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印第安人、极端基督徒和大兵中间

——韦伯的大学时代

除了学生自觉勤奋学习之外，德国大学不要求任何其他的勤奋好学精神。

海因里希·冯·西贝尔[1]

1882年11月，入校第二个学期的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学生马克斯·韦伯（学号273）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前不久我去上R.-M.老先生的课，听了一堂——如同学们所述——就他而言算是相当安静的讲座课。他迟了半个小时才慢慢走进教室——后面要提到的课堂喊叫声先暂时不说。他走上讲台便大声咳嗽并说道：‘诸位！大家看到了啊，我病了，咳嗽。’——哦！哦！下面发出一片嘘声。——‘很好啊！神父都该拍手叫好了。这家伙活该生病，这条狗，无神论者，活该啊你！’——有人使劲儿拍巴掌，呸！其他各种喊叫声此起彼伏。——‘我说诸位，你们就起哄吧，今天的课接着上次继续讲啊！’——‘是接着喝吧！太好了！’，我身边的一个喝啤酒的老手高声喊道。‘诸位！你们刚才趁机朝我喊太好了是不是——我也朝你们喊一嗓子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诸位，你们不是想笑话我吗？那我就给你们说两句政治吧，我心里装的是咱祖国和俾斯麦，我相信，你们大家也都是爱国的吧！’话音刚落，人转身就离开了教室。课上了十分钟就结束了。这样的事情非但没有增加学生对老师的尊重，反倒助长了学生中的流氓风气。他们渐渐养成习惯，与来听课的一群暴民（大约有250个听课学生）一起嘲弄一个老头。”[2]

在这种市井酒肆般的场景中，马克斯·韦伯半年多来在海德堡大学的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都集中表现了出来。首先：学校的教授和讲师都是有一把年纪的男人，韦伯也重点强调了这点。他当时18岁，选修的讲座和研讨课的主讲人几乎都是老一辈的教书匠，这些人在他出生之前或是童年时代就已经写作出版了他们的主要著作。哲学家库诺·菲舍尔（Kuno Fischer）[3]48岁，韦伯说他“有点浮于表面，喜欢卖弄噱头和多余的‘老掉牙的笑话’”。搞罗马法的恩斯特·伊曼纽尔·贝克尔（Ernst Immanuel Bekker）[4]55岁，韦伯把他说成是“一个温良和善、爱搞笑的老小伙和疑心病患者，若能跟他一起喝酒一定是件爽快无比的事情”。卡尔·科尼斯（Karl Knies）[5]61岁，起初，韦伯觉得他的课无聊乏味。但是，在一个18岁的学生眼里，有谁不是上了年纪的人呢：文首提到的“R.-M.老先生”是自由职业讲师库诺·玛利亚·亚历山大·冯·赖希林-梅尔德格男爵（Cuno Maria Alexander Freiherr von Reichlin-Meldegg）[6]，当时才46岁，韦伯听的是他开设的“叔本华哲学的阐发和批判，重点讨论其当代意义”的讲座课。[7]

韦伯在记述R.-M.教授讲座课上奇怪现象的信中提到“酒鬼”和“继续喝！”的叫喊声，从而引出了贯穿在他大学生活描述中的第二个重要内容。“一个大学生，居然不喝酒？哪有的事！”据传，当德国首批女博士生之一的希尔德加德·维格沙伊德（Hildegard Wegscheider）在19世纪90年代申请旁听生资格时，时任柏林大学哲学系主任的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这样回答过她。在韦伯从海德堡写给家里的讲述从柏林坐火车到上学城市的第一封信里，他就向家人表示歉意，“由于一路上无法避免的不停喝酒而处在一种神志恍惚的状态中”，因此无法详细记述路途中所发生的事情。紧接着，他提到了啤酒的质量——“味儿太淡不好喝，当然也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酒馆营业时间最晚至12点——“真是不错的一项禁令，完全还可以规定得更早一点。”还有无数青年会和学生社团：有阿拉曼人的、雷纳尼亚人的、弗兰肯人的、汪达尔人的，等等，它们都试图拉拢这个入校新生加盟他们的组织。韦伯对弗兰肯学生社团较有好感，因为他们每周只搞两次正式的饮酒聚会。但是，他叙述的这些都是用来安慰自己父母的。到后来，他在信中也毫不掩饰地说起他过人的酒量，以及他对“学生社团男子汉教育”的醉心和热衷，其中的方法之一就是要喝酒。随后不久，他又加入了父亲也曾经是其成员的阿拉曼学生社团，而且每天都去练习击剑。练剑可以使他在上完库诺·菲舍尔的讲座课后让脑子放松一下（课上的内容有时明白有时如坠五里雾中）。当他第一个假期回到在柏林的家时，母亲不由分说地在他肿胀和疤痕累累的脸上扇了一记耳光。[8]韦伯在1885年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看起来跟尼禄（Nero）[9]和图密善（Domitian）[10]有点像的带兵打仗的将领”。[11]

不唯如此，上大学在当年还是一种对男人品质的考验，一种伴随着科学和民族崛起的统一加以完成的社会地位转变过程。但凡在知识水平和社会地位方面还不具备“决斗资格的”大学生，都在想办法在其他方面给自己搞出些事情来。法学家奥托·冯·吉尔克（Otto von Gierke）[12]在1897年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大学都是男子大学”，女子若是要普遍上大学的话，需要有自己专门的女子大学，不然的话，原来的大学“不仅不再是男人精神力量的高等学府，而且也不再是帮助我们的民族争取精神上优先地位的顽强斗士了”。[13]恰恰是在19世纪末，德国大学中出现了一股不折不扣的“击剑热”，各种击剑团体门庭若市，练剑者趋之若鹜。这一现象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大学生的数量明显增多。根据韦伯的记录，注册入学的学生人数“今年特别多，这里有900到1000人”。韦伯此处指的是所有在校学生的人数；1882年夏，海德堡大学学籍册上登记的新生人数为478人，[14]20年前仅有235人。由于大学知识传授的主要目标并不关心学生的教养问题，所以，大学的青年会就承担起了离家生活的精英人群的社会化任务。与此同时，由于入会需要缴纳会费，青年会还根据新会员的家庭出身进行分类。原因是，随着入校人数的增加，来自中产阶层高级官员家庭的学生越来越多。韦伯入学那年学籍册上记载的“父亲或母亲的社会阶层”，一如既往地有很多“参事”的公子：教会高级参事、商会法院参事、商务参事、政务参事、枢密参事等。同样数量众多的还有诸如“年金收入者”“企业家”或“资产所有人”等称谓：工厂厂主、啤酒厂厂主、土地庄园所有人等，不一而足。除此之外，注册登记的还有来自面包师、农业经营者、肉店老板、木工师傅、教师和物业管理人员家庭的男生。贵族阶层占比不到百分之五，海外留学生的数量明显超过了百分之十，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美国、瑞士和俄国。[15]

大学生社团通过奢华讲究的生活方式（韦伯不得不数度向父母解释他花销大的原因），以及借助诸如比喝酒、斗剑和公开场合下寻衅滋事等所谓“爷们”的程式规范，来突出其成员惊世骇俗非比寻常的身份地位。大学毕业数年后，韦伯有一次在他所参加的大学生社团的庆祝活动上发言时讲道：某些团体在招募会员时会特别强调，他们可以通过其成员中“枢密参事和位高权重的后台”帮助青年学生未来仕途一帆风顺，事业有所成就，云云。韦伯自己说，“这就是他不加入那种社团的原因”，而且他希望，大学生社团能够用一堵不可逾越的墙与“埋头读书的书蛀虫”针锋相对。他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强调大学生社团组织的象征作用，即与成年人的社会环境截然不同。[16]

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者，是四年前曾经周游欧洲各国的马克·吐温（Mark Twain）[17]对海德堡大学生活的一番描写：学生似乎不受任何约束，可以自由决定他现在想看书上课还是吃喝玩乐。在德国的高级中学里，小小年纪的学生9年时间里被迫像奴隶一样死啃书本，所以毕业时他所受到的是一种内容广泛的基础教育，不仅能够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而且还会说这两种语言。外国留学生进德国大学，“是为了在普通教育之外再镀一层金；但是，德国学生已经有了这层金，他进大学读一门学科，是为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此，德国学生只去听与他所选专业相同的课程，剩下的时间就是泡酒馆喝啤酒。[……]他已经在中学期间吃够了苦头，现在大学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正是他所需要的东西”，并且——马克·吐温接着写道——是他未来在迈入仕途和职业生涯新一轮受奴役时期之前应该充分享受之事。[18]

就大学而言，这样一种教育自由意味着，学校既没有学生的必修课，也不检查学生的出勤率。有传闻说，在一所德国大学曾经有某个学生团体，他们甚至禁止其成员进课堂听讲座。除此之外，一个美国学生还曾经就他在柏林的生活经历留下这样的文字记录：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从哲学到国际象棋，从犹太传教组织到登山活动，应有尽有”。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施莫勒曾于1893年8月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在某次讲座结束时，他只对来听讲座的，而且不是为了拿成绩单来听最后一堂课的学生明确表示感谢。[19]

正当许多学生将社团交友活动视为其大学生活的主要内容之时，[20]韦伯却给自己安排了同样内容广泛且不同寻常的学习计划。以他第一学期的课程安排为例：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早上从7点到8点是哲学教授库诺·菲舍尔的“逻辑学、形而上学和科学理论”。8点到9点之间，韦伯去练习击剑。每天9点到10点（星期六也上课），他去听恩斯特·伊曼努尔·贝克尔的“罗马法律制度”讲座，紧接着从10点到11点又去听他的“罗马法律史”课。从12点到下午1点，他每周4次去上历史教授伯恩哈德·艾德曼斯多夫（Berhard Erdmannsdörfer）[21]讲授的“大革命时代史（1789年至1815年）”。上午要听的课加起来共计20个小时。马克·吐温的记述写道，海德堡大学的讲座一个紧接着一个，所以，那些不去酒馆消磨时光的学生始终东奔西跑马不停蹄，教室一会儿坐满学生一会儿又空无一人，讲课的教授们（“R.-M.暂且除外”）都非常准时地开始上课，常常是在从教室门口走到讲台的过程中，就已经开讲。

学期开始时，韦伯还选修了其他一些讲座课，例如卡尔·科尼斯讲授的“国民经济学”，但似乎很快就没了兴趣。下午2点之前，他常和同学玩一会儿纸牌，然后检查课堂笔记。下午的时间通常是阅读并不怎么感兴趣的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22]撰写的《宗教讲演录》，晚上与表兄奥托·鲍姆加滕一起看哲学家赫尔曼·洛策（Hermann Lotze）[23]写的《微观世界》（Mikrokosmos），韦伯把洛策的体系形容为“一堆破烂货”。[24]在所有这些学术著作中，韦伯可以读到他所处时代学者们所做的各种尝试，即研究信仰和知识、神学和科技、宗教和启蒙的理性主义之间的对立关系。那些年，人们生活在一种被称之为“基督教文化”的社会环境中，马丁·路德新教已经成了普鲁士统治阶层的自我意识中一个不可动摇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在否定基督教的地方（比如从达尔文以及后来从尼采的著述中汲取精神营养的活力论思潮等），马丁·路德新教思想也是各种争论交锋的关联点。早年，韦伯不愿意对这类事物明确表示自己的观点。然则，韦伯后来被人们广为引证的一句话——他在“宗教方面没有什么感觉”，往往是断章取义，只是这句话的前半部分罢了。整句话的出处是：“我虽然在宗教上没有什么感觉，并且既没有需要也没有能力在我内心当中构筑什么有宗教性质的心灵‘建筑’，反正我就是做不了这件事，或者说，我拒绝这样做。但是，仔细审视自己的话，我既非反对宗教，也非执迷于宗教。”紧接他又说道：“我在这方面也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残疾人，一个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这个人的内心命运就在于，不得不老老实实承认这种情况，并且——为了不陷入浪漫的自欺欺人之中——自己甘于这种状态。但是，[……]我觉得自己也不是一个有朝一日能够长出新枝的木头疙瘩，摇身一变，成了一棵完整的大树。”[25]

韦伯对付这种状态的办法，并不是远离宗教，而是专注于宗教可加以研究的内涵。总之，在此前的一百年中，人们关于语言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知识积累越来越丰富，因而无须借助对宗教持否定态度的力量，就能够对宗教提出追根溯源的严肃问题。以耶稣生平研究为例，人们已经对《新约》的四福音书进行过缜密梳理：各种来源及出处之间的矛盾，有无证据证明它们确实建立在目击者的讲述之上，各种主题动机是否以完全相同的形式出现在更古老的文本之中，因而使人们有理由推测，这些主题动机并非出自某个真正的历史事件而是文学创作。韦伯早就对这类研究工作颇感兴趣。三年后，当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兴致勃勃地谈到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26]的《耶稣生平研究》（Das Leben Jesu）一书时，韦伯在回信中就他的观点和这本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这本1835年出版的引起轩然大波的著作中，施特劳斯并没有将耶稣的神迹和其他各种“神力”贬斥为蹩脚的魔术或虚幻的假象，而是将其解释为一个“无意创作出来的传说”，其内容涉及关于上帝的人性的思想。在他的第二本书《旧信仰和新信仰》（Der alte und der neue Glaube）中，施特劳斯将基督教完全抛之一旁。他认为，所有宗教的起源皆可以最终归结为人对于宇宙世界的依赖之情，况且，这一点完全可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加以解释。马克斯·韦伯批评阿尔弗雷德将原始基督教的经验称作“神话”——这显然是一个概念误区。这里，人们不禁要对一个21岁的年轻人对事物的明确区分感到惊讶。韦伯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神话是以往很长时间和一个民族文学想象的产物，“但是，早期的基督徒们有更为重要的事情去做，而不是与依靠想象完成的宗教自然观的艺术化打交道”。这里，不是某个宗教思想创作出了一个可以讲述的故事，而是有目共睹的人类经验在经过很长时间之后被转化成了宗教思想——用马克斯·韦伯后来的话说就是将之“理性化了”。《新约》中记述的事情并不是文学创作：“相反，那完全是人类生活的文字记录，由故事转换而来。”人们不能将这种由大多数情况下离乡背井、生活在最恶劣环境之中、由来自不同国家的早期基督徒讲述的故事，与诸如古希腊人那样世世代代有着固定家园和高度智慧的民族所讲述的故事相提并论。其情形，“就好像我们不仅要把一个借助统计数据描写劳动阶级的贫困生活和酗酒后果，以及针对他们的这种状况发表仁慈的（也可能是充满敌意的）或讽刺的见解的报纸编辑，拿来与一个眼下正为苦难的日子愁眉不展的人进行比较，而且还要把他拿来与这位苦难人士脑中的种种想法和幻想比较一番一样”。[27]

这里，透过上述观点和认识，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宗教社会学家，而且也必定看到了一位19世纪宗教历史学著作的阅读者。这位阅读者同样不赞成为了哲学争论而牺牲对事物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区分的做法。韦伯认为，如果今天有家庭保姆相信墨水里藏着魔鬼撒旦，或者马丁·路德把墨水瓶扔向魔鬼，以及人们在古代对所谓的女巫进行审判，这些事情虽然都是迷信，但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却并非完全一样。

诚然，就其自身的宗教背景而言，这种类型的历史化方法也同样意味着，人们对事物的理解越透彻，这些事物的开端和起源就越陌生。因为，写文章的报纸编辑虽然由于所属阶级的不同与他所描写报道的对象有很大差别，但是，他们二者皆是同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而这种情况不适用于宗教历史学家和他所研究的课题。马克斯·韦伯很早就面对和思考的一个事实是：借助科学的方法并不能使我们重新获得那种直接的宗教信仰。关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28]的论述独树一帜，切中要害。他于1906年在围绕《新约》以及对由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发起的关于《新约》的论战的语言历史学论述中写道：“耶稣生平研究的情况颇让人感到奇怪，它面向实际生活，想要找到一个历史上的耶稣，并且认为，可以将他（像他现在这样）作为一个老师和救世主放到我们的时代当中。学者们解开了数百年以来将其绑在宗教教义巨石上的桎梏，并且，他们不仅为生命和活力又重新回到这个人物形象之中感到高兴，而且也为看到这个历史人物朝着自己走来激动不已。但是，这个人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与我们的时代擦肩而过，又重新回到了他自己的时代当中。”[29]历史研究究竟应该如何为现代社会传递信息，人们是否能从中获得超出以往时代知识积累的更多知识，这个问题将始终伴随着马克斯·韦伯，并且从历史学导向了社会学。

当年，仔细钻研过苏黎世神学家阿洛伊斯·埃曼努尔·比德曼（Aloys Emannuel Biedermann）[30]的《基督教教义》（他试图用黑格尔逻辑学阐述基督教学说）或是奥托·普弗莱德勒（Otte Pfleiderer）[31]的《保罗主义》（一部500页论述保罗创立基督教观点的著作）的法律系出身的学者，其人数屈指可数。后来有学者推测，马克斯·韦伯是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健康状况出现问题之后，才找到了他著书立说最重要的论题。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最终导向韦伯式社会学的路途相当漫长，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没有找到一种恰当的形式，甚至连一个能够用以展现自己学术工作的具体论证主题都未找到。韦伯并不是一个一开始就像学术大师一样早就对自己未来的研究领域了如指掌的神童。但是，从大学的开始阶段起，他特殊的学习兴趣就逐渐轮廓分明地显露了出来，那就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宗教史和普通历史学。

韦伯平日上学多出的业余时间是在学生社团（头两个学期之后他就不再继续向父母写信汇报了）或是受邀在教授们家里度过的。就他而言，这样做既算是到教授家做客，同时也是到亲戚家串门。比方说，他的姨夫阿道夫·豪斯拉特（Adolf Hausrath）[32]就在海德堡大学担任《新约》和教会史教授。豪斯拉特和家眷住在法伦斯坦家族的那栋别墅里，后来，不仅韦伯搬进了这栋房子，而且韦伯的博士生导师列文·戈尔德施密特（Levin Goldschmidt）[33]也住了进来。豪斯拉特有宗教自由和反犹思想，只要在家里看到这个年轻学生，就喜欢与他高谈阔论。除此之外，他还以乔治·泰勒教授的笔名写过历史小说，因此，他肯定是韦伯当年一个喜欢与之谈古论今的同时代人。鲍姆加滕一家住在斯特拉斯堡，韦伯去那里过周末的时候，家里的气氛明显要比法伦斯坦别墅严肃得多。在赫尔曼姨夫那里，全家人一起阅读的是《哈姆雷特》，而在豪斯拉特那里是“随你们的便”。[34]

马克斯·韦伯虽然每天照例马不停蹄地去听各种课程和讲座，但他的家信中却见不到对上大学本身特别兴奋的踪影。他自己觉得心满意足，仅此而已。去上罗马法律史课，他觉得课上讲的都是教条式的逻辑概念，缺少他感兴趣的历史内容。历史教授艾德曼斯多夫对他来说又过于慷慨激昂，尽管韦伯是三个把他的课从头到尾坚持听完的学生之一。他对库诺·菲舍尔的叔本华批判课颇为欣赏，但菲舍尔的为人又太像演戏，华而不实。相比之下，贝克尔的罗马法律体系课给了他“一种能学点实实在在东西的感觉”。我们切莫忘记，韦伯当年虽然只有18岁，但毫不夸张地讲，他头脑的判断力已经在以往阅读学术著作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具备了对事物的鉴别能力。[35]

总体而言，比之大学课堂，与鲍姆加滕的谈话交流和课堂之外的各类书籍让他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到了第四学期，由于要去服兵役（从1883年10月开始，在斯特拉斯堡），韦伯休学一年。关于这段时间所受的心灵之累和皮肉之苦，韦伯有诸多精彩有趣的记述，简单说来就是：他过的是“一匹马那样的在马厩里和被人骑着受训的日子”，七小时的行军，肿胀的脚踝，夜里在军械库值更，腱鞘炎，没完没了的射击训练，出操，上司故意挑刺找麻烦，体重下降，尤其是——韦伯对这点抱怨最多——脑子麻木不仁，毫无思考的能力，以及由于“几百万次地重复许多纯粹的机械动作白白耗掉了时间”。我们不应忘记，韦伯很小的时候就宁可背诵关税表，也不愿意无所事事地坐着发呆。后来，他把这种近乎自我折磨式的反复琢磨各种事物的方法——“最后往往得不到什么结果”——称作无条件的科学认知的基础。

韦伯在家信中提到的“脑子麻木不仁”一词，相当准确地描述了他当兵时的那段生活，而且令人玩味的是，这个词刚被创造出来没有多久。韦伯在信中以一种无可奈何的苦笑来描写军营中那些诸如新兵入伍操练等的荒诞场面。一个刚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被呵斥为“圣洁的耗子肉排”：“瞧你这枪背的，怎么跟大象尾巴一样在屁股后面甩来甩去。”在韦伯眼里，这名被中士、军士长和二等兵虐待的士兵一副低眉顺眼俯首帖耳的样子，“似乎在这样的窘境中他脑子里还想着《圣经》里那句神的预言——恶人虽毁其肉身，却不能毁其灵魂”。[36]韦伯在信中把这些经历告诉母亲，而在母亲的词汇表里，虔敬服从的概念却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之所以向她提到并用这样的语言讲述这些事情，是有意而为之，因为同样是在这封信里，他第一次既策略又明确地与海伦妮·韦伯和她的妹妹伊达·鲍姆加滕（Ida Baumgarten）所恪守的宗教信条保持距离。大学期间，他逐渐摆脱了这两个女人向他灌输的人生观：一种带有自然宗教特征的、从强调献身精神的基督教立场出发对任何人生做出的无条件的价值判断，这种人生观在道德层面上比“世俗的”生活更为高尚。1883年初，韦伯的表兄奥托·鲍姆加滕与比他大八岁的表姐艾米莉·法伦斯坦结婚成家。艾米莉有未卜先知的天赋，笃信唯灵论，而且具有超出常人的宗教信仰。韦伯把他在鲍姆加滕家女眷身上以及在他表哥身上看到的东西，称作一种“极端的基督教信仰”——“因为，这种狂热的世界观我无法将之称为是基督教的东西。”他已做好了为祖国和学术研究苦心励志的准备，但不想从道德和良心的角度去这样做，如果导致这种狂热举动的原因仅仅是思想观念上的“模糊认识”的话。[37]

这里，还必须提到的是马克斯·韦伯上学期间读过的另一本书。正当他把当兵服役称作一种“像钟表一样的”生活，并认为几乎没有时间用来看书学习的时候，他从赫尔曼·鲍姆加滕那里得到了一本名为《柏林社会面面观》（La Société de Berlin）的书，并对之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本书写的是关于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宫廷政治生态众生相的讽刺故事，一年前连载于巴黎出版的《新观察》（La Nouvelle Revue）杂志上。这本杂志的出版人是对俾斯麦恨之入骨的朱丽叶·亚当（Juliette Adam），整个巴黎的文人墨客都是她的文化沙龙的常客。故事的作者是凯瑟琳·拉齐维尔（Catherine Radziwill）公主，“她既美丽动人又优雅文静，但是，就像她的许多同乡一样，她也同样矫揉造作、傲慢自负、卖弄风情，工于心计甚于真心待人”——在以保罗·瓦西里伯爵（Comte Paul Vasili）笔名出版的书里她这样描写自己。“她不喜欢任何人，别人也不喜欢她”，所以，完全有理由把她看成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因此，像她自己解释的那样，当时没有人怀疑到她，其作者身份直到1918年《沙皇的自白》（Confessions of the Czarina）一书出版才真相大白，就不足为奇了。[38]

此人原本是一个波兰伯爵的千金小姐，1858年生于圣彼得堡，17岁时嫁给了波兰和普鲁士侯爵威廉·拉齐维尔（Wilhelm Radziwill），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公馆里经营着一个柏林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这便是这本书叙事的视角。粗略读来，在纯属杜撰、写给一名外交官的信札中（这些信是为他赴柏林履新做准备），讲述的都是围着德皇和俾斯麦身边转悠的王公贵族和黎民百姓的荒诞不经之事，其中用意恶毒的描写和评论随处可见：“两个宫廷贵妇中的一个，即阿德尔海德·霍克伯爵夫人是个驼背，而且非但没有贵族通常所有的高雅素质，反倒是沾染了他们身上的恶习。”除此之外，关于萨甘公爵的文字是这样写的：“想当年，他在女人那里如鱼得水频频得手，到现在为止他还是剧院的常客：说到底，他是一个见人就熟又风流倜傥的自私自利者，总是与他的交谈者的见解不谋而合。”在给父母的信里，韦伯尤其针对书中这样的段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本书被报章媒体不公正地贬斥为哗众取宠之作，但是，撇开恶语中伤之处不谈，此书还包含了“一大堆针对柏林有头有脸的人物，即上自德皇和皇子，下至威廉·布施等的有趣评论，这些评论有相当一部分言之有理，令人惊叹不已”。一个月后，他在信中再次谈到这本书时说，此书“在许多方面都十分出色，其风格不温不火，很难让人相信是出自一个法国人之手”。倘若书中把皇后写得既矫揉造作又阴险狡诈，那么，它正好表达了“我们虽然自己心里这样想但只能关起门来说的心里话”。韦伯对作者观察能力的怀疑只体现在对威廉皇子，即日后的德皇威廉二世的评价上。拉齐维尔将他描述成一个新的腓特烈大帝，并认为，将来他或许会成为德国一流的有作为的人物。[39]

这本书对韦伯尤其具有吸引力的地方，是他向自己的父亲仅仅约略提到的那些文字段落，这些段落肯定不受老韦伯的喜欢，但与小韦伯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稍后形成的许多观念性的东西不谋而合。比如，他将俾斯麦看成一个玩世不恭和狐疑猜忌的政客：凡是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东西，他都统统予以摧毁；他不仅目中无人，因而总是立刻抓住别人的弱点，自己却不受任何观点主张的约束，而且善于见风使舵随机应变。韦伯在信中写道，俾斯麦既是统治国家的帝王，又是处理政务的朝臣，此处暗指的是“le roi règne，mais ne gouverne pas”（君王统而不治）一语，即君主立宪政体中君王的权力受到限制的情况。因此，拉齐维尔认为，德国将为这个宰相和“世界上最无能的议会”付出代价。民族自由党曾经一度离权力如此之近，几乎触手可及，但“不幸的是，触及和掌握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各种政党都在做着自己的社会政治之梦，德国人却只愿意接受政治的梦想；这里，人们像少年维特[40]那样追求着自己的理想，却并不为人民着想，亦即心系那些辛勤工作的劳苦大众。“德国人普遍很少关心跟政治有关联的事情，他为自己国家的成就感到自豪，但他所引以为豪的，是印第安人那种因为猎取大量人的带发头皮而兴奋不已的残忍方式。[……] 德国人心中唯一的愿望，是能够看到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得以建立并得到保障。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事物都唤不起他的热情，引不起他的兴趣，也不能让他转移对柴米油盐等日常琐事的注意力。”[41]

后来，所有这一切均在韦伯的著述中得到了思考和阐述。大约三十年之后，韦伯所选择的表述方式同这位波兰公主几乎毫无二致：“总体而言，人们强烈地趋向于从内心让自己去适应所取得的成就，或是去适应很有希望取得成就的那些事物，并且，不单是在他们实现自己最后理想的手段或是程度方面，而且也在放弃这些理想本身方面，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德国，人们觉得对这种情形可以用‘务实之道’来称呼之。”这里，拉齐维尔的观察点中了韦伯的神经。韦伯在学生时代练就的本领是磨炼出了对德国市民阶层政治地位的一种敏锐的嗅觉：这个阶层似乎从1848年和1862年的两次革命中汲取了经验教训，即对政治理想敬而远之乃是人生在世之上策。韦伯批评道，自由主义者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委身于一种名曰俾斯麦的教派之中，这个教派的目的是一种“如同教义一样的狂热的个人崇拜”，直至对权力的盲目顶礼膜拜。除此之外，他们把自己限制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并为之争得你死我活。韦伯不仅越来越多地注重对自身阶层政治利益的探索研究，而且也注重对新教的、自由主义的、城市的、从事经济活动的和受过教育的市民阶级是否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安身立命问题的分析探讨。在他看来，为了一个以其他方式无法实现的目标，把务实之道当作一种策略性的手段，似乎是势在必行的做法。然而，他在德国社会所观察到的，却是人们基于眼前既得利益原则对目标进行策略性选择的做法。[42]

[1] 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德国历史学家。

[2] 致海伦妮·韦伯的信，1882年11月4日，见JB，第59页及下页。

[3] 库诺·菲舍尔（Kuno Fischer，1824～1907），德国哲学教授。

[4] 恩斯特·伊曼纽尔·贝克尔（Ernst Immanuel Bekker，1817～1916），德国罗马法教授。

[5] 卡尔·科尼斯（Karl Knies，1821～1898），德国国民经济学教授。

[6] 库诺·玛利亚·亚历山大·冯·赖希林-梅尔德格男爵（Cuno Maria Alexander Freiherr von Reichlin-Meldegg，1836～1894），德国哲学讲师。

[7] “有点浮于表面……”，致海伦妮·韦伯的信，1882年5月2日，见JB，第58页；“一个温良和善……”，见JB，1882年7月4日，见JB，第41页；关于“R.M.”，参见海德堡鲁普莱希特-卡尔大学地址簿，1882年夏季半年版，海德堡，1882年，第5页，以及赖希林-梅尔德格《赖希林·冯·梅尔德格家族》，第133页及下页。

[8] 维格沙伊德：《回忆录》，第31页；“由于……”，致老马克斯·韦伯的信，1882年4月24日，见JB，第37页；“男子汉教育……”，见LB，第72页。

[9] 尼禄（Nero，37～68），罗马帝国第五位皇帝，公元54年至68年在位。

[10] 图密善（Domitian，51～96），罗马帝国第十一位皇帝，公元81年至96年在位。

[11] 见JB，第163页。

[12] 奥托·冯·吉尔克（Otto von Gierke，1841～1921），德国法学史家。

[13] 引自基希霍夫《学院派女性》，第23页及下页。

[14] 参见http：//digi.ub.uni-heidelberg.de/matrikel1872[18.9.2013]。

[15] 参见海德堡大学地址册。

[16] 见MWG I/4，第731页。

[17] 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美国著名小说家、演说家、幽默大师。

[18] 吐温：《欧洲游记》，第33～38页。

[19] 所有记述参见贝克《W.E.B.杜波依斯在德国》。

[20] 莱森：《品格取代教育？》，第98页及下几页。

[21] 伯恩哈德·艾德曼斯多夫（Berhard Erdmannsdörfer，1833～1901），德国历史学教授。

[22]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

[23] 赫尔曼·洛策（Hermann Lotze，1817～1881），德国哲学家。

[24] 致海伦妮·韦伯的信，1882年6月17日，见JB，第52页。

[25] 致斐迪南·特恩尼斯的信，1909年2月19日，见MWG II/6，第65页。

[26]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德国自由主义新教神学家。

[27] “但是，早期的基督徒们……”，致阿尔弗雷德·韦伯的信，1886年3月7日，见JB，第266页及下几页；参见亨尼斯《马克斯·韦伯关于人的科学》，第190页及下页；“相反……”，见JB，第207页；“就好像……”，见JB，第208页。

[28] 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德裔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和医学家。

[29] 施韦译：《耶稣生平研究》，第620页。

[30] 阿洛伊斯·埃曼努尔·比德曼（Aloys Emanuel Biedermann，1819～1885），瑞士基督教新教神学家。

[31] 奥托·普弗莱德勒（Otto Pfleiderer，1839～1908），德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

[32] 阿道夫·豪斯拉特（Adolf Hausrath，1837～1909），德国新教神学家和作家。

[33] 列文·戈尔德施密特（Levin Goldschmidt，1829～1897），德国法学教授。

[34] 致海伦妮·韦伯的信，1882年12月15日，见JB，第64页，以及致老马克斯·韦伯的信，1883年2月12日，见JB，第68页。

[35] 致海伦妮·韦伯信中关于库诺·菲舍尔的文字，1882年6月17日，见JB，第53页；“一种能学点……”，见JB，第57页。

[36] “马厩里和被人骑着……”，致海伦妮·韦伯的信，1883年10月22日，见JB，第79页；“几百万次地……”，见JB，1884年1月19日，见JB，第90页；“最后往往……”，见WL，第589页；“圣洁的……”，致海伦妮·韦伯的信，1884年2月6日，见JB，第95页；“似乎……”，致海伦妮·韦伯的信，1883年10月22日，见JB，第78页。

[37] “极端……”和“模糊……”，致海伦妮·韦伯的信，1884年5月3日，见JB，第111页。

[38] 瓦西里：《柏林社会面面观》；该书当时一年之内再版12次。德文版数年前又重新再版：科特：《柏林的宫廷及社会》；参见致海伦妮·韦伯的信，1884年1月19日，见JB，第93页，以及致老马克斯·韦伯的信，1884年2月28日，见JB，第102页；“她既美丽动人……”，瓦西里：《柏林社会面面观》，第148页；关于笔名，见哈格迈斯特《一切只是谎言和欺骗吗？》。

[39] 瓦西里：《柏林社会面面观》，第49、55页及下页。“一大堆……”，1884年1月19日信，见JB，第93页及下页；“在许多方面……”和“我们虽然自己……”，1884年2月23日信，见JB，第102页及下页。

[40] 这里指的是德国大文豪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翁。

[41] 关于议会，参见瓦西里《柏林社会面面观》，第18页及下几页；“不幸的是……”，瓦西里《柏林社会面面观》，第24页，“德国人……”，瓦西里《柏林社会面面观》，第83页。

[42] “总体而言……”，见WL，第513页（1913年）；“狂热的……”，致赫尔曼·鲍姆加滕的信，1891年11月3日，见JB，第328页；“既得利益……”，见JB，第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