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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篇 法庭
26 “我们不会害德国”
就算世界毁灭，也要让正义得彰。[1]
——主审法官吉奥格·奈特哈特
1924年2月26日
在通往一座巨型红砖建筑正门的人行道上，穿着厚实冬装的男男女女排起了长队。门口有两个警卫，而这座城堡似的建筑的高墙之外，全副武装的邦警在街头巡逻。铁丝网、钢铁路障以及大约50名邦警封锁了道路，只允许行人和官方车辆通过。
只有少数人有幸弄到了官方签发的通行证，[2]在这个下着雪的寒冷早晨，[3]他们通过警戒线[4]后上楼，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这里的戒备愈发森严了，有成排手持卡宾枪的警察把守。在进入二楼临时搭设的法庭前，还需要再接受两次搜身。“在我漫长的职业生涯里，”《高卢人报》（Le Gaulois）驻外记者写道，“这是第一次见识此等规格的警方措施。”[5]
冬日的阳光透过四扇大窗照进透着凉风的前学员食堂，在墙纸和天花板的粗重橡木梁上投下几近发红的光斑。[6]旁听席挤满了人。从早上8点左右开始就没有空位了。右翼报纸《巴伐利亚祖国报》（Das Bayerische Vaterland）记者有一个不满之处：观众里太多女人了。[7]《格拉芬格市场周报》（Markt Grafinger Wochenblatt）记者看不惯的则是：太多外国人。[8]
房间长约53英尺，宽38英尺，对于这样一场重大诉讼而言似乎太小了。[9]此外《柏林日报》说，传音效果也很糟。[10]约300名记者申请了媒体旁听证，只有60人获批，[11]也就是说到场的记者、专栏作家、漫画家以及各种特稿作者，大多没那个运气。有旁听证的记者于是就挤在旁听席的中央，[12]他们的前面是一些衣着考究、有门路的人物，最有利的位置都被他们占了。[13]
房间的前部摆了十张小桌，五张是给被告的，另外五张给他们的法律顾问。他们身后是一排给证人的座位，大部分属于军人、邦警、公务员和前军校教员。讲台原本是放在楼里一间原教室里的，现在临时用作审案。一位《慕尼黑邮报》记者发现，原本用作原告席的桌子上有个墨水涂画的钩十字，开庭前一天当局悄悄换上了一张干净桌子。[14]
那天早上快8点半的时候，一列警官押送10名被告人走进法庭。队列最前面的是鲁登道夫将军，[15]穿一身深蓝色套装，[16]不是他曾经鄙夷地发誓再也不会穿的军服。他坐在前方的一个小桌子前，手一直插在夹克口袋里，《西方闪电报》（L’Ouest-Éclair）记者说衣服看起来是新的。[17]
有记者认为他的样子显得矜持而高傲，俯视着观众，对他脚下万物怀有一种蔑视。还有人嗅到了不耐烦，仿佛在不满这个胆大包天的法庭居然用鸡毛蒜皮的小事来麻烦他。不过也有人猜测，在刚毅的仪态之下，将军内心深处怀着焦虑，担心这场诉讼会对他的名誉不利。右翼记者和民族主义人士则只看到一个高风亮节的战士泰然迎向着自己的命运。
这位天下闻名的德国人身后跟着阿道夫·希特勒，他跟鲁登道夫保持几步距离，腋下夹着一只厚皮革公文包，蓝眼睛扫了一眼现场众多的支持者。他和鲁登道夫坐在同一张小桌前，显得对将军毕恭毕敬。《人民信使报》记者认为，希特勒看上去在监狱里休养得不错。
“这个花哨的小地方男人，一头油光光的黑发，一身常礼服，仪态笨拙，巧舌如簧，难道这就是恐怖的叛乱分子？”在法庭里第一次见到希特勒的《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埃德加·安塞尔·莫维尔（Edgar Ansel Mowrer）说，“他看上去就是出差在外的服装公司推销员。”[18]
突然之间，房间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椅子在木地板上摩擦，发出仿佛“一群蜜蜂”[19]离开蜂巢的声音。五名身穿飘逸黑袍的法官走了进来，此外还有两名替补。他们来到房间前方枝形吊灯下的一张20英尺长的呢面桌前，在各自的黑色皮椅上落座。
戴着传统高贝雷帽的主审法官是吉奥格·奈特哈特，[20]一位55岁的上邦法院院长，也就是德国司法体系中级别最高的承审法官。奈特哈特是一位慕尼黑知名商人之后，作为法官，他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倾向著称。要知道，当时法官这个群体本来就出了名地热衷袒护专制思想。他的仪表严肃而庄重，留着修剪成三角形的山羊胡，看上去好似刚从威廉二世皇帝的法庭走出来。
奈特哈特生于1871年1月31日，距离奥托·冯·俾斯麦在普法战争结束之时宣告德意志国诞生刚刚过去13天，他的成长伴随着德国军事和工业力量的惊人崛起。他似乎始终无法接受祖国在一战中的失利，以及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化。事实上，非要说的话，这些只能是加剧了他的右倾，从他的判词可以看到一种日趋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
希特勒案会不会得到秉公审理？绝对不会，法国共产主义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驻外记者预言。在这个右翼巴伐利亚反动派的法庭里，想都别想，[21]而且另外几个法官有可能更极端：包括57岁的上邦法院仲裁官奥古斯特·莱伊恩戴克（August Leyendecker）和三名非专业法官，[22]分别是做保险生意的菲利普·赫尔曼（Philipp Herrmann）和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Christian Zimmermann），以及印刷装订商、文具店老板莱昂哈德·贝克（Leonhard Beck）。
魏玛统计学家埃米尔·尤利乌斯·龚贝尔（Emil Julius Gumbel）的研究表明，法国记者的判断不无道理。他对1918年到1922年夏的政治谋杀进行的分析揭示了明显的倾向性。在354起案件中，右派被告得到无罪判决的不下326起。[23]没有一例死刑，只有一例终身监禁。而左派被告在22起案件只有4起得到无罪判决，有10例死刑和3例终身监禁。刑期长短也佐证了双重标准：左派平均为15年，右派平均4个月。魏玛是创立了一个共和国，但皇权时代那些负责司法解释的法官们仍然在位。
早上8：52，[24]奈特哈特法官未做致意或介绍性的陈述，径直开始了被告人点名。阿道夫·希特勒，34岁，身份为来自奥地利布劳瑙、现居慕尼黑的作家[25]；埃里希·鲁登道夫特意出言纠正了家乡“克鲁瑟乌尼亚”一词的拼写错误；恩斯特·珀纳，在被问及身体是否已经从近日的疾患中康复，可以接受庭审时，他点了点头。英国驻外记者、《每日邮报》的G.沃德·普莱斯（G. Ward Price）说他看到主审法官向被告们笑了笑。
那天早上已经有传闻说，[26]奈特哈特对几位被告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敬仰，[27]私下里赞扬鲁登道夫是“德国仅存的美好的一面”，并对希特勒说他很遗憾没能早点和他见面。传闻之盛，以至于法官觉得有必要在法庭上提一提。他坚决否认曾以那种方式与希特勒打招呼。《小巴黎报》记者看到旁听席里有人露出了怀疑的笑容。
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可以肯定法官说的是实情，因为他和希特勒并非素昧平生。1922年1月，[28]希特勒在鲁文勃劳啤酒馆的演说中袭击某巴伐利亚政敌[29]后被告上法庭，承审法官就是奈特哈特，当时他面临3～6个月的徒刑。然而奈特哈特给了一个轻判，刑期仅1个月，[30]一点象征性的罚款，并缓刑至1926年3月1日。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有许多相关的信息始终没有披露，其中就包括希特勒此前已经被定过罪——而在啤酒馆政变时正在缓刑期间。
被告人点名后，奈特哈特要求检方开始读起诉书。“1923年11月8日，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代行上司之职的汉斯·埃哈德说。[31]由他来开场是理所应当的。[32]首先他的发言更有力，此外，几乎可以肯定的是，[33]起诉书大部分是这位勤奋的副手起草的。埃哈德很快就赢得了赞誉，《巴伐利亚信使报》称他是整个法庭里最有头脑的人。[34]
希特勒以军事行动般的精密手段占领了啤酒馆，埃哈德在陈述起诉依据时说。宣布罢免巴伐利亚现政府后，希特勒企图建立一个新政权，作为“成立帝国政府的跳板”。等到有朝一日挥师首都，就会和那些被他称为“毁了德意志的罪人”进行一次“总清算”。
埃哈德将10名被告合在一起，全都告了重大叛国罪，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鲁登道夫将军的女婿海因茨·佩尔内，他只是被控“重大叛国罪行的从犯”。接着，检察官开始分别针对每一个被告。
埃哈德称希特勒是“整场行动的灵魂人物”。
鲁登道夫得到的指控是在心怀不满的爱国者中散布言论，称他会用自己作为功勋将领的名誉和才能为政变背书。此外，他的行动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早有预谋。“我们的判断是，”埃哈德说，“在11月8日之前，鲁登道夫对这场有计划的行动已经有了切实了解。”[35]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36]埃哈德一直在痛斥被告人。这份概括了论据和罪证的稿件排字细密，厚达42页，具有相当的分量。不过也有人不这么认为。用被告罗姆上尉的话说，希特勒的支持者会觉得检察官“出言不逊”，旁听席里至少有一名外国记者说自己心不在焉。给他留下印象的主要是，他从来没见过一份法律文件这么频繁地提到啤酒。
那天上午大约10：20，首席检察官路德维希·施坦莱恩提出了一个策略性的要求。他称本案“对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构成威胁”，[37]要求接下来的审理中旁听席清场。
对控辩双方来说，这个问题干系重大。如果审判转为闭门进行，希特勒就会失去他最宝贵的资本。他仍然可以发表长篇大论，对证人百般盘问，这些都是德国法律允许的，他还可以——据一名目击者说——在证人席“像火山一样爆发”，不过只有少数人能欣赏到这些戏剧性的演出。
希特勒的辩护律师洛伦兹·罗德反对检方的动议。德国人民有权自行判断被告是否有罪，这种最后时刻提出闭门审判的手段显然会导致人民与本案脱节。对事实的公开核查不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损害；恰恰相反，这是应尽的职责。三位辩护律师支持了他的这个理由。
奈特哈特下令法庭清场，以便私下讨论检方的保密动议。施坦莱恩强调，讨论结束后，在论证本案的过程中，他势必会介绍一些事实，可能会揭露德国军方与慕尼黑准军事组织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可能是见不得光的，几乎肯定违反了对德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和范围做出了限制的《凡尔赛条约》。
他在暗示的是，希特勒的审判会不会发展成为国际事件，甚至可能导致与法国、英国以及其他监督条约执行的战胜国开战？此事需小心对待。施坦莱恩说，法庭“是在广大民众面前审理此案，这民众实际上就包括了全世界”。[38]
不行，韦伯的辩护律师阿尔弗雷德·霍尔博士表示，这位矮小结实的前飞行员在凡尔登之战中失去了一条腿，需要拄着拐杖。众多旁观的外国人士的看法与此次诉讼是无关的。“让法国人和英国人知道巴伐利亚有人想要清理一间柏林猪圈，”霍尔说，“能有什么坏处？”[39]
大家都想听到被告人是如何解释11月那个晚上的所作所为，鲁登道夫将军的辩护律师威力巴德·冯·策奇维茨附议。这是有必要的，因为他的当事人受到的指控只能用“荒诞不经”[40]来形容，他应该有权在公众面前为自己辩护。
从来想到什么说什么的鲁登道夫将军也加入进来，很快开始跑题，对起诉书本身发起攻击。他的声音沙哑，嗓音尖得让人有些意外。他说在看到这些控罪时，他“甚为惊讶”，[41]然后称起诉书本身就是重大叛国。“如果我是检察官，”鲁登道夫还说，“我会对这名检察官采取行动！”
“这就有点太过了，”奈特哈特法官说。[42]
就在关于合宜程序的争论进行到白热化时，阿道夫·希特勒第一次发话了。他承诺自己和其他被告人会谨慎行事。就像战士在为国而战，希特勒说，“我们不想因为我们的辩护给德国造成伤害”。
与此同时，希特勒希望区分“害德国”和“害几个对德国构成严重伤害的人”。他想要的只是一个公开自辩的机会。“我们不会害德国！”[43]
检察官很快意识到，让一个啤酒馆煽动家站上讲台是很危险的，他称希特勒的“公共利益”[44]诉求只是一个伪装，目的是让他的夸张表演有观众，在法庭上制造耸动效应。两位辩护律师表示反对。
在这场争吵中，汉斯·埃哈德一度对所有人大吼，让他们不要忘记检方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然后他对着鲁登道夫将军说，他至少应该懂得恪尽职守的重要性。此外，埃哈德也不打算就这么蒙受重大叛国的指控。如果鲁登道夫再提起这个不可理喻的说法，他接着说，“检方自然会以最严厉的方式做出尽职的反应”。
这一下众人又开始你言我语乱作一团。
“检方不想再被指控叛国！”埃哈德在吵嚷声中吼道。[45]
奈特哈特法官立即终止了争论，并下令所有人不得泄露出去。随后他与合议庭全体退至法官办公室，商谈闭门进行叛国罪审判的动议。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他宣布了最终决定。
“本案将公开审理。”
但他加上了一个条件：“本庭会就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将公众排除在外。”[46]
这种妥协是给检方的一点甜头，进而会导致许多将诉讼程序转入秘密庭期的动议——出现这些要求的频率和时机，只能让人们对审判的公正和法官的动机产生许多怀疑与不屑。希特勒将以高超的技巧利用这一点。
而另一个后果就更是意义非凡了。这样一来，希特勒就不只是对着法庭发言，借助耸动的新闻标题和大量媒体报道，希特勒现在可以触及空前广大而重要的观众群。啤酒馆一役希特勒兴许是输了，但奈特哈特法官刚刚给了他赢下权力之战的第二个机会。对一个来自奥地利布劳瑙的无名作家的检控即将成为近代史上最重大、最具决定性的审判之一。
[1] Anz. Verz.XIX 421/1923，Proz.Reg.Nr. 20，68，97/1924，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23，StAM. 不过奈特哈特的拉丁引文没有“et”（“和”）这个词。另可参阅Lothar Gruchmann，Reinhard Weber，and Otto Gritschneder，Der Hitler-Prozess 1924. Wortlaut der Hauptverhandlung vor de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I-IV （1997-1999），I，353，note 9。
[2] Sicherungsmassnahmen anlässlich des Prozesses gegen Hitler u. Genossen，1924年2月23日，HA 68/1498。埃哈德的通行证副本可见于NL Ehard 97，BHStA。
[3] 1924年2月26日《柏林日报》。
[4]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für das Kriegsschulegebäude während der Zeit des Hitler-Prozesses，February 15，1924，HA 68/1498.
[5] 1924年2月27日《高卢人报》。还有不少报纸提到了安保措施，比如1924年2月24日《星期六世界报》（Die Welt am Samtag）；1924年2月27日《北卑尔根郡报》（Nordre Bergenhus Amtstidende）；以及1924年2月28日《布拉格日报》。
[6] 1924年2月26日《福斯日报》晚间版，以及1924年2月24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7] 1924年2月27日《巴伐利亚祖国报》。
[8] 1924年2月29日《格拉芬格市场周报》。有不少说英语的人，1924年2月27日《慕尼黑最新消息》和1924年2月27日《人民信使报》。
[9] Skizze des Sitzungssaales für der Infanterieschule Blutenburgerstr. 3/I，MINN 73699，BHStA.
[10] 1924年2月26日《柏林日报》，晨间版。
[11] No. 292/24，February19，1924，NL Ehard 97，BHStA. 一些报道提到，需求量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比如1924年2月26日维也纳《工人报》（Arbeiter-Zeitung）。
[12] 1924年2月27日《小巴黎报》。
[13] 1924年2月27日《巴黎之声》。根据HA 68/1498中列出的旁听证申请来看，这不意外。
[14] 1924年2月27日《慕尼黑邮报》。
[15] 1924年2月26日《米斯巴赫汇报》和1924年2月26日《德意志汇报》。
[16] 常有报章说鲁登道夫这一天穿了军装，事实并非如此：1924年2月26日，《福斯日报》晚间版；1924年2月27日《晨报》和1924年2月26日路透社等。
[17] 1924年2月27日《西方闪电报》。
[18] Edgar Ansel Mowrer，Germany Puts the Clock Back （New York：William Morrow，1933），252. 另见OSS Sourcebook，642，另外莉莉安·安塞尔·毛沃尔在她的《记者之妻》（Journalist’s Wife，New York：William Morrow，1937）第186页描述了他的印象。
[19] 1924年2月26日《福斯日报》晚间版。
[20] 奈特哈特自1920年起担任上邦法院院长。Otto Gritschneder，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ünchen：Verlag C. H. Beck 1990），63.
[21] 1924年2月25日《人道报》，1924年2月23日的林茨《每日邮报》。
[22] 有史学家对法官安排存在不同看法，但该合议庭的确是这样构成的。
[23] E. J. Gumbel，Vier Jahre politischer Mord （Berlin-Fichtenau：Verlag der Neuen Gesellschaft，1922），73-78，左翼被告人的情况，79-80。
[24] NA T84 EAP 105/7，3.
[25] 希特勒早在1909年8月22日搬到维也纳赛克斯豪瑟街的时候就自称作家了。Volker Ullrich，Adolf Hitler Biographie. Band 1：Die Jahre des Aufstiegs 1889-1939 （Frankfurt am Main：S. Fischer，2013），52.
[26] NA T84 EAP 105/7，204；1924年2月28日《福斯日报》，晨间版。另有汉斯·冯·胡尔森（Hans von Hülsen）无意中听来的一个版本，见Ernst Deuerlein，ed.，Der Aufstieg der NSDAP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Düsseldorf：Deutscher Tashenbuch Verlag，1978），205。
[27] 1924年2月28日《小巴黎报》。另见1924年2月28日《西方闪电报》。
[28] MA 103476/1，74，BHStA. 希特勒在1923年5月1日示威活动中的行为，理应导致他的缓刑被取消，Otto Gritschneder，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ünchen：Verlag C. H. Beck 1990），58。
[29] 希特勒袭击的是巴伐利亚联盟领导人奥托·巴勒施迪特（Otto Ballerstedt）。巴勒施迪特在1934年6月30日的“长刀之夜”行动中遇害。
[30] Volker Ullrich，Adolf Hitler Biographie. Band 1：Die Jahre des Aufstiegs 1889-1939 （Frankfurt am Main：S. Fischer，2013），134.
[31] Anz. Verz.XIX 421/23，Antragdes I. Staatsanwalts bei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auf Anberaumung der Hauptverhandlung，January 8，1924，Staatanswaltschaften 3098，2，StAM，以及当庭宣读，Der Hitler-Prozess vor dem Volksgericht in München （München：Knorr & Hirth，1924），I，2。本文件没有包括最后加入被告名单的两人，克利伯中校和海因茨·佩尔内。关于这两人可参阅Stenglein’s Nachtragsanklage，January 24，1924，and February 7，1924，Staatanswaltschaften 3099，StAM。
[32] 1924年2月27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33] 埃哈德未出版回忆录，41-42，NL Ehard 99，BHStA。
[34] 1924年3月17日《巴伐利亚信使报》。
[35] Anz. Verz.XIX 421/23，Antragdes I. Staatsanwalts，4，6，32，33，Staatanswaltschaften 3098 StAM.
[36] 1924年2月27日美联社；1924年2月26日《米斯巴赫汇报》的说法是一小时多一点，还有一个说法是一小时稍微不到一点，见Report Nr. 50，February 28，1924，HA 5/114II。
[37] NA T84 EAP 105/7，3，1924年2月28日《布拉格日报》和1924年2月28日维也纳《帝国邮报》（Reichspost）表达了意外。
[38] NA T84 EAP 105/7，10.
[39] NA T84 EAP 105/7，13. 霍尔的背景可见于Nr. 72，1924年4月25日，HA 5/114II。
[40] NA T84 EAP 105/7，16.
[41] NA T84 EAP 105/7，24.
[42] NA T84 EAP 105/7，24.
[43] NA T84 EAP 105/7，25. 希特勒曾经威胁要公开他的人接受政府训练的事，从而避免在五朔节庆典之后接受检控，Lothar Gruchmann，“Hitlers Denkschrift an die bayerische Justiz vom 16. Mai 1923，” VfZ，39 （1991），305-28。
[44] NA T84 EAP 105/7，26.
[45] NA T84 EAP 105/7，31.
[46] NA T84 EAP 105/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