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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八章 桑塔格
非常年轻且非常严肃的苏珊·桑塔格作为作家的首秀不能更与众不同了。《纽约时报》的评论家称《恩主》是一本“以流浪汉冒险为内容的反小说”，[1]尽管这句话的本意是种赞美，但是它对于提高作品的销量并无太大作用。整本书是靠一位六十岁的男性叙述者希波吕特（Hippolyte）的叙述推进的，他居住在巴黎，过着某种波希米亚风格的生活。他的叙述总是离题，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想法中。后来，桑塔格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过，她是在尝试描绘“从美学角度审视生活的归谬法——也就是唯我论意识”，[2]不过在描述唯我主义时，她可能过于沉浸在自己的思维中了。
不是所有读者都能够进入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这很可能就是《恩主》无法取得经济上的成功的原因。即便如此，当桑塔格的出版商将这本书送给阿伦特以征求她的意见时，阿伦特还是写下了很高的评价：
我刚刚读完桑塔格女士（Sonntag，阿伦特拼写桑塔格的名字时多写了一个“n”）的小说，我认为它精彩绝伦。请接受我诚恳的祝贺：你们可能发现了一位重要的作家。当然，她非常有独创性，她已经从法国文学那里学会了如何利用这种独创性。这很好。我尤其赞赏她严密的一贯性，不会让想象力不受控制地发散，但是又可以用梦境和想法写出一个真切的故事……我真的非常享受这本书！我很乐意参加出版庆祝会。[3]
我们不清楚至此时为止，桑塔格读过多少阿伦特的作品。她在笔记本上列出的打算阅读的书籍名单中没有《极权主义的起源》，实际上，这个名单中没有阿伦特的任何作品。不过，桑塔格捐献给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档案中包括一本做了各种标记的《拉埃尔·瓦恩哈根》，在书页边缘的空白处有很多用铅笔标注的感叹：“哈！”（桑塔格大概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觉得阿伦特在文字中的人格面具有趣的人。）到两人见面时，桑塔格已经成了阿伦特的崇拜者。实际上，玛丽·麦卡锡在1967年时还曾为桑塔格竭力想要获得阿伦特的友谊的事而调笑过阿伦特：
我上次在洛厄尔家看到她的时候，她显然是想要降伏你。要么就是她爱上你了——这两种可能是一码事。说真的，她是不是？[4]
这个说法当然是开玩笑的，不过麦卡锡和桑塔格注定是要被树立成竞争对手的。很多人都讲过的一个故事是麦卡锡在提到桑塔格时称她为“那个模仿我的人”。[5]有一个最具戏剧性的版本说的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的某次聚会中，麦卡锡走近桑塔格，对她说了一句大意如下的话：“我听说你就是新版的我。”[6]我们不清楚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桑塔格写过自己听说这个故事的事，但她不记得麦卡锡亲口对她说过这样的话。她还告诉麦卡锡的传记作者自己一直不能确定人们认为麦卡锡是在什么时候或哪里说了这样的话。
桑塔格在1964年的一篇日记里用中立的态度简述了这位前辈，她的文字中没有暗示任何真正的敌对情绪，至少一开始没有：
麦卡锡的露出牙齿的笑容——灰白的头发——不时髦的红蓝印花套装。俱乐部女会员的八卦。她就是［她的小说］《她们》。她对丈夫态度和善。[7]
桑塔格后来说这第一次见面肯定是在洛厄尔家。她对当时情况的记忆只包括一段简单的对话，既不恭维也无挑衅。麦卡锡认为桑塔格显然不是纽约人。
“对，实际上我不是。虽然我总是想在这里居住，但是我很清楚地感到我不来自这里。但你是怎么知道的？”桑塔格说自己当时这样回应。
麦卡锡说：“因为你笑得太多了。”[8]
不难想象这样的回答等于给这个话题画上了句号。桑塔格写道：“麦卡锡可以靠她的微笑做任何事，她真心笑时都在使用这种笑。”[9]不过麦卡锡对桑塔格还算友善，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的。1964年，麦卡锡还给包括索尼娅·奥威尔（Sonia Orwell）在内的欧洲知识分子朋友们写信介绍桑塔格。她在纽约时经常邀请桑塔格一起吃饭，坚持履行只有麦卡锡才觉得理所应当的社交礼仪。尽管如此，在某次这样的聚餐之后，麦卡锡在给桑塔格的信中的一条附言无疑还是让后者略微感觉到，在纽约知识分子圈子这个她一直渴望加入的世界中，她依然只是个暴发户一样的存在：
附言：我意识到我在给索尼娅［·奥威尔］的信中把你的名字拼成了有两“n”。所以你向美国运通查询的时候也试试“Sonntag”。[10]
麦卡锡对于桑塔格是哪里人的判断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桑塔格1933年出生于纽约，小时候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在长岛。她的母亲米尔德丽德·罗森布拉特（Mildred Rosenblatt）在生桑塔格的时候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因为她的丈夫杰克·罗森布拉特（Jack Rosenblatt）在中国工作，而她不想在中国生产。
与多萝西·帕克的父亲一样，杰克·罗森布拉特也是做皮毛生意的，他在上海与人合伙经营一家比较成功的加工厂。但是他年纪轻轻就染上了肺结核，在桑塔格不到五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米尔德丽德·罗森布拉特过了一年才有勇气告诉桑塔格和朱迪丝（Judith）姐妹她们父亲已经去世的消息。从那以后，杰克在桑塔格心中就成了某种非常令人感伤的形象，以至于她在一篇短篇小说中承认：“只要看到电影中有父亲在令人绝望的长期分离后终于返家的情节，我依然会在他拥抱自己的孩子（们）时被感动到流泪。”[11]至于她的母亲，米尔德丽德则成了某种令人窒息的存在。后来她开始酗酒，变得非常依赖长女的认可和支持。桑塔格早期日记中的内容显示了十五岁的她关心母亲幸福的程度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我脑子里能想到的只有母亲，她多么漂亮，她的皮肤多么光滑，她多么爱我。”[12]
这个时候桑塔格的母亲已经再婚了，她嫁给了一位立有战功的陆军飞行员内森·桑塔格（Nathan Sontag）。虽然苏珊和朱迪丝都改姓了桑塔格，但是内森·桑塔格并没有在法律上收养她们。桑塔格一家先是居住在图森（Tucson），后来搬到了洛杉矶，桑塔格就是在北好莱坞高中（North Hollywood High School）上学的。可以说即便是青少年时期的苏珊·桑塔格也并不适应西部这样广阔的空间和漫长的闲散时间。几乎在所有关于这段时间的传记片段中，无论是已出版还是未出版的，她都显露出了明显的躁动不安。她曾经写道：“我感觉自己是在忍受生活。”[13]桑塔格无法融入这样的环境。
在洛杉矶时，她找到了好莱坞大道上唯一一家公道的书店——匹克威克书店（Pickwick book shop）。阅读成了她逃避的首选方法。桑塔格总是在自己的文章中将读书比作旅行，她有时还会称书籍是“宇宙飞船”。她从阅读中获得的安慰很快转化成了骄傲，继而变成了一种对自己没有益处的优越感：阅读渐渐让她与日常生活中必须接触的人疏远起来，包括她的同学，甚至是她的家人。在她的直截了当的传记性散文《朝圣》（Pilgrimage）中，她提到内森·桑塔格曾经对她说“苏，如果你读这么多书，你永远也找不到丈夫。”
我那时想，“这个笨蛋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里有多少聪明的男人。他以为他们都像他一样。”因为尽管我与世隔绝，但是我一直相信在外面的世界里，在某些地方，一定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存在。
不过外面那个广阔的世界也会让人失望。在《朝圣》中，即便是去拜访自己非常崇拜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经历也让桑塔格体会到“一种遗憾的色彩”。托马斯·曼当时居住在太平洋帕利塞德（Pacific Palisades），他喜欢海明威，但是桑塔格并不怎么喜欢。他“说话就像在做书评”，而她在寻找可赞颂的更高境界，但总是找不到。对于桑塔格来说，这将成为她一生的主题。
为了寻找这个人们只谈论思想和高等艺术的麦加，桑塔格开始读《党派评论》。作为对这些主题从不感兴趣的家长的孩子，桑塔格不得不自己去学习这种不同的语言。桑塔格的一个朋友告诉桑塔格的传记作者说，在读自己买到的第一期《党派评论》时，桑塔格根本看不懂上面的任何一篇散文。[14]在她的人生后期，桑塔格总被视为令人惧怕的，或者用某些人的话说是自命不凡的。［她的朋友，学者特丽·卡斯尔（Terry Castle）回忆说她喜欢吹嘘自己热爱“不那么为人熟知的亨德尔[15]的歌剧”。[16]］不过，桑塔格是靠勤奋努力才获得这种她后来拥有的对于前卫艺术的娴熟了解的。这种才能不是与生俱来的，这可能也是她如此看重这种才能的原因。她的经历证明无论是谁，只要读书足够多，就能变得有见识。
后来被问到是谁的作品让她成为她后来成为的这种作家时，她总会提到莱昂内尔·特里林。其他启蒙者的名字也会继续累积，包括瓦尔特·本雅明、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有桑塔格心中的英雄在写作时都会使用很多典故并引用丰富的参考文献，每篇散文中都满含着前人研究成果的证据。他们的风格是建立在深而广的学识基础上的。
考虑到所有这些，人们可能就不会为桑塔格总是坚称唯一对她没有一点儿影响的人是玛丽·麦卡锡感到惊讶了。桑塔格经常强调这个问题：她是“一个我从来不看重的作家”。[17]这其中的原因不难想象。麦卡锡的文章几乎不涉及精神愉悦，它们总是与社会现实牵连在一起，但社会现实似乎从来不是桑塔格能够惬意生活于其中或就其创作文章的东西。另外，尽管桑塔格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在她渴望加入的这个属于男性知识分子的世界里，她显然并不特别担心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实际上，在最初那些年里，她似乎也从没有担心过那些厉害的男性知识分子们是如何看待她的。她已经见识得足够多了。
大学是让桑塔格不用再“忍受生活”的第一个机会。她计划得非常仔细，打算提早高中毕业，好尽快离开那里。桑塔格还很小时就想去芝加哥大学，她认为那里的“伟大书籍项目（Great Books program）”符合她正在萌芽阶段的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然而她的母亲可能还没有准备好放孩子出去闯荡，所以她坚持让桑塔格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Berkeley）先上一个学期作为过渡。于是，十六岁的桑塔格在1949年入学了。桑塔格在进行课本交换时认识了一个名叫哈丽雅特·索默斯（Harriet Sohmers）的高个子姑娘，这个人会在年轻的桑塔格的生活中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索莫斯的搭讪台词足以吸引任何自负的年轻姑娘：“你读过《夜林》（Nightwood）[18]吗？”[19]
桑塔格从高中毕业前不久就开始担心自己会受到同性吸引这件事。她曾经努力压制这种冲动，尝试与男性约会，自称喜欢他们，尽管实际上她并没有这种感觉。她在伯克利分校的短短几个月里，索默斯会带她前往旧金山活跃的女同性恋活动场所，索莫斯也是第一个真正与桑塔格发生性关系的女性。桑塔格对这次经历的看法是，它不啻一次解放：
我关于性取向的概念被大大改变了——感谢上帝！——双性恋是对一个个体更丰满的表达——而且是对——没错——是对用等待“对的人”出现这种理想化的概念限制性行为、尝试去物化理解性行为的变态观念的抵制，是对全面禁止不建立在爱之上的纯粹的身体感受和全面禁止随意选择性交对象的抵制。[20]
对感官享受敞开怀抱的桑塔格与索默斯之间的情事维持了很长时间，之后她又与另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桑塔格在日记中潦草地记录着自己感受到的新生。她责怪自己在母亲建议她来伯克利分校时还曾犹豫过，如果她没有来旧金山，她就不会拥有这些经历了。
在桑塔格后来的人生中，她与女性和男性都约会过，虽然她人生中最重要的几次恋情都是与女性在一起的，但是有时候她还是不愿给自己的性取向贴上明确的标签。这是一种个人模式的解放，是一个私人问题。桑塔格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视隐私的人，很少写回忆录。即便是她作品中的，代表她可辨识的声音的“我”都让人觉得不像丽贝卡·韦斯特的“我”一样能够被当成一个丰满鲜活的人。桑塔格的声音更像一种自然力，一种不表露任何具体的个人经历的声音。桑塔格始终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是双性恋或同性恋这一点让很多人感到失望。不过她没有这么做的原因可能从来不全是为了隐藏自己的性取向，而是单纯地不愿在发表给公众的作品中分享过多信息。
最终，芝加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在伯克利分校的桑塔格手中，其中还包括授予她奖学金的承诺。桑塔格仍然坚定地想要参加芝加哥大学的要求严格的教学项目，于是她在1949年秋来到了芝加哥大学。那里有许多她仰慕的教授。她被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深深吸引，伯克还是一名文学青年时，曾在巴黎和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及朱娜·巴恩斯（Djuna Barnes）合住同一间公寓。（桑塔格在接受采访时说：“你能想象那对我意味着什么。”[21]）不过，后来桑塔格嫁给了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她是在大学二年级时认识里夫的，二人在第一次约会后没几天就结婚了。
在发生了旧金山的那些同性之间的情事之后，这场婚姻看起来像是一个令人意外的反转，但桑塔格试图宣称这是她出于爱情作出的自由选择。不过，发挥影响的其实还有其他更明显的原因。桑塔格到芝加哥后的第一个月，她读了一篇由弗洛伊德的学生撰写的论文，论文开篇就宣称：
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调查一再表明，对于同性恋者来说，异性恋的道路只是被堵住了，认为后一条道路完全不存在是不正确的。[22]
桑塔格的日记中还夹着一封信，里面的内容包括她告诉一位高中同学说母亲从父亲那里得到的钱已经用完了，因为她的叔叔把生意搞砸了。“他需要把所有钱用来避免牢狱之灾，所以没有钱可以给我们了。”[23]除非能找到其他办法在经济上满足自己继续上大学的需要，否则她很可能得去找份工作。
菲利普·里夫比自己的新妻子大十一岁。他是一位社会学家，当时正在撰写一篇关于弗洛伊德的博士论文。据说他是一位令人着迷的演讲者，但也是一个性格阴郁的人。桑塔格没怎么谈论过二人之间身体上的相互吸引到什么程度。不过他们在知识层面的联系是变革性的。桑塔格曾经告诉采访她的人说，里夫一开始请求她嫁给自己时，她的回复是“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但他没有开玩笑。他的愿望之强烈让桑塔格最终接受了他的求婚。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我带着完全清醒的意识+对我倾向于自我毁灭的意志的恐惧嫁给里夫。”[24]这样的话不是典型的年轻新娘会写的，不过在当时，这一整件事显然是一种折中和妥协。
起初，这种合伙关系进行得还算顺利，里夫夫妇就是“聊了七年的天”。[25]他们的对话从白天延续到深夜，从卧室延续到浴室。他们一起写他那本关于弗洛伊德的书；桑塔格最终会宣称那本书的每一个字都是她写的。与此同时，她还完成了本科学业，并追随里夫来到波士顿，因为后者在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工作。桑塔格起初在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开始修读哲学硕士学位课程，后来到哈佛大学参加了博士研究项目。1952年，她生下了儿子戴维（David），那时她还不满二十岁。
与丽贝卡·韦斯特和威尔斯的情况正相反——虽然丽贝卡生下儿子的时候同样只有十九岁，同样是刚刚适应自己的生活，但是嫁给里夫对于桑塔格来说却是有益的，至少在一开始时是。她已经走上了成为学术明星的正轨，她的教授们都热烈赞美她的智慧，她在哈佛大学的成绩名列前茅。过了几年表面看来像知识分子的田园诗般宁静的生活之后，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向她提供了1957～1958学年到牛津大学参与研究的机会，桑塔格在丈夫的祝福下接受了邀请——至少起初是这样。
到此时，与里夫在一起的稳定生活已经开始让桑塔格厌烦。和里夫结婚期间，她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只除了一篇为《新领袖》写的对埃兹拉·庞德作品的新翻译版本的不太精彩的评论。后来，桑塔格在自己的小说《在美国》（In America）中借旁白之口描述了自己十八岁时意识到的问题，那就是她嫁给了一个爱德华·卡索邦（Edward Casaubon）。卡索邦是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中的角色，是小说女主人公多罗西娅·布鲁克（Dorothea Brooke）的年长的丈夫，她的生活就是因为很早嫁给他而诸事不顺。
“发明了婚姻的人真是一个折磨人的天才，这个制度就是用来耗尽人们的感情的。”[26]桑塔格在1956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曾经看起来是真正的心灵相通的婚姻如今成了一个牢笼。里夫是一个有占有欲的人，在桑塔格看来，他是一个“感情上的极权主义者”。[27]桑塔格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失去了自我。她给琼·埃科塞拉讲过一段去电影院看《昼夜摇滚》（Rock Around the Clock）的孤独回忆。这部劣质但令人愉快的商业电影是1956年的一部热门电影，完全是借同名歌曲的成功而走红的。桑塔格很喜欢这部电影，但是她突然发现自己连一个可以一起谈论它的人都找不到。[28]
《在美国》中的叙述者写道：“我花了九年的时间才决定，我有权利，有道德权利与卡索邦先生离婚。”[29]在牛津大学的一年也是里夫夫妇婚姻终结的一年。桑塔格是独自一人前往的，戴维被送到了外祖父母家。在牛津大学待了四个月之后，桑塔格放弃了学术追求，改到巴黎的索邦大学学习并体验法国文化。她在那里再次遇到哈丽雅特，不仅与其旧情复燃，还通过她认识了古巴裔剧作家玛丽亚·艾琳·福恩斯（María Irene Fornés）。1958年桑塔格返回波士顿之后，她的自我意识已经强化到有勇气在机场就向菲利普·里夫提出离婚。她从戴维的外祖父母家那里把他接回来之后就搬到纽约去了。
福恩斯也去了纽约。有一天，这对情侣坐在格林尼治村的费加罗咖啡馆（Le Figaro Café）谈到两人都有写作的愿望，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这个故事有好几个版本——根据桑塔格的讲述，是福恩斯对她说：“那么，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写你的小说？”
我回答说：“是的，我会写的。”接着她说：“不，我是说此时此刻。”[30]
这句话显然鼓励了桑塔格，她离开咖啡馆，回到家中，写下了后来将成为《恩主》这本书的前三页的内容。后来她说，这就像是某种“空白支票”。她还说，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她经常是把戴维放在腿上打字的。小说的创作过程远比她和福恩斯在一起的时间长。桑塔格喜欢吹嘘说写到最后，每当她打字的时，已经十岁的戴维都能够站在旁边帮她点烟了。[31]
这本小说没有让她变得富有，甚至没有获得真正赞美它的评论——比较奇怪的赞美之一认为这本书展现了一种“精明、平静、属于家庭主妇的自信”[32]——但是，仅仅是出版一本小说也足以让桑塔格在纽约感到更加自信。在一个聚会上遇到《党派评论》的两位主编之一威廉·菲利普斯时，她问菲利普斯自己能否为杂志供稿。菲利普斯问桑塔格愿不愿意写戏剧评论专栏。他似乎还说了：“你知道，玛丽曾经负责写这个。”[33]桑塔格虽然对戏剧没兴趣，但是她对于在《党派评论》上发表文章的兴趣太强烈了，所以她接受了这个提议。她写了两篇评论，结果都从最开始的主题偏离到她真正热爱的电影上，直到她发现自己不能继续写下去了为止。她告诉人们她真的很想做一位小说家，但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就在眼前。德怀特·麦克唐纳告诉她说：“苏珊，没有人对小说感兴趣。”[34]
然而，人们很快就开始对桑塔格的散文感兴趣了。她的第一次巨大成功是《关于“坎普”的札记》，该文章最初于1964年秋天被发表在《党派评论》上。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世界上有很多事从来没有被命名，还有很多事虽然被命名了，但是从来没有被描述过。”[35]桑塔格辩论说，“坎普”是一种专注于技巧的辨识力，它巧妙地认定风格比内容更有价值一些。桑塔格的漫不经心、稳操胜券的口吻与她谈论的主题形成了完美的搭配，所以文章很快就大受欢迎。桑塔格成功地定义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反过来也会定义桑塔格。
从《恩主》开始，桑塔格就已经开始迅速取得成功。她获得了《年轻女士》（Mademoiselle）授予的优秀奖，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还突然受邀为《纽约时报书评》写书评文章。不过没有什么比她的散文更能引发人们的关注。桑塔格被提升到了流行文化的预言家的位置。“坎普”的概念受到了如此广泛的讨论并引发了强烈的反应。到春天的时候，《纽约时报》的文章作者甚至设法找到了一位愿意谴责这种现象的匿名专业人士：
“基本上讲，‘坎普’是一种退化，是一种过分感性、不够成熟的与权威对着干的方式，”一位反“坎普”的精神分析学家最近这样告诉自己的朋友，“简而言之，‘坎普’是一种逃避生活和生活中的真实责任的途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仅极度幼稚，还对社会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它是病态和颓废的。”[36]
这种威胁的口气在如今看来会有些奇怪。“坎普”的定义如今已经变得非常主流和商业化，以至于人们无法理解在1964年时，如此直率地谈论它是多么激进的一件事。纽约知识分子已经有那么多共产主义政治观点了，所以他们接受严肃知识分子叛逆者的空间少之又少。他们不喜欢垮掉的一代，对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也不感兴趣，同志文化对他们来说更是可以被无视的东西。对所有这些内容的抵抗情绪的最好概括大概可见于菲利普·拉夫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这封信是在1965年4月写的，当时《时代》杂志（Time）对这篇关于“坎普”的散文作出了赞美的总结，从而让它获得了其他在小报上刊登的文章不曾拥有的接受程度：
苏珊·桑塔格的“坎普”风格现在非常时髦，每一种堕落都被视为先锋。同性恋者和色情文学作家们成了主导者，无论男女。不过苏珊这个人，她是谁？——在我看来，她只是下半身开放，脑子里同样迂腐保守。那些同性恋热爱她不过是因为她为他们的轻率浮躁提供了思想上的合理性。如今她还反过来说我是一个保守的卫道士，反正我是这么听说的。[37]
《关于“坎普”的札记》是对流行文化的一种梳理，这样的梳理是此前从没出现过的。桑塔格列举的作为“‘坎普’教义一部分”的所有现象都是高度流行的内容，比如《金刚》（King Kong）和《飞侠哥顿》（Flash Gordon）漫画。这篇文章的精神从本质上说是民主的，让人们摆脱了非要对自己的品味做非好即坏的划分的限制。“坎普”允许不好的品味成为好的，换句话说就是它允许人们享受乐趣。桑塔格写道：“对于‘坎普’进行一本正经的、写论文似的研究会令人困窘。这样做的人反而有可能会创造出一个非常低级的‘坎普’。”[38]
如今看来，这里体现出的羞怯矜持显然是有意为之的。不过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个年纪尚轻的桑塔格还不是后来写出那些专横傲慢、好表现出权威的文章的作者。此时的她还在寻找自己独特的风格，实际上，与她后来创作的关于瓦尔特·本雅明或埃利亚斯·卡内蒂的文章，以及其他那些足可成书的长篇文化批评文章相比，《关于“坎普”的札记》一点都不像出自桑塔格笔下。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她的朋友特丽·卡斯尔后来提到桑塔格变得不喜欢这篇文章的原因之一。卡斯尔还论述了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桑塔格对“坎普”的酷爱太过清晰地显露了她的特立独行和性取向，这让后来的桑塔格感到不自在。[39]这种遮遮掩掩也是让1964年时读这篇文章的同性恋者们感到疑惑的东西，他们明白桑塔格是如何看待他们的群体的，因为她的遮掩并不能真的骗到任何人。
桑塔格另一篇重要的早期散文是几个月后被发表在《埃弗格林评论》（Evergreen Review）上的《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起初，这篇文章读起来像是对桑塔格余生一直致力于的工作的反驳。文章宣称：“阐释是对艺术领悟力的报复。”这话听起来就像另一个古老观念的重新措辞，那就是批评家批评是因为他们自己创造不出优秀的艺术。不过她的措辞让这个观点变得更有诱惑力了，文章坚称最终“我们需要的不是一门艺术的阐释学，而是一门艺术的色情学”。[40]
很多人从这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们相信桑塔格就是要攻击所有关于艺术的文章。不过她显然没有这种想法，因为她自己就绝对没有放弃撰写关于艺术的文章，她也一直在尝试遵循自己提出的原则。桑塔格后来说自己想要论述的其实是关于艺术的形式和内容的互动问题，以及任何特定媒介的规则影响“它是什么意思”的方式的问题。更简单的解释可能是，对于苏珊·桑塔格来说，思考和写作这些行为本身就是色情、感性的体验。她试图通过使用有层层深意的句子来传达这种观点，通过愉快地使用“对比法”“不可言喻”之类的高深词语，让它们变得更容易被接受，甚至是展现出美感。这就是她选择的取代了更适于传达个人腔调的“我”具有的亲密感的方式。
在《关于“坎普”的札记》和《反对阐释》都引发了反响之后，曾经出版了《恩主》的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公司（Farrar，Straus and Giroux）看到了商机，他们将这些批评散文集中在一起，于1966年出版成一本书，并选择了桑塔格最广为称颂的散文《反对阐释》的题目作为书名。这本书被评论的次数比她的小说被评论的次数多得多，主流媒体又获得了一个被她震惊的机会。《服饰与美容》刊登的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称人们为她的作品“争论不休，要么认为那是创造历史，要么认为那是大胆欺骗”。[41]在主流媒体上，大部分评论者认为桑塔格是骗子。一位评论者在痛批这本书之前先宣称桑塔格是“一个锐利的姑娘，像是一个在当代文化中奋力向上攀登的本科没毕业的玛丽·麦卡锡”。[42]另一位评论者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表达了如下观点：
作为这些散文的作者，苏珊·桑塔格实在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她的声音沙哑、粗鲁、刺耳。这本书中没有任何内容暗示她在乎我们如何看待她的腔调和礼貌。[43]
也不是所有评论都这样；《洛杉矶时报》和《新领袖》上的批评家就很欣赏桑塔格。不过这些针对个人的评价往往不只是批评文章中的边角料。大多数时候，批评家们的整篇文章都是在写他们眼中的桑塔格是个什么样的人。就这样，从那之后，桑塔格的性格成了与她所写的内容一样重要的问题。这种模糊的特性，她所谓的“形象”将和她的作品一样成为她文学声望的一部分。她的出版商们总能精明地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会充分利用桑塔格深邃的双眼和毋庸置疑的魅力。《反对阐释》已经成了一本不同寻常的畅销书，它的大众市场简装版封底上就只有一张桑塔格的照片，照片是由摄影家哈利·赫斯（Harry Hess）拍摄的，照片中的桑塔格正低着头看向一边。
在关于桑塔格的文章中，谈论她外表的内容太多了，甚至多到你如何形容都不为过的程度。即便是关于她的最严肃的文章里通常也会出现对于她样貌的评论。这些不计其数的笔墨大概都可以被概括为如下一句话：她漂亮得非比寻常。不过我认为桑塔格与美的关系比旁观者兴高采烈的赞美和照片中表现的精致复杂得多。在她的笔记本中经常有劝告自己多洗澡的内容；据同时代人的观察，她总是很邋遢，她的头发通常被向后梳，再松散地扎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发型可言。桑塔格在媒体上出现时也是这副样子。在一次采访中，她不做发型不化妆的样子与导演阿涅丝·瓦尔达（Agnès Varda）一丝不乱的波波头形成了鲜明对比。[44]
桑塔格还只喜欢穿黑色的衣服，这是那些不愿意费心思考虑穿什么的人的标准策略。在人生晚期，她还会撩起衣服向人们展示手术留下的疤痕。尽管有魅力的人总是拥有不在乎自己外表的特权，但桑塔格对自己外表的漠不关心是真诚的、不做作的。她喜欢自己的样子能够对自己有所帮助，但也只是顺其自然而已。
另外，桑塔格从一开始就对她的公关经理想要让她投射出的形象感到担忧。她的照片开始遮盖了她这个人本身。一位英国出版商提议发行以劳森伯格（Rauschenberg）拍摄的照片的复制品为特色的限量版《反对阐释》，不过这个提议被桑塔格否决了：
这不就是那种极端时髦的情况——我和劳森伯格——《生活》+《时代》肯定会大肆报道，这等于确立了我就是那种“拥有一切的”女孩儿，是新版的玛丽·麦卡锡，是麦克卢汉主义（McLuhanism）[45]+“坎普”的女王，这些不都是我想要抹杀的东西吗？[46]
不知幸或不幸，桑塔格对成为“拥有一切的女孩儿（It Girl）”的抗拒最终没能成功。对她的采访总会提到有些人戏称她已经成了“美国先锋派的纳塔莉·伍德（Natalie Wood）[47]”。[48]她后来出版了第二部小说《死亡匣子》（Death Kit），不过收到的反响始终无法超越她日益提高的作为散文家的声望。与《恩主》一样，《死亡匣子》也是一本情节简单的小说：一位宾夕法尼亚州商人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中都在设法弄清楚自己关于杀死一名铁路工人的记忆究竟是真是假。桑塔格在这本书里常常引经据典，遵循了一种在法国很流行的风格。戈尔·维达尔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本小说不成功的原因：
桑塔格女士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成就被无视的原因很奇怪，因为那也恰恰是让她在美国作家中成为与众不同和极为重要的一员的原因：她广泛的阅读量，英语系称此为比较文学……这种后天习得的文化将她与大多数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美国小说家区别开来。那些人几乎没有读过任何东西，你如果肯接受他们作品中贫乏的文字和偶尔的评论的随意性作为证据，就不难看出这一点。[49]
像桑塔格这样对先锋艺术感兴趣的批评家很少，出现的间隔也很长。相反，媒体报道都喜欢抓着简单一些的题材不放。一位《华盛顿邮报》的女性评论者这样写道：“如果世上还有公道的话，苏珊·桑塔格应该长得很丑，或者至少是相貌平平。一个长得那么漂亮的姑娘没有权利再拥有那样的头脑。”[50]女权主义者和学者卡罗琳·海尔布伦（Carolyn Heilbrun）受《纽约时报》的委派去采访桑塔格，结果她完全不是桑塔格的对手，以至于写出了一篇没有引用一句桑塔格原话的文章——“我不该引用她的原话，因为那些词句太具体，把它们从说到它们的上下文中硬抽出来会简化它们的深意，甚至让它们变成错误”。理论上说这是一种赞美。这次采访最终促成了一篇关于桑塔格是什么样的人的散文诗，其辞藻之华丽看起来更像某位名人的传略，而非一本书的简介：
当我第一次阅读关于苏珊·桑塔格的内容时我想：上帝呀，她就是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又漂亮，又成功，但是受到了诅咒，［用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最好的一句话说是］需要上帝的保佑。我们已经听说美国人的人生没有第二幕，是名副其实的“死亡匣子”。评论者们会在桑塔格女士的新小说中寻找她的影子。（但她不在那里。这已经不是她的书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现在是我的书，或者你的书了。她知道这已经不是她想读的那种书了。）[51]
在桑塔格名望最盛的时候，她同意由《时尚先生》的一位作家为她写一篇传略。她对这位作家说：“传奇就像一条尾巴……它总是跟着你，无情、怪异、没有用处，本质上说与你本人没有什么关系。”[52]当然，谦虚里总是包含一点自吹自擂的成分的，毕竟唯一能够随意抛弃传奇的人只能是知道自己已经拥有传奇可抛弃的人。不过，人们也很容易发现她说得没错：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苏珊·桑塔格的人格面具与她的作品的关系越来越淡了，这肯定不是她愿意看到的。
尽管如此，桑塔格的名气还是有它的作用的。当时的很多男性知识分子都对媒体上报道的桑塔格的形象感到惧怕。比如，1969年初，她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菲利普·罗斯的信。罗斯写了一本新小说叫《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纽约》杂志（New York）刚刚发表了一篇他的传略。在那篇文章的开头几页中，他在提到桑塔格时用了“苏，苏茜·Q，苏茜·Q.桑塔格”。[53]在看到自己的话被印在杂志上之后，深感懊悔的罗斯马上给桑塔格写了封信：
无论你知不知道，我一直为你的个人魅力所倾倒，我也钦佩你作品的尊严，这篇报道对我印象中我说的原话的误解和误报让我非常震惊，我说那些话时的态度也不是这样的。[54]
针对这样一个仅仅带有非常微小的不敬的提及作出的这次道歉可以说是非常善意的了。这可以让人们体会到尽管她的作品获得的评价一般，但桑塔格这个人物已经开始具有多么大的威力。她作为一位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而受到了广泛的尊敬。她能够让菲利普·罗斯感到惧怕，通常情况下，后者可不是会轻易道歉的人。
随着桑塔格的迅速成功，她下定决心暂离文学批评和散文写作，转而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三本小说。在接到一个来自瑞典的在那里拍摄小成本艺术电影的邀请后，她还开始尝试拍电影了。桑塔格抛弃了抽象的批评类作品，改写对眼下发生的事件的直接评论。1967年，《党派评论》主办了一场写作研讨会，会议主题是“美国正在发生什么？”桑塔格在调查问卷上写下了一段长长的回应，都是针对这个从来无法给她归属感的国家此时的状态的；她还直接用自己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童年生活做比喻来批判这个国家：
今天的美国，有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做加州的新州长，有约翰·韦恩（John Wayne）在白宫里嚼肉排骨，这简直和门肯（Mencken）描述的耶胡国（Yahooland）一个样了。[55]
桑塔格从来不会生搬硬套爱国主义价值口号，而是指出如果美国真的是“西方白人文明的顶点的话……那西方白人文明肯定是出问题了”。她写道白种人“是人类历史的毒瘤”。
就这样，在一份不重要的杂志上的一篇随笔突然成了新闻。创建了《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保守派作家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从桑塔格的文章里挑出了这些或那些词语，然后写了一篇情绪激昂的社评文章。他充满讽刺地写道，桑塔格这个“甜美的年轻人”根本就是支持共产主义的[56]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一名无比惊骇的社会学教授甚至都不愿写下这个出于“自我毁灭”的冲动而写出这样的内容的“异化知识分子（Alienated Intellectual）”的名字。[57]“人类历史的毒瘤”这个评论会成为桑塔格余生躲不开的话题。
然而到这个时候，桑塔格的作品已经开始登上小规模杂志版面之外的地方了。1968年末，桑塔格受《时尚先生》的委派到越南实地考察。《时尚先生》当时的主编是哈罗德·海斯，他迫切地想要将这份杂志从男性时尚杂志升格为一股强大的文学势力，桑塔格正好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个目的。
具体来说，桑塔格的越南之旅其实不是一趟完全自主的行程。她只能算是受北越邀请的客人之一。当时的北越政府有一个邀请杰出的反战作家和活动家来亲眼看看这里发生的一切的习惯做法，这也是它们的一种宣传手段。当桑塔格透露她不能脱离她的北越导游，真正独立自主地观察这个国家时，她并没有深思这可能导致她的报道陷入道德困境的问题。鉴于此，她小心翼翼地避免了将这篇文章写成对越南当前形势的权威性论述，而是将其作为对个人经历的记叙。这也是她少有的公开讲述自己对某件事的直接体会的情况：
在过去的四年里，知道越南人民正因为我国政府而遭受着极度的苦难让我感到难过和愤怒。此时我亲身来到这里，迎接我的却是礼物和鲜花，华丽的致辞和茶会，以及似乎有些夸张的善意，我的感受与在万里之外已经感受到的并没有什么不同。[58]
桑塔格为此次经历写的文章足有一部中篇小说的长度，所以后来被单独出版成书了。从前面这段话可以看出，文章的内容与其说是关于越南人的，不如说是关于桑塔格如何理解和回应越南人的。记者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Frances FitzGerald）在为《纽约书评》评论这本书时将其比作病人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59]比起深入了解越南，桑塔格其实更希望弄明白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帝国。即使是被她眼中的越南人民的善良正直围绕着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依然渴望自己的“不道德”的祖国拥有的“各种令人惊讶的知识和审美乐趣”。在结尾处她写道：“到头来，美国人终究无法将越南融入自己的意识中。”[60]
桑塔格绝对不是唯一前往越南，却发现自己处处受阻的美国记者。实际上，在她抵达河内两年前，玛丽·麦卡锡就已完成了这趟旅程并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就此撰写的文章。她对于时局的分析比桑塔格的更直接，最终完成的著作总体上也不像桑塔格的那么充满反思：
我承认去年2月初去越南时，我是去寻找对美国利益有实质损害的内容的，而且我确实找到了，尽管往往是偶然发现或是在听取官员介绍情况时发现的。[61]
可惜麦卡锡的直言不讳却产生了对她不利的效果，因为如此坦率的表述让她看起来过于轻信北越人员的说辞了。另外，麦卡锡还被认为在事实问题上出现了疏忽。菲茨杰拉德在《纽约书评》上的评论文章中微妙地提到了麦卡锡没能“像一位人种学家一样细致地观察自己的证据”。[62]无论是麦卡锡的还是桑塔格的作品在出版成书之后都没有获得什么成功。桑塔格后来提到这本书时似乎觉得很丢脸。她说：“我那时候真傻。”[63]
尽管如此，麦卡锡还是在桑塔格出版该作品时写信给她，有些迫切地想要强调她们在思想上存在某种相似性。她这样写道：“你也感受到审视良心的需要这点很有趣，可能是女性的自负……”
你肯定会因为围绕苏珊·桑塔格下笔，而不是写那里的学校、医院等情况而受到责难。不过你是正确的，而且我认为，你比我更加正确的原因是你比我做得更彻底，你毫不掩饰“这本书就是关于我的”这件事。[64]
年长作家对于桑塔格逐渐成形的风格的评论可谓正中要害。十年前，年轻一些的桑塔格曾在笔记本中责备自己说：“我的‘我’弱小、谨慎、过于冷静。好的作家都是咆哮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甚至是自大到愚蠢的人。”[65]关于河内的散文对于一个几乎都没用过第一人称写文章的人来说是一次尝试。这篇文章体现了一种全新类型的自信。即便是不喜欢她的批评家们，比如在评论文章的开头称桑塔格是“去年文学界的海报女郎”[66]的《纽约时报》作家赫伯特·米特冈（Herbert Mitgang）也不得不承认，她写出了一篇充满思想的文章。
就麦卡锡而言，她似乎看出了这一点。她在给桑塔格的共三页的书信末尾一反常态地加了一段略显羞怯的附言：“我自以为是地假设你读过我的书了，万一你没读过的话，关于解决方法的内容在最后一章。”[67]这不是一封不友好的书信，不过其中却有某种淡淡的怀疑的语气，隐藏着一个没有问出口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总是写出相似的观点？
与此同时，桑塔格越来越为自己作为一位散文家的名气感到懊恼。1970年10月，她告诉自己的采访者说：“我已经不写散文了。”
对我来说那是过去的事了。这两年来我一直在拍电影。仍然被认为是以写散文为主业对我来说在某些程度上是种负担。我相信诺曼·梅勒也不希望在《裸者与死者》出版二十年后，还只被人们看作这一本书的作者，毕竟他也做了许多别的事。这就好比如今还按照1943年的“弗兰基”（Frankie）的叫法来称呼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一样。[68]
但桑塔格也无法摆脱她已经树立的声望。她正在制作的那些电影遭到了批评家的狂轰滥炸。这些电影被描述为抽象的、无趣的。除此之外，更糟糕的是，这些电影让桑塔格陷入了财务困境。她本来就是在依靠有限的预算在海外工作，几乎没赚到任何钱。相反，她还欠了债。短短几年内，她就不得不放弃了。她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到，因为这些电影引发的糟糕反响，她的自信遭受了严重打击。为了赚钱，她向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公司提交了出版计划，不过她计划的这些书最终并没有完成：比如其中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桑塔格告诉人们说它读起来就像汉娜·阿伦特和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作品的混合。[69]
她还突然开始更自由地谈论女权主义和女权运动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当第二波女权运动开始兴起时，桑塔格的职业生涯也才刚开始不久。作为一项有组织的运动，女权主义在此前已经蛰伏了近四十年。历史学家们认为，妇女参政论者的能量已经被摩登女郎的鞋跟碾碎了。自从女性的投票权获得保障之后，年轻女性尤其难以再对她们的前辈进行的斗争产生共鸣。[70]这就意味着，当时的女性作家不会像如今的女性作家一样，几乎例行公事般地都要被问及她是否是“女权主义者”这个问题。帕克和韦斯特都曾对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表达过同情，但女权主义对于她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需要费心应对的问题。就麦卡锡和阿伦特而言，她们几乎没有以作家的身份加入任何有组织的女权运动。因为在她们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女权运动根本就不存在。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当桑塔格开始成为美国最不容忽视的女性知识分子时，女权运动正处于最激烈的高潮阶段，游行、集会和女子团体随处可见，纽约城中尤其如此。一个由批评家和记者埃伦·威利斯（Ellen Willis）等人组建的名为“纽约激进妇女（New York Radical Women）”的组织就在纽约发展壮大起来。激发自我意识的圈子非常盛行。渐渐地，随着关于这些情况的辩论成了媒体上的主要议题，人们自然希望桑塔格能够表露一下忠心。
纽约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这项运动展现的能量和带来的混乱是感到不屑和厌烦的。他们无法理解这项运动，很可能还觉得这项运动很低俗。对此，桑塔格开始表现出一连串的逆向主义，这与那位她“从来不看重的作家”玛丽·麦卡锡不无相似之处。桑塔格比《党派评论》和《纽约书评》圈子中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更加完全和自由地接受了这项运动。
桑塔格第一次作为一名女权主义游行参与者公开发表讲话是在1971年。她参加了在市政厅举行的针对诺曼·梅勒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轻蔑地谈论女权运动的文章而进行的女权主义集体讨论会。已经四十八岁的梅勒仍然像个小学生一样，试图通过侮辱女性来引起女性的注意。梅勒在这篇题目为《性别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Sex）的文章中提及了不少女权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一边侮辱和轻视她们的想法，一边不忘贬低她们的个人魅力。他在行文中称著名女权主义评论家及充满辩论性的《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的作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为“愚蠢的女人”。还称后来成为国会议员的女律师贝拉·阿布朱格（Bella Abzug）是“母老虎（Battle-ax）”。[71]
当天晚上，桑塔格没有参加集体讨论，而是坐在了观众席中。她起身向梅勒提出了一个问题。“诺曼，即使是抱着最善良的初衷，女性依然会觉得你与她们交谈时表现得高高在上，”桑塔格带着清楚的权威，以一种平静的、让人无法不全神贯注地聆听的语气继续说道，“表现之一就是你会使用‘女士’这个词，我不喜欢被称为‘女士作家（lady writer）’，诺曼。我知道你可能觉得这样说很有绅士风度，但我们并不认为这个称呼是恰当的。被称为女性作家（woman writer）会稍好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你知道词语的选择是有重要意义的，咱们都是作家，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72]
后来，桑塔格接受了《服饰与美容》的长采访，她坚称在作为作家的职业生涯中，自己切身感受到了歧视的影响。采访桑塔格的人试图说明在她向梅勒提问的那晚之前，她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像梅勒一样轻视女性知识分子的”。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我认识的聪明人中至少有一半是女性。我对女性面对的问题充满同情，对女性的处境无比气愤。但是这种愤怒存在已久，所以我已经不会天天感觉到它。在我看来，这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故事。[73]
好像是为了彻底表明观点，桑塔格立即在《党派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原本是为当时刚刚创办的《女士》杂志（Ms.）写的，但是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的新杂志认为桑塔格的文章说教性太强，所以它被转发给了《党派评论》的“男孩儿们”。他们给这篇文章取名为《女性的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 of Women）。文章中提出的建议之一是女性应该彻底地反抗父权制：“她们应该在街上对男人吹口哨，突袭美容院，围攻生产性玩具的玩具制造厂，大量转变为激进的女同性恋，提供女权主义者离婚咨询，建立化妆品回收中心，使用母亲的家族姓氏。”[74]然而桑塔格似乎在这一篇文章中用尽了全部的热情；它成了桑塔格所有知性文章中唯一彻底、直接论述女权主义的一篇。
让桑塔格一直坚持创作的散文主题是1972年她在与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共进午餐时构思出来的一些东西。当时她刚刚在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看过黛安·阿勃斯（Diane Arbus）的摄影展。那些照片让桑塔格心潮澎湃，于是爱泼斯坦建议她为《纽约书评》写一篇关于这个摄影展的文章。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桑塔格共写了六篇，这些文章最终被收录在一起，以《论摄影》（On Photography）的名字被出版成书。
一位评论家认为《论摄影》这本书其实应该取名为“反对摄影（Against Photography）”，因为有时桑塔格似乎是在质疑摄影这种实践本身。桑塔格在写到照片时说：“它们是关于看的法则，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关于看的道德规范。”[75]桑塔格在这些道德规范中往往找不到太多值得推荐的东西。她评论说照片经常被当作表现现实的东西，然而它们被呈现的方式中总是存在一些隐藏的动机。拍摄照片的普遍流行也受到了她的批评：“拍照片是一种证明体验的方式，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排除体验的方式——因为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照片效果而限制了体验本身，体验的经历被转化成了一张图片，一个纪念品。”[76]
为了确保稳定的收入，桑塔格还开始定期为《服饰与美容》撰写文章，不过这些文章都是她绝对不会收录到自己今后的文集中的。1975年，她与当时二十三岁的戴维·里夫（David Rieff）合著了一篇文章，内容是为读者提供“如何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的建议，比如：“假装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死去，假装我们遭受的痛苦都是没有用处的，或者假装我们差不多总是心存恐惧。”[77]另一篇文章，《女人的美貌：是被轻视的理由还是力量的源泉？》（A Woman’s Beauty：Put-Down or Power Source？）竟然是在敦促美国最受欢迎的时尚杂志的读者们思考“女性被教导要注重外表的方式鼓励了自恋情节，强化了依赖性和不成熟”的问题。她继续说道：
被大多数女性接受的关于她们性别的讨人喜欢的理想状态其实是一种让女性对自己实际的样子，或她们通常会成为的样子感到自惭形秽的手段。因为美的理想被用作了一种自我压迫的方式。[78]
每当她的女权主义原则受到挑战时，桑塔格就会以十倍的热情反击敢于挑战它们的人，这成了她的一个习惯。诗人艾德丽安·里奇就是与她发生过论战的人之一。里奇与女权运动的牵涉很深，她在读1975年2月那期《纽约书评》上发表的桑塔格写的关于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文章《迷人的法西斯主义》（Fascinating Fascism）时注意到，桑塔格宣称里芬斯塔尔的电影能够参加很多电影节是因为“不得不牺牲一个能够拍出被所有人视为一流作品的电影的女人会让女权主义者感到极度痛苦”。[79]于是里奇给杂志去信质疑为什么女权主义者成了被指责的对象。
桑塔格显然是将里奇的“浮夸的、吹毛求疵的来信”视为一种明白的侮辱，所以她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近两千字的回应文章。她指出，自己的文章实际上并不是关于女权主义，而是关于法西斯美学的。里奇非要单独挑出令自己困扰的部分横加指责这件事恰恰代表了女权运动中存在的让桑塔格感到憎恶的愚钝思想。“如所有最根本的道德真理一样，女权主义也有一点头脑简单。”桑塔格如此争辩道。
这两个人之后会通过书信往来重归于好，她们都同意双方具有一些值得探索的共同点。里奇在给桑塔格的书信中写道：“多年来我一直对你的思想很感兴趣，尽管我们思考的出发点往往截然不同。”不过桑塔格会发现，那以后她不得不在采访中为自己与里奇的争论作出辩解。大多数人似乎都把那次争论看作认定桑塔格反对女权主义的确凿证据。尽管她写过关于性别政治和女权主义的文章，但人们的观点始终不曾动摇。忍无可忍的桑塔格干脆开始对采访者发脾气了，她对其中之一说道：“鉴于我也是女权主义者，这次事件根本不应该被描述为我和‘她们’之间的不和。”[80]
但是到1975年秋天，当桑塔格被确诊患有乳腺癌之后，其他事都被搁置了。她的医生告诉戴维·里夫说她活不了多久了，因为她的肿瘤已经进入第四阶段。虽然没有人直接告诉桑塔格她快死了，但她似乎知道自己面临的风险。她选择了激进的乳房切除术，希望通过去除必要组织以外的其他部分来增加她活下去的概率。这个方法奏效了。她的癌症进入了缓解阶段。但是这种经历彻底改变了她。她写道，这种治疗方法让她觉得无比震惊、疲惫不堪，就好像她打了一场一个人的越南战争。
我的身体受到入侵，被殖民化了。他们在我身上使用化学武器。我必须打起精神。[81]
当时她觉得自己被“抹平了”，她还注意到自己变得“弄不懂自己了”。[82]她还担心是她对自己的压制——比如对她对母亲的愤怒的压制，对自己的女同性恋倾向的压制，对艺术的绝望感觉的压制——实际上导致了她的癌症。她清楚地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合理的，当她从疾病中走出来时，她感觉自己唯一要做的就是完全摆脱那些情绪。
净化心灵的过程就是创作《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的过程。这篇长散文于1975年以书的形式被出版，准确地说它并不是一本回忆录。桑塔格完全抽象地讨论了人性将结核病和癌症美学化的方式，关于她自己的治疗方法或任何来自医生的劝慰或残忍宣告等个人经历则没有被具体提及。但是如果有人问她，她会很清楚她表明她将这里的文字视为一种心灵的呼喊：
我没有丝毫超脱的感觉。这是一本我在心中充满狂怒、恐惧、痛苦、惊骇和义愤的时候写出的书——是在我病重的时候，在治疗效果没有什么进展的时候写出的书……但我没有因为患上癌症而变成白痴。[83]
《疾病的隐喻》成了桑塔格直抒胸臆的载体。桑塔格主要的不满在于小说家和作家们在用疾病做隐喻时往往倾向于指责病人本身，桑塔格卧病在床时也曾短暂地认为自己应该受到责备。但是最终她把自己的愤怒指向了诺曼·梅勒这样的“癌症恐惧症患者”[84]。后者最近解释说，如果他没有刺伤他的妻子（并表现出“一种凶残的感觉”），那么他可能就会患上癌症，“过不了几年就死了”。她还写到了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妹妹艾丽斯·詹姆斯（Alice James）在很久以前因患乳腺癌而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事。在写这些内容的时候，虽然桑塔格并没有使用第一人称，但她的文字显然是私人的，她的愤怒是显而易见的。
包括《纽约时报》的图书批评家约翰·伦纳德（John Leonard）在内的许多评论家批评桑塔格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癌症比喻美国的状况。（别忘了：桑塔格在1967年时就曾称白种人是“人类历史的毒瘤”。）但是他们都看到了她的愤怒让她的文字更加鲜活，就算对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持保留意见，他们也都被它征服了。爱尔兰批评家丹尼斯·多诺霍（Denis Donoghue）在《纽约时报》上发文称：
我认为《疾病的隐喻》是一本令人不安的书。我已经读过三遍了，但我仍然认为她的指责是没有依据的。但是这本书对人们持有的态度的一些看法非常有洞察力：例如，我们是如何看待精神错乱或心脏病的。[85]
多诺霍还说，他认为桑塔格的风格很直率，对她来说“写作就是战斗”。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一种批评。但考虑到桑塔格的出身，考虑到她的思维风格和超然的敏感，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仍然不能用第一人称写作。但是她能够感到气愤了。而且人们听到了她对这种非常恐怖和危险的人生经历的记录，尽管她的声音是被隐藏在一层又一层的思考背后，也被隐藏在她对所有可能直到被她提及才为人们所知的艺术家和哲学家的引用背后。
《疾病的隐喻》的严肃风格与桑塔格一直想要如何看待自己的方式形成了一致：她认为自己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家。然而人们提到她时总会想起《关于“坎普”的札记》，而《关于“坎普”的札记》会将她的名字与流行文化结合在一起。她并不喜欢这个情况。桑塔格的朋友特丽·卡斯尔讲过一个故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她与桑塔格一起参加一个聚会时，一位客人不幸地告诉桑塔格他喜欢那篇文章。
桑塔格气得鼻翼翕动，她立即用蛇怪一般的目光盯着他。他怎么会说出这么蠢的话呢？她没有兴趣讨论那篇文章，而且以后也永远不会。他绝对不应该提起它。他太落伍了，他在知识层面上已经死了。他没有读过她的其他作品吗？他不懂得与时俱进吗？我们其余的人都吓得一动不动，眼看着桑塔格落入一个黑暗的愤怒隧道——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们都深刻地感受到了她的情绪。[86]
因为与《关于“坎普”的札记》剪不断的联系而感到沮丧的部分原因是桑塔格想要摆脱她年轻时创作的作品。另外，她显然也对人们阅读那些文章的方式感到非常不安。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她目睹了人们对流行文化的知性趣味的激增，而高雅艺术则陷入了挣扎困境。她觉得自己应当负些责任，但这当然不全是她的错。她在倡导流行文化的旅途中曾经有过同行者，其中很重要的一位就是电影批评家宝琳·凯尔。
[1] Daniel Stern，“Life Becomes a Dream，”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8，1963.
[2] 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ed. David Rieff （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2），237.
[3] 1963年8月20日，汉娜·阿伦特写给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公司的书信，转引自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Susan Sontag：The Making of an Icon（Norton，2000），73。
[4] 1967年12月19日，玛丽·麦卡锡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Between Friends。
[5] Susan Sontag，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537。
[6] Morris Dickstein，转引自Sheelah Kolhatkar，“Notes on Camp Sontag，” New York Observer，January 10，2005。
[7] As Consciousness，8.
[8] 关于这件轶事可见于Kiernan，Seeing Mary Plain，538。
[9] As Consciousness，10.
[10] 1964年8月11日，玛丽·麦卡锡写给苏珊·桑塔格的书信，in the Mary McCarthy Papers at Vassar。
[11] “Project for a Trip to China，” Atlantic Monthly，April 1973.
[12] Reborn：Journals and Notebooks 1947-1963（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8），5.
[13] “Pilgrimage，” New Yorker，December 21，1987.
[14] 参见Daniel Schreiber，Susan Sontag：A Biography（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14），22。
[15] Georg Friedrich Händel，巴洛克音乐作曲家，创作作品类型有歌剧、颂歌及管风琴协奏曲，著名作品为《弥赛亚》。
[16] Terry Castle，“Desperately Seeking Susan，” London Review of Books，March 17，2005.
[17] “Susan Sontag，The Art of Fiction No. 143，” 接受Edward Hirsch采访，Paris Review，Winter 1995。
[18] 《夜林》是最早明确描绘了女性之间的同性恋情的著名小说之一。该书还以其强烈的哥特式散文风格而引人注意。小说采取了现代主义创作技巧，包括不同寻常的形式和叙述方法，因此也被视为超小说。
[19] 2015年11月30日，哈丽雅特·索默斯·兹韦林（Harriet Sohmers Zwerling）接受采访，可见于http：//lastbohemians.blogspot.com/2015/11/harriet-sohmers-zwerling-ex-nude-model.html。
[20] Reborn，28.
[21] “Susan Sontag，The Art of Fiction No. 143.”
[22] Wilhelm Stekel，The Homosexual Neurosis（Gotham Press，1922），11.
[23] 苏珊·桑塔格写给“Merrill”的书信，日期不详，不过这封信被发现时夹在记录1950年3月23日内容的那一页，转引自Alice Kaplan，Dreaming in French：The Paris Years of Jacqueline Bouvier Kennedy，Susan Sontag，and Angela Davi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4）。
[24] Reborn，60.
[25] As Consciousness，362.
[26] Reborn，79.
[27] Reborn，138.
[28] Joan Acocella，“The Hunger Artist，” New Yorker，March 6，2000.
[29] In America（Picador，1991），24.
[30] Interview with Marithelma Costa and Adelaide López，in Conversations with Susan Sontag，ed. Leland A. Pogue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1995），227.
[31] Sigrid Nunez，Sempre Susan：A Memoir（Atlas，2011），87.
[32] Donald Phelps，“Form as Hero，” New Leader，October 28，1963.
[33] “The Art of Fiction No. 143：Susan Sontag.”
[34] Ellen Hopkins，“Susan Sontag Lightens Up，” Los Angeles Times，August 16，1992.
[35] “Notes on ‘Camp，’” Partisan Review，September 1964.
[36] “Not Good Taste，Not Bad Taste—It’s ‘Camp，’” New York Times，March 21，1965.
[37] 1965年4月9日，菲利普·拉夫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in Mary McCarthy Papers at Vassar。
[38] “Notes on ‘Camp.’”
[39] 参见Terry Castle，“Some Notes on Notes on Camp，” in The Scandal of Susan Sontag，ed. Barbara Ching and Jennifer A. Wagner-Lawlo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21。
[40] “Against Interpretation，” Evergreen Review，December 1964.
[41] “Sontag and Son，” Vogue，June 1966.
[42] Kevin Kelly，“‘A’ for Promise，‘F’ for Practice，” Boston Globe，January 30，1966.
[43] Geoffrey A. Wolff，“Hooray for What Is There and Never Mind Reality，”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5，1966.
[44] 大约1969年秋季接受Camera Three节目采访，可见于https：//vimeo.com/111098095。
[45] 即认为媒介的传播特征比其传播的信息内容更能影响和控制社会。
[46] 1966年11月22日，Lila Karpf写给苏珊·桑塔格的书信，（此处疑有误，应为苏珊·桑塔格写给Lila Karpf的书信。）转引自Schreiber，Susan Sontag，133。
[47] 娜塔莉·伍德（Natalie Wood，1938年7月20日～1981年11月29日），美国女演员，出演过《西区故事》《天涯何处觅知音》《无因的反叛》等，曾三次获得奥斯卡提名。
[48] Robert Phelps，“Self-Education of a Brilliant Highbrow，” Life，January 1，1966.
[49] Gore Vidal，“The Writer as Cannibal，” Chicago Tribune，August 10，1967.
[50] Beatrice Berg，“Susan Sontag，Intellectuals’ Darling，” Washington Post，January 8，1967.
[51] Carolyn Heilbrun，“Speaking of Susan Sontag，” New York Times，August 27，1967.
[52] James Toback，“Whatever You’d Like Susan Sontag to Think，She Doesn’t，” Esquire，July 1968.
[53] Howard Junker，“Will This Finally Be Philip Roth’s Year？” New York，January 13，1969.
[54] 1969年1月10日，菲利普·罗斯写给苏珊·桑塔格的书信，见于Susan Sontag Archive at UCLA。
[55] “What’s Happening in America：A Symposium，” Partisan Review，Winter 1967.
[56] William F. Buckley，“Don’t Forget—‘Hate America’ Seems to Be the New Liberal Slogan，” Los Angeles，March 20，1967.
[57] Lewis S. Feuer，“The Elite of the Alienated，” New York Times，March 26，1967.
[58] “Trip to Hanoi，” Esquire，February 1978.（此处疑有误，应为1968年）
[59] Frances FitzGerald，“A Nice Place to Visi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March 13，1969.
[60] Trip to Hanoi（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69），87.
[61] Mary McCarthy，“Report from Vietnam I：The Home Progra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April 20，1967.
[62] FitzGerald，“A Nice Place to Visit.”
[63] Susan Sontag，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594。
[64] 1968年12月16日，玛丽·麦卡锡写给苏珊·桑塔格的书信，in Susan Sontag Archives at UCLA。
[65] Reborn，168.
[66] Herbert Mitgang，“Victory in the Ashes of Vietnam，” New York Times，February 4，1969.
[67] 1968年12月16日，玛丽·麦卡锡写给苏珊·桑塔格的书信，in Susan Sontag Archives at UCLA。
[68] Leticia Kent，“What Makes Susan Sontag Make Movies？” New York Times，October 11，1970.
[69] As Consciousness，340.
[70] 关于这种情况及其在女权主义中作为一种周期性现象反复发生的全面的叙述，参见，例如：Susan Faludi，“American Electra，” Harper’s，October 2010。
[71] Norman Mailer，“The Prisoner of Sex，” Harper’s，March 1971.
[72] 参见Town Bloody Hall（1979） dir. D. A. Pennebaker and Chris Hegedus。
[73] Leticia Kent，“Susan Sontag Speaks Up，” Vogue，August 1971.
[74] “The Third World of Women，” Partisan Review，Spring 1973.
[75] On Photography（Dell，1978），3.
[76] On Photography（Dell，1978），9.
[77] “How to Be an Optimist，” Vogue，January 1975.
[78] “A Woman’s Beauty：Put-Down or Power Source？，” Vogue，April 1975.
[79] “Fascinating Fascis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February 6，1975.
[80] 1977年接受Performing Arts Journal采访，in Conversations with Susan Sontag，ed. Leland Pogu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5），84。
[81] 出自David Rieff，Swimming in a Sea of Death（Simon and Schuster，2008），35。里夫没有将这篇日记的内容收录到As Consciousness中。
[82] 出自David Rieff，Swimming in a Sea of Death（Simon and Schuster，2008），35。里夫没有将这篇日记的内容收录到As Consciousness中。
[83] 1980年接受Wendy Lesser采访，in Conversations with Susan Sontag，197。
[84] Illness as Metaphor（Vintage，1979），22.
[85] Denis Donoghue，“Disease Should Be Itself，” New York Times，July 16，1978.
[86] Castle，“Desperately Seeking Sus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