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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六章 失意的港湾和激情的浪潮
——马克斯·韦伯结婚成家
人不是为结婚而结婚。
丽塔·本尼特[1]
在1894年6月3日和10日《福斯报》[2]的周日副刊中，马克斯·韦伯读到了一篇柏林大学哲学教授格奥尔格·西美尔撰写的文章。西美尔在文中探讨的问题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持久关系似乎只将一种形态完全排除在外：我们所见到的不是一夫一妻制，就是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制；某些社会中，存在必须遵守的超出部族界限的族外婚，而在其他社会中，严格规定的则是族内婚；新郎迎娶新娘需要付出代价，有时新郎家里也会得到一笔陪嫁；几乎每一种婚姻都有其历史的对立形式。但是，几乎在任何地方，人们都对近亲结婚持拒斥的态度。[3]
那么，人们对近亲结婚几乎普遍存在的害怕心理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西美尔认为，人们对这种婚姻给后代带来不良影响的担忧并不是其原因所在，并且，人们也不应当将这种生物学的观点看作数千年来对近亲结婚严格管理的动机。他写道，人们至多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在人类进化过程中，那些出于某种偶然原因禁止近亲结婚的族群会有更好的生存机会，而且他们最终会用一种抵制的态度来看待生活中被抵制和摒弃的东西。尽管如此，在西美尔看来，这种解释也是“极有漏洞的”。
相对于生物学的解释，西美尔认为社会学的解释更具有说服力。他说，同一个居住群体成员之间的婚姻禁令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秩序，因为这个禁令从一开始就让共同紧密生活在一起的人之间“不可能发生”性骚扰，并且杜绝了两性之间显而易见的各种诱惑：“这里，人们的基本想法在于，倘若任何社会秩序皆不应遭到破坏，并且在所有道德和法律关系中不应出现重大的混乱状况的话，那么，共同紧密生活在一起的人中间的道德规范就必须保持下去。”西美尔进一步补充道，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来说，婚姻也始终“不是结婚者个人单纯的私事，而是一种双方家庭因为地位的提升或下降皆甚为关心的事情”。因此，在西美尔眼中，限制近亲结婚乃是一种适用于“私生活中”关系亲近的人的社会禁令，即：性爱和情爱欲望所面对的事物，是一个人身边的社会环境。与流行的观点不同，人们对自身家庭成员的性欲望并没有因为懵懂童年时的两小无猜而受到阻遏。“亲密无间的共同生活不是让人的感情变得木然冷淡，很多情况下恰恰是勾起内心情愫的东西。若非如此，人类的古老经验就无法得到解释：洞房花烛夜的一对陌生人，往往在日后的朝夕相处中产生了爱情。同理，若非如此，恰恰是早先同异性较为亲密的接触就不会在经过若干年后变得如此具有危险性。”因此，西美尔认为，不允许近亲结婚的禁令从根本来说是一种指令，它要求人们必须主动去寻找异性伴侣，而不只是简单地在亲属圈子里打转。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大约不到一年，马克斯·韦伯于1893年9月20日与来自比勒菲尔德的远房侄女玛丽安妮·施尼特格尔（Marianne Schnitger）结婚成家。正如韦伯家族习以为常的情况那样，这种形式的近亲结婚在19世纪欧洲市民阶级上层也非常普遍。娶自己表姐为妻的达尔文（Darwin）[4]即是一例。不唯如此，在从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5]的《呼啸山庄》开始，直至前文提到的特奥多尔·冯塔纳的《燕妮·特莱贝尔夫人》（此书在韦伯结婚前一年出版并在韦伯家里传阅）[6]的小说中，近亲婚姻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主题。
追求浪漫爱情的理想在19世纪至少在市民阶层中已开始蔚然成风。这种观念与出于纯粹经济利益的近亲结婚截然不同，市民阶层普遍倾向于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从根本上来说，市民阶层的成员此时已经不需要刻意体现自己的身份地位，因而可以追求不影响家族生活的内心情感。[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发现并接受了这些“理想”。他们的职业生涯往往与其父母的职业道路不尽相同，常常不是在富足稳定的条件下组建家庭，而是自己重起炉灶从头开始。因而，市民阶层的婚嫁者越来越多地憧憬婚前的两情相悦和柔情蜜意，并且不仅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人，而且作为个体意义上的人也要相互般配。“婚姻是一个以性行为为基础的两个人的完美结合，其本身就是目的”，约翰·戈特利普·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8]早在1796年就说过这样一番话（玛丽安妮·韦伯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将以费希特为题）。[9]不过，费希特又说，婚姻也可以没有性行为作为基础，这并不影响其自身的目的。另外，女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愿意承认爱情，对性行为却讳莫如深：“女人在成为男人满足欲望的手段之时，她就放弃了自己的个性；她通过出于爱情满足自己男人欲望的方式，重新获得了自己的个性和她的全部尊严。”[10]因此，将一个女子违背其意愿嫁与他人，或是为了习俗而结婚成家是完全不可能的。婚姻和爱情本是同一事物。
可惜，这样的观念充其量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韦伯的婚姻告诉我们，倘若历史上两种习俗相互重叠，亦即作为市民阶级规范标准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已经普遍流行，但婚姻还始终不被看作建立一个新的家庭，而是被看作现有家庭的延续，那么，人们上述的种种期待将会导致怎样的窘迫情形出现呢？并且，就韦伯本人的这桩婚姻而言，倘若家庭的延续并非出于诸如家族现有的公司、土地财产或政治地位等物质原因，那么，这种窘迫的情形还将进一步加剧。而且，更有甚者，当这个男人完全没有表现出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女人的愿望的时候，这种窘迫的情形将变得更为严重。发生在韦伯身上的这桩婚姻，是一个几近而立之年的男人所表演的一出戏剧，他不仅完全没有表现出要寻找一个有爱情基础的婚姻的任何迹象，而且其行为举止也显得与贵族绅士毫无二致。所不同者，仅在于他并不热衷于出行打猎、治理国家或是闹出各种桃色绯闻，而是一股脑儿地埋头于自己的学术工作罢了。因此，到最后，为他终身大事操碎了心的是他的姨妈和母亲。然而，这项计划却因为家族亲属中一个爱慕他的女子而被打乱。他娶此女为妻，并不是因为他追求她，而是因为他认识她，她也愿意跟他一起生活，这就足矣，他所要求的条件均得到了充分满足。1884年，美国有一本关于爱情的大部头著作问世，书中写着这样一句话：“自由选择并非总意味着爱情。”[11]
毋庸赘言，让我们回到韦伯婚事的正题上来。玛丽安妮·施尼特格尔1870年出生在厄灵豪森（Oerlinghausen）[12]。马克斯·韦伯的父亲是她的祖父卡尔·大卫·韦伯（Carl David Weber）的兄长，因此，马克斯·韦伯就是她的隔辈叔叔。当玛丽安妮还不满3岁时，母亲在生她的小妹时因难产去世。她的父亲是一个生性多疑、胆小怕事、脾气古怪的医生，很少关心这个女儿。“我成了一个快乐的街头孩子，无人疼无人爱，患有严重的百日咳，动不动就生病，哮喘不停发作。”她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道。[13]她的教育由祖母和姑妈来管，有钱的祖父是经济后盾。她先在莱姆戈（Lemgo）[14]女子中学上学，后转到了汉诺威的一所寄宿学校。在那里，她“从一个无拘无束天性活泼的女孩变成了一个沉思默想和拼命读书的人”，[15]而且，由于她的学习劲头被人说成是想出人头地，这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她读过的书是卡尔·毕希纳（Karl Büchner）[16]写的《力和物质》（Kraft und Stoff）、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7]的《宇宙之谜》（Welträtsel）和尤利乌斯·朗贝（Julius Langbehn）[18]的《教育家伦勃朗》（Rembrandt als Erzieher）等。这些都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常识类书籍，内容涉及的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工业生产和生活变革之间的矛盾冲突。[19]与她的同时代人一样，玛丽安妮也陷入了一种普遍的困扰之中：这个时代虽然为他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前景，但并没有规定当事者在日常生活中必须真正以这些生活前景为目标。回到莱姆戈后，她笔下的生活又变成了另外一番情形：“我的闺蜜们几乎都没有嫁人，岁月从她们身边流过，她们两手空空一无所得。当时上班参加工作的机会很少，除了当老师和护士之外，小城市里几乎没有其他职业可选。除非迫不得已，大家都留在了父母身边当乖乖女，下午的时候坐在窗台边做女红。只有个别人鼓起勇气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闯一闯。”[20]玛丽安妮已经失去了父母的依靠，因为祖父腰缠万贯，她才无须急于外出去找工作，但结婚的希望也同样十分渺茫。整天就是窝在家里搞清洁卫生，种花养草，练习钢琴，照看小孩，东拉西扯，读读小说，——芳龄二十的玛丽安妮·施尼特格尔“无聊得简直快要生病”。[21]
于是乎，“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就成了最后的出路。1891年春，玛丽安妮在柏林的亲戚老马克斯·韦伯和海伦妮·韦伯邀请这个侄孙女来帝国首都小住六个星期。此前她所缺少的一切，突然之间都来到了眼前：像母亲一样关心照顾她的海伦妮，人丁兴旺、忙忙碌碌、充满生机的一大家子人，市民阶级的书卷气氛，家族成员的谈话交流，以及到剧院去看戏等。尤其是：那里有一个早已进入结婚年龄的大男孩，但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还未可知。因为，家里人刚开始的说法只是：“见习文员马克斯带她去了她生平的第一次舞会，他像叔叔那样体贴照顾着她。”[22]几年前，23岁的马克斯·韦伯曾经被他的一个表姐说成是家里的“一个讨人喜欢的‘大女儿’”，亦即一个耽误了结婚成家最好时光的人。[23] 相反，马克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看起来倒像是个更天性快乐、不那么稳重踏实，更热情奔放且更浮于表面的人。不管怎样，马克斯·韦伯当时就是这样形容他这个弟弟的。[24]
至于后来为什么不是阿尔弗雷德打动了玛丽安妮的芳心，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难找，因为，玛丽安妮走到这个大家庭中并不是为了寻找冒险和出格之举，而是为了得到众人对她的接纳。在她眼中，马克斯·韦伯看起来就像个“器宇不凡的男人”，壮硕的身体顶着一个神话般的脑袋。尽管如此，他走起路来却十分潇洒飘逸，而且透着一股“骑士的气质”。[25]他身上令她特别着迷的，是他的妹妹克拉拉将之称作“点拨教诲他人的才华”[26]的东西。在一个教育即意味着要面对现实主义和道德激情、“解放运动”和传统生活模式之间矛盾冲突的时代，一个年轻学者对问题的全面解答，以及他“身上具有的充满自信的特质”[27]，似乎弥补了他身上缺乏的对异性的魅力。
一年后，韦伯通过了教授资格论文考核。年方二十八岁的他由于取得了受聘担任教授的资格，因而在经济上逐渐具备了结婚成家的条件。正在此时，玛丽安妮于1892年4月第二次来到柏林，这次来访标志着韦伯人生旅程的重要转折。从1887年春去斯特拉斯堡当兵开始，韦伯便与他的表妹艾米·鲍姆加滕（Emmy Baumgarten）保持着一种近乎私订终身的关系。但是，他是否真的打算娶她为妻（据说他曾经许诺过她，或者至少与她的关系很密切），始终没有定论。韦伯已经有五年时间没有见到她了。两个人恋爱或者仅仅是一种长久的好感关系的文字记录一点都没有，因此，很想看到两人喜结良缘的双方母亲对此也是颇有怨言。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玛丽安妮身上。韦伯在1892年夏曾经对她说，女人太聪明对他来说并不是婚姻的障碍。这句话听起来就像是大财主向别人施以恩惠一样，而且传达出的信息也颇多，似乎这也是韦伯的真实想法。不过，玛丽安妮的日记中也记录了他说过的一些冷冰冰的话。有一次两人在花园聊天，韦伯对她说，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然目的，人需要幸福的感觉。[28]然而，他并没有大献殷勤追求过她。
无论如何，作为韦伯家族在道德问题上一言九鼎的海伦妮对玛丽安妮有着另外的打算。跟韦伯同龄且是前文提到的唯一铁杆好友保罗·格尔（Paul Göhre）[29]对玛丽安妮情有独钟。格尔是那个时代福音教派的一个年轻的社会政治家，而且不久前刚崭露头角：他假扮成工人，连续三个月每天到开姆尼茨机器厂工作11个小时，在工人中传播基督教。他最终发现，人们必须首先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然后才愿意聆听神的福音。他写的调查报告是一份篇幅很长、至今仍有阅读价值的关于德国工人阶级及其生活和工作环境，以及他们的政治、道德和宗教观念的科学文献。这份报告在福音派教会中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格尔认为，工人阶级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温饱和工资问题，同时也是教育和宗教的问题”。工人们之所以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心存好感，是因为该党用一种“完全无望的声音”对他们的生活处境做出了反应，并且对现世的价值、内容和目的提出了质疑。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之所以成功，其原因就在于官方教会“毁灭了传统的基督教”。因此，应当阻止“社会民主党变成一个完全的反基督教组织”。[30]
憨厚正直的格尔很招海伦妮·韦伯的喜欢，她本来正打算用投身慈善工作的态度来改变玛丽安妮对文艺的偏好。只有“克己为人”，才能从中“得到满足”。[31]1893年1月11日，她试图强迫玛丽安妮做一个答应格尔的决定，从而导致两人之间发生了不可置信的一幕，这幕情景不仅完全可以与冯塔纳、易卜生（Ibsen）[32]和斯特林堡（Strindberg）[33]的婚姻故事文学，而且也完全可以与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34]充满戏剧冲突的电影故事相提并论。[35]
格尔本人没有向玛丽安妮表露过自己的爱意。当海伦妮向叫到身边来的玛丽安妮讲明她的意图的时候，他正在夏洛滕堡韦伯家楼上的一间屋子里等待消息。玛丽安妮一下方寸大乱，并惊慌地拒绝了求婚的请求。随即，姑妈开始责备她：你怎么可以这样呢，难道你对格尔的爱情视而不见吗？她回答道，姑妈怎么可以这样，你是知道的……。但是，姑妈并不知道什么。玛丽安妮表明了自己对马克斯的爱情。海伦妮大吃一惊，非常生气。她说，玛丽安妮知道马克斯“跟艾米的事情”。但是，在玛丽安妮看来，马克斯跟艾米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在韦伯寄来的有关1892年秋那次去斯特拉斯堡走亲戚的信中，她没有发现他与表妹继续保持关系的任何迹象。海伦妮·韦伯指责她动不动就跑到柏林来。还有，这个表示主动的微小举动对家中的女主人来说太过分了。她当着这个受害者的面，一边对她进行指责，一边大声祈祷。之后，她转身离开，去告诉格尔，他的求婚被拒绝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带玛丽安妮回房间睡觉。[36]玛丽安妮从床上爬起来，海伦妮要求她给格尔写信，并想方设法阻止她立即与马克斯见面：“他不能知道这件事呀，孩子。”海伦妮态度明确。[37]事情发生时，马克斯显然不在家里。为了证明这点，海伦妮给玛丽安妮看了他空无一人的房间。然后，她又去了格尔那里。当天晚上，她还去了几个熟悉的人家里。从那里，为了维护对事情的解释权，她给厄灵豪森的玛丽安妮家写信。不久，从厄灵豪森寄来了责怪玛丽安妮的信。在此期间，海伦妮继续做着玛丽安妮的说服工作——“我们现在想让你在这里长期住下来。”
费希特曾说：“男人可以自由寻找女人，女人则不可以。”[38]现在呢，不是男人追求女人，因为他不在家，而是女人追求男人。但是，她只能被动地这样做，因为她要同时反抗别人已经替她安排好的事情。两个当事人都不知道爱情为何物，他们只是年纪不小了而已。如今，他们突然手足无措地要面对这样一种情况：要么结婚，要么做一个承诺。但是，两个可能要结婚的人之前并没有彼此商量过这件事情。
大约一周之后，即1893年1月17日，马克斯·韦伯还是不在家。这天，玛丽安妮被叫到夏洛滕堡的宅邸中，海伦妮将一封儿子的信递给她。这封信的内容，她事先已经读过。“玛丽安妮：如果你情绪稳定的话，”韦伯的信开头这样写道，“读一下这封信吧，因为我要跟你讲的，可能是你还没有做好准备要听的事情。你觉得——我这样想——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已经结束了，而且，我会把你打发到一个寂静、冷清、失落以及数年前我自己在那里抛锚停泊的港湾。可事情并非如此。”然而，这段开头过后，又过了几个段落，直到这封订婚书的结尾仍然还是无法完全看出，除了失落之外，韦伯究竟还给了他的新娘其他什么东西。接着他又往下写道，他无须对人说，他绝不敢“如同一件礼物一样”向“一个女孩”伸出自己的手，并且，“倘若神迫使我做出无条件奉献的话”，他才会要求一个女孩伸出手并接受她的爱。在这个爱情宣言（如果这算是一个宣言的话）的前面，被人为地增加了一个道德准则和自我责任，其中，说话的对象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被这条准则用在自己身上的女孩子的楷模。随后，他又继续写道：玛丽安妮不了解他，她应该去问一下他的母亲——她知道，他是如何费了很大气力，试图控制好自己天性中那些原始的激情。除此之外，他在信中还告诉玛丽安妮，如果格尔“在感觉自己没有放弃什么的情况下”能够看到他与她牵手，那么，这时他才可以说出“爱情”两字。对艾米·鲍姆加滕也同样如此——“我也同样不能接受她冷冰冰的放弃和失落；如果要我为另一个人活着，那么我就不能对她无动于衷，因此，我必须能够正视她，并且看到，假如我从另一个人那里接受了生活的幸福[……]，她的心是否也一同欢快地跳动着。”[39]
换言之：韦伯做出自己爱情宣言的条件是，别人是否能向他保证，他的举动不会导致不幸事情的发生。后来，他在向艾米·鲍姆加滕做解释时说，他猜测格尔和玛丽安妮之间有私情，并且，在“灾难”发生之后，他才意识到了自己的感情。[40]但是，这场感情转折的结果被作为一种期待加在了潜在的新娘身上，“因为，假使你跟我在一起，那么，你身上的负担就不仅是你自己的负担，而且还有我的负担，你还不习惯走这样的路。因此，要考验的是我们两个人。”他不会保护她——此话出自一个还未曾让自己受人驱使做出柔情蜜意姿态的人之口。这个迄今为止完全被动行事的人把决定权推给了这个女子，似乎他早就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即：点明了他们的结合将面临的种种困难。毫无疑问，在这些困难中，没有一件是她必须算在自己账上的。可是，韦伯以这样的方式来谈这件事，似乎可以从中推导出对玛丽安妮的种种要求：“我的高尚的战友，跟我一起走出悄无声息的失意港湾吧，驶向辽阔的大海，那里，人在灵魂的搏斗中成长，尘世的东西从他们身上掉落。但是，你要注意：水手的头脑和心中必须明白，他的脚下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在我们心中，对那些模糊不清和神秘莫测的心灵情绪，我们不能想入非非，委身逢迎。因为，如果你的情感冲上头来，你必须将它驯服，这样，你就能够用清醒的理智控制住你自己。”
除了战友、灵魂的搏斗、头脑和心里明白、驯服、清醒的理智等词语之外，对于自己心中浪潮如涌的感情，他不仅闭口不谈，而且还把新娘推给了自己的母亲。过后，他还以玩笑的口吻写道，玛丽安妮原本要嫁的不是他，而是海伦妮，而且还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婆婆。[41]至于玛丽安妮自己的激情和感受，韦伯不允许她有不明确的情感表达。尽管如此，玛丽安妮在结婚信里兴奋地看到的首先是：走向婚姻的突破。她把这点说成是别人送给她的“一件礼物”。但是，这并不是一件个人的礼物。在韦伯的信里，玛丽安妮这个人根本没有出现。对于究竟喜欢她的什么，韦伯只字未提。倘若有人想从这封信里找出关于她的只言片语，那将一无所获。
即便是对不常在家的老马克斯·韦伯来说，这封信也实在是过于冷冰冰了。在与父亲谈话之后，马克斯·韦伯随即写道：“在我父亲眼里，新郎和他的性格应该是跟我身上所表现的东西不一样的。”[42]甚至一贯有着奉献精神、马上就要让玛丽安妮开始对生活进行准备（要安排得“尽可能对他人有用和有帮助”[43]）、做母亲的海伦妮·韦伯也在日记中写到，当她看见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在埋头读书，她坐在一旁，将工人工资的调查问卷整理成表格），好像并没有感觉他们结婚的日子已经临近。[44]“因为，如果你的情感冲上头来，你必须将它驯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让你去做些抄录誊写工作的吗？无论如何，作为那场感情浪潮的后果，马克斯·韦伯显然丝毫没有改变他的生活的任何习惯。他虽然在信中写到了这场感情的浪潮，但似乎像是他从书本中读到的一样。
“男人看见女人都想爱，女人爱的是她的男人。”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45]对浪漫爱情的古老性别差异模式做了这样一番概括。[46]显而易见，就韦伯的案例而言，这个浪漫爱情的概念只适用于第二种情况。至于见到女人都爱，从他的言论当中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甚至结论恰好相反：“我的孩子，走进我的心里吧——你是第一个让我能够和允许对爱情完全为之感到高兴的人。”韦伯于1893年3月在给他未来的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他不断地用“孩子”一词称呼她，以强调与妻子的年龄差距（尽管他仅年长6岁），同时，他又把自己形容为“老小伙子”和一个“年纪已经不小的新郎”。[47]此外，由于他们的爱情关系，马克斯和玛丽安妮在今后的生活中也没有同韦伯家族脱离关系。多年之后，他的母亲还一直是他，而且尤其是她，以及所有跟他们两人有关的事情的见证人。
在与格尔交谈并且收到了来自斯特拉斯堡的让人长舒一口气的消息之后（斯特拉斯堡亲戚家的来信说，他们对表兄妹的恋爱关系也不再抱有希望），剩下要做的事就是正式订婚了。两人于1893年的圣灵降临节正式订婚，订婚后要做的就是再缔结一份结婚协议。在韦伯借助他给未婚妻的信带来的情感转折之后，接下来的就是法律关系上的转折。玛丽安妮既有对爱情的追求又有丰厚的嫁妆，而他却是二者皆无。让韦伯心里不痛快的是，老一辈的长者，即玛丽安妮的祖父和韦伯的父亲（在比勒菲尔德老家出生的两个亲兄弟），把这桩婚事基本上都包办了。正如当年老马克斯·韦伯结婚时一样，玛丽安妮结婚财产的所有权全部归在了丈夫的名下。1893年9月20日，马克斯和玛丽安妮正式成婚。
[1] 丽塔·本尼特（Rita Bennett）是美国作家杰夫·林赛（Jeff Lindsay）创作的描写连环杀手故事的德克斯特（Dexter）系列丛书中的一个人物。
[2]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是一份在柏林出版的代表自由主义市民阶级观点的著名报纸，因其所有人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福斯（Christian Friedrich Voss）而得名。
[3] 西美尔：《论近亲婚姻》。
[4]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
[5] 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1818～1848），英国诗人和作家，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之一。
[6] 见克勒格尔《马克斯和玛丽安妮·韦伯》，第17页。
[7] 此处及下文参见卢曼《爱情作为激情》，第163页及下几页。
[8] 约翰·戈特利普·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哲学家，古典主义哲学代表人物之一。
[9] 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第二卷，第174页。
[10] 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第二卷，第168页及下页。
[11] 芬克：《浪漫爱情和个人之美》，第188页。
[12] 厄灵豪森是德国北威州的一个小城市。
[13] 见LE，第28页。
[14] 莱姆戈也是德国北威州的一个小城市。
[15] 见LE，第43页。
[16] 卡尔·毕希纳（Friedrich Karl Christian Ludwig Büchner，1824～1899），德国医生、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
[17] 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德国医生、生物学家和博物学家。
[18] 尤利乌斯·朗贝（Julius Langbehn，1851～1907），德国艺术史学家。
[19] 克勒格尔：《马克斯和玛丽安妮·韦伯》，第24页。
[20] 见LE，第42页。
[21] 见LB，第184页。
[22] 见LB，第185页。
[23] 见LB，第186页。
[24] 致艾米·鲍姆加滕的信，1887年复活节星期天，见JB，第227页。
[25] 见LB，第185页。
[26] 见LB，第179页。
[27] 见LB，第185页。
[28] 见R，第87页。
[29] 保罗·格尔（Paul Göhre，1864～1928），德国福音派神学家和关心社会问题的政治家。
[30] 格尔：《当工厂工人和手工学徒的三个月》，第157/212/216页。
[31] 海伦妮·韦伯给尼克斯的信，1893年2月22日，见FG，第543页。
[32] 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挪威戏剧家，欧洲近代戏剧创始人，主要作品有《群鬼》《人民公敌》等。
[33]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瑞典作家，瑞典现代文学奠基人，主要作品有《红房间》等。
[34] 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1918～2007），瑞典导演、编剧和制作人，主要作品有《安娜的情欲》《芬妮与亚历山大》等。
[35] 莫伊雷尔：《玛丽安妮·韦伯》，第57页及下几页。
[36] 玛丽安妮·韦伯：《日记·第五卷》，第49页，转引自莫伊雷尔《玛丽安妮·韦伯》；参见R，第78页。
[37] 玛丽安妮·韦伯：《日记·第五卷》，第50页及下页。
[38] 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第165页。
[39] 莫伊雷尔：《玛丽安妮·韦伯》，第60页及下几页，以及LB，第187页及下几页。
[40] 1893年4月22日，见JB，第367页。
[41] 玛丽安妮致韦伯的信，1893年7月9日，转引自莫伊雷尔《玛丽安妮·韦伯》，第68页。
[42] 致玛丽安妮·韦伯的信，1893年5月12日，转引自FG，第542页。
[43] 致玛丽安妮·韦伯的信，1893年5月12日，转引自FG，第543页。
[44] 致玛丽安妮·韦伯的信，1893年5月12日，转引自FG，LB，第201页。
[45] 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德国当代最为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主要贡献是发展了社会系统论。
[46] 卢曼：《爱情作为激情》，第172页。
[47] 克勒格尔：《马克斯和玛丽安妮·韦伯》，第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