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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42 多萝特娅·冯·丽温：“情人的亲近”？
结识在旅途
在梅特涅的风流韵事中，他最后的、与多萝特娅·冯·丽温的关系，算是最为奇特的了，因为他与多萝特娅保持着时间最长，也是最为广泛的通信联系——从1818年11月直到1826年7月。之所以说它奇特，是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两个有情人只亲身会面了三次：开始的一次是1818年10～11月在亚琛会议的进行中，后来的一次是缘于1821年10月英国国王到访汉诺威，而最后的一次则是在1822年10～11月维罗纳会议期间。两情相悦的信友，鸿雁传书数百页，互诉衷肠，那就远远不只是一种床笫之欢的出轨这么简单，就像梅特涅与他那些有教养的、可以起政治沟通作用的贵族女人的庸俗而又老生常谈的关系那样。如果仅仅见过三次面，而且总共不到几个星期，却又持续而深入地鸿雁传书长达八年，那就必须寻找另外的原因来解释了。
多萝特娅·冯·丽温于1785年12月28日出生于拉脱维亚的里加（Riga），生在一个名为冯·本肯多夫（von Benckendorff）的德意志波罗的人[95]的贵族家庭。[96]她哥哥亚历山大是沙皇的侍从武官长，并且是指挥抵抗拿破仑战役的将军之一。她于1800年与年长她11岁的德意志波罗的人贵族，即在俄国服役的克里斯托夫·冯·丽温将军（General Christoph von Lieven）结婚。1812～1834年，在丈夫任俄国驻伦敦公使期间，丽温夫人在宫廷中练就了一种影响力，使她成了一个一流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大人物，即一名“卓越的伟大女性（grande dame par excellence）”。1816年1月，她给哥哥写信说：“我不在的地方就不会有时尚，我甚至做到了，同时娱乐英国人和我自己。”[97]喜欢她的外交官们称其为“外交使团的母亲”。[98]人们尽可能避免不要在她那儿失宠，因为她与卡斯尔雷和威灵顿，后来与坎宁都是好朋友，还同时与英国的摄政王关系密切。虚荣、聪明、诙谐、机敏、伶牙俐齿、对答如流，而且很容易就会感到无聊和闲闷：人们赋予她“这位世界主义女贵族”的这些特质，就连涅谢尔罗迭都赞誉她拥有领袖气质。[99]在1814年访问英国时，梅特涅虽有缘与她结识，但那个时候他还是忽视了她。而伯爵夫人那时也认为，这位大臣冷淡、使人胆怯，并且骄傲自负。
第二次相见发生在1818年10月在亚琛举行的君主大会期间，丽温公使偕夫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而梅特涅与多萝特娅的会面就像是一件自然而然发生的事。10月22日，涅谢尔罗迭做东，邀请多人出席宴会，安排两人相邻而坐。[100]未几多时，多萝特娅就被梅特涅坦诚的做派俘虏了。她很快就发现，自己几次三番地被他内容精彩的评论引得开怀大笑，她也马上找到了可以让梅特涅立马慷慨激昂的题目：拿破仑。他们两人也都发现，他们对一些作家、油画、家具、书籍以及音乐有着同样的喜好。多萝特娅像梅特涅的女儿玛丽一样，用钢琴演奏了他最喜爱的作曲家罗西尼（Rossini）的作品。后来，梅特涅送给她一部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101]的自传。两人都喜欢孩子，有着同样的政治判断，并且都相信，他们所属的两个国家应该结成同盟。他们的相会，让这位33岁的女人和这位45岁的男人兴奋不已，以至于他们感到是心心相印、互相渴望。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尽可能亲密地靠近，哪怕只是出席会议的人员结束郊游之后，从比利时的浴场斯帕（Spa）回返亚琛的路上，那个共乘马车的机会。当然也有其他的机会让他们相互接近并加深关系。仅仅才分开几天，梅特涅就向他的新欢描述，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是如何深深地改变了他：
我们生命的历史，浓缩到了几个瞬间。为失去您，我找到了您。这几句话决定了过去、现在，或许还有将来。在不到八天的时间里，我已经结束了我一生中的一个阶段。它对于我来讲就像是一个梦，我再也不能控制住自己。对于我来讲，只是要么不要，要么全要。我的灵魂既不接受半半拉拉的感情，也不接受半心半意的想法。我挨近您度过了这几个星期。我没有与您多说，而您如今已经成为我的人生的一部分。……就在那一天，在我看到我的思想与您的思想相遇的那一天，在我不再怀疑您理解了我的那一天，在您的精神以及您的心灵在沿着也是我要前进的方向前行的那一天，我就感到，我可以成为您的朋友。……我必须要向我的朋友强调：您——是我八天以来的朋友，也是我一生的朋友！[102]
通信的特点
就像年轻时一样，梅特涅也是以起誓的激情及感性的语言来表现对新欢的情意。他找到了合适的语调，以适应这位情侣的期待，并赢得了她持续的注目。这就是一场持续了八年的风流韵事的开端。
但是，实际上梅特涅不可能忘记，他是一个时刻在作清醒计算的政客，因为他不仅将多萝特娅看作一个求之不得的“女朋友”，并且多萝特娅还是一个在欧洲的宫廷中，既影响力广泛，又几乎无所不知的女人，而这个宫廷，正是他为了哈布斯堡皇朝的利益，从而致力于欧洲均势的、从长远看最为重要的皇室。多萝特娅充分地满足了他的这种期待，因为在她的信中，她几乎不加过滤地报告了有关英国高层的政治演变，有关摄政王与卡斯尔雷 和威灵顿之间的谈话，有些谈话是她作为见证人在场直接听到的，有些谈话则是在场之人告知她的。[103]通过她，梅特涅了解到一些即使英国自由的新闻界也得不到的情况，诸如卡斯尔雷是如何自杀的，或者作为危险的“卡托街阴谋（Cato-Street-Verschwörung）”[104]基础的详细计划等。而梅特涅则始终在围绕三个题目发声。
第一，他对多萝特娅表达和解释了他与各种政治圈子打交道时，所心怀的基本的政治信仰，比如在科策布刺杀案和新闻检查的问题上。他解释了他对个人自由和个人正直的看法，以及他为什么认为政治暗杀、刺杀和革命是一种歧途。但是我们也得到了具体的政治活动的、有时非常有价值的背景材料，而这些背景材料却不能放在官方的文件中。
第二，他描述了他所理解的自己在政治中的角色，以及他是如何胜任这种角色的：这种角色给他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负担，而且他在履行角色时很少依赖别人的判断。在反复思考的过程中，他总是形成新的自我认知，并将这种认知用公众舆论中传播的及别人对他的认知加以衡量，而且，（梅特涅）通常都要试图揭露别人的那些认知是陈词滥调、充满成见或者是革命宣传的产物。这一点他很少放到他的官方文件的交流中。知道了这一点，那么，当历史学家用批评的眼光审视他在书信中的用语时，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对他作出评价，并且比起仅仅在表面上认识他的那些同时代之人，可以更确切地理解他。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与他近距离接触过的女人，比起他在官场中的同事，能够更有利地对他作出判断。
第三，这个题目涉及了他生活中的一般的女人和特殊的女人，因而在本章中应该占据优先地位。这个题目贯穿于与他有过亲密书信往来的女人们的所有通信中，然而在与多萝特娅·冯·丽温保持的鸿雁传书中，这个题目明显地占据上风，再加上他对这回的书信往来，完全没有像与威廉米娜·冯·萨甘的通信那样，醋意大发，频受干扰。
1818年11月17日，梅特涅在亚琛最后一次见到多萝特娅，而且这次会面再一次改变了他们的关系，因为从这时开始，他们之间用亲昵的“你”来互相称呼——这比他与威廉米娜·冯·萨甘之间使用这种称呼快了很多。要达到称“你”的程度，在受到传统的要保持距离感影响尤其严重的宫廷社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即使在家庭成员之间，通常也非常少见。那么，在一个伦敦的德意志—沙俄伯爵夫人暨后来的公爵夫人，与大国奥地利的股肱重臣之间，在短短八天之间就将称谓改变，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了。
公式化的两性关系与女性的心理平等
梅特涅在多萝特娅身上认识到了什么，使他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而她又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使她这么快就信任了他，并且两人都言称，要相爱一生一世？这并非一个庸俗陈腐的问题，而是两性关系中的基本问题，也是导致对妇女解放和被强加的角色定位的设想问题。梅特涅不停地在思考着这些问题，并试图向多萝特娅解释，他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天之中，就对她对自己的态度这么有把握。他针对相识之初情欲成分的威力声称：“吸引大多数男人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毫无作用；我不知道，我是否比其他的人需要的更多，然而我自己清楚，我渴望的是别的东西。”[105]那么，是什么东西呢？他用与出身于都灵的俄国公使“关于女性”的一次谈话，向她作了解释。每个人都吹嘘他最欣赏女人的什么方面：对于这个俄国人来说，是女人的丰乳肥臀、圆润脸蛋和丰满的臂膀，精神层面他则不大在意，他喜欢“丰腴的”、膘肥体壮的、营养充足的、在饭桌上大快朵颐的（女人）。梅特涅回答道，自己注重的是“精神、气质和心灵（l’esprit，le cœur et l’ăme）”，无论她的脸庞是丰满还是消瘦。这一点毫无疑问完全适用于他的夫人爱列欧诺拉，人们一致认为她是一位美人。
梅特涅认为，在两性之间可以看出一个区别，即两性对于爱情的理解并不相同，虽然双方的感情投入程度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爱情对于女人的一生都是最关紧要的，而对于男人来说则相反，它只是人生的一部分。”[106]男人们愈是远离青春时代，就愈易受到年轻女人的吸引。梅特涅自己当然抵制了这种感情的冲动。虽然多萝特娅比他年轻12岁，但是他们相识时，她也已经33岁了。他向她保证，“你的年龄只是对我产生的魅力之一”。他与女人打交道的人生经验告诉他，在两性之间，存在着“十年的时差”。他认为，女人在心理上比起男人要早发育十年，换句话说，在同样的年龄下，女人在心理上对于男人是占压倒性优势的：“任何一对幸福的男女关系的基础，应该是接近相同的思想高度。但是，恰恰是在同龄的两个性别之间，却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107]
在梅特涅画的图中，他形象地描绘了两性之间这种大约十年的发展落差：他按照季节和天时，将生命的循环周期加以区别：①童年和青年（春天、早晨）；②性能力旺盛（夏天、中午）；③性能力衰弱（秋天、晚上）；④年老体衰（冬天、午夜）。他将男人性能力的全盛时期定在31～32岁（女人是 24～25岁），男人性能力的衰亡期约在63岁（女人是49岁）。他于1823年5月15日将这张图送给了多萝特娅，刚好是他50岁生日的当天，非常精确。
1823年5月6日梅特涅亲笔绘制的《男人与女人的性生活对比图》
看到这张图的第一眼会让人感到吃惊，因为在这张图中，梅特涅仅仅形象地描绘了性能力，然而由于他在谈及这类事情时，总体上只是在讲他对心理能力的解释，那么他应该是将心理和生理的存在，默认地视作一个个体的两种互为依赖的表现方式。但无论如何，他首先都是在强调女性在心理层面与男性能力相当、势均力敌。而且在他看来，女性甚至应该更优越，因为如上所说，在年龄的对比中，梅特涅认为女性在心智层面更占优势，或者说得更好听一点：发展得更加超前。
抱有这种观点的梅特涅绝对要受到孤立，因为他的绝大多数的男性同代人，都会愤怒地反驳这种观点，如果以比较的眼光观察一下获得许多赞誉的、进步的《拿破仑法典》，那么这部法典就在现代化的意义上显示出了逆差。在讨论这部法律该如何编纂时，拿破仑亲自删去了女性在法庭上拥有行为能力的相关表述。按照拿破仑的明确愿望，第213条后来是这样说的：“男人是其妻子的保护者，而妻子要顺从自己的丈夫。”没有其丈夫的许可，她不可以出庭。在普鲁士，按照国家普通法的规定，妇女可以离婚，就像威廉米娜·冯·萨甘或者著名的女小说作家范妮·雷瓦尔德（Fanny Lewald）所做的那样，而在法国，《拿破仑法典》却拒绝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利。
自由选择伴侣和女人在政治中的地位
在伴侣选择的问题上，梅特涅同样有自己的看法，但完全不符合贵族社会的传统。传统的做法是，在缔结婚姻时，要通过签署家族协议来确保或者扩大财产的保有量，而梅特涅原本的理想，是自由选择伴侣，然而恰恰是在这种形势中，他看到了对于女性来说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当男人们直奔他们所追逐的女人这个目标而来的时候，女人们则 试图在年轻时，就去寻求“即使人类心智的成熟经验和深刻认识也几乎没有能力十分有把握能认识到的东西”。她们试图先确保未来，比如，她的伴侣未来是否一个值得尊敬的朋友，他是否可靠，是否能够爱自己，以及是否正直和诚实：“女人的心思，是想要事前就能确定，她们心仪的男人的心是处在一种什么状态。而男人大多则是在女人无法拒绝的情况下开了头的时刻，就已经达到了目的。而当女人要开始的时候，男人就已经准备要放弃了。在他看来，爱情太漫长，人生却苦短。……它（爱情）首先是由矛盾和对立组成的，并由困难来强化，而且只有通过完全等值的旗鼓相当，才能到达圆满。它要经历多个阶段，并且克服多重困难。多数人遇到困难时，会半途而废——谁能坚持到底，就会幸福！”
梅特涅关于爱情、关于角色强迫，以及关于成功的伴侣选择等的这些思考，与众所周知的有关他作为一个通奸者、一个佞臣、一个肤浅的渔猎女性的好色之徒的形象，相去甚远。这些思考显示了他的生活经验，着眼于男性和女性的平等，尽管他们迫于社会的强迫不得不接受不同的义务。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还有更为超前的想法，他将男女平等的问题转移到了政治领域，他以此反驳了19世纪资产阶级由于男性权利的增加，而使女性的活动空间日益受到限制的倾向。男人们不断地争取到权利，拿起武器，建立社团，担负政治责任，可以参与选举地方议会甚至选举帝国国会，并且还可以当选，而这一切却都没有女人的份。梅特涅在他的那个时代，则想要平等对待她们。他实际上也还是经历过她们作为被社会尊敬的人物的那段时光，那时男人们还要向她们寻求政治建议——至少在我们所知的一些例外的情况中是这样的。对于哈布斯堡皇朝的主管大臣梅特涅来说，女人登上政治的巅峰位置，是完全可以想象和接受的。玛丽娅·特蕾莎就是一个最好不过的范例。梅特涅对在政治生活中设定性别界限持批评态度，他曾经向多萝特娅肯定：“假如你是作为一个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话，你会仕途坦荡、前途无量。以你这样的心智，以你这样的勇于担当的性格，干什么都不在话下。”[108]
他在与威廉米娜·冯·萨甘交往时，就曾鼓励她在政治上给他以咨询。1813年11月底，在法国入侵之际，他正在撰写致法国的声明，与此相关，他起草了执行备忘录，发展了他关于此事的政治观点。他将备忘录送给威廉米娜看并写道：“我指望得到你的认可，你的认可对于我来说就相当于审查。”他甚至走得更远，进而希望她应该来当公使，他自己则任大臣，或者干脆颠倒过来。[109]而对于多萝特娅·冯·丽温，他简直就想让她坐上王位：“我的自由主义也同时是我的专制主义，让我有了这样的考虑，即最好的君主制度，就是拥有一位富有智慧和在很大程度上有着远比男人们更多的得体举止和礼貌待人的女君主，而且还是一个最高的行政长官，一个有着头脑、心灵和荣誉的人物。”[110]
这并非空洞的花言巧语，或者仅仅是为了向多萝特娅献殷勤才这么说，因为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思想完全符合梅特涅的基本信仰，他也反复多次并且一成不变地就女人的政治能力表达过这种想法。约翰大公爵对这种立场的愤怒反应，同时证实了人们对梅特涅的这些表示是非常认真在对待的，而并非看作他是在嘲弄地开开玩笑。大公爵坚决反对这种想法，并且批评说，梅特涅过于深入地沉溺于由女人们开办的沙龙之中：“在我们所谓‘高贵女人’的圈子里，有一次，他就女流是否能担任外交大臣一事，发表了两个小时的不同意见！”[111]
两情相悦，却关山万重，天各一方，这促使两人考虑他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多萝特娅为此还发展出了自己的一种“关于她的男女私情的理论”。她揣测，梅特涅在崇拜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而梅特涅则坚决地反驳了这种揣测，并强调说，她不在自己身边时，自己是多么的痛苦难耐、忍受煎熬。但是，他原则上不想致力于事后可能只会引起他更加遗憾的事情。毫无疑问，天南地北，千里迢迢，阻隔了他们的幸福。但是他有一个对付这种不幸的秘密：“千里迢迢，漫道阻且长，路途或亦短，幸福且被夺。我的心不识万水千山，却可缩短它。我能心无旁骛，与天涯海角的红颜在一处。我已知晓，只有在她身边，我方会幸福。”[112]
这个想象出的和梦幻中的亲近感，在歌德 于1795年所创作的四段诗《有情人近在咫尺》（Nähe des Geliebten）[113]中，更加情意绵绵地表达出来。这首诗的最后四句是：“我心在你身上，尽管秋水依人在远方。你就在我身旁！夕阳西下，星光闪耀我身上。啊！愿你就在我身旁！”这种诗情画意的关于情人间望眼欲穿的相思画面，似乎非常符合梅特涅贯穿于鸿雁传书中的基本语调。
梅特涅的书信欲
如果两个有情人几乎没有机会亲身相会，而整个关系看起来完全是柏拉图式的话，这种让人受用的语言风格，以及持续多年、不知疲倦的爱情承诺，也完全可能招致猜忌。那么，她对于梅特涅来说，到底还算不算是一个人物，或者梅特涅是否还有另外更重要的考虑呢？多萝特娅·冯·丽温好像应该这样反问一下自己。为什么日理万机的国务首相，还要牺牲自己那么多的宝贵时间（用来写信）？梅特涅自己解释了这个疑问，他透露道，写信是如何融入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他信写得很快，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记住“我脑子里想过的事物”。写了一半的信纸触手可及，而他则利用无聊的事务或者严肃讨论之间的分分秒秒，在没有写完的信纸上再添一段：“我逃到了你那里，在你那里汲取力量，在你那里我倍感幸福。”用这种方法，他将工作、不快和各种各样的烦心事拋之脑后。通过缜密思考的谈话，他唤起了对方给他以心理支撑的理解，要是以清醒的语言来表达，那就意味着，信中的这些谈话实际上与爱情基本无关。在这里，是通过自己选择的想象图景，来实践一种自我激励性的自我控制。而其对话的伙伴，则起到了反映他自身状况的投射功用，通过这种方法，他的身心状况稳定下来。
由于梅特涅整日都在时刻准备着，接受由他自己唤醒的、与通信对象同时并行的生活世界，他就要不间断地保持着思想意识的流动。写信的身心特质，使他处于一种不断地——自我批评式地——围绕着政治原则，以及他在公众生活中担任的角色的打转状态。因为女人在政治利益分配的斗争中，不会成为竞争对手，并且还可以提供没有偏见和利益牵扯的信息反馈，所以她们是他最好的沟通对象。梅特涅的这种用写信进行自我映射的方式，不但限于他不同的情人，而且包括他的家人，首先是夫人，以及他最喜爱的女儿和最喜欢的儿子，这些情况也支持了（我们）对他之所以要写信的解读。不能够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与他们保持着不间断的通信联系。
文学研究当时发展了一种“书信理论（Epistolartheorie）”，凭借它可以很好地解释梅特涅写信的驱动力。德意志的启蒙运动文学家们，首先便是克里斯蒂安·富尔希特哥特·盖勒特（Christian Fürchtegott Gellert）[114]，发展了一种实用书信学，有意识地引导写信的人，通过他的书信活动获得益处。写信可以事后模制之前所谈的内容，可以制造“分解的和延长的信息交流状态”，可以迫使写信者进行更准确地、更简洁地表达，而首要的是：“写信重新组织了写信人的思想。”[115]在梅特涅的情书中，他对自己在政治和历史中所扮演角色评价的表述，在历史学家那里，引发了对他所谓的自负和虚荣性格的诧异。这些表述的语句有“我所犯的每一个疏忽，会影响三千万人”，“我的名字与那么多重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它会与这些事件一起，影响后世”。[116]与他不断进行的思考，进而确保自己的良心安宁的需要相关，他的这些语句，也应该出现在另外一种光线的照耀之下。
梅特涅在这些私人通信中所践行的，诚如他的一个同时代人1805年所建议的：“如果你想要知道些什么，而且通过沉思冥想却找不到它，那么我建议你，我亲爱的、考虑周全的朋友，就向你碰到的下一个人去诉说。”梅特涅练习的是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17]的方法：《关于在说话中逐渐地制造思想》（Über die allmähliche Verfertigung der Gedanken beim Reden）。[118]在书信这个媒介中，他不停地在进行着内心的独白，即使是身临其境的幻想，也都进入到为这个演出的服务中来。梅特涅本人很清楚这种爱情、思想、书信、政治义务和行动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像之前提到的，他非常清晰地确认道：“在最紧张的工作中，对我女朋友的思念也没有离开过我。而这种思念也没有让我放松我的义务。恰恰相反，它加深了我的责任感。它没有削弱我的行动力，而是加强了这种行动力。”[119]
在卡斯尔雷去世后，当多萝特娅·冯·丽温在政治上转向被梅特涅强烈批评的坎宁时，与多萝特娅的爱情到底能够持续多久的考验，遇到了危机。在希腊问题上，沙俄废除了与奥地利达成的一致，转而与英国结盟，梅特涅担心，欧洲的安全体系会由此而被打破。而丽温伯爵夫人在这个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让他极度的诧异。多萝特娅自己则使用“不和谐”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她从维也纳得到消息，53岁的梅特涅在其夫人去世后，正在与年方二十的外交官女儿安托尼娅·冯·莱卡姆（Antonia von Leykam）交往。她猜疑，这个姑娘会不会是他现在的情人，并可能成为他未来的夫人：“你是一个多么奇怪的男人！看上一个小姑娘！我觉得，如果我委身于一个青葱少年小白脸，那是会被笑掉大牙的！”[120]梅特涅给她写的最后一封信的时间是1826年10月30日，多萝特娅于11月22日回信，并表达希望说：“让我们重新开始。对于我们——对你和对我——来说，在整个世界上再找到像我们这种品位的人，将非常困难。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我们的精神世界也是相通的，而我们之间的通信则是非常愉快的。……你再也不会找到比我更好的情人了，并且，顺便说一句，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像你一样的人，那就介绍给我。”[121]后来，没有发现梅特涅对此信作过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