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韦斯特和赫斯顿

1947年，《纽约客》派遣韦斯特去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Greenville）报道一场发生在那里的私刑审判。这个任务是她自己要求的。1947年2月16日晚，二十四岁的威利·厄尔（Willie Earle）被从皮肯斯县监狱（Pickens County jail）里劫走，当时他是因为受到刺死一位白人出租车司机的谋杀指控而被关在这里的。尽管证明他就是凶手的证据全部都是间接证据，由受害出租车司机的同事们组成的暴徒群体还是把厄尔从监狱里劫走，并对他进行殴打，用利器戳刺，用枪支射击，直至其死亡。

虽然私刑在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终结，但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种事已经相对罕见了。厄尔的案例成了东北部各大报刊上的头条。新闻记者们热切地报道了厄尔血淋淋的尸体的情况，以期达到让读者震惊的效果。有一篇文章说厄尔的头被“崩成了碎片”。[1]另一篇说暴徒们把他的心脏从他的身体里挖了出来。[2]北方人在读到这些残忍细节的时候可能反而会感到某种安慰，因为他们生活在距离这些事情很远的地方，他们也是在用震惊来表达某种形式的自鸣得意。他们告诉自己，野蛮行为仅存在于落后的南方。

不过事实证明，南方人对于威利·厄尔死亡一事的看法也是存在分歧的。南卡罗来纳州当时刚迎来一位新州长，即上任仅一个月的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这起格林维尔私刑事件给瑟蒙德州长带来了一场危机。尽管联邦调查局最终拒绝调查，但据说杜鲁门的总统民权委员会密切关注了这场审判，结果是，有31人被送上了被告席。

韦斯特与她所处时代的绝大多数白人知识分子一样为这场私刑感到惊骇。她认为这是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产物。韦斯特写道：“不管那些暴徒是什么人，说他们的行为与威利·厄尔的肤色无关绝对是荒谬的。”[3]但与此同时，她费尽苦心地想要传达她在这个案例中明显感受到的一种细微差别。她写到自己在这里没有发现白人在给黑人带来苦难后可以免受惩罚的文化。在韦斯特看来，那些被告都很担心自己会被定罪。她还认定是厄尔自己“对白人有巨大敌意”。[4]韦斯特说那些实施私刑的白人男子显然并不享受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是出于与被害出租车司机的友谊才做出了这样的举动，而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嗜血成性。韦斯特仅详细引用了一位黑人的话，而且还是一个“请求延长吉姆·克罗体系（Jim Crow system）[5]”的黑人。[6]

他说：“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一项禁止黑人乘坐白人驾驶的出租车的法律。黑人喜欢乘坐白人司机驾驶的出租车。我们都喜欢。你难道猜不出原因吗？因为这是我们靠付钱就可以让白人表现得像是我们的仆人的唯一机会。”

韦斯特眼中的种族主义是不带个人色彩的、制度上的种族主义。法院的座位是遵循隔离制度的，前来报道审判的黑人记者如果想和白人记者一起坐在媒体区就会遭到指责，以至于他们最终只能坐到黑人坐席区域里。韦斯特还推断说，实施私刑的暴徒们对于就杀死一名黑人而接受审判所感受到的恐惧肯定不如杀死一名白人的恐惧那么严重。

韦斯特的愤怒有一个更直接的针对目标。辩方律师说他希望有更多像威利·厄尔一样的人死掉，他还补充道：“法律规定禁止杀狗，但是如果在我居住的区域内有一条不受控制的疯狗，我宁可被控告也会杀了这只狗。”[7]韦斯特忍无可忍地评价说：“在任何时候的任何法庭上都没有发生过比在这里发生的更令人恶心的情况。”不过这场诉讼让韦斯特感到愤怒的原因都是从人性角度出发的，而“种族主义”和“偏见”这两个词则根本没有出现在她的文章中。

韦斯特知道被告最终被宣判无罪是不公正的。听到判决时被告们的庆祝不过是“在庆祝获得救赎，而所谓的救赎其实是将他们送到了更危险的境况中”。[8]韦斯特担心这样的判决会带来更多不法行为，但是让她紧张的似乎主要是黑人会做出什么。她觉得黑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还认为格林维尔的审判预示着在南方发生的私刑的终结，如今我们都知道这样的预测错得有多离谱。

症结所在可能是韦斯特对于此类题材没有经验，她坚持要到格林维尔报道的是一个其他一些人，主要是黑人作家已经很好地报道并理解了的领域。艾达·B.威尔斯（Ida B. Wells）是一位一生致力于禁止私刑的黑人记者，她撰写的文章大概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了，但是她的名字依然为人们所熟知。同时期的其他一些黑人作家对于南方的情况也有更深刻的理解，他们甚至还经常在白人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就是其中之一。

赫斯顿是在佛罗里达州的伊顿维尔（Eatonville）长大的，那里是这个种族主义盛行的州里的一片黑人飞地。赫斯顿一直是个叛逆的假小子，她很早就离开了学校。二十几岁的时候，她在巡回表演的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剧团（Gilbert and Sullivan troupe）里给一位演员做过十八个月的女仆。直到二十六岁时，赫斯顿才获得高中文凭，之后又考上了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1925年，她像许多充满雄心壮志的年轻黑人知识分子一样来到了哈勒姆（Harlem），并很快成了《机遇》（Opportunity）和《信使》（Messenger）这样的黑人杂志的固定供稿人。[9]

给赫斯顿带来突破的文章是她在1928年发表的《身为有色人种是什么感觉》（How It Feels to Be Colored Me）。赫斯顿写到自己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离开了伊顿维尔，在那之前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有色人种”，也不觉得身为有色人种有任何悲惨之处。她还不能理解其他黑人因为自己的种族而感受到的哀伤。赫斯顿说那是因为“我在忙着磨利我的开蚝刀”，[10]不过在白人的世界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之后，“当我被推到一个反差鲜明的白色背景前面时，我最能体会到什么是身为有色人种”。在赫斯顿生活的时代及那之后的许多年里，美国的知识分子圈子还是一个白人占绝大多数的群体。黑人和白人的报纸、杂志都是泾渭分明的，即便是在自由的北方也不例外。主要的白人报纸也报道了赫斯顿的作品，她的书籍都受到过《纽约时报》的评论，但是人们对她最先的，也是最主要的定位显然还是一位黑人作家。而黑人作家是不会被《新共和》或《纽约客》约稿的。所以她想要靠做记者写文章来养活自己是不可能的。

鉴于此，赫斯顿选择成为一名人类学家，最终在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 at Columbia）获得了博士学位。她在那里追随先锋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后者安排她为自己测量头骨。她的工作在当时被称作人种学研究（ethnography），而且都是由各个基金会赞助支持的。赫斯顿在自己的一生中会出版几本民俗研究著作，其中大部分致力于保护伊顿维尔这样的飞地中的黑人使用的日常口语。此类语言也会出现在她最著名的小说《他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中。她还研究了牙买加和海地的伏都教（voodoo，又译巫毒教）传统，并将自己的发现记录在了《告诉我的马》（Tell My Horse）一书中。

然而，赫斯顿蒸蒸日上的事业在1948年戛然而止，因为她房东的儿子指控她猥亵。经过几个月的审讯后，男孩儿撤销了指控，但是这个消息已经被刊登在了报纸上。巨大的压力让赫斯顿无心写作。再加上她感兴趣的黑人生活也不是杂志社和出版社编辑们热衷的题材，她的情况就更加艰难了。赫斯顿在一篇于1950年为《黑人文摘》（Negro Digest）创作的名为《白人出版商不肯出版的作品》（What White Publishers Won’t Print）的文章中写道：“人们对仆人阶层以上的黑人的深刻、全面的内容没有需求这个事实，暗示了这个国家中存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11]

在赫斯顿彻底被人们遗忘前，她还有一个故事要写。1953年，赫斯顿受黑人报纸《匹兹堡信使报》（Pittsburgh Courier）的派遣到佛罗里达州的莱夫奥克（Live Oak）报道对鲁比·麦科勒姆（Ruby McCollum）的审判。赫斯顿的传记作者称她同意接受这个任务主要是因为她需要挣钱，但是这个案件的案情显然也是吸引赫斯顿的原因。

受审的麦科勒姆是一名黑人，她被指控谋杀了白人男子C.勒罗伊·亚当斯医生（Dr. C. LeRoy Adams）。麦科勒姆杀了亚当斯这件事确凿无疑，她是在后者的办公室，当着几位病人的面开枪杀死医生的。然后她就转身离开，回到家中等待警察前来逮捕自己。审判的焦点不在于她是否犯下了这个罪行，而在于她为什么这样做。事实证明，医生的行医活动与麦科勒姆的丈夫的“小圆球”生意王国（bolita empire）之间存在关联。（小圆球是一种西班牙的彩票游戏。）

人们还得知，麦科勒姆的四个孩子中有一个是亚当斯的。在审判过程中，麦科勒姆宣称亚当斯曾多次强奸她，但是法官却不允许她详细阐述具体的情形。麦科勒姆在第一次审判中被判谋杀罪名成立，在第二次审判中，她被许可以精神疾病的理由做无罪辩护，最终她被判定在精神病院接受几年治疗。

赫斯顿只旁听了第一场审判。虽然她在《匹兹堡信使报》的编辑会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加强报道的戏剧性成分，但是赫斯顿的文章本身是细致入微且保持尊重的。她描述了旁听者们看到的幻象，他们告诉赫斯顿说自己看到麦科勒姆的鬼魂在镇上游荡，那个鬼魂有一个鹰头，“手里还握着一把燃烧的长剑”。[12]在写到麦科勒姆的故事时，赫斯顿照搬了法院的庭审记录，有时加上一点她本人的注释。当控方宣称麦科勒姆杀死亚当斯的真正原因是不愿支付她的医疗费用时，赫斯顿在自己的文章中复述了这个说法。

简单的复制庭审记录的方式是不可能创造出引人深思的文章的。不过赫斯顿这么做似乎只是在等待时机。审判结束之后，她写了一篇关于麦科勒姆的家庭生活的类似短篇小说的文章。《匹兹堡信使报》分十次连载了这篇文章。文章中的内容无疑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加入了自由发挥。赫斯顿创造了一个关于勇敢、叛逆的麦科勒姆的故事，她最终“主宰了两个强壮的男人的命运，他们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在赫斯顿讲述的故事中，麦科勒姆是一个与作家自己不无相似之处的女人：顽皮，渴望被爱，忍受着不幸婚姻和不忠的丈夫带来的孤独感。这个案件中的某些东西似乎让赫斯顿混淆了事实和虚构的界限。学者指出赫斯顿甚至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了曾经在《他们眼望上苍》中出现过的原话。[13]

这些文章不是赫斯顿最精彩的作品，不过它蕴含了一种生命力。换作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环境，赫斯顿也许本可以就这次审判提交一份完全不同的报道，而那份报道中必将包含后来被称为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的报道形式包含的一切标志性元素：即事实、感情和个人经历的融合。赫斯顿原本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报道格林维尔审判之类的题材，也就是韦斯特非常不成功地报道过的那次审判。相反，赫斯顿甚至没有拿到《匹兹堡信使报》承诺支付她的八百美元报酬。八年后，赫斯顿在1961年时悄无声息地去世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赫斯顿才重新获得重视，主要是在女权主义者黑人作家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的倡导下，赫斯顿的作品又获得了广泛的阅读，不过如今人们主要将她视为一位虚构类作品作家。

[1] “So. Carolina Man Lynched in Cruel Mob Orgy，” Los Angeles Sentinel，February 20，1947.

[2] “Lynch Mob Rips Victim’s Heart，” New York Amsterdam News，February 27，1947.

[3] “Opera in Greenville，” in A Train of Powder，88.

[4] “Opera in Greenville，” in A Train of Powder，82.

[5] 吉姆·克罗法（Jim Crow laws）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

[6] “Opera in Greenville，” in A Train of Powder，109.

[7] “Opera in Greenville，” in A Train of Powder，99.

[8] “Opera in Greenville，” in A Train of Powder，112.

[9] 赫斯顿人生经历的细节出自Valerie Boyd，Wrapped in Rainbows：The Life of Zora Neale Hurston（Simon and Schuster，2004）。

[10] Pittsburgh Courier，May 12，1938.

[11] “What White Publishers Won’t Print，” Negro Digest，April 1950.

[12] “Ruby McCollum Fights for Life，” Pittsburgh Courier，November 22，1952.

[13] 参见Virginia Lynn Moylan，Zora Neale Hurston’s Final Decad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