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阿尔弗雷德、卡夫卡与国家机器

时下如此怨声载道的官僚主义无非是过度夸张的国家观念罢了。

罗伯特·冯·莫尔[1]

1910年10月出版的《新观察》（Neue Rundschau）杂志登了一篇令人不寒而栗的文章。文中写道，一个庞大的“机器”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它附着在我们原本自由的肢体上面，将我们的生命吸入它的空腔、隔层和底箱之中。一种将事物公式化的毒液从这个机器中喷射出来，把所有它认为是异己的和个人的生命统统杀死。它用一种巨大的精于算计的东西取代了这种生命。“如果这时他们还在对自己说，他们依然能够在内心与这种新的生存形式保持敬而远之的距离”，那么，人们会惊讶地看到，“民众的心理是如何适应了这台‘机器’，并且是如何爬进了它的空腔、隔层和底箱之中，在舒适温暖的地方安家落户。人们还看到，他们是如何爬上了从一个温暖之处到另一个温暖之处的梯子，或者换言之，他们是如何缩小身躯变成了一种想从这台机器中得到生活照顾的热望，以及变成了一种在这台机器中追寻飞黄腾达的梦想”。19世纪催生了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2]式的怪物，造成了杰基尔博士（Doktor Jekyll）和海德先生（Mr.Hyde）[3]的分裂，以及重新唤醒了吸血鬼的生命。然而，迄今为止尚不为人知的还有另一个怪物：一种柜形机器。它形似一本不死的登记簿，吸空人的灵魂，使集体心理萎缩，并杀死一切个体的生命。

“这是一部奇特的机器”——四年之后的1914年10月，曾经读过这篇文章的一位保险公司职员用这句话开始了他小说故事的叙述。小说中，一名旅行者成了一个行刑场面的见证人：一名士兵因侮辱上司而受到处罚。行刑使用的是一种物体，这个物体在小说中起先25次被称作“器具”，但是，之后23次又被称作“机器”。在前述的文章中，“机器”都带有双引号，在小说中则没有了双引号。并且，1910年时还是被形象逼真描述的东西，如今却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现实：杀戮一切机器眼中的异己和个人的生命。这台机器的基础深不可测，人们只能借助梯子才能观察到它。此外，它无须人工操作，而是“全靠自己”运转。并且，它是用向被审判者灌输“要尊重你上司”的指示的方式执行对下属的判决，或曰把这条指示写进他的皮肉中去。

1910年的这篇文章题为《论公务员》（Der Beamte）。1914年的小说名叫《在流放地》（In der Strafkolonie），作者是弗朗茨·卡夫卡。卡夫卡在布拉格的卡尔大学学习法律直到1906年，写作这部小说时，他在“波希米亚王国工人意外事故保险公司”工作。1910年的那篇文章出自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之手。这位老师1904年应聘来到布拉格执教，直到他1907年收到海德堡大学的录用聘书离开这里为止。他就是阿尔弗雷德·韦伯，马克斯·韦伯的弟弟。[4]

这篇对卡夫卡的其他作品也产生影响的关于公务员和官僚制度的文章，同时也是阿尔弗雷德·韦伯被他的哥哥最为赞赏的一篇文章，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唯一一篇让他哥哥称道的论文。一年前，阿尔弗雷德·韦伯在社会政治学会年会上用几乎未加文辞修饰的语言就同样的思想做了一次发言。在随后的激烈讨论中，马克斯·韦伯就他的发言首先说了几句话，他说：“如果说我们在一些事情上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但在这一点上我想说的只是，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5]

兄弟俩一生中很少有观点相同的时候，或者更准确地说，马克斯几乎从未同意过阿尔弗雷德的看法，因而，他认为有必要在此把这种例外的情况明确强调一下。然而，兄弟俩不仅成长在同样的环境和同样的时代，而且也倾向于接受同样的民族自由主义观点，所从事的也是同样的职业，研究的也是同样的学问，甚至也有过同一个情人。

比马克斯小四岁的阿尔弗雷德最初学的是考古学和艺术史，后来改学法律和国民经济学，最后于1897年在柏林师从古斯塔夫·施莫勒，以一篇关于成衣行业中低薪企业（“血汗工厂”）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900年以一篇题目非常相近的论文取得了大学教授的执教资格。马克斯·韦伯在世期间，他发表过各种著述，其中包括区位经济学理论、经济政策文章（特别是关于卡特尔和社会政策问题），以及一本关于宗教和文化的小册子。与此同时，阿尔弗雷德·韦伯还始终酝酿着各种各样的综合理论，但对在统计学和社会学的语言学方面要多下功夫则不感兴趣。他兄长认为是知识的首要制高点的东西，在他看来却始终是次要的东西。

缘此，兄弟二人的关系发展也具有同样的特点。马克斯·韦伯的角色始终像是他弟弟的第二个教育者或至少是一个细心监督者的样子。这种情况很早就已开始。当他的母亲有一次为中学的一堂过于严格的坚信礼课程发愁的时候，20岁的马克斯在给她的信中说，只有在阿尔弗雷德自己开始独立思考的时候，一个有更多自由主义思想的老师才会对他有帮助，否则，一个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牧师也不过是被当作权威来看罢了，况且，弟弟现在要靠自己思考，“用自己的脚走路，以及应该怎么走路，对此，他之前完全没有想过”。[6]能够典型说明两人之间关系的，是他们在1887年8月写的两封信。阿尔弗雷德向哥哥抱怨，说在只有两人交谈的时候，他总能心平气和地回答所有问题。但是，只要有旁人在场，他就对自己说的所有事情采取“敷衍和不屑一顾的态度”。这样一来，他，阿尔弗雷德，“除了对我自己感到极度的绝望之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所有的思考都在“我自己内心的折磨”中终止，他常常倒在床上不想再爬起来。马克斯·韦伯回信写道，他认为根本没有理由感到绝望。“如果仔细来看这件事情的话，一个人如果没有以永恒的地狱惩罚以及相同的痛苦作为出发点，并且因为理论观点的缘故，真想委身于这种想法，即他无法再活下去，或是生活对他来说是种负担的话，那么，这样一个人绝对是荒诞无稽的。”他接着写道，若是有人无法思路清晰地思考，那么他只能通过实践得到帮助。这里，工作，再加上一种“新鲜的学生生活”是非常有益的。他反驳了对自己的指责——在旁人面前不像在两个人交谈时语气那么平和。他认为这是说话声造成的错觉，这种错觉是因为阿尔弗雷德想象自己受到了哥哥的嘲笑。

或许实际情况还要更加严重一些。长期以来，始终有一种感觉伴随着阿尔弗雷德·韦伯：自己不仅事事不如兄长，而且与马克斯相比，他还被母亲当作一个不大成功的案例另眼相看，不论是作为儿子、大学生，还是作为经济学者和知识分子都是一样。事实上，马克斯·韦伯动不动就给弟弟的表现打分，认为他思路不够清晰，对他的歌德崇拜感到反感，给他“做几小时不停的教育开导，而且经常都是在晚上”，因为他认为，弟弟的困难都是他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困难。此外，他甚至利用过生日的机会，提醒20岁的弟弟，“最好不要事先去调查一种职业，了解它在实现大家的共同目标——促进整体发展中似乎起着哪种或多或少的重要作用”。[7]阿尔弗雷德想换专业，马克斯说：“你这是要干什么？”阿尔弗雷德想去慕尼黑上学，马克斯又说：“刚上了一个学期就换学校，肯定是很可惜的。”阿尔弗雷德跟一个结了婚的女人有染，马克斯给母亲写信说，节制欲望是道德的要求，但是，“今天在我们这些在大城市长大的、青少年时期就感觉遭到无数‘罪孽的念头’袭击的人中间，有谁敢说，当激情难以控制的时候，他还能按照道德的要求去做”。[8]阿尔弗雷德·韦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都必须准备好，马克斯会在一旁画个问号或是给他打“不及格”。如果说马克斯·韦伯为了弟弟与艾尔泽·冯·里希特霍芬（Else von Richthofen）[9]婚外恋的事情在母亲面前把城市的社会化作为原谅他的理由的话，那么，他之所以这样做，也是由于他当时觉得，自己为了这个女人也许会做出同样的越轨行为。

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说明，马克斯对阿尔弗雷德的批评是否正确。我们只要研究一下阿尔弗雷德的著述，就会在其兄长的训诫中——阿尔弗雷德不要老想着总体目标、理论学说和事物整体这些事——发现一个惊人的预见。因为，这里就是兄弟二人的最大区别。当马克斯·韦伯手不释卷并试图创造用于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以及可用于政治的新概念时，阿尔弗雷德·韦伯总是在语气词、复合词和最新解释问题上纠缠不清，因而耽误了对事物之间内在关系的研究。他于1928年出版的一本书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冠以典型的“原则问题”和“思想碎片”的标题。所以，他必定会在兄长那里造成一种印象：始终以原则和“总体”为准绳，但在结果问题上流于支离破碎。

比之马克斯·韦伯，阿尔弗雷德深受19世纪末在德国盛行的知识分子氛围的影响。其时，人们纷纷忙于破解世界之谜，勾画“新生活观的基本路线”或是缔造关于文化圈的各种学说。“根据最新的理论，”正在读大学的他在一次写信向父亲说明自己需要额外生活费的理由时这样解释道，“人在思考时会消耗大脑物质，只有多吃食物才能补回来，由此得出结论，最聪明的人总是饿得最厉害。”[10] 不论这些话何等奇怪或者也许并未当真，它却导向了一种对马克斯·韦伯来说特别令人恼火的理论风气，即用自然主义对事物进行解释的倾向。阿尔弗雷德·韦伯自认为是“进化论社会学家”，他的论调与当时人们热衷使用“物种起源理论”的潮流如出一辙，亦即把达尔文理论用于阐释人类社会：他在1912年解释说，文明的过程“仅仅是人类的生物学发展系列的一种延续”，而且，文化的过程就在于，“在永恒的生存洪流中尝试不断地将这一生活提升到我们认为高于它而又位于其中的永恒和绝对的高度”。[11]这就是当时浮夸轻佻的文风，加之以概念的昏聩空洞。对此，马克斯·韦伯无法忍受，尤其是在这种风气自认为是健康完美的人格的表达方式的情况下。马克斯·韦伯对激情并不陌生，但是，对伟大事物的过度渲染与他的观点认识格格不入，这也正是他早先反对阿尔弗雷德崇拜歌德的原因。阿尔弗雷德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歌德把无耻的东西看成卑鄙的事物的前提是，这种卑鄙的事物同时也是可憎的和渺小的事物”，反之，“当它以某种美好感觉的形式出现在他面前”，如同他的小说《亲和力》（Wahlverwandtschaften）一样，这时歌德对它就没有任何感觉。[12]早年，马克斯·韦伯对把美和善与真混为一谈，以及对把“美”或“伟大”的范畴用于历史和道德的生活状况的反应特别敏感。

针对把自然科学的概念用于历史和社会的做法，韦伯在1909年与化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13]关于“能量理论”的激烈和近乎嘲讽式的论辩中，尤为明显地表达了自己的反感。奥斯特瓦尔德在1880年后的若干年中，通过对电解质的研究创立了物理化学（“电化学”），并因其对催化过程的研究于1909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此外，他从1906年起住在莱比锡附近的一个名叫“能量”的乡村庄园里，并以自由职业研究专家的身份发展了一套自己解释整个世界的哲学。韦伯用下面这句话对他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将一个学科的‘世界图像’翻转过来变成一种‘世界观’，这在今天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伎俩。”持有同样看法的并非只有韦伯一人。一年后，哲学家弗里茨·莫特纳（Fritz Mauthner）[14]撰文写道，没有哪一个词跟“世界观”这个词一样如此广为流行，而且，“如果有人今天说他没有自己的世界观，那么他必定是个可怜虫”。事实上，自康德以来，世界观这个概念经历了一段惊人的发展过程：康德于1790年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附带使用了这个概念，用来表示意识的一种互为矛盾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想象某种非感性存在的无限事物，亦即把世界想象成囊括所有现象的总体。

但是，1900年前后对“世界观”一词的使用首先证明，人们愿意借助某些重要的词汇宣称，他们手中有了关于整个世界的总体认识，并且已经超越了对诸如“自然与社会”“理智与感情”“信仰与科学”的烦琐区分，并且，尤其超越了各种不同学科的特殊知识范畴。在奥斯特瓦尔德的《论文化学的能量基础》（Energetische Grundlagen der Kulturwissenschaft）一书中，韦伯发现了一种与之相关的需求，即“最大限度地给所有事物都打上‘能量’关系的特殊案例的烙印”。对奥斯特瓦尔德来说，一切事物都可以用能量、能量转换和能量守恒来解释。这就不自觉地导致了这类命题的可笑结果，例如：法律是用来避免因为冲突而发生的能量浪费（似乎法律只是解决争端，而不是同样使人具有冲突的能力），或者对诗人来说，最好的素材在能量转换的事物之中，等等。对此，韦伯以嘲讽的语气回击道：那么，最好的画作就如同威廉二世国王的彩色素描，上面画着“浓烟滚滚的两艘铁甲兵舰”。[15]

这些都是韦伯所能加以讽刺揶揄的古怪之事。然而，面对这类既业余又自然主义的世界阐释学说所带来的政治后果，韦伯则是忧心忡忡。而且，面对人们用来对社会进行解释的进化论以及他那个时代种族卫生学的捕风捉影，韦伯也同样表示忧虑。他认为，这些理论导致了对强大事物和现存事物的盲目崇拜，并对这种存在于德国市民阶级与他同一阶层人群身上的盲目崇拜现象感到无比愤怒。难道是优胜劣汰吗？进化是进步的原则吗？社会必须按照能量定理建立吗？最有效的事物将畅行无阻吗？如此则万事大吉矣。韦伯愤怒地写道：“一个‘秩序’的、避免对他人生气而‘浪费能量的’以及作为技术理想的使徒（就像奥斯特瓦尔德本人一样，而且归根结底必然像他一样），不可避免地在散布一种面对现有社会的权力关系去服从和适应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同样是所有时代识时务的人所共有的。”然而，韦伯此前刚刚为其树立了一座思想史丰碑的禁欲主义圣人们与这种思想恰恰背道而驰。他们的“坚强”——韦伯始终以钦佩的口吻这样说——不是来自“强大”，而是——我们姑且这样说——来自弱小。在韦伯眼中，作为基督徒，他们恰恰是从怀疑、担忧和谦卑中汲取了改变社会的力量。韦伯矛头直指奥斯特瓦尔德说道，现代自然科学的起源恰恰不应当归功于控制自然的实际目的，而是应当归功于在虱子的解剖中也可以证明上帝智慧的努力和追求。[16]

由此，我们再度回到阿尔弗雷德·韦伯之前的主题上来。他的关于公务员的文章，首先抨击的是对仅仅能够运转的事物的歌颂（特别是当时对普鲁士官僚机器的歌颂），以及为了有效使用权力而压制自由的做法。可是，阿尔弗雷德在这里也没有完全放弃使用活力论的术语。文中，他给机器赋予了一种“通过僵死的机制吸食人的生命力”的特征，并认为，官僚制度取代了社会关系的一种较为古老的“成熟”状态。在其兄长后来对传统统治与理性统治加以区别的地方，阿尔弗雷德则更强烈地倾向于将有机的社会与机械的社会、古老的“小型社会”与新型的“巨型机制”作为相互对立的关系。[17]

然而，对于韦伯兄弟二人来说，究竟为什么那些“识时务的人”——不论他们现在是有理性行为的官员也好，还是在节能灯下进行奇怪的哲学思考的化学家也罢——是当前有决定影响力的“人物类型”呢？对当前资本主义的劳动问题进行分析不是更为重要吗？虽然保罗·格尔于1891年对开姆尼茨金属工厂的民族成分调查报告非常振聋发聩，但是，这些报告并不能替代社会学对工厂劳动的研究。换言之：一直指导以自己所处时代经济形势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农业工人研究报告和有关交易所法律的著述发表之后，不仅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研究很少涉足，而且也很少问津首先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意识形态起源历史的社会学研究，——这不是令人感到惊讶的事情吗？

对此，人们可以举出马克斯·韦伯和他弟弟之间唯一的一次直接合作作为反证。阿尔弗雷德·韦伯受聘到海德堡任教伊始，他们就开始了一个共同的合作项目——一项最后增加到七卷本的关于大型企业中工人的身心压力的研究工作。马克斯·韦伯虽然与经验性的调查保持距离，但撰写了方法论的导论和自己的一篇内容广泛的《关于工业劳动的心理物理学》（Zur Psychophysik der industriellen Arbeit）的文章。这里，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也不是首先要分析它的组织结构，而是要调查工业生产如何对工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影响：工业生产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分化或千人一面化了吗？机器的专门化是否导致了“工人特征的多样化”，或者，是否导致培养出了多才多艺和通用型的工人？[18]

借助这样的问题，韦伯得以把他的论述与他的农业工人研究和“新教伦理”的前提联系起来，即提高劳动效率的刺激方法只有在同时辅之以某种特定的“劳动态度”的情况下才会起作用，而这种劳动态度无法简单地通过提高工资促成，或是通过“饥饿皮鞭”强行得到，比如，因为人们想要得到某种特别的劳动表现质量，以及对劳动的情况不可能进行完全的控制，等等。韦伯的这一思想与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9]创立的“科学管理”的理念针锋相对。在泰勒眼里，显而易见的是：“工人从其雇主那里首先想得到的是高工资，雇主从其员工那里最想得到的是低廉的生产成本。”[20]毫无疑问，倘若我们询问他们两人，韦伯肯定能够对泰勒的观点加以反驳。但是，如果我们对工厂企业中的情况仔细观察，那么，只是简单地把员工描述为经济上能够带来利益的机器是完全不够的。

诚然，马克斯·韦伯以《心理物理学》为题并基于社会环境和工厂劳动后果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跟踪研究，必定会造成认识上的误区。因为，这不正是人们用来证明自然主义方法的同一种概念吗？事实上，韦伯用了数页之长的篇幅来讨论海德堡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21]的疲劳测量法。克雷佩林是19世纪下半叶医学界对工作状态中的人体进行实验测量的领军人物，他于1898年诊断出韦伯因过度疲劳工作得了神经衰弱。生理学家对肌肉的了解越多，人体就越显得像一台生物马达，其效率曲线可以借助特殊的仪器记录下来。[22]意大利医生安吉洛·莫索（Angelo Mosso）[23]的论文《疲劳研究》（La Fatica）于1891年引起了广泛轰动。这篇论文韦伯也读过，它的结论建立在一台“肌力测量仪”的测量结果之上：一只手被戴上手套，只留一个手指可以活动，这样，手指的肌肉被隔离开来，然后通过悬挂在手指上的重物来记录和测量它的疲劳情况。从这种方法——或者通过诸如触觉仪（皮肤敏感测量仪）或体积描记仪（呼吸记录仪）等类似的仪器进行的测量——得出的数据中，人们认为能够发现疲劳的规律。莫索的研究工作与当时广为流行的衰落诊断一脉相承，疲劳是世纪末情绪中的一个固定观念。[24]莫索从他对登山者的观测中得出结论，疲劳所遵循的不是可测出结果的劳动，而是在肌肉疲劳出现之前，大脑就已经开始停止工作。因而，“疲劳增加的速度要比劳动快得多”。这种观点与由物质主义和当年流行的对神秘力量的迷信构成的奇怪混合物不谋而合。人不是一部简单的机器，而是一种神经生物。但是，恰恰是这点却要借助仪器的记录来加以验证。

韦伯十分尊敬并与之有过争论的克雷佩林也做过许多疲劳作用实验，[25]并且对人的计算能力的不同速度取决于什么因素的问题进行过研究。毫不奇怪，在实验过程中他不仅碰到了大量的影响因素，诸如练习、睡眠、疲劳、分心、休息、食物摄取等。这些因素本身又几乎可以被无限细分下去，例如睡眠质量、休息时间长短和内容、食物的种类，等等。与此同时，他也不得不看到这些因素的相反作用：休息过后，由于体力恢复，工作效率一方面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由于重新开始及“最后驱动力”的原因导致了效率下降（其中，在有时间限制的任务情况下，“最后驱动力”在最后的几分钟内补偿了疲劳作用和懈怠情绪）。他认为，各种肌肉是小型的机器，所以，工人应当从心理和身体上使自己适应机器的节奏。为此，克雷佩林觉得有必要对主观的感觉（疲劳感）和可测量的事实构成（疲劳）加以区分。疲劳在开始工作之后马上就会延续，即便是没有疲劳感与之相对应出现。反之，在有主观疲劳感的情况下，达到很高的工作效率也是可能的。他从测量结果中发现，现代工厂劳动的特点是，这种劳动牵涉越来越小的肌肉群，其原因在于，需要付出巨大体力的劳动现在均被机器所代替，工人必须完成的是越来越小和越来越精确的动作，而且，这会使一个经过训练的工人的疲劳曲线变得愈发扁平。由此，克雷佩林最终还是落入了作为机器和人的劳动原则的能量节约论的窠臼。

马克斯·韦伯本人也同样不计身体和精力的投入，他像往常一样一头钻进了这些研究结果之中，但无法抗拒自己得到的印象——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实验室的结果证明，这些实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测试人员的挑选情况，而且，他觉得不能接受的一种论点是，有人认为，工人的身体里，不同的肌肉和神经力量在相互较量。此外，相对于生化过程而言，将心理因素贬低为一种单纯的“现象”，在他看来也值得存疑。尤其让他觉得有悖常理的是，心理学的劳动科学研究既没有考虑到实际的企业组织状况，也没有考虑到工人的生活环境关系。[26]韦伯指出，不考虑劳动种类本身，就无法回答工作效率的问题：建筑行业既不同于钢铁厂，也不同于纺织厂，而且，年龄、性别和家庭状况不同，工人的工作能力也不尽相同。这里，韦伯简单阐述的这个研究课题是工业社会学而非工业生理学的命题。

不过，这个命题始终是个粗线条的轮廓而已。在韦伯的研究兴趣中，工厂工人劳动的问题显然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他之所以动笔写了那篇方法论的导论，原因之一是向牵头这个项目的弟弟说明，项目将面临“重大的（和不可逾越的）困难”，即把工业的生产效能归结于工人的心理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特质。阿尔弗雷德·韦伯后来拒绝在散发给所有工人的文本上签字。他于1910年和1912年把他们共同发起但看法如此不同的研究项目的结果在其论述公务员的文章中做了总结：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机器”的经济组织结构，另一方面是“活生生的人的洪流”；劳动等级制度正把这股“既年轻又新鲜的”人的洪流吞噬到肚子里，目的是将来——当工人的劳动能力越过顶峰走下坡路的时候——再把他们“仅仅作为一群被用完和衰老的劳动力”排出体外。[27]

与之相反，马克斯·韦伯的情绪变得慷慨激昂，并且，他只在论及官僚化而不是在论述工人的时候，才把国家组织称为一种机器。虽然他坚持认为，正如某个煤炭品种或一台机器的利润率一样，工人的工作效率也经过精确计算。但是，工人可以通过罢工和“放慢速度”来改变他的劳动价值。资本主义造就了哪一种“人格类型”？——对于这个他如此锲而不舍深入研究的问题，他并没有将工厂工人拿来作为例证。虽然他指出，“有着正式的等级制度、纪律以及将工人捆绑在机器上的现代工厂”对人们及其生活方式肯定具有“独特的特殊影响”，但是，这个视角却不适用于有关工厂工人的经验研究。[28]为什么不能？既然不能，那么为什么“公务员”在他那里得到了这么大的反应？

答案是简单明了的：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的是他同类人群的职业生活，进而言之，因为公务员对德国市民阶层的政治态度来说非常重要，而工厂工人充其量只是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显得重要罢了。就他而言，公务员就是影响政治和文化的社会精英圈子中的“人格类型”，[29]这种人格类型受到国家和政府的提拔重用。“社会的官僚化无外乎就是把它的上层阶级转变为公务员而已”。对马克斯·韦伯来说，这是他弟弟笔下关键性的一句话。[30]

这里，我们来到了马克斯·韦伯生活和写作生涯中的一个关键点。在此之前，资本主义是他学术研究的重点命题。如今，这个命题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他对政治统治、官僚制度、理性化过程的研究以及如何对之加以应对的问题。这里，我们不要对韦伯的“官僚主义”概念产生误解。这个概念不是针对政府部门、文牍主义和浩如烟海的法律法规表示不满的一个简单象征，它的影响和作用仅仅是因为1800年前后自由派作家的著述才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韦伯的官僚主义概念并不专指针对政府机构的批评，因为他所理解的“公务员”同样包括银行和大企业职员，甚至还包括美国大学里拿薪水和接受指派任务的助理人员。因此，他的问题不是要问政府行为是否太多，而是要问：倘若文化的承载者——他认为这个群体是社会的上层阶级——由独立自主的人或者由大学的“精神贵族”变成了接受命令的人，这时，文化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31]

韦伯认为，德国人对这种情况的思想准备非常糟糕。首先，进入19世纪后，他们还始终习惯于一种小格局的生活环境，在狭隘的天地中自得其乐，重安全而轻自由，与“当代生活的机器”之间没有任何距离。其次，在专制统治下的德国行政管理与政府体制的结合更加紧密，因而给公务员戴上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光环。根本而言，德国公务员的名声和地位更多地得益于他的职业角色：“人们只用他的头衔来称呼他，只根据他的职位来排名，根据他的级别来估计他的重要性，他的生活处处如此而非其他。”因此，德国公务员的数量多寡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法国公务员占人口比例明显要高，美国只是略低[32]）。阿尔弗雷德·韦伯在文中引用兄长的话说，德国有的恰恰是一种“官僚群体的形而上学”和对大型组织体系的美化，在这个组织体系中，国家机器是核心的因而也是唯一的组织机构。[33]

1909年，阿尔弗雷德和马克斯·韦伯在维也纳的社会政治学会年会上对官僚制度进行了抨击，因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议。“所有右翼人士都对韦伯兄弟表示气愤。”古斯塔夫·施莫勒在给布拉格的一位同仁的信中这样写道。但是，施莫勒并不赞同这样的怒气，并为韦伯兄弟找理由解释说：“他们都得过神经方面的疾病，但是，他们像发酵的酸面团一样给会议带来了活力，他们都是正派和才华横溢的人。”阿尔弗雷德·韦伯在会上的发言引发了这场争论，他以地方政府部门中人事问题的政治化为例证，说明市民阶级的独立性在不断下降。在地方政府机构中，倘若有人是社会民主党及全德意志党的成员，那么，这就可能是不被录用的理由。[34]

马克斯·韦伯也在讨论中发言，这是他首次针对官僚统治讲的一番话。在他看来，官僚体制就是一种“人的机器”；每一个想从流程手续上精确办理行政事务的人，都会在使用这部机器中获得益处。因此，韦伯感到格格不入的并不是官僚体制的低效率。相反，他对这部机器的完善多有溢美之词，而且按照他弟弟的思路，把这部机器形容为一种组织形式，其中，每一个人形齿轮与另一个人形齿轮相互啮合；一切都以完全非个人化的方式进行，人在一个目的关联体中被非人化，成了一个单纯的手段。韦伯想借助这种极端的说法来提示他的同时代人（他们在19世纪已经有了深刻体验），工人的异化与我们今天将之称为“劳动分工”的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者所反对的，只不过是通过技术化以提高生产效率的“曼彻斯特理论”罢了。然而，对于崇拜技术化思想的公务员国家，人们却将之奉若神明。这里，马克斯·韦伯所阐明的，是陈旧的对市场与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法，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在他看来，两种制度中为了秩序的目的被牺牲掉的是：“世界上存在的事物只有作为制度的人，我们毫无例外地处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因此，核心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进一步促进和加速这个发展过程，而是我们如何来对抗这部机器，以保护残存的人性免受心灵的分裂，以及保护它免受这种官僚主义生活理想的专制体制的侵害。”[35]

马克斯·韦伯之所以对官僚制度做了这番令人心生恐惧的描述，并非因为具体的担忧。相反，他之所以使用这种尺度很大的语言，是因为他的官僚体制批判不是首先出于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的视角，而是出于针对德国的国家形态和国家管理方式的命题探讨的考虑。这也是他的官僚制度分析（最终都变成了对国家行政机关的批判）始终存在片面性的原因所在。在他看来，政府官僚的对立面不是企业家或经济界的白领雇员，而是一个能起作用和有“真正的”市民阶级政客参加的议会。在韦伯的阐述中，这些“真正的”市民阶级政客甚至常常具有理想化的企业家的特点：自主精神、敢于担责、不怕冲突、精打细算、目标明确。

有鉴于此，在韦伯眼里，官僚化（他认为它“令人绝望”）是德意志帝国恺撒式的专制政治的一个伴随现象。但是，直到1917年，他才在“论新政治秩序下德国的议会和政府”（Parlament und Regierung im neugeordneten Deutschland）[36]的系列文章中对此做了阐述。文中，他提交了一份政治性的时代诊断书，并借此对他戏剧般的使用官僚主义概念和如此负面的公务员概念做了解释。在这些为报纸撰写的系列文章中，他认为德国被掌控在个人的统治之下，首先是俾斯麦，然后是威廉二世。借助完全非政治化的官僚群体以及被剥夺了权力的议会，这种统治得以不受干扰地实现自己的种种设想。正因为如此，从各党派和市民阶级中没有产生政治上的领袖人物。因此，对他而言，行政效率只是其政治失败的一个方面。德国官僚体制的另一方面向他表明的是：它甘愿让自己成为皇家宫廷非理性政治的执行机构。他认为，甚至有腐败官员的民主制——法国的公务员制国家在当时的德国被描绘成这样——也比一个有高度道德观的官僚专制国家更好。

然则，当韦伯对德国的现状表示不满的时候，即德国不是议会民主国家，而且，其政党实现统治的方式是它们“在朝代的以及所有其他的利益的压力下作为一种宫廷时尚的更替方式”——他这时所列举的仅仅是国内政治上的种种差异而已。他同样对德国人对待政治的“民族特色”感到不爽，即“他们受制度上的权力机构[……]的影响要比受个人观点的影响更深”。他认为，正如自由主义的失败和无能一样，路德教的正统观念——由于对国家的美化和对权威的迷信，它是“所有恐怖中最大的恐怖”——对此同样负有责任。[37]他弟弟写道，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不仅制造了资本主义“机器”和“外部手段”的“摩洛神”[38]，而且也制造了绝对伦理标准的机器，这台机器与“知识界所形成的思想和概念”一道控制了活生生的事物。这句话写在阿尔弗雷德·韦伯1912年的《宗教与文化》（Religion und Kultur）小册子上，其中的警句听起来就像是针对其兄长所写的自我解读一般：“不论你说什么/你身后总有一个其他人，/ 不论你大胆想做什么，你还是你 / 你只是一个他身边的漫游人。”无论怎样，马克斯·韦伯不愿意被剥夺自己的理性机器，在他看来，新教禁欲主义者与后期资本主义摩洛神那样的事物不存在任何关系。在威廉二世帝国的德国人身上，特别是在它的精英人群身上，韦伯所发现的与其说是过多的自我约束，毋宁说是缺乏自我约束。若是马克斯·韦伯像他的弟弟那样，以生活和满足欲望的名义对理性和“普通人的品性”予以抨击，以及把资本主义和道德伦理宣布为敌人，那么，他就可能给任何一个其他对手留下将他称作“文学家”的话柄。[39]

马克斯·韦伯未能再亲身经历弗朗茨·卡夫卡——他于1914年将引号中的“机器”变成了一部真实的机器——针对政府官僚所描述的那些事物。在他去世两年后，卡夫卡创作了他的小说《城堡》，其中的故事即围绕一个政府机构展开。卡夫卡的意图并不是要强使人们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读他的小说。并且，小说中土地测量员K的管理部门及其官员也未表现出任何跟机器有关的特点，甚至他们都无法说清，是否有人招聘了土地测量员。因而，他们对K所形成的威胁态势与其说是通过行为，毋宁说是通过语言，或者与其说是通过控制，不如说是通过什么也不做。小说中，只有一处把政府机构说成是机器的地方：“现在我来谈谈我们管理机构的一个特点。它既精密准确，又极其敏感。一件酝酿已久的事情，尽管尚在考虑之中，但是有可能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在某个事先无法预料以及事后也无从查找的地方，突然间就冒出了一个处理的办法。这个办法虽然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但终究还是一个武断的办法。看起来呢，好像管理机构已经忍受不了那种精神的紧张以及由于千篇一律的、或许本来就是微不足道的事务而引起的长年累月的烦躁感，而且，在没有官员协助的情况下，就自发地做了决定。当然，奇迹并没有发生，而且肯定是某个官员写了处理意见，或是做了一个没有形成文字的决定。但是，不管怎样，至少从我们来说，从这里来说，甚至是从管理部门来说，都无法弄清，这件事情是哪个办事员做的决定，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40]这里，官僚体制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它的精密准确，而在于它的巧言善辩。在这点上，组织社会学的历史将与卡夫卡的看法保持一致。因为，在马克斯·韦伯的率先推动下，组织社会学的历史将是对卡夫卡笔下的机器比喻和他所描绘的等级控制场景的唯一的一种批判。

[1] 罗伯特·冯·莫尔（Robert von Mohl，1799～1875），德国法学家。

[2] 弗兰肯斯坦是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797～1851）于1818年出版的一部科幻小说，全名是《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又名《科学怪人》。小说主角弗兰肯斯坦是个热衷于生命起源的生物学家，他怀着犯罪心理频繁出没于藏尸间，试图用不同尸体的各个部分拼凑成一个巨大的人体。

[3] 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是苏格兰小说家罗伯特·路易斯·巴尔福·史蒂文森（Robert Lewis Balfour Stevenson，1850～1894）于1886年发表的小说《变身怪医》（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里的两个人物，小说讲述了杰基尔博士喝了自己配制的药剂分裂出邪恶的海德先生人格的故事。

[4] 韦伯：《论公务员》，此处见第98页及下页。不过，根据规范流程，韦伯只是卡夫卡在考试阶段名义上的论文指导老师，卡夫卡并没有写过博士论文。有关他熟知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文章，以及有关他也了解马克斯·韦伯的思想的论题，参见朗格-基希海姆《阿尔弗雷德·韦伯与弗朗茨·卡夫卡》，以及他的《弗朗茨·卡夫卡：“在流放地”与阿尔弗雷德·韦伯：“论公务员”》。

[5] 见GASS，第413页。

[6] 致海伦妮·韦伯的信，1884年5月3日，见JB，第113页。

[7] 阿尔弗雷德·韦伯致马克斯·韦伯的信，1887年8月2日；马克斯·韦伯致阿尔弗雷德·韦伯的信，1887年8月5日；均引自韦伯《书信选》，第45～49页；“开导……”，参见致艾米·鲍姆加滕的信，1887年4月10日，见JB，第227页；“职业”，参见致阿尔弗雷德·韦伯的信，1888年8月2日，见JB，第304页。

[8] 见（1910年）MWG II/6，第677页。

[9] 艾尔泽·冯·里希特霍芬[Else von Richthofen，即艾尔泽·雅菲（Else Jaffé），1874～1973]，德国第一个女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友人埃德加·雅菲之妻。雅菲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与韦伯两兄弟的关系暧昧，实际上成了他们的情人。

[10] 阿尔弗雷德·韦伯给父亲的信，1889年2月16日，阿尔弗雷德·韦伯：《全集》，第九卷，第81页。

[11] “进化论社会学家……”，参见致汉斯·德尔布吕克的信，1907年1月13日，同前，第557页；关于文明和文化，参见韦伯《社会学的文化概念》，第73页。

[12] 致艾米·鲍姆加滕的信，1887年5月8日，见JB，第238页。

[13] 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1853～1932），德国物理化学家，提出了稀释定律，对电离理论和质量作用定律进行了验证，将热力学原理引入结晶学和催化现象的研究中，解释了自然和生产中的许多现象，并成功完成了催化剂的工业应用。

[14] 弗里茨·莫特纳（Fritz Mauthner，1849～1923），奥匈帝国时期的小说家、戏剧评论家和讽刺作家。

[15] 莫特纳：《哲学辞典》，第579页；“翻转过来……”，载于马克斯·韦伯《关于“能量”文化理论》（1909），载于WL，第401页；“铁甲兵舰……”，载于马克斯·韦伯《关于“能量”文化理论》（1909），载于WL，第416页。

[16] “使徒……”，参见WL，第423页；“虱子……”，参见WL。

[17] 阿尔弗雷德·韦伯：《论公务员》，第99页，101页。

[18] 《社会政治学会关于调查大工业中工人阶级的甄选和适应（职业选择和职业命运）问题的方法论导论》，GASS，第1～60页，此处：第7页及下页，第14页及下页。

[19]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美国管理学家，机械工程师，20世纪早期美国效益增进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

[20] 泰勒：《车间管理》，第22页。

[21] 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1856～1826），德国精神病学家，现代精神病学理论和方法的创始人。

[22] 此处及下文参见拉宾巴赫《人体马达》，第189～205页，以及菲尔施《实验室面面观》。

[23] 安吉洛·莫索（Angelo Mosso），意大利生理学家，他发明了有史以来第一种神经影像技术——“人体循环平衡”。

[24] 莫索：《疲劳研究》，第321页及下页。

[25] 克雷佩林：《影响》，第233～258页；相同作者：《论精神劳动》；关于“最后驱动力”，参见里维尔斯和克雷佩林《疲劳和恢复》，第639页及下几页。

[26] 《论工业劳动心理物理学》（1909年），载于GASS，第112～119页。

[27] 见MWG II/6，第347页；“困难……”，见MWG II/5，第675页；韦伯：《工业工人的职业命运》，第346、349和361页；韦伯：《工人心理学》，第452和454页。

[28] “放慢速度……”，见GASS，第126页。关于“现代工厂”，参见《社会政治学会关于调查大工业中工人阶级的甄选和适应（职业选择和职业命运）问题的方法论导论》，载于GASS，第59页及下页。

[29] 见LB，第420页。

[30] 韦伯：《论公务员》，第99页。

[31] “官僚主义”，《科学作为职业》（1919），载于WL，第583页。

[32] 威勒尔：《德意志帝国》，第74页；关于此问题，还可参见德姆《一个自由主义者》，第113页。

[33] 关于“当代生活的机器”，韦伯：《论公务员》，第109页，“头衔……”，韦伯：《论公务员》，第110页。

[34] 古斯塔夫·施莫勒致阿图尔·施皮特霍夫的信，1909年10月15日，引自努岑格尔《国民经济学与通史》，第69页。关于韦伯的发言和答辩，参见德姆《一位自由主义者》，第113页及下页。

[35] 见GASS，第414页。

[36] “令人绝望……”，引自GASS；《论新政治秩序下德国的议会和政府：关于公务员和党派体系的批判》（1917年），载于GPS，第306～444页。关于此问题，参见蒙森的分析：《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第178～188页。

[37] “宫廷时尚的更替……”（1905年）见于GASS，第400页；“制度上的权力机构……”（1910年），见于马克斯·韦伯《1910年法兰克福第一届德国社会学大会的总结报告和讨论发言》，载于GASS，第438页；关于路德教，致阿道夫·冯·哈纳克的信，1906年2月5日，见MWG/5，第32页及下页。

[38] 摩洛神（Moloch）是《圣经》中记述的古代近东和北非地区民众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作为献祭品。

[39] 阿尔弗雷德·韦伯：《宗教与文化》，第315～338页（“摩洛神”见第333页，“三种机器”见第334～336页，“普通人的品性”见第329页）。

[40] 卡夫卡：《城堡》，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