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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十六章 思想意识的大剧场
——《以政治为业》
世界命运的奇特现象：第一个真正的世界统治者是一名教授。他是何种程度上的一个教授，可以从他干的那件大蠢事中一目了然。
马克斯·韦伯评论伍德罗·威尔逊[1]
1918年初春，维也纳大学对面的兰德曼咖啡馆里突然传出一阵喧哗声。不过，这完全是一个人大声说话的声音。这个说话人就是马克斯·韦伯。韦伯此时正在奥地利的首都任教，尚未正式确定去留问题。校方想把他长期留在那里，可他事实上已经踏上了返回德国的路程，因为他觉得，他的位置应该是在德国。但他目前还留在维也纳，并且在即将出任奥地利共和国首任驻德国大使的古代史学家卢多·莫里茨·哈特曼（Ludo Moritz Hartmann）[2]的陪同下，在环城大道的咖啡馆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3]见面。见面据说是与教授职位的接任者有关。熊彼特当时虽然年仅35岁，但已经是一个阅历丰富、见多识广的人。他曾经在维也纳、柏林、伦敦、剑桥和牛津读大学，并且在开罗、维也纳、切尔诺夫策（Czernowitz）[4]和纽约从事过研究和教学工作。作为奥地利学派的市场经济分析模型理论培养出来的一名学者，他不仅很快透彻研究了所有问题，而且还用通俗易懂和结合实际的方式进行思考。比如，针对抽象理论和历史学派之间的争论（韦伯为此花费了数百页之多的笔墨），熊彼特简明扼要地指出，两个流派感兴趣的事物截然不同，正如不存在某种历史价格理论一样，边际效用学派也无法在经济组织结构方面派上大用场。自1911年起，熊彼特在格拉茨大学教授国民经济学。韦伯认为，他非常适合接替自己的职位，而且，这位候选人最多只会在通俗的演讲报告中有自相矛盾的倾向，亦即一种变异的桑巴特式的毛病。这次会面是应韦伯的请求，由奥地利银行家菲利克斯·索马里（Felix Somary）[5]安排。索马里还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简短珍贵的文字记录。[6]
落座后，双方的交谈很快转到了俄国革命的话题上。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现在不再停留在讨论阶段，而是必须证明它的可行性，这是一件令人欣慰之事。韦伯对这样的说法很不以为然。
索马里对二人的争执并不感到惊讶。他非常了解韦伯的为人，并形容他是一个“神经质的闯将”，只知道一股脑儿地冲锋陷阵，“哪怕是为了当地非常小的一点事情”。相反，熊彼特的母校是有未来外交家摇篮之称的维也纳特蕾莎高级中学，他所受的教育是：遇事要纵览全局，心胸开阔，永远不要计较个人恩怨，通晓“所有游戏规则和理论思想”，但不要与任何主义同流合污。因此，索马里想转移话题，把谈话引到战争带来的社会发展变化上来。这时，韦伯又开始批评英国背弃了自由主义。熊彼特表示反对。韦伯“变得越来越激动和大声，熊彼特越来越冷言冷语，小声应付”。咖啡馆的客人都停下手中的棋局来听他们的对话，直到韦伯猛然站起身来，嘴里一边说着“这简直叫人受不了！”，一边冲到环城大道上。哈特曼拿起韦伯的帽子追上去，徒劳地试图使他平静下来。熊彼特不解地摇了摇头说：“怎么可以在咖啡馆里这样大声咆哮呢。”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解释这个场面？难道韦伯在这里遇到了一位选择了自己的“魔鬼”——学术工作的人，此人正从学术的视角观望其他正在实现自己政治价值观的人如何取得成就吗？关于道德问题，韦伯思索了足有20年时间，并就什么是出于责任感而不是出于小算盘、小聪明或追求幸福的动机去为人处世的问题撰写过论文。尤其是通过宗教社会学的探索，他得出结论，世界上有着许多诸如此类相互矛盾的责任感。简言之：若非如此，世界上也不会有多种宗教和神圣的戒律体系，而是只有一个宗教和一个戒律体系。
毋庸置疑，如同1900年前后韦伯眼前所呈现的世界一样，大部分宗教都分布在不同的文化范围中，因此，韦伯没有把宗教的冲突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然而，在社会的“价值范畴”中，他不仅发现了许多严格的规范要求，并且以明显夸张的说法言称，这些范畴正是将这些严格的行为要求——如同宗教那样——用在了那些通过他们的职业劳动来为之服务的人群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做到，用同样的深刻程度同时为科学、基督教、经济、家庭、艺术、政治和道德服务。目标的设定和价值观的确立乃是针对人们愿意做出牺牲的态度所做的规定。那么，约瑟夫·熊彼特在兰德曼咖啡馆有没有简单明确地提示他的谈话对象，即马克斯·韦伯本人回避了他自己价值观的一个最终的重要问题：现在他究竟是以学术为业还是以政治为业？因为，只有韦伯身上带有的政客气质才会因为熊彼特的不动声色而情绪激动，而他身上的学者精神则必然会对此表示理解。再者，社会学不进行任何实验工作，而且，倘若眼下历史正以一场革命的形式将这种实验摆到了社会学面前，那么，它正好可以让人保持冷静，从而能够利用这样的机会以获得新的认识。
但是，韦伯当然没有保持冷静。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也不仅是因为他的性格。首先，与韦伯1905年撰写俄国问题的文章的时代不同，俄国革命不仅已经完成，而且这时正慢慢向中欧地区不断推进。无论如何，这场革命已经不再是人们可以气定神闲对其进行远距离观察的一种“实验”。很长一段时间里，韦伯能够想象德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从1918年春季开始已经不再可能：首先是德国用疯狂升级的潜艇战把美国拖入了战争，然后又与目前实行共产主义的俄国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韦伯认为，和平协议的条件向其他所有敌对国家表明，与这样的德国人无法达成任何理智可行的和平条约。
与菲利克斯·索马里一道，韦伯于1916年3月给外交部和帝国议会的党团领袖寄送了一份反对扩大潜艇战的备忘录。短时间内，这份备忘录似乎产生了效用。自1905年起，索马里就与韦伯结下了友谊。那年，他们在“社会政治学会”的会议上就工会中普遍存在的强行入会问题有过一次彻夜长谈。索马里还是韦伯于1909年在维也纳社会学大会上就价值判断问题展开辩论的见证人。之后，二人在弗里德里希·瑙曼的“中欧工作委员会”中再度聚首，而且，这位奥地利人满怀热忱地参与了委员会的工作，并慷慨解囊予以资金上的支持。通过反对甚至连中立国船只也不放过的“全面”潜艇战的备忘录，他们对海军统帅部的强势鼓噪做出了反应。1915年以来，海军统帅部联合军工企业，共同要求进行一场更加肆无忌惮的战争。韦伯认为，这场更加肆无忌惮的战争表明，海军统帅部在德国陷入军事困局的情况下，不仅没有保持头脑冷静的能力，而且还误导前线的将士，幻想用这样的方式更快地结束战争。然而事实上，由于美国的参战不可逆转，不仅战争的时间将更加旷日持久，德国的经济也将无法承受。如果说德意志帝国不单单与伦敦金融城，而且与纽约证交所切断了关系，那么它就不得不开动印钞机来为政府提供财力，从而将断送德国世界政治的未来。
货币在膨胀，感情也在膨胀——我们再次看到韦伯在地图上把各种数字搬来弄去，推演时局。他给那些热衷于潜艇战的人士详细演算，他们必须挡住多少数量的谷物、冷冻肉、罐头食品运往英国，才能迫使英国投降。英吉利海峡真的能够封锁得住吗？为此所需的潜艇多快才能建造出来？[7]韦伯不但没有在人们的争论中见到这种技术及经济上的理性思维，而且，那些吵吵嚷嚷热衷于快速解决问题的追随者必定给敌人留下的印象也使他感到愤懑不已：显而易见，同盟国不得不孤注一掷尽快一决胜负，因为它们已经山穷水尽精疲力竭。
备忘录被寄出。索马里甚至还记得，汉堡船东、哈帕格船运公司总经理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8]——作为犹太裔爱国者出于对君主制寿终正寝的绝望于1918年11月9日自杀——于1916年3月初将备忘录亲手转呈德皇。德皇被信中暗示的战争前景所震惊：倘若战败，错误的决策将不可饶恕地算在皇室头上。然而，在无限制潜艇战的狂飙突进中，短暂的间隙稍纵即逝。[9]
有鉴于此，自1918年春天起，韦伯眼见一场深刻的转变即将到来，并且，这将会是一场革命性的转变。在1905年弗赖堡大学的首场就职讲座上，韦伯曾经指出，如同理论家的价值尺度一样，德国国家体系的经济政策只能是德国式的政策。1913年，他又宣布，“任何一个‘社会秩序’最终无一例外地”都要以如下标准接受检验，即看它通过对某些特定意图给予优惠的方式，为哪类人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人群提供了最佳的发展机会。否则，社会学的调查就是肤浅的。韦伯一如既往地认为，如果说一个社会学的理论没有为价值评估提供基础，那么它就不是完善的理论。而且，如同在维也纳与熊彼特发生争执的那幕场景告诉我们的那样，他在1918年时还把那些仅限于彷徨观望以及将当代历史看作一种实验的社会学家称作不负责任的人，言外之意，他们是临阵脱逃的逃兵。
1910年之后，韦伯一直在使用一组与此相关且在今天还时常被引用的概念：主观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作为“泛道德主义”，前者不仅完全受其价值原则的制约，而且拒绝各种妥协，并为此不惜以任何从相关行为中产生的后果作为代价；但是，从根本上说，人们不认为在行为和后果之间有任何理性的关联。主观意图就是目的，它将所有达到（理想的）目的或未达到目的的手段均予以神圣化。除了原始基督徒以外，无政府主义革命者也是这种伦理观最好的实例，尽管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希望万事万物不久行将终结，而后者宣称，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与之相对，韦伯提出了一个以“文化”为标准的伦理观，这种伦理观要求人们去适应政治、经济和其他的各种条件。文化是伦理和务实要求的折中体。如果前者（出于价值观考虑的一种极端不愿意适应环境的态度）是主观意图伦理，而后者（出于价值观的考虑愿意妥协折中的态度）被称为责任伦理的话，那么责任就意味着，行为者愿意为他的决定承担后果，并酌情将他的行为看成是失败的行为。归根结底，就行为的结果而言，主观意图伦理信奉者的行为是符合仪式规范的行为，就主观意图而言，责任伦理信奉者的行为是技术手段式的行为。[10]
韦伯的观点是非此即彼。[11]在他看来，熊彼特是一个既不愿意做这样的区分，又拒绝决定采取其中某个立场的人。这位同事是道德问题上采取漠不关心态度的一个极端案例，因为他反正没有亲自参加俄国革命，所以也无须弄清楚这场革命是否可行。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本身看作一种立场，亦即把它解释为主动放弃对事物的评论：关于政治，塔列朗（Talleyrand）[12]说的一句话始终未失其效用：不干预即是一种有利于强者的干预。但是，如果一个没有表明立场态度的人被指责为从学术上偏袒强者，那么，这不会带来“泛政治化”的后果吗？如果一切事物最终都应归结为权力问题，那么，法官面对他判决结果纯属正常的中立态度，或是科学家面对他的新发现纯属正常的不偏不倚态度，不就成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了吗？韦伯号召大家做出最后决定的关于“价值多神论”的演讲就存在这种倾向。虽然他承认，在各路天神的较量中有人做出了不是赞同政治而是赞同诸如宗教、科学或是艺术的决定，但对他来说，较量本身的自然属性是政治的，因为他认为，政治最终决定了，哪一种“文化”，亦即哪些价值观在某个特定地域中的实现是可能的，以及这种实现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发生。
尽管如此，让我们再重新回到现实中来。韦伯曾经深信，德国享有世界大国地位的要求是名正言顺的，而且，这个大国地位也是众人所希望的：由此可能实现的经济增长将给人民带来好处，并最终促进国家的自由化进程。然而，眼下他所面临的是一场灾难，他把这场灾难称作帝国遭受的一场“耻辱”，没有一个国家人民的脸面曾经像德国人一样遭到了如此这般的毁灭。他担心发生内战和外国入侵，看到“古老的德国痛苦地惨死”。但是，他仍然坚信德国“坚不可摧”，呼唤1807年败于拿破仑之后的岁月重新再现：“我们会重新东山再起。”对于1918年由基尔水兵暴动引发的反对德国军事统帅部的十一月革命，韦伯将之称为一场“疯狂的假面舞会”、“令人作呕的猥琐狂欢”和针对荣誉丧失的“一种麻醉剂”。[13]
这种荣誉的丧失和耻辱是否存在于失败之中，抑或是存在于失败的过程与持续四年之久的、由无能之人操纵的铺天盖地宣传的巨大落差之中，对此，韦伯未予表述。但是，我们可以认为他会有这样的看法。“这种愚弄整个世界的做法令人无法忍受，而且也是对‘民主制度’的嘲弄”——他意识到，战争不仅释放了人们的高尚态度，而且，他也为自己明确找到了迄今为止作为他的学术生涯连续性的转折点。当他看到一个师的士兵从西部前线回到法兰克福时，他把当时的情形描述成如同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14]或是奥托·迪克斯（Otto Dix）[15]的画作一般。他写道：“部队进城的样子太可怕了，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数小时不绝于耳，还有头戴钢盔灰头土脸的士兵——简直就像一群幽灵的游行队伍和狂欢节同时出现：让人毛骨悚然。”的确，韦伯在短暂的一生中扮演过许多角色，也经历过许多危机和方向的转变。他先是把资本主义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然后是社会学概念的形成和世界宗教的历史，最后是在统治社会学、国家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框架下针对官僚体制和理性化的分析。但是，他的根本关联点始终是德国具有责任意识的市民阶级精英人群的理想形象，并以这个理想形象为标准来衡量他的社会阶层及帝国的实际状况。如今，他发现，谎言和欺骗要大于他始终抱怨的适应环境的态度，仇恨要大于被他视为眼中钉的夸夸其谈。虽然他把战败投降的责任算在革命者的头上，但他知道，左派既不为失败本身也不为国家的精神状态负责。战争中，德国的死亡人数是300万，其中大约100万人是平民，400多万人受伤，将近300万人身心受到摧残。战争夺去了总共1700万人的生命，其中将近800万人是黎民百姓，2100万人受伤。在韦伯眼里，政治上的门外汉威廉二世及其一群俯首帖耳的执行者把德国人民变成了“地球上的低贱民族”。[16]
事实上，德意志帝国这个局外者的角色才是没有最终达成所希望的和平谅解条约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慕尼黑的苏维埃共和国总理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17]想促使协约国采取温和态度，并公开发表了巴伐利亚驻柏林特使于1914年夏天的报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德国承认对发动战争负有责任。韦伯怒不可遏。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将和平谈判道德化是愚蠢的，并且只会伤害德国的利益。他警告协约国，不要把“萨尔布吕肯、博尔扎诺、利贝雷茨、格但斯克以及其他地方”[18]交到外族手中，因为这将使最激进的工人也变成了沙文主义者。此外，在他看来，赴凡尔赛的谈判代表团也缺少尊严。1918年11月底，他就对爆发内战表示担心——抑或他希望爆发内战，因为若如此，协约国就成了占领者，这就有可能意味着一场民族起义并因此导致民族的统一。韦伯的议论陷入了游击战的幻想之中，他把绞刑架和监狱看成反抗占领所能够承受得起的代价。他自我想象，并为他的听众描绘了一幅图景：第一个有胆量进入格但斯克的波兰官员将被一粒子弹击中。关于后果，他并没有认真去想。此时，人们只需将他放在舞台上，并让他就“民族”的主题发表演说，那么，他的所有保险装置都会瞬间熔断。
之后，激情慢慢冷却下来。从现在开始，韦伯为了国家形态的问题奋笔疾书。在革命的形势下，德国的统一尚未得到澄清便是论题之一：迄今为止，各个邦的贵族政府在联邦参议院中均派有自己的代表，参议院与帝国议会权重相当。如果说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是苏维埃共和国，另一部分是大公国，那么，人们应当如何来设想这样一个既受柏林领导又受各自的邦国管理的国家呢？得益于在战争期间始终着眼于战后未来问题的著述，韦伯现在对这样的问题已经胸有成竹。1918年11月和12月的系列文章使他在这个领域成了首屈一指的咨询顾问。他参加了所谓的“普鲁士宪法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通常只由内阁的高级顾问和政治家组成，诸如：身为内务部次长的国家法学家雨果·普罗伊斯（Hugo Preuss）[19]、外交部的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20]、汉堡的参议员卡尔·彼得森（Carl Petersen）[21]以及来自奥地利的卢多·莫里茨·哈特曼等。当韦伯在公开场合对哈特曼以“大使阁下”相称时，他用手轻轻捅了一下韦伯。[22]韦伯建议，在不肢解普鲁士的情况下采用联邦制政体，建立享有调查权的议会（这点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希望提高议会的地位以制衡行政部门），以及设立由人民选举的帝国总统。他把后者看成由人民“遴选领导人”的一种手段，并把总统职位设想成建立在党派组织和行政管理基础之上、民主统治制度的一种体现在有超凡魅力人物身上的矫正措施。
从这时起，一个政治演讲的时期拉开了大幕。通过这些演讲，韦伯要为凝聚市民阶级的各种力量做出一份贡献。以下摘录的是他三个月中的日程安排及演讲主题：1918年11月4日，慕尼黑：《德国政治新秩序》（Deutschlands politische Neuordnung）；12月1日，法兰克福：《新德国》（Das neue Deutschland）；12月6日，威斯巴登：《新德国》；12月9日，哈瑙（因韦伯要去柏林参加宪法讨论会议而被迫取消）；12月16日，柏林：《德国经济的重建》（Der Wiederaufbau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12月20日，柏林：《德国的时局》（Deutschlands Lage）；1919年1月2日，海德堡：《德国的重建》（Deutschlands Wiederaufrichtung）；1月4日，卡尔斯鲁厄：《德国的过去及未来》（Deutschlands 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1月11日，海德堡：《即将出台的国家宪法》（Die kommende Reichsverfassung）；1月14日，菲尔特：《新秩序的问题》（Probleme der Neuordnung）（台下听众发生了肢体冲突）；1月17日，海德堡：《自由的人民国家》（Der freie Volksstaat）。
应某个自由主义协会的邀请，韦伯在法兰克福为7000名听众做了他12月1日的那场演讲。演讲中，他不仅谴责革命者破坏旧制度的行动没有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而且把他们形容为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的人，说他们缺少务实的理性思维，因而，其领导层就像鸽子棚里的鸽子一样：幻想家变成了“只对争抢食盆里的食物感兴趣的物质主义者”，生产因为所谓的工人运动而瘫痪，一种针对企业家的毫无意义的仇恨被煽动起来。韦伯要告诉人们，不能对机关枪寄予希望，正如乌托邦思想不能当饭吃，在群众集会中找不到工作一样。既非库尔特·艾斯纳的慕尼黑苏维埃政府中的“文学家”，也非柏林无产阶级的发言人，而是只有市民阶级才能得到德国目前迫切需要的国外贷款（因为“敌对国家政府成员都清一色出自市民阶级”）。[23]
这场演讲过后，有人建议韦伯竞选国会议员。经过一番犹豫（因为他很长时间一直反对共和制的国家政体，赞同君主立宪的国家政体），韦伯于1918年12月加入了由《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主编特奥多尔·沃尔夫（Theodor Wolff）[24]发起成立的德国民主党。该党不仅汇集了民族自由党内寻求共和制的“左翼”阵营人士［赞同继续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人都到了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25]的“德国人民党”门下］，而且还吸引了进步人民党的追随者。除了韦伯多年的政治同路人弗里德里希·瑙曼之外，雨果·普罗伊斯也是该党成员。韦伯试图争取巴登亲王马克斯（Prinz Max von Baden）[26]加盟该党未果，原因是，亲王觉得自己与议会格格不入。他回话说，“我本能地讨厌一群人在一起斗嘴皮子”。这句话充分证明，时代正朝着统治阶级无法再继续对之不以为然的议会制度转变。[27]
韦伯本人本应成为黑森-拿骚（Hessen-Nassau）选区的头号候选人。在只有两票反对的情况下（共有数百名党员参加投票），他的名字高居候选名单的榜首（对他来说就像是一场“自发的领导人选举”）。但是，提名投票时，德国民主党的基层组织被人为忽略了。对此，认为自己已经十拿九稳当选的韦伯麻痹大意，没有再去走访自己的选区和为自己拉票。于是，当这位来自海德堡的教授最后被放在了候选名单的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位置上时，他感觉从天上一下跌回了现实之中。因此，我们能够理解沃尔夫冈·J.蒙森对韦伯的不解和震惊，他说：这位政党官僚主义的分析家和把政治视为一场斗争的鼓吹者只是一味地等待，并真诚地相信，他会受到大家的召唤，自己除了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外，无须再做其他事情。但是，态度和身份并不能胜过专业精神。[28]
由此，韦伯的政治生涯也宣告结束。1920年4月中旬，他退出了德国民主党。关于退党的理由，他写道：“政治家应当而且必须做出妥协，但是，我的职业是：一名学者。”学者不允许妥协让步。[29]但是，韦伯是否有过真正的政治生涯呢？如同韦伯以《政治论文》（Politische Schriften）为标题编撰成集的关于政治的评论文章一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在韦伯去世后用在他身上的“学者政治”（Gelehrtenpolitik）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误导的倾向。甚至于，在韦伯曾经在其中活动的政治领域，诸如制定证券交易法、凡尔赛和平谈判以及魏玛共和国宪法制定的前期准备等，他都是仅限于顾问咨询的工作。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韦伯从未从事过。或者，从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他自己从未争取过多数人的支持。
相反，从年轻时起，韦伯在对政治发表看法时就习惯使用一种特殊的示威方式。关于1890年第一次参加投票选举之事，他事后曾经多次将其宣布为是他个人的一个感叹号，因为，他虽然出身于自由主义家庭，却给保守派投了票。可是，他不久即发现，自由保守派所代表的是大地主的利益。于是，一年之后他就与之分道扬镳。由于他想把民族的大国政治、国家工业化和社会问题的处理三者结合在一起，兼之，他母亲也有相同的立场，所以，他积极投身于因抵制社会民主党在社会政治上提出的单独代表产业工人群体的要求而建立的新教-社会大会的工作。但是，对于这个争议社团的核心思想——把新教的博爱精神变成宗法制福利事业的基础，韦伯出于对宗教的抵触态度对其敬而远之。
在那里，韦伯开始了与弗里德里希·瑙曼的终生友谊，但并没有因此而真正成为这个新的民族自由派政党的坚定成员。相反，1896年底，在埃尔福特举行的由瑙曼领导的民族社会协会成立大会上，他提醒与会者注意，倘若他们想成立一个劳苦大众的政党的话，那么，他们就把自己变成了“政治的驯服工具”：只有为了争取权力和阶级的统治地位的斗争才是通向政治之道，而不是对弱势群体的同情。韦伯在不赞同其纲领的情况下，再次加入了一个政党。那么，一个政党的纲领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韦伯反对容克地主的影响，反对宫廷政治，反对将马克思“作为教条来给群众的头脑打上印记”的社会民主党。他想为一个有权力意识的市民阶级说话，但又不相信这个阶级的实际存在。1893年，韦伯加入了全德联盟——又一个被用作传声筒的、鼓吹殖民主义的世界大国纲领和爱国意识的有影响力的组织。在那里，他觉得自己在波兰问题和德国的帝国使命问题上的想法得到了理解。这一次，韦伯在该组织中待了六年，直到他出于对过于偏重农业立场的抗议再次退党为止。此外，什么才是符合民族利益的东西，他心里知道得最为清楚，并且，除了由他自己下定义之外，他不愿意为其他任何政治利益服务。从1915年起，韦伯成了全德联盟不共戴天的反对者。世纪之交以后，全德联盟越来越走向极端化。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为基础，并作为德国“生存空间”的代表，他们在一战中实际代表了所有民族“情感政治”的立场。韦伯认为它是一场灾难。[30]
会议、协会、联盟——韦伯一刻不停地被纠缠在主旨演讲、纲领草案和鼓动宣传的事务当中。其中，他的演示对象和面对的群众首先是那些辩论的精英。在自己不认可的文件上签字，或是不分青红皂白地随意跟从——这不是他的行事风格。所以，他的“学者政治”一方面是以专家意见和呈文为形式的非常具体的建议（诸如早年的易北河东部地区的移民政策，直到后来的潜艇战评论等），另一方面是时代诊断的分析研究和激动人心的演讲。至于相关的角色并不总是互相契合，以及更不足以构成政治生涯条件的问题，他总是在接触了实际的政治体系，以及在被要求具备诸如外交、策略和妥协能力之后才对此有切身感受。正如他受到政治本身深深吸引一样，他对此也感到深恶痛绝。这里，我们不禁又想起了赫尔曼·鲍姆加滕曾经提出的一个观点。他说，市民阶级的过人之处，是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干一番事业，但这对政治来说并不合适，因为在政治上需要的不仅是面对社会问题时的拐弯抹角，而且还需要遇事时能够妥协退让的能力。我们不妨再补充一点，即从政也同样需要有减少自身自豪感的能力。倘若这句话的含义是，市民阶级没有从事职业政治的可能性，那么这并不正确，但如果用在韦伯身上，倒是一语中的。
当谋求国会议员席位的所有希望破灭之后，韦伯郑重宣布，不愿意向党派大佬们做任何让步。从这时起，他发表激动人心演讲的次数慢慢减少了下来。尽管如此，他于1919年1月28日在慕尼黑做了一次题为《以政治为业》（Politik als Beruf）的演讲。这是一场专为大学生所做的演讲。学生们以邀请库尔特·艾斯纳来学校做报告相威胁，才说动了韦伯。这场报告不仅与“以学术为业”相反，而且是韦伯被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不过，他本人觉得这个报告并不很成功。此外，有听众在与“以学术为业”比较了之后，也感到有些失望。
事实上，《以政治为业》首先是从后来题为《经济与社会》的手稿中节选出来的一段内容。韦伯把他关于合法统治论题的三个理想类型简要地重复了一下，然后提出论点认为，政治职业的理念植根于一个恰恰是为了其追随者而以政治为业的领导者的个人魅力中。然而，为了留在权力中，还需要领取薪水和被赋予社会荣誉的行政机构人员及行政手段。通过许多事例，韦伯对“为政治而生活”与“靠政治而生活”的区别做了生动形象的说明。针对权力究竟在何处的问题（在上面的部长手里，还是在下面经过专业培训的官员手里），韦伯简明扼要地进行了阐述。然而，虽然权力位于高层，因为威胁只能从上峰发出，但是，威胁并不能起到所有的作用，而且权力依赖信息的传递。从这个解答中，韦伯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他详细列举了能够扮演政治角色的社会阶层和职业群体——牧师、人文主义作家、宫廷贵族、英国乡村的小贵族、律师等，并结合这些例子，对政党的历史做了一番回顾。
至多是到演讲的三分之二部分时，每个听众当时可能都想知道韦伯最终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演讲开始的立论，即把“工作”或“事务”意义上的职业与责任感意义上的职业区别开来。对韦伯来说，历史案例不过是论证材料罢了，其作用是对“选择领袖”的机制进行定义。在他看来，这个机制是围绕职业政治问题的核心。他认为，许多人都具有领袖才能、权力本能和个人魅力。那么，这些禀赋资质被政治运作发现了吗？它们是怎么被发现的？具有这些才能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去从事政治？韦伯担心，未来将会受到纯粹的事务性、争权夺位和依附党派势力倾向的影响。手中无权的议会对有政治才华的人来说缺乏吸引力。在他看来，这就是德意志帝国的致命弱点。有鉴于此，他描绘了一幅人们必然要做出选择的图景：拥有执行机器的领袖民主制和没有责任感的职业政治家的统治。
然而，他的评论始终是抽象的，原因在于他不得不脱离相关政治组织的情况来对从政的“才华”下定义。随后，韦伯解释道，世界上有能够“影响历史进程”的人。他认为，问题仅在于，政治机器是否让这些人有机会参与进来施展才华。韦伯在这里谈到了他自己的情况，并勾勒了理想政治人物的性格图：热情满怀、严谨务实和谦虚谨慎。其中，严谨务实在这里的含义是：有始有终地对待一件事务而非追逐权力本身，亦即“不论哪种信念总是必须要有的”。韦伯反对的，是政治上的“非骑士精神”、永远有理和马后炮。政治是一个荣誉问题，因此，有失尊严的是，战争结束后有人提出了谁是始作俑者的问题，“而当时却是社会的结构造成了战争”。根据韦伯的学说，一切社会行为都有可以归结为个人因素的原因。而现在，这位作为战败国大众一分子的社会学家把整个社会都看成了原因！那么，政客们有没有对历史的进程造成影响呢？难道说功劳可以算在他们个人账上，而对他们的责任可以用神秘力量的作用来开脱吗？
针对1918年的革命尝试，韦伯对之加以总结的目的是对某些政治人物予以谴责，即倘若他们提出罪责问题，并天真地认为，人们可以在政治中把真相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以及放弃使用暴力，这是一种非政治的做法。可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一种正确的做法，尽管韦伯在这里观察到的是来自左派的、用罪责范畴来进行思考的“道德伦理学家”。不久，一场寻找替罪羊的风暴即将开始。然而，他提出的用以与之针锋相对的骑士精神伦理也是十分幼稚的。面对数百万战争冤魂，韦伯怎么可以建议，在德国的军事独裁者、总参谋部次长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31]被清算之后，争议的党派应捐弃前嫌，回到未来的日常事务上来，因为不仅相互指控有失君子风度，而且在政治中原本就有魔鬼的力量起作用呢？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最后，韦伯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演讲：政治家必须是一位英雄人物。回看20世纪的历史，不禁使人对此表示质疑。
[1]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哲学和法学博士，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和新泽西州州长。
[2] 卢多·莫里茨·哈特曼（Ludo Moritz Hartmann，1865～1924），奥地利历史学家、外交官和社会民主党人。
[3]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1932年移居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教，其学说对经济学有重要影响。
[4] 切尔诺夫策（Czernowitz）是乌克兰西南部的一座中等城市，人口24万，重要的教育和文化中心，历史上曾经是乌克兰犹太人的聚居地，有“小维也纳”之称。
[5] 菲利克斯·索马里（Felix Somary，1881～1956），奥地利和瑞士银行家，经济学家。
[6] 熊彼特：《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主要内容》，第7页；“自相矛盾……”，致卡尔·格伦贝格的信，1918年6月，见MWG II/10-1，第178页；关于下文，参见索马里《回忆录》，第170～172页。在韦伯的信件中未见关于此次会面的文字记述。
[7] 见GPS，第563页及下页；索马里：《回忆录》，第148页。
[8] 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1857～1918），汉堡船东，德意志帝国时期最著名的犹太商人之一，把哈帕格商船公司（Hapag）打造成了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
[9] 见GPS，第152页；关于1896年，见GPS，第29页；索马里：《回忆录》，第150页及下页。值得一读的还有索马里与总参谋部次长和实际上的军事独裁者埃里希·鲁登道夫于1917年初夏的令人不寒而栗的谈话，谈话中，后者告诉前者，美国“要几年后才会拥有一支军队”（第159页）。
[10] 见GARS I，第553页；见GARS II，第193页；见WL，第505页；见GPS，第539页，致罗伯特·米歇尔斯的信，1908年8月4日，见MWG I/5，第616页及下页。
[11] 关于这两种伦理的其他不同之处，参见施鲁赫特《宗教与生活方式》，第165～332页。
[12]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1754～1838），法国主教、政治家和外交家，其政治生涯跨越路易十六、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和奥尔良王朝数个时代，以老奸巨猾著称。
[13] “耻辱……”，致奥托·克鲁修斯的信，1918年12月26日，见MWG II/10-1，第380页；“痛苦地……”，致艾尔泽·雅菲的信，1918年12月11日，见GPS，第296页；“坚不可摧……”，致奥托·克鲁修斯的信，1918年12月26日，引自LB，第649页；“我们会重新……”，致奥托·克鲁修斯的信，1918年11月24日，见MWG II/10-1，第321页；“疯狂的假面舞会……”，致米娜·托布勒的信，1918年11月15日，见MWG II/10-1，第307页；“令人作呕的……”，致汉斯·格鲁勒的信，1918年12月13日，见MWG II/10-1，第355页；“一种麻醉剂……”，致海伦妮·韦伯的信，1918年11月19日，见MWG II/10-1，第310页。
[14] 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1860～1949），比利时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画家。
[15] 奥托·迪克斯（Otto Dix，1891～1969），德国画家，参加过一战，战后出版了“战争”组画。
[16] “这种愚弄……”，致米娜·托布勒的信，1918年12月4日，见MWG II/10-1，第337页及下页；“低贱民族……”，见MWG I/15，第419页。
[17] 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1867～1919），德国政治人物、新闻记者和作家，参加过德国十一月革命，后成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委员会领导人，1919年2月21日遇刺身亡。
[18] 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是德国西部与法国接壤的一个州；博尔扎诺（意大利文：Bolzano，德文：Bozen）是奥匈帝国与意大利接壤的一个地区，一战后割让给意大利；利贝雷茨（捷克文：Liberec，德文：Reichenberg）是捷克波西米亚地区北部的一座城市，一战时德意志居民占大多数；格但斯克（波兰文：Gdansk，德文：Danzig）是波兰北部的重要港口城市，一战时属于东普鲁士地区。
[19] 雨果·普罗伊斯（Hugo Preuss，1860～1925），德国政治家和法学家。
[20] 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1882～1955），德国哲学家和外交家。
[21] 卡尔·威廉·彼得森（Carl Wilhelm Petersen，1868～1933），德国法学家和政治家。
[22] 致玛丽安妮·韦伯的信，1918年12月10日，见MWG II/7-2，第351页。
[23] 致米娜·托布勒的信，1918年12月4日，见MWG II/10-1，第336页；“物质利益者……”，见GPS，第485页；“敌对国家……”，见GPS，第484页。
[24] 特奥多尔·沃尔夫（Theodor Wolff，1868～1943），德国作家、评论家、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主编。
[25]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德国魏玛共和国总理和外交部部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使德国恢复国际地位的重要人物，主张德法和解，与法国外长白里安同获1926年诺贝尔和平奖。
[26] 巴登亲王马克斯（Prinz Max von Baden，1867～1929），德国巴登大公国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堂弟和继承人，1918年10月3日至11月9日任德意志帝国第八任宰相。
[27] 见MWG II/ 10-1，第381页。
[28] 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第310页及下页。
[29] 致卡尔·彼得森的信，1920年4月14日，见MWG II/10-2，第986页。
[30] “政治的驯服工具……”和“教条……”，见GPS，第26页及下页；“情感政治……”，见GPS，第159页。
[31] 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德国陆军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的主要指挥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