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人物是如何产生的？

高尚的虚无主义者、他的影响和问题

他留下了什么遗产？每当一位科学家的人生走到尽头，人们都不禁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对马克斯·韦伯这样的学者来说尤为如此。因为，问题首先关及的并不是他的理论和认识：在他学术生涯开始之初，他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并以之作为学术工作的基础。直到他人生结束之时，他所生活的社会是否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尚未可知。韦伯心系市民阶级，关心他们是否能够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以及在文化上能否起主导作用。他当时不是社会学家，只是从职业兴趣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更确切地说，他是通过这个问题走进了后来所形成的社会学之中。我们不妨可以说：他留下的遗产，是他回答这个问题的主观意图的附带结果，以及他为此所创造的各种方法。然而，他的研究对象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在他的人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将这场战争作为民族的责任来热烈庆祝的德国市民阶级不仅经济上元气大伤，而且这场战争使市民阶级政治力量的一部分人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另一部分人走向了极端主义。因此，如同韦伯在直接对峙中所接触的激进的大学生一样，市民阶级政治力量的许多代表人物向民族主义思想以及某些人物向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转变，同样成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现象。

与此同时，想要在民族中找到社会学主导“价值观”的想法比之开始时变得更加缺乏根据。马克斯·韦伯毕生事业的政治对象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韦伯不仅从未以斯特凡·格奥尔格的方式呼唤一个“秘密的德国”的横空出世，而且也没有声称过这个“秘密的德国”的实际存在。但是，就他的主导理想的逐渐消失而言，他们二人并无差别。如同格奥尔格一样，韦伯也想象过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民族。但在生命的最后，他终于明白，这个民族也永远不会出现。

在大学的最后一堂讲座课中，韦伯在结束时总结指出，随着工业化的“钢铁”时代的到来，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在这个时代中，工人们不再相信，他们虔诚的、守纪律的和无欲无求的生活的回报是永恒的极乐世界。但是，倘若市民阶级也同样不再相信构成市民阶级群体概念的世俗理想，那么，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又将开始呢？面对二元论和各种极端的矛盾冲突，他们相信的是“中庸的”和温和的立场吗？或者，相信追求遥远目标的意义，而不是迷失在当下和只沉溺于物质的消费之中？抑或，与铤而走险的信念相反，去相信一种理性的历史发展？最后，他们是相信劳动，而不是相信掠夺和其他形式不劳而获的所得吗？1918年之后，旧时代意义上的市民阶级并非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是人们普遍怀疑，这个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对于触手可及的未来是否还具有代表性的意义。曾经于1895年用知识分子式的一次攻势行动登上市民阶级自我认识舞台的韦伯，25年后已经被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境地。他在自己一系列宗教社会学和政治文论中，倾向于把英雄主义的人生态度赋予（或推荐给）市民阶级和理性的生活方式，说明他可能已经预感到，他们需要这样一种人生态度。

尽管如此，对于韦伯留下了什么遗产这个问题的回答，并没有在人们指出他的政治斗争徒劳无功以及“市民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衰落”之后便告结束。[1] 因为我们也完全可以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他留下了什么遗产？”这个问题容易引起误会，让人觉得，某人留下的遗产不及他生前所创造的财富。马克斯·韦伯就是这样一个实例，作为学者，他留下的遗产要比他身前的著述更为丰富。从某种意义上说，1920年时他出版面世的著作数量上还非常有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著作变得越来越伟大，论点越来越广泛，洞见越来越丰富。

尼克拉斯·卢曼曾经有一句尖刻的评语，他说，经典人物都是油腻和黑色的人物：所谓油腻，是因为他们被无数人摸来摸去；所谓黑色，是因为朝奉的蜡烛的烟熏所致。韦伯必定也是卢曼所指的人物。因为，就触摸而言，没有第二个社会学家触发人们写过如此之多的文章和论著。他的著作的每一寸地方都被人们翻了又翻，他的每一个观点都被人们考察了再考察。讨论他对贵格会信徒看法的有之，论证谁是他的曾伯父的有之，探讨为什么荷兰在《新教伦理》中未起作用的有之，议论他是如何引述莎士比亚的有之，阐述他对伯里克利（Perikles）[2]、莱纳·玛利亚·里尔克和犹太复国主义观点的有之，以及论述他如何使用“饱和”一词（至少用了18次）的学术论文等，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为了弄清他所处的生活环境，甚至有文章在研究，究竟是艾尔泽·雅菲先与奥托·格罗斯有染，然后再与弗里德里希·弗尔克相好，或是反之。这些被人们倾情关注的细节，归根到底只是细节而已。不唯如此，马克斯·韦伯还是一位可以被人们不断深入发掘下去的经典人物：马克斯·韦伯与体育，马克斯·韦伯与星相学，马克斯·韦伯与埃米尔·拉斯克，马克斯·韦伯著作中“没有灵魂的专门家”概念的起源，等等。总之，尚未得到论证、引述和重新评价的领域比比皆是，应有尽有。

但是，谁会对此感到惊讶不解呢？所有这一切都是从人文科学角度对韦伯表示关注的一种记录，这种学术角度的关注不想轻易放过人们从著名的文章、著名人物的言论以及著名人物本身那里所发现的任何细小事物。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些记录中了解到，在1900年前后成为一名学问家可能意味着什么，以及作为这样的学问家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认识一个真正的马克斯·韦伯，因为，总有某位专家对他的著作、生平和生活环境的某个方面了解得更加透彻深入，并且知道，他1913年时说过的话与1918年时说的有哪些不同。或者，总有一位研究者从人们所阅读过的、包括韦伯本人也阅读过的书目中读出了更多的深意。与此同时，人们总是要在一些重要的或至少是有趣的材料之间做出取舍，一则是为了使韦伯研究的课题不超出课题本身的范畴，二来更是为了这项研究工作能够取得成果。对韦伯的著作及其写作过程最为熟悉的研究者，诸如汉堡大学的斯特凡·布罗伊尔（Stefan Breuer）[3]、牛津大学的彼得·戈什（Peter Ghosh）[4]、慕尼黑大学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格拉夫（Friedrich Wilhelm Graf）[5]、底特律大学的劳伦斯·斯卡夫或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哈特曼·泰瑞尔（Hartmann Tyrell）[6]等，均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对韦伯进行总体和全面的评述。学术界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千万不要写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因为对这段历史，大家知道的实在太多。”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马克斯·韦伯。[7]

那么，韦伯的知名度又从何而来，为什么研究他的人趋之若鹜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本身就是一段思想史和一门社会学。因为，马克斯·韦伯著作的意义并没有对此提供全部的答案。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之所以成名，是因为他笔下的锦绣文章里讲的话都对。与他同时代的法国人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8]和格奥尔格·西美尔都发表过他们的社会学著作，这些著作在创造性、思想深度和论题的多样性方面与韦伯的著作相比毫不逊色，在知名度上却居于下风。因此，若要说韦伯的著作比他同时代人的著作更为令人印象深刻甚至更为“正确”，事实并非如此。

尽管如此，韦伯的著作为什么会有如此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呢？对此，一个非常客观的解释是，马克斯·韦伯的妻子是玛丽安妮·韦伯。[9]为了丈夫著作的出版、整理和编纂，她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早在1922年，《经济与社会》第一版就已经面世，1926年，她撰写的《韦伯传》随之发表。这部传记在将近80年的时间里成了一本权威传记。1937年，她整理出版了韦伯青年时代的书信集，1948年，她的《回忆录》问世。玛丽安妮·韦伯非常清楚，她在谁的身边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因此，体现在她身上的、借助为他的著述服务的方式将她的这一认识公之于众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无论她在处理丈夫的著作和书信中被证明有多少人为的遗漏和美化，但毋庸置疑，她是一位非常重要的遗产管理者。

1921年，玛丽安妮·韦伯又重新搬回到了法伦斯坦别墅。这一年，艾尔泽·雅菲的丈夫去世，她于1925年也同样回到了她自己人生旅途开始的地方。与此同时，两人与米娜·托布勒一起组成了一个保持终生的追忆往事的共同体，从而使“海德堡神话”依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不过，当哲学家赫尔曼·格洛克纳（Hermann Glockner）[10]于1919年来到海德堡的时候，从人们的交谈中，他感觉到，这座城市已经不是马克斯·韦伯生活的地方了。这种感觉尤其来自与精神病学家、哲学家和被他称为韦伯弟子的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谈话。雅斯贝尔斯对社会学并不十分感兴趣，但却在他的《世界观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中将韦伯关于理想类型的学说与《精神科学理论》（Theorien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相提并论。在他眼里，马克斯·韦伯是一位哲学家和知识分子生活的典范，一部“活生生的法律”，一位权威性的人物，“在理性的讨论中，绝对可靠、无法直接言传的领袖气质就在这位权威人物的身上，从他那里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以及对各种事件和见解的评价”。于是，第一批表达崇敬的蜡烛由此点燃，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人开始被人们怀念和追忆。[11]

然而，倘若仅就此而言，我们也许把韦伯的影响局限在了一个很小的范围之中。与之相反，超出这一范围的一个事实是，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韦伯著作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他卷帙浩繁的著述为多种多样的诠释提供了各种可能性。雅斯贝尔斯意欲把韦伯定义为一个哲学家，这不过是开了先河而已。数年后，移民美国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2]的看法恰好相反：在他看来，马克斯·韦伯是相对主义思想最伟大的代表，这个思想恰恰否定了哲学理性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有人认为，所有价值观念都是平等的（亦即它们之间的冲突不能由认知而是由社会斗争来决定），那么，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一种观点，即理性无法在邪恶、卑鄙和荒谬的事物与它们的对立面之间做出抉择”。韦伯所反对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没有理想的生活，而这种道德观归根到底是一条命令，即“你应当优先选择某事物”。对于这条命令，施特劳斯以嘲讽的口吻写道，“现实存在已经完全保证了它的实现”，因为，生活即意味着优先选择某事物。韦伯本人舍弃了惬意的自欺欺人和舒适的胆小懦弱，选择的是学者的正直诚信和政治的荣誉观念，这一事实使他成了一个高尚的虚无主义者。但是，这个高尚的虚无主义者拒绝回答：到底是什么给了他对道德的深刻认识。[13]

这类相互矛盾的解释尝试在韦伯对后世的影响历史中非常典型。如今，许多学者都把他看作社会学中“个人主义”方法的鼻祖和反对集体概念的斗士。他始终以利益和世界观为研究的重点，亦即重视单个行为者的动机问题，并且不受所谓存在“社会”这类事物的观点的左右。就他的方法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他对社会学所下的定义：社会学应当是“一门既要阐释又要理解社会行为，并借此从根源上对它的过程和影响进行解释的科学”。倘若我们仔细思考这句话和其中的“借此”一词，我们马上就会惊讶地发现，韦伯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这辈人中的一位名气更大的世界级人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几乎同时宣称，行为者的动机——人们从他们的行为中可以理解和“可以重新体验的”事物——其实根本不是他们行为的原因。但是，韦伯认为，这只是“意义阐释的一个极限案例”而已。

那么，社会学是否几乎总是与行为者本人的意识明确知道的那些显性的社会行为原因打交道呢？无意识的因果关系是特殊现象吗？关于这个问题，韦伯留下了一封值得关注的书信。1913年，韦伯在给他的朋友、精神病学家汉斯·格鲁勒的信中写道，精神病患者的症状也有某种“意义”：有别于“无意义的联想”，症状是心理事件“有意义的关联关系”的一种记录。格鲁勒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症状不可能是心理和某个经验之间有意义的关联关系的显现，“倘若病人自述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的话”。事实上，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梦者并不懂得他们自己做的梦是什么意思。完全依照韦伯的一种严格的范畴学思路，格鲁勒认为，人们只有在病人自己懂得自己的地方才能懂得他，否则的话，面对毫无动机的行为，只能对其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进行解释，或者对其束手无策。于是，人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对作为梦者的梦境的社会行为做出解释——这个争论将成为20世纪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14]

韦伯认为，就社会行为而言，行为者自身乃是决定性的因素。对韦伯这种个人主义式的解读方式持相反意见的，是一位美国人。此人于1925年来到海德堡，读的是国民经济学专业：他就是塔尔科特·帕森斯。学习期间，他接触到了韦伯的著作。如同他后来记述的那样，他通读了《新教伦理》，此书不仅使他兴奋不已，而且像一部侦探小说一样，感觉他自己和他的家人都出现在了书中：[15]帕森斯的父亲年长韦伯一岁，是持有宗教异见的新教神职人员和英语教授，年龄相同的母亲是一位女权运动人士。回到美国后，帕森斯于1927年以一篇关于桑巴特和韦伯的资本主义概念的论文获得了海德堡大学的博士学位。十年之后，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将马克斯·韦伯首先在美国的大学里，之后又在全世界所有大学里当作每一个社会学入门课程的必读作者：《社会行为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在这本书中，帕森斯用200多页的篇幅讲述了韦伯的主要著作和最重要的概念，并把他和其他欧洲学者一道看作如下学说的主要代表，即功利观念并不是分析社会行为充分的思想基础。韦伯告诉他，理性是有先决条件的，这些先决条件本身不是用理性的方式决定的。帕森斯认为，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功利主义者也无法说清，为什么他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将某件事物看作对自己有益的事物，而且，他甚至对目的和手段也无法明确加以区分。因此，行为除了以行为者及其享乐主义为前提之外，还要以文化规范、一个从社会角度定义的行为环境以及行为目标为条件。而且，行为目标是由社会期望决定的，即使在它们偏离了社会期望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诸如通过犯罪、创新、抗议，或是通过从事资本主义职业工作的决定等。具有行为冲动的行为者，比如有获取利益欲望的人比比皆是。但是，当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他们是否愿意继续工作，这不仅取决于他们本人的决定。相反，集体的行为意义规范在这里也同样在起作用，比如，充分利用现有手段（劳动力等）乃是一种诚实本分观念的印证，等等。帕森斯认为，在每一个这样的行为中都汇集了这些前提条件。因此，某个单一条件不能被认为是这个行为的原因，行为者自己也不例外。他的结论是，人的行为是复杂的结构和系统。[16]

20世纪30年代，当欧洲大陆的政治和学术思想一片沉寂之时，帕森斯在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于1937年做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尝试，即完全以欧洲学者的著述为例，向他的美国同胞阐述作为欧洲思想的社会学。如今，他们的思想已经成了人类的共同遗产。早在1927年，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17]就把韦伯最后的大学讲座翻译成了英文，随后，《新教伦理》于1930年、《学术理论论文集》于1934/35年、《经济与社会》的前四章于1937/39年间相继出版。除此之外，许多移民学者都将韦伯放在精神的行囊里带到了美国。在随后的30年中，美国的社会学成了这门学科全部历史中成果最丰硕的专业。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专业一直发挥着空前绝后的领头羊作用，并且，作为该学科最重要的基础著作家，马克斯·韦伯牢不可破的地位从此确立。

早在1937年，帕森斯就指出了韦伯对后世产生影响的第二个原因，即他的著作所包含的材料之丰富，需要各种不同领域高度技术性的专门知识方能理解，例如，古罗马的土地丈量学、印度的种姓制度或是音乐史上的毕达哥拉斯音差等。有鉴于此，帕森斯认为，一位凡夫俗子若想对这些文章著述进行整体的批判分析，这无异于班门弄斧，不自量力。于是，韦伯研究就出现了理论家和学者的分工，他们浩如烟海的关于“韦伯问题”的个人研究结果相继出版问世。韦伯是个一流的论题供应商：有别于在一个狭窄的事实领域内从少数几个概念中得出尽可能多的结果的埃米尔·涂尔干，他基本上对所有事物均充满兴趣。并且，与格奥尔格·西美尔不同，他喜欢到处与现行的研究工作联系起来，并为下一步的研究课题做好准备。因此，尽管其他学者对他的《新教伦理》的批评使他火冒三丈，但是，这些批评本身就已经说明，具有完全不同气质和认知兴趣的研究者从他的学说观点中得到的启发何其之多。

1945年后，韦伯学说从海外重归故里。当几乎德国的所有知识传统都因为纳粹主义的变体而不得不受到质疑之时，美国的社会学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斯·韦伯起到了一种特殊的作用。帕森斯本人即是撰写关于德国灾难原因分析文章和为美国的占领政策献计献策的研究学者之一。在知识脱离现实12年之后，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作为讲求事实的科学起到了直接澄清真相的作用。兼之，韦伯似乎是一个战前时期刚正不阿毫不妥协的人物，他的学说传统可以被人们继续发扬光大。但是，当历史学家沃尔夫冈·J.蒙森于1959年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指出，韦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从一种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参与的全民投票民主制中得出过某种结论，以及当有人议论，在慕尼黑大学听过韦伯最后开设的讲座课、在其纪念韦伯的文章中发表了他的《政治神学》部分内容的专制主义理论家卡尔·施米特或许是韦伯的嫡传弟子时，韦伯的声誉和学说被掺进了一些不和谐的杂音。

韦伯著作中的这些矛盾因素还将像游戏一样常常被人们拿来摆弄。他针对西方文明所起的特殊作用的、包罗万象的历史分析，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被纳入所谓的现代化理论之中：这种社会变革学说描述了从“传统的”向“现代的”社会的转变，并将其看作迈向“西方的”成就的发展历程。不少学者强烈反对这种将韦伯纳入其他理论之中的做法，他们非常熟悉韦伯对“发展阶段”思想的批判，并沿袭了他的历史悲观论。就道德规范而言，韦伯不是一个面向未来，而是一个面向过去的人；他注重的不是现代社会获得自由而是失去自由的问题。而且，社会历史学发现，他的阶级和阶层社会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替代学说，而且他还是抨击作为民主制度晚来者的德国的批判者。面对民主制度姗姗来迟的德国，韦伯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与之针锋相对。如同对官僚制度的批判以及对社会民主党的评论一样，他的民族主义并不十分适合为人们依靠联邦共和国的福利社会模式和对莱茵河畔的资本主义的抑制所得到的快乐提供论证依据。

凡此种种：韦伯既是一个统一体，又是他自己的对立面。这注定要使他成为经典式的人物，因为经典人物的生活为人们提供了进一步让人赞叹不已的动机。如果说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为英雄主题留下某些空白的话，那么，他如今也同样被描述成了一位英雄。人们不说他言行不一自相矛盾，而是说他心绪如麻纠缠不清。人们不说他常常言过其实过分夸张（他自称“煽动者”可以为证），而是把号召人们做最终决定和过一种有意识的生活算作他的功劳。人们同样不说，他本人的生活几乎不能作为最终决定、命运选择或禁欲主义的市民特性的佐证。只要可能，人们宁可将角色分离（韦伯就是这样一个人）的证据掩盖起来，并且把他的情人叫作“女友”，他的性行为叫作“关系”，他的“愤怒”叫作“荣誉感”，以及他对道德责任的偏离——如果这是英雄本人所为的话——叫作“完整的人性”。偶像崇拜，由此可见一斑。

于是，一位经典人物由此诞生——通过不断对生活的渲染而使其成了典范：一位科学精神的典范，一位同时也投身于政治活动的学者生活的典范，一位“有激情和有节制”的典范，一位为生活方式的统一以及诸如此类事物而奋斗的典范。但是，一种榜样式的生活并不存在，有的只是榜样式的事迹。正因为如此，世间也不存在出于某一个原则或是作为与某个单一的问题打交道的人生旅程。缘此，一部完整的传记并不是真相的证据。讲述这些真相的意义，在于打破人们的一种观念，即认为一个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道德自信，或是在于他确实能够驾驭自己的人生轨迹。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斯·韦伯的伟大之处（在其学术能力和成就的范围内），与其说是坚持了一项既定的计划，不如说是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虽然这对他来说如此艰难。在重大的演讲报告之外以及在平凡的日子当中，经典的生活是不存在的。

但是，经典的著作却是存在的。这些著作成功地指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将超越它们的解决方法继续存在下去。韦伯以不同于他人的方式提出了关于市民阶级的问题，此时他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无法主要依靠对其社会阶层关系的分析而能够完全加以认识的社会。如今，这种由几代同堂的大家庭、财产和教育组合在一起的、包括这个阶层能够被理解的政治取向和某种“文化”在内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偶然遇到的问题。许多人认为我们受到其控制的“网络”是一张由职能部门、雇员、说客、企业家和政客组成的网络，而不是一张阶层或阶级的网络。这些人通过他们所在的组织得到了有权有势的地位，但是，这些组织并没有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想象中的企业董事局的主席，并不是一部为他服务的机器的主宰者，联邦政府总理或政党领导人亦是如此。韦伯曾经设想，现代社会将受到各种组织可以预见的左右和影响。这个设想在我们看来已经变得非常陌生，其原因在于，他不仅正确诊断了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而且，官僚主义制度——在地球上的某些区域——以牺牲立法机构为代价，的确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唯有“服从命令的基本结构”所具有的形式与其说是一部统治的机器，不如说是一种以平等、安全和改革承诺为内容的、如同尼克拉斯·卢曼所说的“民主官僚主义”。

把人类社会生动地形容为一种可控的齿轮装置，这种想象我们充其量在互联网行业中可以遇见。虽然互联网行业用数字算法代替了机械系统，但它并没有因此失去暗指和隐喻的作用。相同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理性的资本主义、理性的国家、理性的法制、理性化的艺术和理性的经济等：在所有这些领域中，“理性”不仅不是同一件事物，而且，从许许多多单独的理性中也没有产生一种作为整体的理性。何以见得？就生产企业而言，它的理性在于：用尽可能低的成本生产出顾客所认可的产品，尽管这些顾客同时也是生产企业的雇员，这些雇员因工作而生病，因为生病，他们就给卫生系统——卫生系统如今以理性的方式发现和开发了越来越多的疾病和药品——和国家造成了医疗费用，而医疗系统和国家则将这些费用一部分算在经济部门、一部分算在老百姓的账上，与此同时，它们又向老百姓借钱，为的是进一步扩大这种政治理性的、有利于再度当选的循环过程。无论何地，莫不如此。一个领域的理性，就是另一个领域的窘境。因此，就“西方理性主义”的功劳或失败意义上的对世界的主宰而言，所有这一切看来均还与之相去甚远。

尽管如此，采用分析的方法，并采用适用于所有领域的基本概念把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描述——韦伯的这一尝试还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无论他的学说观点依然有效或是已经失效——这里，他的巨大努力一如既往地令人敬佩之处在于：在善与恶、可预见性与不可预见性、去魔法化与迷信、理性与荒谬的幻想同时增加的社会面前，他始终试图保持头脑的清醒理智，并且不逃避到一种安全的特殊知识和有限的影响范围中去。通过韦伯的著作和韦伯的努力，我们不仅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项任务的规模，与此同时，马克斯·韦伯还示范性地告诉我们，在完成这项任务时我们必须对哪些具体困难做好思想准备。“已经过世的作家离我们如此遥远，因为我们知道的事情比他们知道的事情多得多。”对于这句话，T.S.艾略特（T.S.Eliot）[18]曾经简明扼要地回答道：“说得对，因为他们是我们知道的那些人和事。”[19]

[1] 康迪利斯：《市民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衰落》。

[2] 伯里克利（Perikles，前495～前429），古希腊强盛时期（希波战争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具有重要影响的领袖人物。

[3] 斯特凡·布罗伊尔（Stefan Breuer，1948年出生于德国），德国社会学家。

[4] 彼得·戈什（Peter Ghosh，1954年出生于英国），英国历史学家。

[5] 弗里德里希·威廉·格拉夫（Friedrich Wilhelm Graf，1948年出生于德国），德国新教神学家。

[6] 哈特曼·泰瑞尔（Hartmann Tyrell，1943年出生于德国），德国社会学家。

[7] 斯特雷奇：《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人物》。

[8] 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犹太裔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有观点认为他应与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并称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主要著作有《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规则》《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

[9] 见R，第831页。

[10] 赫尔曼·格洛克纳（Hermann Glockner，1896～1979），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

[11] “服务……”，玛丽安妮·韦伯致艾尔泽·雅菲的信，1921年5月6日，引自罗特《埃德加·雅菲、艾尔泽·冯·里希特霍芬与他们的孩子》，第99页；“海德堡神话……”，见格洛克纳《海德堡相册》，第100～114页；雅斯贝尔斯：《马克斯·韦伯：一次纪念演讲》，第39页；“活生生的法律……”，见格洛克纳《海德堡相册》，第110页；“理论……”，雅斯贝尔斯：《世界观心理学》，第68页；“在……身上”，见雅斯贝尔斯《哲学自传》，第38页。

[12]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

[13] “这样一种观点……”，“你应当……”以及高尚的虚无主义者，参见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引自德文版《自然权利与历史》，第44、47、50页。

[14] “一门……科学”，见WG，第1页；“一个极限案例”，见WG，第4页；致汉斯·格鲁勒的信，1913年3月8日，见MWG II/5，第112页及下几页，那里还有对格鲁勒的教授资格考核演讲“精神病学症状释意”的提示。

[15] 斯卡夫：《马克斯·韦伯在美国》，第214页；此书第211～252页中有韦伯在美国的影响历史的概述。

[16] 帕森斯：《社会行为的结构》。1968年出的两卷版更为突出强调了韦伯的意义：第一卷：《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第二卷：《韦伯》。

[17] 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1885～1972），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

[18]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出生于美国，后加入英国籍，英国诗人、剧作家和评论家，194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对20世纪英美文学影响巨大。

[19]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华》，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