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德国尤利西斯

这不只是一次战败。这是一个世界的终结。[1]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

离开小房间时，希特勒对一个戴着夹鼻眼镜的小个子谢顶男人说，该去把鲁登道夫叫来了。[2]此人是马克斯·厄文·冯·舒伊勃纳-里希特中尉医生，羽翼渐丰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吸引到的众多神秘人物之一。

这个39岁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来自里加，化学专业工程师出身，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他1910年来到慕尼黑，[3]与他同来的还有比他大将近30岁的新婚妻子玛蒂尔德·冯·舒伊勃纳。两人是在1905年暴动时认识的，当时他所在的骑兵部队奉命守卫她父亲的产业。他走法律程序获取了妻子的姓氏，成为舒伊勃纳-里希特（他的本姓是里希特）。

舒伊勃纳-里希特在战时志愿加入了一支巴伐利亚轻骑兵团，而后在1914年12月进入德国驻土耳其埃尔祖鲁姆领事馆工作。他很快被提拔为副领事，凭借这一身份，他得以目睹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4]在发回柏林的外交电文中，他描述了奥斯曼帝国在被俄国人击败后拿本国亚美尼亚少数族裔做替罪羊的情景，其中的细节令人发指。

一座座村庄被洗劫一空；女人和孩子被成群结队押送到别处“安置”，等待他们的是饥饿、疾病和屠戮，沿途随处可见烧焦的、被刺刀肢解的尸体。对于这场导致30万～150万亚美尼亚人丧生的人道惨案，他的函件以及他对屠杀发起的正式抗议，至今仍是最为珍贵的早期亲历叙述之一。

吊诡的是，舒伊勃纳-里希特对迫害和屠杀弱势群体的愤怒，和他病态的反犹主义立场是并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愈演愈烈。被调往波罗的海任德国第八集团军新闻官后，舒伊勃纳-里希特对俄国革命的影响深恶痛绝。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无非是恐怖、掠夺、奴役和饥饿，意在根除中上产阶级，毁灭西方文明。他还称那是个犹太人主使的阴谋。

1920年10月，舒伊勃纳-里希特创办了一个精英秘密会社“重建会”（Aufbau），促进德国和俄国民族主义者的结盟。会社的目标是与“国际犹太人”对抗，推翻俄国和魏玛共和国的所谓犹太政权，并最终实现莫斯科和柏林的君主复辟。

舒伊勃纳-里希特正是在这种右翼阴谋氛围下初识慕尼黑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彼时该党的简称“纳粹”还没有得到广泛使用。这个只成立了四年的组织，最初只是战后慕尼黑乱局中冒出来的四十几个大同小异的右翼极端组织之一。和当时的许多民族主义组织一样，这个年轻政党的成名靠的不是它支持什么，而是反对什么：它反共和国、反议会、反共、反犹。

然而与此同时，它在策略和组织层面上又有着相当的实力。[5]它拥有一个侧重宣传的政工部门。它下属的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已经军事化，成为慕尼黑最早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军队的政党之一。他们积极征募年轻人，为自己注入了活力与热情。据后人的一项估算，[6]在1923年11月时，有三分之二的党员年龄在31岁以下。此外当然还有这个党的最大卖点：一个能让啤酒馆人山人海并点燃大家的狂热的讲演者。

在波罗的海老乡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指点下，舒伊勃纳-里希特于1920年11月20日第一次去听了希特勒的演讲，他和罗森贝格是在里加认识的，两人当时同在一家联谊会。没过多久，舒伊勃纳-里希特就加入了纳粹党，和罗森贝格一样成了这个圈子的熟面孔。他们给人感觉是党内一个强势的派系，人称“波罗的海黑帮”。

接下来的三年里，舒伊勃纳-里希特鞍前马后为希特勒做了不少事。在他苦心经营之下，慕尼黑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右翼俄国和乌克兰移民群体，其中许多人是老沙皇时代的贵族，为避革命和内战来到这里。他煽动反布尔什维克，动员他认识的那些担心左翼抬头的保守派实业家和地主捐钱。他还利用了自己在王室里的关系，包括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Rupprecht）和俄国大亲王基里尔（Kirill）之类的人物。希特勒夸赞过舒伊勃纳-里希特的功劳：“所有人都是可以替代的，”他后来说，“唯独他不行。”[7]

事实上舒伊勃纳-里希特正是怂恿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政变的人之一。他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吸取了教训，[8]认识到列宁和一个小团体是怀着决绝之心，靠胆大包天的行动才改变了历史进程。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穆斯塔法·凯末尔（后来得到“阿塔图尔克”这个姓氏）在土耳其，也做了同样的事。在他看来，慕尼黑右派的谋反也是十拿九稳。柏林的腐败政权已经松动。是时候把它掀翻了。

接到希特勒的命令后，舒伊勃纳-里希特奋力穿过此刻已经挤满了冲锋队队员的贝格勃劳凯勒前厅。三个人跟了过来[9]：他的管家约翰·艾格纳（Johann Aigner），鲁登道夫的侍从科特·诺伊鲍尔（Kurt Neubauer），以及鲁登道夫的女婿、在战争中当过飞行员的年轻老兵海因茨·佩尔内。

一行人来到外面，经过一排停在啤酒馆门口作为路障的卡车——那是为了防备警方有人来增援。远处一辆电车发出断断续续的铃铛声，要其他车辆让路。[10]

一名冲锋队队员挥手将他们放行，四人要驱车去14英里外的一个地方接将军，他对这场行动的支持将是整场行动成败的关键。

那个晚上，埃里希·弗雷德里希·威廉·鲁登道夫上将正在自家楼上的书房里。他并没有像平常的傍晚时分那样，坐在写字台前，而是在房间里来回踱步。[11]八点半刚过，电话响了起来，那一头传来一个声音表示，“迫切期盼”[12]他能亲临贝格勃劳凯勒。

鲁登道夫后来说，他问出什么事了，对方只是说很快会向他禀报。他称自己没听出致电人是谁，并且事先也不了解希特勒的意图。（打电话的是舒伊勃纳-里希特）

58岁的鲁登道夫将军正在艰难适应平民生活。他的军旅生涯始于12岁进入荷尔斯泰因一间军校学习。鲁登道夫出生于今属波兰的西普鲁士省份波森的克鲁瑟乌尼亚，是一个穷商贩的儿子——并非出身贵族——尽管当时以及此后人们一直错误地称呼他为“冯·鲁登道夫”。身为一介庶民的鲁登道夫没能成为显赫的骑兵团的一员，转而进入德国总参谋部，于1894年得到了参谋红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月里，鲁登道夫凭借在列日要塞的一场出人意料的胜仗出了名。他在东线坦能堡取得了更加了不起的战绩，包围人数占优的俄军，俘虏9万余人。鲁登道夫和他的上司保罗·冯·兴登堡上将后来联手击败俄国，从而确立了鲁登道夫大战略家的名声。

当时还是驻德记者的H.L.孟肯（H. L. Mencken）形容鲁登道夫的智慧堪比 “十个皇帝”，1917年夏，他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详述了自己对将军的印象：

一旦拿定主意，他会立即着手行动……他有想象力。他能领会内在含义。他有远见。此外，他还乐于运筹帷幄，解决难题。而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儿女情长。你见过他饱含热泪谈什么祖国，或像兴登堡那样满口虚伪陈词吗？当然没有。他关心的只是博弈本身——而且在这方面非常擅长。

孟肯说，鲁登道夫被誉为“深不可测的战场尤利西斯”[13]。

然而对许多在指挥部和他打过交道的人来说，鲁登道夫是个傲慢、冷漠、离群的人，不懂得折中或者承认错误。而且他还不能忍受有人和他意见相左。他对下属总是绷着脸，所谓下属，在他看来就是几乎所有人，尤其是平民百姓。他整天戴着单片眼镜，以至于有传闻说他睡觉都戴着。缺乏幽默感是他的注册商标，这本身也成了人们逗乐的素材。

他的妻子玛格丽特说，鲁登道夫并不总是这么野心勃勃、冷酷无情。她记得有段时间他是“欢快而无忧无虑的”，他的面部表情还没有凝固成“那副无动于衷的顽固模样”。她认为是战争的经历——可能还有由此而来的崇高声望——把他锤炼成了一个威严而可怕的男人，感情“已经结成了冰”。[14]

然而随着德军在西线的溃败，那些反对他的大举进攻策略的人越来越有底气，鲁登道夫自己也到了几近精神崩溃的境地。他彻夜不眠，一点小小的刺激就能让他大发脾气，陷入不能自已的哭嚎。鲁登道夫对酒精的依赖加剧，开始沉浸于自己的想象，设想战壕里西班牙流感爆发，导致敌军大量减员，为德军赢得奇迹般的胜利铺平道路。

1918年10月，鲁登道夫被解除军职。“皇帝把我给撤了”，他对妻子说，这件事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说他的解职以及此后一个月德国的战败是“我人生中最苦涩的一段时间”。曾经的指挥官，现在要乔装潜逃了，戴着假胡子、墨镜以及一本伪造的护照，先是去了丹麦，而后又在瑞典海斯勒霍尔姆一座乡村别墅里住了一阵子。

“还有谁能有我这么命苦”，鲁登道夫后来写道。他将自己和古迦太基将领汉尼拔相提并论，后者在和罗马作战后过上流亡生活，最终服毒自尽。鲁登道夫说他已经生无可恋，感觉在和自己、和世界对抗。他白天花很多时间在树林里漫步，思考自己的战时经历，为日后的一系列回忆录做准备。

1919年2月，鲁登道夫回到德国，后悔自己没有在战争末期果断采取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来］独揽大权”。又过了一年，在参与了谋划欠周全的“卡普政变”——那是一场企图扶持右翼军政府上台的行动——后鲁登道夫再次被迫认输。他在1920年夏登上一列前往慕尼黑的火车，[15]称这些经历丰富了他的阅历。卡尔的巴伐利亚盛情欢迎了鲁登道夫的到来。[16]

鲁登道夫开始死咬着一个说法不放，即德国输掉战争肯定不是因为他不计后果地把赌注压在西线，耗尽了人力和资源，也不是他坚持要开展无限制潜艇战，导致了美国的参战。事实上，是他的国家“被背后捅了刀子”。左翼政客的懦弱出卖了国家，先是在战场上的投降，而后《凡尔赛条约》的签署是第二次卖国。德国因此置身于孱弱而危险的境地，外国人像秃鹫一般，在一旁等待分食它的尸体。

在战后的世界里，将军看到了同样的一股叛国和懦弱的邪恶势力在兴风作浪，毁坏了他的祖国的道德品质。他尤其认为德国的衰弱与崩塌应归咎于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以及天主教徒，这些人被他悉数视为可憎的外国势力。他加入了舒伊勃纳-里希特的秘密会社“重建会”，并于1921年3月结识了阿道夫·希特勒。[17]介绍两人认识的是舒伊勃纳-里希特。

希特勒很快在公开场合称赞鲁登道夫是“德国最伟大的统帅”[18]。他说鲁登道夫新近出版的书《战争领导与政治》（War Leadership and Politics）帮助他理解了现代世界的许多重要真理，尤其是犹太国际阴谋势力如何在法国和英格兰拥有巨大影响力，甚至可能还掌握着协约国政府。鲁登道夫反过来也钦佩希特勒的“坚定决心”，[19]称他是仅存的一个还懂常理的政治领袖。

到了1923年夏天的时候，鲁登道夫已经把自己在慕尼黑郊外的别墅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纳粹党总部——他的妻子形容那里的活动就像“鸽子窝似的进进出出一刻不停”[20]。她还说将军把自己的谋反大业隐蔽得很好。他会去自己的花园，像个退休老人似的修剪玫瑰，浇花，保养草坪，发生在身边的那些密谋似乎跟他毫无关系。

一行人从啤酒馆出发来到索伦-路德维格斯高地这处高档居住区，他们驶入海尔曼街，停在了五号宅邸门口。司机按了下喇叭。在后座的舒伊勃纳-里希特跳下车，和海因茨·佩尔内一同入内。[21]鲁登道夫穿着一身棕色花呢狩猎夹克[22]招待了他们。为了节省时间，他说，他决定不换制服了。

他们的确是要赶时间，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将军这有违礼仪的反常之举是另有动机的。一旦计划失败，作为一介草民的鲁登道夫可以辩称自己对谋反一事毫不知情。

几人来到摆满书籍的书房，墙上挂着一张将军和兴登堡一起凝视地图的油画，草草聊了几句后，鲁登道夫披上大衣，拿着自己的绿色费多拉帽上了车。他们在雾气蒙蒙的夜里疾驰，[23]用鲁登道夫的话说，是“狂风般的速度”[24]。天开始下起雪来。[25]

[1] Peter Gay，Weimar Culture：The Outsider as Insider （London：Penguin Books，1992），9.

[2] Anz. Verz.XIX 421/23，Antrag des I. Staatsanwalts bei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auf Anberaumung der Hauptverhandlung，January 8，1924，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7，StAM；see also NA T84/2 EAP 105/7，98.

[3] Mathilde Scheubner-Richter，August 18，1952，ZS 292，IfZ.

[4] Paul Leverkuehn，A German Officer During the Armenian Genocide：A Biography of Max von Scheubner-Richter，trans. Alasdair Lean （London：Gomidas Institute，2008），lxxxvi，18-29.关于舒伊勃纳-里希特的愤怒，还可参阅The Armenian Genocide：Evidence from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Archives，1915-1916，ed. Wolfgang Gust （New York：Berghahn Books，2014）。

[5] Harold J. Gordon Jr.，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18.

[6] 据1923年11月9日对1672名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的统计，准确说是对994名有出生日期数据的党员，31岁以下的占将近三分之二，Harold J. Gordon Jr.，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68-72。

[7] Georg Franz-Willing，Putsch und Verbotszeit der Hitlerbewegung November 1923-Februar 1925 （Preussisch Oldendorf：Verlag K. W. Schütz，1977），15. 据玛蒂尔德·舒伊勃纳-里希特说，希特勒是在1931年或1932年这么说的，August 18，1952，ZS 292，IfZ。另见Hermann Esser，interview，March 5，1964，Band II，6，和March 6，1964，Band I，21，ED 561/4，IfZ。

[8] 见Michael Kellogg，The Russian Roots of Nazism：White émigrés and the Making of National Socialism，1917-194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和Stefan Ihrig，Atatürk in the Nazi Imagination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9] 约翰·艾格纳未出版手稿，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en Erhebung im November 1923，HA 5/114II。

[10] 约翰·布鲁克梅尔（Johann Bruckmeier）的观察，Police report，Nr. 1609，Wahrnehmungen [ü]ber die Vorgänge im Bürgerbräukeller am 8. November 1923，November 21，1923，HA 67/1490。

[11] Margarethe Ludendorff，My Married Life with Ludendorff，trans. Raglan Somerset （London：Hutchinson，c.1929），248.

[12] November 9，1923，NL Ehard 94，BHStA；在NA T84 EAP 105/7，531中亦有述及。

[13] 1917年6月《大西洋月刊》。

[14] Margarethe Ludendorff，My Married Life with Ludendorff，trans. Raglan Somerset （London：Hutchinson，c.1929），19.

[15] 对此鲁登道夫有个不太可信的说法，称他去那里是为了跟他的一个姐姐住的近一些，Erich Ludendorff，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11.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Ludendorff，1937），8；NA T84/2 EAP 105/7，496。

[16] Margarethe Ludendorff，My Married Life with Ludendorff，trans. Raglan Somerset （London：Hutchinson，c.1929），172，178，180-81，280. 对此鲁登道夫在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11.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Ludendorff，1937），4-5中略有提及。另外可参阅Robert B. Asprey，The German High Command at War：Hindenburg and Ludendorff Conduct World War I （New York：Quill，1991），484，以及Will Brownell and Denise Drace-Brownell，with Alex Rovt，The First Nazi：Erich Ludendorff，the Man Who Made Hitler Possible （New York：Counterpoint，2016）。

[17] 不少史学家称是赫斯介绍他们认识的，但舒伊勃纳-里希特促成两人的见面比赫斯早了四个月。

[18] 后来他又说是“战争中最伟大的将军”，1938年1月17日《生活》杂志。关于鲁登道夫受到的赞誉和他的缺陷，可参阅Brownell and Brownell with Alex Rovt，The First Nazi：Erich Ludendorff，the Man Who Made Hitler Possible （New York：Counterpoint，2016）。

[19] NA T84/2 EAP 105/7，525.

[20] Margarethe Ludendorff，My Married Life with Ludendorff，trans. Raglan Somerset （London：Hutchinson，c.1929），245. 赫尔曼·埃瑟曾详述鲁登道夫公馆的热闹景象，interview，March 3，1964，Band II，30-32，ED 561/3，IfZ。

[21] 他起初否认自己在车里，不过后来承认了，NA T84 EAP 105/7，694。另一个当时在车里的约翰·艾格纳受审时也是这么说的，VI a F 36/24，January 5，1924，HA 68/1494。珀纳的儿子也在车中的传闻不实。

[22] 史学界一般认为鲁登道夫当时身着军装，包括Ian Kershaw，Hitler 1889-1936：Hubris （New York：W. W. Norton，1999），207和Harold J. Gordon Jr.，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288等知名权威，但从当晚多名目击证人的陈述看并非如此。鲁登道夫的着装选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跟更大层面上有关预谋的问题是相关的。

[23] 约翰·艾格纳，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en Erhebung im November 1923，8，HA 5/114II。

[24] NA T84 EAP 105/7，531.

[25] Ernst Röhm，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intro.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Frontline Books，2012），142；1923年11月9日《人民观察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