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监狱

51 7号牢房的恺撒

这锅德国政治大杂烩，谁也说不好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或几个怪人，或者可能是出乎意料的人物，突然就显要起来。^[1]

——1924年3月22日《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那天下午，慕尼黑警方将希特勒押回兰茨贝格监狱的堡垒。不久，二楼公共室粉刷一新的墙壁上将挂起一个装饰了黑白红色丝带的荣誉花环，^[2]彰显他在奈特哈特的法庭上取得的胜利。

在1924年春，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和形象已经跟六个月前不可同日而语。那年出版的一本书概述了他在一个日渐壮大的群体中的地位。在吉奥格·绍特（Georg Schott）的《希特勒大众书》（Das Volksbuch vom Hitler）^[3]中，这名被告人被奉为先知、天才、谦谦君子、刚毅之士、唤醒众生的人、德国青年领袖。对这位新民族主义英雄的赞美令人毛骨悚然，其中的语言，有时几乎有种神秘主义色彩。

而希特勒的拥趸已经超出了原来的范畴，开始向上层蔓延。1924年5月8日，两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菲利普·莱纳德（Philipp Lenard）和约翰内斯·斯塔克（Johannes Stark）在《大德意志报》上撰文，表达他们对希特勒的赞赏。正如科学家对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历史上的伟大开拓者推崇备至，两位物理学家写道，“我们对希特勒、鲁登道夫、珀纳和他们的战友怀有同样的赞叹与崇敬”。这些人站在法庭上，“仿佛远古神明的馈赠，那时候的种族更纯净，人民更伟大，思想更诚实”。两位诺尔贝奖得主打算从此追随德国的“人民领袖”。^[4]

审判过后，被禁的纳粹党立即打着“民族集团”（Völkisch Block）的旗号重新组织起来，在春季选举^[5]中取得大胜。三名被告人——鲁登道夫、罗姆和弗里克——参选国会议员，全都当选了。34名前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及其他极端主义者参选，32人获胜。在审判结束五天后的巴伐利亚邦议会竞选中，右翼集团的成绩还要好，得到该地区至少17%的选票，并得到慕尼黑全城人口约三分之一的支持。这是迄今为止极右翼的最佳表现，直到1930年纳粹党迎来那次“突破性选举”。

凭借奈特哈特的纵容以及媒体事无巨细地报道，希特勒在审判中的发言为他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名声。据一份慕尼黑警方报告称，“在［被告人们］被定罪并当成殉节的圣徒一般看待后，”希特勒的人气“不降反升”。^[6]

被迫禁闭于监狱中的境遇给希特勒带来的好处，同样远远多于给德国或世界所带来的。现在希特勒不仅有时间去反思自己在政变以及政治生涯方面的成败得失——这方面他很少表现出有多强的能力，而且也没什么意愿去反思——还可以享受支持者的狂热爱戴。这些狱友会逢迎他的虚荣，投喂他的野心，还通过许多其他的方式导致兰茨贝格内形成一种危险的纳粹回声室效应。这一切都发生在堡垒的高墙之内，不用担心受到外界的反对或批驳。

希特勒得到的堡垒监禁刑罚是刑法体系中最缓和的关押形式。由于现在是被定罪的囚犯，他在狱中的编号改成了21，并搬到了7号囚室。^[7]里面宽敞明亮，可以看到花园，在20英尺高的石墙外是一片辽阔的田园，汽车在远处的马路上疾驶而过。对车很着迷的希特勒，很快开始做起汽车和高速路的白日梦。

克利伯中校关在右侧隔壁的8号囚室，韦伯医生在相对小一些的9号囚室。兰茨贝格的其他囚犯管这片区域叫“指挥官楼”^[8]。

还有两名囚犯搬进了这一区。一个是埃米尔·莫里斯，^[9]他在另一场审判中因参与政变被定罪。另一个是鲁道夫·赫斯。在得知法庭做出如此宽大的裁决后，^[10]他在5月12日向慕尼黑警方自首。人民法庭在期满前的最后一天裁决赫斯犯有重大叛国罪，因此得到了和希特勒一样的惩罚。^[11]

兰茨贝格无疑将给希特勒提供他直到当时为止享受过的最舒适的生活。从每天的生活作息可以看出，他享受着相当多的优待。^[12]早上6点狱卒换岗时，希特勒的囚室门会打开，他可以在楼内自由走动。

7点，^[13]他的狱友会在公共室给他端上早餐，那里有一张6人餐桌，通常会铺一张白色桌布。在几英尺外有一个铁炉、一个双水槽，墙上还有一面普通的镜子。在一个角落摆着两张藤椅。早餐通常有咖啡、面包、燕麦粥配黄油，还有可以另外购买的橙子酱，吃完后其他囚犯会收拾。这些人是所谓杂役（Kalfaktoren），^[14]都是关押在主监狱的囚犯，这份工作对他们来说是个美差。他们会打扫房间、铺床、擦鞋，饭后收拾桌子，把剩下的饭菜吃掉。

早上8：00，希特勒和一同关在堡垒的亲信可以用监狱里的双杠、鞍马和其他体操器械锻炼。身形瘦削、运动能力出众的韦伯医生有时会当起教练和指导。囚犯们还可以跑步、摔跤、练习柔术^[15]、表演健身操——他们开展从赛跑到扔石头和木棍等各种竞赛。鲁道夫·赫斯一刻也没耽误，一进兰茨贝格就成了这些监狱比赛的健将。^[16]其中一项比赛的奖品是一本皮面精装版北欧萨迦，上面有阿道夫·希特勒的题字。

此外还有拳击。在2号牢房的希特勒突击队队员埃德蒙德·施耐德（Edmund Schneider）是个业余拳手，他说服兰茨贝格狱方给他弄来一袋沙子当沙袋用，然后开始把这门艺术传授给狱友们。其中一场比赛的一方是6号牢房的埃米尔·莫里斯，希特勒的司机，有丰富的打斗经验，对手是另一个希特勒突击队队员、11号牢房的赫尔曼·弗布克（Hermann Fobke），两人都被打得几乎人事不省。囚犯汉斯·卡兰巴赫（Hans Kallenbach）说他从没见过希特勒笑得那么开心，就算有也是极少。^[17]经此一役，希特勒要求搏击类项目只允许摔跤，不过到头来囚犯们还是得一瘸一拐去医务室。

希特勒自己通常是不参加训练和比赛的，^[18]始终是个观众，另外据典狱长说，偶尔还会做裁判。^[19]除了肩部有伤以外，希特勒似乎不太可能跟其他囚犯长时间相处。他对艰苦的肢体活动没兴趣，并且显然也认为，一个领袖参与这种竞赛有损于他在支持者眼中的形象。

晨练后，希特勒和兰茨贝格的囚犯可以使用堡垒的图书室和花园。有些囚犯会打牌、下棋，或用他们的零食、雪茄或香烟赌博。克利伯中校除了下象棋外还喜欢在花园里做事，穿着工装裤、戴着宽檐草帽四处走动，像个“巴西咖啡种植农”^[20]。赫斯在家信中说，他有时候会劈劈柴来调剂，在“头脑劳动者”和“拳头劳动者”^[21]之间实现一种平衡。

希特勒喜欢在建筑和围墙之间的一条近200米长的石子路上走。那地方有两条这样的路，一路上有灌木丛、春花植物、果树和他从窗口能看到的那个花园。希特勒经常会跟埃米尔·莫里斯或鲁道夫·赫斯一起走。这条路很快就有了“希特勒小径”^[22]之称。

上午11点分发信件，希特勒会收到大量的信和包裹。所有寄到监狱的东西都会被拿到值班室，平摊在一个大桌子上。像衣服这样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的物品，需要检查缝线，至于面包、蛋糕或香肠之类，狱卒会切下一块，确定里面没有藏什么字条、武器或有助于越狱的工具。然而实际上，这项措施的执行无疑是很松懈的。

狱卒汉姆里希描述了囚犯们拆包裹的情景。克利伯中校是“攻”包裹，就像指挥官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最强点——最坚韧的绳子部分。韦伯就很不一样，对待一个包裹就像一道谜题，“对每一个圣洁的绳结都用最大限度的谨慎和耐心”去拆解。^[23]希特勒处于两种极端之间，会根据包裹及发件人的不同采取不一样的方法。

一天中最重大的时刻自然就是正餐时间了，每天中午在公共室就餐。所有囚犯会站在自己的椅子后面，直到有人高喊“立正！”表示希特勒来了。希特勒随后向桌首走去，顺便跟每个人握手。在他们身后的墙上有一面血红色的钩十字旗，是偷带进监狱的。要是听到有狱卒来，囚犯们会把旗藏到一个盆下面。狱卒则会装作没看见，因为展示党派标志是违反兰茨贝格条例的行为。

饭后，还是由主监狱的囚犯^[24]收拾餐具。希特勒和他的亲信可以抽烟，用旧雪茄盒当烟灰缸。本身不抽烟的希特勒会吃水果和蛋糕。一旦希特勒站起来回自己的牢房读信或回信，聊天就戛然而止了。他还会画画。他画了虚构的博物馆^[25]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会画剧院、国家图书馆和大学的建筑设计图；为几出瓦格纳歌剧、普契尼的《图兰朵》和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恺撒》设计了舞美。

午后，一些囚犯会看书、午睡或玩扑克之类的游戏。到了下午3点半前后，用过下午茶或咖啡后，囚犯可以去花园。下午6点在各囚室分别用晚餐，通常是香肠或腌鲱鱼，配煮土豆或土豆沙拉，另外还可以购买半升葡萄酒或啤酒。这么小的分量，囚犯汉斯·卡兰巴赫说，对那些嗜酒之徒来说就成了坦塔罗斯式（Tantalus-like）的折磨，^[26]尽管狱方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通过在监狱花园或庭院里干活，增加每天的饮酒限额。

最后，关在堡垒的囚犯还有额外的一小时锻炼时间，可以赛跑、比试弹弓、打球，然后傍晚可以喝着茶或代可可再聊会儿天，通常还会有蛋糕或面点。克利伯中校——年轻的囚犯管他叫“克利伯老爹”^[27]——经常说起义和团时期他在中国的时光；还有人会回忆他们在一战时的经历，或者在自由军里与共产主义者作战的往事。希特勒有时会来一场演说。怀有好感的囚犯和狱卒据说会屏息聆听，没过多久已经开始用“希特勒万岁！”作为彼此间的问候语。

这样的作息安排意味着有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在一楼的11号囚室，24岁的法律学生、什切青人赫尔曼·弗布克把牢房变成了“塔莉亚茶室”^[28]。弗布克还向狱友们提供了另一项服务：11号囚室成了发行“秘密”监狱报纸《兰茨贝格自由人报》（Landsberger Ehrenbürger）的地方。报纸的名字是对他们所接受的监禁类型的一语双关，既有“自由的人”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兰茨贝格荣誉公民”。

1924年9月，狱方的审查员发现一个名叫埃米尔·丹纳贝格（Emil Danneberg）的囚犯信中提到了这份报纸，不过狱卒估计早已知道。据信所有报纸都被销毁了，不过至少有一期得以完整保留：1924年8月4日发行的第6期，是一份纪念一战十周年的号外。在这期报纸中，克利伯撰文谈了他的连队的调动；韦伯讲述了他的“雪鞋营”^[29]在孚日山脉的山林中的袭击行动。鲁道夫·赫斯写了一首关于凡尔登血战的诗。

报纸的风格据说总体来说是轻松随意的，有笑话、谜语、评论以及当日新闻。此外还有以狱友和狱卒为题的配诗讽刺画。希特勒通常会撰写头条文章，或添一幅素描。在其中一份留存下来的报纸中，希特勒讽刺了韦伯医生过分狂热的锻炼指导。他的学员东倒西歪，吊着胳膊，头上缠着绷带，靠拐杖撑着。按照计划，报纸要在周六晚的公共室集会上准时发行。

晚上10点熄灯，不过希特勒可以延长一段时间。每晚最后通常要喊一遍“胜利万岁”，唱民族主义歌曲。可能还会有监狱乐队伴奏^[30]。一个希特勒突击队队员会拉小提琴，一个弹琉特琴，另外还有口琴、竖琴和一把聒噪的土制跺地琴，就是一根扫把柄上面绑着铃铛和锡罐。

“这么说吧，”囚犯赫尔曼·弗布克在1924年6月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在兰茨贝格的生活］还是相当能忍受的。”^[31]

[1] 1924年3月22日《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2] Otto Gritschneder，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ünchen：Verlag C. H. Beck 1990），47. 此外监狱还收到了献花，见1923年4月3日《柏林日报》晚间版。

[3] 1924年12月17日《人民信使报》推荐他的书作为那年的圣诞节读物。

[4] 1924年5月8日《大德意志报》。

[5] David Jablonsky，The Nazi Party in Dissolution：Hitler and the Verbotzeit，1923-1925 （London：F. Cass，1989），81-86.

[6] David Clay Large，Where Ghosts Walked：Munich’s Road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W. W. Norton，1997），194.

[7] Otto Lurker，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E. S. Mittler & Sohn，1933），16，and Franz Hemmrich，Erinnerungen eines Gefängnisbeamten，ED 153-1，27，113，IfZ.

[8] 除了囚犯，监狱的狱卒也是这么看的，例见汉斯·卡兰巴赫，Mit Adolf Hitler auf Festung Landsberg （München：Kress & Hornung，1939），56，以及弗朗茨·汉姆里希未出版回忆录，ED 153-1，28，IfZ。还有一个说法是“指挥官山”，这可能是对哥特体德文（卡兰巴赫）或手写字（汉姆里希）的误读。

[9] Stosstrupp Hitler trial：Proz.Reg.Nr. 187/1924，May 3，1924，HA 67/1493.

[10] 1923年5月11日鲁道夫·赫斯致信克拉拉·赫斯，见Rudolf Hess，Briefe 1908-1933，ed. 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Langen Müller，1987），322。

[11] 希特勒审判并非该机构审理的最后一案，尽管有不少地方这样写，比如Hans Hubert Hofmann，Der Hitlerputsch. Krisen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1920-1924 （München：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1961），245。实际上应该是赫斯案。可参阅Chronik der Bayerischen Justizverwaltung，342-45，356，NL Ehard 90/3，BHStA。

[12] 1924年8月17日鲁道夫·赫斯致信弗里茨·赫斯，见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Langen Müller，1987），349；Kallenbach （1939），73-74，78-79，101 and 104；Otto Lurker，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E. S. Mittler & Sohn，1933），17-19，51-53，and 55；1924年6月23日赫尔曼·弗布克致信鲁道夫·哈斯（Ludolf Haase）见Werner Jochmann，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Ursprung und Geschichte der NSDAP in Hamburg 1922-1933.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1963），91-92。

[13] 弗朗茨·汉姆里希未出版回忆录，ED 153-1，110，IfZ。

[14] ED 153-1，27，31，40，59-60，113，IfZ.

[15] Kallenbach （1939），80和Hemmrich，ED 153-1，34，IfZ。两个出处都使用了“柔术”的老式拼写“jiu jitsu”，也就是后来在1920年代里约热内卢发展起来的“巴西柔术”的前身。

[16] Otto Lurker，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E. S. Mittler & Sohn，1933），32，and Heinz A. Heinz，Germany’s Hitler （London：Hurst & Blackett，1938），177.

[17] Kallenbach （1939） 79.

[18] Kallenbach （1939） 79. 一个领袖不能参与比赛，冒着失败的风险，Ernst Hanfstaengl，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R. Piper，1970），157。

[19] Hemmrich in Heinz A. Heinz，Germany’s Hitler （London：Hurst & Blackett，1938），174 and 183.

[20] Otto Lurker，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E. S. Mittler & Sohn，1933），24.

[21] 1923年8月17日鲁道夫·赫斯致信弗里茨·赫斯，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Langen Müller，1987），349。

[22] Kallenbach （1939），95，and Hemmrich，ED 153-1，36-37，IfZ.

[23] Hemmrich interview in Heinz A. Heinz，Germany’s Hitler （London：Hurst & Blackett，1938），175.

[24] The Kalfaktoren，ED 153-1，27，31，40，59-60，113，IfZ.

[25] 1924年5月18日鲁道夫·赫斯致信伊尔瑟·珀尔，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Langen Müller，1987），326-27。

[26] Kallenbach （1939），95.

[27] Kallenbach （1939），65。另一个绰号是“中国”，ED1531，31，IfZ。

[28] Kallenbach （1939），71. 弗布克应该是在11号，而不是有些地方说的1号，John Toland，Adolf Hitler （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76），267。

[29] 1924年8月4日《兰茨贝格自由人报》，副本可见于HA 4/92。

[30] Otto Lurker，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E. S. Mittler & Sohn，1933），34.

[31] 1924年6月23日赫尔曼·弗布克致信鲁道夫·哈斯，收录于Werner Jochmann，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Ursprung und Geschichte der NSDAP in Hamburg 1922-1933.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196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