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他这一代：旧秩序与启蒙运动，1773～1792

9 家庭、童年和教育

出生于科布伦茨

梅特涅对自己的出身非常清楚。他在撰写的“自传备忘录”中曾开宗明义地讲道：“在父亲家族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受到教养，帝国贵族的出身、家父供职于皇室的公职地位、法国式的社交生活、道德的软弱无力和堕落，在成长过程中为我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堕落正是风暴前那些德意志小邦国的特色，而它们也即将毁于这场风暴。”^[1]53岁时，^[2]他如此回忆道，并确确实实地勾勒了对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有着实质性影响的那些力量。

梅特涅1773年5月15日出生在父母位于科布伦茨的家中，并以克莱门斯·温策斯劳斯·罗塔留斯·内波穆策努斯（Clemens Wenceslaus Lotharius Nepomucenus）受洗命名，^[3]当时还用拉丁文撰写的受洗证明就是这样书写的。按照习俗，具有传统意识的贵族要在嫡传长子的全部名字里放入家族历史的核心内容。在名字里要纪念家族的第一位选帝侯罗塔尔，以及其为本族的崛起所做的开创性功绩，这也证明了他的父亲弗朗茨·乔治对这位祖先怀有多么强烈的感激之情。他也同样认为，向他原来的上司，美因茨总主教兼选帝侯温策斯劳斯·冯·萨克森（Wenzeslaus von Sachsen）表示敬意是合适的。后来，梅特涅反复夸耀自己曾有过这样一位洗礼教父，虽然洗礼时他并未到场，而是由弗朗茨·路德维希·冯·凯瑟尔施塔特（Franz Ludwig von Kesselstadt）代表出席（在说到此点时，梅特涅有意地避而不谈）。

作为家族可靠保护伞的帝国教会，在年轻的克莱门斯面前也展现了它的恩惠。1775年，当特里尔总教区大教堂教士咨议会中一个有俸圣职职位（Präbende/Pfünde）由于其前任故去而出现空缺时，弗朗茨·乔治毫不犹豫，立即为其刚刚2岁大的儿子作了申请。这让他从腰包里掏出了500帝国塔勒（Reichstaler）^[4]的申请费。这样一种申请对于他这个帝国伯爵来说，也不是理所当然、想办就办的，因为他必须要经受令人难堪的审查，看看其家族谱系和贵族等级是否允许他申请这一职位。^[5]他必须就他“是骑士和教士出身作出报告”，当时也被称作“起誓（Aufschwörung）”。要求拿出14份证明和公证手续——首先是“家族谱系（arbor genealogia）”，其次是他父系和母系的族谱。弗朗茨·乔治明确地列出了他的六代世袭伯爵，^[6]实际上一般只要求证明四代即可。但是，他还必须要克服一个障碍，因为他的夫人贝阿特丽克丝［Beatrix，娘家姓卡格内克（von Kageneck）］在他们结婚前不久的1770年才刚刚晋升为伯爵等级。为了抵消这一欠缺，梅特涅家族要将家族的荣誉、头衔一一列举。弗朗茨·乔治列出了四个理由：他的家族在威斯特伐利亚伯爵议事团中占有席位和投票权，并由国家历法证明，在等级和排序上位于其他伯爵之上；他们通过联姻与安哈尔特（Anhalt）、拿骚（Nassau）、瓦尔德克（Waldeck）和利珀（Lippe）的帝国贵族家族均结成了姻亲关系；有凭证证明他们出身于“古老的冯·布劳恩霍恩［拜尔施泰因］和温纳布尔格统治家族，现在还保留着他们的族徽纹章”；而且，弗朗茨·乔治还特别指出，他在担任天主教派的威斯特伐利亚伯爵议事团团长时所做的功绩。对于那些莱茵的大教堂教士咨议会中始终认为应该由他们占据这些职位的伯爵贵族们而言，这些理由无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77年，弗朗茨·乔治又成功地在美因茨总教区大教堂教士咨议会中取得了另一个有俸圣职职位。日后克莱门斯和约瑟夫兄弟俩的大学学习将证明，谋取这些有俸圣职职位颇为划算。这里也反映了帝国贵族等级的出身，以及梅特涅父亲为在皇朝效力的地位，对日常事务和生活有着重大的意义。

1674年的科布伦茨“梅特涅庄园”——出生地

但是，克莱门斯为什么生在科布伦茨——位于钱币广场的梅特涅庄园——而非科尼希斯瓦尔特呢？他之前的数代先辈因为选帝侯和皇室履职的需要，已经将生活和活动的重心搬到了莱茵地区，他的父亲弗朗茨·乔治也是如此。

梅特涅的父亲先后为特里尔选帝侯区和皇室效劳而担任了一系列职务，这使他以一个功勋政治家的面目出现。1785年底，约瑟夫二世皇帝曾对他如此口头评价：“朕以为，他是本帝国中最出色之人”，因为其他人“不能与之匹敌。”^[7]儿子克莱门斯出生时，时年28岁的弗朗茨·乔治已然改称温纳布尔格和拜尔施泰因伯爵，科尼希斯瓦尔特、施普肯堡（Spurkenburg）、诺因海姆（Naunbeim）、莱茵哈德施泰因（Rheinhardstein）和普骚耳（Pousseur）领主，世袭美因茨总主教名誉侍从参议与皇室正式的名誉侍从参议，特里尔选帝侯区会议大臣（Konferenzminister）以及内廷副总领大臣。此后，在这些职务上又增加了许多其他职务，其中特别是皇帝派其担任驻美因茨、特里尔和科隆选帝侯宫区内廷公使一职，特别值得一提。直到1810年，弗朗茨·乔治仍然非常受到皇帝的信任，以至于皇帝让他在他儿子——时任主管外交大臣的克莱门斯——长期出使波拿巴王朝期间，作为国务大臣（Staatsminister）^[8]代理儿子的工作。

在父母家里：童年—少年—理想的教育

在梅特涅时代，贵族家庭的孩子基本上将他们的父母看作自己所处贵族等级的典范和完美的化身：谨慎并有所保留；要尽管理、交际应酬和本贵族等级特有的社交义务。有鉴于此，父母对正在成长的克莱门斯所付出的精力、爱意和关注就更加令人吃惊。在6岁时，他们特意带他前往斯特拉斯堡去注射天花疫苗。^[9]在12岁时，父亲就鼓励他，让他多给自己写信。如果儿子关心他们夫妇的身体健康，就会受到大力表扬，并用慈父和朋友式的方式提醒他，避免重复用词和重复表达想法；字要写得大些，否则文字就会写得越发让人看不清。而且他非常希望，克莱门斯有朝一日能写出值得人们一看的东西。他把报纸副刊附在信的后面，并让儿子将其存入资料夹中。在信中父亲写到母亲时爱意满满，并强调，只有在家里他才会最幸福。在信的末尾，他的签名是：“你诚挚的、真正的朋友”或者“你忠诚的父亲和朋友”。^[10]父亲作为伙伴一般的朋友：这已经表明了一种开化的、市民式的交往方式，而且肯定对这位正在成长中的、天性敏感的年轻人有着良好的影响。父亲刚去世时，梅特涅在悼词里透露，“父亲般的朋友”这一表述，绝非空洞的客套，而的的确确是生活的信念：“他的内心是德意志式的正直和纯洁。时代的任何风暴都不能减少他对祖国和古老而威严的帝国的难舍难分，作为一名国家公仆，他既忠诚又开明，同时也是最好的父亲和最忠诚的朋友。”^[11]

父亲弗朗茨·乔治·冯·梅特涅，作者不详

母亲贝阿特丽克丝则完全沉醉于她的第一个孩子，并在他还未成年之时，就将（为他而谋划的）所有政治设想和婚嫁战略透露给了女儿鲍丽娜（Pauline）。克莱门斯上大学时，她在从未中断的书信往来中充满着对儿子慈母般的所有关爱，丝毫看不到这一等级贵族所应具有的矜持和距离感。母亲在信中经常用这样的话结尾：“我难能可贵的、杰出的克莱门斯，您是我的朋友，我最信任的人，有您作为我的孩子，我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所感觉到的幸福。”^[12]

母亲贝阿特丽克丝，娘家姓卡格内克，作者不详

弗朗茨·乔治是一个开明的国家公仆；他的启蒙立场持久不变，从革命时代直到1815年复辟始终如一，这招致了来自任职宫廷总管们的那些皇帝近臣的许多批评。对于年轻的克莱门斯来说，父亲的精神特征给予他更多的是积极影响。“17岁时我就完全独立自主了。在我父亲确认我确实很少去做或者很少想去做蠢事之后，他就给了我完全的自由”，^[13]后来的国务首相这样描述他的家庭教育方式。弗朗茨·乔治作了非常大的努力，培养儿子的自信心——这是获取意志坚定的基本信心的前提。梅特涅在回忆录的最后一稿中将一些内容压了下来，未予透露，比如，他父亲在他的孩提时代，就已经带着他到处出重要公差，并给他提供了许多机会，让他在与别人打交道时锻炼理解和待人接物方面的能力。父亲在尽可能早地为他将来的外交生涯作准备，甚至是在为他将来的国务活动家生涯作准备。1780年，在他受约瑟夫二世皇帝陛下亲托，作为皇室专员前往科隆和明斯特，协助哈布斯堡皇朝和皇弟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爵（Erzherzog Maximilian）竞选助理主教之时，也把时年7岁的梅特涅带上；助理主教一般是教区主教的助手，多数情况下也是注定要做其接班人的。在这些交易中，约瑟夫二世依靠的正是弗朗茨·乔治屡次被证明过的“忠诚、老练和经验”，这就是说，在大教堂教士咨议会面前佯作自由选举，实际上除了皇帝的弟弟之外，要阻止其他所有候选人当选。

年轻的克莱门斯看到了他父亲的运作是多么成功，而他父亲也毫不犹豫地向他展示了玛丽娅·特蕾莎（Maria Theresia）手写的、热情洋溢的感谢信。^[14]这种公差并不是特例：1786年他父亲同样是作为皇室专员前往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和帕德博恩（Paderborn）出席助理主教选举，仍旧带上了他已经13岁的儿子。此外，同年6月，克莱门斯第一次前往科尼希斯瓦尔特。在这里，他也同样体会到了国家政治是怎样主导着他们的家庭生活。当时腓特烈大帝^[15]驾崩，他的父亲丝毫不敢耽搁，立马启程回到公使任上——当然，这是又一个例子，证明在帝国范围内，他是受皇帝信任的第一人。

家庭教师约翰·弗里德里希·西蒙

在梅特涅时代，不仅仅是父母，而且乳母、儿童保姆、家庭女教师以及儿子们的私人家庭老师，即所谓的上流社会贵族家庭中的“太傅（Hofmeister）”，首先关心的都是贵族后裔的教育问题。儿子们的这些教育者，皆以有教养的侍臣和彬彬有礼的绅士形象出现在他们眼前。社交礼仪（conduite，品行举止）、艺术（特别是音乐）、语言表达技巧、骑射、剑技和跳舞均属于男孩们的教育计划范畴。此外，教育内容还包括大量的历史、国家地理学、家族谱系、财政学等方面的知识。在培养儿子这个问题上，父亲和长子的关系，早就刻上了后者是未来家族主要传嗣人的烙印。

在教育问题上，弗朗茨·乔治考虑得很周全，这从他为两个儿子克莱门斯及约瑟夫挑选教师的过程中即有展现。被选中的是一个叫约翰·弗里德里希·西蒙（Johann Friedrich Simon）的人。因为这位教师完美地代表着新时代的理想教育。他出生在阿尔萨斯，原本是一位学习基督新教的神学家，后来为了学习现代教育而放弃了学业。他在当时启蒙运动教育学的“麦加”、位于德骚（Dessau）的由约翰·伯恩哈德·巴泽多夫（Johann Bernhard Basedow）开办的“仁爱”学校学习，那是一处“人性的苗圃”。这位大师（巴泽多夫）激烈地批评了那些旧式的、以灌输和苦读为主要学习方式的学校，主张游戏式的、动手参与式的、通过观摩进行的学习，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而尤为提倡在学习古代经典的同时，要教活着的外语，特别是母语。这一切首先对他的学生西蒙产生了影响。西蒙回到阿尔萨斯后，根据“通过教学进行学习（docendo discitur）”的原则，自己当起了教书先生。他在一家“基督新教贵族妇女教育机构”中试用了这种先进的方式方法，但并不招人待见，没能坚持长久。^[16]于是他在1783年前往距离科布伦茨约10公里远的新维德（Neuwied）住了下来。

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帝国伯爵，偏偏将一位信奉新教的学校教育工作者作为家庭教师请到家里来？显然，两个人都对启蒙运动抱有同情，这种同情，如果不是非要突出讲政治的话，在下述三个方面有所表现：对他们而言，宗教首先是道德层面的事物，而不是教条；等级的樊篱在秘密结社中消除了——他们都在追随市民阶层普世生活的理想境界，并在同一个为此目的而成立的、和谐的团体中共同努力——弗朗茨·乔治1785年加入了位于新维德的共济会分会（Freimaurerloge）“卡洛丽娜三孔雀（Karoline zu den drei Pfauen）”，西蒙也是这个分会的成员；此外，两人还同属北德光明会（Illuminatennorden）^[17]。^[18]弗朗茨·乔治将“启蒙运动（Aufklärung）”作为符合时代精神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来认真对待，包括在自己家里也是这样；西蒙则凭借其先进的教育方法、语言能力和对“德意志祖国”的情怀，脱颖而出。在选择家庭教师的过程中，他的教育潜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弗朗茨·乔治看来，语言表达能力，特别是完美的双语能力非常重要，他在写给克莱门斯的一封信中提醒道：“作为德意志人，永远不能放弃对自己有一个实质性的要求，即不能仅是会说和会写母语，而且在正规教育中（在不断学习掌握的过程中），对母语的掌握同时要达到与语言和培训的进展相适应的程度，以便在平庸的人群中脱颖而出、卓尔不群。大量的阅读和写作会增强一个人的精神力量，为了加强练习，我将在今后与你，亲爱的克莱门斯，以及你弟弟用德语书信交流，而你们可以与你们的母亲继续用法语相互写信。”^[19]

自1786年开始，西蒙便在克莱门斯父母的家中给克莱门斯授课，因为1月11日时他作为新维德的诸侯特权学校的校长兼教授，鼓起勇气，以“最恭顺”的语气给帝国伯爵写了一封信。他以一个纯粹教学法研究者的身份，建议在特里尔和科布伦茨的学校中引入他研究的语言教学法，还呈上了一份教育学意义上的改革德语语法和语言教学的方案。他将其称作“为所有等级和家族的全体德意志青少年能普遍理解的德语语言教学法作的尝试”。^[20]在方案中，他具体建议：尊贵的人们，当然这里指的是必须学习外语的贵族们，在熟悉本国母语语言的精神之前，不要开始学习外语。德意志的青少年还没有掌握自己的母语，就不应该去经受拉丁语炼狱般的煎熬。这个独特的大脑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成功地毛遂自荐，成了梅特涅的家庭教师。弗朗茨·乔治暗想，西蒙的博学多才将会在他儿子的身上留下痕迹。西蒙的藏书里有法国启蒙运动的圣经——狄德罗的《百科全书》。^[21]

此外，西蒙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影响着梅特涅的宗教思想。他不能向他的学生隐瞒自己所受到的神学教育，却将他年轻的学生引向一种不是出于教条，而是因应宗教历史发展 而来的对上帝的理解。他完全以启蒙运动的精神，谈论作为“至高无上的人的上帝（l’ Être Suprème）”。^[22]他讲授圣经，是将其作为一种历史文献来解读，其中有些东西由于翻译的错误需要更正，有些部分远不如当时人们对“人的本性”的认识。他说，在《创世记》中，亚当和夏娃的原罪正好给了上帝借口，给人加上了受教育的计划。第一代人就像大孩子，他们必须“经过亲身体验和作出反应才能获得知识”，而上帝有如一位睿智的父亲，在教授他们。亚当和夏娃本来不会有原罪，那仅仅是因为缺乏经验。但是，嘲笑人类由于无知犯下的错误，会有损于上帝的尊严。西蒙将上帝看作“自然界所有人的首领和管理者（le premier Chef et Directeur de toute la nature）”。基督教的真正精神是与理性哲学相一致的，并可以用博爱去满足心灵的需求。如果要去热爱的是这样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感到的最大满足是，人们不顾所有上帝本人给他们植入的“舒适的感情（sentiments agréables）”去作为与行动，而此时上帝却要求他们为此种行为去赎罪，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讲，无论是在肉体还是道德上，都无法做到。西蒙通过讲解神学的所有内容教授了一种方法：历史性地去追根溯源，并用这种方式去发现对所有的人来说既简单又欣慰的——善于思考就会令人喜悦——真理，如果他们只是想思考和感觉的话。这个真理并不是从一成不变的圣经中推导出来的，而是来自于正确地接受历史。^[23]

经验，也就是说，有助于摆脱成见的关于所有事物的知识，起到了启蒙的作用。真理就是要将世界历史看成一个教育项目：被赶出伊甸园，历尽艰辛地占领需要耕作的田地，这些故事都在教导人们，要在大自然的生长和形成过程中去认识上帝的影响。在田地里劳作生成的经验要伴以思考：“经验和思考是形成人类精神的唯一的伟大力量。”^[24]

有这样一个奇特的、充满激情的大脑在其身边，肯定对敏感的、聪慧的、年轻的梅特涅产生了影响——不是以“影响”这个概念最直接意义上的那种方式，而是引导其进行独立的、批评性的思考，即使在宗教问题上也是如此。不需要用教会中的那些教条，也不需要用正统的、视圣经为圭臬的做法来引导精神，而是要依靠源自实践的、有稳固基础的、全能的理性，这种理性早在创世秩序中即已彰明。这种认为在自然界可以认识上帝痕迹的，又假设理性是行为和价值观的最高法官，并将耶稣只看作一个榜样式人物实用的有神论，创造了独立思考的自由空间，而这正是梅特涅终生追求的精神。他的老师也很早就满足了他那种通过理性批评的基本立场，来确立与自己和环绕自己的世界保持距离的渴望。

后来，当他回顾并反躬自问，为什么自己没有受到法国大革命神话的传染时，会经常提及上述的这种观察距离：他“一直是这场革命的见证人，尔后是其反对派，并一直坚持反对它，因而没有被这场旋涡卷走。我认识很多人，他们在天生的性格中缺少抵制那些所谓革新的或理论的诱惑性假象的力量，按我的理解和我的良心判断，这些假象，在理性的审判席和良好的法律面前，根本站不住脚，并会被不断地驳倒。”^[25]家庭教师西蒙——在梅特涅的回忆中，毫无疑问把他也算在“诱惑者”的行列之中——在呼吁进行理性批判的时候，给了梅特涅精神工具。而当这位老师1789年“一头栽进革命的洪流中”时，持理性批判态度的梅特涅与他保持了距离。梅特涅也将西蒙称作“雅各宾派教育家”——他是西氏“误入歧途”的见证人。^[26]但梅氏并没有仇视他，就像从未仇视很多异见人士一样，而是按照下面的格言警句来行事，将他看作一位可供研究的对象：“研究敌人并从其所处的形势出发辨别方向。”^[27]后来，他也完全是这样看待拿破仑的。对于西蒙和另外一名“雅各宾党人（Jakobiner）”，他也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我必须公正地对待这两个男人，他们从来没有试图用暴力强加给我某种信仰。”^[28]这里也早就显示了他的特点，后来当他年事已高，整理自己的档案并再次翻阅西蒙写给他的信件时，也照样公开表明了这种特点：他并不否认，西蒙对他而言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并冷静地申明，由于西蒙本人后来的发展变化，这些信件对他也只能提供“一些心理上的兴趣”。^[29]

家庭教师阿贝·路德维希·贝尔特兰特·霍恩

年轻的克莱门斯还有一位家庭教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对西蒙的教育进行了精神的纠偏：阿贝·路德维希·贝尔特兰特·霍恩（Abbé Ludwig Bertrand Höhn）。在一位修会僧侣（Ordensbruder）1782年过世之后，他接替了家庭教师的职位，教授克莱门斯“古代经典文献（Humaniora）”，即古希腊、古罗马的知识，包括希腊语和拉丁语，并与西蒙一同负责他的古代语言课程。^[30]后来在斯特拉斯堡学习时，当西蒙偏离航向，进入革命航道以后，阿贝·贝尔特兰特成了梅特涅的稳定锚。在选择精神教师时，梅特涅的父亲就像选择西蒙时一样，表现得审慎周全，并有意识地采取了非教条主义的准则，因为这两个人——指已过世的前任及其继任者——同属于修会中不拿报酬的教育志愿者，他们主要是在哈布斯堡皇朝的教育和学校事务中效劳。与所出身的罗马特拉斯提弗列（Trastevere）贫民区相适应，他们致力于关爱社会弱势群体，并时刻贴近现实生活，准备对教会进行改革。

对于梅特涅来说，阿贝·贝尔特兰特是一位“深思熟虑、熟悉情况的人”。当他年满19岁，已可以不再需要家庭教师时，他对修道院院长的作用作了这样的评论：“我的指导者成了我的朋友和顾问。”^[31]确实，多年的师生关系已经演变成了充满信任的朋友关系。1813年10月3日，就在莱比锡民族大会战^[32]之前，当时的局势对梅特涅已极为不利，梅氏从位于特普利采（Teplitz）的指挥部透露了这一点。阿贝正在邻近的南摩拉维亚的塔亚克斯（Tajax/Djákovice）工作，此时也正惴惴不安地关注着战局的进展。对阿贝忧心忡忡的来信，梅特涅不顾当时问题缠身和时间紧迫的困扰，回信的言辞既不空洞，也不客套，而是极为认真坦率，就像他的老师理应得到的那样。信中他向老师坦承自己的政治信仰，这种信仰使他的行为作为其伟大使命的一部分让人理解，而且，这种信仰使理性的行为与西蒙所认为的上帝的计划看起来融为一体。人如果自己不行动，就不要指望得到上帝的帮助：“我已经开始了一项伟大的事业，要长期地、逐渐地向前推进，必须聚集起所有的力量，等待那一时刻的到来。我们在道义上必须正确，为的是在物质上达到为这种法理坚持战斗到底的目的。上天保佑这一行动，它之所以帮助我们，是因为我们在互相帮助。不久，法国的优势将遭受像黎巴嫩的雪松一样的命运！……如果上帝假我以生命和健康，我就要完成这一事业，请您不必害怕。”梅特涅最后以这样的词句作为信的结尾：“祝您健康，亲爱的阿贝，永葆我们的友谊。”^[33]他的信就像写给一位必须要亲自感激的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