现，他最关心的是保护卡尔、洛索和塞瑟——进而也延伸到他们所领导的巴伐利亚政府、军队和邦警。这种对高层权势人物的袒护，将让希特勒在慕尼黑审判中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1] 1924年3月13日伦敦《泰晤士报》。
[2] 1924年3月6日哈瓦斯通讯社。
[3] 埃哈德在他的未发表回忆录中描述了在司法部的会议，暗示了格尔特纳的作用，41，NL Ehard 99，BHStA。格尔特纳承认他在这段时间与律师见过面，Chronik der Bayerischen Justizverwaltung，384，copy in NL Ehard 90/3，BHStA。
[4] NA T84/2 EAP 105/7，917.
[5] 1924年3月8日《巴黎之声》。
[6] 1924年3月8日《人道报》。
[7] 1924年3月8～9日《慕尼黑邮报》。
[8] NA T84/2 EAP 105/7，918.
[9] 1924年3月7日《柏林日报》晚间版，1924年3月8日《晨报》。
[10] NA T84/2 EAP 105/7，920.
[11] 连卡尔的讲稿作者对他的所谓计谋都一无所知，是很说明问题的。外国记者卡尔·克里斯蒂安·布莱（Carl Christian Bry）问，难道就不能像对洛索和塞瑟那样，给自己的幕僚使个眼色吗？Der Hitler-Putsch. Berichte und Kommentare eines Deutschland-Korrespondenten，1922-1924 für das Argentinische Tagund Wochenblatt，ed. Martin Gregor-Dellin （Nördlingen：Greno，1987），195。
[12] NA T84/2 EAP 105/7，945.
[13] 1924年3月8日《小日报》。
[14] 1924年3月8日《人道报》。证人这是在以官员的保密义务［刑事诉讼法第53项］为依据，行使作为公务员的权利。不过作为讲稿作者，他究竟算是政府雇员，还是卡尔个人的雇员？法官不愿意就此质问证人。另外可参阅Gruchmann，Weber，and Gritschneder （1998），II，576，note 4。
[15] The Hitler Trial Before the People’s Court in Munich，trans. H. Francis Freniere，Lucie Karcic，and Philip Fandek （Arlington，VA：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6），II，24.
[16] 1924年3月8日《高卢人报》。
[17] NA T84/2 EAP 105/7，990. 关于他在读稿的说法，见1924年3月8日《柏林日报》晨间版。
[18] 指的是 “Veni Vidi，” Ludendorff in Bayern，oder Der Novemberputsch （Leipzig：Veduka-Verlag，1924）。
[19] 1924年3月9日《时报》，没有透露什么重要的信息，见报告，Nr. 57，March 7，1924，HA 5/114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