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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五章 麦卡锡
终其一生，麦卡锡始终被视为一位对话专家，她秉持的正是她给阿伦特写信时体现出的那种聊天似的风格。麦卡锡和帕克具有某种相同的天赋，这让她们尤其擅长与人谈天说地，还能在聚会中表现得轻松自如。每当人们回忆起麦卡锡，尤其是在很多女性的记忆中，她总是站在房间的远端，身边围绕着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话的人们。比如诗人艾琳·辛普森（Eileen Simpson）就记得自己在大约和阿伦特结识麦卡锡相同的时间见到麦卡锡的情况：
后来我意识到，她那时站立的姿势是她的一种标志性站姿：右脚略向前伸出，重心放在另一只穿着高跟鞋的脚上。一手夹着香烟，一手举着一杯马天尼。[1]
不过麦卡锡并不是一直这样泰然自若的；她和阿伦特的友谊就经历了一个磕磕绊绊的开始。那次对话是关于战争的，麦卡锡在谈话过程中作出了一个评论，大意是她“觉得希特勒很可怜”，因为在她看来，这个独裁者渴望的正是受他折磨的人民的爱戴。阿伦特听到后马上就愤怒了。“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一个受到希特勒的迫害，曾经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人说这样的话？”[2]阿伦特惊呼，然后就拂袖而去。不过走之前她还不忘先找到《党派评论》的主编菲利普·拉夫，义愤填膺地质问对方怎么能允许“有人在你的家里，一个犹太人的家里，发表这样的言论”。通常情况下总是很讲究社交礼仪的麦卡锡就算不为自己的言论感到羞愧，至少也会因这个处境而无比尴尬。对于很快将成为这两个女人职业生涯和思想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段友谊来说，这样的开端可真算不上什么吉兆。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喜欢将麦卡锡归类为“美国文学的黑暗夫人”。这暗示了她属于蛇蝎美人的类型，是一个永远冷静自持，甚至有些麻木不仁的人。其实麦卡锡并不是这样的。就像帕克总是表现为一个爱说俏皮话的人一样，麦卡锡也会使用一些维持自己形象的把戏和花招。她的朋友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在麦卡锡去世后曾暗示说：
她的那些轻率行为往往是公开的、坦诚的，所以很多时候，人们可以说她就是“一本打开的书”。然而，能不能找到有意思的事取决于你打开的是哪本书。[3]
这还取决于你从哪一页开始读。麦卡锡讲了又讲的一个故事就是她奇特的混合了狄更斯和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4]风格的童年经历。麦卡锡1912年出生于西雅图，他的父母分别是两个富有且受人尊敬的家族的后代。麦卡锡在婴幼儿时期享受到了富人家孩子能享受到的一切舒适，不过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仰仗的收入并不稳固，其来源主要是麦卡锡祖父对她家的慷慨解囊。麦卡锡的父亲罗伊·麦卡锡（Roy McCarthy）是一个间歇性的酒鬼，他身体总是不好，几乎找不到工作。最终，麦卡锡的祖父厌倦了给儿子开支票的生活，他要求儿子一家搬回明尼阿波利斯。
麦卡锡一家于1918年秋末登上了一列横跨美国的火车。当时西班牙流感正在全国肆虐。登上火车的麦卡锡一家无一人幸免，他们一个比一个病得严重，都到了说胡话的程度。一家人还能抵达明尼阿波利斯已经是个奇迹了。在疾病带来的恍惚中，染上流感的一家人隐约记得火车上的乘务员在火车行驶到北达科他州的某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时曾试图将他们赶下车。这段不是很清晰的记忆中包含了麦卡锡的父亲挥舞着一把枪的情节，但是没人确定那是否真的发生过。不管怎么说，罗伊作出的最后的抗争并没有多大意义：到达明尼阿波利斯之后没几天，麦卡锡的双亲就都病死了。
麦卡锡的祖父不喜欢孩子。所以照顾麦卡锡和她三个兄弟的日常生活的义务就落在了其他亲戚身上。不幸的是，那些能够照顾他们的人都不太情愿接受这个职责：最终一位上了年纪的姑奶奶和她苦行僧一般的丈夫成了孩子们的照管人，他们关于抚养孩子的观念似乎是从管理十九世纪孤儿院的公职人员那里学来的。在这二人的看护下，麦卡锡家四个年幼的孩子每天只能吃一些根茎类蔬菜和梅子干。他们晚上睡觉时还会被用胶带封住嘴巴，这么做的目的是防止他们“用嘴呼吸”。即便是隆冬时节，他们也会被赶到明尼苏达州寒冷刺骨的室外“玩耍”。他们的娱乐活动很有限，有时还很奇怪：
阅读是被禁止的，除非是读上课的课本，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可以看赫斯特集团在星期天出版的一些可笑的报纸和杂志（Sunday Hearst papers），那上面可能会讲到麻风病，博尼·德·卡斯特拉内伯爵（Count Boni de Castellane）的婚外情以及一种能够让人从双脚开始向上逐步石化的奇特的疾病等内容。[5]
受惩罚也是家常便饭，而且这些惩罚都很严厉。这种严厉既是身体上的，也是感情上的：受罚的孩子会被用梳子或磨刀的皮带抽打；而且这位姑奶奶和她的丈夫还尤其擅长把惩罚作为一种羞辱。有一次麦卡锡摔坏了自己的眼镜，结果她就被告知没有人会给她买新的。这样的忽视和虐待整整持续了五年，直到麦卡锡的外祖父介入，十一岁的玛丽·麦卡锡才被匆匆地接回了西雅图，而她的兄弟们则被送到了寄宿学校。
麦卡锡尤其喜欢表现出她对于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方面的见解的怀疑。其第一本作品《她选择的伴侣》（The Company She Keeps）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躺在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的躺椅上突然想道：“我排斥关于调换儿、孤儿和继子女相关问题引发的一切感伤。”[6]但是她也知道，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一生当作一本劣质小说，然后用一句冷落的言语就将它从思想中摒除了”。[7]事实是，当麦卡锡的父母去世时，麦卡锡的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就整个随之蒸发了，麦卡锡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我可以想象自己嫁给一位爱尔兰律师，每天打打高尔夫和桥牌，偶尔去度假，还要参加某个天主教读书俱乐部的样子。我怀疑我会变得相当胖。”[8]
麦卡锡获得的取代这种已经不会实现的人生的东西，是后来成为她的写作特点的那种充满好奇的冷静超然。她所有回忆录中的风格都带着一点点黑色幽默的感觉，即便在她写到用胶带封住孩子们的嘴这种事时也是如此。经历过这些耸人听闻的苦难之后，麦卡锡反而不怎么愿意完全地表露自己的感受。也许一种认定过去那些事多么荒谬的意识能够让她自在一些。《她选择的伴侣》中的角色提到她同情那些“像一个没完没了地给别人讲述自己的糟糕经历的傲慢妻子那样讲究做作的礼仪的人”。[9]
对其他孩子来说，麦卡锡的外祖父安排她就读的西雅图的新天主教学校可能会让他们感觉过于严苛。麦卡锡写到，这个地方有一套历史悠久的惯例，修女们“通晓对权威的精准服从”。[10]麦卡锡渴望成为受欢迎的学生，希望能像学校里的其他女孩儿一样自信，不过懂事听话似乎并不能帮助她交到很多朋友，所以麦卡锡改变了策略。
后来麦卡锡写道：“如果美德不能让我名声大噪，那么我已经准备好了靠恶劣扬名立万。”[11]她很快就通过假装自己失去了天主教信仰而让学校里所有人心绪不宁。麦卡锡之前有没有天然的宗教情感不是一个能够用是与否回答的简单问题。她的出身环境是一种淡漠的新教和一种主要关注形式的天主教的混合。实际上，她母亲是犹太人。如麦卡锡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讲述的那样，年轻的麦卡锡为信仰设计了精准的时间框架：
假设，我在星期天失去了信仰，那么在接下来的三天静修时间里，我还可以重拾信仰，并赶上周三的告解。这样的话，就算我碰巧突然死去，我的灵魂可能陷入危险的日子一周也不过才有四天。
麦卡锡发现自己很享受引发众怒的感觉，也享受通过假扮的叛逆收获他人的认可。这件事让她得到了修女们的特别关注，以及她渴望的在同学之间的重要地位——一种能够让她与众不同的识别标志：“她就是那个连耶稣会会士也说服不了的姑娘。”[12]
这件事还让麦卡锡知道自己具有一种计算其他人的反应，并利用这种反应来实现自己目的的天赋。成年后的麦卡锡也知道自己在这个方面多么善于控制和操纵别人。在《回忆信仰天主教的少女时期》（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中，她描述了年轻时的自己如何策划了这次事件：她抱着“政治家和青少年经常有的那种冷静、空洞的赌徒心境”仔细观察了女修道院。[13]她看到了这里的人如何作为，看到了她们渴望什么；她把了解这里的规则当成必须完成的工作，然后研究出了具体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利用规则为自己服务。
在社交层面，这种天赋并不是总能给麦卡锡带来好处。她对别人作出的谨慎小心的赞美往往被当作尖刻的评判。伊丽莎白·哈德威克曾经写道：
玛丽在道德生活中总是带着一点神学院学生的感觉，对我来说，这是她独特性的一部分，也是她的风度中最令人说不清楚的一种魅力。她很少有漫不经心的时候，无论是什么习惯、偏见、重要时刻，哪怕只是转瞬即逝的一刻，都会被解释清楚、研究透彻，并记录在册。[14]
对于一位想要将评判伟大的戏剧作为自己最终的热情所在的批评家来说，这些评估和计算的习惯被证明是非常有益的。显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个习惯。麦卡锡这种判断别人的能力往往会被别人当作傲慢无礼的表现。“她表现出一副全世界数她最可靠的样子，不过实际上她一点儿也不可靠。”[15]黛安娜·特里林（Diana Trilling）这样告诉麦卡锡的传记作者之一。
特里林也是定期出席《党派评论》的诸多聚会的女性之一。她算是一个对麦卡锡抱有敌意的旁观者。麦卡锡也不喜欢特里林，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特里林总是觉得自己被《党派评论》的那群人边缘化了，因为她在他们眼中只是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妻子”，而丈夫才是比妻子出名得多的批评家。虽然黛安娜·特里林反复强调她不介意自己作为图书评论家和记者的表现都被丈夫作为批评家的远胜过她的光辉掩盖了，但她却总是忍不住就此发表评论。她在一本回忆录中写道：“人们只会赞美一个家庭中的一位成员，要赞美一个家庭里的第二位成员时，人们会变得双倍审慎。”[16]她说的不算错，但是麦卡锡、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和汉娜·阿伦特也都是别人的“妻子”，但她们都成功地找到了进入这个圈子的办法。
不管怎么说，麦卡锡注意到了自己喜欢评判的倾向。在《她选择的伴侣》中，女主角的丈夫说：“你总是用各种奇妙的顾虑作为你表现得像一个贱人的借口。”女主角则向丈夫保证自己已经努力不这样了。可丈夫并不相信她，还继续问道：“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呢？”[17]然而，从一开始，麦卡锡就注定不会像别人一样。
在西雅图度过的青少年时期，麦卡锡总是坚持结交一些与众不同的朋友。她离开女修道院，改为到公立高中学习，然后在那里遇见了让她开始了解文学人生是什么的朋友。这个黑头发的年轻姑娘名叫埃塞尔·罗森堡（Ethel Rosenberg，不是罗森堡间谍案中的同名人物），她喜欢穿背心和粗革皮鞋，还总是随身携带着一叠推荐书籍名单。埃塞尔给自己取了个简称叫“特德（Ted）”。麦卡锡在一本回忆录中说“据我所知，后来她成了公开的女同性恋者”。[18]当时的麦卡锡已经读过不少书，但绝大部分内容质量不高，都是些庸俗的小说或名为《真心忏悔》（True Confessions）的杂志之类的东西，那上面会刊登按照时间顺序发生的淫秽的谋杀或强奸事件。这些当然算不上卡夫卡级别的文学。
特德向麦卡锡展示了在更严肃的文学中也会有关于性的内容。特德的品味倾向于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作家，比如奥布里·比尔兹利（Aubrey Beardsley）和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他们会将感官描写融入自己的作品中，这让麦卡锡比较容易接受。至于另一位年轻男孩儿向她推荐的更为厚重的梅尔维尔（Melville）和德莱塞（Dreiser）的作品就不那么让人愉悦了。麦卡锡写道：“我根本看不懂《白鲸记》（Moby-Dick），虽然我看过约翰·巴里莫尔（John Barrymore）主演的改编电影《海兽》（The Sea Beast），但是电影不但对读书没有帮助，还造成了障碍。”[19]特德还介绍麦卡锡进入了她的第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圈子，那个西雅图沙龙是由一个比她们年纪都大的女同性恋者组织的，后者的丈夫拥有一家书店。
过了不到一年，麦卡锡就被送回了更接近上流社会环境的寄宿学校。不过那些波希米亚主义者已经影响了她。麦卡锡保持了给特德写信的习惯。她也会为完成课业而创作关于妓女和自杀的短篇小说或散文。她还会就男人进行一系列实验，她交过很多男朋友，直到认识了一个名叫哈罗德·约翰萨德（Harold Johnsrud）的人之后才安定下来，这是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哈罗德是一个秃顶的男演员，还比麦卡锡大好几岁，他肯定不是麦卡锡的第一个男人，另一个男朋友早已经夺走了麦卡锡的童贞（后来她在一本回忆录中描述这个经历时说那是“一种被填塞的轻微感觉”[20]）。不过哈罗德和麦卡锡的关系却一直持续着，直到她在1929年升入瓦萨学院（Vassar）之后也是如此。
出于某些明显的原因，写出一本畅销小说往往会留下一些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直倾向于夸大瓦萨学院如何“塑造了”麦卡锡的原因。有时候，麦卡锡甚至鼓励人们相信这种编造的神话。1951年，她在一篇为某杂志撰写的散文里写到了启发她去美国东北部上大学的那位老师。这位传说中的女老师确有其人，不过实际情况比她写的复杂得多。麦卡锡说她有“一副温柔、清晰、有穿透力的声音”，自己为她“批评学生在遣词造句时选择的某些自命不凡或自甘堕落的词语”的方式而着迷。[21]她去瓦萨学院就是为了成为同样锐利的人。
不过，如果说朋友是能够启动思想生活的引擎的话，那么瓦萨学院的问题就在于：它无法给坦克加油。直白地讲就是，麦卡锡在瓦萨学院的同学都不怎么喜欢她。也许有一两个例外，但是麦卡锡在大学期间获得的绝大多数友谊都不长久。尽管如此，麦卡锡仍然为在瓦萨学院上学而感到骄傲。她将女孩儿们的冷淡高傲视为一种应该被表现出来的气质。《她们》（The Group）中的一个角色就这样告诉自己：“她知道，瓦萨学院的姑娘们总体来说不被大多数人喜欢。她们已经成了某种高人一等的象征。”[22]
即便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麦卡锡仍然会给其他同学一种很势利的感觉。她们想起麦卡锡时会提到她的聪颖过人，但也会以此抨击她。后来的一本传记中引用了某位同学的话：“世界上最让人心灰意冷的事莫过于和玛丽·麦卡锡一起作为大学一年级新生上英语课。”[23]另一位同学说：“我觉得她引人注目又令人惧怕，而且她绝对会毁掉一个人的自信。玛丽不会对你做出无礼的举动，但是她会让你觉得低她一等。”[24]鉴于麦卡锡后来获得的成功，人们出于嫉妒可能会忍不住把对她的记忆写得很尖刻。不过就连麦卡锡本人也注意到了自己并不合群。她在给特德的信中写道：“关于瓦萨学院，我觉得这里还好，至少比［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25]］好，但是这里有太多能说会道、虚伪狡猾的人，他们还总爱给事物贴标签。”[26]
这样的评论出自一个因为“能说会道”而闻名的人之口确实有些奇怪。这个问题可能与东北部严格的社会阶层划分有关。人们一提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层阶级女性，就难免感情用事地认为她们不会受到大萧条的影响，因为她们绝大多数是注定要成家而非立业的。不过这样的想法往往低估了女性之间持续存在的社会竞争。在麦卡锡的时代，到瓦萨学院上学的女性都是精明能干的人；她们适应了地位的变化，看到被她们视为趋炎附势的行为就会大加指责。这里的学生出身背景各不相同，有豪门后裔，也有普通的资产阶级子女。她们当中的一些人会看着自己的父亲在大萧条中倾家荡产。而麦卡锡来自西部，没有接受过如何在东北部社会中行为处事的严格训练，所以注定要引起摩擦。她与教授们的关系就好得多了。其中有两个甚至可以被称为《绿山墙的安妮》中的安妮定义的那种“密友”。这两个人分别是基切尔女士（Miss Kitchel）和桑迪森女士（Miss Sandison）。后来她把自己的回忆录献给了这两个人，而不是那些与自己同龄的朋友们。
实际上，这些教授们远比此时依然在与麦卡锡约会的约翰萨德更深入地参与了她的思想和文学热情，约翰萨德在麦卡锡到瓦萨求学的这段时间里依然会不时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他们在某一年的夏天里同居了一个月，那次经历很糟糕。在麦卡锡读研究生期间，二人也总是分分合合。麦卡锡的感情生活与帕克的很相似，在她们的剧本里，男人绝大部分都是无关紧要的角色。
瓦萨学院在麦卡锡的一生中留下的真正持久的影响表现为她与一本“文学杂志”的最初接触。麦卡锡和包括伊丽莎白·毕晓普在内的几名爱好文学的年轻女性一起创办了这份杂志。杂志最初的名字叫《女强人》（Battleaxe），后来被正式定为《生气勃勃》（Con Spirito）。麦卡锡为这份报纸写了她的第一篇书评，她在其中通过对比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及如今早已被人遗忘的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的《公众面目》（Public Faces）来贬低前者。麦卡锡在文章中拐弯抹角地批判了现代主义者们：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学界的半神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弗吉尼亚·伍尔夫正在掩饰她的最新的缺乏深思的事实，这一缺点会在她的《普通读者II》（The Second Common Reader）中暴露无遗，那里面有的不过是简单的、“漂亮的”，被伪装成强烈情感和“一种新型实验”的女性特质。[27]
后来，麦卡锡说这些恶毒攻击证明了她“特有的邪恶”。不过她对此还是感到骄傲的，所以毕业之后，她把这篇文章带到了纽约。在与《新共和》当时的文学编辑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见面时，麦卡锡就向对方提交了这篇文章。考利算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艺术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他曾经和海明威等人一起待在巴黎，却没能像他们一样获得巨大的突破。当他显然已经无法仅仅依靠写作养活自己之后，考利改行做了编辑。他把自己的后半段职业生涯都用来记录其他人的成功了。
当时的考利对麦卡锡的文章没什么兴趣。他告诉麦卡锡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自己才会让她写评论：一是她是个天才，二是她快要饿死了。
我很快回答说：“我还不至于挨饿。”我知道我不是个天才，我也不喜欢这个我是在抢走他人口中的面包的暗示。[28]
考利在这个问题上只作出了一点点让步。麦卡锡先是获得了写一些非常短的评论的机会，之后才终于被安排去评论一本如今已经被人遗忘的纪实性回忆录的机会。这本书的名字叫《我上过煤坑大学》（I Went to Pit College），作者是一位毕业于史密斯学院的研究生，他隐藏身份到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矿场上工作了两年，之后创作了这本深受美国共产党偏爱的作品。考利是一位公开的共产党员，实际上，他负责的版面被普遍视为“共产党的扩音器”。[29]所以麦卡锡觉得这份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喜欢这本书，并在文章中对其大加赞美。她后来回忆说：“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奉命写作。”[30]即便如此，当她把评论文章交给考利之后，后者还是戏弄了她。考利认为她的评论不够严厉，于是他又刊登了第二篇评论，作为对麦卡锡的文章的羞辱的纠正。第二篇评论的作者是《新共和》的电影批评家，文章称：“这本书永远不应当被视为一段扣人心弦的社会纪实报道，甚至不应当被视为一个毫不做作的人道主义姿态。”[31]那之后的好多年里，麦卡锡没有再在《新共和》上发表任何文章。
另一份杂志《国家》对于麦卡锡的风格则宽容得多。麦卡锡对于分配给自己的书籍基本都不喜欢，她为它们写的评论里也充满了简单粗暴的人身攻击。在评论一位当时很出名，如今已经被人遗忘的记者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时，麦卡锡写道：“人们很难相信这些短篇小说能够代表伯内特先生（Mr. Burnett）的最高成就。说他是在一辆旧车的后备厢里发现这其中的大部分内容的反而是更给他留面子的想法。”[32]在另一篇针对五本书的评论中，麦卡锡写道：“它们的共同点有两条：第一是它们全都平庸得令人极其厌烦。”[33]这些评论中总是蕴含着一种邪恶的口气，一种写评论的人知道自己其实是在挑战评论文章适当性的惯例的感觉。麦卡锡的傲慢无礼变成了她的某种招牌。这些文章的价值就在于它们整体上宣称的更高级别的诚实。不需要因为被评论作品既有的声望而说违心的话让麦卡锡的作品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就像多萝西·帕克的“永远的读书人”专栏一样，你不是非要读了某本书才能体会这种精神。
《国家》显然也很满意麦卡锡这种夹枪带棒的腔调。不到三年，这份杂志就决定派她出去执行一项更具野心的工作。这个项目计划对美国所有杂志和报纸上的书评做一次评审，就像是发布某种书评界的国情咨文。绝大部分工作是由麦卡锡一人完成的，但是《国家》的主编，一个名叫弗蕾达·柯奇韦（Freda Kirchwey）的女人坚持让麦卡锡和杂志的文学副主编共同署名，这位年纪略长的女性副主编名叫玛格丽特·马歇尔（Margaret Marshall）。柯奇韦认为年龄和经验可以让这个系列更为人所信服。很难说她的这个担忧是不是有必要。不管怎么说，这个项目获得了成功。系列文章的标题叫《我们的批评，无论对错》（Our Critics，Right or Wrong），系列中的所有文章被分成五期，每两周发表一期。这些文章的基调是好争辩的；它们号召这个国家的批评家解释自己的评论为何会“从整体上造成人们对文学和艺术作品的误解，还拉低了人们的品位”。[34]
在美国书评的历史中，这样的批评文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批评家们很喜欢互相评论，就算公众认为这样的辩论毫无意义，他们还是要坚持这样做。《我们的批评，无论对错》能从这个种类的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的综合性。这些文章并不是要提出什么连贯的理论，以用来给世上所有的批评文章打分及赞扬或羞辱当时撰写批评文章的所有批评家们。比如《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的主编就因为其对被评论对象的老态龙钟的处理方式而遭到了嘲笑：
文学作品只是触动了他头脑中的一些模糊的，通常是没有依据的联想思维过程。他就像一位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闲逛的老绅士，只能够在路人的脸上看到转瞬即逝的与某位过世的姐夫或很久不曾想起的表亲的相似之处。[35]
这样的评价方式自然也给麦卡锡提供了一些报复的机会，马尔科姆·考利在一份已经被人遗忘的名为《图书》（Books）的期刊上发表的评论他好朋友的作品的书评就受到了直白地抨击。麦卡锡还通过将该系列的一整期专门用来批判《新群众》（New Masses）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的糟糕表现来间接打击了一些人。这篇文章嘲弄了“马克思主义和唯美主义之间的奇特的内战，让对糟糕的无产阶级图书的左翼评论有了一个混合的党派路线”。[36]
《我们的批评，无论对错》如愿引起了反响，这些反响并不一定是负面的，但是却都流露了对女性竟然可以如此锐利而感到的惊讶。一位《纽约时报》的评论家冒着自己被攻击的风险在专栏中用全部的篇幅谈论了麦卡锡和马歇尔。他甚至花时间写了一首居高临下的打油诗来描述这两个人：
哦，玛丽·麦卡锡和玛格丽特·马歇尔
两个聪慧又公正的女孩儿。[37]
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麦卡锡和马歇尔偏离了主旨，因为她们过分强调正式的学徒期，而且他每次提到这两位作者时都不忘用“女孩儿”这个词来指代她们。其他人表达自己不满的方式则更加直接。富兰克林·P.亚当斯（Franklin P. Adams）曾经是帕克早期的崇拜者之一，他抱怨说：“这两个女孩儿让我想起老斯特劳斯提到一个我们记不起名字的人时说的话：‘他总是疯疯癫癫的，但已经是芝加哥脾气最温和的人了。’”[38]
也有一些批评家是受到麦卡锡喜爱的，而且她也不吝于表露自己的赞美之情，她说他们“有洞察力”，尽管“他们势单力薄的嘘声都被向出版商献殷勤的人们的喝彩掩盖了”。[39]受到麦卡锡赞美的批评家包括丽贝卡·韦斯特，其余则大多是男性。有一人获得了麦卡锡的特别青睐，她称赞这位批评家拥有“将当代文学中有价值的东西与过去的文学联系起来”的能力。这位获赞者正是多萝西·帕克的老朋友埃德蒙·威尔逊，他为这样的评价感到满意。此时四十岁的威尔逊已经离开《名利场》，成了一位颇具声望的文人。他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妻子和他离婚了，但他们育有一个女儿；第二任妻子和他结婚才两年就于1932年去世了。此时的威尔逊虽然已经成了一个胖子，头发也快掉光了，但他很快就会迎娶麦卡锡为自己的第三任妻子。
1933年，麦卡锡从瓦萨学院毕业后嫁给了哈罗德·约翰萨德。麦卡锡总是将这段婚姻描述为一次不带感情的好奇之举，麦卡锡显然为此感到难堪，她曾经这样写道：“我刚刚做的事就是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未经深思熟虑就这样做是一种邪恶的行为。”[40]她的丈夫认为自己是位剧作家，但是谁都看得出来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约翰萨德始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麦卡锡很少提到他。两个人都有不忠行为，到了1936年，他们都觉得这段婚姻可以结束了。麦卡锡有过一系列婚外情，不过没有哪段关系是长期的。即使是名义上毁掉了她的婚姻的那次，似乎也在她离婚后就失去了吸引力。
麦卡锡在进入共产党人圈子的事上也充满矛盾。这正是造成她和马尔科姆·考利这样的人合不来的一半原因。麦卡锡在大学期间就见过左翼人士，她认为她们的活动是“高大、枯瘦、脾气不好的穿裤子的女孩儿们打的某种政治曲棍球”。[41]麦卡锡绝对算是个漂亮姑娘，虽然穿着打扮还有点俗气，但她觉得自己和那些女孩儿不一样。她也没有一种想要通过参加某个政治党派来服务于什么更广泛的社会公益的冲动。然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文学圈子和左派圈子的重叠程度非常高。参加鸡尾酒会意味着谈论卡夫卡，也意味着谈论共产党和党的艰苦奋斗。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人针对这些话题的充满激情的演讲令麦卡锡印象深刻。她写道：“他们让我觉得自己虚有其表、浅薄无知；我要说，他们日常生活中面对的丑陋让我生活中的光鲜亮丽显得廉价而俗气。”[42]
让麦卡锡写出这样的文字的是她性格中存在的好唱反调的特征。如果人们不喜欢什么她喜欢的东西，她总会想要弄清楚为什么。她的好奇最终会将她引向确信。麦卡锡在名为《我的告白》（My Confession）的散文中写道：“历史性事件的标志就是一个个体被漫不经心地置于了某种潮流之中。”[43]在这篇文章里，麦卡锡解释了她没什么前途的身为共产主义者的历史。不是每个个体都会紧紧抓住潮流奋勇直前。平静和沉着从来不是麦卡锡的风格，至少不是她的文字体现出的风格。
麦卡锡会在斯大林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论争中选边站队完全是个意外。一位小说家朋友在没有向她详细解释情况之前就把她的名字写在了一份为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辩护的委员会成员名单中，结果就成了她被认定为一位持不同政见者。麦卡锡写到自己起初大吃一惊，然后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或多或少地尝试说服自己接受这种恰当的政治观点。这让她在社交圈子里获得了一定声望：
每当我走进一个晚间活动的场所，戴着首饰的作家女士们就会面无血色，还要愤怒地挥挥她们戴着手链的手臂；当我敦促在出版界和广告界发展的年轻男子们自己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充满怀疑地拉紧领带。如果我晚上到俱乐部跳舞，高个子的大学生年轻党员会把我拉进他们的怀中，对我说不要犯傻了，宝贝。[44]
这就是黛安娜·特里林说自己发现麦卡锡的政治路线“不可靠”的意思。所有批评麦卡锡的人都认定她这种摇摆不定是不严肃的表现。即便是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这样宣称自己仰慕麦卡锡的人也对她的传记作者说“她不擅长解释抽象概念。她对生活的总体理解很好，比如对人，对社会，以及人的反应”。[45]
然而对于人而不是对抽象概念的洞察也是获得政治见解的一部分。麦卡锡不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或伯林那样的思想家，她不会把时间花在清晰地论述权利的完整体系，或详细说明公正的本质上。但理解人性仍然是进行政治分析的宝贵技能，后来麦卡锡称之为“对正统观念的有所怀疑和独立于大众意见的自主思考”。[46]这种技能对于分析二十世纪中期的政治非常有益，因为当时有很多庞大的抽象概念体系，比如纳粹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等，它们在大多数时候给人类带来的是灾难而非福音。不管怎么说，这让麦卡锡成了最能经受住发生在三十年代的两败俱伤的左派内部战争的人。当原本达成共识的集体内部有人争论不休时，不参与任何一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被卷入托洛茨基辩护委员会的那段时间里，麦卡锡正在和菲利普·拉夫同居。拉夫是《党派评论》的总编之一，麦卡锡也是这份杂志的领导层成员之一。拉夫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俊男子，但是他有一种深沉、激烈的魅力。他说的话“尖锐、严苛、有说服力，还带着很重的俄语口音”。[47]拉夫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非常深入，他是在大萧条时期来到美国的，曾经需要靠排队领救济度日。麦卡锡并不太把主义当回事，而拉夫则正相反，而且他一点儿也不怕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坚定信念，甚至可以为此对他人出言不逊。以赛亚·伯林描述拉夫时说“他不是一个特别和蔼可亲的人”。[48]另一位《党派评论》圈子成员德怀特·麦克唐纳说，拉夫“在很多方面相当冷酷无情”。[49]不过，麦卡锡对拉夫的看法与他们不同。当她在拉夫的葬礼上致悼词的时候，她说最开始让她受到拉夫吸引的原因是他在《工人日报》（Daily Worker）上为《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写的一篇书评。虽然文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负面的，但麦卡锡被拉夫对菲茨杰拉德这位富人的编年史记录者抱有的“有同情心的见解”惊呆了。她说拉夫对这本书的评论中含有一种出乎她意料的“温柔”。[50]
麦卡锡后来写到，拉夫不得不“为［她］发布一份敕令（ukase）”，[51]以此宣布麦卡锡加入《党派评论》的领导层。（“敕令”是苏俄成立之前由沙皇发布的一种公告。）要让一位女性介入杂志社的整体事务就必须这么做。1934年初《党派评论》发表创刊号时，麦卡锡是发行人栏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在这期杂志上发表了文章的女性。多年后，她带着不无调侃的口吻回忆说，以这样的方式作为知识分子登场也曾让自己感到紧张。管理杂志运营的其他男性同事都比麦卡锡，或者是比他们眼中的麦卡锡更执着于政治问题的激烈争辩。共产党纪律的余韵没能让《党派评论》避免各种内部正统思想的束缚，对意识形态纯洁度的焦虑疯狂地蔓延开来。
赞助人是一位出身传统纽约家庭的年轻抽象派画家，他在政治上非常“糊涂”，以至于有一天他走进（支持斯大林主义的）工人书店买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那天他还戴着一副鞋罩，拿着一根手杖，一想到他那副样子，我们其余人紧张得脸都白了。我们立即问道：“有人认出你吗？你觉得他们知道你是谁吗？”
这个插曲暗示《党派评论》的编辑和作者相对年轻，大多是二三十岁。他们迫切想要证明他们的“文学杂志”可以在世上享有一席之地。他们的焦虑总会体现在版面上，但焦虑也总会被伪装成高傲，而且都不是经历过正式的学徒期后理所应当拥有的那种高傲。如麦卡锡后来说的那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只有在美国，或者说只有在纽约的一小部分区域里，几乎没什么资历的人才敢表现得像某种至高权威一样”。
麦卡锡被安排评论戏剧是因为其他男同事对她还有质疑。根据他们年轻的正统观念，戏剧是一种不值得费太多心思关注的资产阶级艺术形式。“就算我说得不对，谁会在乎呢？这个想法最终胜出了。”事实证明麦卡锡很适合这个职位。她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己来完成这些工作，这意味着她可以自己教自己写作。像帕克一样，麦卡锡倾向于讨厌其他所有评论家喜欢的东西，这一点对她不无帮助。
起初，麦卡锡过于迫切地想要对马克思主义者表达诚意，所以她根据他们的政治观念评论戏剧，这样得出的结果往往是些俗套的陈词滥调。麦卡锡写道：“那是一个教条主义的时代，每个人都加入了某种‘揭露’艺术作品中的潜在倾向的活动，就像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在探案一样。”在评论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制作的萧伯纳的《伤心之家》（Heartbreak House）时，麦卡锡注意到他作为演员有一种把“某种黏稠的圣油喷到自己塑造的角色的粗糙表面上”的倾向。[52]与此同时，克利福德·奥德茨（Clifford Odets）和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则患上了某种“自体中毒”，中毒的表现是他们“［的作品中］会不时出现停顿，为的是等待几不可闻的鼓掌声结束”。[53]唯一的例外是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的《我们的小镇》（Our Town）。麦卡锡真心喜欢这部戏，认为它“是一种纯粹而简单的意识行为；它证明了至少在艺术作品中，经历是可以被捕获、控制和观察的”。[54]
在某一篇评论中，麦卡锡需要评论的是一位前辈。女演员露芙·高顿（Ruth Gordon）参加了一部名为《超过二十一岁》（Over Twenty-One）的戏剧，这又是剧作家们无数次想要在舞台上塑造出一个多萝西·帕克一样的角色的尝试之一。麦卡锡评论说：“多萝西·帕克的角色像适合被画成漫画悬挂在萨蒂餐厅（Sardi’s）[55]一样适合于舞台。”[56]她认为戏中对帕克的机智幽默的隐约效仿是观众可能会喜欢这部戏剧的唯一原因。
麦卡锡从来没见过帕克，或者说没有正式见过。她有过一次近距离看到帕克的经历，后者当时参加了一场在纽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活动。麦卡锡写道：“她矮胖的身材让我很失望，如果她是出现在如今的谈话类电视节目里，我可能还会有点心理准备。”[57]不过当麦卡锡上了年纪之后，也会有人粗鲁地评价她又矮又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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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第一次见到埃德蒙·威尔逊是1931年，他到瓦萨学院做演讲时。麦卡锡当时对此并不怎么热心：“他身材臃肿、气喘吁吁的，还很紧张，真是一个糟糕的演讲者，那绝对是我听过的最糟糕的演讲，而我甚至听过一位口吃者做的演讲。那是几年后我在纽约主持一次会议时遇到的一位口吃者，他念了二十一个音节才念完‘极权主义’[58]这个单词——有人数来着。”[59]到1937年，威尔逊已经成了受《党派评论》的编辑们追捧的人，他们都崇拜威尔逊和他尤其热衷于撰写的针对年轻男性知识分子的批评文章。当时威尔逊的作品几乎登上了纽约所有主要报纸杂志的版面，其中大部分是书评，也有一些是新闻报道。他的研究象征主义的长篇作品《阿克塞尔的城堡》让他成了一位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本书也是他去瓦萨学院演讲的原因。《党派评论》想获得文学上的认可，好以此提高杂志的文化地位。威尔逊正是可以带来这种认可的人。
麦卡锡一直是这个团体内部的对抗分子，所以她没有义务像她在《党派评论》的其他同事一样必须对威尔逊崇拜有加。即便如此，她还是被要求和另外五名编辑一起与威尔逊共进午餐。威尔逊还邀请了《我们的批评，无论对错》的合作者玛格丽特·马歇尔。感受到压力的麦卡锡非常紧张，于是她和领导层的另一位成员在饭前去喝了些鸡尾酒。后来在餐桌上，她又喝了很多曼哈顿鸡尾酒和红葡萄酒。酩酊大醉的麦卡锡和威尔逊、马歇尔一起在酒店的套房里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给菲利普·拉夫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去哪儿了。
这件事其实是有些不恰当的，但不知怎么的，几周后麦卡锡答应和威尔逊约会。结果她去了威尔逊在康涅狄格州的房子，并且没有拒绝后者的求爱，在沙发上和他发生了关系。没过多久，麦卡锡就离开拉夫，嫁给了威尔逊。她总是无法解释这个举动，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我很喜欢和他聊天，但是并不觉得他有性方面的吸引力。”[60]
人们在回看糟糕的婚姻时总会将它们神秘化。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对威尔逊和麦卡锡的描述称他们的婚姻是“两个暴君”[61]的结合。这样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大其词。起码应该说，他们两人相处不愉快的原因并不是这么简单的。1938年时，这对夫妇有了一个儿子，取名鲁埃尔（Reuel）。后来鲁埃尔写了一本关于父母的书，他是这样刻画这对夫妻的性格的：
别的都不提，只说一点就够了：威尔逊受到内心恶魔的鼓动，能够做出粗鲁、残忍，甚至是暴力的行为。麦卡锡小小年纪就成了孤儿，还被监护人冷酷地利用，她一直带着童年悲剧留下的耻辱心，所以对于丈夫频繁的刺激和批评总会给出情绪强烈的反应。[62]
在遇到麦卡锡之前，威尔逊的感情生活和性生活都相当混乱。他喜欢特别聪明的女人——他第一次非常投入的恋爱对象是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虽然最终是米莱提出分手的，但总体上说，威尔逊总是维持不好和他人的关系，包括与自己的孩子之间的。他的经济状况并不稳定，他的收入来源仅限于作为自由撰稿人获得的报酬。财务问题是他持续不断的压力来源之一，除此之外，他还酗酒。
麦卡锡和威尔逊结婚时，后者承诺要带她离开城市，让她过上宁静一些的生活。威尔逊夫妇在婚姻存续期间暂居过纽约州北部、韦尔弗利特（Wellfleet），还有芝加哥。但无论他们在哪儿生活，日子都过得捉襟见肘。麦卡锡觉得不幸福。这种感觉会表现为某种短暂的、歇斯底里的狂怒。威尔逊和前妻生的孩子当时已经十几岁了，她形容这样的麦卡锡是“癫痫发作了”。1938年6月，麦卡锡再次情绪失控后被迅速送到了佩恩·惠特尼精神病院（Payne Whitney psychiatric ward），经医生诊断，她是患上了焦虑症。麦卡锡在回忆录《我如何成长》（How I Grew）的第二卷中宣称这次发病是因为醉酒的威尔逊打了她，而且她当时已经怀孕两个半月了。
这件事非常令人震惊，很多人在打探细节的过程中都被吓到了。威尔逊的一位和麦卡锡成了朋友的亲戚见识过他们之间最糟糕的情况。这个人告诉威尔逊的传记作者刘易斯·达布尼（Lewis Dabney）说，与这对夫妇谈论他们的婚姻就像是在听“《罗生门》（Rashomon）里的人物讲述各自版本的相互排斥的所谓现实一样”。在那部电影中，人们可能最终也无法得到一个一致的故事真相。在他们的离婚诉讼中，威尔逊宣称自己从没对妻子动过手——“只有一次除外”。他指的例外可能就是导致麦卡锡被送到佩恩·惠特尼精神病院的那次。不管怎么说，七年之后，当这对夫妻在1945年打起离婚官司时，朋友们都站在了麦卡锡一边。
不过，这次婚姻还是给麦卡锡带来了两件毋庸置疑的好事。第一是她有了一个儿子鲁埃尔，第二是她开始改行写小说。终其一生，麦卡锡一直都会说威尔逊就是那个坚持让她尝试写小说的人，因为他觉得她为《党派评论》和其他地方写的那些文章不足以施展她全部的天赋。此外威尔逊也为她提供了物质帮助，他雇用了家政人员，这样就算孩子还小的时候，麦卡锡也能有时间写作。
麦卡锡在与威尔逊结婚期间写的小说配得上威尔逊曾经对帕克作品的称赞：这些作品同样有一种是由具有“想要写作的迫切需求”的人写出来的感觉。麦卡锡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名叫《穿布鲁克斯兄弟牌西装的男人》（The Man in the Brooks Brothers Suit）。它讲述了关于这个像极了麦卡锡的主人公的第一个故事。这个名叫梅格·萨金特（Meg Sargent）的人物乘坐火车前往里诺（Reno）是为了去和自己的第一任丈夫离婚。她在火车上遇到一个无趣的已婚中西部生意人。最终他们发生了关系，但是她的态度犹豫不决，甚至带着些后悔。在整个相遇过程中，梅格·萨金特一直在审视自己，评价自己的一言一行。她从一开始就在沉思：“没错，她总是希望遇到什么激动人心或罗曼蒂克的事情，不过成为那种‘坐在车厢里钓男人的女孩儿’其实并不浪漫。”[63]梅格·萨金特恰恰就是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她喜欢这样利用自己的性感魅力。梅格很漂亮，但她并没有为此特别虚荣。她知道只有一种特定的美国男人会认为她美：
在内心深处，她轻视那些认为她完美的男人，因为她知道如果她穿着泳衣走在南安普敦（Southampton），她根本没有任何出众之处。虽然她从来没有真的挑战过这个冷酷的测试，但这件事在她的脑海里一直是种威胁。无论是一本在美容院翻看的《服饰与美容》杂志，还是一顿超出她支付能力的大餐都足以让她意识到自己所处的险境。如果她和那些爱上她的各个男人在一起时曾经感觉到安全，那是因为从某些方面来说，那些人全都很糟糕，如今她终于看清楚这一点了……他们每个人的美国生活都存在某种缺陷，这让他们在恋爱中变得谦卑。而她自己真的就那么没有资格享受更好的东西吗？难道她真的只能属于缺陷者兄弟会？她不是一个生活在自我放逐之中的正常、普通的女人吗？她不是行走在山精中间的公主吗？[64]
拉夫大概就是麦卡锡所谓的“山精”之一，不过前者似乎没有为此感到受辱。他们都知道这篇小说恐怕会引起公众的愤怒。故事中的直言不讳在当时看来实在太不寻常了。不过这反而更激发了他们发表这篇文章的愿望，而且文章获得的反响证明一切都是值得的。乔治·普林顿（George Plimpton）对麦卡锡的传记作者之一说：“当时我还是埃克塞特学院（Exeter）的学生，这篇小说给我带来的震撼几乎和珍珠港事件带来的一样大。”[65]男人总是抱怨麦卡锡在小说中对他们的描述过于严苛，不过碰巧是威尔逊朋友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就非常喜欢麦卡锡最终的小说集：“这些作品太精彩了，充满诗意，机智而新颖。”[66]当时还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有抱负的年轻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也对麦卡锡的这篇小说青睐有加。
女性普遍喜欢这篇小说，因为她们对于梅格的思想独立、自信，以及她犯的错误都能够感同身受。“这个女主人公是一个坚强，同时也愚蠢的女权主义者。”[67]宝琳·凯尔记得自己读到这篇小说时就是这么想的，当时她还是一位在西海岸为事业挣扎的剧作家。“她很蠢，但是她绝不软弱。”这样的细微差别是很难被捕捉到的。梅格很有主见，也很自信，但她并不一定总是对的，这样的混合特质在当时既有的对女性的刻画套路中还很少见。无论是在电影还是书籍中，女性很少被允许同时表现出自信和脆弱。
因为这篇小说大获成功，所以麦卡锡在不到一年之后就出版了一整本关于梅格的短篇小说集，书名叫作《她选择的伴侣》。这是麦卡锡的第一本书，一经出版就收获了热烈的赞美。几乎所有评论都认定麦卡锡是某种能用文字置人于死地的谋杀者。一位《纽约时报》的评论家写道：“她使用讽刺的方式就像猫捕食老鼠的方式一样既温柔又致命。”[68]《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男性）图书专栏作家宣称他相信麦卡锡拥有一种“精妙地表达恶意的天赋”，尽管他称梅格为“骄纵的甜心”。[69]《新共和》的马尔科姆·考利亲自写了一份书评，起初他似乎不喜欢书中前四个故事的腔调：
机智而邪恶，但还不是邪恶的机智；一种心理上的尖锐，但似乎并没有挖掘得很深……总是选择一些糟糕的伴侣的女主人公可能正是这些人中最糟糕的——最势利、最做作、最充满恶意，也是最不确定自己是否拥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人格的人，她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存在于自己不停重写的这本书之外。[70]
理智的人们可能会在梅格究竟是势利、做作、充满恶意，还是一切只因为她年纪尚轻的问题上持有异议。梅格去看了心理分析专家，结果发现自己绝大部分困惑和借口都与可怕的童年相关——这正是她不断给别人讲述的“糟糕经历”。[71]她走出心理分析专家的办公室，打算“去调查自己的欺骗”。[72]考利以一种其他评论家所不能的方式看出了这给整本书带来的翻天覆地的改变。
麦卡锡女士已经学会了不用讲述一个自我保护的谎言就按照事情可能发生的样子安排好一切情节的复杂技巧……《她选择的伴侣》不是一本讨人喜欢的书，也不是什么精妙地组织起来的内容，不过它具有一种亲身经历过的不寻常的特质。[73]
考利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书里的内容确实是麦卡锡的亲身经历。这些短篇小说中的内容具有自传性质这一点并没有什么争议。细节也许是编造的，但核心内容不是。梅格和麦卡锡一样是来自西部的女孩儿。她失去了母亲，拥有一个缺衣少食的童年，她到纽约来是想成为一名作家。她的婚姻也像麦卡锡的第一段婚姻一样失败了：因为她的生活中出现了另一个男人。梅格还拥有和麦卡锡拥有的类似的第一份工作，同样的朋友圈子，连她选择的恋人也是年轻时的麦卡锡会选择的那种。虽然不是麦卡锡的仰慕者，但是批评家莱昂内尔·埃布尔曾经说过：“除了像告解一样真实的内容之外，我不认为她写过别的什么。”[74]
麦卡锡无论如何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她远没有帕克那么喜欢折磨自己，但她的小说依然是倾向于自我批评的。根据小说反映她的亲身经历的程度来看，麦卡锡显然已经跳脱了事件本身，她像个局外人一样审视这些经历，同时也审视她自己，然后根据自己作出的判断来把事件小说化。这种小说中的自我意识和一般的一副忏悔口气的作品截然不同：它是淘气顽皮、疏远淡漠、坦白直率的，不过这些态度中都带着一种冷酷无情。
显然，这种技巧很适合麦卡锡，她甚至可以将其适用到发生在更近期的事情上。当她还和威尔逊在一起时，麦卡锡就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杂草》（The Weeds）的小说，内容涉及了她婚姻中的那些伤痛。故事开头，一位没有取名字的女性人物坐在花园里思考如何，以及何时离开丈夫。最后她逃到了纽约。同样没取名字的丈夫追到纽约来把妻子带回家。妻子大闹了一场，叙述者在描述这个场面时冷酷地分析了她的动机：
她已经意识到自己表现得既怪异又令人厌恶，她的丈夫都为她的样子和她发出的声音感到震惊，但是这种快要喘不上气的抽泣让她感到愉悦，因为她意识到这是自己能够对他施予的最后惩罚，她像巫婆一样丑陋的外形，以及显然已经衰败的精神就是她最终的复仇。[75]
这个故事中的自传性因素是作者有意识使用的。麦卡锡曾经把初稿拿给威尔逊看。后者没有就文中对自己的刻画提出不满。但是当这篇小说最终被发表在《纽约客》上之后，威尔逊又改变了看法。“他真的非常生气。我对他说：‘可是我之前给你看过了。’他却说：‘可是你又改进了！’”[76]
1944年，经过了七年的吵闹和争论，并利用这些吵闹和争论为灵感创作了一系列精彩的小说之后，麦卡锡终于离开了威尔逊。他们的离婚大战同样火爆，最终还是闹到了法庭上。关于各自在婚姻期间具体受了多少伤害的争论无穷无尽。这场婚姻虽然糟糕，甚至可以被称为一场情感上的灾难，但它却促使麦卡锡创作出了她最精彩的那些作品。用现代流行的说辞是这并不能“弥补”任何损失，但是能够留存于世的正是这些作品，而不是她为很久之前就停演的戏剧或如今已经被人遗忘的小说所撰写的那些评论。
*
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回到1944年在菲利普·拉夫家举行的那场聚会了，也就是麦卡锡说了一些让汉娜·阿伦特无比气愤的评论的那次。考虑到她当时承受的压力，再加上婚姻的解体，我们大概就可以理解她为什么会对希特勒做出如此轻率的评价了。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聚会女主人，麦卡锡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失误。在《杂草》那篇文章中，女主人公抵达纽约后才发现一切都变了，几乎没有哪个朋友回复她的电话。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麦卡锡却是强势回归纽约的。她广受好评的短篇小说集已经让她成了真正的作家，这样令人羡慕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在左派杂志上发表几篇戏剧评论和书评文章能带给她的。当时和如今一样，小说被看作是文学成就的最高峰。麦卡锡突然变得受欢迎了，她还开始接到请她去教课的邀请，于是她接受了，先是在巴德学院（Bard），后来又在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麦卡锡的生活也朝更好的方向发展了，她遇到了一个比威尔逊冷静，也远不像他那么专横的人。这个拥有头韵体名字的人叫鲍登·布罗德沃特（Bowden Broadwater），他身材苗条、衣冠楚楚，是《纽约客》的作家。他和麦卡锡是在1946年12月结婚的。
时至此时，麦卡锡已经成了一种家喻户晓的另类人物。那些喜欢看文学报纸和平庸杂志的人都知道她，但是她的书并不畅销，可人们突然开始注意她梳什么发型，穿什么衣服了。这群观察者之一说：“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她看起来似乎是在坚持一种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类型的平凡外表。”[77]与此同时，她的名声还开始传播到更广泛的文化圈子里。《服饰与美容》的“人们在谈论”专栏就提到了《她选择的伴侣》。文章宣称麦卡锡的写作风格“就像一个手里拿着鱼叉的聪慧的鸟身女妖，她四处插刺只是为了自己高兴”。[78]
认为麦卡锡的风格就是纯粹的邪恶的观点随处可见。评论家们总是会承认她具有某种洞察力，有一种轮廓鲜明的风格。但是他们并不喜欢麦卡锡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认为麦卡锡把她的看法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做法有些无礼和粗鲁。他们选择的那些比喻暗示了他们认为麦卡锡的智慧是带着伤痕的、有破坏性的，甚至可能是阴险狡诈的。就连认识麦卡锡本人的人也会有和那些不认识她的人一样的想法。她的朋友艾尔弗雷德·卡津后来评价这本书“非常严肃”，但是“充满敌意，就像合唱团里的一个女孩儿说另一个女孩儿的坏话时一样恶毒”。[79]
从女性和恶意这些字词传统的本意上讲，麦卡锡的作品可能既不是女性的，也不是带有恶意的。麦卡锡的小说有一种挖苦讽刺的腔调，不过那些以她自己为原型的角色也和以其他人为原型的角色一样受到她的评判和嘲讽。换句话说，麦卡锡的作品很锐利，不过它们并不必然含着恶意，或令人反感。
有一个可能算是例外的存在是麦卡锡在嫁给布罗德沃特之后开始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题目叫《绿洲》（The Oasis），小说的主题是纽约的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圈子。小说的内容建立在一个荒诞的前提之下，一群倾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被派到宾夕法尼亚州创建一个乌托邦。这场努力自然是要以失败告终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活在这个聚居地中的人们的虚荣自负。很难确定促使麦卡锡写《绿洲》的具体动力是什么，但是她写得很快，只用了几个月。因为奥威尔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政治讽刺题材在当时很流行，这可能也启发了麦卡锡。在现实生活中，麦卡锡当时正在费力地组织美国知识分子中的左派人士联合起来支持外国作家，不过这个活动简直就是灾难，因为内部争斗不断而分崩离析。《绿洲》可能是麦卡锡给出的一种报复手段。
尽管如此，麦卡锡还是在多年后辩解说：“整个故事完全是虚构的。”[80]不过她指的仅仅是情节，至于小说中的人物，她承认自己依照了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我努力尝试至少要尽可能地明确一个人的本质，要找到对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还是小说里的人物都至关重要的那个本质。”菲利普·拉夫的本质被体现在了一个名叫威尔·陶布（Will Taub）的角色身上。陶布是这个群体的领袖，不过他气势汹汹的咆哮只是他用来掩饰自己就身为犹太人和其他问题而感到的深刻的不安全感的手段。他的妻子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角色，对他很体贴，但是“每当她想要思考社会问题时……（他总是）一副粗鲁无礼、心情不佳的样子”。[81]［拉夫此时已经娶了麦卡锡在瓦萨学院的同学纳萨莉·斯旺（Nathalie Swan），后者在某些方面也符合这样的描述。］
理论上说，这本小说挺有意思的。但是从社交角度上看，写这样一本书无异于自掘坟墓。麦卡锡是直接在拿自己的很多朋友开玩笑。由这部小说的明显的恶劣而引发的中伤在因为《党派评论》而被常年联系到一起的人们之间蔓延开来。据说黛安娜·特里林抱怨麦卡锡时称：“这个女人就是个恶棍。”[82]那些模仿角色依据的原型们感受到的背叛程度是无法被忽视的。拉夫尤其觉得很受伤。他开了个会讨论大家该怎么做，结果大家都劝他不要表现得这么高高在上。不过拉夫已经下定决心，他扬言要起诉麦卡锡，并让自己的律师给该书的美国出版商发去一封律师函，宣称这本书“是对他隐私权的严重侵害，因为其中包含了完全虚假的、有异议的和诽谤的内容”。[83]最终，拉夫还是放弃了，部分原因是他的朋友们提醒他，他必须先证明麦卡锡小说中那个愚蠢的角色足以被认定为他才能就诽谤索赔。这个前景对他来说实在没什么吸引力。
更糟糕的是，这本书也不怎受欢迎。书中谈论的是一个相对与世隔绝的世界，一位普通的报纸读者肯定不能理解它其实另有所指。《纽约时报》的评论家抱怨说：
麦卡锡女士特有的精确性在为以她为圆心的特定读者群体写作时反而成了一个缺点，因为紧挨着圆心的核心圈子太小了。一份文学杂志的主编毕竟不是英格兰的财政大臣。在那个小圈子之外的读者除了觉得《绿洲》有一种模糊的巧妙诽谤和不多的几个精彩情节之外，根本体会不到别的什么。[84]
一个很了解核心圈子，且在读了这本书之后还觉得非常喜欢的人正是汉娜·阿伦特。不久之前，阿伦特和麦卡锡已经在一个地铁站台上讲和了。“我们的想法有很多相似之处，”[85]在聚会上的争吵发生五年之后，阿伦特显然是这样告诉麦卡锡的。她还在一封信中赞美了这本别人都很讨厌的书：
我必须告诉你，这本书能带来纯粹的愉悦。你写出了一本真正的佳作。恕我冒犯，但我想说这本书不仅仅是比《她选择的伴侣》好，而是根本比它高出了一个层次。
这本书的贡献之一就是拉近了“以堕落为标志的”麦卡锡和“有意识的贱民”阿伦特之间的距离。
事实证明，这两个人简直是知识分子世界里的天作之合。她们一直保持朋友关系直到阿伦特去世，中间没有过间断。两个脾气相投的女性之间的友谊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麦卡锡和阿伦特的友谊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坚韧。她们俩几乎没在同一个城市居住过，因此她们之间的友谊完全是靠书信维系的。信里的内容很是八卦，但八卦也是与她们讨论的知识问题缠绕在一起的。比如她们对朋友的书籍的看法，对彼此的作品的看法等等。观点是精妙有益的东西，但它们要立足于外面的世界，并与那些持这些观点的人的人性联系在一起。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麦卡锡带着儿子和鲍登·布罗德沃特一起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多个小镇上生活过。她会给阿伦特写信描述拉夫的到访——他显然已经像被《绿洲》迅速地惹恼一样迅速地原谅了麦卡锡。麦卡锡在信中称“他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念让我觉得他仿佛是一个大洪水以前的人”。[86]接着她继续谈论了拉夫如何“让我紧张得要命，我们好像是两个站在巴别塔上朝彼此大吼的人。不是那种充满敌意的吼叫，只是有一种疏远和相互警惕的感觉。这大概都是我的错”。麦卡锡还会抱怨所有在聚会和谈天中打断她讲话的人。与此同时，阿伦特则从她位于纽约上西区的公寓里给麦卡锡写长长的回信，内容是对于那些所谓的“滑稽哲学家”[87]的富有同情心的滔滔不绝的论述。她会思考苏格拉底、笛卡儿、霍布斯、康德、帕斯卡尔等，当然，还有海德格尔。
她们还会漂洋过海去探望对方。麦卡锡创作关于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书时，阿伦特会和麦卡锡一起前往欧洲。阿伦特也请麦卡锡帮忙“英文化”她的作品，就像其他的朋友帮她做过的那样。在阿伦特大部分时间定居欧洲之后，麦卡锡还总是住在阿伦特在纽约的公寓中。从精神上说，她们两人是不可分割的。
与麦卡锡同时代的很多人都暗示，甚至是直白地表示自己不明白阿伦特看上麦卡锡哪一点。人们觉得她们的作品风格大相径庭：阿伦特充满了复杂的思考，而麦卡锡则直率而优雅。这已经是人们最委婉的表达了。很多人认为麦卡锡与阿伦特不是同一个级别的思想家。但阿伦特并不觉得自己的朋友在知识层面与自己有这么明显的差距。她把自己的手稿交给麦卡锡考虑和编辑，并且进行“英文化”。她们通信的内容也不是仅限于八卦消息和日常汇报，而是包含了对于小说的组成、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个人道德和公共常识等内容的争论。
尽管如今的人们回看麦卡锡和阿伦特时会将她们归入解释事物的男性的圈子中（这两位女性在通信中称这些男性为“男孩儿”），但实际情况对于她们来说还要复杂得多。她们并没有作为“男孩儿中的一员”而被接受。尽管男性在某种程度上钦佩她们的作品，但在面对阿伦特或麦卡锡的批评时，他们也会充满敌意和防御性。公平地说，无论是麦卡锡还是阿伦特对自己圈子里的大多数男性都没有什么可恭维的。比如麦卡锡给阿伦特写信谈论索尔·贝娄（Saul Bellow）时就写道：
我听说索尔最近状况不太好，他在攻击被他称为美国机构的一群人，那其实就是指他的批评家们。他在伦敦作了一次演讲，演讲结束后，听众被要求在原位上坐十分钟（也可能是五分钟？）才可以走，这样在他坐上离开的车之前，就没人能去找他要签名了。[88]
关于写文章攻击麦卡锡的卡津，阿伦特这样写道：
这些人越老越糟糕，这一次他纯粹是出于嫉妒。嫉妒是魔鬼。[89]
这种简洁的侮辱当然不是仅仅出于女性之间的团结。无论是麦卡锡还是阿伦特都不会接受将她们的友谊定义为“女权主义”的做法。她们也不喜欢自己圈子中的其他女性。她们渴望以女性身份发表观点，但是她们从来不希望自己的性别成为一个定义她们的特征。这与她们生活的时代不无关系。另一部分原因是她们除了彼此之外，与其他人并不怎么合得来。她们之间的联系不是建立在传统含义的姐妹情上的。如阿伦特在这段友谊开始时评论的那样，她们是两个总是“想法非常一致”的盟友。每当整个世界似乎都在与她们为敌时，这种一致的思维方式就被加固成了一套她们可以共同穿戴的铠甲。
[1] Eileen Simpson，“Ode to a Woman Well at Ease，” Lear’s，April 1990，转引自Frances Kiernan，Seeing Mary Plain：A Life of Mary McCarthy （Norton，2000），223。
[2] Young-Bruehl，Hannah Arendt，197.
[3] Elizabeth Hardwick，“Mary McCarthy in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March 26，1992.
[4] 美国小说家，他的作品大都是穷孩子如何通过勤奋和诚实获得财富和成功的故事。
[5]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Harcourt，Brace & Company，1957），61.
[6] The Company She Keeps（Harcourt，Brace & Company，1942），263.
[7] The Company She Keeps（Harcourt，Brace & Company，1942），194.
[8]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16.
[9] The Company She Keeps，264.
[10]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102.
[11]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111.
[12]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121.
[13]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111.
[14] “Mary McCarthy in New York.”
[15] 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119。
[16] Diana Trilling，The Beginning of the Journey（Harcourt Brace，1993），350-51.
[17] The Company She Keeps，276.
[18] How I Grew（Harvest Books，1987），56.
[19] How I Grew（Harvest Books，1987），61.
[20] How I Grew（Harvest Books，1987），78.
[21] “The Vassar Girl，” Holiday，1951，reprinted in On the Contrary （Noonday，1961），196.
[22] The Group（Harcourt Brace，1963），30.
[23] Elinor Coleman Guggenheimer，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67。
[24] Lucille Fletcher Wallop，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67。
[25] 位于西雅图。
[26] 1929年11月1日，玛丽·麦卡锡写给特德·罗森堡的书信，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69。
[27] “Two Crystal-Gazing Novelists，” Con Spirito，February 1933，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81。
[28] “My Confession，” in On the Contrary，80.
[29] Adam Kirsch，“What’s Left of Malcolm Cowley，” City Journal，Spring 2014.
[30] Intellectual Memoirs 1936-1938（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92），9.
[31] “Coalpit College，” New Republic，May 2，1934.
[32] “Mr. Burnett’s Short Stories，” Nation，October 10，1934.
[33] “Pass the Salt，” Nation，January 30，1935.
[34] “Our Critics，Right or Wrong，Part I，” Nation，October 23，1935.
[35] “Our Critics，Right or Wrong，Part III，” Nation，November 20，1935.
[36] “Our Critics，Right or Wrong，Part IV，” Nation，December 4，1935.
[37] John Chamberlin，“Books of the Times，”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2，1935.
[38] F. P. Adams，“The Conning Tower，” New York Herald Tribune，December 13，1935.
[39] “Our Critics，Right or Wrong，Part V，” Nation，December 18，1935.
[40] How I Grew，267.
[41] “My Confession，” in On the Contrary，78.
[42] “My Confession，” in On the Contrary，86.
[43] “My Confession，” in On the Contrary，77.
[44] “My Confession，” in On the Contrary，100.
[45] Isaiah Berlin，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
[46] “My Confession，” in On the Contrary，102.
[47] “Philip Rahv （1908-1973）” in Occasional Prose（Harcourt，1985），4.
[48] Isaiah Berlin，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121。
[49] 德怀特·麦克唐纳接受黛安娜·特里林采访，Partisan Review，1984，in Interviews with Dwight Macdonald，ed. Michael Wreszi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3）。
[50] “Philip Rahv （1908-1973）” in Occasional Prose，4.
[51] Theatre Chronicles，1937-1962（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63），ix.
[52] “Theatre Chronicle，” Partisan Review，June 1938.
[53] “Theatre Chronicle，” Partisan Review，March-April 1940.
[54] “Theatre Chronicle，” Partisan Review，April 1938.
[55] 纽约的一家餐厅，以展示数百幅名人漫画而闻名。
[56] “Wartime Omnibus，” Partisan Review，Spring 1944.
[57] How I Grew，16.
[58] “totalitarianism”这个单词含有七个音节。
[59] How I Grew，260.
[60] Intellectual Memoirs，97.
[61] David Laskin，Partisans：Marriage，Politics，and Betrayal Among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88.
[62] Reuel K. Wilson，To the Life of the Silver Harbor（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2008），53.
[63] The Company She Keeps（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42），84.
[64] The Company She Keeps（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42），112.
[65] George Plimpton，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181。
[66] 1942年5月6日，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写给埃德蒙·威尔逊的书信，收录于Dear Bunny，Dear Volodya：The Nabokov-Wilson Letters，1940-1971，ed. Simon Karlinsk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67] Pauline Kael，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181。
[68] William Abrahams，“Books of the Times，” New York Times，May 16，1942.
[69] Review by Lewis Gannett，New York Herald Tribune，May 15，1942.
[70] Malcolm Cowley，“Bad Company，” New Republic，May 25，1942.
[71] The Company She Keeps，194.
[72] The Company She Keeps，223.
[73] Cowley，“Bad Company.”
[74] Lionel Abel，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180。
[75] “The Weeds，” in Cast a Cold Eye（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50），35.
[76] Mary McCarthy in Contemporary Authors，New Revision Series，vol. 16 （Gale，1984），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208。
[77] Margaret Shafer，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267。
[78]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Vogue，July 1947.
[79] Alfred Kazin，“How to Plan Your Reading，” Vogue，July 1947.
[80] “The Art of Fiction，No. 27：Mary McCarthy，” Paris Review（Winter-Spring 1962）.
[81] The Oasis（Harcourt Brace，1949），39.
[82] William Barrett，The Truants：Adventures Among the Intellectuals（Doubleday，1982），67.
[83] 1949年5月3日，H. William Fitelson写给Robert N. Linscott的书信，in the Mary McCarthy Papers at Vassar。
[84] Donald Barr，“Failure in Utopia，” New York Times，August 14，1949.
[85] 1949年3月10日，汉娜·阿伦特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reprinted in Between Friends。
[86] 1954年8月10日，玛丽·麦卡锡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reprinted in Between Friends。
[87] 1954年8月20日，玛丽·麦卡锡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reprinted in Between Friends。
[88] 1966年10月11日，玛丽·麦卡锡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reprinted in Between Friends。
[89] 1965年10月20日，汉娜·阿伦特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reprinted in Between Frien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