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农业工人、股票投机商和“缺乏政治意识的小市民”

教授先生，您是位文雅的帝国主义者！您幻想着一种和平的世界霸权。可是，您一定知道世界霸权是怎么夺取的。

蓓尔塔·拉斯克[1]

早在1891年1月，马克斯·韦伯就已经急不可耐，想要彻底走出这种半成年、半依赖父母的不稳定状态。“我承认，虽然做学问这份职业对我来说很适合，但是，我只有克服这种想法，才能意识到，这份职业就是从等待中的、没有报酬的实习律师和见习文员变成一个同样是等米下锅、没有固定报酬的大学自由职业讲师罢了。”[2]大学的教席就像是在候车大厅里排队等待一样。韦伯想象中的一份职业，是能够允许他在业余时间里从事科研工作。但是，为此所做的若干努力，例如尝试应聘汉莎城市不莱梅的法律顾问一职等，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而在学术研究工作中（他把这些研究与获取学校任教资格的工作结合起来），韦伯却实现了“对谋求一份实实在在工作的极度渴望”。[3]如果说迄今为止他所做的研究都是些很深僻的课题的话，诸如古代历史、古代的土地丈量问题或是中世纪的贸易公司等，那么，现在他就将注意力转到了当前的问题，特别是转到了后来被他称为“我们现代生活中与命运联系最紧密的力量”[4]之上——对资本主义的研究。

倘若我们今天谈论19世纪的资本主义，谈论大工业化和1870年前后的创业时代，那么，我们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鲁尔区、曼彻斯特、芝加哥、柏林、伦敦，以及工厂、铁路、银行和股票交易所等。早在1848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以城乡关系为例，对现代资本主义（其时他们还没有这样称呼之）的特征做了这样的描述：“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地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5]工厂主、贸易公司、港口城市和大都市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代表。

然而，韦伯起初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从农业的视角，来看待他后来终其一生都在研究的问题——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他不仅通过对古罗马时期农业状况的研究为这项工作做了铺垫，而且，一个简单的想法也使他的思路豁然开朗，即：如同借助新生事物一样，人们至少同样可以通过传统事物的改变很好地洞察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从研究工作一开始，马克斯·韦伯就在探索一个将历史和社会学二者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对一个社会当前状况的探究，是否最好能从它正在失去的历史印记中入手？或者换言之，谁若是想成为时代转折的见证人，不妨让自己的一只脚站在门槛的这一边，另一只脚站在门槛的另一边。因此，在韦伯看来，对工业化过程进行研究的最佳地点在农村。

事实上，在1871年还有三分之二的德国人生活在不到2000人的村庄里；倘若把最多至5000人的小市镇计算在内，那么，德国的农村居住人口就占到了四分之三。我们来看一个比较数字：德国今天的农村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他们中的很少一部分人（大约占所有从业人口的百分之四）是农民。1914年，德国还有700万农业工人，1871年为850万，如今只剩下60万人还在务农。[6]

农村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对当时的人来说就已经成了一种社会变化的重要标志。到1875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百分之六十一，1885年仅为百分之五十六。19世纪90年代，当韦伯开始研究德国的农业状况时，比例首次降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下，相当于自1871年以来，农村人口比例每年减少了大约百分之一。特别是在德意志帝国易北河以东地区，这种农村人口减少的情况尤为明显。在1880年至1900年期间，大约200万人离开了那片土地迁徙到了其他地方。[7]当农庄主越来越多地试图通过使用波兰的季节工来弥补因此而产生的劳力不足时，许多人发出警告，要小心东部省区被逐步斯拉夫化。小麦价格的下跌更是雪上加霜：1882年至1889年，小麦价格下降了四分之一。[8]有鉴于此，俾斯麦的继任者列奥·冯·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9]——前任宰相于1890年辞职——完全取消了对进口农业产品的保护关税，目的是促进德国工业产品的出口机会。此举引起了农业部门院外集团人士（他们主要在东部地区有很强的势力）对柏林的强烈不满。他们警告不要单方面考虑出口经济的利益，因而得到了某些国会议员的支持。他们认为，将生产和消费相分离使本国经济依赖于外国，人口的增长迫使人们需要以农业作为基础，只重视产品出口导致了低工资和“压低了本国人民的消费力”。[10]这种情况带来的潜在危险是，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对民众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政治学会”（一个专注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由研究学者和从业人员组成的联合会）于1890年在德国3000多个庄园主中就“德国农业工人状况”问题搞了一次问卷调查。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想摸清人口流失现象严重地区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作为调查报告的参与者之一，韦伯要对650份从易北河东部地区返回的问卷进行审阅评估，但是，关于问卷本身的设计，他本人并未参与。28岁的韦伯究竟是为何参与其中，以及，有鉴于他是国内殖民化观点的信奉者，其父又是普鲁士议会相关委员会的成员，他是否有政治方面的用意和企图，这个问题一直存有争议。[11]早在1888年，当韦伯在服兵役期间随部队从斯特拉斯堡调防到波兹南的时候，他就因对移民政策问题的研究崭露头角。当地的一位政府官员曾经带他去看过“用国家资金购买的庄园”，在这些庄园里，人们要建立起“德国农民的村庄”。[12]1892年，韦伯提交了他于这年2月着手的关于东部地区农业工人问题的评估结果报告，并且，在以后的数篇文章中他还经常不断地引述这次调查得到的结果。通过这项工作（今天只有专家们才能胜任），韦伯奠定了自己的声誉。报告使他一举成名。

在韦伯看来，易北河东部地区农业（他在报告中称“我们东部的人”）的特点是劳动人民身上那种“沉重的、强制性的、持续一生的紧张压力感”。[13]如果说黑森、符腾堡和莱茵兰地区打短工的农民觉得自己与普通的自由农民没有什么区别，干的活儿也一样，因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不受约束，那么，在普鲁士普遍存在的是“该死的责任和义务”的感觉。除此之外，如同威斯特伐利亚和下萨克森地区一样，东部地区的财产制度导致的结果是，即便是最优秀的农业工人也绝无可能通过自己的劳动或积蓄改变地位，成为身份自主的农民。因此，大量的家庭从那里迁徙到其他地方，或者如同韦伯所记述的那样，干脆“漂洋过海”移民美国，原因就在于，这是他们摆脱家乡观念的最佳途径。

倘若中等庄园主和小庄园主是德国西部典型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农忙时可以利用村庄居民作为劳动力（这些村庄居民本身要么是身份自由的农民，要么至少拥有房产和土地），那么，大型庄园、贫瘠的土地和使用短工就是东部地区的典型特征。古老的劳务关系形式，诸如所有家庭成员皆受人雇用等情况，如今变得愈发少见。与此同时，所谓包工头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他们受地主的雇用，自己招募按劳取酬的工人，所以，他们既是打工仔又是别人的老板。在这些古老的合同形式中，都有关于收入分成的规定。抑或，要么将土地和牲畜作为支付工钱的方式，要么将一年的酬劳事先约定，脱粒后的部分谷物以及粮食中的“实物贴补”也是合同的组成部分。这种已经制度化的责任和权益、家庭生活和经济活动、从属地位和独立身份的混合形式，随着农业的工业化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取而代之者，是有特定期限的、纯粹的工资合同。在这种合同中，韦伯发现了两个特点：其一，它建议农业工人与其他劳务工种中的工资和价格，特别是城市中的工资和价格进行比较；其二，它完全没有让他们产生“农村企业阶层荣誉感的想法”，[14]其原因在于，由于是季节性的工作，他们与这家企业没有长期的固定关系，他们既不分享农庄主的经济利益，也不指望自己将来成为有田有地的农民。

韦伯认为，脱粒机的使用和甜菜的引种是这种劳务关系变化的原因所在。由于国际竞争和粮食价格下跌，自19世纪中期以来广泛使用的脱粒机将秋季和早春之间的谷物脱粒周期缩短为收割之后的几周时间。与此同时，鼓励农业工人多劳多得的付酬方式——部分脱粒后的谷物被取消。就甜菜而言，它只能在肥沃的土地生长，而且产量很高，但是，不能在同一块土地的下一个生长期内继续种植，因此，种植甜菜需要流动的农业工人，他们的劳动报酬只能用工钱的形式支付。缘此，韦伯认为，这种新的块茎植物带来了农业无产阶级：“在经过一系列的变革之后，宗法制的组织形式演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他在易北河东部地区的庄园主调查报告中做了这样的总结评估。

这里，对韦伯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上述演变并非仅仅出于单纯的经济原因。由政治头脑多于经济头脑的宗法家长转变为企业家的普鲁士容克地主们的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大庄园主们使用外国季节工人作为劳力，不是因为他们的工资更低，而是因为这份工资可以更明确地计算为单项的福利支出。面对这些季节工人，庄园主不承担其他任何义务，也无须在冬天给他们以照顾。他不是他们的“主人”，而只是他们的上司。除此之外，韦伯还认为，“地位不稳的外国人有一种更大的听命于人的特点”，[15]因为一旦出现违抗不从的行为，他们马上可以被送回原籍。

然而，农业工人的决定却明显没有完全受到经济动机的影响。虽然他们作为“固定工”在经济上总体而言较为有利，但是，作为短工他们拿到手的工钱却是现金。因此，他们宁可在异国他乡和没有长期工保证的情况下住在兵营一般的房子里，也不愿意在家乡生活在安稳的、依赖于地主的关系中：“于是，从吃细粮和牛奶的人群中产生了一种以土豆为生的无产阶级。”[16]这种打短工的生活更加清贫辛苦，但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却有一种更加独立和自由的感觉。[17]韦伯继续分析道，这种自由常常是一种“巨大的错觉”，因为，事实上这只是以一种不自由替代另一种不自由罢了。但是，正如人们不能只吃面包过日子一样，农业工人也不能仅以一种职业为生。

因此，向自由的工资劳动的转变——这常常意味着移居异国他乡——并不是简单地建立在强迫的基础上（那样就会使“自由的”工资劳动失去了意义），而是建立在决定的基础上，而决定又不仅仅是基于养家糊口的考虑。“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8]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写道。[19]韦伯在冷静的眼光上没有打任何折扣，但他在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被亵渎的”劳动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且，假如说向这种劳动的转变是建立在巨大的错觉之上，那么，这种错觉的作用的确是十分巨大的。在韦伯眼里，农业工人不仅是一个阶级的代表，而且可能也是一个自信的阶层的成员。

不久之后，马克斯·韦伯对这一论点用另一个事例做了一次反向论证。他试图证明，恰恰是可以看作纯粹资本主义形式的一种活动，即商品和股票投机交易，也同样是以社会阶层为条件的。韦伯于1894年将他的思想用简单的《交易所》（Die Börse）作为题名予以发表。[20]他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很快熟悉了这个命题。1893年11月，他被聘为柏林大学商法和德国法副教授。他的论文导师列文·戈尔德施密特突然脑中风，所以，大家要把韦伯留在柏林（弗赖堡大学也请他过去任教），接替病倒的戈尔德施密特。[21]1894年初，韦伯在他的商法教学实践中首次接触到了交易所问题。1894年夏（韦伯于4月接受了弗赖堡大学国民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的教授职位），他就已经开始动笔撰写第一批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如同以往一样，这些论文又是他废寝忘食拼命工作的结果：韦伯阅读和评估了大约5000页由“交易所调查组”（一个由帝国宰相设立的委员会）记录整理的结果报告。之后，他不仅对交易所交易的所有细节了如指掌，而且成了这个领域最重要的专家之一，并受政府邀请就制定交易所法献计献策。[22]

与农业工人问题不同，韦伯对期货和股票交易问题的分析研究似乎完全没有事先的铺垫和准备。在做实习律师期间，他虽然曾经听过有“讲坛社会主义者”之称的货币和银行专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23]的讲座（人们把在讲台上要求国家实行更多社会政策的教授们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但是，瓦格纳在他1901年发表的《社会经济学》（Sozialökonomik）讲课手稿里（韦伯可能去听的就是这门课），仅仅是一带而过地提到了交易所的问题。[24]韦伯真正的导师戈尔德施密特才是对交易所法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学者：早在1859年，戈氏就在著名的卢卡-皮斯托亚股份公司（Lucca-Pistoja-Aktiengesellschaft）案例中发表过自己的见解[25]。此案涉及的是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两座城市之间的一条铁路线，法兰克福的一家银行为了融资发行了股票，但没有在融资说明书中提及，托斯卡纳政府为这批股票所做的担保有着非常严苛的条件。于是，针对银行在向其客户进行信息知会方面负有哪些义务的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戈尔德施密特代表的是一种自由主义立场：谁若是从第三方获取或直接从银行购买股票，转手出卖获利，然后再重新购回这些股票，那么，他就不能出于向发行股票的银行提出赔偿要求的目的，针对原有股票说明书中的不明确信息进行指控。[26]简言之：谁若是涉足投机交易，那么，他就不能因为投资亏本而说自己受骗上当。韦伯下功夫研究的也完全是类似的问题。虽然他涉猎广泛的交易所研究论文是一种解释性的、无须具备专门知识的“交易所入门读物”，但是，这本读物为大众普及知识的意图——消除人们对交易所交易活动的成见，乃是与他的另一项努力完全分不开的，即：借助一个看似纯粹的经济案例，说明这种活动是以非经济的条件为基础的。

韦伯这里所针对的问题，是人们把交易所看成赌场和彩票公司的指控。虽然他同样主张用法律的形式来阻止股票商人对普通民众的盘剥，但是他也同时指出，人们要谨言慎行，“不要总是把哭闹得最凶的孩子当成最厉害的批评家”，[27]因为这些人当中，一样有人从他们所攻击的事物中得到好处。这里，韦伯所指的是前文提到的那些庄园主们。在他眼中，这些人不仅是农业生产逐步工业化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且在1890年之后还大声疾呼，要求对商品交易所进行管控。商品交易所于19世纪下半叶才从大型的货物批发市场发展而来，这里，某种特定的交易货物转变成了抽象的、标准化的和“可代理的”货物：从一批特定的、通过抽样可检查其质量的黑麦变成了一笔最低交易量的、用标准方式可进行质量验证的黑麦（柏林当时以50吨为最低交易量）：“优质、饱满、干燥、无异味、712克相当于一公升。”[28]若是这批虚构商品出现与实际的黑麦品质不符的情况，那么，最终进行实际货物交换的双方就要重新谈判。交易所本身只注重可预期的平均价格。

由于期货生意（用尚未生产出来的商品进行买卖）越来越重要，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在商品交易所进行交易的货物的虚构性质。1848年在美国设立的原料交易所——著名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见证了自1865年以来按标准流程成交的期货生意。[29]这种货物交易不仅从经济和法律上提出了一种挑战，而且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一种道德考验。托马斯·曼（Thomas Mann）[30]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对这种生意情况做了精彩的描述。小说中，布氏的商号为一个因嗜赌而负债累累的梅克伦堡容克地主提供了一笔粮食收成的预付款，即：布登勃洛克公司用一半的价格向他买下了“还长在地里”未收割的庄稼。[31]尽管这意味着高利盘剥，托马斯·布登勃洛克还是同意了这笔生意，因为他觉得自己缺少生意人的那种强硬，而且必须优先考虑现代做生意的方式，而不是固有的对投机活动的畏惧。可是，他的赌注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颗粒无收，化为乌有。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布登勃洛克用大量的预付款在生产商手中买下的是数量风险，而在期货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却只是价格风险，也就是说，无法交货的风险始终留在承诺交货的人那里。

当马克斯·韦伯撰写他的交易所论文的时候，这种以交易所成交价格将收割前的庄稼出卖的生意方式已经十分普遍。这无形中助长了人们的一种观点，即交易所决定了生产者口袋里面的钱。“务农者”认为，交易所对粮食价格的下跌同样负有部分责任，因为它允许人们对下跌的粮食价格进行投机交易，并且迅速拉平本国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价格差异。除此之外，在整个19世纪还发生过一场法律学方面的争论，其焦点是，“价差生意”——只涉及人们充分利用其价格差异的那类生意——究竟是一种可以强制执行的商业合同，抑或只是一种导致“名誉债务”的赌注。[32]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在德国的交易所里，不单是拥有特别许可的商人在从事交易活动：若是交易所的商人组成了一个自己内部的团体组织，那么，他们相互之间所做的承诺是否确实“经得起法庭的考验”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如果不遵守诺言，他就会被踢出这个组织——这个威胁足以保证他们信守诺言。但是，一旦参与交易所活动的人数众多，且有彼此不相识的人混迹其中，这时，由于缺乏其他的制裁手段，法律问题就变得甚为重要。

韦伯认为，现代的经济活动就是在为他人进行经济生产。生产的数量有意识地多于生产者本人的需求，由此便产生了商品贸易。市场，不仅是专门以此为业的人——商人把这种多余的产品拿去贩卖的场所；而且，它还是节省时间的场所，因为人们可以期待在那里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再者，它也是可以货比三家的场所，因而是一个汇集信息的地方。如今，交易所就是这样的市场。在那里进行交易的商品，既未摆放在现场，也非必须已经生产出来。而且，它们被用来交易的目的，不是满足买方的需求，而是被用来转手再卖出去，诸如：外汇、票据、政府债券、原料、公司股票等，不一而足。韦伯称之为“证券化的物品权”[33]，并将其存在的原因归结为现代经济活动中的交织关系。在这种经济关系中，每个人都欠着对方一些东西，因为他从对方那里得到了一些东西，没有它，他自己就无法进行生产。因此，倘若企业家认为，产品、利润、工厂等均是属于他自己的财产，这是一种合乎人性的想法。但是，若是没有整个社会群体，从事经济活动对他来说就无从谈起。

如今，交易所不仅是一个向生产者提供信息、告诉他们产品价值的地方，而且买家和卖家的竞争也在交易所里进行。没有交易所，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无法知道，如果他向销售商报价，销售商的利润空间究竟是多少。在英国和美国，为这种信息服务的交易活动是在有资格进入交易所的人组成的俱乐部中进行的。这里，“交易所就是有钱人公开的垄断组织”[34]；在法国，它是国家授权许可的交易活动；在汉堡，它是可以自由进出的贸易场所；在柏林，它又是财产区别悬殊、有经营许可证的经纪人涉足的地方。虽然伦敦交易所徽章上的座右铭“Dictum meum pactum”（一言为定）是1923年才镌刻上去的，但是，这句话却很好地表达了韦伯指出的经济活动的非经济基础的特点。首先：“要看交易者是什么样的人。”[35]其次，资产数量的多寡还不是不信任的原因。最后，作为信任和自律基础的个人名誉只能从同行的圈子里产生。因此，交易所的门槛限制使人们有了对生意人的态度和表现进行控制的可能。

早在1890年，韦伯就已经发现自己“这段时间慢慢成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国民经济学者”。[36]过后不久，他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曾经的法律史和商法学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摇身一变，成了国民经济学家，而且从他的学术头衔来讲，他一生始终拥有这样一种身份。在1897年担任第二个教职的海德堡，他成了国民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授；在分别于1917年和1919年任教的维也纳和慕尼黑，他受聘的也是国民经济学教授一职；在慕尼黑还要加上社会学和经济史两门学科。

那么，韦伯究竟是怎样和国民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的呢？这纯粹事出偶然。当他于1894年2月在写给同行古斯塔夫·施莫勒教授的信中提到正在埋头于交易所问题研究时，这项工作他已经开始有些时日了。三个月之前，他在给施氏的信中还提到完全不同的未来研究计划，即进一步扩展对中世纪商业的研究工作。[37] 在此期间，他已将交易所报告的统计材料予以公开发表。正如农业工人调查和后来经常做的那样，韦伯这样做也是对外界的建议，即外部的委托和询问做出的反应。在研究工作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所谓的“终身课题”或是让他自己搜集材料寻找答案的研究项目，而是在已有的、未经整理的海量资料中证明自己的学识和工作能力（这方面他完全是历史考据学派的门徒）。他是在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了让他无法脱手的课题，而不是反之，即所从事的都是心里想做的事情。

另外，社会形势的发展又迫使韦伯参与到为国家政治出谋划策的活动中去。他想有所作为，在“社会政治学会”和“新教及社会事务会议”这两个组织中积极地为市民阶级的社会改革奔走呼号。他与自己的友人保罗·格尔一道，为后一个组织搞了第二次农业工人问卷调查。这次调查的对象不单是庄园主，而且还有乡村的教士，目的是摸清受雇人员的实际情况。缘此，交易所改革对于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不想只局限于教书做学问的韦伯来说，不过是他的第二个工作领域而已。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经济以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结果开始逐渐成为政治实践的主要内容。与此相适应，由于在单纯的经济利益面前国家具有维护更高的看问题视角的职责，所以，将国家和作为“需求体系”（黑格尔语）的市民阶级社会区分开来的陈旧方法正在逐渐失去其说服力。“工人问题”和“社会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以及《民法典》的起草（1900年批准生效）等问题，把韦伯的政治抱负引向了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上来。

归根到底，韦伯也是出于自身职业生涯的原因而未能最终从事当前问题和经济状况的研究。因为，不仅是他在柏林大学的副教授职位，而且来自弗赖堡大学的任教邀请——两件事情均让他左右为难，根本无法将截至当时所撰写发表的文论同这两个教职结合起来。在当时，专事政治、法律和经济教学与研究的学科之间的界限还不是那样泾渭分明。阿道夫·瓦格纳就曾经在他1894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基础》（Grundlegung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一书中，除了私有财产、资本、劳动和土地问题外，还探讨了婚姻法和移民问题。[38]国民经济学家威廉·罗舍尔（Wilhelm Roscher）[39]于1862年写道，“法律学和经济学探讨的几乎是同样的问题”，[40]只不过看问题的角度不尽相同而已：一边是“人类交换的需求”，另一边是“对吵架的反感”。再则，在罗舍尔眼里，经济与法律的关系就如同化学和医学的关系一样。[41]他的国民经济学著述不仅包含了关于大城市地理位置、工厂生产基地的研究内容，而且还包含了针对英国学者关于农民、政府官员住房和商业法观点的论述。其中，方法论上首先涉及的是将统计数据和社会学结论融合到历史学的叙述之中的方法；其次涉及的是一种观察并找到事物规律的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实践知识：“就啤酒和烧酒的生产基地而言，二者的区别首先在于，前者喜欢在城市进行生产，后者喜欢在农村进行生产。”这样，借助烧酒更适于仓储和运输的特性，二者的解释就迎刃而解。[42]

其时，虽然一种以数学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一种道德算术和社会物理学）在19世纪已经从英国、奥地利和法国逐渐传到德国，但是，在大学可以学到的、自成一家的经济理论并不存在。“哥白尼在解释宇宙星球共存时能够做到的事情，我相信在解释地球上人类共存方面也能做到。”[43]长期未引起人们重视的、“边际效用学派”的第一位经济学家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44]在19世纪中期就曾力图创立一门关于交换和价格形成的数学理论。他认为，经济行为，特别是交换和生产的最佳结果，来自人的所谓追求享乐型幸福感的本性和经济的技术前提条件。

十年之后，三位学者分别独立提出了他们相同意义上的、严格的和超越历史学派的经济学理论：英国逻辑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45][《政治经济学理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871年]，奥地利法学家和政治学家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46][《国民经济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1871年]，法国数学家、一无所成的工程师和经济学教授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47][《纯经济或社会财富要素》（Élements d’économie pure ou théorie de la richesse sociale），1874年]。但是，即便是对写过划时代教科书——《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的英国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48]来说，直到1903年他才在剑桥大学获得了这个专业的第一个教授职位。他的同仁弗朗西斯·Y.埃奇沃思（Francis Y. Edgeworth）[49]稍早时在牛津大学任教。牛津大学于1825年就设立了政治经济学课程，1891年首次由一位“新古典主义”学派的代表讲授此课。此人于十年前曾用别具一格的《数学心理学》的书名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并在书中写道：“将数学应用于人的心灵世界是基于一种假设「……」，即快乐乃是能量的一种伴随情况。”[50]相关的那一章被冠名为“Hedonimetrie”，德语的意思是“快乐分析”。由此可见，自然科学——关于能量转换和守恒的词语在这里成了经济的模式，经济变成了仅仅是徒有其名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参与者的各种活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追求最大限度的个人利益。

这种类型的国民经济事实上是一种国际经济。它将个人和组织（商号、官僚机构、合作社）的经济行为看作人们试图将有限的财物尽可能高效地使用的一种活动，目的是尽可能多而不是尽可能少地满足自己的愿望。理智的参与者带着自己的期望，对各种货物进行比较（苹果与苹果，苹果与梨子），心里打着算盘做着各种各样的计划，为了今后而放弃眼下（以节省的方式），或是为了眼下而放弃今后（通过消费），亦即根据他对收益和消费机会的评估而定。为此，他来到市场上，或是进行交换或是参加劳动，目的是获得用于交换的商品。

对马克斯·韦伯来说，这种对经济问题的抽象分析不是他所采取的方法。在他看来，经济活动与法律、政治以及他后来将之称为“生活方式”的事物紧密相关。例如，他的老师列文·戈尔德施密特曾将商业法与商品学、商业计算、商业地理合称为“对商业运作非常重要的”、因而将其视为“广义商学”[51]知识的一部分。按照今天的说法，商业法被看成企业管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若是人们提出究竟什么是商业法最重要的来源的问题，才能看出这种归纳方式的要点所在，因为，戈尔德施密特对此给出了一个完全似是而非的回答：他要求人们将农民、手工业者、建筑师和工厂主与用粮食做倒买倒卖生意的商人甚至是银行家进行一番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前者最突出的是他们从事实际劳动的一面，而商人身上最突出的则是法律的一面。换言之：对商人来说，法律就是决定一切的技术，“因为每一次重要的商业行为同时也是一次法律行为”。

缘此，对戈尔德施密特来说（对马克斯·韦伯来说也是如此），国家的立法者只是用法律文本的形式把在商人中间已经行之有效的，以及基于实践的观点已经得到推行的东西确定了下来。韦伯并不关心资本主义或是一项以它的需求为目标的政策是否可以带来符合“交易平衡”原则的更多经济效用（在这种“交易平衡”中不会再有人为了使自己多获益而去损害别人）。不仅如此，韦伯所关心的也不是一个国家自己的富裕程度和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物质供应的提高问题。“一个强大的交易所既不可能是‘道德文明’的俱乐部，大银行的资本也不是什么‘福利机构’，就像火枪和大炮不是福利机构一样。对于一个追求现世目标的经济政策来说，大银行的资本只能是一样东西——经济斗争的实力手段。”[52]

1895年5月13日，即韦伯在弗赖堡大学任教的第二学期，他的“民族国家和国民经济政策”讲座课开讲。课上，他对自己的农业工人及交易所的研究报告做了提纲挈领的总结。他说，许多人把国民经济政策看作“对使世界获得幸福的方法的一种思考”，国民经济学把商品生产问题，以及商品分配和“社会公正”问题交替放在首要的地位。但是，一俟从单纯的经济分析过渡到经济政策，这时，韦伯要求用一种民族经济替代世界经济。民族经济必然牵涉国民素质问题，国民素质需要通过特定的社会环境“培养起来”。眼下，各种经济学的观点虽然层出不穷，但他认为，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它们的真正意义。因为，当波兰的农业工人在德国的领土上获得土地，原因是这样做也符合走下坡路的容克地主阶级的利益（不如此，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就不能继续生存），这时，人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占主导地位的学说未能给他提供一个满意的答复。在信奉这类学说的人眼中，经济是和谐的利益均衡或是国家正义理想的领域。但是，在韦伯看来，它只是政治的另外一种形式，或许是在世界经济的环境下必须推行的、最重要的政治形式，即：斗争、排挤、扩大占有权、通过增长传播某种民族文化等。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理解这些甚为极端的观点呢？韦伯逐一进行了总结：从易北河东部的容克地主身上可以看到，古老的、贵族式的统治形式已经日薄西山，资本主义使地主阶级变成了实业家。他们还在欺骗性地给人们造成旧日的印象，以便作为重要的民族行业获得国家的补贴。因此，政治的衡量标准不再是陈旧的社会结构，而是经济竞争，并且，当竞争结果与民族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更应以竞争为衡量标准。对韦伯来说，德国的窘迫状态的原因在于市民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天然代表，市民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承担政治统治重任的程度。那么，这种不成熟又表现在何处呢？——表现在他们不关心政治、纯粹重商主义和对权力不感兴趣的态度之中。市民阶级害怕人民群众和社会民主制度，忧心忡忡地希望俾斯麦的继任者能够化解这种危险，并且对封建状态满怀热望。正因为如此，韦伯在他的那次演讲中将自己称为“广大市民阶级的一员”，因为德国的市民阶级的自我否定使他感到愤怒，他们没有从自己的经济优势地位中得出政治的诉求，而是宁愿靠他们赚取的蝇头小利心安理得地过自己的日子。

[1] 蓓尔塔·拉斯克（Berta Lask，1878～1967），出生在波兰的德国女诗人、剧作家和记者。

[2] 见JB，第326页。

[3] 见JB。

[4] 见GARS，第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6页。

[6] 韦勒尔：《人口的重新分配》，第13页。

[7] 见MWG I/4，导论，第9页。

[8] 见MWG I/4，导论，第9页。

[9] 列奥·冯·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1831～1899），继俾斯麦之后，从1890年至1894年任德意志帝国宰相。

[10] 参见瓦格纳《普通和理论国民经济学基础》；同一作者《农业和工业国家》。

[11] 滕斯泰德：《容克地主、市民、社会学者》，第11页。

[12] 1888年8月23日，见JB，第308页。

[13] 见GASWG。第445页及下几页。

[14] 韦伯：《农业工人状况》，载于MWG I/3.2，第34页。

[15] 见MWG I/3.2，第914页。

[16] 见GASWG，第450页。

[17] 比较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传》，第24页。

[18] 《共产党宣言》，第5页。

[19]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20] 见GASS，第256-322页。

[21] 见MWG I/5，第91页及下页。

[22] 博尔夏特：《马克斯·韦伯关于交易所的论文》，第139～162页。

[23] 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1835～1917），德国经济学教授。

[24] 瓦格纳：《普通和理论国民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第50页。

[25] 卢卡（Lucca）和皮斯托亚（Pistoja）是意大利托斯卡纳（Toskana）地区的两座城市。

[26] 戈尔德施密特：《卢卡-皮斯托亚-股票之争》，第105页及下几页。

[27] 见GASS，第284页。

[28] 见MWG I/5，第8页及下页。

[29] 参见卡尔顿《未来市场》，第245页；兰伯特《未来》，第5页及下几页。

[30]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等，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31] 托马斯·曼：《布登布洛克一家》，第458页及下几页。

[32] 见MWG I/5，第8页及下页。

[33] 见GASS，第272页。

[34] 见GASS，第279页。

[35] 见GASS，第285页。

[36] 见JB，第326页及下页。

[37] 博尔夏特：《马克斯·韦伯关于交易所的论文》，第148页。

[38] 瓦格纳：《政治经济学基础》。

[39] 威廉·罗舍尔（Wilhelm Roscher，1817～1894），德国经济学教授。

[40] 罗舍尔：《论国民经济学和法律学的相互关系》，第90页。

[41] 罗舍尔：《论国民经济学和法律学的相互关系》，第94页。

[42] 罗舍尔：《国民经济面面观》，第35页。

[43] 戈森：《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第5版。

[44] 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1818～1858），德国经济学家、“边际效应理论”的先驱，著有《人类交换规律和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一书。

[45]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英国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边际效用理论创始人之一。

[46] 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奥地利经济学派创始人。

[47] 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法国经济学家、边际效用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开创者之一。

[48]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

[49] 弗朗西斯·Y.埃奇沃思（Francis Y. Edgeworth，1845～1926），爱尔兰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曾对统计学方法做出过重大贡献。

[50] 埃奇沃思：《数学心理学》，第9页。

[51] 此处及下文见戈尔德施密特《普通商法史》，第4页及下几页。

[52] 见GASS，第321页；参见MWG I/5，第6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