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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章 柏林、自由主义和学术文化
大都市之所以具有吸引人的魅力，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由于它的激发作用，每个人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使他最根本的天性得以自由施展及充分发挥的那种道德环境。
罗伯特·艾兹拉·帕克[1]
1914年4月，马克斯·韦伯在一封庆贺母亲70岁生日的信中，以回忆往事的笔触，提到了他当年“成长于其中的柏林氛围”，这种氛围影响到了他身上“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以及后来发生的那些令人心情沉重的事情，特别是在早年的友人弗里德里希·艾格尔斯（Friedrich Eggers）[2]、朱利安·施密特（Julian Schmidt）[3]、弗里德里希·卡普（Friedrich Kapp）[4]相继离世，以及霍布莱希特（Hobrecht）[5]夫妇步入暮年之后”。韦伯在这里提到的几个人，皆是家族朋友圈子中的民族自由主义人士：律师出生的弗里德里希·卡普作为政治记者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运动，之后远涉重洋去了美国，1870年由于大赦再度返回德国，先是成了柏林市议会议员，后又当上了帝国议会议员；[6]特奥多尔·冯塔纳的朋友、文化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艾格尔斯最后是在普鲁士的文化部任绘画艺术的官员；文学史家施密特与古斯塔夫·弗莱塔克一道，共同倡导和支持现实主义文学。“因为，市民阶级这代被埋没和遗忘的人（其生平从未得到记述）具有让人们了解和认识的价值，他们给家里所带来的思想构成了与大都市氛围那种让人感到格格不入的东西完全相反的对立面，而且，这种思想最后也对孩子们，或者说至少是对男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倘若孩子们——我们大家都经过这个阶段——尚处在内心躁动、易受外界影响以及有沉默寡言倾向的青少年阶段的话。”[7]
就大都市氛围那种让人感到格格不入的事物而言，韦伯成长的地方坐落在这个大城市的外围地区，可以说到处是绿色的草地和茂密的森林，家里房子的后面就是一个大花园。韦伯父母的房子坐落在柏林城西，阿尔弗雷德·柯尔（Alfred Kerr）[8]将此地称为“一个优雅别致的小城”，“这里住的都是些有本事、有地位和有家产的人，他们的自我感觉要比他们的本事、地位和家产还要高出好多倍”。[9]不过，这已经是马克斯·韦伯离开父母家很久以后的事了，他本人并不是这种具有自我优越感的人群的典型。在柏林后来的城区中，夏洛滕堡在韦伯青少年时代是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城区。韦伯7岁时，那里的居民才2万人，但是，之后眼见着这里的城区越变越大：到了他21岁那年，这里已经有4.2万人。1893年，当韦伯离开父母家时，夏洛滕堡的人口已经超过12万。1914年，它成了德意志帝国排名第11位的大城市。
城市不断扩大的原因，与其说是人口出生率的显著增加，毋宁说是乡村人口的大量涌入，特别是勃兰登堡、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以及西里西亚地区农村人口的纷至沓来。在韦伯的青少年时代，城市的新生儿数量下降到了新增人口的一半以下。韦伯经历了此地从一个小城市发展成一个大都市的演变过程，其间，城区不仅在不断高档化，面貌也在不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海因里希·齐勒[10]（Heinrich Zille）当年也住在夏洛滕堡，他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这些沧桑巨变。这是一个大兴土木、普通居民住房在柏林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时代。维尔纳·黑格曼[11]（Werner Hegemann）在韦伯去世前几年，即柏林实行第一次人口普查的1911年，曾经在文章中提到了一些“每个有暖气的房间都住着4到13口人不等的公寓”。黑格曼将城市的发展形容为一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人们试图“不失时机地对这个时代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予以充分的塑造，并且与大多数民众身上沉重的惰性进行抗争。这种沉重的惰性不仅体现在控制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利益政治、官僚主义和个人急功近利等各种势力方面，而且还体现在文化程度不高的移民身上的对卫生健康和文化生活无所需求方面，以及体现在所谓的有教养阶层身上的、必须予以更为强烈谴责的文化无欲无求方面”。[12]市议会一半的席位都归拥有房产的议员，而拥有房产者还不到柏林人口的百分之一。
在韦伯眼中，在父母家出入的这一代自由主义学者构成了与大都市环境那些让人感到陌生的事物的相反方面，这点颇能说明问题。一方面，它告诉我们，韦伯在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如何完全依赖于父母。韦伯始终没有保持长久友谊的中学时代的朋友，他一生当中只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友人。倘若青少年不单单指的是某个特定的年龄，亦即某个特定融入社会的阶段的话，那么，韦伯的这个阶段是非同寻常的。因为，一则由于父亲经常不在家，韦伯亲身经历了职业和家庭分离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仅被认为是市民阶层教育的一种典型状况，而且其带来的后果是，在学校以外，青少年就再也没有家庭以外的效仿榜样了。再则，在韦伯父母家出入的友人都是1848年至1871年间（他们试图参与资产阶级革命和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与父亲年龄相仿的同辈人物。与此同时，若要将这些身上带有市民阶级气息的同辈人物（他们自己给自己的定义亦如此）看成是成功的或是失败的一辈人，对于韦伯来说并非那么简单。例如从职业的角度来看，韦伯父亲虽然参与到了城市的发展规划当中，但是，人们是否能将其身份所属的市民阶级看成是这一规模巨大的城市扩展过程的赢家，未必是件非常确定之事。尽管市民阶级拥有殷实的家产、政治选举权以及在政府部门和大学执教的职位，却不能一概而论，而需要经过参照他人的评价方可下结论。因为，通过俾斯麦的几次怒气冲冲的言论来看，当时柏林的确被一个自由主义的“进步外环”所包围。受过教育的市民阶级对这座大都市没有任何认同感。与之不同，吕贝克（Lübeck）[13]是一个有精神生活的城市，路途遥远的魏玛（Weimar）[14]、雅典（Athen）或巴塞尔（Basel）[15]就像学术人文的闪烁星座一样。受人仰慕的精神思想中心是哥廷根（Göttingen）[16]、耶拿（Jena）[17]、海德堡（Heidelberg）[18]和图宾根（Tübingen）[19]等地方城市。假如柏林是由市内游乐园附近的博物馆、王家图书馆、科学院、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20]以及周边的森林公园组成的话，那么柏林便可算作这样一个充满精神生活的城市，而不是一个正在变化中的德国的芝加哥。针对柏林当时的氛围，特奥多尔·冯塔纳在1884年曾这样写道：“我觉得规律性的东西是，大城市让人变得节奏飞快，行色匆匆，精明强干，但它也让人变得平庸低俗，而且剥夺了每一个无可回避地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更强的创造力。[……]大城市没有时间沉下心来思考问题，更为糟糕的是，它也没有时间去获得幸福。它最大的本领只是去‘追逐幸福’，这种追名逐利狗苟蝇营与灾难和不幸毫无二致。”[21]
缘此，我们几乎可以说，不单是韦伯母亲和她的为社会问题操心的福音教信仰体现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怀疑态度，而且在韦伯父母家出入的文人学者也体现了这种怀疑态度，亦即，对于这个阶层的人来说，“现代化过程”是一件让人喜忧参半之事。无论怎样，在马克斯·韦伯成长的那个时代，市民阶级虽然上升到了肩负社区政治和学术文化重任的地位，但与此同时，他们依然生活在怀疑和隔膜之中。此时，主要体现在市民阶级身上的、荟萃在帝国之都中的科学之风已经获得了世界级的声誉；柏林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市政府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项目接连推出。1867年至1871年间，柏林的环线轻轨建成完工，随后，一条贯穿全城的铁路网开工兴建。1884年，柏林第一座发电厂揭牌成立。1888年，有了第一条用电照明的马路。从1895年起，马车从市区街道上逐渐消失，出现了有轨电车。市民阶级得到了许多物质上与他们的地位相对应的回报。
现在的问题是，在所有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市民阶级是否重新找到了自己？他们是否如卡尔·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阶级”？城市的手工业与大学教授、大企业与专职公务员、专职公务员与医生或律师之间到底有什么共同之处？或者说，除了并不构成共同的文化这一事实之外，人们是否能将他们皆称作“中产阶级”？在此期间，贵族阶级正在不断失去他们的作用，工人阶级的上层本身也在不断转化为资产阶级，市民阶级与其他“阶层”的界限在同样程度上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22]取而代之者，是在市民阶级内部显现出来的巨大差异。一系列新的市民群体不断形成，他们眼见着自己受到现代社会发展浪潮的不断冲击。
不言而喻，青少年时期的马克斯·韦伯在中学和大学目睹了眼前发生的一切。特别是中学和大学，亦即在学校受教育的过程，乃是许多市民阶级群体所共有的人生起点。目光犀利、韦伯很早就开始钻研其著作的历史学家之一的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在1859年写道：“中产阶级是市民阶级群体的总和，他们皆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涉足经商和投身实业，这些工作赋予他们从事精神追求，特别是从事政治活动的闲暇和意义。”他认为，中产阶级寻求和平安宁，这是他们实现文化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前提。中产阶级反对阶层之间泾渭分明的界线，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政治贵族阶层（倘若贵族阶层不排斥异己的话），面对舆论的强势常常不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不拘泥于某个特定的意识形态，甚至对自由主义观念亦是如此。但是：“仅就教育本身而言，很难将中产阶级理解为一个整体。”[23]因为，教育在其本质特性上不仅具有普遍化的趋向，而且也有使市民阶级对自身阶层中的差异敏感化的趋向。在这个问题上，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24]早就发出过其著名的感叹：“我的天呐，耳朵里整天听到的都是教育长教育短，教育快被捧上了天咯！”不惟如此，他还是对这个“通用图章”的威力冷嘲热讽的最早的几个批评者之一：嘲笑教育机构让老百姓变成了“受过教育的市侩”，毕业后从课堂踏入了现代社会。这些“受过教育的市侩”根本无法懂得，教育——用莱因哈特·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25]的话来说就是有别于职业培训和傲慢自负——是一个付出辛劳获取知识的问题，而非一个用各种文凭来装点门面的噱头。“过去，每个人就像一头立足自身、勤奋努力的驴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如今，大家都自以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人人都在编造一种‘世界观’，并向周围的人吹嘘贩卖。没有人潜心学问，谨言慎行者更是凤毛麟角，承认他人进步者几乎绝无仅有。”[26]三十年之后，亦即恰好是韦伯的青少年时期，弗里德里希·尼采将在他不仅针对高级中学，而且针对在通俗的图书和报刊影响下所形成的大众群体的抨击中，以及在针对将“教育”和“知识”混为一谈的批判言论中，接过了这些思想的火花。[27]
倘若贵族阶级的身份意味着责任义务，那么，韦伯所处的生活环境或许可以自诩，教育也同样使人具有责任义务。[28]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所说的“我们这帮搞知识教育的古老贵族”并非只是一种比喻，因为事实上，当时的文人学者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网络，在许多方面已经与贵族阶级的社会网络十分相似。[29]多年之后的1917年，马克斯·韦伯宣称，大学理所当然地是为少数人开设的一种精神贵族机构。贵族阶级与受教育的市民阶级不仅并存，形同姊妹，而且皆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于是，这些共同的特征在受教育的市民阶级中滋生了一种感觉——他们在精神上是与政治贵族平起平坐的对应面，亦即教育赋予人以责任和义务感。但是，教育究竟赋予人怎样的责任义务？这里说的教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1879年，应用技术学院在柏林创建；1887年，帝国技术物理学院揭牌成立。这些新出现的教育机构与传统的学校理念大相径庭。早在1897年，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30]曾想把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门前的物理学家赫尔曼·冯·赫尔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31]的塑像移除，因为他认为，对于自然科学来说，自己给自己带上一顶君临天下的桂冠有欠妥当。[32]这乃是一种无奈之举。如今，将传统教育标榜为高贵身份象征的势头已经逐渐失去了昔日高歌猛进的势头。
在他为数不多、专事描写市民阶层人物生活的小说之一《燕妮·特莱贝尔夫人》（Frau Jenny Treibel）（1892年出版）中，特奥多尔·冯塔纳为读者展现的恰恰是19世纪80年代柏林的社会场景。小说中，有教养和家财万贯的市民阶层人物皆在与对手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小说叙述的环境一个是中学教师的生活环境，另一个是颜料工厂老板的生活环境。故事中，具有强烈阶层意识的商业顾问夫人嫁给了有钱人攀上了高枝，因此她不能容忍别人复制她的上升路径：她绞尽脑汁，极力阻止自己的儿子与家族多年的友人、中学教师维利巴尔德·施密特的女儿成亲。两个年轻人的父亲——一个业余时间对政治颇感兴趣，另一个活得像个书呆子和清教徒——对此一言不发，袖手旁观。在冯塔纳讽刺犀利的笔下，一方面，经商做实业的市民阶级不仅充满着往上爬的欲望，而且处处表现出邯郸学步模仿贵族做派的嘴脸；另一方面，颇有“古希腊七贤”（Sieben Weisen Griechenlands）遗风的那种文人墨客式半幽默半伤感的情绪也跃然纸上：几位教书匠平日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到了周末聚集在一起，饮酒贪杯。酒酣耳热之时，他们对社会上发生的种种变化特别是社会阶层的各种变化大发议论。退休校长弗里德里希·迪斯特尔坎普感叹道，人们如今眼见着“绝对道德命令日渐式微”。昔日在课堂上讲希腊诗人贺拉斯的诗歌时，台下学生聚精会神鸦雀无声。那时，教师还是个相当不错的职业。施密特则不以为然。他不仅主张“如果不当教师，我就去当社会民主党人”，而且认为，只相信传统的东西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传统的地位已经被实际知识和技能的现实力量所取代”。在向上爬思想严重的工厂老板太太那里不受待见的施密特的女儿，最后嫁给了她的表哥——一个拿到奖学金跟着施里曼（Schliemann）[33]前往迈锡尼（Mykenä）参加考古发掘的年轻学者。人们试图在获取古代文明的知识中寻找教育和实际知识的实践力量的统一。这便是发生在当时科学界的真实情景。
其时，马克斯·韦伯在奥古斯塔皇后高级中学念书期间也同样对古代史情有独钟。13岁那一年，他就“罗马帝制时期。民族大迁徙时代。[……]公元337年至955年。[……]根据许多史料的研究”写了一篇文章，另外又就“浅谈德意志历史沿革，以皇帝和教宗的地位为重点”写了另一篇文章，篇幅共为60页。[34]在他看来，古代历史恰好是与大都市氛围和年轻人内心躁动截然相反的事物。同样是在这个年龄，韦伯于1872年目睹了他第二个妹妹的夭折。韦伯平日阅读的重点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古代政治史。很显然，韦伯在青少年时代并未表现出对小说和诗歌以及音乐和哲学的过高热情。15岁那年，他在信中写道，莪相（Ossian）[35]的诗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身后是暮色沉沉一样的死亡 / 就好似月亮那黑暗无光的一半 / 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亮光。”此外，韦伯在信中还针对希腊、意大利和北欧的各种死亡观念表达了自己的看法。[36]
根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韦伯的读书范围都是父母亲完全不必操心的阅读书单，而且，他也从未给过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担忧的理由。在公开发表的韦伯青少年时代的书信中，根本找不到任何青春期危机，或者说，企图与父母公然对抗的蛛丝马迹。倘若说母亲将他看作一个道德观上让人放心不下的孩子，那么，这不是因为她在儿子身上发现了什么让她不满意的东西，而是因为韦伯渐渐地在脱离她的影响。韦伯从小就不善于表达自己的宗教情感，这是他青少年时代唯一有悖其父母意愿的地方。
韦伯的过人之处，首先是立志学习掌握历史上关于各种权力形态的知识，并且锲而不舍地潜心于这门学问的研究。14岁时，他就阅读了威廉·德鲁曼（Wilhelm Drumann）[37]撰写的《罗马史：从共和走向帝制》（Geschichte Roms in seinem Übergang von der republikanischen zur monarchischen Verfassung）——一部有详细评注的、讲述罗马叱咤风云的人物家族的著作。这部著作很早就让韦伯见识了在书中做脚注的方法和技巧：刚到第9页，德鲁曼就已经做了100个脚注，所以，他从第9页起又重新编号，也许是为了避免读者到最后要读5万个脚注的缘故。因此，马克斯·韦伯很早甚至是过早地接触到了19世纪学术界的情况，并且一头扎进了这个没有给他的想象力插上翅膀（德鲁曼的著作很难让人产生想象力），而是让他获取知识和深入思考历史环境的领域。借用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对这个时代的特征所做的描述就是：“人的思想和情感一样，都是来去匆匆，转瞬即逝，因大都市生活的工作压力变得浮躁不安的那部分人群以一种贪婪的好奇心从一种印象追逐到另一种印象。最后，从一大堆知识中产生出了一种新的盲目信仰，这种盲目信仰并没有比出于迷信的恐惧心理跟着别人重复不明就里的咒语和卦象的野蛮人的盲目信仰高明多少。”[38]19世纪最后30年德国的市民阶级如此这般醉心于古代历史，其原因尤其在于，研究历史乃是研究一种已经固定不变的事物，尽管存在种种争议，但人们却可以说“彼时，事即如此”，相反，置身于当下的人们却不能说“现时，事即如此”。
然则，就韦伯40年后以对其时代影响深远人物的身份回忆起这一代“沉沦、被遗忘和没有人为其撰写历史的市民阶级”来说，上述情况与他们究竟有何干系呢？针对1848年时的革命家、返回统一后的德国仅数月仍始终对政治津津乐道的弗里德里希·卡普，韦伯于1884年在他去世后写道：“他每周来父母家做客时，都会用年轻时代的语言和时常粗俗的俚语，让所有那些在座的老先生们又回到了他们的学生时代。”[39]事实上，当这辈人不得不说起自己的身世时，他们至少也同样会回首往事、环视身边和展望未来的事物。他们经历了1848年前伟大的资产阶级时代，如今生活在伟大的资产阶级创业时代，但是，二者之间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差别。
这个时代转变最重要的文献，同时也是年轻的马克斯·韦伯始终难以忘怀的阅读感受之一，是他的姨夫赫尔曼·鲍姆加滕（Hermann Baumgarten）[40]的一本关于德国自由主义的自我批判著作。[41]韦伯在1884年至1893年间，给他写了书信集中最为有趣和篇幅最长的信件。通过鲍姆加滕关于德国时局和历史的思考，韦伯逐渐形成了自己对时政和历史问题的看法，正如他通过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的著作训练自己的思考能力一样。姨夫常常来旁听他的历史讨论课，外甥则经常关心他长辈的辩论和著述。他们共同探讨当时普鲁士的时局和历史问题。鲍姆加滕现身说法，将德国民族自由主义的痛苦历程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痛苦历程也同时涉及知识阶层的迷茫与失落。在韦伯眼里，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博学多识从一开始就是市民阶级文化的代表形式。
因参与政治，大学时代的鲍姆加滕曾一度被学校开除。作为旁观者，他参加了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在持温和自由主义立场的《德意志帝国日报》（Deutsche Reichszeitung）做过编辑。他把那段时间看成自己的“理智极端主义”时期。1851年后，受戈特弗里德·格维努斯的影响，他从教师和记者改行当了历史学家。鲍姆加滕关于自由主义自我批判的著作发表于1866年底，此时，俾斯麦与普鲁士议会关于国内权力问题的争夺已经尘埃落定，并且通过对奥地利战争的胜利，为普鲁士解决了中欧的霸主地位问题。柏林议会不停地谴责普鲁士政府的违法行为，后者对之置若罔闻。由于害怕爆发冲突，议会的反抗举动遭到否决，仅以抗议形式继续谴责。一方面反对之，另一方面却继续合作共事，这似乎成了自由主义立场的核心内容。“如果一个大国选民的大多数人几次三番地宣布一个政权违宪和有损国体，却又对这种立场不能产生作用无能为力，那么，比之放弃与这样的政权达成一项可怜的协议，这种无效的立场将给公众道德带来更加严重的损害”，[42]愤懑的鲍姆加滕在书中用批判的语言这样写道。
经过与丹麦和奥地利的战争后，普鲁士在其所兼并的领土上建立了北德意志邦联。民族自由主义市民阶级的目标——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已经唾手可得。但是，这一目标实现的前提是：以普鲁士为统领，并且以牺牲市民阶级的完全参政为代价。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国家几无可能出现。首先是统一，然后是法制，最后也许才是自由：1871年实现了统一；1900年作为法制象征的民法典颁布；直到1918年之前，民主制至少在普鲁士得到了实现，但是不包含三级选举制在内。“随着帝国的建立，政治上的自由已经实现。”[43]虽然马克斯·韦伯于1895年这样写道，但在这点上他还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看法。民族自由主义派人士普遍认为，只有经过统一才能实现自由。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则抱有更多的怀疑态度。路德维希·普福（Ludwig Pfau）[44]曾假借古罗马政治家加图（Cato）[45]的话这样说过：Ceterum censeo esse Borussiam delendam，即：“我认为，必须把普鲁士消灭掉。”因此，他们中的多数人纷纷脱离了自由主义的民族联盟。留在联盟中且能言善辩的喉舌人物指责这些变节分子，说他们身上表现了“小邦分立主义的破产”（特奥多尔·蒙森语）。这句本来针对自由主义少数派立场的骂人话，后来甚至给威廉·布施（Wilhelm Busch）[46]带来了创作一则讽刺幽默的漫画故事的灵感。
赞同德国统一同时也意味着赞同经济发展的地域范围，以及赞同建立“民族经济”和国内市场。因此，显而易见，统一、法制和自由三者不仅均要付出代价方能得以实现，而且自由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内容也十分广泛。经商办实业市民的自由与拥有良好教育市民的自由并非总是同一种自由。[47]随着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废除，这两种自由均同时产生。然而，有别于农业工人，市民阶级早已不再受他人的“统治”，因而他们并不将此视为一种意义重大的进步。充其量，他们是在两种情况下摇摆不定而已：一是对德意志民族政治权术家俾斯麦的钦佩，二是认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面对这种新情况，鲍姆加滕剖析道：“一个日渐富裕起来的民族是不会起来闹革命的。”[48]或者换言之，读过书的市民阶级不想把他们的利益局限在政治权益之中。原因是，取消关税后的国内市场、1872年至1880年的管理体制改革（此项改革使地方行政管理摆脱了特权贵族阶层的干涉，并将其置于法院系统的控制之下）、通过中小学和大学进行的文化上的“立国”等——所有这一切均同样为不同阶层的市民群体带来了好处和利益。但与此同时，人们依然一如既往地认为，政治特别是参与政治是社会地位得到承认的核心所在。因此，在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繁荣和科学发展的情况下，市民阶级自己给自己背上了良心不安的包袱。
鲍姆加滕写的书正中时弊。他将自由派的窘境归结为德国的特殊之路，即德国人在宗教改革时期最后一次作为一个民族参与了此次运动，而没有像英国人、荷兰人、瑞士人、丹麦人和瑞典人那样，在建立宗教新秩序的同时，也建立了一个政治新秩序。“只有我们德国人光给自己安上了灵魂的慰藉。”鲍姆加滕在书中这样写道。而且，后来还安上了各种审美加哲学文化的理想。为了这种文化的繁荣，德国付出了远离政治、对之不闻不问的高昂代价。比如，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49]就曾极力主张限制参与政治，将之称为万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务，对政治时局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鲍姆加滕认为，德国人已经在一种“完全充满着私人利益，以及在热衷于小家庭、做生意、搞研究、吟诗作赋和进教堂做礼拜的活动中”将生活安排得有滋有味。由于普鲁士崛起成为一个大国，尤其是在1866年，德国才走进了“世界生活”之中。[50]在鲍姆加滕看来，德国人对政治的漠然和被动，其根源在他们社会阶层状况的社会学之中：贵族的天职是从政，然而，所有现代国家均建立在经济和科技的知识界人士以及市民的劳动之上，这就决定了市民阶级也同样具有对政治的影响。然则，与其他职业一样，政治也是一项职业；若要真正做好这项职业，人们不可能通过第二条教育之路，或是在经营企业的同时，在业余时间从事之。此外，鲍姆加滕还认为，由市民阶级所产生的处世为人方式对从事政治并无可取之处：纯粹的务实态度、个人主义、不受制于人的追求、技术性的思维等。因之，德国人是他眼中最标准的市民群体，因为：“上帝创造市民是为了劳作，而非统治人，政治家的根本任务才是进行统治。”[51]
在这番话中，马克斯·韦伯首次找到了他终其一生要研究的课题。这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课题，因为显而易见，荷兰、瑞士和美国的市民阶级完全有可能代表自己的国家并“进行统治”。但对于德国的自由派来说，除了与社会分层相关的原因外，他们的窘境还有着文化和民族方面的特殊原因。因为，在鲍姆加滕剖析的字里行间，他眼前看见的始终是自己父亲的影子，即他认为，当涉及“为自己的选区建设一条公路或是一座火车站”时，市民阶级在地方层面上无疑是具备从政参政能力的。但是，在国家层面上他们却一事无成。鲍姆加滕进一步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仅仅“遵守法律或行政命令的条文”是不够的，因为统治始终是“外交式的”、间接的和代表性的。市民可以成为市政委员、名流绅士团体成员或者政府部门官员，但他们却不具备统领这样一个部门的能力。[52]
持此观点者并非只有鲍姆加滕一人。同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致卡尔·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俾斯麦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时这样写道：“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直接进行统治的能力，因此，在没有一种像英国这样的寡头政治为了得到优厚报酬而替资产阶级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地方，波拿巴式的半专政就成了正常的形式；这种专政维护资产阶级的巨大的物质利益，甚至达到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的程度，但是，它不让资产阶级亲自参加统治。另一方面，这种专政本身又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去承认资产阶级的这些物质利益。因此，我们现在看到，俾斯麦先生接受了民族联盟的纲领。”[53]不过，是君主派人物俾斯麦容纳了温和的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抑或是后者容纳了俾斯麦，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无论如何，这位将自由主义面对后来的帝国宰相时的失败理解为后者对前者的胜利的鲍姆加滕（自由主义愿意这样来解释），在分析他所认识的19世纪欧洲自由主义政治唯一的成功案例——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建立时得出的结论是，那里的“许多人”也同样俯首帖耳地臣服于一位贵族人物，即意大利第一位首相卡米洛·奔索·加富尔伯爵（Camillo Benso Graf von Cavour）。[54]时代的民主特征让热衷于民族国家的贵族人士变得愈发不可或缺了。[55]
因此，鲍姆加滕指出，德国人的不幸在于，他们的贵族阶层对国家民族没有认同感，而是热衷于小邦割据和君主制加官僚的专制极权：“然而，这种贵族式的假主权与所有重大的民族发展趋势形成了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渐渐给我们的贵族阶级打上了一种与人民为敌的烙印。”唯有德国的贵族们才满脑子都是反对人民自治和拥护一种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政府的思想。当市民阶级于1848年看到自己的机会来临之时，自由主义者才发现，他们迄今为止仅仅是因为共同反对专制极权才抱团联合在一起，而他们之间单个群体的愿望和诉求却相去甚远。这时，德意志人民长期以来政治上的被动保守反倒使自己自食其果，其原因，一方面是他们不假思索地乐于接受各种极端的乌托邦思想，另一方面是在冲突消散之后，他们“要与贵族阶层的各种陋习比试较量一番”。[56]
正因为如此，在人们的印象中，市民阶级以一种一知半解的业余态度来从事政治活动，他们的政治在统治阶级那里遇到了普遍的反对，这些反对他们的政治对手又给了文人学者阶层步入政坛的机会。例如在《普鲁士年鉴》（Preußische Jahrbücher）中，先是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后来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57]与他一道，为专家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表达观点的论坛。此外，从1872年起，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都聚集在了“社会政治学会”的麾下，以便在德国统一之后就“社会问题”为政府提供治国之策。“作为宪法要素的科学界”[58]似乎拿出了一个解决市民阶级尴尬地位的办法，即由文化教育所带来的建立在政治学、法学和历史学知识基础上并且经过务实主义训练的一股力量。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将在科学界发生，市民阶级对国家的贡献似乎体现在政策委员会、政府官员培养、政党职业化、公共舆论的主导地位以及民众教育之中。“我们的事业必定取得最终的胜利，正如在人类进化过程中，高级情感总是战胜低级情感，知性和科学总是战胜激情和私利一样！”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59]于1897年在“社会政治学会”演讲时曾喊出这样的口号。但是，针对文人学者们的这种幻想，鲍姆加滕也同样予以驳斥，这就触及了马克斯·韦伯终其一生所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论题：“从本质而言，科学成就的前提不是政治行动，而是与之不同的精神工作。”“在理论中成长起来的人民群众在面临需要他们投身到自认为低贱可悲的实际生活中”时，往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惯于将此责任一推了之。[60]
借此，作为“市民阶级成员”的马克斯·韦伯早年耳闻目睹的德国知识分子的种种境况被轮廓清晰地勾勒了出来。人们可以看到，市民阶级对其政治影响的基础缺乏明确的认识，他们一方面在官僚体制中，另一方面在教育和科学中找寻这种基础，但是，对于这种基础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权力要素，而不只是为君主制度提供的一种服务，他们并不能说出所以然来。这里，读书的市民阶层和从商的市民阶层之间政治上的利益矛盾跃然纸上。不仅如此，以历史和政治研究为背景的学者教授文化所面临的问题是，务实主义究竟对人文科学意味着什么？对此，鲍姆加滕于1866年做了归纳总结并发出呼吁，自由主义不能再安于在野党的地位了：“自由主义必须要有执政能力。”[61]此种类型的论争很早就引起了少年马克斯·韦伯的注意，并且反映在了他对古代政治、德国历史和普鲁士政府现状的研究之中。当他15岁通读了特赖奇克的《19世纪德意志史》之后，他在18岁时就一直关注他的姨父赫尔曼·鲍姆加滕与特赖奇克关于这本书第二卷的争论。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斯·韦伯是在德国市民阶级思想意识的冲突和对立中成长起来的。
最后，应该予以强调的一个论点是：必须结合韦伯成长的社会环境来看待鲍姆加滕对自由主义和德国人的批评。就实质而言，市民阶级是否具有执政能力的问题也触及当时人们对男性公民的认识问题。鲍姆加滕认为，道德观的政治实践造成了“诸侯割据的可怜状况，这种可怜的状况只为一家之长的父亲带来了行动的自由，但扼杀了男子汉和公民[……]。它将国家中构成男人气概的骨髓抽吸一空”。针对德国小邦分治的特殊之路，鲍姆加滕接着写道：“一个男人若要在国家中有所作为，他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国家；但是，由于普鲁士的不作为，自由主义者见到自己被束缚在一块块的德意志土地之上，这一块块的土地并不是真正的国家。”针对1848年革命之后的年代，鲍姆加滕进一步写道：“我们又倒退到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家生活中，一年到头没完没了地读书写书，整日陷于其他各种各样的营生和事务中。对于每个胸存浩然之气的男人来说，真是可悲可叹的时代啊。”他认为，男人不应当只是针砭时弊空谈议论，因为：“宇宙天地从来不靠牢骚怪话，而是靠男人的行动得以万古长存。”[62]
毋庸置疑，上述观点不只是一种豪言壮语，从字里行间，我们还可以看出一种简单明了的社会现实，即市民阶级的女性没有参加工作的机会。但是，引文的含义并未到此结束。根据鲍姆加滕的观点和表述，政治绝非仅关乎权力和集体制定的、有约束力的决定。政治归根到底还关乎人的荣誉，以及关乎一个必须展现出人生成就的社会阶层是否应该抛头露面或是落后于人的问题。这段激情满怀地强调男人要有所作为的论点将始终伴随着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生涯。
[1] 罗伯特·艾兹拉·帕克（Robert Ezra Park，1864～1944），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对美国社会学影响最深远的人物之一。
[2] 弗里德里希·艾格尔斯（Friedrich Eggers，1819～1872），德国艺术史家。
[3] 朱利安·施密特（Julian Schmidt，1818～1886），德国文学史家。
[4] 弗里德里希·卡普（Friedrich Kapp，1824～1884），普鲁士政治家。
[5] 亚瑟·霍布莱希特（Arthur Hobrecht，1824～1912），普鲁士财政大臣。
[6]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儿子沃尔夫冈·卡普成了1920年反对魏玛共和国未遂政变的始作俑者。
[7] 见LB，第521页。
[8] 阿尔弗雷德·柯尔（Alfred Kerr，1867～1948），犹太血统的德国戏剧评论家和散文家，绰号“文化教宗”。
[9] 柯尔：《柏林城始于何处？》，第5页。
[10] 海因里希·齐勒（Heinrich Zille，1858～1929），德国画家和摄影家。
[11] 维尔纳·黑格曼（Werner Hegemann，1881～1936），德国著名城市规划师和建筑评论家。
[12] 黑格曼：《城市建筑》，第8、16、19页。
[13] 吕贝克是德国北部波罗的海沿岸的一座港口城市，历史上曾经是汉萨同盟的“首都”，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
[14] 魏玛是德国中部图林根州的一座6万人的城市，一战后，德国的第一部民主宪法和第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在此诞生，史称魏玛共和国。
[15] 巴塞尔是瑞士的第三大城市，位于瑞士、法国和德国交界的地方，莱茵河从这里穿城而过。
[16] 哥廷根是德国中部下萨克森州的一座中等城市，以大学城著称。
[17] 耶拿是德国图林根州的第二大城市，是著名的光学企业卡尔·蔡司公司的所在地。
[18] 海德堡是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一座中等城市，坐落在莱茵河支流的内卡河畔，是著名的大学城。
[19] 图宾根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一座中等城市，著名的大学城。
[20] 即柏林大学，1810年创立，1949年重新命名为柏林洪堡大学。
[21] 特奥多尔·冯塔纳致格奥尔格·弗里德伦德尔书信，1884年12月21日。冯塔纳：《致格奥尔格·弗里德伦德尔书信集》，第12页及下页。
[22] 莱普修斯：《社会史的内容——市民阶级》。
[23] 特赖奇克：《社会学》，第26页及下页。
[24]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瑞士文化历史学家。
[25] 科塞勒克：《论教育的人类学和语义学结构》。
[26] 布克哈特：《全集》，第164页及下页。
[27] 尼佩戴：《德国史：1866至1918》，第一卷，第383页及下页。
[28] 莱普修斯：《教育和市民阶级——阶层的社会化》，第305页。
[29] 特赖奇克：《德国高级中学的未来》，第3页。
[30] 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德国古典语言学家。
[31] 赫尔曼·冯·赫尔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德国物理学家，生理学家和发明家。
[32] 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回忆录》，第293页。
[33] 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德国商人和业余考古学家。后弃商从事考古发掘，取得重大发现。
[34] 见MWG I/2，第2页及下页。
[35] 莪相（Ossian）是凯尔特神话中古爱尔兰著名的英雄人物，传说他是一位优秀诗人。后人证明，实际上这些诗都出自苏格兰诗人詹姆斯·麦克菲森（James Macphercon，1736～1796）之手。
[36] 见JB，第31页。
[37] 威廉·德鲁曼（Wilhelm Drumann，1786～1861），德国历史学家。
[38] 特赖奇克：《德国高级中学的未来》，第10页。
[39] 致赫尔曼·鲍姆加滕的信，1884年11月8日，JB，第141页。
[40] 赫尔曼·鲍姆加滕（Hermann Baumgarten，1825～1893），德国历史学家。
[41] 鲍姆加滕：《论德国的自由主义》。
[42] 鲍姆加滕：《论德国的自由主义》，第175页。
[43] 见MWG I/4-2，第731页。
[44] 路德维希·普福（Ludwig Pfau，1821～1894），德国诗人和革命家。
[45] 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前234～前149），古罗马政治家和演说家。
[46] 威廉·布施（Wilhelm Busch，1832～1908），德国画家和诗人。
[47] 参见瓦格纳《论德国和英国的民族经济》。
[48] 鲍姆加滕：《论德国的自由主义》，第177页。
[49]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德意志普鲁士大学者和作家，柏林洪堡大学创始人。
[50] “完全……”，鲍姆加滕：《论德国的自由主义》，第93页及下页；“进……”，鲍姆加滕：《论德国的自由主义》，第211页。
[51] 鲍姆加滕：《论德国的自由主义》，第96页。
[52] “市民……”，鲍姆加滕：《论德国的自由主义》，第93页及下页；“选区……”，鲍姆加滕：《论德国的自由主义》，第97页；“条文……”，鲍姆加滕：《论德国的自由主义》，第142页。
[53] 中文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7页。
[54] 卡米洛·奔索·加富尔伯爵（Camillo Benso Graf von Cavour，1810～1861），意大利政治家，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袖人物。
[55]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马克思书信，1866年4月13日，《马恩全集》第三十一卷；关于加富尔伯爵，参见鲍姆加滕《论德国的自由主义》，第182页。
[56] “贵族式的假主权……”，鲍姆加滕《论德国的自由主义》，第100页；“……比试较量一番”，鲍姆加滕《论德国的自由主义》，第112页。
[57] 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1848～1929），德国历史学家。
[58] 席拉：《现代世界的实验室》，第70页及下几页。
[59] 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1838～1917），德国经济学家。
[60] “我们的事业……”，引自迈内克《三代人的德国文人政治》，第149页；“科学成就……”，见鲍姆加滕《论德国的自由主义》，第153页；“在理论中……”，席拉：《现代世界的实验室》，第182页。
[61] 鲍姆加滕：《论德国的自由主义》，第214页。
[62] 鲍姆加滕：《论德国的自由主义》；“诸侯割据的可怜状况……”，鲍姆加滕：《论德国的自由主义》，第77页及下页；“一个男人……”，鲍姆加滕：《论德国的自由主义》，第92页，“我们又倒退到了……”，鲍姆加滕：《论德国的自由主义》，第109页；“宇宙天地……”，鲍姆加滕：《论德国的自由主义》，第1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