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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17章 占领
在教宗没有对保持改革作出任何承诺的情形下，法国人看起来并不急着要重建教宗国政府。“到目前为止，”根据奥地利大使的观察，“我所看到的就是法军占领了罗马”，这已经是过去50年间的第三次了，他说道。早在1798年，拿破仑就已占领过罗马，并使庇护六世被迫流亡。十年后，他的军队回到了罗马，让继任者庇护七世被迫放弃了这里。现在，法军再一次占领了罗马，教宗的命运再一次掌握在了别人的手中。与此同时，奥地利军队正在博洛尼亚、安科纳、费拉拉和许多别的城镇里巡逻，他们才刚刚在这些地方重建了教宗的统治。[1]
在法军进入罗马两天以后，法国将军路易·德·罗斯托兰（General Louis de Rostolan）被任命为罗马执政，此人是一位强硬且没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兵，参加过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他立即宣布禁止所有的集会，且所有人在晚上9点半以后禁止上街。任何针对法军士兵的暴力或侮辱行为都将遭到严厉的惩罚。“罗马市民们！”罗斯托兰这样警告说，“我知道如何保障你们想得到的秩序。至于那些做白日梦，还想要继续压迫你们的人将会发现，我是绝不会姑息和妥协的。”[2]
在新的各种限制令中，宵禁是罗马人最为憎恶的一项。傍晚，夏日骄阳带来的热气让那些没有窗户人家的房子变成了难以忍受的火炉。户外，在傍晚的凉风中，23000名法军士兵在广场和市场中搭起了营帐，他们的上百匹马被沿着街道拴在路边。[3]
苦于缺少正式的外交官身份，科瑟尔勒，这位托克维尔的私人使者提出要求，希望将他作为法国在罗马的主要代表人的身份公之于众。在写给外交部部长的信里，科瑟尔勒指责了三个阻碍他做事的人。对乌迪诺，他已经在6月的第一份报告中大力挞伐了一番。“我告诉您，”他建议托克维尔，“乌迪诺将军有犯下各种错误的能力，甚至是那些看似不可能的错误他也做得出。在行政事务上，就像在战争中一样，他总是犹豫不定、模棱两可、缺少判断孰轻孰重的能力、模糊、拘泥于细枝末节、拥有能把任何事情搞得复杂的才能，他能用最精炼的方式来表达十足的错误观点。”让乌迪诺待在这个位子上，他警告说，将会带来灾难。[4]
对总指挥的人选来说也是如此。哈考特，科瑟尔勒很少提到他，因为他曾支持过科瑟尔勒早先提出的请求，托克维尔已经让这位驻罗马教廷大使知道，他将在不久之后被召回。因此，科瑟尔勒写道，部长阁下必须要作出选择：“是雷内瓦尔还是我？”
他承认，科瑟尔勒写道，和他不同，雷内瓦尔会说意大利语，而且他在意大利认识很多重要人物，也是意大利事务的专家。没人能够否认他是一名有出色判断能力的人。但是，科瑟尔勒说，还存在一个问题。在君主制被推翻，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的时候，他当时不在法国国内，雷内瓦尔几乎完全不了解国内的新秩序。“他受的教育，”在科瑟尔勒看来，“是形成于宫廷中的，自由在那里并不受重视。”当科瑟尔勒把哈考特描绘为无用之人时，因为他缺少必要的精明——教宗也觉得他粗鲁讨厌——雷内瓦尔则被批评为没有对圣父施加足够的压力。[5]
“没有人比我更确定乌迪诺将军是一个不适合的人选，”托克维尔在7月中旬回复道，“在我看来，把这样的重大事务交给这样一个人简直就是犯罪，从我进入内阁的第二天开始，我就在要求将他换掉了。”很快就会有结果。“至于那些参与谈判的人，”外交部部长向他的朋友保证，“通过召回哈考特，我已经开始着手将事情捋顺了。你应该不会觉得惊讶，我之所以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你来主管罗马的事务。”
在托克维尔的眼中，雷内瓦尔必须要被更加小心地处理，因为他明显是一位功勋卓著的人。如果想要把他从意大利弄走，他们需要先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为他找一个重要的职位。“我相信，正如你也相信的，”托克维尔下结论说，“对你来说，最好的方式是独自做事。哈考特的离开已经让事情变得简单多了。”[6]
*
罗马的气氛十分沉闷，未来依旧模糊。7月11日，一个法国雇来的人跑到房顶上要抹去意大利的绿、白、红三色涂饰，随后一块石头打中了他的头使他丢了性命。此人并非这个月中在罗马丧命的最后一位遇难者。不时就会有法军士兵或教士因赞扬法国占领的声音太大而遭到攻击。但是法军并没有手软，他们严格地执行着禁令，犯下攻击罪的人会被逮捕，背靠着墙接受枪决。[7]
雷内瓦尔给巴黎的报告带来了一些鼓舞人心的消息。在过去的几天里，他在7月9日写道，法国已经解散了罗马的国民卫队，没收了他们的武器并逮捕或流放了许多试图在人群中扰乱新秩序的人。他们也让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大使官邸回到了它们理所应当的主人手中。之前更喜欢待在室内或是只有在伪装一番后才敢冒险出门的教士和修士，现在越发频繁地穿着他们的圣职服饰出没在罗马的街道上。雷内瓦尔所交谈过的大部分罗马市民，按照他的报告，并不认同那些近日来统治罗马的疯子，但是他们也对教宗的回归感到忧心。“从基本的出发点而言，”雷内瓦尔复述道，“这场革命是要让教士阶层远离权力。这是关键，也是受到大众欢迎的想法，所有人都理解。至于采取何种制度其实远没有那么重要。”[8]
在那段令人陶醉的共和日子里，聚集在罗马的意大利爱国者们如今发现他们已经无处可去了。美国领事尼古拉斯·布朗和他的英国同行约翰·弗里伯恩发出了上百张签证以帮助他们逃跑，有些人向北逃到欧洲，有些人则去往美洲，还有人跑到了北非。这两个人的行为都违反了他们各自政府的意愿。“这些不幸之人，”弗里伯恩告诉伦敦，试图为自己发出的500本护照辩护，“几乎是跪着恳求能得到这样的保护。”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训斥了弗里伯恩违背明确命令的行为。至于美国领事拥抱罗马共和国的行为，华盛顿甚至更为不悦，随即将他解除了职位。[9]
尼古拉斯·布朗在7月9日登上了开往热那亚的船，陪在他身边的是已声名狼藉的民众俱乐部领袖佩德罗·斯特毕尼，他被指控是佩莱格里诺·罗西遭刺杀的幕后主使。许多共和人士和他们一同起程，手中都握有美国领事发给他们的护照。[10]
马志尼仍在罗马，但是他也知道自己不能再待下去了。他已经拿到了美国护照，上面写有他的化名“乔治·摩尔（George Moore）”。他得到了好友玛格丽特·福勒的帮助，从美国外交临时代办那里得到了这本护照。他问福勒认不认识任何一个乐意带着他一起前往瑞士的美国或英国家庭。马志尼告诉她，“靠一点点的伪装和我的美国护照，”他可以“耐心地等待并把自己隐藏好，直到动身之日的到来。”由于福勒找不到这样的家庭，马志尼采取了另一条路线，隐姓埋名地在7月12日坐船去了马赛。从那里，他在没人认出来的情形下来到了日内瓦，躲过了瑞士警察，然后抵达伦敦继续他的流亡生涯，并继续谋划意大利的独立志业。[11]
*
法国人对庇护九世已经无可奈何了，这也许让教宗更能松一口气了。当托斯卡纳大使听说法国已经给教宗呈上了罗马城门的钥匙，他随即前来表示祝贺，却为教宗的反应吓了一跳。不但没有表示感谢，教宗抱怨法国人对那些把他赶出罗马的人太过心慈手软。怎么能让加里波第跟他的喽啰们逃跑呢？怎么会允许马志尼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却没人察觉呢？为什么只有法国的国旗飘扬在罗马的上空？[12]
枢机主教安东内利也同样愤怒。“每个占领了教宗国其他领土的国家，”他在给教廷大使们的信上写道，“都值得称赞地升起了教宗国国旗并宣称他们的占领是为了重建圣父大人的政府。”法国人却完全不一样。“到现在为止，在已经公开的各种举动中，法国没有提过一次圣父，也没有提过一次他的政府，更没升起过教宗国国旗。”煽动家们，安东内利抱怨道，包括那些曾加入过罗马城市委员会的人，继续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而司铎们却因为在公开场合穿着教士服而胆战心惊。[13]
法国曾想象教宗统治的回归只能建立在庇护九世宣布维持宪法权利的基础上。现在他们的军队占领了罗马，但教宗仍然没有作出这样的宣示，法国发觉自己正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子上。毕竟他们的军人流了血，他们怎么能承认罗马市民不想再接受教宗的统治呢？他们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自己创立一个政府，但是这不仅会直接挑战教宗对基督教世界首都的权威，也会激怒奥地利人，而且会让法国花费难以计数的资金。[14]
面对不可避免的形势，法国只好屈服。法军在7月15日将教宗国国旗于圣天使堡上升起，并鸣放了100响礼炮。在高级军官的陪同下，乌迪诺将军骑马穿过了聚集着上千名法军士兵的圣彼得广场。在广场上，他跨下马，走上了通向大教堂的阶梯，那里有三名枢机主教正在等他。在举行了一场纪念征服罗马的弥撒后，枢机主教安东尼奥·托斯提（Cardinal Antonio Tosti）登上了讲坛。他直视着乌迪诺说道：
您将给您的子孙后代留传“罗马解放者”的头衔……您将我们从压迫我们的恶魔和人类的耻辱中解救出来……善良的人们仍在为遇难的法国士兵哀悼，但是这些血，以及被这些恶魔和暴民野蛮屠戮的无辜圣职们，将会为法国带来天堂的祝福，给您，也给您英勇的将士们。
当乌迪诺将军穿过如高山一般耸立的大教堂往回走时，前来庆祝的罗马市民高喊着感激和庆贺之辞，冲上来亲吻他的手。他们很多人都是教廷的雇员并在前几个月中被迫低着头过日子。带着此时的情绪，有些人走到了附近的特拉斯提弗列街区，在这里高喊着“庇护九世万岁”，并招呼其余的居民也加入他们的行列。但他们得到的并不是期待中的回应。罗马市民隆考利在日记中写道，“特拉斯提弗列的女人们用恶劣的手势回应，然后猛丢脏话攻击庇护九世”。[15]
科瑟尔勒参加完罗马的庆祝仪式后径直前往菲乌米奇诺，并从那里登船驶往加埃塔。[16]庇护九世热烈地欢迎了他。“我绝对忘不了此时的情景”，科瑟尔勒这样说。新任法国公使对待教宗的热络态度和哈考特在教宗那里的糟糕印象之间的对比更强烈了，“只要是亲身经历过他父亲般的温柔慈祥，”科瑟尔勒写道，“你就会明白，不带着激动的感情作出回应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托克维尔用科瑟尔勒顶替了哈考特的位置，这已经相当明显地表明了他的态度。科瑟尔勒是他亲近的小圈子中的一员，二人曾一起共事过十年，从事新闻和政治方面的工作。托克维尔认为科瑟尔勒十分适合这个职位，因为他对宗教事务很有兴趣，而且在庇护九世离开罗马后曾短暂担任过法国政府的教宗特使。但是科瑟尔勒对教宗的态度和托克维尔很不相同，并终将大大削弱托克维尔为阻止旧有的神权政治回归而作出的诸多努力。[17]
在科瑟尔勒和教宗最初的两小时谈话中，以及第二天同样长达两小时的谈话中，他对庇护九世提出了继续跟随反改革道路的危险。虽然教宗没有表现任何同意法国人建议的迹象，但是科瑟尔勒仍然为教宗辩解，“我确信，”他给托克维尔写道，“教宗庇护九世仍和1847年时的态度一样。”
在和哈考特的清晰对比下，后者几乎从未表现过对烦扰教宗感到后悔，而科瑟尔勒则十分明显地保持着对教宗的恭顺。当科瑟尔勒劝说教宗任命世俗信徒和圣职一起进入政府中工作时，庇护九世开玩笑地说，“那你想不想做我的财政大臣？”教宗提醒面前的这个法国人，他的一个同胞佩莱格里诺·罗西就增被任命协助教宗理顺国政。“他是我找到的唯一一个有能力统管整个新政治途径的国务活动家，”庇护九世评论道，随后加了一句，“然后他们把他给杀了！”
每一次和教宗谈话过后，科瑟尔勒都会再去面见枢机主教安东内利。这位法国公使试图让他了解令教宗马上返回罗马的重要性。否则的话，他辩称，法国人在7月15日的庆典上费力不讨好地鼓动民众的那一点点热情很快就会消退。但是安东内利不为所动，很明显，他并不急着让教宗回到罗马。
与此同时，他知会了这位新来的法国公使，教宗正在准备向他的臣民发布一封宣示。这将是教宗自夺回罗马后的首次发言。这至关重要，科瑟尔勒答道，教宗一定要采用适当的语气。
安东内利把文稿交给了他，科瑟尔勒越读越灰心。教宗提到需要重建他的统治，但是对允诺臣民自由的事情只字未提。他被告知这份文告已经送给了乌迪诺将军，随即将贴在罗马的城墙上。科瑟尔勒立即赶往罗马试图将这封文告拦下来。这位法国公使心想，如果照着这样的内容宣布，而只字不提教宗继续改革的意愿，必将造成一场灾难。[18]
当他在7月21日来到罗马时，科瑟尔勒发现乌迪诺根本不合作。难道他们不是几天前才刚刚发布了一条恢复教宗权威的极尽吹捧之能事的宣告吗？他们现在怎么会阻止教宗下给臣民的宣示呢？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了，上面的问题已经毫无意义，教宗宣示的副本早已出现在罗马的大街小巷上了。[19]
教宗庇护九世致最爱的臣民
上帝已经将手臂高高举起，并命令暴乱和不虔敬的风暴平息下来。祂已指导天主教军队维护人类的权利免遭践踏……
我最爱的臣民们！可怕的事情天旋地转般地发生了，我们的心已经被教会遭受的苦难、宗教遭受的苦难和你们遭受的苦难所击倒，但是你们仍然没有失去爱，这份关爱一直在守护你们，一直在你们身上。我们的祈祷会让我们再回到你们中间的日子快点到来……
与此同时，为了重新安排公共事务，我们将会组建一个委员会，这个机构将会由一位大臣来全权负责，以便规范国家和政府。
我们总是恳求上帝的祝福……现在我们将恳求上帝更大的帮助，降临力量在你们身上，这将是巨大的安慰……有希望让那些因犯下错误而无法享受其果实的人，也许能够用真挚且长久的忏悔来挽回。[20]
自从法军占领了罗马，人们就开始焦急地等待一些信号能让他们了解教宗回到罗马后会采取怎样的举措。他们希望那位年近古稀、慈爱、有自由观念的教宗回来，但是害怕回来的是一个心怀怨念的教宗，在他邪恶顾问们的鼓动下，重新建立起令人憎恨的由圣职把控的政府。教宗的第一封宣示并没有减轻人们聚集起的恐惧。
托斯卡纳大使在当天观察说：“城市里最醒目的景象令人心碎，我说的不是物质上的破坏，尽管物质上的破坏一目了然，但我说的是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人们脸上所浮现的不满……不愿意让自己臣服在一个与时不符的重回旧时代的政府之下。”伦敦《泰晤士报》驻罗马的记者也评说道：“对重建教会政体的恐惧……弥漫在所有阶层中，只有那些和枢机主教们有密切关联的人除外。”[21]
如果说罗马市民垂头丧气，那么在罗马的法国军队也并不高兴。他们被当地人怨恨，住在逼仄的临时住房中忍受酷暑，他们的任务也不明确，并且常常听说疟疾发病季节给永恒之城带来的损害。“夏天太难熬了”，法军上校阿道夫·尼尔在7月末给他的兄弟写信时这样说道。在本月早些时候，正是尼尔把罗马城的钥匙交到教宗手上的：“事情太棘手了。教宗不敢回来。”傍晚时，他报告说，当宵禁令解除后，又长又窄且尘土飞扬的科尔索大道上会挤满了马车和行人，这是罗马人在逃避酷热。一堆堆的马粪让街道变得危险。“鹅卵石对马来说太滑了，”尼尔观察说，“虽然戴着有钉的马掌，但它们还是常常滑倒。”[22]
罗马的犹太人焦急地等待着教宗统治的恢复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罗马共和国覆亡当天宣布的宪法已经赋予了他们平等的权利，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好说了。当犹太人试着在罗马南边的韦莱特里镇开一家商店时，当地的商人怨声载道。作为回应，枢机主教安东内利从加埃塔写信来，向他们建议说在教宗的权威回归以后，犹太人就不再被允许把商店开在犹太聚居区以外的地方，而且他们很快就会被关回曾经的围墙里去。[23]
法国驻罗马教廷大使哈考特公爵已经被托克维尔召回，他是在7月21日离开罗马的。他即将在两个月后退出外交界。[24]
在加埃塔，雷内瓦尔对教宗在罗马被攻占下来后的第一封宣示中的发言感到不满，教宗的发言完全没有提及继续改革，他只好来到教宗处进言。
“你想要让我忘掉尊严吗？”庇护九世回答，“如果我做对了什么事情的话，”他问法国大使说，“难道我的行为不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吗？这难道不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吗？”
只要庇护九世还需要法国人来帮他夺回罗马，他就需要给他们留下一点他会半推半就的希望。尽管教宗的政治算计并不精明，他的本性也不是想要取悦他人，而且长时间以来，相较于奥地利，他在情感上更喜爱法国，这都让他对法国人保持着迁就。现在罗马已经拿回来了，他不需要再退让了。
“你不知道我的意图，”教宗这样告诉雷内瓦尔，“你不会看到我会作出你所要求的承诺。我不想要任何的宪法，因为宪法将会终结教宗职权。但是至于你常常跟我提到的改革，难道我没答应你吗？”庇护九世在这里说的是他愿意建立一个代理城镇和省的委员会，甚至是一个关涉国务的咨商委员会。而且，他还补充说自己清楚教宗国长久以来的积弊。“难道我不知道司法制度亟须建立吗？难道我不知道财政和行政都需要大加改良吗？”教宗反问道。
“你为什么要怀疑我的意愿呢？”教宗问，“难道我的巨大善意还不足以证明一切吗？”[25]
雷内瓦尔随即去见了安东内利，后者给他带来了更多令人沮丧的消息。庇护九世已经指示他任命一个三人执政委员会来掌管罗马的新教宗政府。教宗最初提到了任命一位枢机主教和两名世俗信徒，但是安东内利现在坚持只有枢机主教才能合适地代表教宗。在雷内瓦尔看来，这一点等同于发出绝对错误的讯息。安东内利还告诉法国大使，他很快就会宣布重新建立起旧式的宗教法庭。雷内瓦尔被吓了一跳。
第二天，雷内瓦尔再次去找教宗谈话。“庇护九世，”他观察说，“拥有一种和善、舒缓的心理倾向，即使是在最愤怒的时候也会很快平静下来。但不幸的是，”这位外交官补充道，“他缺少决断力，而且他不知道应该相信谁。”此前法国人将这种决断力的明显缺乏视作弱点，如今同样的弱点变成了承载法国人希望的一根细细的稻草。雷内瓦尔试着把教宗的注意力转移到回归权力后需要进行的大赦上。如果反其道而行，镇压同罗马共和国有关的人，便只会更进一步点燃人民反对他回归的怒火。
庇护九世则不为所动。“不要忘了我是谁，”教宗说，“对那些罪大恶极的人的惩罚是必要的。至于其余的，重要的是让他们离开。”
雷内瓦尔的话题又转向了安排世俗信徒进入政府的重要性。教宗近期在教宗国的其他城市里指派的所有政府人员都是圣职。“圣父大人，”大使说，他已经预料到了教宗的反应，“您一定是想要告诉我们这些高级教士的职位只是暂时的——”
“事情就是这样。”教宗打断了他。
“没错，这是好事。但是这一重要的事实却完全没人知道……难道把此事公开不会是好事一桩吗？”
庇护九世告诉他说会好好考虑考虑。[26]
*
当雷内瓦尔在加埃塔苦口婆心地恳求庇护九世时，罗马人正紧张地等着教宗所选出的三人执政委员会的消息。法国驻罗马的外交临时代办汇报说：“人们的恐惧大过希望。”他们将教宗周围的高级教士们视作一群谄媚之徒。“庇护九世，”伦敦《泰晤士报》驻罗马的记者写道，“被一群除了只会提出旧方法而拿不出任何新药方的人簇拥着，他们知道的旧方法就是地牢和流放。”[27]
三人执政委员会的人选被宣布了，罗马市民的恐惧被证明并非杞人忧天。枢机主教加布里埃勒·德拉·更贾（Cardinal Gabriele Della Genga）在三人中最为著名，于1836年34岁之时被教宗任命为枢机主教，此前七年，他的叔叔教宗利奥十二世（Pope Leo XII）刚刚离开人世。在教宗任期的前两年中，庇护九世曾经把反改革的德拉·更贾当作顾问，并把他安放在了费拉拉，让他担任当地教宗政府的首脑，他在那里相当遭人愤恨。这位枢机主教顽固、野心勃勃且报复心极强。他并没有忘记自己几年前在罗马受到的羞辱，当时在教宗拒绝和奥地利开战后，愤怒的暴民追着他的马车把他赶了下来。奥地利人对任命的消息感到很高兴。更贾将会成为正在组成中的三人执政委员会的灵魂人物。[28]
其他两名枢机主教就不那么知名了——雷内瓦尔当初曾把他们鄙视为“无名小辈”。鲁伊吉·凡尼谢利（Luigi Vannicelli），48岁，在过去的七年中担任枢机主教，深受格里高利十六世的喜爱。在他担任驻博洛尼亚的教廷特使时，他的反改革态度就已经众所周知了，他还在罗马做过四年的教廷警务总管，他也是奥地利人所欢迎的对象。“他是枢机主教兰布鲁斯齐尼最喜欢的人之一”，奥地利大使这样回忆道，“而且和他的同僚德拉·更贾一样，他也是前圣座国务卿最亲密和最忠诚的朋友之一。他的政治倾向和我们对他的看法，我相信，是毋庸置疑的。”
执政委员会的第三名成员是44岁的枢机主教罗多维科·阿提埃里亲王（Prince Lodovico Altieri），他来自一个古老的罗马贵族之家，30岁时被任命为总主教，曾担任过罗马教廷驻维也纳大使，35岁时晋升枢机主教。他比德拉·更贾更好相处，也对改革持开放的态度，奥地利人对他十分警惕。“枢机主教阿提埃里，”在先对另两位执政大唱了一番赞歌之后，埃斯特哈齐告诉施瓦岑贝格，“确实是硬币的另外一面，我真对他的提名感到遗憾，为枢机主教安东内利和他的敏锐判断力感到可惜。”但不用担心，奥地利大使评论说，阿提埃里在枢机主教德拉·更贾的手上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他知道要做什么，也会给枢机主教凡尼谢利提供支持。[29]
如果说埃斯特哈齐算是心满意足的话，雷内瓦尔可没有。在听说了任命人选后，他们马上跑去向教宗控诉。令人好奇的是，庇护九世并没有为自己的选择辩护，而是责难他们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担此职位。在任何情况下，他补充道，已经做了的决定就是木已成舟。雷内瓦尔向托克维尔重述当前局面时说：“我没有再坚持下去，而且，我对他所处的尴尬境地和种种的不确定感到同情，我也同情他虽然有着诚实和善良的初衷，却优柔寡断，且在灵魂上十分脆弱。”[30]
“你们法国人，”教宗说，“总是做事急匆匆的。你们想要一蹴而就，而我们罗马人不一样。我们不慌不忙，有时候，我承认，的确耗了很多时间。但是这并非想要吓唬你，你要有耐性。”[31]
在巴黎，托克维尔拿着来自意大利的报告，胸中怒火汹涌。“很清楚，”他向科瑟尔勒抱怨，“他们是在跟你耍花招，他们正在看我们的笑话。罗马教廷正在把我们的许诺当傻子来耍，就仿佛我们是小孩子，摆在眼前的既成事实说明，这些人积习难改。你相信我，教宗这个人并不真诚。”也许，托克维尔承认，庇护九世觉得他所做的事情是出于良善目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外交部部长下结论说，“他身上就有那种典型的伪善，为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尽力装出一副和蔼的样子，以便伪装自己软弱。”
托克维尔已经忍无可忍了。法国人已经无法再忍受更进一步的羞辱了。如果说，在他们为教宗所做的一切之后，教宗继续拒绝法国的要求的话，他发誓，他会公开地向全欧洲斥责罗马教廷，向全天主教世界斥责他。“你看着吧，”他告诉自己的老朋友科瑟尔勒，“我将会做我应该做的——宁可不是出于外交部部长的职责，或仅仅是出于一名议会代表的责任——我绝不会接受他们为我们送上门来的耻辱和嘲弄。”[32]
[1]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379.
[2] Stato pontificio. 1850. Raccolta di leggi，ordinanʑe，regolamenti e circolari dello Stato pontificio. Vol.3. Rome：Giornale del Foro，pp.30-31；Ghisalberti，Alberto. 1949. “Una restaurazione‘reazionaria e imperita.’” Archivio della Società romana di storia patria，pp.150-51.
[3] Fuller，Margaret. 1991. These Sad but Glorious Days：Dispatches from Europe，1846—1850. Edited by Larry J.Reynolds and Susan B.Smith.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p.306；Cass to Clayton，Rome，July 6，1849，in Stock，Leo F. 1933. United States Ministers to the Papal States. Instructions and Despatches 1848—1868.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pp.45-46.
[4] 当时对于乌迪诺能力的怀疑是很普遍的，这一点可以在伦敦《泰晤士报》7月5日的文章中看到：“当法国政府选择了一个没有先前在战争或政治上取得名誉的骑兵军官来指挥罗马远征时，”《泰晤士报》这样声称，“他们给出了一个明证，他们对教宗国的入侵将无法和法军之前获得的声望相提并论，他们将无法表现任何军事或是解决方式上的技巧。乌迪诺将军能够获选只不过是因为他是拿破仑的司令官的儿子，并且在法国社会里混得很开。”
[5] Corcelle à Tocqueville，Rome，10 juillet 1849，doc.118 in Tocqueville，Alexis de. 1983. Œuvres complètes. Correspondance d’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Francisque de Corcelle. Paris：Gallimard，vol.1，pp.300-302.
[6] 托克维尔继续表达着他对于罗马状况的强烈不满，尽管他安抚科瑟尔勒这全都是乌迪诺的错。托克维尔抱怨说，乌迪诺太愚钝，以至于他无法在脑子里同时琢磨两件事：结束“煽动家们”所造成的“恐惧”并在同时鼓励“自由派人士”。这是法国政策的两个目标，而且是外交部部长所坚持的，两者缺一不可。Tocqueville à Corcelle，Paris，18 juillet 1849，doc.124 in Tocqueville，Alexis de. 1983. Œuvres complètes. Correspondance d’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Francisque de Corcelle. Paris：Gallimard，vol.1，pp.322-26.
[7] Corcelle à Tocqueville，Rome，8 juillet 1849，n.11，MAEN，RSS 411；Ferrari，Federica. 2002. “Dai rapporti della legazione toscana a Roma e a Gaeta：Un’immagine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In Studi sul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ed.Marco Severini，pp.123—49. Ancona：Affinità elettive，p.140.
[8] Rayneval à Tocqueville，Rome，9 juillet 1849，n.144，MAEC，PAR；Lancellotti，Luigi. 1862. Diario della rivoluʐione di Roma dal 1 novembre 1848 al 31 luglio 1849. Naples：Guerrera，p.194.
[9] Marraro，Howard R. 1932. American Opinion on the Unification of Italy，1846—1861.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71；Palmerston to Freeborn，Foreign Office，July 23，1849，doc.93，and Freeborn to Palmerston，Rome，August 4，1849，doc.108 in Parliament（U.K.）. 1851.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Rome，1849. 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Papers，online，pp.84，100.
[10] Zucconi，Antonietta Angelica. 2011. “I Bonaparte tra rivoluzione e reazione.” In Un laboratorio politico per l’Italia.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ed. Laura Rossi. Rome：Biblink，p.119；Casanova，Antonio G. 1999. Carlo Bonaparte：Principe di Canino，scienʐa e avventura per l’unità d’Italia. Rome：Gangemi，pp.155-56；Humphreys，Sexson E. 1956. “Lewis Cass Jr. and the Roman Republic of 1849.” Michigan History，p.45. 科瑟尔勒在7月9日报告说：“英国和美国领事非常恶毒而且和激进分子们绑在一起。他们给罗马市民和外国人提供了许多护照。虽然他们这么做好像是反对我们，但实际上他们是帮了我们的忙。”Corcelle à Tocqueville，Rome，8 et 9 juillet 1849，n.11，MAEN，RSS 411；Virlogeux，Georges. 2001. “La Vendetta pretina’e i diplomatici statunitensi nel 1849.” Italies 5，http：//italies.revues.org/2025，pp.5-7. 布朗大学的尼古拉斯布朗档案馆收藏的关于这些日子的多封信件的内容是关于克里斯蒂娜·贝吉欧乔索要求布朗提供相关的帮助。在档案馆中，还可以找到时任撒丁尼亚政府大臣的马西莫·达泽格里奥回应布朗的帮助难民的请求。
[11] Humphreys，Sexson E. 1956. “Lewis Cass Jr. and the Roman Republic of 1849.” Michigan History，pp.44-45；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p.453-54；Cass to Clayton，Rome，September 20，1849，in Stock，Leo F. 1933. United States Ministers to the Papal States. Instructions and Despatches 1848—1868.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p.59.
[12] Bargagli al ministro degli affari esteri，Mola di Gaeta，7 luglio 1849，in Bianchi，Nicomede. 1869. Storia documentata della diplomaʐia europea in Italia dall’anno 1814 all’anno 1861. Turin：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vol.6，pp.548-50. 在一封感谢托斯卡纳大公最近给夺取罗马的祝贺信的回信中，教宗表达了他的满意，但是警告说这座城市直到被“清洗”过之前，都不会是健康的。“实施这样的一场清洗看起来仍然遥遥无期”，教宗补充说，“腐败的元素……将会继续呼出他们带病菌的气息。”Bianchi，Nicomede. 1869. Storia documentata della diplomaʐia europea in Italia dall’anno 1814 all’anno 1861. Turin：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vol.6，p.270.
[13] Antonelli al nunzio di Madrid，Gaeta，13 luglio 1849，ASV，ANM，b.313，ff.951r-952r；Antonelli al nunzio di Napoli，Gaeta，14 luglio 1849，ASV，ANN，b.392，ff.85r-85v.
[14] 因为法军已经把他们从压迫和混乱的政权中解放出来，乌迪诺宣示说，罗马人已经反复地表现了“他们对于慷慨的教宗的忠诚和感激，罗马人认为他们新近获得的自由是拜教宗所赐”。这位将军明显没有看到频繁爆发的抗议，他还补充说：“法国从没有怀疑过这种感恩情绪的存在。”Stato pontificio. 1850. Raccolta di leggi，ordinanʑe，regolamenti e circolari dello Stato pontificio. Vol.3. Rome：Giornale del Foro，pp.62-63.
[15] Beghelli，Giuseppe. 1874.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2 vols.Lodi：Società Cooperativa—Tipografica，pp.433-34；Spada，Giuseppe. 1868—69.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di Roma e della restauraʑione del governo pontificio dal 1 giugno 1846 al 15 luglio 1849. Florence：Pellas，vol.3，pp.711-14；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202. 按照一个前制宪会议代表的说法，在升起教宗国国旗的当天傍晚，有示威者参加的游行队伍在法军的巡逻中间穿过科尔索大道，唱着滑稽改编版的《马赛曲》：“一起走吧，教士的子民们！”（原歌词为：一起走吧，祖国的子民们！）Citoyen romain. 1852. Les mystères du clergé romain…par un citoyen romain. Lausanne：Weber. Les mystères du clergé romain…par un citoyen romain. Lausanne：Weber，p.218. 法国还在奇维塔韦基亚组织了感恩庆典来纪念恢复教宗统治。一个目睹了庆典的英国海军军官说：“教宗国国旗在100声鸣枪敬礼中升起，”他还补充说，“在当场民众的脸上看不出一点点的高兴。”Lieutenant Willes to Vice Admiral Parker，Civitavecchia，July 21，1849，doc.103，inclosure 2，in Parliament（U.K.）. 1851.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Rome，1849. 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Papers，online，pp.93-94.
[16] 科瑟尔勒登上的船是从法国驶往那不勒斯。当他们抵达那不勒斯的港口时，科瑟尔勒和他的船员们得知因为法国暴发的霍乱，费尔南多国王已经下令所有来自法国的船都要在港口隔离14天后才能下船。科瑟尔勒要求会见掌权的政府大臣，这位大臣后来亲自询问了国王本人。科瑟尔勒被允许下船，但是不可以带他的秘书和文件。Corcelle à Tocqueville，Rome，20 juillet 1849，n.13，MAEN，RSS 411.
[17] 当科瑟尔勒在罗马期间，他和教宗在法国内阁中最大的拥护者法鲁保持着秘密通信。许多科瑟尔勒在罗马寄给法鲁的信件现在可以在网络上阅览，参见：http：//correspondance-falloux.ehess.fr/index.php？958。
[18] Corcelle à Tocqueville，Rome，20 juillet 1849，doc.125 in Tocqueville，Alexis de. 1983. Œuvres complètes. Correspondance d’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Francisque de Corcelle. Paris：Gallimard，vol.1，pp.326-28；Corcelle à Tocqueville，Rome，20 juillet 1849，n.13，MAEN，RSS 411.
[19] Corcelle à Tocqueville，Rome，20 juillet 1849，doc.126 in Tocqueville，Alexis de. 1983. Œuvres complètes. Correspondance d’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Francisque de Corcelle. Paris：Gallimard，vol.1，pp.328-30.
[20] 我在这里使用的意大利原文和英文翻译都有一些细小修改，可参见：Parliament（U.K.）. 1851.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Rome，1849. 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Papers，online，doc.99，pp.86-87。告示原件见：ASV，ANN，b.392，f.84r。乌迪诺在他于1849年7月22日给巴罗的信中报告，教宗贴在罗马城内各处墙上的告示导致了“严重的公众焦虑”。Barrot，Odilon. 1876. Mémoires posthumes de Odilon Barrot. Vol.3.Paris：Charpentier，pp.405-6.
[21] 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205；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380；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4，pp.240-43；“The French in Rome，” TL，July 30，1849. 乌迪诺在7月中旬指定的新临时市政委员会首脑奥德斯考奇亲王（Prince Odescalchi，Pietro. 1851. Rapporto fatto al consiglio dal presidente della commissione provvisoria municipale di Roma sull’aʑienda del comune da lei amministrata dal 15 luglio 1849 al marʑo 1851. Rome：Salviucci，p.4）在报告中说：“罗马肮脏不堪，一派战败的景象，人心惶惶。”教廷的圣座国务卿办公室在7月16日的内部报告中作出了对于罗马在战争中遭到破坏情形的详细报告。“Stato materiale di Roma” Bullettino n.2，Roma，16 luglio 1849，ASV，Segr. Stato，An.1849，Rubr. 155，fasc.1，ff. 20r-22r.
[22] Colonel Adolphe Niel to Gustave Niel，Rome，28 juillet 1849，doc.11 in Niel，Françoise. 1961. “Lettres inédites du Général Niel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e Rome（13 mai 1849—10 janvier 1850）.”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p.477-78.
[23]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411n.
[24] Belcastel à Tocqueville，Rome，24 juillet 1849，n.1，MAEN，RSS 410. Baron de Belcastelserved as chargé d’affaires for France in Rome from July to September of that year. Tocqueville，Alexis de. 1983. Œuvres complètes. Correspondance d’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Francisque de Corcelle. Paris：Gallimard，vol.1，p.322n.
[25] Rayneval à Tocqueville，Gaëte，24 juillet 1849，n.150，MAEC，PAR.
[26] Rayneval à Tocqueville，Gaëte，27 juillet 1849，n. 151，MAEC，PAR. 当他们讨论的内容转到了为新教宗政府效力的人选上时，大使对教宗坚持让掌管警务的内政大臣由一名高级教士出任的决定表示了不满。“这是一个致命的想法”，雷内瓦尔说。而且教宗说外交大臣也必须保留在高级教士手中，因为高级教士更适合履行圣座国务卿的职责。
[27] Belcastel à Tocqueville，Rome，24 juillet 1849，MAEN，RSS 410；“The French in Rome，” TL，August 1，1849.
[28] Rayneval à Tocqueville，Gaëte，20 juillet 1849，n.147，MAEC，PAR；Belcastel à Tocqueville，Rome，24 juillet 1849，n.1，MAEN，RSS 410；“The French in Rome，” datelined July 21，TL，August 1，1849；Annuario Pontificio. 1847. Notizie per l’anno 1847. Roma：Stamperia Cracas，pp.46-47；Falloux，Alfred Pierre Frédéric，comte de.1888. Mémoires d’un royaliste. Vol.1.Paris：Perrin，p.524；Jankowiak，François. 2007. La curie romaine de Pie IX à Pie X. Rome：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p.170n. 奥地利在加埃塔的大使向维也纳报告：“在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上，德拉·更贾已经是不能再好的人选了。”Engel—Janosi，Friedrich. 1950. “The Return of Pius IX in 1850.”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p.153. 将会作为意大利王国首相的自由派人士路易吉·卡洛·法里尼（Luigi Carlo 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4，pp.245-46）对于德拉·更贾的描述是“骄傲、轻率、毫不掩饰地憎恨自由和自由派，并且仇视一切新事物”。
[29] 阿提埃里在雷内瓦尔看来，“就像他的名字在意大利文中的意思——‘骄傲’一样名副其实”。Rayneval à Tocqueville，Gaëte，28 juillet 1849，n.152，MAEC，PAR. Annuario Pontificio. 1847. Notizie per l’anno 1847. Roma：Stamperia Cracas，p.55；Giuntella，Vittorio Emanuele. 1960. “Altieri，Ludovico.” Diʐ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4，p.246；Jankowiak，François. 2007. La curie romaine de Pie IX à Pie X. Rome：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p.171n；Esterházy à Schwarzenberg，Gaëte，13 août 1849，doc.119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338-39.
[30] Rayneval à Tocqueville，Gaëte，29 juillet 1849，n.157，MAEC，PAR. 7月30日，当三位枢机主教将要抵达罗马时，雷内瓦尔写信提醒乌迪诺。法国大使主要担心的是枢机主教将会试着抓捕那些只是支持罗马共和国的人，他向乌迪诺建议要尽一切努力阻止这件事的发生。Rayneval à Oudinot，Mola-de-Gaëte，30 juillet 1849，in Gaillard，Léopold de.1861. L’expédition de Rome en 1849. Paris：Lecoffre，pp.488-90. 此时，科瑟尔勒正卧病在床，因此雷内瓦尔可以独自同教宗和他在加埃塔的周围人士接触。
[31] 埃斯特哈齐伯爵给出的是相似的建议。“别担心，”他告诉雷内瓦尔，“事情发展得很顺利，你不需要一直施压。这些人自恃甚高。围绕在他们身边的那些人一刻不停地鼓动他们向着和你的意见相左的方向行事。”但是，埃斯特哈齐预计，教宗最后将会采纳很多法国向他施压的改革。Rayneval à Tocqueville，Gaëte，31 juillet 1849，n.158，MAEC，PAR.
[32] 法国的外交部部长受到了枢机主教安东内利的特别攻击，他一直对科瑟尔勒缺乏正式外交身份的事实加以百般刁难。托克维尔写道，和教宗不同，安东内利“连面子上的和平都不愿维持。我找不到任何比他对你权力的抱怨更粗鲁、更幼稚的行为了……这样的事情，在事实上，是教会诡计的最后一搏，我已经料到了。”Tocqueville à Corcelle，Paris，30 juillet 1849，doc.131 in Tocqueville，Alexis de. 1983. Œuvres complètes. Correspondance d’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Francisque de Corcelle. Paris：Gallimard，vol.1，pp.340-43. 虽然教宗在法国内阁中的强力捍卫者阿尔弗雷德·德·法鲁对于罗马时局的看法与托克维尔不同，但是两人对于安东内利的看法却是一致的。法鲁在后来回忆说，这位圣座国务卿和教宗正相反，他想要把自己树立成一个只对教会利益服务的人。“然而那些观点已经足以让人看到他对于地位和财富的动机……他冷静算计的倾向，和庇护九世自发行事的倾向不同。他傲慢的镇定自若和教宗温暖的微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Falloux，Alfred Pierre Frédéric，comte de.1888. Mémoires d’un royaliste. Vol.1.Paris：Perrin，p.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