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在观测台上”：暮年在维也纳，1851～1859

过渡时代的政治：从欧洲革命到组成民族国家的战争

梅特涅虽然从1850年就从那桩不可名状的公帑诉讼案中解放出来，但是，直到年轻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的一道谕旨发布，才让这出由妒忌和小家子气的复仇心理所推动的、可笑的滑稽戏画上了句号，并使得年迈的国务首相在1850年底得到了退休金，同时解除了对他的财产的抵押。但是，回维也纳的路，并没有因此而变得畅通无阻。他怀着强烈的渴望心情等待着对他的邀请，无论这个邀请是来自总理施瓦岑贝格还是来自年轻的皇帝。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能将这种冷淡态度仅仅归咎于对梅特涅本人所怀有的敌意。1848～1851年，在经历一场严峻的考验之后，哈布斯堡皇朝正处于困难的过渡时期，1848年关于整个帝国将分裂成为三到四块的预测，并非完全不现实，进行的各式各样宪法形式的实验，也同样是极端的冒险，而人们永远也不敢肯定的是，这一切会不会以一场各民族之间的内战来告结。在陆军元帅——如曾经抵抗拿破仑的温迪施格雷茨和拉德斯基——领导下的军队，有时成了维持整个国家唯一的手段。此外，由于法兰克福的宪法计划和统一计划，这个国家从而还受到了分裂为一个德意志部分和一个非德意志部分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政治象征性人物“梅特涅”可能会被理解成一个不可预测的风险、一个错误的信号。再加上自1849年夏季以来，施瓦岑贝格就目的明确地在奉行一种新专制主义，当1849年被强制接受的“三月宪法”废止时，他还成功地使1851年12月31日所谓的《除夕特许令》（Silvesterpatent）得以贯彻。而且在维也纳，人们也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梅特涅是否真的会放弃任何的政治活动，虽然他一再信誓旦旦地保证，但是他从伦敦写的大量信件以及他提出的种种建议和行动，指向的却是另一个方向。只是在梅特涅明确提出了要求，以及在皇太后索菲大公爵妃的赞同下，梅特涅才得到了皇帝的平反昭雪，颁旨允许他返回维也纳。这样，他才于1851年6月9日结束了客居时日，离开了布鲁塞尔。

第一站是前往久违了的约翰尼斯贝格，看起来，它在革命的骚乱过程中被拿骚没收了。^[1]1851年6月11日，一家人抵达了那里。这一年的秋季，全家人又回到了维也纳，他们担心的梅特涅的名声会由此受到损害，没有发生，正相反：他到处受到邀请，人们向他征求建议，年轻的皇帝也经常驾临他的住处。梅特涅又可以在他熟悉的氛围内，继续从事他在伦敦就已经进行的事儿了。在他的遗存文件资料中，1850年代的报纸和报刊剪报汗牛充栋，这些资料说明了这位精神矍铄、头脑清晰的老政治家时刻在追踪着所有重大的时代问题，并且从他那我们现在已经熟悉的政治坐标系的视角出发，去作出评判。他反对对帝国进行新专制主义式的重建，与从资产阶级反对派脱颖而出的新晋大臣亚历山大·冯·巴赫针锋相对。他与屈贝克定期交换看法，这位帝国议事会成员也作为幕后的实权派在后台起着作用。

坚持这种意见显然是没错的，即梅特涅在英国流亡的学习阶段之后，尽管年事已高，却仍然坚持己见、不忘初心、不改初衷，虽然他仍旧以极大的忧虑，关注着沙皇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冲突。克里米亚半岛战争向他表明，1815年的维也纳体系已经失效，俄国的政策仍然处在1820年代以来同样的扩张道路上，保住奥斯曼帝国事关生死存亡，这一点依然没有改变。但是梅特涅不仅仅只是在旧有轨道内活动，还对一切新的事物都表现了极大的求知欲，比如对开始筹建的苏伊士运河。1850年代，梅特涅政治活动的光谱更为五光十色、丰富广阔，他在人生 的这个阶段也正处于一个“观测台上”，可以为视线打开新的领域并且保证视野开阔。这之前，他“在被翻掘得乱七八糟的平地上屹立了半个世纪”，使得他“在冰冷坚硬的政府事务中”，很少能和气可亲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2]而现在在沉思冥想的静默状态下，他可以从自己丰富的阅报以及与四面八方大量的通信中，始终汲取新的氧料，并且使他对每天发生的事件保持着敏感的兴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关心和评价着时局的发展，这些构成关于他本人的一本书的素材，着实令人吃惊。

在家庭生活中给这位业已八十的老人最后一击的，是他的夫人于1854年3月3日去世，享年49岁。恰恰是她，在过去的这些年头支撑着这位难民和流亡者。吊唁者表达了超乎寻常的同情，包括普鲁士国王和涅谢尔罗迭。这些同情证明，暂时的贬谪，或者害怕公开对这位返乡者有所表示以及与他交往，变得完全无效了。^[3]

在他漫长的一生快要终结时的一个插曲，特别适合再一次非常典型地刻画他在1850年代的活跃程度，他听说了他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即他决定性地参与建立的维也纳会议和安全体系，将与他一道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