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梅特涅、战争与政治中的暴力

在穿越梅特涅一生的道路上，按照编年史的记载，我们作为他人生之旅的陪伴者，有必要在此处中断一下，从一个更高的、赋予我们更加广阔视野的立足点出发，来审视一个命题。总括起来，要审视的是四个具体的题目：战争、女人、经济和统治。由于这四个题目贯穿他的一生，因此，其对于梅特涅所具有的意义，就要通过可以回顾，也可以展望，以及可以认识其基本原则的综合眼光来发掘。“世界大战”的结束，也给了我们一个暂停的片刻，来追寻一下，战争对于梅特涅到底意味着什么。遍查到目前为止的所有梅特涅传记，均找不到有关此问题的表述。他是如何对待通过这种有组织的物理消灭的方式，使人类遭受痛苦的？令人惊讶的是，在西尔比克的作品里，倒是不缺少这种章节，因为在他那里，战争行为被当作一个杰出政治人物——一个“领袖形象”——意志坚强和行动能力的强大标志。本来，人们是可以不太在意西尔比克的错误解释的，假如不是一条顽固地延续下来的线索生生扯到他身上的话。在一些传记作者的作品中，国务首相均在较大的历史叙事的框架内出现，而他们所援引的，基本上都延续了西尔比克的判断，并且将这些判断与这位“肤浅的廷臣”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在不久前出版的一部有关推翻拿破仑统治的重要著作的描述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战争的可怕对于梅特涅来说是无所谓的，这令人吃惊。”同时，这种说法还与关于他患有慢性的过度自私症、他的以自我为中心、他的虚荣心，以及他“并非具有超常的智慧”等一起，到处流传。[87]

梅特涅真的没有同情心吗？他在与人谈话时，表现的真诚、不含个人目的的同情以及好奇心，对谈话对象来说是真的吗？他一再以他那说话算数的、谦和虚心的，也完全不带虚荣的举止态度，在交往中使来访者感到惊奇。那时候，到访欧洲大陆的美国人，对贵族式的、傲慢的、等级特有的狂妄自大的举止行为最为敏感。举例来说，一个名叫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knor）的到访者与国务首相进行了一次谈话。国务首相以他优雅的、令人舒适的方式，非常认真乐意地 倾听完了客人所有的讲述。他的回答用词贴切，并且非常自然而不做作，最后甚至还邀请客人一同进餐。一位声称是共和党人的访客也得到了同样的关照，事后还欣喜若狂地评论道：“我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涌现的最完美的国务活动家。”[88]除了蒂克纳，还可以引述许许多多同样的见证人，而且恰恰包括许多梅特涅的敌人和批评者，他们都曾亲身面对国务首相，吃惊地感受到他与人交往时的负责精神和友好态度，诸如卡尔·冯·罗泰克（Carl von Rotteck）[89]、路德维希·科苏特（Ludwig Kossuth）[90]、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或者路易·勃朗（Louis Blanc）[91]。

毫无疑问，梅特涅将自己看作并称作特定历史时期内的“世界的拯救者”，而且他还曾不止一次强调过这一点。但是，历史学家不应该对这一说法孤立地抽象出来进行评价，好像这一说法的原创者自己故意地在向世界散播似的。从某种立场来看，如果你不是拿破仑党徒的话，他这样说甚至也没有错。然而——注意，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这样的说法只是在他与他所信任的（女）人的、原本非常私密的书信中才用过，这些人知道，梅特涅在所有东西——人、事或物——面前始终保持着内心的距离，他也对自我同样保持着这种距离。因此，这句听起来有些狂妄自大的自我描述，在听者的感觉中，完全带有一种自嘲的语气。而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把这样的话说给公众去听，因为他们只会看到文字的表面，而且也不了解写信的人，因而通常会忽略其中同样含有的自我解嘲的意味。

在有关梅特涅对战争的评价上，人们同样也会遇到一个这些评价的来源和出处的问题，因为在外交交往中，这位大臣几乎从不表达他的看法，而是仅仅在他的私人的、保存在家庭遗留物中的相关信函中，如写给他夫人、女儿和情人的信中，才有所表示。谁要是在历史叙事中对性别问题有足够的敏感，在此就应该能够注意到，梅特涅显露了他对女人所更富有的同情心。这样的同情是如何对西尔比克所吹捧的男人们发生影响的，梅特涅在拿破仑那里已然体验到，当时拿破仑竟无耻到向梅特涅指出，他（拿破仑）所进行的战争，只是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但是最近，历史的叙事出现了思想转变，一次偶然的发现促成了这种转变。一封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引起注意的、1813年6月28日梅特涅从德累斯顿写给夫人爱列欧诺拉的信，迫使蒙罗·普莱斯得出结论，梅特涅在信中显露的正面特点，要比虚荣心多得多：“这些特点宣示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和对战争及其后果的看法，这种看法与拿破仑的看法非常的不同。”[92]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梅特涅还完全处于他与法国皇帝进行的激动人心谈话的印象之中，他感到这次谈话就像一场舌战，而舌战中，拿破仑“如同一个魔鬼一样”，破口大骂、脏话连篇。[93]他在给爱列欧诺拉的信中同时解释道，人们简直无法想象，上次大战以来在德累斯顿充斥着的苦难和惊骇的程度。仅仅法国就死伤了80000多人。所有能利用的房屋都变成了医院。此外，在德累斯顿和周边地区，还有25000名伤病员，易北河大桥上布满了木栅和大炮，在“白城门”和“黑城门”之间的林荫道上，全是炮兵部队。

而当梅特涅在同一时间，于同一地点看到了引人注目的和谐假象时，他脑海中的可怕景象直接上升为一出荒诞剧：在拿破仑为自己布置的马科里诺宫中，日式花园里的玫瑰鲜花怒放、争奇斗艳。有过之无不及的是，法国皇帝让在花园的巴洛克式花厅中种植、搭建了一出完整的戏剧场景，而且调来了他在圣克劳德官邸的原班演员和原版布景。他让在德累斯顿演出拉辛（Racine）的《费德尔》（Phèdre），就像之前在埃尔福特演出伏尔泰（Voltaire）的《俄狄浦斯王》一样，并且肆意展现着自己的嗜好——身着古典帝国（幻想世界）中的戏服四处走动。拿破仑为尽力挽回他设计好的情绪爆发产生的影响，就好像它根本没有发生过——在与梅特涅争论到第九个小时之时，他真的向梅特涅解释道：“我（梅特涅）是他在全世界所有人中最为热爱的一个。即使我们明天就相互宣战，他对我的喜欢也不会有丝毫的减弱。”[94]这位大臣在任公使期间，就对拿破仑表演的、来回反复进行的、在粗暴的威胁与买好的阿谀奉承之间、在战争的恐吓与过分的亲密的宫闱和家族之间的变脸戏码非常的熟悉。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梅特涅通过拿破仑的生活世界，正如现在在德累斯顿发生的这种矛盾经历，印证了那些认为这位统治者人格分裂的想法。他向爱列欧诺拉说出了自己对此事的内心感受，但是也清楚地知道对外要掩盖自己的感情：“鉴于这种没完没了的被称为帝国历史的暴力变革，我实在是想哭。”

以这种对史料来源作批评性评论的背景来看，梅特涅对战争中军人和平民所遭受的人类苦难的感同身受与惊骇，是可信的和真实的。如果不仅仅把这种态度理解为是在一封单一的信中所表达的一时情绪的结果，而更多地理解为作为他道德标准内核的一部分，而且这种道德也影响到他的政策的话，那就可以说明更多的问题。梅特涅不为人所知的这一面，值得更详细地将其展现出来。因此，下面的叙述将第一次对他对自己战争经历的最重要的评价进行描写。

1813年8月最后一周的几天，梅特涅是在德累斯顿和库尔姆的战斗中度过的。他向威廉米娜·冯·萨甘袒露了他的思想和感情：“让人看到的只是惊骇，但是我喜欢经受惊吓，就像我经受真正美好的事物一样。战场上成千上万的死人给我的感受，不似看到一个受伤者躺在他的军营里的那种情况。看到前一个景象给我的感受，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在他们中间成为他们的一员，这导致我深深地憎恨那个家伙，他制造了这幅疯狂的景象，而且是从最不名誉的感情出发，让成千上万人的喉咙被割断。我认为，亲爱的朋友，我有义务去终止这个巨大的悲剧，只有这样，我的最深切的愿望才能得到满足。多年以来，这个想法就不曾离开我。它是个动力弹簧，一直在引导着我全部的政治态度。我为它牺牲了所有的一切——对于一个人来讲，在这个世界上最为美好和最为宝贵的一切。”[95]

在这短短的几句话中，梅特涅还将自己同时作为一个战略家和空想家的特点勾画出来，这位战略家和空想家在与拿破仑蔑视人类的体制斗争中，一直瞄准着一个长远——多少年以来——的目标，即打破这种政治，建立持久的和平秩序。十年前，他为这座大厦打下了第一个基础，而他的前任们当时可能会将这个国家带向毁灭。其中大部分年份他都在暗中为此目标工作着。他说，和平目标还未达到，但是，“九头蛇”已经被击中——不仅仅是击中了它的九个头，而是直刺心脏。[96]

回顾1815年终于取得的和平时，在许许多多男男女女的历史学家们看来，它不过是由一个时代机械构成的、合乎逻辑的终结，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思想内涵。相反，从1813年的视角出发，在与看起来二十多年都无法战胜的制度的斗争中，梅特涅对和平的希望发展成熟为一个愿景：一个自己都不能完全肯定的、对未来的希望。这种和平对于他来讲不仅仅是没有战争，而且是没有暴政专制政体。

在莱比锡民族大会战之后，1813年10月20日，梅特涅在当地与沙皇亚历山大以及瑞典王储贝尔纳多特还有几场小型的谈判要进行。虽然是骑在马上，他都无法克服这段前往克腾（Köthen）的回程之路的艰难。他对威廉米娜·冯·萨甘描写道，人们只能在死人上面穿行，更可怕的是，要在垂死的活人身上穿行。他憎恨战争，厌恶这些会战。他看到，战争使灵魂麻木不仁，并因此使人们对不幸和贫困的基本反应都消失殆尽。它就如同绝望一样使人感到，如果能死去，那是唯一的好事。[97]

1813年10月底，梅特涅跟着施瓦岑贝格侯爵统帅部的进军路线前往富尔达，拿破仑的残军败将正是沿着这条路线撤退的：“他的军队溃不成军；他走的这条路可以说是死人、饥饿和苦难之路。”10普里长的一段路上布满尸体——人的尸体、马的尸体，其中还夹杂着活人，他们跪倒在地，“向他们的神圣帝国的老元首祈祷（祈祷，因为这是唯一合适的用来形容他们的概念），就是这个帝国，要消灭野蛮人。富尔达的人民不禁要问，谁是查理大帝的继任者”。[98]

可是，在前往莱茵河继续远征的路途上的景象更加惨烈：“即使是一个有着不太轻易动情、不会很快动情秉性的人，看到从莱比锡到法兰克福的大道上阴森可怕的景象，都会被吓得不敢前行。走不到十步，就会碰上一个死人，碰上一个要死的人，或者碰上一个俘虏，而俘虏的面部表情比死人还要难看。主啊，这个男人不能指责你，这个为了被荣誉误导的虚荣感情，而让千百万人流血牺牲的男人。在他目睹了像这次一样的，也是唯一一次的戏剧场面之后，在惊骇之余，他已不能在自己面前退缩！那么，是拿破仑将莫斯科到法兰克福的道路以同样的方式用废墟在填满。”[99]

在历史叙事异乎寻常地突出莱比锡民族大会战的意义的同时，拿破仑的衰败踪迹早已在他身后拖曳了半年——但并没有进入历史叙事的视阈之内。而梅特涅在12月份就已经行进在从法兰克福前往奥芬堡（Offenburg）的路上，并将其展示出来：“地狱中为人和为旅行者发明的让其遭受苦难的所有东西，全部集中在这段路上，而旅行者作为一个人类阶层，在任何时间都是最不幸的。在极端狭窄的小路上，堆积着浮桥、大炮、各种箱子。”[100]在渡过莱茵河进入法国国内的路上，梅特涅也一直在继续追踪着战争的暴行。在深冬的严寒中乘坐马车旅行的艰辛，在各国君主、大臣以及统帅部之间无法停歇的谈判中的讨价还价与锱铢必较，就连睡觉都不能让它们中断：这一切都在消耗着体力和心力，让人吃不消。从肖蒙开始，梅特涅就一路描述他的心境：“我痛恨战争及其带来的一切：杀戮、痛苦、污秽、掠夺、尸体、残肢、死马——同样的还有强奸。”[101]忧伤使他无法入眠，很多烦心事纠缠在一起：与沙皇反目不和；由于亚历山大和布吕歇尔偏离已经讨论并达成一致的作战战略，致使1814年2月中旬拿破仑赢得了一系列胜仗，并导致要准备举行停战谈判等事。[102]这些烦心事让梅特涅到了绝望的边缘，并且让他深陷抑郁：“我的思维只能集中到一点上。我让这些已经不再是时机的时机，从眼前流过，飘向未来。朋友，最后我只有泪奔。”[103]

在通往会议的下一个地点奥布河畔巴尔的路上，战争暴行也没有丝毫停止：“我的确是很快地来到了这里。道路上布满了死马和令人恐怖的景象，使我宁愿更快地穿越而过，离开此地。无休无止的毁灭场面使人毛骨悚然，让我的内心发痛。上天造我不是为了战争，或许恰恰是为了战争：如果我是个将军，我将会坚决地支持战争，使我能够尽快地结束它，好让它长时间不会再开战。”[104]梅特涅看到的最惨烈的场面是在朗格勒，这让他回忆起当年南德的一些狭长地带，1794年法国军队从不同方向多次横扫这些地方。[105]“这些地区已经不复存在了，没有一所完整的房子，没有一棵直立的树，没有一匹活马，我几乎要说，没有一个活人。仅在一条小巷中，就发生了四次战斗，这里一切的人和物均无一幸免，连去埋死人的人都已没有。战争是一个多么可恶的事情啊！它荡涤着一切，甚至包括思想，而我挣扎着、抵抗着，这种事不要发生在我身上。正因如此，我丝毫不顾那些傻瓜、白痴们的疯狂叫嚣，为和平而奋斗着——我要让它早日到来。”[106]

引人注目的是，梅特涅认知的战争的实质，是作为与性别有特殊关系的一种现象，并将其解释为是根植在男人们身上的、人类学特点的结果。同时他还注意到，战争如何以其特有的方式，使军人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这些看法，是他在写给女儿玛丽的信中表露出来的：“如果世界其他地方都与我们一样，我亲爱的玛丽，那就没有战争了。战争确实是一个极其罪恶的发明，可惜不幸的是，它却依附于人的本性：您会看到部队在成千上万死伤者中间唱歌跳舞、开怀大笑，如果三天没有打仗，他们就会抱怨。”[107]梅特涅的情人多萝特娅·冯·丽温，间接地证实了他特有的关于从性别视角看待战争的说法，她将梅特涅的人格解释为与社会军事化格格不入：“不得不拥有兵士是件多么丑陋的事情！看着他们的那些机械动作，是多么的有失人类的尊严，本来要向左走，却要抬起右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目标，就这样地挨过他（们）的一生！我打赌，你永远不会有去当兵的想法，即使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个时候，你就已经有太多的想法了。”[108]

梅特涅经历的战争和战争带来的毁灭性的破坏，是那样的明显，他对战争的描写是如此的惨烈，以致人们在他那里看到的惊骇与同情，与同时代的弗朗西斯科·德·戈雅（Francisco de Goya）在其版画系列作品《战争的灾难》（Schrecken des Krieges）中所引起的惊骇与同情是一样的。画家的灾难景象，不带偏见地取自1810～1814年间的西班牙战场，并且以画作的形式，将战争作为人类的灾难刻画下来，这种灾难无论对西班牙人还是法国人，对牺牲者还是杀戮者，都是一样的。梅特涅在练习做一个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观念伦理学家”，但只是因其人道动力的驱动使然。然而，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不允许他只是沉湎于自身的基本感情的世界中，而是不得不将拿破仑强加于人的战争看作一个事实，他必须在政治上，就是说，作为一个“责任伦理学家”与其打交道。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是如何做的？而且，如果我们再向远处看呢？看他1815年之后的国际关系政策？众所周知，普鲁士的经典战争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General Carl von Clausewitz）曾创造过一句名言：“战争不过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109]”[110]还没有人像拿破仑在建立他的大陆帝国时，毫不迟疑地先将这一条付诸实施，操练起来。因此，梅特涅在德累斯顿谈话中所反驳的话没有说错，每一次和约的签署，对于（法国）皇帝来说，只不过意味着在通向新的战争途中的一次停火。梅特涅绝不会认可克劳塞维茨的那句话，因为他认为，战争就是政治根本错误的一种结果。1824年，他在解释那个他认为是19世纪欧洲最为严重的危机策源地时，将这个意思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危机策源地就是奥斯曼帝国与被其统治的地中海地区，首当其冲的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巴尔干以及所谓的黎凡特地区，也就是历史上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自1820年代到1840年代，俄国、法国、英国等大国的利益，就一直在这一地区相互交织、相互冲突。冲突的第一个爆发点是希腊问题，在1824和1832年之间召开的会议上，各大国试图对这个问题运用一种避免战争的战略。[111]对这个已达战争边缘的、具有高度爆炸性的局势，梅特涅评论道：

战争只能是惊人的错误的结果，而坎宁先生[112]（英国外交大臣），虽然也不喜欢战争，却可能将我们引向那个方向。“战争就是人类社会的毁灭（la perte du corps social）”——无论是沙俄的社会、奥地利的社会，还是全世界的社会。战争——现在要进行的唯一的战争——并不是一场让人们仅仅认识俄国或者土耳其的争夺者式的战争，似乎这些争夺者相信，他们进行的战争不过就是相互之间制造伤兵、与对方的偏见作战或者支撑这种偏见……不是的，我的朋友，战争就像“那种巨大的自然灾害（des grandes catastrophes de la nature）”，从下而上，将一切掀个底朝天。一切的一切都撞击在一起，在撞击时又将处在它们之间的东西——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碾成齑粉。但是，这种战争不会发生，除非坎宁先生变成一个能将这个毁灭和死亡的巨大战争游戏玩转起来的“解救神（Deus ex machina）”。他有这个能力。[113]

梅特涅在此预见到了欧洲的“原始灾难”［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语］是文明的断裂，是由这些一无所知的政治家们引起的，他们以为，能够将战争作为局部地区危机加以限制，这是一种并非情愿地“卷入”冲突的危机，而且他们不愿意（危机）有这种意想不到的（为战争的）扩展。后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就是以这种“卷入”的说法，宣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1824年，梅特涅不是简单地宣传虚构的灾难景象，而是从严酷的政治现实中据理力争来加以说明。1853年在同一个战争策源地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以其特有的开战和将大国卷入的方式，证实了他所言不虚。在历史叙事中，这场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以“未完成的、没有决出胜负的世界大战”的面貌出现的。[114]

由于哈布斯堡皇朝没有奉行利益扩张政策，因此，战争被皇朝用来作为阻止战争的手段，用它来进行威慑。在谈到与希腊危机有关的事情时，梅特涅坦承：“‘如果你想要和平，那就准备进行战争（Si vis pacem para bellum）。’……这句话而不是其他的话，是我在整个希腊事件中［自1821年革命爆发以来］，特别是在谈判进程中一直在使用的。人们不理解这句话。我装满了我的外交火药库，让军队满员并进行了整编，并不是为了投入战争，而是为了要阻止它。”[115]

对于梅特涅来说，战争并不会自发地从国际利益对立中发生。法国革命的经验教他学会了，可以从解放运动的意识形态中，去发现拿起武器进行战争的重大动因。为了正义的事业去实行暴力、去进行战斗，使得一部分战争在行动者的头脑中变了味儿，对于他们来说，目的的正当性，捍卫了手段的不正当性，从而拓宽了革命的战场，以及对政治家及戴着王冠的元首们的刺杀行动。恐怖主义——通过不可预测的暴力袭击，进行有目的的恐吓——也属于新式武器。它对于梅特涅来说，早就作为一个概念存在了。对这位大臣而言，在“雅各宾党人”这个概念中，类似的行动方式多得无以复加。这个概念还要求在世界政治范围内采取行动。相反，在后拿破仑时代，这类人突然变成了民族精神的圣战战士，比如就像卡尔·路德维希·桑德（Carl Ludwig Sand）1819年3月23日刺杀了科策布（Kotzebue）所表现的那样。[116]梅特涅自己很清楚，假如每一个人都可以随随便便地以自己良心的主观标准来判断要动用武器，那么，法律体系就完全失效了。针对凶手桑德，他评论道：“如果以博爱的名义去进行刺杀，这使我感到厌恶，我不喜任何一种形式的癫狂和疯狂行动，更不喜欢令安静地坐在其小屋子里的无辜的人献出生命的举动。”在写给多萝特娅·冯·丽温的同一封信中，他以他对时代的悲观诊断，表达得更具原则性：“这个世界病得厉害，朋友。没有什么比以对自由的渴望进行误导更坏的事情了。它消灭一切，最后也消灭了自己。”[117]还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和紧接着的德国三月革命爆发之前，梅特涅就针对以革命的目的为之辩护的有关暴力行动写道：“革命进展很快！这句话让我自然而然地想起德意志那个年轻的、非常受人喜爱的诗人，戈特弗里德·奥古斯特·比尔格（Gottfried August Bürger）在他的叙事诗《雷奥诺拉》（Leonore）中的一句：这些死者骑马骑得飞快。”[118]

总结、反思战争，对于梅特涅来说意味着，将他在战场上和沿着战争的道路上千百次目睹的苦难景象，看作是多余的、无用的，是的，看作是犯罪，是由人的自大狂妄引起的，他相信，这种自大狂妄在任何时候都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撕裂文明的保护锁和法律之篱。政治就是要持续地给战争设置障碍，去阻止它。如果不能认识到二十多年欧洲战争的基本经验，是影响梅特涅一生的根本力量，那么，就不会理解梅特涅，也不会理解他自1815年以来所身体力行的政治追求。他是出于人道的动力，用于他而言具有持续约束力的告白——“永远不再要战争”——来对抗战争的灾难。那些基本经验包括了一切：他对革命行动的态度、对刺杀君主的态度、对新闻界号召实行暴力的态度，以及对那些阴谋反对 法律秩序的秘密组织和秘密联络网的态度。指责梅特涅搞镇压是容易的，但是，忽视他有关文明毁灭的经验，则是非常困难的。

[1] Vgl.auch Fournier，Congress von Châtillon，20f.

[2] «Propositions générales sur un plan d’opération contre la France（présenté à Francfort s.l.M.par le Feld-Maréchal prince de Schwarzenberg à S.M.L’Empereur de Russie）»，in：Bernhard，Denkwürdigkeiten，4-2，390-392；vgl.Fournier，Congress von Châtillon，17-19；Sked，Radetzky，56f.；Price，Napoleon，159f.

[3] NP 1，177.

[4] Vgl.Oncken，Zeitalter der Revolution 2，713f.

[5] Schroeder，Transformation，491.

[6] Vgl.Oncken，Zeitalter der Revolution 2，714f.

[7] Metternich，9.11.1813，an Hudelist，in：Fournier，Congress von Châtillon，242.

[8] Metternich，23.11.1813，an Hudelist，in：Fournier，Congress von Châtillon，243.

[9] Duchhardt，Stein，299.

[10] Vgl.oben，120.

[11] NP 1，177.

[12] So lautet Metternichs Randbemerkung zu einem Brief Hudelists vom 11.11.1813，in：Fournier，Kongress von Châtillon，25，Anm.2.

[13] NP 1，179.

[14] Metternich，14.11.1813，an Hudelist，in：Fournier，Kongress von Châtillon，7，Anm.1.

[15] Beilage «Keine Eroberungen»，NA Prag A.C.8，Krt.3，23 aus dem «Leitfaden».

[16] Die deutsche Fassung bei Oncken，Zeitalter der Revolution，2，719；die französische bei Capefigue，Le congrès de Vienne，1，78f.

[17] NP 1，178.

[18] Vgl.Oncken，Zeitalter der Revolution，2，720.

[19] Vortrag Metternichs，15.12.1813，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4，Fol.195-197.

[20] Vgl.Plotho，Krieg i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3.Teil.

[21] Vgl.Sked，Radetzky，zu Schwarzenberg und Radetzky durch neue Archivfunde auch Price，Napoleon.

[22] Nach Oncken，Lord Castlereagh，17.

[23] Talleyrand，Memoiren，2，107.

[24] Metternich，27.1.1814，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5，Fol.40-47；auf Deutsch，teilweise paraphrasiert und zitiert bei Oncken，Zeitalter der Revolution，2，62-66.

[25] Abgedruckt in：Fournier，Congress von Châtillon，306-308.

[26] Vgl.oben，427.

[27] Oncken，Zeitalter der Revolution，2，764：«L’Allemagne composée de princes souverains uni par un lien fédératif qui assure et garantisse l’indépendance de l’Allemagne»，in：Fournier，Congress von Châtillon，307，Metternichs Urheberschaft ebd.，73.

[28] Fain，Manuscrit de 1814，94f.

[29] Vgl.Schroeder，Transformation，bes.497 u.504f.

[30] Metternich，2.2.1814，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198.

[31] Metternich，15.2.1814，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207.

[32] Schwarzenberg，11.2.1814，an Ehefrau Marie Anna，in：Novák，Schwarzenberg，374.

[33] Vgl.Oncken，Zeitalter der Revolution，2，746.

[34] Schwarzenberg，26.1.1814，an Ehefrau Marie Anna，in：Novák，Schwarzenberg，369.

[35] Schwarzenberg，26.2.1814，an Ehefrau Marie Anna，in：Novák，Schwarzenberg，379.

[36] NP 1，194.

[37] Vgl.Forgues，Baron de Vitrolles，1，1814，78；vgl.auch Oncken，Zeitalter der Revolution，2，779.

[38] Vgl.oben，148.

[39] Metternich，21.1.1814，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183.

[40] Metternich，19.1.1814，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180，sowie 21.1.1814，in：ebd.，183.

[41] Vortrag Metternichs，24.10.1821，in：NP 3，490.

[42] Metternich，22.und 25.August 1822，in：NP 3，522f.；Castlereagh hatte sich mit einem Brieföffner die Halsschlagader aufgeschnitten；die Zeitgenossen sprachen von einer Nervenkrankheit；moderne Diagnosen vermuten eine schwere Depression mit psychotischen Symptomen；vgl.Franklin，Londonderry，20-23.

[43] Vgl.Stahl，Metternich und Wellington.

[44] Das «Memorandum on the deliverance and security of Europe» stammte ursprünglich von William Pitt；vgl.Hurd，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1814；außerdem Webster，Castlereagh，125.

[45] Vgl.Martens，Recueil de traités 1808-1815，155-165.

[46] Vgl.Schroeder，Transformation，504.

[47] Vgl.Schroeder，Transformation，504.

[48] Metternich，8.3.1814，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227.

[49] Vgl.Hardenberg，Tagebücher，783.

[50] Datierung Hardenberg，Tagebücher，783；der Text in：Capefigue，Congrès de Vienne，1，143-146；auszugsweise bei Fournier，Napoleon，3，279.

[51] Vgl.Talleyrand，Memoiren，2，105.

[52] Metternich，7.4.1814，1 Uhr morgens，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240.

[53] Metternich，29.3.1814，1 Uhr morgens，an Tochter Marie，NA Prag A.C.12，Krt.1，7.

[54] Metternich，7.4.1814，1 Uhr morgens，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242.

[55] Hardenberg，Tagebücher，785，zu den Geschäften in Dijon 784-786.

[56] Vgl.Fournier，Napoleon，3，285.

[57] Vgl.Talleyrand，Memoiren，2，116.

[58] Vgl.Talleyrand，Memoiren，2，106-114.

[59] «Traité dit de Fontainebleau，conclu à Paris»，11.4.1814，in：Capefigue，Congrès de Vienne，1，148-151.

[60] NP 1，200.

[61] Metternich，13.4.1814，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244.

[62] Metternich，19.4.1814，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248.

[63] NP 1，206.

[64] Der Text des Friedensvertrags in：Capefigue，Congrès de Vienne，1，161.

[65] So festgelegt im Artikel 27；vgl.zu den Ansprüchen der Metternichs oben，1771，215f.

[66] Metternich，12.6.1814，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6，Fol.5-14.

[67] 英国人称梅特涅侯爵为亲王。

[68] Metternich，12.6.1814，an Ehefrau Eleonore，NA Prag A.C.12，Krt.5，34.

[69] 1350年爱德华三世颁发的系在左膝下方的英国最高等级勋章。

[70] Metternich，12.6.1814，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6，Fol.5-14.

[71] Metternich，15.6.1814，an Eleonore，NA Prag A.C.Krt.5，34.

[72] Alfred the Great，848～899，871～899年在位，是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韦塞克斯王朝国王，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称自己为“盎格鲁—撒克逊之王”的君主。由于他率众英勇抵抗北欧维京海盗的入侵，又被称为阿尔弗雷德大帝，也是英国唯一一位被授予“大帝”尊号的君主。

[73] 诺曼人系定居在法兰西北部的维京人及其后裔，原为丹麦、挪威及冰岛的异教野蛮海盗。性喜冒险的诺曼人定居诺曼底后，在欧洲发动了数次重大的领土扩张战役，其中最重要的是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入侵英伦，他征服英格兰后成为英格兰国王，即所谓的“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

[74] Metternich，12.6.1814，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6，Fol.17f.

[75] Metternich，25.6.1814，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6，Fol.43f.

[76] Metternich，28.6.1814，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6，Fol.40-51.

[77] Metternich，3.6.1814，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5，Fol.173f.

[78] Metternich，5.7.1814，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6，Fol.53-56.

[79] Metternich，28.6.1814，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6，Fol.49-51.

[80] Metternich，25.6.1814，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6，Fol.44.

[81] Metternich，7.7.1814，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6，Fol.59.

[82] Metternich，24.6.1814，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6，Fol.45.

[83] Metternich，25.6.1814，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6，Fol.47f.

[84] Metternich，27.5.1814，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5，Fol.138-140.

[85] Metternich，3.6.1814，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5，Fol.168.

[86] Metternich，3.6.1814，an Eleonore，NA Prag A.C.12，Krt.5，34.

[87] Vgl.Zamoyski，1815，etwa zum Urteil über den Krieg 135，zur Eitelkeit 54，123，zur mäßigen Intelligenz 55.

[88] Ticknor，Life，Letters，and Journals，2，14；17；20.

[89] Carl von Rotteck，1775～1840，德国激进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主张德意志的自由与统一。

[90] Ludwig Kossuth，1802～1894，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最著名的活动家和卓越的领导人，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为消灭封建农奴制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皇朝的统治，争取匈牙利民族独立贡献了毕生精力。

[91] Louis Blanc，1811～188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

[92] Vgl.Price，Napoleon，87.

[93] Metternich，28.6.1813，an Eleonore，NA Prag A.C.12 Krt.5，33；bei Price teilweise wiedergegeben，Napoleon，87；Zamoyski entnimmt diesem Brief einen Theaterbesuch in Dresden，den Metternich dort aber als nicht geschehen bezeichnet，Zamoyski，1815，102，übergeht jedoch das von Metternich in demselben Brief mit deutlichen Zeichen der Erschütterung beschriebene und bei Price vermerkte Bild des Grauens.

[94] 这句话引用的是梅特涅信中的自述。

[95] Metternich，1.9.1813，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55.

[96] Metternich，23.10.1813，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85.

[97] Metternich，20.10.1813，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82.

[98] Metternich，2.11.1813，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94.

[99] Metternich，5.11.1813，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99.

[100] Metternich，13.12.1813，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135.

[101] Metternich，25.2.1814，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218.

[102] Vgl.Price，Napoleon，198f.

[103] Metternich，1.3.1814，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221.

[104] Metternich，14.3.1814，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á，Metternich，231.

[105] Vgl.Planert，Der Mythos vom Befreiungskrieg，116-120.

[106] Metternich，15.3.1814，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232.（«C’est une vilaine chose que la guerre！Elle salit tout；jusqu’à l’imagination et je tiens beaucoup à ce que cela ne m’arrive pas.»）

[107] Metternich，4.9.1813，an Tochter Marie，NA Prag A.C.12 Krt.1，7.；vgl.gekürzt bei Corti，Metternich，1，391.

[108] Dorothea von Lieven，24.9.1820，an Metternich，NA Prag A.C.6，C19.1-3.

[109] 又译：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110] Clausewitz，Vom Kriege. Teil 1，28.

[111] Vgl.Schulz，Normen und Praxis，91f.

[112] George Canning，1770～1827，英国外交家。他一改前任卡斯尔雷子爵的欧洲协调原则，抛弃了神圣同盟，承认南美各国的解放，自诩用新世界来平衡旧世界，并支持希腊的独立运动。1827年，坎宁当了100天英国首相后，病逝于任上。

[113] Metternich，28.November 1824，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11.Nr.151-162；gekürzt in Corti，Metternich，2，253f.

[114] Baumgart，Akten zur Geschichte des Krimkriegs，Ⅰ，3，7.

[115] Metternich，21.6.1824，an Gentz，in：NP 4，101.

[116] 德国神学大学生卡尔·路德维希·桑德，1819年3月23日刺杀了经常抨击自由主义思想和爱国学生运动的保守派作家奥古斯特·冯·科策布，桑德后被处决。梅特涅立即利用这一事件促使德意志邦联议会通过了《卡尔斯巴德决议》，据此，大学中的学术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新闻受到严格的检查和控制。

[117] Metternich，20.4.1820，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265，im französischen Original in Hanoteau，Lettres du Prince de Metternich，301（die Originalbriefe vor 1.5.1819 befinden sich nicht in Prag）.

[118] Metternich，6.2.1848，an Apponyi，in：NP 7，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