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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10章 革命
罗马人兴高采烈地走上街头大唱教宗赞歌的情景并没过去太久。几个月之前，教宗窗户下的广场还聚集着信众渴望一睹教宗慈爱的微笑并沐浴在他温暖的祝福中。现在，罗马的街道再一次出现了庆祝的场面，但是这一次获得人们赞美的并不是教宗。
1849年1月2日，随着举行制宪会议计划的宣布，前教宗国的士兵们在街道上游行前进，他们拖着大炮，领导队伍的是紧握着步枪的市民卫队。他们集结在人民广场，伴随着乐队演奏的爱国乐曲，手持武器的人们在那里燃起了篝火。当火星蹿向黑暗的天空，飘向天上的新月时，人们涌入了卡比托利欧山。三色的烟火从这里点亮了夜空，也照亮了披在马可·奥勒留身上的意大利旗帜。
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庆祝。许多罗马人的生计依赖着教宗、枢机主教和贵族。这些人眼睁睁地看着其他人在游行庆祝，心中焦急地盘算着将要发生怎样的事情。[1]
民众热情在教宗国的其他地方并没有高涨。温和派已经感到束手无策，他们不愿见到局势被激进派引到别的方向上，但是也对教宗投奔反改革的那不勒斯而无可奈何。阿斯特利·基伊舰长在1月3日那天写道：“我坚信，绝大部分人都希望教宗回归，而且教宗只要使出一点安抚性的手段便可以得到他的臣民对和解条件的积极回应。”[2]
但是教宗并没有后退一步的打算。在新年致辞中，教宗谴责了亵渎、谋杀和罗马的其他暴虐行为。他的措辞十分严厉，拒绝了“缺少对任何上述行为加以谴责的、空洞的回归请求。返回罗马的前提至少是要人们保证反对这群非法之徒和同一群疯子所做出的暴力行为，这群人如今仍在罗马横行霸道，施行着野蛮专制”。他抨击了建立“一个所谓的罗马政府国民大会的可憎决定”，并警告罗马市民，任何支持共和政府的人都已经犯下了重大的罪行。[3]
如果教宗认为他威胁要对这些人绝罚（excommunication）会对局面有所帮助的话，接下来发生的事很快就会证明他错了。他对那些倾向改革的批评激起了广泛的民愤，更糟的是，教宗甚至遭到了人们的奚落。有示威者闯进了罗马的圣职服装店，拿走了存放在店里的枢机主教帽和教宗白色小帽，他们一边起哄一边走街串巷，把这些东西都扔到了河里。教宗致辞的副本在罗马各个教堂的门口被撕得粉碎，并被丢弃在城市的公共厕所里。一些爱捣蛋的人还打扮成了圣职的模样，嬉皮笑脸地模仿他们说话。这些人高喊着：“绝罚万岁！教宗和枢机主教一路平安！”随后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爆发了，教宗的盾形牧徽被从政府建筑上丢了下来，人们将它从西斯廷桥上丢到了台伯河里。[4]
罗马的报纸也毫不客气地批评教宗。文章的摘要被贴在城墙上并作为传单分发给民众。人们并不把这条新的道路看作对宗教的拒绝，他们反而将改革视作追随上帝的意志。
马斯泰·费雷提只抬了两次手：一次是祝福，一次是诅咒。他祝福了对自己的人民开炮的人，这个人让他的残酷暴政更加稳固。他诅咒了自己的人民。这两件事中无论是哪一个，都不是上帝的旨意。
勇气，罗马的人民！凭着真正的信仰、对祖国的真爱、良心和决心，上帝将与你同在。将来有这么一天，教宗会从监狱中被放出来，他将忏悔他的错误和软弱，他会对压抑他、控制他的那些人的慑人欲望进行忏悔，他将回归子民的爱，回到神圣的路上。[5]
教宗的新年致辞也激起了教宗国其他城市的暴力反应，这促使了一些主教决定要小心行事。在罗马的主要报纸上，有一篇文章鼓吹说博洛尼亚总主教已经决定抵制“绝罚令”，这篇文章的副本被贴在了城墙上。按照这篇文章所宣称的，在咨询了一群杰出的神学家以后，总主教判定，教宗发出的讯息不符合天主教教义。[6]
在罗马的美国领事馆中，尼古拉斯·布朗（Nicholas Brown）用巧妙的修辞给华盛顿方面发去了教宗致辞的全文。他对此给出的解释是：“虽然这篇重要文件一如既往的冗长且拖沓，但是一份精简摘要却不足以完全体现这篇文章的愚蠢。”[7]
*
欧洲的政治状况远不能说是稳定。还不到一年以前，一场革命已经推翻了法国国王并带来了一个共和国。在那不勒斯，费尔南多国王已经被迫要准许立宪。西西里仍然充满了暴动，动荡不安继续威胁着首都。在卡洛·阿尔贝托向奥地利军队有条件投降之后，正如基伊舰长所言，撒丁尼亚国王本人的“王位也在摇摇欲坠”。在一封寄往英格兰的信中，这位海军军官补充说：“如果你听说卡洛·阿尔贝托到斗牛犬号上避难的话，请不要感到惊讶。”[8]
奥地利已经见证了梅特涅侯爵在前一年遭到驱逐，随后在年末，弱智的斐迪南一世，这位1835年登基的皇帝退位了，他18岁的侄子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被推上了皇位。这位新皇充满了神秘感，在位将近70年。“做事秉承种种善良的原则，这是天主教教育的结果，”罗马教廷驻维也纳大使这样观察说，但是“很难判断他的才智，因为他极少说话。”
梅特涅的位置已经被48岁的费里克斯·施瓦岑贝格侯爵取代了，他有一颗军人的心，仪表堂堂，为自己的军人气概和重压之下的冷静而自豪。他的自信，可能会被某些人称作傲慢，因为即便出任总理，他仍旧身着军装。“施瓦岑贝格侯爵，”他的一个朋友回忆说，“对人类持有最大的蔑视，对人性却缺乏基本的了解。”他是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及旧秩序坚定不移的卫道士，并且坚信教宗的神权是维持欧洲稳定的关键。施瓦岑贝格很快就成了枢机主教们谈论的焦点——梦想着复辟的安东内利自然也包括在内。[9]
自从上个春天开始，维也纳已经命令外交使节离开罗马，奥地利在教宗国也没有大使了。考虑到教宗的新境况，迫在眉睫的是要找到一个替代方案。莫里茨·埃斯特哈齐伯爵（Count Moritz Esterházy）看起来十分适合这份工作。他来自匈牙利最虔诚的天主教家庭，而且年轻时也在罗马待过很多年。教廷大使在通知安东内利关于任命的消息时报告说，他非常坚守天主教原则，也非常保守。虽然还不到40岁，但埃斯特哈齐已经担任过奥地利驻荷兰的大使了。[10]
当新任大使已经准备好起程前往加埃塔时，施瓦岑贝格给他提出了一些指示。这位总理抱怨说，意大利人觉得奥地利对意大利施加了过度的影响。他评论说：“没有什么事比这更荒谬了，但是也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更被意大利人深信不疑……人民的无知和受过教育的人的坏心肠……滋生了偏见，说伯爵先生（Monsieur Count）[11]，你得到的任务就是由你来打破这一切。”施瓦岑贝格坚信，意大利需要一个秩序良好、人们尊敬权威的社会。他对西班牙上个月的提案持开放态度，西班牙提议，由天主教各国共同草拟一个让教宗重掌大权的计划。而由法国或英国作为教宗和臣民的调停人，由他们作出努力使冲突和平收场，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庇护九世，施瓦岑贝格建议说，必须不去理会那些试图让他离开加埃塔的人，也不要理会那些劝他和篡夺他权力的人谈判的建议。[12]
费里克斯·施瓦岑贝格
枢机主教安东内利对法国缺少信任，同时也对其他天主教国家的军事能力没有信心，他希望能说服奥地利政府作为领导，重建教宗在罗马的统治。施瓦岑贝格则反对这个主意，因为他不想和法国搞对抗，也就是说，他明显地反对让奥地利进行单边行动。奥地利对意大利东北部的控制十分微弱，路易-拿破仑和法国共和政府的意图也并不明确。施瓦岑贝格最不想做的就是把法国的新政府推向支持撒丁尼亚国王卡洛·阿尔贝托，最终导致奥地利被逐出意大利半岛。[13]
虽然奥地利的目标十分明显，就是要重建完全由教宗权威掌控的教宗国政府，但是法国人并不这么想。在获选后不久，路易-拿破仑就给庇护九世发出了一封信以表达他自己的良好祝愿，但是让教宗不高兴的是，信里完全没有提到法国将提供什么帮助来恢复教宗对罗马的统治。法国的新任总理欧迪隆·巴罗（Odilon Barrot）是1831年教宗国各地爆发人民起义的强力支持者，他对教宗的国王身份没有一丝的认同。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法国议会里还存在着强大的左派，他们激烈地反对教权干预政治，并将罗马的暴动视作一场抱有共同目标的姐妹运动，目的是推翻旧有的专制秩序并带来一个现代共和国。1月初，对教宗声索现世权力不以为然的法国新任外交部部长爱德华·杜伊（Édouard Drouyn）提出警告，奥地利政府在罗马做出的任何单边举动都将有挑起和法国爆发战争的风险。[14]
庇护九世心中怀有的希望是依靠自己的军队夺回国家，这样的话就能摆脱外国的限制了。1月初，他给曾经帮他平息北部省份动乱的祖齐将军捎话，想要将他征召到加埃塔来。但是出乎教宗意料的是，祖齐不仅不同意为教宗组织一支远征军，还试着说服教宗，使他相信最明智的办法就是保留宪制并找到和平解决冲突的途径。[15]
虽然法国仍然保持着希望，认为这位曾得到人民爱戴的自由派教宗仍然能够以某种方式回到罗马，但其他人都已认识到1848年的创伤已经造成了永久的伤痕。驻罗马教廷的威尼斯公使表示：“最好不要对教宗抱有更多幻想了，他是一个好心善良的人，但是他认为只有自己才代表和担负着教会。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意大利必须对所有事务保持畏惧且不要异想天开。教宗是强大的，在罗马，他就是权倾天下的人。”[16]
*
1月21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美好星期日，在教宗国各地，来自社会各阶层的男性投出了制宪会议的一票。有投票资格人数的三分之一，即25万人投了票，这是意大利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选。一个星期以后的中午，密密麻麻的人群聚集在卡比托利欧山顶的广场上，获选者的名字被大声宣读出来。从罗马选出来的当选者是政府当前的领导人：热爱拉丁文的教会律师穆扎雷利蒙席、激进的诗人兼医生佩德罗·斯特毕尼、优秀的辩护律师卡洛·阿梅利尼，以及令人敬畏的民众煽动家夏尔·波拿巴亲王。虽然来自社会下层的文盲也可以投票，但是获选者全都来自中上层社会。“雄辩者”并不在获选人的名单上。当最后一个名字被宣读出来后，罗马城内敲响了钟声，圣天使堡鸣放了101响礼炮。[17]
人民对制宪会议选举的广泛参与深深惊动了教宗，在他写给一位最亲近的高级教士的信里，庇护九世说道：“最可悲的行为正在罗马发生……然而，上帝总是一如既往地保护罗马免于邪恶的迫害……上帝将会再次拯救罗马：让我们期待和祈祷吧。”[18]
法国大使哈考特对教宗提出警告，依靠奥地利和那不勒斯军队重返罗马将会带来一场灾难，庇护九世回答称，法国没有让他听到任何清楚明确的提议。与此同时，应采取严厉手段来应对的声音也变得比以往更为强盛了。“使用武力是必要的，要使用更多武力，从始至终都要使用武力，”比利时大使这样建议说。爱国的修道院院长安东尼奥·罗斯米尼正感受着前所未有的孤立，他在1月末离开了加埃塔。他吐露离开的原因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被询问过有关任何事情的意见，而且即便我给出了建议，也永远得不到采纳”。[19]
枢机主教安东内利不断地发出天启末日的警告。他在1月底告诉罗马教廷驻马德里大使说：“因为那个没有正当性的渎神政府的胆大妄为和不虔诚，罗马的事态每一天都在向着毁灭的方向发展。”他提出，对这种事态的袖手旁观“对于宗教和教会来说都是致命的，因为反天主教集团正在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利用武力和恐怖在罗马创造他们的绝对统治”。[20]
虽然枢机主教把罗马描绘成了一个正在上演混乱的舞台，但大部分罗马市民实际上还是如同往常一样做着各自的营生。有一些圣职拒绝给参加选举的人主持婚礼，但是也有很多圣职在公共聚会时表示了对新秩序的支持，在这种新的秩序之下，教宗的作用只限于宗教领域中。罗马的美国领事报告说：“不管恶劣的暗流如何涌动……秩序与和平从未像今天这样遍布在这座古老的城墙内。”他最近刚去听了一场威尔第的歌剧，剧院里座无虚席。[21]
虽然以和平方式取得和解的希望正在快速消逝，但还有一线希望尚存。在1月底时，如今已是罗马临时政府成员的穆扎雷利蒙席在奎里纳莱宫召见了英国领事，希望可以替他给伦敦送信。穆扎雷利蒙席坚持罗马的政府成员“一刻不曾放弃过向教宗陛下的保证，他们不仅准备好了，而且也焦急地希望将他们手中的一切权力交给圣父大人，让宗座能够以立宪君主的方式回归，不要再待在加埃塔的那群‘奸党（Camarilla）’[22]的身边了”。现在的情况是，庇护九世先拒绝了他们在1848年12月派到加埃塔去的谈判代表团，他们才被迫接手的。[23]
在罗马的政治气候阴晴不定之时，罗马的天气却很格外的美好。和去年寒冷、多雨的冬天相比，转年后的冬天阳光明媚和煦。当年度高潮狂欢节到来时，城里人的心情更是喜气洋洋，尽管有一些熟悉的元素在今年的狂欢节花车游行中已然消失。打扮得雍容华贵的王公贵族的马车和衣着华丽的随从通常是人们瞩目的焦点，但是今年这些人几乎不见了踪影。而那些留下来的人则正在悔恨他们的留守决定。当为数不多的留守贵族们的马车穿过科尔索大道时，人们站在路旁对他们大呼小叫，不仅羞辱谩骂，还嘲弄他们穿着制服的随从。人们大声喊着“贵族去死！废除奴役！让假发辫见鬼去吧！”为了纪念这一时刻，罗马监狱的大门打开了，遭到关押的妓女获得了自由。[24]
*
在加埃塔的日子正在一天天过去，外国大使们之前已经习惯了罗马城的夜生活，他们总是坐在豪华的马车里从一个贵族宫殿前往另一个贵族宫殿，如今他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来适应当前的孤立、贫穷的新环境。在大部分日子里，他们一起吃午饭，并且在晚餐时再次聚在一起用餐。傍晚8点，有些人将换上他们的长礼服和黑领带去教宗身边拜访一个小时，然后再回到扑克牌和香烟的世界里。大使们的晚间聚会有时候会延长到凌晨1点。[25]
2月初，一位新同事加入了。庇护九世热情地欢迎了奥地利的新大使。莫里茨·埃斯特哈齐在报告中这样写道：“人们已经在那里恭候许久了，就像是等待救世主……他们要依靠我们奥地利，所有的关于安全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矮小、纤瘦，身材匀称的埃斯特哈齐浑身都流露着能量。他是一个精神振奋的人，身上散发着优雅和杰出的气息。他“和所有小矮子一样恶毒，”一个熟人这样评论道，“但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交谈者。”
和他在加埃塔的法国同行们不同，埃斯特哈齐并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只求教宗能做到一件事：为了让奥地利皇帝能够有出兵的正当理由，他需要教宗发出一个明确的出兵要求。令人遗憾的是，奥地利军队在教宗国特别遭到人民的厌恶，因此尤其有必要让教宗能够明确无误地提出让奥地利进行军事介入的请求。[26]
第二天，枢机主教安东内利对于最先由西班牙提出，现在得到奥地利支持的天主教国家会议感到很不高兴，他给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写了一封信。这位圣座国务卿坚持认为，“即刻采取军事介入已刻不容缓”。但他尤为感到不安的是，奥地利对法国是如此恭顺，这表明它并不愿意单独行动。“如果法国人不觉得加入奥地利和那不勒斯是对自己有利的话，”这位枢机主教抱怨道，“那他们至少应该把位子让开，让那些想要加入的国家进来。”[27]
虽然安东内利心怀不满，但是埃斯特哈齐伯爵认为所有的一切都进行得再完美不过了。“那个修道院院长罗斯米尼，庇护九世邪恶的天才能人，是我们面前毫无疑问的最大敌人，”他在2月中旬向维也纳发回的报告中写道，“自从我到来以后，他都待在那不勒斯，还没有重新在加埃塔的宫殿里露面。”在罗斯米尼不在的情况下，埃斯特哈齐继续写道：“庇护九世……把自己扔向了奥地利的怀抱！我相信他改变心意是诚恳的……但我并不觉得这种转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恐怕在这位教宗身上找不到任何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
莫里茨·埃斯特哈齐
尽管这位新任奥地利大使并不看好庇护九世的意志力，但是他对于一直待在教宗身边的圣座国务卿则有另外一番看法：“我们已经确信无误地对枢机主教安东内利有了一番了解，就像我们对枢机主教团中绝大多数人的了解一样。”他称赞这位圣座国务卿的旺盛精力，以及他的善于分析和富有政治技巧，埃斯特哈齐还补充说，“他把他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安东内利已经清楚地表现了他希望奥地利人可以一刻不耽地对教宗国发起进攻。这位圣座国务卿认为，与靠不住的法国往来得越少越好。
*
2月5日星期一是制宪会议的开幕日。代表们在上午聚集在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山山顶，他们骄傲地戴着意大利的三色围脖，鱼贯而入走进天坛圣母圣殿（Basilica of Santa Maria in Ara Coeli），以一场弥撒作为这值得纪念的一天的开始。因为在罗马主教缺席期间任代理枢机（Cardinal Vicar）[28]的高级教士已经下令禁止他们到场参加仪式，所以弥撒由一位随军的专职神甫来主持。
一大群欢天喜地的民众在进入教堂后加入了代表们的仪式。罗马14个街区的人们也来到街道上，每个街区都举着自己的条幅。来自意大利各地区的代表也同样如此，他们也带着各自的旗帜。伦巴第区由老兵举起来的条幅最为显眼，因为上面罩着黑纱，以表示对近期在抗奥战役中死去的人们的哀悼。来自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政治流亡者们也骄傲地高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行进在队伍最后的是罗马的各个俱乐部、民兵和市民卫队。乐队正在演奏《马赛曲》。在制宪会议的获选人中，夏尔·波拿巴亲王和两个世界[29]的英雄朱塞佩·加里波第走在一起，后者身上穿着他在南美洲名声大噪时所穿的庞乔斗篷（poncho）。虽然所有的外国大使都在加埃塔和教宗待在一起，但是身穿正式外交官制服的美国领事尼古拉斯·布朗也昂首挺胸地迈着大步。很显然，他并不觉得自己有等待华盛顿发来指示后再做出行动的必要，可当华盛顿的指示终于发来时，上面明令写道禁止他承认罗马的新政府。[30]
当140名代表在开幕日走进枢密院宫时，宫殿的走廊里挤满了围观的群众，不久以前，教宗的圣座国务卿佩莱格里诺·罗西正是在这栋建筑的庭院中被刺客杀死的。有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大厅里通常被装饰过的庇护九世半身像已经被挪走了。
现在距离教宗出走已经两个月了，除了一个被认为不具正当性的政府以外，已没有其他政府机构存在，旧政权在罗西被刺杀以后就处于流亡状态了。两院都已解散，教宗国的行政系统已成了一片废墟，各个省份也大都各自为政。在这个教宗的王国里，商人、俱乐部和报纸都在呼吁新近选举出来的制宪会议能够做点什么以填补当下的空白。
在这种阴晴不定的气氛中，卡洛·阿梅利尼起身给制宪会议致辞。这位出色的辩护律师向着听众们宣布，君权神授、神权政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庇护九世曾在他就职之初许下了伟大的诺言，但他随后对自己作出的承诺越发不愿真的兑现。他拒绝为意大利的独立而战，因而背叛了民族志业。“公民们，你们所坐的地方，正处在两个伟大时代的遗迹之间，”阿梅利尼总结说，“一边是恺撒的意大利的遗迹，另一边是教宗的意大利的遗迹。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碎石瓦砾之上建起新的丰碑。”[31]
当掌声落下，人们开始要点名投票了。加里波第随即要求大会不要在辩论中浪费时间，而是应该立刻宣布成立共和国。波拿巴也随即起身应和。“你们难道感觉不到脚下的神圣国土正在颤动吗？”“这是你们祖先的灵魂已经按捺不住渴望，他们在你们的耳边大喊：罗马共和国万岁！”[32]
代表们并没有耽搁很久。2月9日凌晨2点，他们投票决出了四点决定：
①教宗对罗马市民的国家不再具有事实和法律上的现世权力。
②罗马教宗将获得自由行使其精神权威的必要保障。
③罗马市民国家的政府性质将会是纯粹的民主，该国家将采用一个光荣的名称：罗马共和国（Roman Republic）。
④罗马共和国将根据共同民族的要求保持与意大利其他地方的联系。
教宗的现世权力不复存在了。如果说这份权力还能够再回来的话，那么只有一支军队能够办到。[33]
当天下午，在卡比托利欧山顶的罗马市政厅的门廊中，制宪会议的领导人们对着下面黑压压的群众宣读了这些决议，人们同时挥舞着意大利的旗帜。宣布成立共和国的告示开始在教宗国各地的城墙上出现：
伟大的行动已经完成。国民大会，作为人民的合法代表，已经认定了人民主权，这是唯一和我们意气相投的政府形式，也是荣耀父辈的做法……在这么多个世纪过去以后，我们再一次拥有了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自由。让我们显示我们是值得这份上帝送予的礼物的。[34]
在制宪会议最先确定的决议中，代表们决定，新共和国的所有法律文书都将用“以上帝和人民的名义”开头，这句话长期以来都是追求意大利统一和共和的先驱朱塞佩·马志尼的座右铭。将要铸造的金币和银币上也会铸上类似的话：“上帝愿意大利统一。”共和国的国旗将会以意大利的红、白、绿三色代表，同时还有一只象征着古罗马的鹰栖息在枝头。[35]
*
2月11日星期天，有一大群人，其中包括新制宪会议的代表和许多市民卫队成员和士兵，他们一同挤进了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特殊赞美颂仪式（Te Deum ceremony）来为共和国的诞生而感谢上帝。同一天，教宗在加埃塔举行了简单的弥撒后，将新任奥地利大使召见到他狭小的房间内。埃斯特哈齐一定会对教宗在他们两个小时的会谈中说出的提议感到震惊。
埃斯特哈齐在给维也纳的报告中写道：“教宗庇护九世今天不再是要求我们和法国、西班牙、那不勒斯一起提供援助了，而是把自己完完全全、充满信心地交到奥地利手中，而且通过我即刻发出施以武装介入的请求，以保全自己的志业。”教宗还解释说，为了共同承担的目的，他仍然会正式向四国发出请求，但是，他告诉埃斯特哈齐，这只是做做样子罢了。大使还报告说，教宗想要维也纳知道“他所有的期待都只寄托在奥地利身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奥地利的介入将是他眼中最渴望的事情。”
在向奥地利大使解释他的要求时，庇护九世承认他对天主教法国有着巨大的个人认同，但是，他解释说，“自己只会反感地看待法兰西的共和国军队介入教宗国的事务中”。教宗的忧虑是安东内利煽动起来的，他害怕法国军队会占领罗马并逼他重回宪政统治。他对此十分有把握，对于刚刚推翻了本国的君主制并在仅仅一年前才宣布了共和制的法国来说，怎么可能靠它来粉碎罗马的共和姐妹并重建教宗的君主制呢？[36]
在和埃斯特哈齐会面的三天后，教宗召见了所有能够到来的枢机主教，他们一共有9个人，还有所有派驻教廷的外国大使，庇护九世戏剧性地将所有人聚在了他位于加埃塔的房中。所有人被安排成一个半圆队列，面朝着教宗和安东内利，枢机主教们和大使们各居半边。教宗把罗马最近结束教宗统治的宣言认定为“不公正、不知感恩、愚蠢又不虔诚”的产物。“你们跟着我来到了这个地方，这是上帝之手的引领，这只手……永远不会抛弃虔心信主之人。”枢机主教安东内利随后发给了大使们一张教宗的抗议文告，让他们转交给各自的政府，随后又给大家分发了第二份文件。这正是奥地利大使曾要求过的，由教宗亲笔写下的要求军事介入的文告，即要求奥地利、西班牙、法国和那不勒斯的介入。
在报告教宗要求动用军队的要求时，荷兰大使指出，萨伏依王朝的卡洛·阿尔贝托国王拒绝了教宗的援助请求，“那也就是说，萨伏依王朝现在是唯一仍在意大利受到欢迎的政权了”。鉴于奥地利和撒丁尼亚王国最近才打过一仗，教宗将难以想见这两个国家会站在他的一边。无论如何，现在的选择一点也不难，因为撒丁尼亚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反对外国军队将教宗重新推回到权力的宝座上。[37]
*
四天后，7000名奥地利士兵越过了波河向着教宗国最北端的城市费拉拉进发。当庇护九世得知这一消息时，他召见奥地利大使表达了感谢。“我现在的一切要求，”教宗告诉埃斯特哈齐，“就是为了能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不要撤兵，而且恰恰相反，请派出更多的军队并且前进得越快越好。”[38]
奥地利入侵的消息震动了罗马。在制宪会议期间的特殊午夜，当走廊里的人群高喊着“共和万岁！”时，斯特毕尼站起身来发言。“我们早就预见的一天已经到来，”这位热血澎湃的诗人和医生说道：
这是考验之日，也是勇敢之日。教会统治集团、奥地利和波旁王室的联盟已经组织起来……奥地利人已经扔掉他们的金属护手，正全力向着意大利出击，他们的挑衅如果不用鲜血洗去，我们便会成为全欧洲的笑柄……我们欣然接受你们这些野蛮的汪达尔人（Vandal）[39]的挑战。你们将自掘坟墓走向灭亡。起来吧！意大利的孩子们！上帝要我们的救赎之日快点到来，拿起武器吧！[40]
罗马的新政府迅速地做出行动来反对教会。2月中旬，一张印刷出来的警告出现在罗马的城墙上，催促圣职们丢掉他们的三角形黑帽和短腿裤，这些服饰被谴责为反动和无知的象征。也在同一天，卡洛·阿梅利尼，三位新选出的执政者之一，下达了一道命令，让所有的教会团体上报各自的财产清单。代理枢机担心这是没收财产的第一步，于是命令教会的所有宗教机构都要拒绝这个要求。因此，有大量拒绝合作的教士和修士被投入了监牢。
有一道命令可以令人回想到法国大革命。在大革命中，革命者认为每个城镇只需要一个教堂钟楼的大钟，其余的都将被融化铸造硬币或武器。当罗马的这一消息宣布出来后，罗马的新统治者下令城市里所有未经使用的钟都要被熔化掉用来铸造大炮以保卫共和国。除了宗教神学院以外，教会对所有学校和大学的控制都结束了。所有梵蒂冈和奎里纳莱宫殿中的马匹都将充公，同样充公的还有教宗的贵族卫队（Noble Guard）拥有的马匹。[41]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没有哪次行动要比释放所有宗教审判所里的囚犯更具有象征意义了。当共和政府抵达审判所时，一块从圣彼得广场扔出来的石头打到了掌管牢房钥匙的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修士身上，他当时正在和两个面容丑陋的狱卒打扑克。在狭窄、阴暗的牢房中锁着的是那些受到各种指控的男男女女，他们被判处的罪行有口出恶言、女巫行为、诽谤天主教，或者像那两名修女的案件一样——坠入爱河。在打开了枷锁后，这些囚徒摇晃着身体向罗马城明亮的阳光中走去。
截止到3月初，所有的圣职特权都已被废止，同样被废止的还有宗教法庭对世俗信徒的司法管辖权。教会庞大的地产被收归国有，审查制度也被取消。[42]
这些举措促使加埃塔发来了怒不可遏的痛斥。枢机主教安东内利对还愿意听他说话的所有人表示，新成立的罗马共和国只是在靠恐惧、威吓和欺骗进行统治。这群人只不过是一帮疯子，他宣称，以及一小撮轻信他们虚假的引诱之词的人，共和国的统治缺少人民大众的支持。至于被宣扬得沸沸扬扬的民众投票，安东内利声称，一样是场胡闹。在制宪会议选举后不久，这位枢机主教就曾建议各教廷大使：“在国都那边，他们买了3000张工人的票……他们通过医院来做假票，付了一大笔钱给那些低下阶层的人，让他们在不同的投票点多次投票，让不同的人穿上教士服装来制造圣职也支持选举的迹象。”这位枢机主教的指控令人震惊，即便他所说的事情大部分纯属杜撰。[43]
[1] 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68；Demarco，Domenico. 1944. Una rivoluʐione sociale，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16 novembre 1848—3 luglio 1849）. Naples：Gufo，p.63；Deiss，Joseph J. 1969. The Roman Years of Margaret Fuller. New York：Crowell，p.194.
[2] Key，Astley Cooper（Admiral）. 1898. Memoirs of Sir Astley Cooper Key. Edited by Vice Admiral Philip Colomb. London：Methuen，p.184.
[3] “给邪恶再添一分邪恶，”教宗抗议道，“这种蛊惑人心的无政府主义作者和支持者正在试图毁掉罗马教宗对于神圣教会统治领域的现世权威。”人民，他指控说，正在“被谬误和煽动颠覆教条的人蛊惑”。教宗发言的原件可参考：ASV，ANM，b.313，f.153r；刊登的副本可参考：Cittadini，Giovanni. 1989. La fuga e il soggiorno di Pio IX nel Regno di Napoli. Naples：Laurenziana，pp.223-25。
[4] Palomba，console generale d’Austria a Civitavecchia，a Lützow，12 gennaio 1849，doc.10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43-44；Pasolini a Minghetti，8 gennaio 1849，doc.VII in Pasolini，Pietro. 1887. Giuseppe Pasolini. Memorie raccolte da suo figlio. 3rd ed. Turin：Fratelli Bocca，p.168；Citoyen romain. 1852. Les mystères du clergé romain…par un citoyen romain. Lausanne：Weber. Les mystères du clergé romain…par un citoyen romain. Lausanne：Weber，pp.146-47；Foramiti，Nicolò. 1850. Fatti di Roma degli anni 1848—49. Venice：Cecchini，pp.40-42；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72；Fuller，Margaret. 1991. These Sad but Glorious Days：Dispatches from Europe，1846—1850. Edited by Larry J.Reynolds and Susan B.Smith.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p.253. 事实上，教宗想要将谴责作为对所有参加制宪会议选举的人绝罚的声明，这在枢机主教安东内利给教廷大使们的事件总结中已表示得十分清楚。Antonelli al nunzio，Madrid，Gaeta，18 febbraio 1849，ASV，ANN，b.392，ff.252r-254v，265r-267r.
[5] “Pio IX e la scomunica，” articolo estratto dall’Alba，11 gennaio 1849，BSMC，FS.
[6] 这篇文章总结道，希望总主教的榜样可以软化教宗的念头，“让他能够从他身边那些追求现实享乐、贪婪、提供血腥建议的人们中解脱出来。并让他想起基督王国并不是在现世”。MCRR，ms.660/41，“Atto del Card. Oppizzoni riguardo la scomunica，” estratto dalla Gazzetta di Roma，22 gennaio 1849.
[7] Brown to James Buchanan，Rome，January 16，1849，in Stock，Leo F. 1945. Consular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Ministers and the Papal States. Instructions and Despatches 1848—1868.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p.144. “让所有人，也让他自己的敌人大吃一惊的是，”英国公使观察所，“教宗绝罚了那些自从他离开后参加了罗马政府的人，而且威胁那些参加制宪会议的人可能会受到同样的惩罚。谁能在1849年时料到这样的事情呢？”R. Abercrombie to Palmerston，Turin，January 13，1849，Palmerston papers，在线版可参考：http：//www.archives.soton.ac.uk/palmerston/search.php？agree=Y。按罗马的撒丁尼亚公使的报道，即使是城里最温和的公民也感到他们有权给自己一个政府，因此教宗的命令给罗马的新政府提供了“巨大的力量”。Berghini，23 gennaio 1849，Roma，doc.112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489.
[8] Key，Astley Cooper（Admiral）. 1898. Memoirs of Sir Astley Cooper Key. Edited by Vice Admiral Philip Colomb. London：Methuen，p.188. His letter was sent in February 1849.
[9] Lukács，Lajos. 1981. The Vatican and Hungary，1846—1878：Reports and Correspondence on Hungary of the Apostolic Nuncios in Vienna. 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pp.384-85；Schwarzenberg，Adolph. 1946. Prince Felix ʑu Schwarʑenherg，Prime Minister of Austria，1848—1852.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p.8，33-35；Chantrel，J.1861. Annales ecclésiastiques de 1846 à 1860. Paris：Gaume Frères et J.Duprey，p.57；Engel—Janosi，Friedrich. 1950. “The Return of Pius IX in 1850.”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p.138；Dino，Duchesse de. 1910. Memoirs of the Duchesse de Dino，1841—1850. Edited by Princess Radziwill. New York：Scribner’s，p.260；Ward，David. 1970. 1848：The Fall of Metternich and the Year of Revolution. London：Hamish Hamilton，pp.226-27. 施瓦岑贝格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冯·博伊斯特伯爵（Count Friedrich von Beust，Friedrich Ferdinand，Count von. 1887. Memoirs. London：Remington，pp.91，97）还补充说，“施瓦岑贝格侯爵很鄙视平民并且也不了解他们。”施瓦岑贝格曾担任过外交大臣和总理。关于罗马教廷驻维也纳大使对他的描述，见：Lukács，Lajos. 1981. The Vatican and Hungary，1846—1878：Reports and Correspondence on Hungary of the Apostolic Nuncios in Vienna. 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pp.385-86。巴麦尊勋爵曾经提及在斐迪南一世统治下的奥地利，“政府的君主是个白痴”。Ward，David. 1970. 1848：The Fall of Metternich and the Year of Revolution. London：Hamish Hamilton，p.112. 很明显，斐迪南一世拒绝退位的建议，但被他的妻子说服了，他的妻子是玛丽亚·安娜皇后（Empress Maria Anna），她本人是撒丁尼亚王国的维克多·艾曼努尔一世国王的女儿，卡洛·阿尔贝托就是从前者手中继位的。Schwarzenberg，Adolph. 1946. Prince Felix ʑu Schwarʑenherg，Prime Minister of Austria，1848—1852.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p.33-35.
[10] Annuario Pontificio. 1847. Notizie per l’anno 1847. Roma：Stamperia Cracas，pp.69-70；Schwarzenberg，Adolph. 1946. Prince Felix ʑu Schwarʑenherg，Prime Minister of Austria，1848—1852.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p.93-94n.Nunzio Viale à Antonelli，Vienna，26 dicembre 1848，doc.57 in Lukács，Lajos. 1981. The Vatican and Hungary，1846—1878：Reports and Correspondence on Hungary of the Apostolic Nuncios in Vienna. 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pp.315-16；de la Cour à Drouyn，Vienne，25 décembre 1848，30 décembre 1848，MAEC，CP，Austria，vol.437，ff. 191r-199r，202r-203r；Nunzio Viale à Antonelli，Vienna，7 gennaio 1848，doc.58 in Lukács，Lajos. 1981. The Vatican and Hungary，1846—1878：Reports and Correspondence on Hungary of the Apostolic Nuncios in Vienna. 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pp.316-18. 首先，看起来施瓦岑贝格可能会任命他自己的弟弟弗里德里希担任新任驻教廷大使，此人在1845年37岁时就已经是枢机主教了。从加埃塔来的哈考特也是这样预计的。Harcourt à Drouyn，11 janvier 1849，MAEN，RSS 410.
[11] 在这几十年中，奥地利的外交通讯使用法语，而不是德语。
[12] Schwarzenberg à Esterházy，Vienne，23 janvier 1849，docs.12 and 13 （both containing the same date）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52-53，56-57.
[13]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奥地利把英国视作在欧洲最强大的对手，奥地利不想看到一个英法反奥地利同盟的出现。Druidi，Maria Cessi. 1958.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lla Conferenza di Gaeta.”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221.
[14] Drouyn à de la Cour，Paris，3 janvier 1849，MAEN，Vienne，Article 33，ff.02r-07r；Pierre，Victor. 1878.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 1848. Vol.2. Paris：Plon，p.58；Bourgeois，Emile，and E.Clermont. 1907. Rome et Napoléon III（1849—1870）. Paris：Colin，pp.7-8；Falloux，Alfred Pierre Frédéric，comte de.1888. Mémoires d’un royaliste. Vol.1.Paris：Perrin，pp.437-40. 托克维尔在6月初将会成为法鲁（Falloux）在内阁的同事，他在描述法鲁在内阁的角色时说“他只代表……教会而已”。Bourgeois，Emile，and E.Clermont. 1907. Rome et Napoléon III（1849—1870）. Paris：Colin，p.9. 哈考特给巴黎的报告中提到他难以置信教宗可以如此的迟钝，竟看不出被奥地利人带回罗马将会导致对教廷不可挽回的伤害。Harcourt à Drouyn，Gaëte，3 janvier 1849，MAEN，RSS 274.
[15] 和为数众多的人的看法相同，祖齐也认为教宗立意良善，却处在枢机主教安东内利的邪恶操控之下。祖齐回忆说，教宗没有说过任何反对他建议的话，但是“在现实中，好心善良且孱弱的庇护九世已经被狡猾的枢机主教安东内利和奥地利摧毁自由的阴谋哄骗了。教宗是如此善良，但是优柔寡断，对政治事务不成熟。他们想要利用宗教情感来稳住教宗，让他对真实情况闭眼不见，并让教宗的内心变得麻木，对任何和睦、宽恕的接近臣民的方式都无动于衷”。1月5日，教宗给祖齐将军发出了一封信，责备教宗军队在罗西被刺以后的叛变行为。在这封信里，他认为背叛他的军队和那些仅是暂时“被叛乱诱惑”的人之间是有区别的。Lettera di Pio IX al General Zucchi，MCRR，ms.129/26，Nicola Roncalli，“Cronaca di Roma，” documenti a stampa，1849. 法国派往教宗身边的特使弗朗西斯科·德·科瑟尔勒后来回忆，在1849年初时，庇护九世仍然心存希望能靠祖齐将军和他的部队来恢复统治，在加埃塔还有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们认为罗马的临时政府将无法进行任何的有效抵抗。Senior，Nassau W.1872. Correspondence and Conversations of A.de Tocqueville with N.W.Senior. Edited by M.C.M.Simpson. London：Henry & King，vol.2，pp.10-11.
[16] Druidi，Maria Cessi. 1954. “Intorno alla conferenza di Gaeta.”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301.
[17] Nicholas Brown to James Buchanan，Rome，January 24，1849，in Stock，Leo F. 1945. Consular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Ministers and the Papal States. Instructions and Despatches 1848—1868.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pp.145-49；Harcourt à Drouyn，Gaëte，21 janvier 1849，MAEN，RSS 410；Giannini，Giorgio. 2009.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Online at http：//www.instoria.it/home/repubblica_romana_1849.htm，p.3；Monsagrati，Giuseppe. 2014. Roma senʑa il papa.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Rome：Laterza，p.49；Severini，Marco. 2011.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Venice：Marsilio，p.17；Foramiti，Nicolò. 1850. Fatti di Roma degli anni 1848—49. Venice：Cecchini，p.48；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80. 因为每年在复活节前，堂区司铎都要做当地居民人数的清点工作，所以只有堂区司铎才掌握当地居民的人口名单，因此投票的组织者向司铎寻求帮助，以进行投票和清点工作。当司铎表示拒绝合作，官员们就直接将堂区内的文件没收了。
[18]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324-25.
[19] Mellano，Maria F. 1987. Lo scontro Rosmini-Antonelli nel’48—’49 secondo il memoriale del filosofo e alla luce della realtà storica. Stresa：Sodalitas，p.31.
[20]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324-25；Harcourt à Drouyn，23 janvier 1849，Gaëte，MAEN，RSS 410；Viaene，Vincent. 2001. Belgium and the Holy See from Gregory XVI to Pius IX. Brussels：Institut historique Beige de Rome，p.497；Capograssi，Antonio. 1941. La conferenʐa di Gaeta del 1849 e Antonio Rosmini. Rome：Proja，pp.18，33；Antonelli al nunzio di Madrid，Gaeta，26 gennaio 1849，ASV，ANM，b.313，ff.7r-7v.
[21] Nicholas Brown to James Buchanan，Rome，February 1，1849，in Stock，Leo F. 1945. Consular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Ministers and the Papal States. Instructions and Despatches 1848—1868.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pp.149-55；Cittadini，Giovanni，ed. 1968. Carteggio privato di papa Pio IX e Ferdinando II re di Napoli esistente nell’Archivio statale di Napoli coll’aggiunto del diario della rivoluʐione di Roma del marchese Luigi Lancellotti. Macerata：Opera “Mater misericordiae”，p.274；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83；Demarco，Domenico. 1944. Una rivoluʐione sociale，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16 novembre 1848—3 luglio 1849）. Naples：Gufo，pp.66-67.
[22] 这里指的是一小群穷凶极恶的顾问。
[23] John Freeborn to Viscount Palmerston，Rome，February 2，1848，doc.2 in Parliament（U.K.）. 1851.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Rome，1849. 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Papers，online，pp.1-2. 公众相信那不勒斯国王和教宗的邪恶顾问们正在阻挠庇护九世展现他天生的慈爱，而且教宗的这一天生的特质也在慢慢消亡。在1月末的时候，有一份通告出现在罗马的墙上，声称教宗在1月21日夜里试图在伪装的掩护下逃离加埃塔，但那不勒斯国王粉碎了这一尝试。“La fuga da Gaeta tentata da Pio IX e impedita dal Governo Napoletano，” MCRR，ms.127/27，Nicola Roncalli，“Cronaca di Roma，” documenti a stampa，1849.
[24] Fuller，Rome，February 20，1849，letter XXVII in Fuller，Margaret. 1856. At Home and Abroad. Edited by Arthur Fuller. Boston：Crosby，Nichols，pp.346-47；Lancellotti，Luigi. 1862. Diario della rivoluʐione di Roma dal 1 novembre 1848 al 31 luglio 1849. Naples：Guerrera，pp.86-87.
[25] De Ligne，Eugène（Prince）. 1929. “La Pape Pie IX à Gaète. Souvenirs inédits.” Le Correspondant，25 avril 1929，pp.187-88.
[26] Esterházy à Schwarzenberg，Gaëte，7 février 1849，doc.15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60-64；Dumreicher，Alois. 1883. Portraits par un diplomate. Paris：Plon，pp.22-23；Beust，Friedrich Ferdinand，Count von. 1887. Memoirs. London：Remington，pp.315-18；Dino，Duchesse de. 1910. Memoirs of the Duchesse de Dino，1841—1850. Edited by Princess Radziwill. New York：Scribner’s，p.68. 一些年后，当埃斯特哈齐加入奥地利内阁时，一位内阁大臣评论说，“埃斯特哈齐是一位对别人展开严厉批评的大师，他无法克制从批判来自其他人的每一个意见、每一个提案中获得乐趣”。Engel—Janosi，Friedrich. 1950. “The Return of Pius IX in 1850.”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pp.140-41.
[27]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341. 面对奥地利提出的让教宗发布一个军事介入的书面邀请的要求，教宗在一个秘密的枢机主教会议里召集了20个枢机主教开会讨论如何作出回应。他们热情地支持奥地利提出的要求。大多数枢机主教同意教宗应该最先也最依靠奥地利，将出兵请求发给奥地利皇帝，把副本发给天主教各国并建议他们也加入军事行动。然而，法国枢机主教当时也在加埃塔，他来到这里正是应法国政府的推动，利用他来说服教宗采取克制态度，尤其是阻止枢机主教们同意让教宗向奥地利、法国、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提出军事介入请求。Esterházy à Schwarzenberg，8 février 1849，doc.16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64-67. Gioberti’s letter to Martini，from Turin，15 febbraio 1849，is extracted in Bianchi，Nicomede. 1869. Storia documentata della diplomaʐia europea in Italia dall’anno 1814 all’anno 1861. Turin：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vol.6，pp.42-43；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3，pp.192-93.
[28] 官方称谓为“Vicar General of His Holiness”。教宗身为罗马教区主教，因治理普世教务而分身乏术，故会任命一位枢机主教代理他实际掌管罗马教区的繁重事务。
[29] 指欧洲旧大陆和美洲新大陆。
[30] Foramiti，Nicolò. 1850. Fatti di Roma degli anni 1848—49. Venice：Cecchini，pp.51-52；Gabussi，Giuseppe. 1851—52. Memorie per servire alla storia della rivoluʐione negli Stati romani. Genova：R.I.de’Sordo—Muti，vol.3，pp.5-6；Fuller，Margaret. 1856. At Home and Abroad. Edited by Arthur Fuller. Boston：Crosby，Nichols，p.357；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84；Rossi，Joseph. 1954. The Image of America in Maʑʑini’s Writings.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p.64；Loevinson，Ermanno. 1902—4. Giuseppe Garibaldi e la sua legione nello Stato romano 1848—49. Rome：Società Editrice Dante Alighieri，vol.1，p.132. 布朗在2月11日给罗马共和国的新政府发去了“最热烈的祝贺”。Marraro，Howard R. 1932. American Opinion on the Unification of Italy，1846—1861.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70.
[31] Severini，Marco. 1995. Armellini il moderato. Rome：Istituti editoriali e poligrafici internazionali，pp.154-56. 荷兰大使形容阿梅利尼是罗马教廷里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他拥有大量的客户。Liedekerke à Monsieur le Ministre，Molo-de-Gaëte，9 février 1849，doc.LXXIV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153. 阿梅利尼的妻子则对于这股新的政治热情不以为然，她反复地提醒丈夫教宗的绝罚令，据说，他的妻子还把绝罚令的副本放在他的枕头下面。Lancellotti，diary entry for February 12，1849，in Cittadini，Giovanni，ed. 1968. Carteggio privato di papa Pio IX e Ferdinando II re di Napoli esistente nell’Archivio statale di Napoli coll’aggiunto del diario della rivoluʐione di Roma del marchese Luigi Lancellotti. Macerata：Opera “Mater misericordiae”，p.281.
[32] 尽管越来越频繁地考验同事们的耐心，夏尔·波拿巴将会继续在大会中扮演先锋和核心角色。“对于冒险的热衷和古怪不合群的嗜好”，一个很快就会领导政府的人回忆说，“这种嗜好让他在所有的政治事务和他人生的每一个面向中都很跋扈。他总是需要创造出麻烦，然后自己插手进来，用大张旗鼓地方式表演一番，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对他来说，革命只不过是一场游戏，是一个为自己吸引注意力的机会。”虽然许多人对这位出身贵族的博物学家持有负面看法，但是代表们还是很快就把他选为大会的副主席，而且在开始的几个星期里常常是由他来主持大会。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3，p.205；Saffi，Aurelio. 1898. Ricordi e scritti. Vol.3.Florence：Barbèra，p.152；Casanova，Antonio G. 1999. Carlo Bonaparte：Principe di Canino，scienʐa e avventura per l’unità d’Italia. Rome：Gangemi，p.116；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87.
[33] Rusconi，Carlo. 1879［1850］.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3rd ed.Rome：Capaccini & Ripamonti，pp.40-42；Foramiti，Nicolò. 1850. Fatti di Roma degli anni 1848—49. Venice：Cecchini，p.52；Demarco，Domenico. 1944. Una rivoluʐione sociale，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16 novembre 1848—3 luglio 1849）. Naples：Gufo，p.95；Repubblica romana. 1849. Bollettino delle leggi，proclami，circolari，regolamenti ed altre disposiʑioni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Edizione officiale. Rome：Tipografia nazionale，pp.3-5；Spada，Giuseppe. 1868—69.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di Roma e della restauraʑione del governo pontificio dal 1 giugno 1846 al 15 luglio 1849. Florence：Pellas，vol.3，p.221. 加里波第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因为风湿病的突然发作，他不得不让自己的助手来肩负起这个历史性的大会议程。Garibaldi，Giuseppe. 1888. Memorie autobiografiche. Florence：Barbèra，p.222.
[34] Foramiti，Nicolò. 1850. Fatti di Roma degli anni 1848—49. Venice：Cecchini，pp.53-54.
[35] Cittadini，Giovanni，ed. 1968. Carteggio privato di papa Pio IX e Ferdinando II re di Napoli esistente nell’Archivio statale di Napoli coll’aggiunto del diario della rivoluʐione di Roma del marchese Luigi Lancellotti. Macerata：Opera “Mater misericordiae”，p.281；Nicholas Brown to James Buchanan，Rome，February 12，1849，in Stock，Leo F. 1945. Consular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Ministers and the Papal States. Instructions and Despatches 1848—1868.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p.156；République romaine. 1849. Actes officiels de la République romaine depuis le 9 février jusqu’au 2 juillet 1849. Paris：Amyot，pp.5-6；Repubblica romana. 1849. Bollettino delle leggi，proclami，circolari，regolamenti ed altre disposiʑioni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Edizione officiale. Rome：Tipografia nazionale，p.83.
[36] 埃斯特哈齐和教宗谈话的记载，详见：Esterházy à Schwarzenberg，Gaëte，11 février 1849，doc. 20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77-81。他之前给施瓦岑贝格的报告信的日期是1849年2月10日和11日，docs.18 and 19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72-77。“无论宗教上的兴趣在此有多强，”教宗在2月14日和法国驻那不勒斯大使的会面中向雷内瓦尔解释说，“法国无法基于相同的原则在罗马作战，这是巴黎政府的基础所决定的。”教宗有很好的理由怀疑法国是否会真心帮助他。仅仅在上个月，法国才刚刚颁行了新宪法。其中的第五条宣称法国将“永不派出军队反对任何人民的自由”。至于那不勒斯，教宗解释说他虽然感激费尔南多二世的慷慨支持，但是他对国王采取恢复他在罗马的统治的军事行动的能力没有信心。教宗还补充说，他也不太会依赖西班牙提供的帮助。他感激西班牙宫廷展现的对于天主教的虔诚热情，但是他怀疑西班牙的军事能力。Rayneval à Drouyn，Naples，14 février 1849，n.72，MAEC，PAR.
教宗对于西班牙能力的怀疑也反映了广泛的观点。“西班牙的慷慨大方通常都伴随着负债累累，事实上，他们给不出什么，”伦敦《泰晤士报》的那不勒斯记者在12月末的时候写道，“西班牙女王已经让大臣们派出舰队、军队和发出财政拨款以支持教宗陛下。这样的慷慨已经打动了这位老人的心。”“Rome，Naples，and Sicily，” datelined Naples，December 21，TL，January 3，1849. 关于1848年11月4日的法国宪法内容，见：http：//www.conseil-constitutionnel.fr/conseil-constitutionnel/francais/la-constitution/les-constitutions-de-la-france /constitution-de-1848-iie-republique.5106.html。
[37] Harcourt à Drouyn，Gaëte，14 février 1849，MAEN，RSS 410；Antonelli al nunzio apostolico，Vienna，Gaeta，14 febbraio 1849，ASV，ANV，b.330，ff.34r-35r；Liedekerke à Monsieur le Ministre，Molo-de-Gaëte，16 février 1849，doc.LXXVII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p.156-57. 教宗发至马德里的抗议信副本可以参考：ASV，ANM，b.313，f.111r；刊登的版本可参考：Rusconi，Carlo. 1879［1850］.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3rd ed.Rome：Capaccini & Ripamonti，pp.49-50。教宗发至维也纳的呼吁四个天主教国家介入的信件副本可参考：ASV，ANV，b.330，ff.40r-45r。
当本人也是教士的撒丁尼亚首相文森佐·乔贝蒂得知尽管他的政府吹嘘拥有意大利最强大的军队，但教宗已经作出了拒绝时，他十分愤怒。“罗马教廷，”他对加埃塔的公使写道，“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加埃塔的政府拒绝任何和解的观点，并且一心把自己的立场放在复仇和流血上，看起来他们并没意识到这和基督的教诲相左。”撒丁尼亚将绝不允许奥地利军队介入罗马的事务，乔贝蒂威胁说：“我们有10万大军能够抵抗教宗国中的德意志人。”教宗现在坚定地反对撒丁尼亚，并把乔贝蒂视作一个叛国的教士，也是鼓吹意大利统一的危险使徒。Rayneval à Drouyn，Naples，24 février 1849，n.77，MAEC，PAR.
[38] Esterházy à Schwarzenberg，Gaëte，16 février 1849，doc.15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90；Gabussi，Giuseppe. 1851—52. Memorie per servire alla storia della rivoluʐione negli Stati romani. Genova：R.I.de’Sordo—Muti，vol.3，p.123. Schwarzenberg à Esterházy，Vienne，25 février 1849，doc.30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108-9；Esterházy à Schwarzenberg，Gaëte，26 février 1849，doc.31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113-15.
[39] 古代日耳曼部落的一支，曾在455年罗马帝国末期洗劫罗马，此后他们的名字就成了肆意破坏和亵渎圣物的同义语。
[40] In Spada，Giuseppe. 1868—69.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di Roma e della restauraʑione del governo pontificio dal 1 giugno 1846 al 15 luglio 1849. Florence：Pellas，vol.3，pp.240-41.
[41] On the French case，see “Secularization and the Fate of Church Bells During the Revolution，” Newberry Library，at http：//publications.newberry.org/frenchpamphlets/？p=1130.
[42] Repubblica romana. 1849. Bollettino delle leggi，proclami，circolari，regolamenti ed altre disposiʑioni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Edizione officiale. Rome：Tipografia nazionale，pp.19-20，32，95-101；Spada，Giuseppe. 1868—69.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di Roma e della restauraʑione del governo pontificio dal 1 giugno 1846 al 15 luglio 1849. Florence：Pellas，vol.3，pp.221-22；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86；Boero，Giuseppe，S.J.1850. La rivoluʐione romana al giudiʐio degli imparʐiali. Florence：Birindelli，pp.261-62；Demarco，Domenico. 1944. Una rivoluʐione sociale，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16 novembre 1848—3 luglio 1849）. Naples：Gufo，pp.107-10；République romaine. 1849. Actes officiels de la République romaine depuis le 9 février jusqu’au 2 juillet 1849. Paris：Amyot，pp.10-15；Koelman，Jan Philip. 1963. Memorie romane.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1，pp.205-7. 罗马的代理枢机档案馆中有一份印刷传单副本，这份传单是2月19日发给所有的宗教机构的，内容是命令他们拒绝与共和国合作清点教会财产。ASVR，Decreta，1849，f.65v—65r.
[43] Martina，Giacomo. 2000. “La Repubblica romana e le carte dell’Archivio segreto vaticano.”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360. 安东内利关于这些事件而寄给马德里和那不勒斯的教廷大使的信件可参考：ASV，ANM，b.313，f.131r and ASV，ANN，b.392，f.10r；his protest to the diplomatic corps at ASV，ANN，b.392，f.4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