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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0 在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的大学时代：政治—历史世界观的形成
对于一个传记作者来说，去询问一下，早期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引导了主人公后来的思想和行为，其中，大学的年代又始终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无疑是很吸引人的，但同时又是必不可少的。梅特涅本人在他的回忆录中留下了痕迹，但很多问题只是点到即止，只能通过正确地破解他遗留的书信、官方文件中的一些判断、箴言警句方能得知。本书就是系统地，同时也按照他受教育过程的编年顺序来破解的第一次尝试。1788～1794年是破解他后来形成的政治—历史世界观的关键。他自己也这么认为，说明这个判断确凿无疑、不容争辩：“17岁时我已经成为现在的我，如果不算积累的一部分经验，恰恰正是现在的我，有着同样的缺陷，亦即美德。”[34]这是他1818年在回顾往事时所写。
1788年4月，生于1773年5月15日的他还未满15岁，就已经与两位家庭教师一同启程，前往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去念大学了。[35]1790年年中，他17岁便结束了在斯特拉斯堡的学习。但实际上并没有“完结”，如他后来所说的，紧接着还有在美因茨的学习，1790和1792年的两次皇帝加冕，以及在布鲁塞尔的日子与在英国的逗留。这一切都持续地对他产生着影响，直到1794年8月，“学业”方能被看作“完成”。就是这个月，他在他的第二本重要的小册子中划定了自己政治世界观的视野。也是在1788～1794年的六年中，学习、革命、战争以及帝国的衰落，所有这些基本经历全部聚齐。
学习情况
弗朗茨·乔治将他的两个儿子送到了斯特拉斯堡上大学。两人的学费无疑大大加重了他的负担。因此，美因茨大教堂的俸禄在财务支持上的作用突显出来，1783年这笔俸禄从克莱门斯转到了弟弟约瑟夫身上，并至少维持了他的生活开支。这是笔两年期（Biennium）的“奖学金”，每年至少给他带来700～800古尔登的“还算可观的收入”；这笔款项是由教会领地生产的农作物计算得出的，而产出则在收成和市场价格之间不断变动。奖学金获得者必须遵守一项“规定，即每一名以上大学为目的获取了奖学金，并在当地得到学习席位的美因茨大教堂教士会成员，必须服从这种安排”。[36]斯特拉斯堡的大学被大教堂教士会所承认，因为它距美因茨大教堂只有24小时的路程，大教堂完全有能力进行超过两年的资助。
面对这种情况，克莱门斯就必须直接与父亲就财务问题进行谈判。每个季度他都要向“亲爱的爸爸”汇报，每天是如何度过的，首先要汇报的是，他由于手头拮据，得极其节省地过日子。他还要列表说明有关情况，以便达到比如请求父亲同意订购一张喜剧入场券的目的，好打发冬季阴晦漫长的时光。
两位家庭教师也向弗朗茨·乔治详细报告了他两个儿子的学习进展。从1788年6月开始，西蒙定期通报他的学生的学习情况，教他们学游泳，陪他们去上各种课程，并将12个上同一门博物学课程的贵族青年组成社交圈，还将实验物理纳入了学习计划。年轻的克莱门斯伯爵成长得“如此愉快、优雅并和蔼可亲（si gai，beau et aimable）”。[37]阿贝·贝尔特兰特也定期给弗朗茨·乔治写信，并试图解释所产生的费用。第一学年结束之后，1789年5月13日，他对两个学生作了总结：[38]他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世界里（dans le grande monde）”，而且由于他们的出身、见识和年纪，已经成为当地贵族的一部分。他们所到之处，无不引人注目，人们在寻找或邀请他们出席野餐会、音乐会和舞会。
反过来，当父亲的也定期给两位家庭教师下达指示，用我们熟知的那种方式：弗朗茨·乔治逼迫两个儿子学习外语，主要是英语，并提醒年轻的梅特涅，这是一门需要不断地花时间练习的语言，就像阿贝回信里说的那样。幸运的是，家庭教师在信中说，克莱门斯正在跟一位在伦敦生活了近12年，即使按照英国人的评价英语也掌握得极好的语言教师学习。
贝尔特兰特也试着小心翼翼地向做父亲的评价克莱门斯的品行举止：长公子突然间完全停止了幼稚无聊的行为，而他，阿贝，则希望年轻的伯爵能够表现出更加坚定、更富决断的性格，当然，这个缺点主要是年纪太轻的缘故，而不是心灵的问题。此后过了一段时间，弗朗茨·乔治于1790年12月30日给刚刚转到了美因茨上大学的克莱门斯写了回信。此时他与一同转学的弟弟仍处于阿贝·贝尔特兰特的监护之下，而阿贝·贝尔特兰特同样继续受到家族的完全信任。父亲用大学生们习惯性的方式提醒兄弟俩，应该避免“讽刺挖苦别人”，而把精力只用于留学的本来目的：为更高的科学服务，并“通过正派的、日常礼貌的品行赢得他人的尊敬和爱戴”。贝尔特兰特已经给他发去了很好的成绩单：“您肯定希望得到这样的荣誉，因为一切都取决于它。……我建议您要极其仔细认真地护理好身体，因为人的幸福状况完全有赖于它。”[39]同时，弗朗茨·乔治也告知他的大儿子，他去尼德兰的任命业已决定，不日即将公开宣布。
在斯特拉斯堡师从克里斯托夫·威廉·科赫
崇奉新教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在其最鼎盛的旧秩序年代，好似“法兰西和德意志之间的万花筒转盘”［埃贝哈德·魏斯（Eberhard Weis）语］。[40]它既是法兰西的，也是——除哥廷根（Göttingen）之外——德意志文化区的顶尖大学。被埃贝哈德·魏斯精彩描写的“这座城市的特殊的精神智慧”，融和了“德意志与法兰西的文化、哥特式与洛可可式的风格、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帝国的君主专制政体与富有并已经觉悟的资产阶级，以及艺术与科学”。[41]所以这里可以形成世界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还在影响着 上一代的国家精英。在梅特涅的评价中，这所大学也“享有盛名”，“大学的德语和法语课轻松愉快的教学法”吸引了很多德意志人前往。[42]
尤其是教授国家法和历史的克里斯托夫·威廉·科赫（Christoph Wilhelm Koch），由于他的讲课，斯特拉斯堡大学自1772年起获得了“外交官学校”的美誉。因为在其门下学习过的有歌德、巴伐利亚著名的国家改革者马克西米利安·蒙特格拉斯（Maximilian Montgelas）[43]、鼓吹立宪自由主义的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44]、拿破仑的财政大臣米歇尔·高当（Michel Gaudin）以及后来的俄国驻维也纳大使、代表沙皇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安德列·拉索莫夫斯基侯爵（Fürst Andrej Rasumowsky），当然，还有1788年4月至1790年7月在斯特拉斯堡学习的克莱门斯·冯·梅特涅。
这个早熟的、15～17岁的年轻人日后所形成的政治世界观要归功于这位老师。这一点无须传记作者再去作纯粹的猜测即可证明。因为确有与他的政治世界观非常接近，以及与原貌风格非常符合的相似之物存在，使这种世界观从与“时代精神”共同的迷雾中升华出来。与梅特涅后来思想的相似之物，在科赫三卷本的《西方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直至我们的时代的欧洲革命的概论》（Gemählde der Revolutionen in Europa seit dem Umsturze des Römischen Kaiserthums im Occident bis auf unsre Zeiten）一书中就可以找到，这部著作同时也是他研究生涯的写照。如今在梅特涅位于科尼希斯瓦尔特的图书馆中仍能找到这部著作。它展示了一种与历史打交道的方式，而后来的国务首相始终在公开按照这种方式行事。因此，有必要对这种方式的最重要的标准作下介绍。
科赫说，历史是“哲学的一种方式”。它积累经验，并通过举例教授人们“在私人和公众生活的各种情况下该如何表现”。不是要从历史中学习内容和史实，而是要学会如何运用历史知识。它教会人们一种思维方法，并且要用这种方法去整理所获得的经验。科赫在其著作中引入了一些原则，而在梅特涅那里几乎可以完全找到与这些原则相同的理念。梅特涅对政治活动和人的行为动因的很多反应，差不多均是以科赫表述的哲学基本框架的假设为基础。
行为的某些准则和规则是永远正确的，因为它们符合事物不变的规律。研究历史的人收集了这些原则，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形成自己的道德学说和政治体系。……特别是那些致力于学习政治的人，或者已被确定要领导公众事务的人，要在历史中发现各种统治方法的推动力，它们的缺点和长处，它们的优势和弱点，并在其中了解富人们的发迹和致富过程，找到这些人崛起的法则，以及同样导致他们衰落的原因。[45]
对科赫来讲，幼稚的、启蒙运动学说意义上的进步历史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历史是一种中性的分析工具。政治家要科学地看待历史，探讨其中的系统性和规则性，研究相互关联的因果关系。如果现代人既要运用科赫的观察方式，却又将抽象的东西转化为现代的方法论，那么，他就会成为按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方式进行政治性思考的社会学家，而马克斯·韦伯并不是在历史中探寻准则，而是在寻找一种（理想的）模式，目的是穿过错综复杂的经验主义的现实，然后“思考着去理顺它”。这样说当然不是在用一种不当的方式将科赫和梅特涅（对历史的观察方式）变得现代化。这位斯特拉斯堡的老师称，历史既是事物进步的顺序排列，也是假象、启蒙和迷信的排列，而且假象和迷信仍在不停地出现。思考的精髓就是试图从这种经验主义的乱象中，识别规则性的痕迹，以便为未来有着明确目的的行动作出规划：“历史比所有规定更能治愈我们由于自负和民族偏袒而误入歧途的毛病。谁只认识自己的国家，谁就会变得自以为是，认为只有他生活所在的那个地球角落的统治、习俗、观念和主张是唯一合理的。人与生俱来的自负会培养这种偏见，并瞧不起其他所有民族。”
梅特涅后来在实际的政治生涯中才领略到，要想使哈布斯堡皇朝中12个不同的民族和谐相处，是多么困难。此外他还认识到，盲目和自负的民族主张会为实行政治恐怖主义找到理由。他在科赫那里获得了一种理论知识，这种理论知识在长时间内慢慢地使梅氏变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他将和平和政治理性置于在19世纪日益急剧发展的、各国的民族利益之上。[46]
科赫将历史看作科学的方法，而不是教授史实和原始史料的收集。在他那里学习，你会学到对原始史料进行价值判定的观念、对原始史料进行批评的观念，以及运用原始史料对历史的固定说法去证伪的强迫性冲动。人们认为，在科赫身上找到了兰克（Ranke）[47]的影子，因为科赫要求，对历史编纂者，“要审视他们每一位的精神和性格特点，以及审视他们写作时所处的环境”；“不偏不倚是一个历史编纂者必备的品质”，他必须抛开他自己民族的、教派的和等级的偏见。[48]当然，他也要关注一些“辅助的学科”：地理学、谱系学、年代学，等等。他说，历史是众多时代的排列；它们在“革命”中一代一代排序下来，它们原初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是一部欧洲的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历史是全球的历史，因为北美、西班牙殖民地、加拿大、东印度以及奥斯曼帝国都要纳入视野。
科赫教授的是那些国家的历史，即它们之间的战争、它们面临的争取和平以及保持和平的基本问题。后来梅特涅整天面对的政治任务，在科赫的“外交官学校”里，至少在理论上全都向梅氏作过介绍。梅特涅在这里学到了，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49]缔结以来，欧洲国家的历史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即保持列强之间的均势展开：路易十四（Ludwig XIV）的政策使法国变得“实力超群”，“并使其变得如此可怕，以致所有（国家）机构的政策全部对准了它”。[50]梅特涅所设想的欧洲大国政策，无疑是以超乎国家关系所具有的内部架构之外的假设为基础。他设想，国际政治应服从于道德标准，即服从于过去不曾有过的现代国际法。这一基本原则把我们引向了梅特涅的第二位重要学术导师，以及他的另一个学习地点——他和弟弟与家庭教师阿贝·贝尔特兰特于1790年10月中旬来到了美因茨。
在美因茨师从尼克拉斯·福克特
在他们于1792年9月初前往布鲁塞尔之前，兄弟两人在美因茨度过了两年，[51]并在学习开始和结束时，各经历了一次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皇帝加冕礼。兄弟俩就读的美因茨大学是一所曾经极其落后的天主教大学。1773年取缔天主教耶稣会，以及上一位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卡尔·冯·埃尔塔尔（Friedrich Karl von Erthal，1774～1802年在任）即位后不久，1784年进行了一次大学改革，这次改革由于具有启蒙性的推动意义，在帝国范围内持续受到广泛承认。[52]通过改革，历史课在丰富多彩的所有学科中获得了新颖的、独立的面貌，并发展成为一门“不可或缺的基础学科”。[53]
而1783年被聘来在新成立的历史—统计学院讲授世界史的尼克拉斯·福克特（Niklas Vogt）教授，对此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他生动的演讲深受学生们的喜爱；1790年，美因茨大学300名学生中有91人听了他的课。[54]他在与自己的学术弟子们交流时，引入了一种全新的风格：作为一名坚定的康德哲学的信徒，他阐明通过公开的交流，即通过“公开宣传”去推广启蒙运动。为此，在与共济会成员和光明会成员的相互竞争中，他邀请学生——不论等级声望，包括女性在内——去他家的沙龙做客。梅特涅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听过他的德意志帝国史，后来梅特涅承认，“是他让我从他的讲课中领悟和吸取了后来许多有用的原始史料”。与科赫相比，在福克特这里，梅特涅更强烈地、更深入地学会了将历史作为主导学科来对待。
福克特掌握了一套特别的教学法技巧。如果他开始讲授“教材”中新的一课，总会以提问来开场，这些问题马上就会吸引听者的注意力：“普通的市民如何自己获得自由”；“神父和修道院院长为什么会成为国家的主人”；“一个伟大的女人如何拯救了奥地利皇朝，从而拯救了德意志的帝国宪法”；“德意志是如何帮助促成法国大革命的”。[55]解释性地围绕历史题目打转，目的是与现实挂钩，并且获取进一步作出判断的辅助方法。这一招梅特涅在美因茨已默收于心。作为学成出师的考核，他在1801年所起草的发给驻德累斯顿公使的指示中使用了它。
福克特很快地就非常赏识年轻的伯爵，并超出课程之外，在与他进行的个别谈话中，向他讲解“历史批判”的基本问题。他很看重梅特涅的品格，特别是其中的三个特点：快速的接受能力、批判性的观察天赋、在看似表面的现象中找出原则的倾向。这也导致福克特作出了一个使人感到有着预见性的建议，梅特涅后来经常回忆起它。如果认为梅特涅在引用下面这段话时，是在进行虚荣地自我吹嘘，那无疑是错误的；这段话其实更是福克特与这位学生交流时显现的令人信服的、教育学上充满热情的证明，因为他知道，这个学生注定要从事外交生涯。
您的理解力和您的心灵正处在正确的道路上；在实际生活中您要坚持这样，而历史学将会在这方面引导您。您的职业生涯不论多长，也不会让您看到那场吞噬伟大邻国的大火终结。如果您不想被指责所困扰，那么您就永远不要离开那条直线。您会看到所谓的伟人从您身边跑步超越您，让他们带着您领跑，而您务必不要偏离所在的大道；您会赶上他们，即使是在他们的回程路上相遇！[56]
在此处，梅特涅悄悄地隐瞒了，他尊敬的老师曾经有一段时间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拿破仑崇拜者，后来却也痛苦地（对拿破仑）大失所望。
福克特所教授的德意志的帝国宪法特征，持续性地深深刻印在梅特涅的脑海里，因为其中也包括了他们家族的历史起源。福克特解释说，那是一部混合宪法：“对欧洲来说幸运的是，这个重要的国家（德意志）分裂成许多小邦国，又以邦联国家的形式组成了一个主要国家，这使得人们有理由说，欧洲的平衡集中在了德意志，而它的国家法律同时又成为国际法律的一部分。”[57]“分裂成许多小邦国”的局面，使欧洲在一个“不容置疑会成为实力超强的君主面前得以保全……这个君主会必然地、极其容易地化身为一个万能皇朝”。换句话说就是：身处欧洲大陆中央旧帝国的这部混合式的、联邦性质的宪法，得以使其他欧洲国家免遭德意志的专制暴政肆虐。福克特在其1787年所著的《论欧洲共和国》（Ueber die Europaeische Republik）的第一卷《政治制度》（Politisches Sistem）中对这一基本思想作了陈述。题目则取自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论法的精神》，在内容上福克特也从这部教材中充分索取。他表明，必须强迫相互争夺的大国共同演出一部以均势为目的的“协奏曲”[58]。
福克特把这个权力分散的原则也转用到所有人类社会的问题上，因为它们统统都要遵循吸引力和排斥力、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规律。就是说，要在世界主义、爱国主义和利己主义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只有这样才能束缚利己主义的天然驱动力——无论是在家庭、村庄、城市、采邑和教区，还是在等级、省和国家里，抑或在欧洲共和国内，甚至直到“世界的公民社会中”。福克特通晓那部帝国宪法的所有缺陷；虽然它也保障弱势群体的自由和法律安全。对于他来讲，欧洲立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要让各个乡镇、各个省、各个国家自己选择适合它们的法律和机构设置，只要这些法律和机构不明显违背共同的利益。”普遍适用的法律应该仅仅阻止那些从属性法律所具有的“有害弊端”。[59]这就表明，对于18世纪后期的人来说，世界主义、爱国主义和利己主义完全可以融为一体。[60]
有鉴于此，年轻的梅特涅认为，他父亲后来在与比利时贵族打交道时，以及他自己在与波西米亚和匈牙利各贵族等级打交道时，遵循以下的做法是正确的：尊重历史形成的现状。这也同时教导他，蔑视约瑟夫二世皇帝的那种专制倾向模式。通过与欧洲相亲相近的“立宪”国家如英国、讲荷兰语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北方七省代表会议（holländische Generalstaaten）或者瑞士联邦进行比较，福克特在大学期间传授的旧帝国宪法原则对梅特涅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了：“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比英国更忠实于原始的德意志宪法，以及由此而来的自由精神。从英国的立宪中可以看出，我们古哥特式的欧洲，对公民自由的辉煌大厦拥有着何等的天生资质。”[61]福克特按孟德斯鸠的方式描绘英国的宪法，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引用孟德斯鸠的论点，并将其介绍给梅特涅。[62]然后福克特将自己所读的与德意志的宪法作了比较。
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德意志的帝国宪法最为奇特。看一下它的立宪形式就会发现，德意志是一个受到限制的贵族统治型皇朝。然而再看一下这座哥特式建筑的实际架构，则会发现，它是一个由独立自主的诸侯组成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的顶端站立的是两大强势家族，奥地利和勃兰登堡，而在它的（帝国的）中央则集中了整个欧洲的平衡。[63]
后来，在维也纳会议开始前夕，当梅特涅在为应该用什么方式重建欧洲而绞尽脑汁时，他的脑海中已经有了这个“组合而成的欧洲”的构想。他使用的是“重新构建（Rekonstruktion）”，而非“复辟（Restauration）”，并将哈布斯堡帝国的特点，描绘成如同后来的旧帝国的继承者德意志邦联那样。当他写下下面这段话时，在何种程度上借用了福克特的论点已显而易见：“奥地利的帝国体制虽然并非是联邦性的，但联邦性架构所具有的优点和缺陷它一点也不少。如果这个家庭的主人是专制的——从专制一词最现代的意义上来理解——鉴于他要自行戴上皇冠，那么这个皇冠，即专制这一概念的自主权力，就要因组成联邦的各个国家宪法程度的不同，而受到限制。”[64]
福克特向梅特涅传授了一种历史哲学，使他加重了对不要听任远在天边的大国毫无目的的摆布的感觉。就像在科赫那里一样，历史教学大纲中包含援引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学说，因为欧洲的历史叙事是从这里开始的。经常受到变质威胁的、理想的混合宪法的古代经典学说，被18世纪的学院派学说所接受。人们建立了一套有规律可循的宪法制度（变质的）排列——从王朝变成专制政体或暴政、从贵族统治到寡头政治、从民主政治演变成蛊惑和煽动人心——只要这些宪法制度一经变质，即可套用。福克特也向他的听众教授了这套经典的国家政体学说。[65]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混合宪法（gemischte Verfassung）创造了“阻止权力的权力”，并且为了避免无休无止的从暴政到蛊惑煽动的轮回，应该找到这样的权力。
这样一种历史注解模式，使梅特涅后来对法国大革命进程的判断颇具说服力：法国贵族想打破王朝的权力，并将这一权力与路易十六（Ludwig XVI）[66]一起，以国王、贵族和人民之间在立宪上达成权力平衡的形式，加以驯服；他们失败了，因为“民主的”人民清除了王朝并建立了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却发展成为恐怖统治；它释放出一股呼唤一个新的暴君（拿破仑）的力量。只有通过在欧洲、在德意志以及在哈布斯堡帝国实行混合宪法秩序的“重构”，才能扼制这个暴君的权力。看起来，1848年的革命又使1789年的这个（恶性）循环启动开来。
想要强制性地证明这些老师对他们的这位研究型学生造成了“影响”，非常困难。通常，人们也只能满足于在被指导者自己的思想框架中浮现的、有说服力的类比推理，此外，还要加上梅特涅自己说法的帮助。在回忆录中，他着重提到了福克特，甚至把他称作自己的“朋友”——一种他很少授予别人的殊荣。但是，这并没有使梅特涅变成福克特的无条件的盲目信徒。福克特后来形成的某些观点，如他理想化地回归日耳曼历史，以及他对其历史哲学涂上的宗教色彩，这些都是理性思维的梅特涅所不赞成的。然而，福克特关于帝国的连环架构的设想，却符合梅特涅贵族的及帝国法理的经验背景，并将这些梅特涅之前只是凭直觉感觉到的东西，描述得简洁明了。
作为法兰克福议员的福克特于1836年去世，梅特涅满足了他的最后愿望：他希望尽可能近地靠近他著名的学生，并葬在约翰尼斯贝格。5月21日他被安葬在了约翰尼斯贝格宫小教堂的外墙边上，他的坟墓现在仍可以在那里看到。1838年8月，国务首相命人在小教堂内安放了一块用黑色大理石做成的纪念牌，该纪念牌在二战中毁于战火，后又予以修复。梅特涅撰写的金色闪光的铭文镌刻其上：
1756年12月6日生于美因茨
1836年5月19日故于法兰克福
旧法律忠诚的捍卫者
德意志祖国热情的朋友
家乡历史热忱的促进者
尼克拉斯·福克特
选择在此安息
他的感恩的朋友和学生
C.W.L.冯·梅特涅侯爵
敬立[67]
这是段公开的铭文，也是媒体所注意到的告白。
所有在科赫和福克特那里学到的原则，全部集中到了《信仰的自白》（Glaubensbekenntnis）——这是梅特涅在耄耋之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而它们是在描述其积极的职业生涯从1801年开始的那一段时，所公布出来的。它包括了坦诚描写的基本原则，“我的政治生活的所有行为全都基于这些原则之上”。[68]梅特涅在这里似乎不是以一个重要的“复辟者”，而是以一张启蒙政治家和“世界主义者”同代人的面貌出现。令人吃惊的是，他在大学期间学到的观点，与他作为一个实践中的政治家的指导方针极为相似。梅特涅会以什么样的面貌特征去观察政治，这听起来是个特别具有标志性意义，又令人感到极其时髦的问题：以一个冷静思考着的科学家的面貌，因为“政治是在最高领域中的、事关国家生存利益的科学”。[69]在宣示他的老师们留给他的遗产的同时，梅特涅写道，“现代化的历史（科）学”教他认识到，历史是一种激发思智的媒介，可以让他对事物进行归类并作出评价。
梅特涅说，重要的是，要将一个国家的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统一起来，因为只有普遍利益才能保证国家的生存。这个告白是基于梅特涅已经觉悟到的，要生活在“现代化”[70]时代，需提倡既可以实现均势体系，又可以保护各单一国家利益的国际法。对于他来说，政治应该具有道义的内核，这个内核本身就包含着伊曼努尔·康德（Immaneul Kant）的绝对命令说——在此处被包装成圣经——而且它必将抗拒所有赤裸裸的强权政治结构和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以及所有拿破仑式的全能统治者。在这里，很值得全文引用这段告白，以便来认识一下这位国务首相回顾历史时的语言艺术风格。
什么是现代世界的特点，什么是它与旧世界的本质区别，这就是国家在相互接近并以任何一种方式加入一种社会联盟的趋势。……在旧世界中，政治在自我孤立……反复互相报复的规律，筑起了永久的栅栏并激发永久的敌意……相反，现代化的历史告诉我们，团结原则和国与国之间的均势原则，向我们展示了多国联合努力 反对任何一个单一国家谋求超强实力的景象，进而阻止其势力范围的扩张，迫使其回到共同权利的道路上来。在相互对等（Reziprozität）的基础上，在保证尊重业已取得的权利和认真执行已经作出承诺的情况下，建立国际关系，是当今政治的实质，而外交不过是每天都在运用这种政治而已。我的观点，（政治和外交）两者之间的区别，和科学与艺术间的没什么不同。[71]
福克特还向梅特涅展示了政治秩序在理论上的一个更高层级。他的这位老师的愿景的顶峰是“欧洲国家联盟（Europäischen Völkerbund）”，福克特也称其为“欧洲共和国（die europäische Republik）”。[72]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欧洲各帝国和各国家“应当组成一个由同一的习俗和政治精神所推动的大国家体系，联合成为一个共同的共和国”。自由和独立的国家通过一条共同的纽带实现统一，最终应当“致使整个欧洲组成一个形式上的共和国”。这个国家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不能让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强大到再也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抵制它的程度。对福克特来讲，就是建立“势力的均衡”。[73]梅特涅将这一为欧洲建立“国家联盟”的思想，纳入了他的政治储备目录，对此，后文中还要继续探讨。
在旧秩序末期他的大学时代，梅特涅受到的这些影响也在欧洲政治开化的地平线上显现出来。它使梅特涅成了还自认为是欧洲社会一部分的那一代人的代表人物。除了著书立说的学者，贵族命中注定有着特别适合做这种事的社会等级，因为他们是最后被国家化的一部分人。“梅特涅一代”已牢记这里所描述的价值观。1770年出生的这一代人，兼有旧欧洲法理秩序的思想，这种思想不能被理解成封建镇压制度，而是一种使弱势群体也能获得某种权利的制度。后来帝国的新闻时评也将他们归入“皮特一代（Generation Pütter）”[74]。[75]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代与前已提及的“波拿巴一代”，不仅由于时间视野，而且也由于相近的理解力，可能已经联系在一起，虽然他们本身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一次，梅特涅与拿破仑在举行重要的会谈，当他抛开自己奥地利大臣的身份，与其探讨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时，偏偏在这位最大的对手面前，梅氏自称是一个“世界主义者”。[76]这种从欧洲的视角，或者甚至从全球的视角去思考问题的方式，与这位大臣后来的志同道合者，如英国政治家威灵顿[77]及卡斯尔雷[78]是相合的，他们也同样受到了同代人经验的影响。在目标指向相同的革命遭遇、抵制革命以及欧洲共同标准的基础上，梅特涅从1815年即开始推行他那被认为是“复辟”的政策。而人们很容易就忘记了，这一政策背后站着的却是一位充满活力的世界主义者。[79]
[1] NP 1，7.
[2] Eine erste Skizze der «Autobiographischen Denkschrift» entwarf Metternich 1826 als «Hauptmomente meines Lebens» in mehreren，immer stärker ausformulierten Versionen；NA Prag A.C.8，Krt.1，1.
[3] NA Prag RAM Krt.1，1714.
[4] 18世纪还在流通的德意志古银币。
[5] Der Vorgang ist dokumentiert in NA Prag RAM Krt.126，4767-4774.
[6] Das geschah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Beantragung einer weiteren Präbende noch im Juni 1789 beim Domkapitel in Köln；NA Prag RAM Krt.126，4772.
[7] Maximilian Franz von Köln，Ende 1785，an Franz Georg，in：Mathy，Die Entlassung des Franz Georg von Metternich，95.
[8] “国务大臣”系直译，即副大臣，等同于现在的国务部长。
[9] «Hauptmomente meines Lebens»，NA Prag A.C.8，Krt.3，21.
[10] Franz Georg，9.4.1785 und 2.11.1787，an Clemens，NA Prag A.C.14，Krt.6，95.
[11] «Autobiographische Notizen»，NA Prag A.C.14，Krt.13，324.
[12] Beatrix，18.5.1789，an Clemens，NA Prag A.C.14，Krt.6，106.
[13] Metternich，1.12.1818，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60.
[14] NA Prag RAM Krt.99，1；zu dem Vorgang Hansen，Quellen，1，3f.
[15] Friedrich II von Preußen，der Große，1712～1786，即腓特烈二世，又译弗里德里希二世，普鲁士国王（1740～1786），曾两次发动西里西亚战争。1756年发动对法兰西王国、沙皇俄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等的七年战争。1772年同沙皇俄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乘波兰内政危机第一次瓜分波兰领土，获得西普鲁士。1785年组建由15个德意志邦国组成的诸侯联盟。1786年在波茨坦去世。腓特烈大帝是欧洲“开明专制”君主的代表人物，在政治、经济、哲学、法律，甚至音乐等多方面均颇有建树；在其铁腕统治下，普鲁士国力迅速上升，于短时间内便成为欧洲列强。
[16] Vgl.Renaud，Johann Friedrich Simon，449-500.
[17] 也译光照会。
[18] Hansen，Quellen，1，（Einleitung：）28，42；45，50，61 u.63.
[19] Franz Georg，30.12.1790，an Clemens，NA Prag A.C.14，Krt.6，95，gekürzt in：NP 1，221f.
[20] Das bisher unbekannte，stark verblichene und nur mit Mitteln moderner digitaler Technik entzifferbare Original befindet sich in NA Prag RAM Krt.138，5212.
[21] Vgl.Renaud，Johann Friedrich Simon，468.
[22] Johann Friedrich Simon，22.4.1789，an Pauline von Metternich，NA Prag A.C.14，Krt.13，317.
[23] Johann Friedrich Simon，29.5.1789，an Pauline von Metternich，NA Prag A.C.14，Krt.13，317.
[24] Johann Friedrich Simon，7.5.1789，an Metternichs Schwester Pauline：«L’expérience et la réflexion sont les seuls grands maîtres，qui forment l’esprit humain»；NA Prag A.C.14，Krt.13，317；vgl.Srbik，Metternich，1，64.
[25] NP 1，9.
[26] NP 1，12.
[27] NP 1，14.
[28] NP 1，9.
[29] Deckblatt zu den Briefen，NA Prag A.C.14，Krt.13，317.
[30] «Bemerkungen als Zugabe und Erläuterung zu der Geschichte meines Lebens und Werkes，niedergeschrieben Dez.1844»，NA Prag A.C.8，Krt.3，22.
[31] NP 1，12.
[32] 1813年10月普鲁士、俄国、奥地利、英国、瑞典对拿破仑的决战。
[33] Hier zit.nach dem Original：NA Prag A.C.13，Krt.2，37b，mit den Hervorhebungen von Metternich；um das Ende gekürzt in：NP 1，256f.
[34] Metternich，1.12.1818，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59.
[35] Bei Srbik，Metternich，1，65 fälschlich auf den November 1788 datiert，richtig nach Angabe der Präbende（vgl.oben，58f.）und Metternichs Erinnerung（«Sommer 1788»）in：«Bemerkungen als Zugabe und Erläuterung zu der Geschichte meines Lebens und Werkes，niedergeschrieben Dez.1844»，NA Prag A.C.8，Krt.3，22.
[36] NA Prag RAM Krt.126，4772 mit zugehörigem Schriftverkehr.
[37] Johann Friedrich Simon，12.6.-7.11.1789，an Franz Georg，NA Prag A.C.14，Krt.12，271.
[38] Abbé Bertrand，13.5.1789，an Franz Georg，NA Prag A.C.14，Krt.13，313.
[39] Franz Georg，30.12.1790，an Clemens，NA Prag A.C.14，Krt.6，95.
[40] Weis，Montgelas，1，15.
[41] Weis，Montgelas，1，13f.
[42] NP 1，8.
[43] Maximilian Montgelas，1759～1838，伯爵，巴伐利亚国务活动家，曾任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巴伐利亚的约瑟夫的首席大臣，通过靠近拿破仑治下的法国使巴伐利亚发展成最大的德意志中等国家。1817年由于与王储路德维希在宪法问题上的激烈对立而下台。
[44] 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法国政治家、作家、温和自由主义的思想领袖。1802年遭拿破仑流放，1816年以议员的身份返回巴黎。作为自由主义者，对波旁王朝复辟不满，又与百日政变的拿破仑和解。他主张一种制约和平机制，支持出版自由，较早提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概念。
[45] Koch，Gemählde der Revolutionen，1，2f.
[46] 此处的世界主义（Kosmopolitismus），来源于希腊语的“cosmos”（世界）和“polis”（城邦、人民、市民），原指“世界公民”，后引申为一种哲学理念和政治与社会学说，内涵极为丰富。《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世界主义定义为：“一种一切人都共享一个共同的理性，并服从于一种理念。这是斯多葛学派在其哲学中，为抵制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传统上的区分所采取的一种主张。”因此，世界主义的当代理解也可以表述为：“世界主义是一种哲学观点，认为人类对待他人拥有同等的道德和政治义务，这种义务仅仅建立在他们的人性基础上，而非国籍、民族认同、宗教信仰、种族或他们的出生地等方面。世界主义者共同的核心关注是全人类，不考虑其政治归属（political affiliation），他们都是应属于同一共同体的公民。”所以，世界主义者不完全主张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只是提倡一种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更具包容性的道德、经济和政治关系所依赖的世界主义。在启蒙的18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加速形成，由于欧洲在文化本质上的一致性，同时也由于人们不愿局限于一国一地，更想到广阔的天地里寻获经历与经验，以便实现更大的精神上的自由，以至出现了“世界主义”的潮流。世界主义深受法国影响。本书中的世界主义更加侧重政治范畴，是一个以世界主义的理念审视和分析政治现象与问题的专有概念，其理念基础是道德世界主义。而政治世界主义关注的核心则是设计与构建具有超国家权威的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确立了能够使个体在全体中享有平等道德地位和权利义务的世界秩序。政治世界主义提出了三种政治模式与政治框架：①世界共和国；②由独立的世界治理体系、区域性治理体系、国内治理体系和地方治理体系共同组成的分散性政治权力格局；③源自康德的由自愿国家组成的和平联盟。
[47] 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现代历史科学奠基人。他要求历史研究者必须具有严格的客观性和不偏不倚的态度，要在彻底和不先入为主地研究历史史料的基础上方能作出判断。
[48] Koch，Gemählde der Revolutionen，1，5.
[49]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象征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而签订的一系列和约，签约双方分别是统治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皇朝，以及法国、瑞典和神圣罗马帝国内的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诸侯邦国。1648年签订的《西荷和约》对威斯特伐利亚的一系列和约予以正式确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对近代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50] Koch，Gemählde der Revolutionen，2，225.
[51] Die Termini post und ante quem ergeben sich aus einem Brief der Mutter Beatrix an Clemens（«abgereist»）vom 21.10.1790 und ihrem ersten nach Mainz adressierten Brief vom 23.10.1790，NA Prag A.C.14，Krt.6，107，sowie ihrem Brief vom 14.8.1792，Clemens möge spätestens am 10.9.in Brüssel eintreffen，NA Prag A.C.14，Krt.6，109.
[52] Vgl.Berg，Niklas Vogt，43-45.
[53] Berg，Niklas Vogt，45.
[54] Berg，Niklas Vogt，44.
[55] Vgl.die Inhaltsübersicht der Schrift Vogts：Die deutsche Nation.
[56] NP 1，14f.
[57] Vogt，Politisches Sistem，181.
[58] 指欧洲协调，又称会议制度，后形成英、奥、俄、普、法五国同盟。
[59] Vogt，Politisches Sistem，36.
[60] Vgl.Weichlein，Cosmopolitanism，Patriotism，Nationalism，78.
[61] Vogt，Politisches Sistem，70.
[62] Vogt，Politisches Sistem，71-87.
[63] Vogt，Politisches Sistem，95.
[64] NP 1，218.
[65] Vgl.Merkwürdiges Beyspiel politischer Weissagung aus dem sechsten Buche der Geschichte des Polybius，in：Vogt，Die deutsche Nation，217-227.
[66] Ludwig XVI，1754～1793，波旁王朝国王（1774～1792），路易十五之孙，法兰西波旁王朝复辟前的最后一任国王，1774年即位时王朝危机四伏，社会矛盾激化，财政情况恶劣，后企图进行改革，但遭特权等级反对，为征新税，不得不求助于第三等级。1789年5月三级会议召开，由于向宫廷势力投降，维护教士和贵族特权，拒绝第三等级的改革要求，并企图用武力威胁第三等级代表，最终促使巴黎人民于7月14日攻克巴士底狱。路易十六被迫接受革命象征的三色徽记，但仍暗中阻挠革命。1792年4月，法奥战争爆发。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推翻王政，9月21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路易十六被捕。1793年1月18日，国民公会以叛国罪判处路易十六死刑，1月21日其在巴黎革命广场被行刑。
[67] Vgl.Karl Anton Schaab：Geschichte der Stadt Mainz，Mainz 1841，1，ⅩⅩⅦf.Karl Georg Bockenheimer：Nicolaus Vogt，in：ADB，40（1896），189-192，zitiert den ursprünglichen，hier wiedergegebenen Text，Schaab schreibt fälschlich «Verfechter des alten Reichs»（Hervorhebung W.S.）；richtig auch in：Frankfurter Ober-Postamts-Zeitung，Beilage No.225，16.8.1838.
[68] NP 1，32.
[69] NP 1，33.
[70] 相对于旧制度而言。
[71] NP 1，34f.
[72] Vogt，Darstellung des europäischen Völkerbundes，248.
[73] Alle Zitate aus Vogt，Darstellung des europäischen Völkerbundes，248-250.
[74] Johann Stephan Pütter，1725～1808，德意志哥廷根大学国家法教授，曾整理德意志的帝国及诸侯法资料，发展了基于历史基础的宪法学。
[75] Burgdorf，Ein Weltbild verliert seine Welt，11-16.
[76] NP 1，113.
[77] 陆军元帅第一代威灵顿公爵亚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1st Duke of Wellington，1769～1852），英国军事家、政治家。因是历代威灵顿公爵中最为人熟知的一位，所以常被称为威灵顿公爵。1787年加入英国陆军，1813年在维多利亚会战中领导联军击败法军，被提升为元帅；1814年出任驻法大使，被册封为公爵。在1815年的滑铁卢之战中，他连同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打败拿破仑。威灵顿曾两次出任首相（1828～1830，1834），终生担任英国陆军总司令。
[78] 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Robert Stewart，Viscount Castlereagh，1769～1822），爱尔兰裔政治家，曾任英国外交大臣（1812～1822），协助领导反拿破仑同盟，并在1815年重建欧洲的维也纳会议上起过重要作用，“欧洲一致原则”的主张就是他提出来的。
[79] Vgl.auch Siemann，Metternich’s Brit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