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世界大战：布局与升级，1806～1812

拿破仑式的“世界大战”

1806年，欧洲历史翻开了新的一章，梅特涅的经历也进入新的一页。本章的标题是“世界大战”，这听起来好像是将过去的历史人为地现实化了，似乎是想让其显得更为重要。但是，这种怀疑是没有道理的。新的历史研究对查核清楚20世纪前欧洲“世界大战”的这些问题，已经变得更为开明了。“在找寻历史上的‘全球化’踪迹”的过程中，新的研究发现了很多越界的关联行动：跨国家的、跨洲的以及跨文化的。^[1]研究的视角已经从狭隘的民族传统中解脱出来，并且，举例来说，比如早在18世纪进行的七年战争，人们从中即已发现了全球性维度。^[2]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人们在研究拿破仑战争时，则很少处于这种视角，虽然这段历史距离我们要近得多。吉森（Gießen）的民族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威廉·昂肯（Wilhelm Oncken）虽然曾经在1876年这样形容过，“1813年的世界大战，是围绕着普鲁士国家的存在或不存在进行的”，^[3]但是他的视野却仅仅局限于1813年，此外，其观察角度也陷入了“普鲁士崛起”的神话母题，致使这种观察失去了对欧洲命运及世界命运的触觉。在蒂姆·布兰宁（Tim Blanning）看来——他并非从普鲁士的角度出发，而是从英国的角度出发——1792年奥地利和普鲁士陆军的有限进军，不啻一颗引起燎原烈火的火星，很容易“升级”为“一次世界大战”。^[4]但这种想法没有被研究者继续关注。只是到了近来，方才有人原则性地提出问题：人们研究的拿破仑战争，在总体上是否一场“世界大战”。^[5]

事实上，这场战争从欧洲辐射到了整个美洲以及亚洲，有两个标志超越了七年战争时单纯的地理维度，以至于人们对这场战争的想法更进一步靠近了世界大战。第一个标志是，拿破仑战争的目的是谋取全球优势，为此，他就要与大英帝国以及沙皇俄国进行争夺。第二个标志是，按照克里斯托夫·贝利（Christopher Bayly）的说法，拿破仑的国家体系及军事体系造成了“军事野心与金融危机的碰撞，这种碰撞是爆炸性的，从一开始就酿成了世界危机”。^[6]根据他在《全球史》（Globalgeschichte）中关于“现代世界的诞生”的叙事，欧洲大国的政治家们均在1780～1820年“世界危机”的印象中采取了行动，这个危机在“世界大战”中达到高潮。贝利说，其动因来自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它的影响深入各大洲的内陆：“开罗、莫斯科、德里、日惹（Jogjakarta，指的是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中心）以及巴黎，所有大的、著名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都被征服者的军队纳入其中。”^[7]还可以将维也纳、柏林、马德里、里斯本和罗马补充进去。

在这场“世界大战”中，1806～1815年以拿破仑和梅特涅为代表，组成了一个时代单元，这个时代单元的内容是明确的，即拿破仑大陆体系的始建、建成与毁灭。具体说来就是，这一时代单元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的最终瓦解、莱茵邦联作为一种联盟体制的建设、1806～1809年大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在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中的衰落、使沙皇俄国在1812年远征中败落的尝试，以及1813～1815年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中拿破仑的战败。拿破仑在这一时代签订的所有和平协议，只能算作下一次开战前的停战协定。这就是本章以及第六和第七章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