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阿伦特和麦卡锡

1960年，阿伦特给自己曾经的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写信说，尽管她如今忙得分身乏术，总是到各处讲学，根本没有时间探望朋友，但她还是打算空出一大块时间，前往以色列旁听一场审判。阿伦特在信中写道：“我要去亲眼看看这个行走的灾难，这个古怪的行尸走肉，我不想通过印在报纸上的文字了解这一切，否则我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不要忘记我多早就离开德国了，我直接经历的已经非常少了。”[1]

这个“行走的灾难”指的就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当年5月，艾希曼在阿根廷被摩萨德（Mossad，即以色列情报及特别行动局）特工绑架并带回以色列接受问询和审判。艾希曼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纳粹战犯，以至于时任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决定不依靠正规的引渡程序将其带回。艾希曼曾是一位高级别的党卫军军官，领导着执行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的部门。不过，艾希曼在战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使用伪造的文件逃到了奥地利，然后又用这些文件从红十字会获得了护照。从1950年起，他一直使用假名生活在阿根廷。

艾希曼的被捕从一开始就是全世界媒体关注的轰动事件，绑架的戏剧性方式意味着充满戏剧性的新闻报道。不过当时也正是西方终于开始重视最终解决方案的时期。在纽伦堡审判中，最终解决方案曾经被反复提及，艾希曼的名字也经常出现。但是有些人觉得纽伦堡审判对于纳粹分子针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的处理并不够彻底，以色列人对此的体会尤其深刻。所以当艾希曼根据以色列1950年颁布的《纳粹与勾结纳粹（惩罚）法》［Nazis and Nazi Collaborators（Punishment）Law］被指控十五项罪名时，很多人将此视为一个纠正过去错误的机会。控方律师做足了文字工作，他在开庭陈述中宣称自己是在代表逝去之人提出控诉。他还承诺说：“我将作为他们的代言人，以他们的名义，宣读这份令人敬畏的起诉状。”

毫无疑问，至少就以色列人指控他的那些罪名来说，艾希曼是难以推脱的。在审判之前，艾希曼已经接受了长达数月的审讯。以色列人有成百上千页的文件。但艾希曼仍然表示“对起诉书中的罪名不服罪”。他的辩护理由是自己协调谋杀数百万人的后勤工作只是在服从上级命令。实际上，当被传唤出庭作证时，艾希曼宣称“我从未杀过一个犹太人，也没杀过非犹太人——就这一点来说，我从未杀死过任何人”。[2]简言之，他宣称因为自己的职衔很高，没有接触过切实的杀戮行为，所以也没有理由感到愧疚。

对艾希曼的审判会持续五个月。阿伦特从1961年4月开庭第一天就到场了。当时，帕克的老朋友哈罗德·罗斯已经去世，接替他成为《纽约客》总编的人是个子不高、矜持寡言的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阿伦特问肖恩自己是不是可以写一些关于审判的东西。阿伦特对肖恩说的肯定不会像她对雅斯贝尔斯说的那么多，她只是说自己“非常想要”[3]前往，以及她想知道肖恩是否有意愿接收一两篇文章之类的。阿伦特旁听审判时显然一直认为被告就是一个“古怪的行尸走肉”。她旁听了一部分审判，没能旁听的部分则依靠阅读庭审记录补全。结果是阿伦特越来越确信自己的观点。艾希曼的空洞让她着迷，就是这种空洞引发她提出了如今看来可能是她最著名的，但也最充满争议的论点：即“平庸的恶”的概念。

理解这个词的最好办法可能是要先接受阿伦特对于艾希曼的看法，她对这个人的姿态和行为的解释在后来一直饱受争议。不过对她来说，艾希曼是一个谜，是傲慢和无知的致命组合。阿伦特对一份德国报纸上刊登的艾希曼回忆录节选非常着迷，艾希曼在其中叙述自己的出身和地位时使用了一种只能被称作最没有自知之明的方式。在一个典型的段落中，他拘谨地宣称“我本身不仇恨犹太人，因为我从父母那里接受的教育一直是严格的基督教信条；我母亲的亲属中也有犹太人，所以她持有的观点与党卫军圈子中被普遍接受的那些是有区别的”。[4]这些段落的腔调让阿伦特觉得既困惑又可笑。她抱怨说这些段落中的喜剧性已经远远超越了荒诞的界线，直接升级为令人惊骇了。阿伦特质问：“这是选错信仰的教科书式案例吗？是典型的自欺欺人和愚蠢透顶的结合吗？还是说，这就是一个永远不知悔改的罪犯的样子？……一个因为自己的罪行已经成了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无法面对现实的人。”[5]

尽管抱有困惑，但阿伦特还是明确表示她相信艾希曼是罪大恶极的。她把自己的观点写进了1962年发表于《纽约客》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系列文章中，后来又将这些文章集合在一起出版了同名著作。但是阿伦特也相信在艾希曼心中形成的自我欺骗在纳粹德国是一种普遍的情况，群体妄想正是让极权主义如此强大的因素之一。巨大的邪恶与渺小的个人形成的对照让阿伦特深受触动：

鉴于此，人们必须认真地对待他，这是至关重要的，但也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有人选择最简单的办法来解释行为具有的无法形容的恐怖和实施这些行为的人表现出的无可否认的荒谬愚蠢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特性之间的难题，即宣称他是一个聪明透顶，善于算计的骗子——但他显然不是。

就艾希曼的性格形成一个连贯清晰的理论是有困难的，阿伦特当然也提出了她认为的一些原因。《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后的半个世纪里，艾希曼的性格和人生经历引发了极大的争论，就阿伦特宣称的观点进行争论的著作足够摆满图书馆的一整个书架。很多人把通过引证史料来证明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评价有误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成果丰富的研究领域，因为至今人们也没有得出明确的答案。愚蠢与否是观察者自己的判定。不过这些批判背后的动机往往是基于同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与阿伦特竭力论证的那些观点一样让人无法忽视：从某种程度上说，阿伦特是不是在通过暗示艾希曼不够聪明，不善于算计来为他减轻大屠杀的罪责？

对此，主流评论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人们认为阿伦特确实减轻了艾希曼的罪责。《纽约时报》的编辑邀请艾希曼审判的见证者之一——法官迈克尔·马斯曼诺（Michael Musmanno）来评论这本书。马斯曼诺指责阿伦特“同情艾希曼”，[6]称她是在为艾希曼的无辜做辩护：“她说惩罚艾希曼完全是一个可怕的错误！”然而阿伦特没有同情艾希曼，也没说过惩罚他是个错误，绝大部分读过此书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她的朋友们立即给读者来信版面写文章支持阿伦特，诗人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就是其中之一。他写到他肯定有人能写出更好的“逐字逐句的反驳”，但是他“只想说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几乎与［马斯曼诺的］正相反”。[7]

知识分子对这本书发起攻击的理由各不相同。阿伦特在书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她认为“完整的真相其实是这样的，如果当时的犹太人真的没有组织、没有领导，局面可能会陷入混乱，也可能会发生很多不幸；但受害者的数目几乎肯定不会达到450万至600万”。[8]阿伦特在这里指的是犹太居民委员会（Judenräte），即纳粹在强迫犹太人聚居的区域里建立的委员会。不同地方的犹太居民委员会具有不尽相同的结构和职责，但它们的众多职责之一是为纳粹提供犹太人名单。有时候，它们甚至会指导警察如何将犹太人集中起来，统一运送到集中营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学者们才刚刚开始撰写关于大屠杀的恰当的历史。劳尔·希尔贝格（Raul Hilberg）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European Jews）直到1961年才得以出版，这本书至今仍被广泛当作教科书使用。希尔贝格将重点放在了协助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行政机构上；鉴于此，他的书中包含了对犹太居民委员会的详细叙述，还有一段关于艾希曼作为一个普通官僚的描写。阿伦特在报道审判期间读了希尔贝格的书，书中记录的史实显然对她产生了很大影响。[9]她在写那句受害者的数目“几乎肯定不会”那么多的论断时，脑子里肯定就在想着希尔贝格的书。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读过希尔贝格的书，而且阿伦特的论断让很多读者感到震惊，尤其是犹太人读者。他们认为阿伦特太随意、太冷酷无情，用今天的话说，她可能会被认为是在“责怪受害者”。阿伦特的观点当然比这一行文字能够表达的含义复杂得多。即便是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她也是在反复论述这个问题。她确实提到“犹太人领袖在自己人民遭受毁灭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无疑”是“整个黑暗故事中最黑暗的一章”。[10]但是她也写到就最终解决方案分摊责任的问题是“冷酷无情且愚蠢的”。[11]她想要寻找的是一个能够让这两种观点协调的立场，但是她并没有明确地将二者关联起来。

这导致了一些问题。阿伦特谈论这些归责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出现在了艾希曼的审判中，但是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变成了比法庭上说过的任何内容都更具爆炸性、更引发争议的东西。她的批评者们指责她在彻底重新校准天平，指责她对艾希曼过于友善，对犹太人则过于严格。已经成为《评论》杂志主编的诺曼·波德霍雷茨就写了一篇激烈批判的评论：

就这样，在谈论罪大恶极的纳粹的时候，她告诉我们那是“平庸的”纳粹；在谈论作为道德高尚的殉难者的犹太人时，她告诉我们那是邪恶的同谋者；在谈论罪孽深重与纯洁无辜的正面对决时，她告诉我们那是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勾结。[12]

波德霍雷茨是在夸大其词。不过他认为阿伦特因为受犹太居民委员会问题影响而在道德层面上出现了偏差的观点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同。另一位坚持不懈地批评阿伦特的人是莱昂内尔·埃布尔，他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也紧抓着这个论点不放。根据埃布尔的说法，问题在于阿伦特“从审美角度上”认为艾希曼很有意思，犹太居民委员会却远不及他。（实际上，阿伦特用了大量篇幅论述犹太居民委员会。）埃布尔写道：“如果一个人用枪指着另一个人的头，并要求他去杀死自己的朋友，那么从审美角度上说，这个用枪威胁别人的人并不及那个因为担心自己有生命安全而杀死朋友，最终甚至也没保住自己性命的人丑恶。”[13]埃布尔的论点是，阿伦特对艾希曼感兴趣归根结底不过是因为他能够成为她书中更有意思、更丰满的角色，这一点让她的论述的说服力打了折扣。

并不是只有阿伦特的宿敌们才这样想。埃布尔和波德霍雷茨提出的关于基调的问题，也是阿伦特的老朋友格肖姆·索罗姆直言不讳地指出的问题。索罗姆还在柏林时就认识阿伦特和本雅明了，但是他后来成了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于1923年迁居以色列。他在那里成了一名犹太神秘主义方面的学者，尤其专注于卡巴拉（Kabbalah）[14]的研究。他与阿伦特之间一直维持着友好的通信，但是他在1963年给阿伦特的信中表达了极端的失望。他指出的最主要的问题正是基调问题。他觉得这本关于艾希曼的书表达的情绪太过轻率无礼。索罗姆在给阿伦特的信中写道：“你表达这些观点的口气不恰当得令人难以置信。”[15]本质上，索罗姆要求阿伦特能对犹太人有点感情，有点忠诚。这封原本是私人之间的书信后来还被公开发表了。

在给索罗姆的回信中，阿伦特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她不能接受批评者们认为她缺乏基本的同情心，也就是她在给索罗姆或其他人的信中提到的认为她没有“灵魂”[16]的说法。她也不能接受索罗姆提出的因为她是犹太人，她就对犹太人负有索罗姆恳求她承担的责任的前提。阿伦特辩论说：“我确实‘只’爱我的朋友，我唯一了解的和信仰的爱就是对单个人的爱。我不能爱我自己，或任何我明知是让我成为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东西[17]。”[18]

索罗姆询问过阿伦特自己是否可以将他们之间的通信内容发表出来，阿伦特以为他是指在以色列发表，但令她意外的是，索罗姆把这些信交给了《文汇》月刊（Encounter）。这是一本在英美知识分子群体中广受欢迎的杂志。《文汇》拥有相当雄厚的资金实力，后来被证明它曾经与中央情报局的反共宣传有关。就这样，如阿伦特后来在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的那样，索罗姆的信“让尚未受谎言的流行病波及的那部分人口也被感染了”。[19]

阿伦特并不是一个这么容易就受伤的人。她带着某种困惑，甚至是置身事外的超然看着如雪崩一样铺天盖地的批评。她在给玛丽·麦卡锡的信中提到埃布尔的评论时说：“这篇文章只是政治动员的一部分，这根本不是文学批评，甚至根本不是关于我的书的。”[20]麦卡锡同意她的说法，但她同时也把这件事看成一个体现政治联盟的场合，于是她立即主动提出要写一篇忠于阿伦特的驳斥文章，尽管她其实还没怎么看阿伦特的这本书。

在这整件事中，个人因素是很难被抛开不谈的。阿伦特告诉麦卡锡：“最让我意外和震惊的是，竟然有这么多憎恨和敌意潜伏在那里，只等待一个爆发的机会。”[21]阿伦特的信中确实没有什么内容暗示她此前知道自己圈子里的一些人认为她傲慢专横，她也不知道埃布尔，可能还有其他人在背后称她为汉娜·自大狂的事，她更不知道索尔·贝娄为了表达自己的厌恶之情，坚称阿伦特看起来像“乔治·阿利斯（George Arliss）扮演的迪斯雷利（Disraeli）[22]”。[23]但阿伦特是个精明的人。她的作品及她所有的理论阐述都不是建立在抽象的逻辑上，而是建立在个人观察上。没有什么能够影响到她，尤其是嫉妒、小气和冷酷之类的阴暗人性更不被她放在眼里。其他人会因为这些不安全感而对知识诚信发起猛攻这种事，对于一个写出了《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人来说根本不在意料之外。

*

对于麦卡锡来说，1963年也是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年，但是这种成功很快就变味了。不过与固执的阿伦特不同，麦卡锡更易于在失败的打击下消沉。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她一直在写一本长篇小说。这本书的创作过程总是被打断，但是到了1962年末，出版商威廉·乔万维奇（William Jovanovich）变得无比执着于这本书，所以他向麦卡锡支付了一大笔预付款，要求她完成这部作品。麦卡锡利用了这个机会，到1963年9月，封面上印着几朵雏菊的成书终于上市，并立即成了出版商认定它会成为的那种畅销书。

这本名为《她们》的书讲述了贯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八位女性到纽约打拼，以妻子和职业女性的身份经历对于她们这些受过良好教育，但还没有彻底自我解放的女性来说完全崭新的十年的故事。著名的巴尔比宗酒店（Barbizon Hotel）始建于1927年，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为了给突然涌入纽约，占据了城中的秘书职位的众多满怀雄心壮志的年轻女性提供住处的。对于这些女性而言，获得一份工作就像是进入一间女子精修学校，她们只是在这里等待婚姻的降临。麦卡锡对这八位女性生活的记述世俗但不世故，这本书是讲述同类故事的作品中最早的一本之一。《她们》中的角色都符合某一种特定的类型，比如平凡的多蒂·伦弗鲁（Dottie Renfrew），圆滑的莱基·伊斯特莱克（Lakey Eastlake）和“富有而懒散”的波基·普罗瑟罗（Pokey Prothero）。书中记述了她们的恋爱失败、生儿育女，还有狂喜和失去，直到她们之中的一个人，凯·斯特朗（Kay Strong）在四十年代自杀身亡为止。这个角色身上有一些与麦卡锡的人生相似的经历。其他角色则体现了麦卡锡在瓦萨学院的某些同学的特征。

《她们》作为一本小说并不成功。这本书的腔调是调皮的，但不带有批判；叙述者的清晰智慧和其对书中人物心理的相对简单的分析不怎么搭配。早期的《她选择的伴侣》中那种敏锐的自我审视已经不见了，那种让麦卡锡出名的挖苦的、尖锐的语气也不见了。麦卡锡在知识分子和文学圈子中的朋友几乎都不能忍受这本书的油腔滑调和偶尔出现的夸张情节，以及相对的一本正经。罗伯特·洛厄尔给伊丽莎白·毕晓普写信时就预言道：“看了这本书的人都不喜欢这本书，我很害怕看到《纽约书评》上会出现什么样的评论。”[24]

洛厄尔提到的不是《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而是当时刚刚兴起的一份名叫《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杂志。1963年1月，洛厄尔及妻子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联合洛厄尔的朋友，编辑贾森·爱泼斯坦（Jason Epstein）及其妻子芭芭拉（Barbara）共同创办了这份刊物。他们本来没有多少资金来启动一份文学杂志，但是因为诸如《纽约时报》、《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和《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等许多报社当时都在遭受工人罢工的困扰，其他一些出版机构也已经停工数月，连带着那些刊物上的书评也无处可寻了，《纽约书评》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纽约知识分子圈子中的人本来就不怎么喜欢《纽约时报》上的书评，和几年前的麦卡锡，以及更久之前的丽贝卡·韦斯特一样，伊丽莎白·哈德威克也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书评状况的长篇批评文章。这篇1959年发表于《哈泼斯杂志》上的文章还经常被看作是创办《纽约书评》的公开宣言。哈德威克写道：

平淡无味的赞美和微弱模糊的异议，最有限的风格和最无足轻重的短小篇幅，缺乏参与、激情、性格、特别之处，最重要的是缺乏文学基调这一点已经让《纽约时报》变成一份偏狭的文学报刊，除了更长更厚之外，它和小城镇里的《星期天图书版》（Sunday Book Pages）没有什么区别。[25]

麦卡锡显然同意这个观点，二十多年前，她在《国家》上发表《我们的批评，无论对错》系列文章时就明确地表达过类似的态度。所以，当哈德威克和洛厄尔问她的时候，麦卡锡主动提出为这份1963年初刚起步的杂志的第一期免费供稿，内容是评论威廉·S.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的《裸体午餐》（Naked Lunch）。麦卡锡喜欢这本书，尽管这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她称之为“第一本严肃的科幻小说”。[26]

然而这也是随后几年中她为《纽约书评》贡献的最后一篇文章。因为《她们》出版后，《纽约书评》上刊登了两篇对该书的评论，其一是相对直接的评论，作者是诺曼·梅勒；其二是模仿原著创作的诙谐模仿文，作者的笔名是泽维尔·普林（Xavier Prynne）。

如今的人很难想象当时的诺曼·梅勒在他职业生涯中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仅仅获得过一次巨大的商业成功：他的第一部小说，1948年出版的《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然而他接下来出版的小说都被评论家和公众所厌恶。经过几年的落寞之后，他发表了一部论文集兼自传，题目不带一点讽刺地叫作《为我自己做广告》（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这本书详细阐述了梅勒本人对名声和更广大的读者群的渴望。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在《国家》上发表评论称：“如果梅勒的新书中有任何东西能让我感到惊慌的话，那就是他对取得公认的成功的痴迷。”[27]事实上，1963年的诺曼·梅勒可以算是有些名气了。不过他最为人知的可能是1960年秋天他在一个聚会上刺伤妻子，后来就殴打和侵犯人身罪认罪的事。

1962年秋天，梅勒还和麦卡锡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争吵。理论上说，他曾经是麦卡锡的崇拜者，他在上大学时就读过《她选择的伴侣》，而且麦卡锡在文字上表现出来的样子与他理想中的作家完全吻合。梅勒在晚年时告诉麦卡锡的一位传记作者说：“她（在那本书中）展现自己的方式后来再没有出现在她其他的作品中，她是在允许读者了解她。”[28]不过梅勒还说自己直到1962年8月和麦卡锡一起出席在爱丁堡举行的作家集会之前都与她没有过什么交集。当年的集会气氛特别紧张。麦卡锡给阿伦特写信说：“最显著的事实是，无论是在讲台上还是在人群中都有不少疯子。老实说，我非常享受这次经历。”[29]在这场混乱中，好斗的梅勒向麦卡锡提出挑战，要她和自己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辩论。麦卡锡拒绝了，梅勒为此很生气。

鉴于此，当《纽约书评》的编辑邀请梅勒评论《她们》的时候，他们肯定已经预料到对方会写些什么。

她根本就不是一个能写出一本重要小说的女人，至少现在还不能；她失败了，从里到外彻底地失败了。她败给了虚荣——因为多年来人们对于她的有限的才华的过度赞美以及她为自己取得的可怜的成绩沾沾自喜而积累的虚荣；她败给了根深蒂固的胆怯——像任何从小接受天主教信仰的好女孩儿一样，她不敢释放出心中的恶魔；她还败给了势利——就算她最终在作品里显露了一些对那些角色的同情，她依然不能接受任何无法把小动作也做得很精致的人；她的想象是失败的，毕竟，她脑子不太灵光，她的愿景有些荒唐，她的诉求也显示出自鸣得意，这都是造成她的风格失败的原因。[30]

麦卡锡对于梅勒不喜欢这本书并不意外。远比这更让她担心的其实是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和《纽约书评》的执行编辑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在想什么，因为她知道正是这两个人邀请梅勒来写书评的。实际上，在梅勒的评论被刊登出来的前一周，《纽约书评》上已经刊登了泽维尔·普林效仿《她们》创作的诙谐模仿文，其中提到了与梅勒指出的麦卡锡的罪过相似的问题。关于这篇诙谐模仿文的细节只有那些逐字逐句地研读过《她们》的人才能体会，普林显然就这样做了。值得记住的是麦卡锡最终的发现：原来泽维尔·普林就是伊丽莎白·哈德威克。

哈德威克只比麦卡锡年轻一点儿，她的家乡是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Lexington，Kentucky）。1939年，她作为研究生来到纽约。与麦卡锡一样，哈德威克也因为在极度礼貌的表象下隐藏着毁灭性的恶意而出名。这还不是她和麦卡锡唯一的共同之处。与《党派评论》的那群人结交之后，哈德威克也成了菲利普·拉夫的情人。哈德威克做的很多事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麦卡锡已经先于她做过同样的事了。不过至少在泽维尔·普林事件之前，麦卡锡似乎并没有把哈德威克视为对手。直到这次关系破裂前不久，她们还在给对方写长长的、友好的、令人愉快的书信。

作家们出于平常的友好关系相互评论彼此作品的事很常见。无数被公之于众的书信内容都显示，哪怕是在各方面都很友好的作家之间，也会存在关于某篇小说或某首诗歌的意见分歧。尽管如此，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哈德威克的这个举动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更奇怪的是，她之前还在给麦卡锡的私人信件里赞美过这本书，尽管言辞并不算热烈：

我想说恭喜你。我非常高兴你写完了这本精彩的作品，也很高兴这本书一定能为你赚很多钱，我们“都知道你一定能行！”……这样的成就太了不起了，玛丽。[31]

然而哈德威克在写这封信时肯定已经想好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了，因为她在不到两个月之后就发表了那篇诙谐模仿文。麦卡锡给阿伦特写信说：“那些我以为是朋友的人竟然会邀请公然宣称是我的敌人的人写评论让我觉得奇怪。至于那篇诙谐模仿文，他们到今天也没跟我提及，可能是希望我不会发现。”[32]让麦卡锡感到特别受困扰的原因是在这整个期间，《纽约书评》的编辑们一直在反复向她约稿，如果她提供了稿件，那么她的散文就可能被和这篇批评她作品的文章刊登在一起。哈德威克试图道歉。她在自己的诙谐模仿文被发表几周后给麦卡锡写信：“我为我的文章感到非常抱歉。我当时就想表达这些想法，我们回不到它被发表之前了，但是我本来只想搞一个简单的恶作剧，我没有别的意思。”[33]这样的道歉不足以让麦卡锡满意。在接下来的四年里，麦卡锡没有和哈德威克说过话，也没有为《纽约书评》提供过稿件。

所有这些事不禁让人想到一个明显的问题：是麦卡锡不能承受人们对她发表的作品的看法吗？另一个在她的传记中流传的故事是关于另一位《纽约书评》群体中的成员，如今已经基本被遗忘的批评家弗雷德·杜佩（Fred Dupee）的。麦卡锡曾经和杜佩一起参加某个聚会，当时麦卡锡对他说自己听说他不喜欢这本书。戈尔·维达尔这样讲述这个故事：

弗雷德以非常礼貌、优雅，而且一点不好斗的语气回答：“是的，玛丽，我不喜欢。”接着麦卡锡又犯下了第二个错误，她问：“你为什么不喜欢？”弗雷德回答说：“嗯，那要说的可多了。不过，你这样一个以高得离谱的标准要求别人的批评家自然也应当准备好让别人以同样的标准衡量你。”麦卡锡听到这话后就哭了。[34]

麦卡锡对于其他一些批评家就她的书作出的批评还是能够泰然处之的。她告诉自己在《纽约客》的编辑说，一封写满了对《她们》的批评的书信其实会让她感到高兴：“我喜欢你费这么大力气让我知道真相。”[35]与此同时，《她们》依然是一本非常畅销的作品。几年之后，好莱坞的制片商就把小说改编成了电影，这也让麦卡锡成了真正有名气的作家，更挽救了她在过去很多年里一直相当糟糕的财务状况。

不过麦卡锡还是对朋友们说她确定这本书把她毁了，她甚至后悔写这本书。她早知道书卖得好会让她的圈子里那些还在挣扎求生的雄辩者和诗人们感到嫉妒。与她在自己作品中写到的那种强大的性格不同，麦卡锡容易感到受伤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的一个观点很可能是正确的，那是她在读了《她们》的第一章，以及兰德尔·贾雷尔的讽刺校园小说《大学图景》（Pictures from an Institution，其中有一个角色以麦卡锡为原型）的摘录之后得出的：

哦，可怜的姑娘，真的。你知道吗，我觉得她一直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就是她的问题。她总是装成别的什么人，但是她无法让自己或他人相信她的表演。当我了解她之后，我总是在被她激怒和为她感动两种情绪之间纠结——因为那时她表现出来的虚荣自负既浪漫又哀伤。[36]

同样是在1963年秋天出版，另一本同样由女性作者创作的小说却获得了所有麦卡锡曾经习惯获得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荣耀。这部作品相当前卫，它对于传统的情节推进和角色发展的抵制使其刚好成了《她们》的对立面。这本书的书名是《恩主》（The Benefactor），这本书的作者在纽约还鲜为人知——她的名字叫苏珊·桑塔格。

[1] 1960年12月2日，汉娜·阿伦特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书信，in Correspondence：1926-1969。

[2] Eichmann in Jerusalem（Penguin，1963），22.

[3] 1960年8月11日，汉娜·阿伦特写给威廉·肖恩的书信，转引自 http：//www.glennhorowitz. com/dobkin/letters_hannah_arendt-william_shawn_correspondence 1960-1972。

[4] Eichmann in Jerusalem，30.

[5] Eichmann in Jerusalem，51-52.

[6] Michael A. Musmanno，“Man with an Unspotted Conscience，” New York Times，May 19，1963.

[7] 罗伯特·洛厄尔写给编辑的来信，New York Times，June 23，1963。

[8] Eichmann in Jerusalem，125.

[9] 希尔贝格宣称阿伦特欠他一个大大的致谢，他确信后者剽窃了他的作品。参见Nathaniel Popper，“A Conscious Pariah，” Nation，March 31，2010。

[10] Eichmann in Jerusalem，117.

[11] Eichmann in Jerusalem，12.

[12] Norman Podhoretz，“Hannah Arendt on Eichmann：A Study in the Perversity of Brilliance，” Commentary，September 1，1963.

[13] Lionel Abel，“The Aesthetics of Evil：Hannah Arendt on Eichmann and the Jews，” Partisan Review，Summer 1963.

[14] 卡巴拉是与犹太哲学观点有关的思想，用来解释永恒的造物主与有限的宇宙之间的关系，旨在界定宇宙和人类的本质、存在目的的本质，以及其他各种本体论问题。

[15] 1963年6月22日，格肖姆·索罗姆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reprinted in “Eichmann in Jerusalem：An 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Gershom Scholem and Hannah Arendt，” Encounter，January 1964。

[16] 参见，例如：“Don’t tell anybody，is it not proof positive that I have no ‘soul’？” 出自1964年6月23日，汉娜·阿伦特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in Between Friends。

[17] 指犹太人身份。

[18] 1963年7月24日，汉娜·阿伦特写给格肖姆·索罗姆的书信，in “An Exchange of Letters”。

[19] 1963年10月20日，汉娜·阿伦特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书信，in Correspondence：1926-1969（Harcourt Brace，1992），523。

[20] 1963年9月20日，汉娜·阿伦特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in Between Friends。

[21] 1963年9月20日，汉娜·阿伦特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in Between Friends。

[22] 《迪斯雷利》是一部1929年上映的电影，乔治·阿里斯在其中饰演外交手腕高超，为英国获得了苏伊士运河管理权的英国首相迪斯雷利。

[23] Saul Bellow，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354。

[24] 1963年8月12日，罗伯特·洛厄尔写给伊丽莎白·毕晓普的书信，in Words in Air：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Elizabeth Bishop and Robert Lowell，ed. Thomas Travasino and Saskia Hamilton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08），489。

[25] Elizabeth Hardwick，“The Decline of Book Reviewing，” Harper’s，October 1959.

[26] Mary McCarthy，“Déjeuner sur l’herb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February 1，1963.

[27] Gore Vidal，“The Norman Mailer Syndrome，” Nation，October 2，1960.

[28] Norman Mailer，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189。

[29] 1962年9月28日，玛丽·麦卡锡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Between Friends。

[30] Norman Mailer，“The Mary McCarthy Cas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October 12，1963.

[31] 1963年8月3日，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in the Mary McCarthy Papers at Vassar。

[32] 1963年10月24日，玛丽·麦卡锡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Between Friends。

[33] 1963年11月20日，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in the Mary McCarthy Papers at Vassar。

[34] Gore Vidal，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525。

[35] 玛丽·麦卡锡写给Katharine White的书信，转引自Kiernan，524。

[36] 1954年2月22日，伊丽莎白·毕晓普写给Pearl Kazin的书信，in One Art：Letters Selected and Edited by Robert Giroux（Farrar Straus and Giroux，1994），28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