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安全送达”

如果行动的人能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影响——不行动的人能理解他们无所作为造成的影响——那么人类就不会成为自己的天敌了。[1]

——恩斯特·托勒尔

慕尼黑的夜生活渐入佳境。上演贝多芬的《费德里奥》和《蓬帕杜夫人》的大歌剧院和园丁广场剧院刚刚散场。[2]准备纵情狂欢的人们坐着有轨电车前来，在市中心的餐馆、酒吧、卡巴莱和电影院大肆挥霍。

这其中就有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美国年轻人罗伯特·墨菲。这个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一头红发的健硕男人今年29岁，是一名美国副领事。[3]实际上自打他的总领事升职并调走后，他就是美国驻巴伐利亚的最高官员了。墨菲和他的妻子米尔德莉德（Mildred）住在摄政王子街，广场对面就是希特勒后来的住处。

墨菲夫妇两年前来到慕尼黑，这位外交官参与了战后美德两国最早的领事关系重建。他和一个小团队到库房取出家具，重新开放了在莱德勒街的领馆。此前的驻地是从一个学生兄弟会那里租来的。

墨菲在那年3月和希特勒第一次见面。会晤的地点——“一间阴冷、简陋的办公室，天花板上挂着一只电灯泡”[4]——反映了纳粹党刚刚起步的状态。墨菲的评价不高。他认为希特勒不可能征服见多识广的巴伐利亚人。后来他对美国众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说，只需要50000美元，他们可以彻底消灭整个纳粹组织。[5]

墨菲的外交生涯始于1917年4月23日，就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7天后。他的第一份外交工作是去中立的瑞士伯尔尼做译电员，与未来的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共事。战后，墨菲回到美国，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读完了法学学位。

墨菲从没想过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他的父亲是一个爱尔兰裔铁路蒸汽装配工，四年级文化程度。墨菲从小生活在密尔沃基一个贫困地区。[6]一份马凯特大学的奖学金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没过多久，他就靠优异的公务员考试成绩在华盛顿的邮政总长办公室谋到一份差事。在为国效力和游历世界的愿望驱使下，他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兴趣。

在慕尼黑领馆，墨菲的工作一般包括撰写经济报告、处理护照续期，检查签名以完成平均每天400份的签证申请。[7]然而现在墨菲有一个重大事件需要报告。他以一名啤酒馆事件目击者的陈述为基础，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标记为“紧急”和“机密”的电报：

希特勒言称新政府意在柏林，连夜战斗；称若破晓时仍未见新国民政府，则出此言者已死。[8]

他认为，华盛顿需要掌握此事的进展。

　　*

当晚，在慕尼黑城的另一头，有1500～1800人来到老字号大啤酒馆鲁文勃劳凯勒，要“与战友一同过节”[9]。从他们身上的徽章和臂章看，许多人来自已经结为同盟的各路准军事组织。

他们就是“战斗联盟”（Kampfbund）。这个组织是不到两个月前成立的，包括三个与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反战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凡尔赛条约》支持者誓不两立的激进右翼团体。三个创始成员分别是纳粹冲锋队、与之关系密切的“高地联盟”（Bund Oberland），以及刚成立不久的“帝国战旗”（Reichskriegsflagge），当晚活动是后者主办的。

宴会厅里的装饰到处是帝国时代的白红黑三色，还有巴伐利亚的白与蓝。鹰和钩十字旗竖立在前方。两支乐队在演奏行军曲和歌剧序曲。

纳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此前宣布希特勒——战斗联盟的政治领袖——会登台讲话。不过走上讲台的是24岁的记者赫尔曼·埃瑟，他本来因为得了黄疸卧病在床，[10]被硬拉来顶替希特勒。[11]作为前《人民观察家报》编辑，埃瑟被认为是党内最有活力的演说家之一。他在煽动底层民众方面早已恶名远扬，用一个同僚的话说，他是“一个恶魔演说家，只不过是来自地狱更深层”。[12]

在当晚9点前的某个时候，埃瑟正在咆哮着“犹太巨贾”[13]何其危险，一个公共电话响了起来，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安全送达。”[14]电话是从贝格勃劳凯勒的厨房打来的。[15]这个表示德国革命开始的暗号被迅速带到宴会厅，[16]转达给坐在主桌的一个穿制服的男人。

他就是恩斯特·罗姆上尉，“帝国战旗”主脑，曾经是冯·洛索将军麾下一名参谋。[17]罗姆五英尺五英寸的个子，沙褐色头发，绿眼睛，胸廓宽厚，下巴、面颊和鼻子上有明显的疤痕。[18]他在他的军旅生涯里还负过另外十来次伤。用同僚卢克·吕德克的话说，他是个“活生生的战争缩影”。[19]

罗姆属于最早进入纳粹圈子的成员之一。1919年10月16日希特勒的第一次重要演讲只有111名观众，罗姆就在其中。三个月后他入了党，成了与孤僻而冷淡的希特勒最接近的一个人。他是少数会用亲热的“你”来称呼希特勒的人之一。[20]

凭借自己在民族主义圈子里德高望重的声誉，罗姆帮助希特勒在德国部队中赢得了士兵们的信任，此外还有被《凡尔赛条约》解除军职、而后纷纷参加慕尼黑武装组织的老兵们。罗姆是死硬派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是准军事地下圈子里的重要人物。他私藏被《凡尔赛条约》定为非法的武器和战争物资，而且还随心所欲地将这些东西分发给各组织。他的这份功劳帮他赢得了“机枪王”[21]这个绰号。

贝格勃劳凯勒的胜利让罗姆欣喜万分，他跳上台，对还在演讲的埃瑟耳语了几句。[22]而后埃瑟把革命的消息通报给了观众，[23]其中不少人已经痛饮了相当多的啤酒。

一阵短暂的平静后，人群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他们嘶喊、喝彩、拥抱，在场的不少军人扯下帽子上的共和国徽章。[24]人们跳上了桌椅。铜管乐队的乐手在台上跳起舞来，然后开始放声演奏《德意志之歌》。[25]在众人的欢腾咆哮中，罗姆扯着嗓子呼吁大家去与希特勒和鲁登道夫会合。

两支乐队都在大声演奏，一支在游行队伍前面，[26]另一支在后面，鲁文勃劳的人群涌到大街上，吵吵嚷嚷地向贝格勃劳凯勒进发。喧闹声引得许多人从咖啡馆跑出来看个究竟。围观者也发出欢呼，向他们喊话鼓劲。在队伍前方，大号手的身后，是一个23岁的化肥厂帮工，手举着武装社团的旗帜。[27]他戴着灰色滑雪帽、厚厚的无边眼镜，留着一撮牙刷胡。他的名字叫海因里希·希姆莱。

游行至啤酒馆途中，罗姆上尉派了一小队慕尼黑冲锋队队员去城中心的方济各会圣安娜修道院教堂。[28]率队的是威廉·布吕克纳，[29]一个高大魁梧的政治系学生，39岁，一度是全国顶尖的网球选手。布吕克纳带领几人来到这座罗马复兴式双尖顶教堂，沿着一道石砌走廊下到一个点着蜡烛的地窖。里面的一个库房里存放着大量步枪。

几天前，修道院的僧侣被告知这些武器是用来防备一场共产党暴动的。修道院院长坡旅甲神父（Father Polycarp）觉得，那晚似乎没有看到有类似的威胁出现。他开始担心这些人的意图，于是打电话给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冯·卡尔，想问他该怎么办。

然而冲锋队队员们并没有等待他的答复，硬是冲进库房夺取枪支。他们强迫僧侣们手递手把3300杆步枪从地窖转移到停在公共广场的卡车上。还有一些僧侣提供了咖啡和朗姆酒。[30]这些武器显然是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藏在这里是为了避免被协约国当局查抄。

储藏在帕拉提亚团（Corpshaus Palatia）[31]——一个学生击剑社团所在地——的武器也是这样。门卫安德里亚斯·穆茨醒来，看到年轻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和一队“帝国战旗”成员就站在门外。一等他打开门，那群人就把他推到一边，直奔地下室而去。他们自己动手，把队友事先藏在社团保龄球场的步枪、弹药、头盔和其他补给搬了出来。[32]

接着，希姆莱一伙人跟罗姆会合，向贝格勃劳凯勒进发。[33]在路上，一个骑摩托的信差带来了又一个行动命令，这一次的更加大胆：罗姆的人需要控制战争部，[34]也就是冯·洛索将军的指挥部，以便将那里作为总部，制订攻打柏林的计划。

面对罗姆和百余名武装人员，[35]在场的指挥官就算想拦阻也是徒劳，而他究竟有没有拦阻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他后来说他是不希望看到流血，并且考虑到罗姆的军阶和名声，他也相信了洛索和卡尔支持政变的说法。全程未发一枪。巴伐利亚战争部被人以阿道夫·希特勒的名义占领了。

在罗姆的人横扫教堂和学生击剑社团的同时，别的战斗联盟组织也在行动。希特勒派了高地联盟的一队人去陆军工兵营取武器。

1921年10月由高地自由军演变而来的高地联盟，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最庞大、强悍的准军事组织之一。[36]其成员宣誓要为“德意志帝国伟业”而战，拒绝《凡尔赛条约》和“对德意志民族的死刑宣判”。联盟在巴伐利亚高地地区招兵买马。其标志为雪绒花。

高地联盟事先安排了机动训练计划，[37]他们每周二、周四（以及周六下午）都有这样的行动，所以预计不会遇到任何抵抗。在得到武器后，高地联盟需要控制中央火车站，其目的用一名成员的话说，是要预防“东边的犹太异族刁民携大量外汇在最后关头乘火车仓皇逃走”[38]。

但是据贝格勃劳凯勒收到的报告，他们在接到命令几小时后仍然没能抵达火车站。延误的原因一时间还不清楚。经过当晚的一连串胜利后，信心过度膨胀的希特勒做了一个仓促的决定，要亲自前往那里解决问题。然而事后可以看到，在当时离开啤酒馆是一个大错。

在陆军工兵营，[39]希特勒发现情况远比他收到的报告严重。负责训练的军官、第七工兵营一连的奥斯卡·坎茨勒（Oskar Cantzler）上尉带着几个人把高地联盟小分队的400人成功困在了训练大厅里。

这位狡猾的上尉用了一个让人防不胜防的简单方法。在高地联盟要求得到武器用于训练后，坎茨勒起了疑心。他说如果真要携带武器进行机动训练，他们必须留在室内。怒气冲冲的高地指挥官马克斯·冯·穆勒骑士（Max Ritter von Müller）鲁莽地把整队人都带进了训练大厅里。然后坎茨勒锁上了大门。希特勒的人进了圈套。里面当然是没有武器的，而且如果他们企图强行冲出去，坎茨勒在门口部署了两架机枪。

然而等到希特勒抵达时，坎茨勒还是拒绝打开兵营大门。盛怒之下，希特勒一度考虑调火炮把门炸个粉碎，好解决这个尴尬的局面。最终打消念头可能是因为，他想到完全可以回啤酒馆去，让冯·洛索将军下令放了高地联盟的人。

这趟毫无建树的兵营之行浪费了希特勒的宝贵时间，而且回到贝格勃劳凯勒后他还发现，卡尔、洛索和塞瑟都不见了。[40]

鲁登道夫将军觉得三位巴伐利亚领导人都已经疲惫不堪。[41]他们答应当晚过些时候在战争部与他会合，共商讨伐柏林大计，他相信了这番君子之言，于是放了他们。

希特勒完全没想到[42]鲁登道夫会让他们离开啤酒馆，不过一开始，他可能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么担心。他也相信巴伐利亚领导人支持革命的承诺。毕竟，有3000人见证了他们的效忠誓言。

希特勒的顾问舒伊勃纳-里希特就没那么放心了。他问鲁登道夫是不是真的认为三人会回来，毕竟放他们走的时候“连个警卫都没有”。

鲁登道夫向来不习惯有人对他的决策说三道四，他警告舒伊勃纳-里希特以及在场的所有人，一名德国军官的诺言是不容置疑的。[43]

[1] Ernst Toller，Eine Jugend in Deutschland （Amsterdam：Querido Verlag，1933；Hamburg：Rowohlt，1998），153.

[2] Ereignisse von der Nacht vom 8./9.11.23，November 20，1923，HA67/1493.

[3] 不久他将升为七级领事，不过官衔仍然是代理副领事，Murphy to secretrary of state，December 21，1923，Robert D. Murphy Papers，Box 6，HI。

[4] 1976年3月8日《人物》杂志罗伯特·墨菲访谈。

[5] Murphy testimony，December 11，1975，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and Activities：Intelligence costs and scal procedures，US Congress House，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1976），1868.

[6] 1958年8月10日《新闻与快报》（The News and Courier）。

[7] American Consular Service，Summary of Business，Form No.243，Robert D. Murphy Papers，Box 6，Folder 10，HI. See also Robert D. Murphy，Diplomat Among Warriors （Garden City，NY：Doubleday & Company，1964），15.

[8] Murphy to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8，1923，M336，862.00/1338，No. 19，NA.

[9] 1923年11月8日《人民观察家报》。

[10] Hermann Esser，interview，March 6，1964，Band II，11，ED 561/4，IfZ，可通过Police report，April 11，1924，HA 67/1493，以及当晚与他说过话的海因里希·霍夫曼，Hitler Was My Friend，trans. Lt-Col R.H. Stevens （London：Burke，1955），54，得到确认。

[11] NA T84 EAP 105/7，575.

[12] Joachim C. Fest，Hitler，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4），136.

[13] Police report，VId/131，Versammlung der “Reichskriegsagge” im Löwenbräukeller am Donnerstag，den 8. November 1923 abends 8 Uhr，November 27，1923，HA 67/1490.

[14] Anz. Verz.XIX 421/23，Antragdes I. Staatsanwalts，January 8，1924，Staatanswaltschaften 3098，35，StAM.

[15] Albert Simmerding，January 19，1924，and his statement in VI a F，February 22，1924，HA 67/1494.

[16] NAT84EAP105/7，576；NAT84EAP 105/7，882-83。

[17] 罗姆的请辞以及获批，November 17，1923，HA 5/114I以及Ernst Röhm，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Frontline Books，2012），112-15。关于这段曲折，可参阅Eleanor Hancock，Ernst Röhm：Hitler’s SA Chief of Staff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8），55-57。

[18] Ernst Röhm，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Frontline Books，2012），1-2，and Eleanor Hancock，Ernst Röhm：Hitler’s SA Chief of Staff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8），2.

[19] Kurt G. W. Ludecke，I Knew Hitler：The Story of a Nazi Who Escaped the Blood Purge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8），245.

[20] Franz Xaver Schwarz，July 21，1945，ZS 1452，IfZ.

[21] 左翼媒体尤其喜欢用这个绰号，Hans Hubert Hofmann，Der Hitlerputsch. Krisen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1920-1924 （München：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1961），75。

[22] Friedrich Mayer，testimony in VI a F 404/24，February 13，1924，HA 68/1494.

[23] 不少史学家称是罗姆向人群宣布的消息，但实际上是埃瑟，Police report，VId/131，November 27，1923，HA 67/1490，以及多名目击者与参与者，包括埃瑟本人，interview，March 6，1964，Band II，27，ED 561/4，IfZ。

[24] IV a F 2671/23，December 6，1923，HA 67/1493. 另可见罗姆的Denkschrift über die Ereignisse des 8./9. November 1923，November 17，1923，HA 5/114I。

[25] NA T84 EAP 105/7，576-77，街头的庆祝，NA T84/2 EAP 105/7，716，以及人们从咖啡馆跑出来，NA T84/2 EAP 105/7，609。

[26] 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审讯，A.V.I.209/23，April 30，1924，HA 68/1494。他是“帝国战旗”成员，但直到1925年8月2日才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党。

[27] Peter Longerich，Heinrich Himmler，trans. Jeremy Noakes and Lesley Sharp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68-69.

[28] Police reports in files at VIa 2500/23，Staatsanwaltschaften 3099，StAM；police reports，November 10，1923 and November 13，1923，HA 67/1493.

[29] Police report，No. 138，1923年11月13日，HA67/1494，and Friedrich Mayer，VI a F 404/24，February 13，1924，HA 68/1494。

[30] A. Winderl，unpublished Der Weg zur Feldherrnhalle，HA 4/100.

[31] Karl Osswald testimony，February 3，1924，HA 67/1493.

[32] Andreas Mutz interrogations at VI a F 317/24，February 8，1924，and Karl Hühnlein，VIa 2500/23，May 3，1924，HA 67/1493.

[33] Johann Sebastian Will testimony，IV a F 2671/23，December 5，1923，HA 67/1493.

[34] Röhm，XIX 466/23，January 3，1924，HA 67/1493；Ernst Röhm，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Frontline Books，2012），145-46；NA T84/2 EAP 105/7，2207；鲁登道夫否认下过这个命令，Ludendorff-Ehard interrogation，December 22，1923，HA 5/114I。

[35] Generalstaatskommissar Kahr an die Vorstandschaft der Bay. Of ziers-Regiments-Vereine，1923年11月14日，Ernst Deuerlein，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r. 125，385。

[36] Wilhelm Hoegner，Die Verratene Republic. Deutsche Geschichte 1919-1933 （München：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1979），132. 另可参阅Friedrich Weber，1923年11月16日，MA 103476/3，1123-24，BHStA，and Kameradschaft Freikorps und Bund Oberland，Für das stolze Edelweiss. Bildund Textband zur Geschichte von Freikorps Oberland und Bund Oberland （repr. München：Brienna-Verlag，1999）。

[37] Police report，Bericht zur mündlichen Einvernahme durch Herrn Obereg.Rat Thenner，1923年11月13日，HA 67/1490。高地联盟的多名成员后来向慕尼黑警方证实了此事。

[38] NA T84/2 EAP 105/7，165.

[39] Anz. Verz.XIX 421/23，Antragdes I.Staatsanwalts，January 8，1924，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20-21，StAM，and VI a F 2500/23，Hans Oemler，December 18，1923，HA 67/1493，Harold J. Gordon Jr.，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289，296-98.另见尤利乌斯·施雷克（Julius Schreck）的审讯，VI a F 23/24，January 5，1924，HA 67/1493。

[40] Anz. Verz.XIX 421/23，Antragdes I.Staatsanwalts，January 8，1924，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25，StAM.

[41] Erich Ludendorff，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11.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Ludendorff，1937），62.

[42] 一开始他可能并不像传记作家和史学家们描绘得那么担心，例见Werner Maser，Der Sturm auf die Republik. Frühgeschichte der NSDAP （Frankfurt am Main：Ullstein Sachbuch，1981），452，或Hans Hubert Hofmann，Der Hitlerputsch. Krisen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1920-1924 （München：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1961），169。希特勒在1923年12月的确想要留下这种印象，但是这些似乎都是事后才有的想法，也体现了希特勒和鲁登道夫之间正在产生的分歧。另外可以参考乌尔里希·格拉夫在审讯中的证词，VI a F 244/23-24，February 8，1924，HA 67/1494。他的支持者已经说了，在此之前就已经犯了一个错，那就是本来就不应该指望卡尔，1923年11月9日《萨尔茨堡人民报》。

[43] 弗里德里希·韦伯的证词，NA T84/2 EAP 105/7，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