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后记与致谢

“应该上了岁数才开始写传记”——如果历史学家计划撰写新的作品，经常会听到这句话。在结束这本书的写作时，从我的角度看，完全可以证实：此言不虚。如果在年轻的时候，我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经验是无法估量的财富，只有上了岁数，才会有大量的这种财富不断地涌来。“经验”这个美好的词，本身就带有旅行的景象，而这种旅行的行进能够穿越风景、穿越时代，最终，同样能够穿越另一个人的生平。因此，这部传记一直被“带有导游的旅行”所贯穿和围绕。

那条从原始资料到作品的完成之路，只有通过无休无止的讨论、理解和鼓励，才可以想象，因为在发现者所拥有的幸运之外，这条路上还铺垫着怀疑，怀疑传记作者对那位死人的态度是否真的做到了不带偏见，这也是主人公在其活着的时候，对“历史叙事”的期待，而传记作者正是想要将那位死人的精神介绍给活着的人。这样一个共同的制造过程是由很多人来完成的，没有他们，传记作者什么都不是，因此，我需要这几页篇幅来感谢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在我的眼前显现了一张没有明确尽头，却有很多结节的网。在自己的研究道路上，在后来为学术宇宙的活动提供的所有表演场所中，一直有新的织匠加入并参与进来。所有与我讨论过关于革命、警察、新闻检查、德意志问题、哈布斯堡和德意志、从法国革命到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时代，以及关于工业化、农业社会与资产阶级崛起和关于“世界资产阶级与民族国家”的人——无论是在课堂上、会议上还是在学术参观的旅行时——他们都在为这张网工作，都帮助过我。因此，我不能一一列举出每一位织匠的姓名。但是，这张网毕竟 具有承重的经纬，没有这些线它就不能承重，这样我就必须提到他们的姓名。

蒂森基金会（Thyssen-Stiftung）和大众汽车基金会以它们“伟大的工作（opus magnum）”计划，与德意志研究联合会一起，赐予了我三个学期的、完全自由的研究时间，因为他们资助了一位代课教师，并且向我提供了大量的实物帮助，允许我将档案馆的原始资料扫描复印，带回家去浏览。这样我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机会，在布拉格国家档案馆，花了一年时间去研究梅特涅侯爵及其家族那些没有付梓的、浩如烟海的遗留文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如此大方地给过其他人这样的机会。档案馆几乎毫无保留的支持、在我需要时所提供的帮助、阅览室那天堂般的工作条件，这一切让我感谢，同时也让我感到遗憾，因为我不能以最合适的历史方式去做这件事：将哈布斯堡皇朝最高等级的平民勋章——圣斯特凡骑士团大十字勋章——授予分派给我的档案馆工作人员扬·卡胡达（Jan Kahuda）先生。

同样十分感谢维也纳的皇室、宫廷和国家档案馆，在这里，仅仅是因为按时间顺序排列，将其放在了第二位。档案馆馆长托马斯·尤斯特（Thomas Just）为我创造了极好的工作条件，并且如此慷慨地特许复制资料，方才使我得以循着对活动范围如此广大的梅特涅的问题进行研究。许多维也纳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也伸出了援助之手，将整捆整箱新的档案资料不停地搬来挪去。有一位与我门靠门办公的人，我必须说声感谢。约阿希姆·特波贝格（Joachim Tepperberg）先生的投入超乎了我的任何期待，在我查找梅拉妮·冯·梅特涅有十年之长的下落不明的日记而不得，并感到绝望时，他带我翻遍了档案馆的所有［！］楼层。

上文提到的那张网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结节，是C. H.贝克出版社。出版商沃尔夫冈·贝克（Wolfgang Beck）先生以及总编辑德特勒夫·费尔肯（Detlef Felken）先生关照和鼓励我的方式，一个作家只能在梦想中得到。此书能在他们这里出版，我非常高兴。

我要提及在创作过程中的那些无休无止的谈话和对话，没有这些谈话和对话，现在放在眼前的这堆纸也就无法成书。这些谈话和对话的主角是我的夫人阿妮塔（Anita）。对于她的强有力的参与，我有一个历史见证人，这位历 史见证人在出版她丈夫的书的过程中，关于她本人所起到的作用写得非常好，本人笔拙，无可超越。作为布吕尔女伯爵（Gräfin Brühl）出身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General Carl von Clausewitz）的夫人玛丽，经历了《战争论》这部著作的产生过程。1838年，在这部将军去世之后才出版的书的导言中，她写道：“作为参与其中的陪伴者，我想在这部著作面世时，站在她的身旁。我可以要求得到这个位置，因为在她的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中，我均被赐予了类似这样的一个位置。了解我们的幸福婚姻，并且知道我们俩共同分享和分担一切事务的人，不仅仅是欢乐与悲哀，而且分担任何活动、分享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兴趣，那么他们也会理解，我亲爱的丈夫要做的这类工作，在没有让我详细了解之时，是不会着手进行的。因而，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像我一样来见证他对这部著作所付出的热情与喜爱，他对她所满怀的期待，期待这部著作诞生的方式与时刻。”

如果有人问我，我是否已经被这个人生平所产生的诱惑所俘获，变得对梅特涅过于不加批判，我就会指向我的“布吕尔女伯爵”。这部传记的每一行她都阅读过，就像一个收买不了的批评家，这是因为，一方面，她将梅特涅同时与多位女性交往的做法视作非常尴尬的事情；另一方面，她则一再地追问，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仅仅由于其出身，就能够要求享有更高的权利？她那极有素养的历史知识留下了社会批评的痕迹，一再让我想起一首古老的农民战争时期的歌曲中男高音不断变化的唱腔：“当亚当男耕、夏娃女织时，哪里有贵族什么事儿？”

2015年6月2日于阿德尔茨豪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