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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47 哈布斯堡与德意志邦联：梅特涅与普鲁士的自我认同，1817～1818
与其他方式的民族凝聚的竞争：德意志邦联经受考验
对于梅特涅来讲，在1815～1819年之间，很多情况还处于发展演变之中，还有许多可以塑造的余地，可以让他对未来进行建设性的设计。就连德意志邦联本身如何组织，也还有足够多的问题需要澄清。在维也纳会议上德意志邦联的成立，使所有与会者得到一种印象，即在他们成为一个新诞生的“德国”无可争议的教父之后，1817年又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如果这个情况公之于众，会在舆论中引起轰动。原因是普鲁士向奥地利提出了要讨论邦联组织的基本原则，使得哈布斯堡政策的贯彻执行，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梅特涅则感到非常气愤，一场攻击最根本的社会根基的辩论展开了，而这场辩论无论如何也要写进这本传记。就我的观察所见，在历史书中，尚没有人注意到这场论争。
1816年11月5日，邦联大会成立会议召开，并以大会主席、奥地利公使的一个对“德意志民族”充满希望的讲话，在形式上开始了它的工作。尽管如此，在1817年末1818年初，维也纳内阁和柏林内阁还是再一次讨论了“德意志问题”的所有方案，似乎在邦联的组成方面，还继续存在着需要改变的地方，而且他们还进一步讨论了普鲁士与奥地利相对于邦联应该保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一切是从普鲁士王国的国务顾问、普鲁士外交部主理约翰·路德维希·冯·约尔丹（Johann Ludwig von Jordan）的一项特别使命开始的。他是哈登贝格的 亲信，并出席过维也纳会议，也是一个执行特别任务的人。他奉普鲁士国王之命，在1818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前往维也纳，并在那里进行了多次会谈，甚至在1月5日觐见了弗朗茨皇帝。[54]他在与梅特涅会谈时，向梅氏通报了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建议，这个建议使梅特涅一时不知所措。梅特涅在任驻柏林公使期间，以及在与拿破仑斗争期间，就已经感到这位国王有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和耳根子软的弱点，而现在，他又像以前多次做过的一样，再一次被柏林“革命军人派的冲动”绑架了，梅特涅给皇帝的奏折中就是这么说的。他首先想到的是格奈瑟瑙，当然还有施泰因在鼓动。国王被“几近疯狂的建议误导了”：普鲁士或者作为一个整体——就是说与邦联无关的东西普鲁士等外省以及波森——与邦联合并在一起；或者——如果前一个方案被拒绝——加入邦联，但不包括西里西亚和卢萨蒂亚（Lausitz，即劳西茨）。起初，哈登贝格还能费九牛二虎之力说服国王放弃这个想法，但是现在，普鲁士国务首相要到维也纳来寻求保护和帮助。约尔丹的任务是逼迫梅特涅，促使他“运用奥地利内阁的全部力量”，[55]让国王放弃这个打算。
梅特涅以备忘录的形式接过了这个建议。在这份由他起草的备忘录中，他严谨细致地对各种选择方案进行了研究比对，目的是对它们对奥地利和普鲁士与德意志邦联关系的承受程度作出界定。他基本上将所有可能的方案都讲到了，在1848～1849年的法兰克福国民大会上，代表们对这些方案进行了深入的辩论，并因而分裂成几派。梅特涅清楚地知道，德意志邦联对于哈布斯堡和中欧国家意味着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利益，以及每个解决方案本身会带来什么样的副作用，会导致牺牲维也纳秩序的后果。在还没有对这份备忘录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那些赞成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发言人就相信，这个方案可以获得奥地利的赞同。先是在1848年革命的大辩论中，后来是法兰克福国民大会上显露，对于他们而言，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这些选择方案从讨论中显露出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梅特涅就已经看清楚了这些结果。他在备忘录中描述了三个在政治上可以考虑的草案，这些草案可以与德意志邦联进行竞争。[56]他 也同时指出了每个草案的不利之处，这些不利之处可以通过放弃到那时为止的邦联秩序来进行置换。
他首先对共同利益进行了概括。在其外交政策中，两大国由于各自的地理位置，在欧洲处于一种独特的形势之中，迫使两国在国家的组成上实行类似的建构。因为两国都处于同样的“挤迫”之下，不仅有来自东部（俄国）的，还有来自西部（法国）的。俄国进逼奥斯曼帝国以及多瑙河下游，并直接涉及奥地利的利益。匈牙利有着“自己独特的宪法”，而意大利则一直处于或革命性或政治性的反奥地利的情绪酝酿之中。普鲁士没有面临类似奥地利那样的挑战，并与尼德兰联合王国一起处于抵抗法国的“警惕同盟”中。欧洲需要普鲁士，也需要奥地利的双重存在：既作为欧洲大国，而且同时作为德意志邦联中的强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欧的稳定。接着，梅特涅介绍了各种可能的方案。
第一种选择：普鲁士和奥地利及它们的所有外省整体加入德意志邦联。这个建议包括了与1848～1849年奥地利总理施瓦岑贝格侯爵费里克斯提出的“七千万人帝国”建议相类似的方案。反对此方案的理由有三。
①奥地利和普鲁士必须保持各自的独立，不能将“其全部的政治生存，湮没于与德意志邦联的关系之中”。如果两国合并到德意志邦联中，它们就不再是独立的欧洲大国，它们将不得不把欧洲的大政方针，拱手交给其他仅存的三个欧洲大国，两国将失去对欧洲均势施加影响的话语权，它们将被削弱，和平将受到危害。
②这个解决方案意味着，两国与它们的政治外省一起加入德意志邦联（东西普鲁士、波森、加利西亚）。沙皇俄国也可能以同样的权力，为与其联合在一起的波兰王国提出相同的要求。梅特涅已经看到，立宪君主制波兰的各式各样的宪法，在俄国以及沙皇亚历山大的统治下，是如何产生影响其权力集中的各种问题的。如果波兰王国加入德意志邦联，沙皇就可能绕开俄国和波兰的完全是另一种形式的组织和管理，就可以解决在旧波兰和新波兰省份之间，每天给其带来的大量问题。梅特涅看得很对，如果偏离到那时为止对德意志邦联的处理方式，波兰问题就会马上变得现实而紧迫，必须重新谈判。他只需提醒一下维也纳会议的情况，就可以让人注意到此处假装已经安定了的潜在冲突。此外，这样一来，德意志各邦的诸侯就可以召唤邦联的新成员俄国——由于与波兰是共主君合国——作为他们新的“保护人”，来反抗普鲁士和奥地利。
③这样的架构就会使奥地利和普鲁士失去它们到目前为止的、从对一个分立的德意志邦联的关系中取得的好处，包括军事方面的好处。此外，奥地利还可以永远不同其外省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伦巴第-威尼托王国一起加入邦联。在此点上奥地利与普鲁士不同，当时的德意志邦联起的是“其共同的安全守护神的作用”。普鲁士一旦并入邦联，这种保护作用就会丧失，而奥地利就会不可阻挡地被排挤出去。
第二种选择：普鲁士自己及其所有外省整体加入德意志邦联。恰恰这个方案也是后来法兰克福国民大会试图以其于1849年3月通过的帝国宪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不含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的统一，却包括被吞并的普鲁士外省——东西普鲁士以及被分裂的波森在内。这就是“小德意志解决方案”。梅特涅反对这个方案：《维也纳最后议定书》的规定，是对所有欧洲国家关系的护卫。这种国家关系特别适用于《德意志邦联法案》第1条。这一条确定了两个德意志霸权大国“要将过去属于德意志帝国的全部土地……统一到一个永久的联邦中去”的地位。普鲁士所希望的加入方式，既不会得到德意志各邦，也不会得到《维也纳最后议定书》签字国的赞同。而且还会刺激其他有加入意愿的国家，如丹麦或者尼德兰，为本国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切照此方案实行，个别德意志邦国可能会重新解除与邦联的关系。
此外，德意志各邦也不会喜欢接纳整个普鲁士王朝加入邦联。目前它们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处于“一种众所周知并且可以预计的均衡状态”，而邦联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这个绝妙地去除了毛重的、纯粹净重的平衡，将会丧失，德意志各邦也会由于普鲁士的强权而陷入恐惧。
第三种选择：鉴于普鲁士和奥地利所拥有的非德意志的外省领土，它们与邦联进入一种各自的同盟关系。这种选择至少部分地事先抢夺了1849年德意志统一辅助结构的风头，据说在这个辅助结构中，由大德意志统一的形成组成一个“较紧密的邦联”。奥地利的德意志诸省也要属于这个“较紧密的邦联”。奥地利所拥有的非德意志领土，则将在“另一个联邦中”并入帝国。
而现在，1818年，梅特涅认为非常有必要再一次解释清楚建立邦联给欧洲带来的好处。他将其称为“强有力的国家联合体”，即一个“巨大的政治实体”，它可以在欧洲中部维持和平，因为这个联合体生来就是防御性的。它不需要结盟，是因为它不会参与进攻性的同盟。但是，它可以“为受到威胁者向威胁者发声”。关于此点的解释，梅特涅说，他在这件事上认识到德意志邦联作为一个大国的特殊的政治价值，而普鲁士恰恰还没有完全明白这个大国的作用。奥地利像普鲁士一样，可以相互以这种方式获得一个同盟伙伴——具体地说，是获得一种额外的军事资源——如果这两个国家在其非德意志的外省地区遭到攻击的话。他说，因为已经有了邦联宪法，规定如果出现一个邦联成员遭到进攻的情况，其他成员要保证提供援助，因此，这个遭到进攻的成员就无需事到临头才去寻找军事同盟。“防御性联邦体系”的特点意味着，在和平时期不需要一支常设的现役邦联军队，也不需要设立一个军事统帅部。换句话说就是：邦联本身就具有防御性的特质，但是在受到威胁时，则可以从各成员的军队中组建一支陆军，并任命一个共同的总指挥。此处，梅特涅在暗示可能来自俄国方面的进攻，并且描绘了可以想象的军事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君主国背靠邦联，就可以将其全部的军事力量投放到东普鲁士各省、波森、加利西亚以及布科维纳（Bukowina）。”
由于存在可以在军事上借助德意志邦联的可能性，奥地利和普鲁士就具有了其他欧洲强国所不具有的优势。如果两国将德意志邦联变成一个像与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结盟的方式一样的结盟伙伴，这种专有的优势特性就会丧失。因为这样一来，就给其他欧洲强国提供了与德意志邦联结盟的机会。梅特涅说得很具体：法国、英国、俄国、瑞典、西班牙、那不勒斯、撒丁尼亚王国，甚至葡萄牙以及奥斯曼帝国，都可以与德意志邦联结成防御性同盟。假如德意志邦联同意玩这种政治游戏，它就会亲近一些大国，而抗拒另一些大国——它“将失去其重要的和平特征”，并且会卷入同盟国之间的竞争，而且不得不选边站。梅特涅的这些阐述非常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将德意志邦联变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呼吁是极其危险的。梅特涅要求哈登贝格严格保密，只有普鲁士国王才有权看到这份备忘录。
究竟哈布斯堡皇朝的哪些部分属于德意志邦联？
这个问题是弗朗茨皇帝于1818年2月给自己提出的，正是在梅特涅与他一同审改备忘录之后。1818年初，皇帝真的非得搞清楚他的大臣已经在1815年6月8日用邦联法案的形式确定了的事吗？这份文件已经用文字的形式将领土确定，普鲁士和奥地利之“以前属于德意志帝国的全部彊土”属于他（第1条），而他则非要知道详情，并指示梅特涅召开有财政大臣（施塔迪翁）、内廷战争议事会议长（施瓦岑贝格）和内政大臣［骚劳伯爵（Graf von Saurau）］参加的会议，让他们搞清楚，“波西米亚在古时是如何并入德意志的，是否曾要求这个王国分担征兵份额，以及它是否向德意志帝国缴税纳贡，然后查一下阜姆以及所有属于它的在一个名叫‘Flaum’（里耶卡，Rijeka）的伯爵领地名下的领土，以及属于德意志的这个狭长地带叫什么，最后，万不得已时，如果宣布奥斯维辛和扎托尔属于德意志邦联，是否会以及如何会产生相反的和不利的印象”。[57]
梅特涅以他对旧帝国内部情况的深刻了解，是主持这次会议的最好人选。上面提到的会议参加者于1818年3月5日前往梅特涅的相府开会，并由宫廷参事屈贝克（Kübeck）和施皮格尔（Spiegel）陪同。梅特涅以一份法律历史的报告开场，谈及波西米亚问题可以追溯到查理大帝的时代。[58]他强调波西米亚的选帝侯名誉是其属于帝国的最为重要的标志，胡斯信徒（Hussit）及后来的宗教暴乱使原来的紧密联系松弛了。但是，自 1708年汉诺威加入选帝侯行列以来，波西米亚的选帝侯名誉又活跃起来。波西米亚（指摩拉维亚和奥地利-西里西亚）应该被当作“德意志的融入部分”来看待。梅特涅提醒说，1795年3月6日，帝国国会曾要求波西米亚贵族提供还没有征满的兵源。他之所以知道此事，是因为他当时作为波西米亚贵族也被要求提供士兵，在这一时期，他正在他的领地科尼希斯瓦尔特清理家族账目。[59]此外，波西米亚作为帝国成员不仅参加了德意志帝国战争，而且还参加了欧洲的战争。梅特涅还向会议参加者确认，波西米亚确实向帝国缴纳赋税。
对皇帝的其他问题，他说明：阜姆不应算作帝国领土，而奥斯维辛和扎托尔公国应归波西米亚-西里西亚所有，因此可以被纳入德意志邦联（事实上其已经于1818年加入）。他说，这个措施一经采取，德意志邦联就与沙皇俄国有了共同的边界。正因如此，从梅特涅的观点来看，不但有“地理—公众舆论上”的（公共—法理上的）理由，而且有“军事—战略上”的理由，以支持两个公国加入邦联。相府的档案保管员还通过有关“奥地利皇朝的组成、面积以及人口概况”的数据表格，给了梅特涅足够的信息支持资料。非常典型的是，他也以同样彻底的精神，对普鲁士的情况作了一番调查。这样就用文件的方式清楚地说明，对两个德意志强权来说，应当如何理解德意志外省的领土范围。
上述一段描写可能由于表述略显小气，因而看起来好像对于写入梅特涅的传记不够恰当。但这是假象，因为我们已经在此处非常具体地看到，他在民族问题上是如何工作的。他从头到尾谈论的都是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领土，这一点常常被忽略。然而民族这个概念首先不是语言上，更不是人种上的定义，而是来自于国家宪法：谁属于决策机构（选帝侯议事会），谁提供兵源，以及谁缴纳赋税，这些事均是德意志的国家事务。我们在维也纳会议上已经知道的原则，在这里得到重复。德意志——以及其他的——民族都是国家的一部分，而不是他们特有的特质——这些特质只是附加之物，而非本质。哪些地区属于哈布斯堡皇朝，哪些地区同时也属于邦联，现在都搞清楚了。
[1] Sellin，Die geraubte Revolution，278.
[2] Vgl.oben，392.
[3] Vgl.oben，24.
[4] Vgl.Haas，Metternich，Reorganization and Nationality.
[5] Vortrag Metternichs，29.12.1815，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00，Fol.83-86.
[6] Vortrag Metternichs，21.1.1816，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01，Fol.50-62.
[7] Vortrag Metternichs，12.10.1819，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19，Fol.100-111；darin auch die Entwürfe zur Reorganisation der Kunstakademie und zur Gründung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8] “Cortes”在西班牙语中意为议会、国会。此处指1812年流亡到加的斯的西班牙议会创立的西班牙第一部现代宪法。
[9] Koselleck，Zeitalter，227.
[10] Metternich，7.5.1819，an Gentz，in：Wittichen，Friedrich von Gentz，3.1，429；in：NP 3，244.
[11] Vortrag Metternichs，3.11.1817，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10，Fol.468-470.
[12] Vortrag Metternichs，11.1.1819，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17，Fol.85-87.
[13] Vortrag Metternichs，12.10.1819，HHStA StK Vorträge Krt.219，Fol.119-122.
[14] Vortrag Metternichs，11.1.1819，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17，Fol.85-87.
[15] Vortrag Metternichs，5.5.1819，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18，Fol.50-58.
[16] NP 7，910.
[17] Vgl.Haas，Metternich，Reorganization and Nationality，207；vgl.des Weiteren zur «Lega Italica» ebd.，65f.，207.
[18] «Tableau del’état moral de l’Italie depuis le rétablissement du Système politique actuel jusqu’au 31 Mai 1817»，HHStA StK Vorträge Krt.210，Fol.105-279.
[19] «Bemerkungen über den inneren Stand von Italien»，HHStA StK Vorträge Krt.210，Fol.41-74；Auszüge in NP 3，75-91.
[20] Vgl.insgesamt zur kontinuitätsbewahrenden Politik Mazohl-Wallnig，Königreich Lombardo-Venetien.
[21] Vortrag Metternichs，3.11.1817，HHStA StK Vorträge Krt.210，Fol.31f.；die Denkschrift nur auszugsweise in NP；das Zitat in：NP 3，90f statt «zu schmeicheln» fälschlich geändert in «entgegenzukommen».
[22] Vgl.Haas，Metternich，Reorganization and Nationality，95.
[23] Vgl.Kuster，Italienreise Kaiser Franz’Ⅰ.，323.
[24] Johann Joachim Winkelmann，1717～1768，普鲁士美学思想家、艺术理论家、艺术史家、考古学家和古代艺术品收藏家。他奠定了考古学的基本框架，被誉为“考古学之父”。他的美学思想对莱辛、赫尔德、歌德、席勒、荷尔德林、海涅、尼采等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5] 根据歌德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改编的同名歌剧中的主人公，又译“梅娘”。
[26] 威廉·冯·洪堡的夫人，威廉·冯·洪堡19世纪初曾任普鲁士驻教皇国使节。
[27] Vgl.Rosenstrauch，Wahlverwandt und ebenbürtig.
[28] 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画家的一个派别。
[29] NA Prag A.C.12，Krt.1，8.
[30] Das Folgende nach den Briefen NA Prag A.C.12，Krt.1，9；teilweise abgedruckt in NP 3，22-50.
[31] 古意大利西北部伊特鲁里亚地区的古老民族。
[32] Lucius Sergius Catilina，约前108～前62，罗马贵族，曾密谋推翻元老院统治，史称“卡蒂利纳阴谋”，后被起诉逐出罗马，在皮斯托利亚阵亡。
[33] Metternich，5.4.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246f
[34] Metternich，28.6.1817，an Eleonore，in：NP 3，30.
[35] Metternich，7.4.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249f.
[36] Vgl.Siemann，Kant-Aus so krummem Holz，240-244.
[37] Metternich，29.8.1817，an Eleonore，NA Prag A.C.12，Krt.1，9；gekürzt in NP 3，46.
[38] Vortrag Metternichs，24.3.1818，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13，Fol.156-164.
[39] Nicosia，Regione e testimonianze d’Italia.
[40] Vgl.zu diesem hier geschilderten Vorgang insgesamt Knöbl，Kontingenz der Moderne.
[41] 奥地利当时并没有内阁和现代意义上的部，一事会有多个部门插手。
[42] Vortrag Metternichs，27.10.1817，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09，Fol.72-84.
[43] Vgl. «Ueber die Ungarischen Zustände»，in：NP 7，51-63.
[44] Vgl.die Interpretation bei Haas，Metternich，Reorganization and Nationality，133-135.
[45] 亦称鲁提尼人。
[46] 克拉尼斯卡（Kranjska）也称卡尔尼奥拉（Carniola），指古斯洛文尼亚，是斯洛文尼亚语的发源地。斯洛文尼亚人认同自己为克拉尼斯卡人，并属于克拉尼斯卡地区。
[47] Vortrag Metternichs，24.5.1816，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02，Fol.170，abgedruckt bei Haas，Metternich，Reorganization and Nationality，175.
[48] Vgl.E.P.Thompson in：Hobsbawm，Invention of Tradition；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49] Wiener Zeitung Nr.295，24.12.1817，abgedruckt bei Haas，Metternich，Reorganization and Nationality，180f.
[50] Vgl.Haas，Metternich，Reorganization and Nationality，134.
[51] Vgl.oben，513.
[52] Kaiserliche Resolution，6.11.1816，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05，Fol.20.
[53] Vgl.Bibl，Metternich，8.
[54] 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29.1.1818.1/3（Jan.-März）vom Bericht aus «Wien，vom 9.Januar».
[55] Vortrag Metternichs，18.1.1818，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12，Fol.60-82（mit Beilagen）.
[56] Das Memorandum findet sich in der angegebenen Akte auf Fol.62-74.
[57] Kaiserliche Resolution，14.2.1818，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13，Fol.14.
[58] «Protokoll der am 5ten März 1818 abgehaltenen Zusammentretung zur Beratung über das Allerhöchste Handschreiben v.14.Hornung d.J.die zum teutschen Bunde gehörenden Provinzen und Teile der Österreichischen Monarchie betreffend»，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13，Fol.13-28.
[59] Vgl.oben，170-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