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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51 德意志民族运动的激进化：瓦尔特堡的庆祝集会与桑德的刺杀行动
瓦尔特堡的庆祝集会：从口头的到政治的暴力
在梅特涅的判断中，不仅仅是希腊的和波兰的欲望可能威胁欧洲的秩序，危险也来自于德意志正在发生的民族运动，特别是当它被质疑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德意志邦联的平衡时。那么，一直以来梅特涅反复强调的事情就显得颇为重要：1815年，全体德意志人中占压倒性的大多数，首先还将自我理解为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威斯特伐利亚人、梅克伦堡人、西里西亚人、符腾堡人、巴登人或者黑森人。此时，普鲁士和巴伐利亚还将其国民的大多数称为一个“民族”。旧帝国时很多在弯曲的权杖（主教的权杖）下——人们就是这样称呼当时的精神统治者的——生活过的人，在1803年的世俗化和1806年变为附属邦国之后，在1815年于民族认同上还感到自己是无可归属之人。在解放战争中，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解释的意义上，国家更多的还是一个“空想中的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是对整个国家未来的一个方案。在1815年，即使是领导者，对于设想这个德意志民族的国家该如何构建，也拿不出具体的方案，因而还不如德意志的雅各宾党人，但是他们并非多数。
这个“想象共同体”中最活跃的、积极活动的年轻人，是德意志的大学生，他们起初是唯一的全国联网性的社会团体，因为他们可以在各大学和各邦之间任意转学。战后时期，他们将民族精神传到各邦，然后以1815年6月12日在耶拿初创的大学生协会[56]为起点，日益发展起来。纪念莱比锡民族大会战给了这个组织成立以令人欢迎的理由。
1817年10月18日，双重的纪念庆典，又使大学生运动引起了公众舆论的特别注意：三百年前的10月31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通过公布自己的论纲开启了宗教改革，而10月18日，恰逢莱比锡民族 大会战四周年纪念。出于纪念路德的原因，大学生选择了瓦尔特堡作为这场引起轰动的庆祝活动的地点。虽然这一事件在中学生的教科书中，经常被作为德国民族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而受到赞誉，但是这里表达的却是一种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即使在同时代的具有批评思想的人看来，也认为当时是分裂性的，如果不说是危险性的话。如果将路德作为德意志自由的化身来庆祝，就很明显地忘记了德意志还有天主教徒。这位宗教改革家以他的《圣经》翻译创造了一份德语的共同遗产，然而他对罗马教廷的否定，却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宗教信仰上分裂的民族。在瓦尔特堡庆典上所作的演讲，特别是在庆典上高唱的歌曲，被记录下来，并以最快的速度在公众中传播。[57]晚上，在篝火旁由哲学学生路德维希·沃迪格（Ludwig Rödiger）所作的主旨演讲，是之前所描写过的平衡民族主义的典型的混合物：[58]构成演讲基础的是低下无能、挫败感和弱势，与此形成对照的则是高昂的情绪，不停地充满激情的呼吁，时时刻刻不断更新的牺牲精神，随时准备为了上帝、为了祖国去牺牲生命，以及为了它们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世上似乎只存在好的事与好的人——祖国的英雄、预言大师、光明、他们的真理、正义——以及坏的事与坏的人——（中世纪的）愚昧、被奴役、羞辱、统治上瘾的外国人呼出的毒气、相互无耻争夺的诸侯、骗子、耻辱。
对于当前的状况，则用了加密的暗示性语言，被描述成为一片世间苦海，并且鼓动人们要采取行动：“力量的时代必须重新回来！因为灵魂的贫困也正在奴役着躯体，并把它打翻在地。精力充沛的祖先们的全体后裔，正逐渐昏昏欲睡，并且沉默着容忍一切暴力与奸诈，直到有一把外来的剑将他们吞噬。”[59]接着是发出战斗的威胁：“我们聚会在一起，不是为了用安逸的丰收花环来粉饰我们自己，而是要戴着橡树叶形勋章奔赴死亡，我们将为我们的躯体和精神被圣油涂满而感到高兴——因为一场炽热的战斗即将到来，以其所有的狡诈和虚荣。”[60]
这里需要想象一下，在听众中，后来的刺客卡尔·桑德（Carl Sand）也坐在篝火旁聆听，并且当他听到下面这些话，在内心中肯定感到自己正在受到召唤：“受感召于这个时代的最高使命，这个玉宇重新澄清的时代，这个各国人民鞠躬于亘古不变的上天正义之手召唤的时代，这个所有人都准备为其神圣事业成为烈士的时代，我们大家在你的精神围绕下，在此缔结成一个纯洁的、坚强的联盟。”[61]瓦尔特堡的民族主义统 一了不太清晰的思想，“末世主义的期待视野”，以及好战和为民族的“建国战争”作出牺牲的准备［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语］。这种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宗教，使自己合法化，并且提供了属于神话的一切东西：宗教仪俗、象征信条，以及日耳曼人的发源传说。
但是，引起轰动和愤慨的，是结束时的焚书活动，对此海因里希·海涅在其创作的悲剧《阿尔曼索》（Almansor）中对此事作了暗喻。剧情中当焚烧《古兰经》时，他让主角说道：“这只是一段前戏。在哪里焚书，最终也会在哪里焚人。”[62]当然，对这句话，不能以20世纪种族大屠杀的经验，和非历史的方式进行过分的解读。然而，这个（行刺的）行动存在着恐怖主义的内核，因为它是作为个人良心的一幕被发出的，而这种良心出于其宗教上的，或者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看起来无论怎么做都是正义。然而，在一个人身上，海涅的预言却应验了。庆祝活动现场的卡尔·桑德第一次结识了科策布。他将此人的《德意志史》扔进了熊熊燃烧的烈焰之中。后来，他又将科氏送了命，当然用的不是火，而是匕首。
对这次活动认识得最敏锐的，是信奉犹太教的德意志人撒乌尔·阿舍尔（Saul Ascher），他的关于“日耳曼狂热”的书当然也被付之一炬。在书中，他主要反驳大学生协会，称基督教不仅仅是德意志的宗教，他将瓦尔特堡的庆祝活动评价为一场新教的活动，“反犹主义”充斥其间。他问道，当他们在焚烧那些有异见的书，而不是反对这样做时，这些科学的学子们是怎么了？[63]“这种胡作非为……没有更早地受到制止，并容忍高校的教员，在讲台上鼓励那些只用狭隘的知识装备起来的年轻学子，为了一些怪僻的观点和思想去自我授权，让他们的热情迸发，以至付诸行动去反对他们的反对者。”这使阿舍尔感到十分诧异。[64]他于此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抢先表达了梅特涅后来的思想，即宫廷要向大学派驻学监。阿舍尔建议不用“条顿主义（Teutonismus）”这个说法——这是他对此的称呼——而要用“容忍、世界公民和全科教育”。[65]
在梅特涅监护下出版的《奥地利观察家报》，鞭笞这些“新的、粗暴的汪达尔人不宽容的态度”；说 瓦尔特堡音乐节现场的“奥肯（Lovenz Oken）教授[66]及与其持相同政见的人，明白无误地证明，他们是如何理解那种一直在鼓起腮帮子宣布（要求）出版的自由，并且表明，他们对这种出版自由的要求，只是为了自然哲学主义的以及煽动蛊惑式的胡闹，而不是为了理性和秩序”。他们不是通过书报检查，而是通过焚书来实施“恐怖主义的《紧急状况法》”。[67]
尽管如此，《奥地利观察家报》对大学生们的评价还算温和。因为它也同样抱歉地指出了年轻人热烈的情感冲动，年轻人的力量感觉、狂热、夸张，热火青年的表达方式与受到现场奔放情绪的感染，以及充满完全不成熟思想的演讲、领悟不了的方案、过高的要求和被误解的愿望与追求。它说，爱国热情和思想得到了承认，只是必须将这种情感引到正确的方向上。然而，文章却没有原谅教师。在场的教师们应该干预，大学的教授们本来必须更好地教导学生。[68]这将成为梅特涅后来在拟定《卡尔斯巴德决议》时的行军路线图。
1818年亚琛会议的外围：呼吁民族战争
1818年9月末，君主和大臣们会聚在一起召开他们第一次大会的本意，是对战争时代最终作个了结，在法国交齐了被要求缴纳的特别军税后，同盟国想结束对法国的占领，四国同盟于是又变成了五国共治。当然，这样做并没有结束继续实施欧洲的防御性安全政策。由于内部与外部的国情不能再截然分开，因为从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爆发的革命，都会使欧洲体系遭殃，因此，人们的注意力也更多地转移到了内部。伦敦和巴黎的刺杀活动显示了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形势，这种不稳定的形势也可能从德意志获取营养，这至少是沙皇俄国国务顾问亚历山大·斯图尔札（Alexandre Stourdea）所担忧的。他提交了一份关于德意志大学生骚乱的备忘录，备忘录从德意志的远古历史追溯起，将德意志的情况描绘得非常令人忧虑。沙皇俄国由于不仅签署了《维也纳最后议定书》，而且也签署了《德意志邦联法案》，因此，如果内部形势受到干扰，沙皇俄国就有权要求在内部事务上行使发言权。他建议，监控大学，并限制出版自由。这两个措施应该由邦联大会通过决议来实施。
1818年的纪念莱比锡民族大会战宣传单
德意志青年致德意志民众（1818年10月18日）
无论三十还是三十三，
民众们，广大民众们，
无奈地呼唤精神的春天，
一筹莫展。
将陈旧的坚冰打碎吧，
奋起实干！
在大海的惊涛骇浪中，
冲向奴隶主的训斥、暴君的野蛮。
我们的口号是：
做主人，建立自由的家园！
为自由而战时，
如你心冷淡，
那么你的剑在剑鞘中就将完蛋。
男人意志，剑中之剑，
虽然可为诸侯争战去挥舞，
但不久就会碎裂、折断。
只有在人民的斗争中，
才能熠熠生辉、完好无残。
你们可能踩在市民和农民的脊梁上，
将暴君的城堡构建，
高耸云天。
诸侯的泥瓦工，
三十三！
诸侯的城堡如巴别通天塔，
腐朽且瘫软。
自由、平等与神灵，
将从人类母亲的痛苦中，
用电闪雷鸣将其摧残。
这个倡议帮了梅特涅一个大忙。在他和普鲁士警务大臣维特根施泰因面前摆放着有关大学的令人担忧的情报，特别是有关大学生协会的情报。上图传单中的内容[69]尤其引起了恐惧，因为看起来，它始终在继续着瓦尔特堡庆祝活动的煽动行为，并且显示大学生协会的特别影响力还继续存在。这份宣传单落到了普鲁士警务大臣维特根施泰因手里。这位御前大臣、普鲁士国王的亲信——维特根施泰因侯爵威廉·路德维希——就像一个实权派大佬，在幕后对政治发挥着作用，他绕过各部，在严格保密之下与梅特涅互通信息，而梅特涅也通过这种方式始终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一线相连，当然，他在柏林任公使期间，以及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就与威廉三世非常熟识。维特根施泰因自1812年起就领导着普鲁士的警察系统，1814年任警务大臣，1819年卸任，作为王室大臣，他只是表面上退居到了幕后。维特根施泰因向梅特涅提供了所有从大学生协会圈子里弄到的文件，送来的有他们的会议记录、纲领宣言、呼吁书和章程文件。通过这些材料，梅特涅才对这个从德意志的联合会分出来的组织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印象。在两位大臣看来，大学生协会的主要罪行在于，要建立一个“国中之国”。[70]这就是说，传单的撰写人——就像过去被打败的普鲁士的“道义联盟（Tugendbund）”一样——认为自己有能力在本组织的基础上，对政治作出独断，并对其施加影响。
对两位政治家来说，从传单上获得的这首诗，是正在扩散的粗暴的民族主义的一种警示，由此可以窥斑见豹。这种民族主义没有具体的政治目的，却能把年轻人吸引到非理性的行动强迫症的旋涡之中。传单建立起一种纯朴的非敌即我模式，并且鼓动年轻人去实施狂热偏激的行动。传单上说，事关人民为了一个自由国家——可以想象为一个没有诸侯的共和国——进行的自由战斗，而敌对的一方就是专制暴君、诸侯和巴比伦[71]的主人们。上帝的使命赋予了这场斗争以神圣的庄严气氛。面对作为邪恶化身的诸侯，只有一种办法有效：亮剑。这份传单一共散发了6000份之多，专家们将它称为“维也纳会议之后的第一个号召武力推翻现有制度的传单行动，目标囊括了整个德意志”。[72]
尽管这首政治抒情诗的来源不怎么样，它却包含了制造刺杀者的材料，可以将其看作来源于耶拿人卡尔·佛伦（Karl Follen）。卡尔·桑德也分发了大量的传单，在他实施刺杀行动后，法庭调查证明了这一点。维特根施泰因用他那风格独特的批评，同时刻画了这种民族主义的外部特征，这种民族主义让大学生变得激进化：“在我看来，这份传单作者的思维过程和风格笔调糟糕透顶。半形而上学、半卑鄙粗俗（陈词滥调），自始至终充满着混乱不清的思想与翻 来复去的重复说过的废话，无力的努力却要由努力来显示，还被狂妄不自量所驱使，最后用一种可笑的装腔作势来掩饰所有这一切，在另一个时代以及在另一代人那里，它将会完全失去影响力。”[73]
梅特涅在给皇帝的奏折封面左侧，贴上了这份传单，这是极其不同寻常的举动，皇帝马上就认识到了这份传单的革命倾向，这个示意立即收到了效果，弗朗茨皇帝的反应是下了一道紧急和特别详细的敕令：“所质疑之社团危害甚大，不堪容忍。故宜迅即了结，不得有误。拖延愈久，遗祸愈甚。”他要求梅特涅应一如既往，尽可能又快又详细地将有关情报上报，特别是关于哈布斯堡皇朝那些在德意志的大学就读的大学生，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影响。皇帝还立即责成警务大臣赛德尼茨基参与调查。梅特涅本来的意图是，与维特根施泰因一起阻止大学生协会在1818年10月18日的聚会，但是后来意识到时间紧急，因此，建议对活动进行严密监视。如果要总结概括的话，可以说，在1818年10月，不仅有进行刺杀的土壤，而且对大学进行控制的土壤也已存在。1819年，在公众舆论对桑德行刺的反应基础上，还增加了对于出版自由加以限制的冲动。
桑德的刺杀行动：从耶拿到曼海姆的行动之路
1819年3月9日，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性格内向的23岁的神学院学生，离开求学的耶拿，踏上了前往曼海姆的旅程；[74]他出发去搞的一个行动，让他两个星期之后名声大噪，使他的名字——卡尔·桑德——在德意志受过教育的人的圈子里，这个圈子里的人大都看报纸，以及在欧洲的各个宫廷中，成了一个概念。具体地说，“桑德”成了到那时为止德意志还从未发生过的这种事情的化身：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去进行政治刺杀的原型。
所有在这次为时两个星期的旅行中遇到他的人，都将他描绘成一个有礼貌的、深思熟虑的、有些心不在焉的年轻人。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一年多来内心在琢磨着什么，并且只将他所想的写在日记中。对他在无意间表达出来的许多暗示，人们后来在进行回忆时，才恍然大悟，发现其另有寓意。他是徒步旅行的，这与他所在的社会等级相符，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参观当地的景点，不慌不忙，以至于人们得到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旅行者，身在旅途。
经过埃尔福特和埃森纳赫（Eisenach）之后，他于3月12日又像1817年一样回到了瓦尔特堡，他让人给他展示了城堡中的名胜古迹，并在那里用了午餐。在这里，他在大学生宾客留言簿上写下了一些充满寓意的话，如果将后来的行动联系起来考虑，这些留言的含义立即显现：“他们这些萎靡不振的老人还能干什么呢？你们要自己在自己的心中树立一位上帝，在自己的祖国建立一座祭坛。”然后，他写下了他最喜爱的诗人西奥多·克尔纳（Theodor Körner）的诗作《一八一三年的呼吁》（Aufruf 1813）中的诗句：“给自由开出一条血路/将你的长矛刺进虔诚的心胸！”[75]在那一刻，桑德有何感想，只有将这首诗歌的这段诗词补完之后，才能正确理解，这个大学生还将它存于自己的脑海中。这段诗词接着唱道：“用你的鲜血，洗刷你的德意志祖国，将这片大地洗净！/这不是王室熟知的战争/这是一场圣战，是十字军远征！……祈祷吧，让古老的力量复苏/让我们，胜利的古老民族站在高峰！神圣德意志事业的烈士英灵。”他就是这样在宾客留言簿上，留下了自白的核心内涵：他是在政治不作为的地方采取行动，他是在履行上天的使命——是在个人良心的驱使下行动。德意志具有神圣的特性。按他自己的理解，他在采取行动时，已身处战争之中。[76]
3月23日，当他在曼海姆诗人科策布的家中遇到科策布时，他用一把长长的匕首刺进了诗人的身体，并喊道：“看刀！你这个祖国的叛徒！”然后，他将一把较短的匕首指向了自己，人们将这一举动解释为他试图自杀。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因紧张引起的思维短路的反映，由诗人4岁的儿子所引起，因为他当时看到了一切，便大喊大叫起来。桑德在审讯时供述：“他的叫喊促使我——在一种混杂的情绪中——同样用较短的匕首给了他一下，代替刺杀我自己。”[77]他 还试图逃跑，并且想用同一把匕首将写有一段辩解的纸钉在门上，这段话的标题是：刺死奥古斯特·冯·科策布。但是由于预料之外的受伤，他只能将辩解交给了科策布的仆人。[78]
桑德其人：成为政治圣像
如果仅仅将卡尔·桑德简单地认作一个自我陶醉的烈士和梦想者，那他的刺杀行动就只能被看成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79]这样的判断没有正确认识到新的欧洲恐怖主义的特点，它们虽然是分别行动的，奉行的却是同样的思维模式。按照桑德的说法，他不仅仅是为了德意志而牺牲，也是为了希腊人的斗争而牺牲。对他行刺的危害程度估计过低，是没有看到桑德的行动是经过冷静考虑之后，按照成熟的计划进行的，并且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将他个人和他的角色，变得具有可以成为媒体事件的性质，并且是新型的恐怖分子的代表。
经过对其学界的朋友与熟人的详细问讯，以及调查委员会主席与他的多次谈话，他表现了一种令人糊涂的性格形象，与一个残暴的行刺暗杀犯格格不入。他被描绘成一个安静的、老实的、考虑周全的人，是一个赢得人们好感的人。他不是一个耽于梦想的人，而是一个用谨慎镇定语气讲话的人。从他身上散发出强大的内心安宁的气质。[80]然而，当他将自己也曾参加的1813～1814年解放战争说成“圣战”之时，就理所当然地非常具有启发性了。[81]
铜版画《卡尔·路德维希·桑德》，根据1819年8月1日在监狱中绘制的油画所作
这幅铜版画表现的是他坐牢四个月后的情况，参考的是一幅于1819年8月1日在监狱中为他绘制的油画，据说画得十分逼真。调查委员会主席可以证实，因为他们几乎每天都会见面，并且，大部分情况下他都比较友好，并非特别富于智慧，但是目光坦诚、举止和气。长长的鬈发，年轻的气息，身着旧式的德意志外袍，略显忧郁的、严肃的、更应该说是踌躇的面部表情，只有紧握藏在胸前的短剑的手才显示出坚毅——所有这一切，可以让他成为一座圣像，成为那些渴望民族热情和民族认可的年轻公民所寻觅的圣像。
对这幅传播很广的画作，新闻界有很多报道，将他描写成一个有着深刻思想认识的、可以理解的人。他并非一个幻想者，更不是一个精神错乱、丧失理智的狂人，行刺事件看起来已经过了深思熟虑。他给人的印象是，为了普遍的正义事业而献身。一般的德意志刑事法官，只审理过强盗杀人案件，作案动机通常非常低劣。在审讯中，桑德强调自己是出于对祖国的爱而独立行事，他并不企图进行暴力的政治革命。
1795年10月5日，桑德生于巴伐利亚的温西德尔（Wunsiedel），是一位退休的司法小官吏的儿子。他痛恨拿破仑。1812年，他看到了法国人从穿过皇宫的陆军大道撤退，并作为志愿者参加了解放战争，接着，于1815年冬在埃尔兰根（Erlangen）开始了大学的神学学业，一年之后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大学生协会。参加瓦尔特堡的庆祝活动，为他的生活指明了新的方向。接着，他转学到耶拿大学，在那里同样参加了大学生协会。1818年秋，他去北德旅行，还特别前往柏林，在那里散发了上文中提到的、1818年10月由佛伦着手准备的传单。然后，他从柏林又回到了耶拿。在私人讲师卡尔·佛伦那里，他了 解了佛伦的关于无条件良心行动的理论，这个理论让他解除了所有外人的关于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的顾虑。他将科策布称为误导青年的诱骗者、民族历史的亵渎者，以及一个俄国间谍。他的清教主义，让他鄙视在诗人的作品中对女人进行色情的暗喻。
在1819年3月23日行刺之前，卡尔·桑德于月初在耶拿的一篇题为《致我所有的人》（An alle die Meinigen）的自白声明中，提及了搞这次刺杀行动的因由。[82]他说，停止梦想的时刻到了，因为“我们祖国的危机迫使我们必须去行动”。成千上万的人在1813年为了“上帝的事业”牺牲了生命，以德意志人生活的革新为转折，“特别是在1813年神圣的时间里，上帝给予的、信心十足的勇气开始迸发”。文中，他将德意志称为“祖国”，是“上帝的真正的庙宇”，而科策布是祖国的叛徒。他，桑德，原本并不是为了刺杀而生，但是，他对由其他人来代替他执行这一行动的所有等待和祈祷，最终都无济于事。他知道，他的行动不会引发革命，相反，他所期望的，可以从此前的恐怖主义教科书中找到。他想要制造惊恐，并赋予这种惊恐以双重功效。“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可以利用这种惊恐，以便在他的帮助下，将“人民的复仇”对准政府，因为“愚蠢的行为和暴力的威胁正来自政府”。同时，这种惊恐要直接触动政府，为的是推动它去执行祖国的政策。桑德解释说，他的动机是，“为了将共同的祖国——德意志——和一直处于撕裂及失去尊严状态的邦联，从面临的巨大危险中拯救出来，我要扩散对付邪恶和懦弱的惊恐，扩散对好人们的勇气。呼喊与演说已然不起作用，只有行动才能——我想至少要向现在软弱无力的松弛状态——投进一把火，以及帮助在人类中为了上帝的事业去努力的人民情感之火，和自1813年以来在我们之中激烈燃烧的烈火，保持下去、扩散开来”。
到目前为止，人们仅仅硬是将他说成献身给了自己的——德意志的——人民。然而，他的眼界却远远不限于此。他将自己看作为了欧洲被压迫民族而战斗的代表，而在他看来，希腊人正站在最前线。“为了从土耳其人的行刑鞭子下解放出来，许多希腊人现在都已阵亡献身，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看不到成果、看不到前景的情况下死去。他们之中千百万人，也包括我们之中的人，通过教育，奉献自己，尽管如此，也不 丧失勇气，继续准备着为了他们国家的神圣事业牺牲生命，难道我自己就不能去死吗？！”他不情愿地确认了梅特涅的分析，是希腊人用民族问题首先挑战了维也纳体系。
作为是否坚信上天旨意行动的政治刺杀
引人注目的，还有桑德为使其行动的理由广为人知，所花费的大量心思。当然，他很系统地避免去说有关第三者的供词。他的政治行动的核心在于供词中所说的：“我必须按照自由意志去生活，而我的信仰方向一旦自行确定之后，我就必须实现它，即使我会立即遭到失败，并因此遭受到完全的嘲弄，也在所不惜。”对此，调查委员会的法官评论说：“在触犯世界法律的案件中，任何人也不可以因为祖国做了某事而不受到制止。”[83]目的使手段变得神圣，因此毫无疑问的是，他将个人的信仰放在了积极立法的位置上，他认为，在德意志当前的宪政体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民生活的繁荣，因此，现存的法律已经不适用。他将现在的联邦制看作一种“德意志人民之间的分裂状态”。向那些对抗个人信仰的人使用暴力是合法的。他认为，人的行为与上帝的行为必须统一起来：“如果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确定的生命之物，对上帝虔诚，那就将像文中所说，所有的一切都在上帝那里统一了——任何政府、任何领袖……都不能像善良和心中的上帝一样，起到帮助的作用。”[84]
在他行刺当天的辩白文章《致命一击》（Todesstoß）中，他走得更远。就像一个预言家，他将向人们号召：“我的德意志人民，去赢得自信、去赢得勇气吧！去获得你们每一个英雄所具有的勇气！这才是生命中真正值得纪念的精神，才是基督教圣经和史前时代的教诲，才是你的诗人唱颂的——去行动吧，干起来！……‘你也可以成为救世主！’”
为祖国而战的战士，可以像烈士一样去实现自由，并且因此可以获得像耶稣基督和上帝一样的形象。最后一句引用了卡尔·佛伦的革命歌 曲《伟大之歌》（Gotteskrieger）。[85]这篇自白使桑德成了“圣战”的先锋，为了这场圣战，将圣经的解释不可分割地同政治行为融合在一起。他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原教旨主义者，因为他相信，自己是从一个唯一的起源中认识了真理，并且要将这种真理强加给其他人。他同样将自己理解成革命的先驱，因为他的《致命一击》是以这样的预言结尾的：“起来！向着那自由的伟大一天！起来！我的人民！你要沉思、你要振作、你要解放！”
为了辩白，桑德再一次指出了人们普遍的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对于这一点，他在瓦尔特堡的宾客留言簿上就已经抱怨过，并且明确无误地宣称，他要让人们醒悟，他要放出一个信号：“我痛恨这些天来人们思想的懦弱和懒惰。我要给你们一个信号，我必须声明要对抗这种软弱无力。我不知道还有比去刺杀最顽固的奴仆和这个可用金钱收买的时代的保护形象——我的人民的叛徒和坑害者奥古斯特·冯·科策布——更高尚的事了。”[86]自宗教战争以来，在德意志还没有人讲过这样的话，而那时的战争，从一般意义上讲，仅仅是为了上帝，而现在则还要为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国家。这绝对是新鲜事物，因此它才在由性格、政治和宗教形成的矛盾的混合中，引起了最大的公众关注。所以，从近处观察，就像梅特涅通过官方的证据很快得出调查结果一样，卡尔·桑德将凶手和行凶，从所谓的微不足道的案件中突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