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艾尔泽与生活乱七八糟的人

不讲道德的人与道学家的关系要比不道德与道德的关系更近。

卡尔·克劳斯

1910年，艾尔泽·冯·里希特霍芬与马克斯·韦伯及其夫人的熟人圈子已经交往了十年有余。她生于1874年，父亲是一名普鲁士军官，普法战争后在梅斯（Metz）[1]谋到了一份建筑督查员的工作，他的赌债和耗费家财的各种绯闻使全家几乎倾家荡产。艾尔泽·冯·里希特霍芬不仅天生丽质，聪慧过人，而且还有名声显赫、引人注目的贵族身份。[2]所以，她后来当了一名教师，并同时准备去弗赖堡念大学。在那里，她第一次遇见了韦伯夫妇，见面是在哲学教授阿洛伊斯·里尔（Alois Riehl）[3]的家里，里尔是她多年的女友富丽达·施洛夫（Frieda Schloffer）[4]的叔父。在重要的社交圈子和“上流社会”里，只要机缘巧合，相逢相识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从1897年开始，她在海德堡大学听了马克斯·韦伯两个学期的课，韦伯似乎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而易见，反之亦然：第二年，她去了柏林。因为有韦伯向他当年的老师古斯塔夫·施莫勒的推荐，她获得了特别批准，得以在柏林大学上学。“她有相当清晰和冷静的理解天赋，虽然成绩不是出类拔萃，但是相当不错，有才华，没有女大学生常有的那种个人的虚荣心”（对于男生的这种虚荣心，韦伯是加倍宽容待之的），“她还有着很高的、非常踏实的学习热情，至于其他方面，我想，只要接触她本人就知道了。”在帝国首都，艾尔泽成了学校“女生协会”的主席。她该修什么课，都听从恩师的建议：“我听什么课，马克斯·韦伯每次都根据课程目录帮我推荐：艾克的民法典课，吉尔克的宪法课（我特别喜欢他的课），卡尔的行政法课，施莫勒的课，泽林的课（施莫勒的小型研讨课），西美尔的课（对我来说太高深了）。”其间，她结识了埃德加·雅菲和阿尔弗雷德·韦伯。两人不约而同都爱上了她。[5]

埃德加·雅菲出生于汉堡的商人家庭，在巴黎、巴塞罗那和曼彻斯特做了几年学徒，之后在柏林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但不久即放弃实业，进入柏林大学学习经济和哲学。古斯塔夫·施莫勒和马克斯·泽林（Max Sering）[6]都支持他的想法，因为他们对他在棉花行业的第一手知识颇感兴趣。他本人则想进入精神学科领域，尽可能与棉花行业保持距离。阿尔弗雷德·韦伯这时正在做他的家庭产业和居家手工的调查研究。艾尔泽·冯·里希特霍芬无法相信，做家庭手工挣钱补贴养家的妇女们的生活是如此艰难，“可以说，正如他——从理论上——认为挣钱补贴养家是十分必要的一样”。[7]

1901年，这个机敏又有才华的贵族小姐在马克斯·韦伯的指导下，以《论独立政党在劳动保护立法立场上的历史转变及其转变动机》（Über die historischen Wandlungen in der Stellung der autoritären Parteien zur Arbeiterschutzgesetzgebung und die Motive dieser Wandlungen）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其时，韦伯还保留教职，但已经请假不来上课。在获得学位的同时，她也在努力争取巴登州政府工厂督察员的职位。主管官员对她十分赏识，她被录用的希望很大。但她却担心，她与一名犹太裔医生订婚的事情可能会走漏风声，因为，家境富有的已婚女性通常是不参加职业工作的。不过，与医生的订婚于1900年8月解除。于是，她就成了德国第一个女公务员，并在她的工作地点卡尔斯鲁厄（Karlsruhe）[8]处理劳动法规评估、批准加班时间、审查建筑申请等事务。当她把第一年的工作经验在“社会改革学会”的会议上做宣讲时，她的报告得到了德国皇帝的称赞。

但是不久之后，大约在1902年，她就感觉工作不堪重负，情绪消沉，失去了自己的生活目标。她无论如何想要一个孩子，对此，玛丽安妮·韦伯觉得非常遗憾，因为这样一来，学校学的东西还有什么意义？但是，随后不久，她就接受了雅菲的求婚，让她周围的人大吃一惊。大家认为，凭她的条件应该嫁一个更出色的男人。跟雅菲的结合成了当时相当典型的没落贵族和犹太人的钱袋之间的一桩婚姻。然而，这点最多从外表上看是这样，因为两人的书信来往表明，艾尔泽·冯·里希特霍芬并不是为了改善经济状况而缔结“理智婚姻”，而且雅菲也绝不可能认为，结了婚就进入了贵族阶层。相反，艾尔泽的传记作者马丁·格林（Martin Green）一针见血地指出，艾尔泽·冯·里希特霍芬事实上嫁的是海德堡这座城市，或更准确地说，她出嫁的动机是：她想在一个不仅与自己的知识修养而且与自己的交际需求相对应的环境中扮演一个核心的角色。[9]

除此之外，特别是她最初对丈夫在学术上寄予的希望也决定了这对新婚夫妇的共同生活。她告诉过他，意志、理性和好感是不够的。雅菲试图满足她对自己的期望，于1902年夏成婚之后不久完成了他的关于英国银行业的博士论文，并在多封信中向妻子描述了一种超出经济学范畴的未来生活。在韦伯和韦伯的同事卡尔·拉特根的指导下，他准备动笔在海德堡撰写教授资格论文，并完成了论文，但很让人失望。1904年12月，玛丽安妮·韦伯在给海伦妮的信中写道：“雅菲的第一堂大胆涉猎哲学领域的、题目要求很高的‘国民经济的方法任务’讲座，只不过是把马克斯的文章稀释过的、思路不清和部分误解了的版本”。[10]大家都劝他，不要把讲稿拿去发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埃德加·雅菲没有在《社会学和社会政治文库》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这是他一年多之前买下的一份刊物，目的是跟维尔纳·桑巴特和马克斯·韦伯一起联手合办。他们二人反倒是几乎每年都有文论在刊物上发表。

1903年夏，玛丽安妮·韦伯还用赏心悦目的眼光看待这对年轻夫妇，他们二人不久就有了第一个孩子。韦伯时常用英文把艾尔泽称作“enveloppe”，这使她一辈子都时常想起这个词：信封，壳子。或许他是想说，他始终没有弄清，她这个人内心中隐藏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他没有说错。最初，她是新世纪头十年海德堡的思想网络中许多女人中的一个。稍后不久，第二个孩子（名叫玛丽安妮！）又来到人间。1906年，雅菲一家搬进了门牌号码为“古堡下街1号”的一栋新建的很体面的别墅里。但是，这栋房子风水并不很好。1905年末，艾尔泽·雅菲开始与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的一个助理外科医生弗里德里希·福尔克（Friedrich Voelker）有了外遇。这是以后一系列婚外情中的第一次，而且显然是她所有外遇中唯一的一次纯粹为了性的出轨行为。

第二年春，艾尔泽到慕尼黑看望了她少女时代的女友富丽达·施洛夫。三年前，富丽达嫁给了精神病学家奥托·格罗斯。由此，也许是1900年前后“性爱运动”中最极端的一个人物走进了她的生活，而且随后不久也走进了马克斯·韦伯的生活。因为，格罗斯正在尝试体验被当时由文人和艺术家组成的放荡不羁的小团体所质疑的一切事物。在邮轮上当医生期间，他早就在南美洲尝过了可卡因的味道。此外，他还是个吗啡瘾君子，几度进过戒毒所。他当过埃米尔·克雷佩林的助手，发表过关于神经疾病的文章，通过了教授资格考试，在格拉兹（Graz）[11]拿到了一个教授的位子。在那里，他与自1905年起任刑法学教授、相互视为仇人的父亲不期而遇。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弗洛伊德很快就注意到了奥托·格罗斯），他找到了人类所有痛苦的钥匙。他宣称，“潜意识心理学就是革命的哲学”。他想首先通过性别关系的一场革命将个人解放出来，具体来说就是：挣开一切束缚，特别是性行为上的束缚。他认为，人们可以从性行为的种种禁区和各种道德规范中认识到最为糟糕的事情——内心的自我压抑。格罗斯不仅呼吁结束“在隔壁房间做爱”，即结束把孩子排除在性行为之外，而且呼吁“砸烂一夫一妻制及更加病态的一夫多妻制”。既然已经开始动手，何不马上也把所有制度统统摧毁？在他自己的各种砸烂摧毁活动期间，出于戒毒的目的，格罗斯去了位于阿斯科纳（Ascona）[12]小城的真理山上（Monte Verità）、以食用蔬菜为主的自然疗养院。这所疗养院于1899年创办，此后成了全欧洲生活改革和遁世隐居人士的圣地。素食主义、神秘主义、表现派舞蹈和无政府主义等——当年，谁若是上了这座真理山，那么他就一定能在那里随时碰到一个身穿短裤、一心想要改造世界的知识分子。缘此，大家非常贴切地把阿斯科纳称为“宗教变态之乡”和“精神病国际组织的首府”。[13]

1906年，他出现在宗教研究专家所在的世界级村庄海德堡，搞大了艾尔泽·雅菲的肚子——“小彼得出世了”，她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这场风波对她与中学时代就非常要好的女朋友富丽达·格罗斯并没有造成太多的不良影响。就心理约束而言，富丽达跟她丈夫的观点如出一辙，而且自己也有好几个相好的男人。一年前，她已经给格罗斯生了一个男孩，也取名彼得。除了与艾尔泽·雅菲有染之外，格罗斯与艾尔泽妹妹的关系也不清不白。真是无巧不成书，她也叫富丽达，在英国结的婚。不过，这次艳遇倒是没有再弄出一个小彼得。这些事，埃德加·雅菲至少全都了如指掌，稍后，韦伯夫妇也知道得一清二楚。在海德堡，即便在不很熟悉的人之间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然而，艾尔泽·雅菲与奥托·格罗斯的关系在1908年逐渐冷淡了下来。她跟他说，不愿意放弃与外科医生继续交往。对于这位性行为的狂人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他认为，艾尔泽这样做纯粹是出于肉体上的需要，亦即没有理论高度的性爱，加之，她是与一个“把民主原则人格化的”男人来往。格罗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个男人是一个不读尼采著作的人。这个风流汉对他的情人说，他不反对有外遇，但是跟谁在一起，这事由我说了算。格罗斯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认为这违反了妇女权力的本意，即权力的行使也同样在于把自己奉献给地位低下的人。

遭到责难的艾尔泽非常明确地看出这是一场误会，她回信写道：“从某种程度上说，先知现在把奥托这个人最后剩下的那点东西在火中都烧掉了，而且还夺走了他以个人的方式爱一个人（即以符合这个人特性的方式爱一个单独的人）的能力。”[14]事实上，在宣扬情爱的宗教中，个人仅仅是为最终的精神目的服务的手段而已：男女之间不可以出于男欢女爱的目的同床共寝，这不仅是为了表明，这种做法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对一种原则的强调。但是艾尔泽·雅菲并不想在改造人类情爱的战斗同盟中充当众人效仿的榜样，她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女人（我们是否该说简直无比自信呢？）。婚后，这个女人以各种理由陷入了一系列的绯闻之中。

那么，这一切与马克斯·韦伯——以及从超出他作为海德堡的熟人和闲聊圈子见证人范围的意义上看——又有何干系呢？一方面，围绕艾尔泽·雅菲的这次绯闻（后面还将越来越多）表明了韦伯身处其中的市民阶级社会正在发生一场变化。我们在前文曾经提到了19世纪下半叶市民阶级生活的三个层面：财产、参与政治和以科学和学问为基础的教育。马克斯和玛丽安妮·韦伯必须要经历人生危机种种考验的婚姻和“伴侣关系”，让我们看到了市民阶级生活的第四个层面——处于道德监督和爱情期待之下的婚姻。迄今为止作为婚姻基础的那些传统道德标准，如今都在各种生活哲学的情绪影响之下逐渐土崩瓦解。部分有文化的人群所进行的讨论，越来越朝着希望得到一种许可权的方向发展，即从性爱动机出发僭越道德标准的界限。在此期间，海德堡-慕尼黑这个轴心占有重要的地位并非偶然：根据经济学家埃德加·萨林（Edgar Salin）[15]的论点，集中在柏林的主要是拥护德皇威廉统治的学界精英，而聚集在海德堡的却是为数众多的德皇帝制的反对者，在慕尼黑的则是与之脱离了干系的那些人。在海德堡的社交圈子以及在关于“性问题”的持久讨论中，从女性的重要地位中产生了起初在马克斯和玛丽安妮·韦伯看来是集体意志软弱症的一种氛围。最终，他们二人确信，情欲生活本身不可能产生道德标准。“人们没有‘放弃’什么，而是每个人所得到的鲜花和阳光只不过是别人允许他能够得到的那些罢了。”玛丽安妮·韦伯于1910年这样叹息道。她担心，她的道德操守“由于这些年发生的事情都化为乌有”，至少，她已经失去了要求别人应当去做什么的力量。而对于这些事，她自己也不知道在同样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做得到。到后来，她确信，是艾尔泽·雅菲夺走了她“对道德的纯真态度”。最终，马克斯·韦伯也一样如此。而且，不单单是艾尔泽·雅菲的例子使那些至今为止道德立场始终坚定的人们感觉自己失去了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16]

这是因为，雅菲夫妇家里的婚姻危机并不是个别案例。从我们今天的角度观之，当年海德堡一些人的所作所为给人的印象是，似乎他们确实是从字面上把“青春派风格”[17]这场艺术运动当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过，1912年大学城海德堡的居民地址簿也的确显示了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规模情况：1880年，有9个离婚的男人和16个离婚的女人生活在海德堡，1910年，数量持续增加到了52个离婚男人和112个离婚女人。[18]

然而，围绕艾尔泽·雅菲和奥托·格罗斯的事件不仅影响了作为同时代人的韦伯。韦伯对道德操守一贯奉为圭臬。截至当时，这些道德规范似乎依然具有约束性，因而，当维护道德越来越成为一种英雄之举时，他便对之愈发矢志不渝。非也，韦伯的反应完全是出于嫉妒心理。他不仅对人，而且对环境也心存嫉妒。嫉妒的对象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她常年徘徊在他身边，与一位很听话的同事出了轨，并且得到了她认为能使自己变得更加充满活力的东西，而且，任凭别人说三道四。不过，她并没有失去理智，诸如无条件去听与她上床的大师的讲座课，而只是高傲地强迫所有其他人接受这种自由。早熟和少年老成、希望自己有男人气质的马克斯·韦伯或许从这场风波中悟出了一个动机（这个动机未能充分满足他的期望）：倘若爱情和对婚姻的追求必须有优先权的话，那么，人们究竟在哪里以及怎样才能学到这些东西呢？读小说能管用吗？可是，韦伯对小说的阅读更多的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国家的行为，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并不包含什么关于婚姻的启示，去妓院寻花问柳也无法学到性爱和尊重如何兼而有之的知识。有鉴于此，若想学到爱情，特别是有性行为的爱情，除了尝试之外，别无他途。艾尔泽·雅菲通过外遇解开了这个戈尔迪厄斯之结[19]，这个结的产生，是由于当时人们同时要求恋爱婚姻、婚前贞洁和一夫一妻制。艾尔泽抓住了机会，决定补上性爱这一课。显而易见，对于在原则和激情之间挣扎的马克斯·韦伯来说，艾尔泽的举动让他望尘莫及。

韦伯在1907年9月致艾尔泽·雅菲的长信中把他心里的想法一股脑儿都说了出来。之前，奥托·格罗斯通过艾尔泽向《社会科学文库》投稿，韦伯没有答应她，因为若不这样，他就有可能伤害到格罗斯医生。他称格罗斯是个“生活乱七八糟的人”，指责他像其他的弗洛伊德信徒一样偏离了实事求是的科研方向。只要韦伯发现格罗斯把某项道德规范视为有碍自己行为的东西，并从中得出其无效性的结论，他就大声疾呼：“这是原则性的错误！”他认为，若是人们要求士兵克服恐惧，那么按照格罗斯的观点，难道这就是压抑恐惧，亦即从神经伦理学的角度否定恐惧吗？倘若奥赛罗（Othello）[20]，或是一个当丈夫的人，抑或是一个爱慕者发泄自己的嫉妒心，那么，从“新的”性行为立场出发，并且，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护神经，这种发泄也可以建议他人使用吗？

这里，韦伯在雅菲太太面前间接指责了雅菲先生。她当然要求过丈夫，不要跟从神经医学的新伦理观。但是，艾尔泽·雅菲没有注意到的，是韦伯的指责中的另一个要点。因为，韦伯在给自己妻子的信中说，如果他是埃德加·雅菲的话，他很难把这个背叛了他又让他丢脸的女人“再继续留在生活中”。然后，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在信中继续写道，对埃德加·雅菲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把他揍死算了，这件事我马上就可以去做，这也是为了他好，可惜警察不让这么干”。他接着写道，当然，对这两件事，他不会用对神经有好处来做理由，而是要以补偿遭到损坏的名誉作为理由。以局外人的角度观之，虽然如此，若是要把出于嫉妒心的发泄与坚定不移的人的尊严伦理区别开来，实非易事。[21]

我们可以完全有理由认为，韦伯本人这时已经开始在向艾尔泽·雅菲示爱。艾尔泽刺激着他的神经，而且是从刺激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我特意再次服用了安眠药来写这封信”，他在向她表达对奥托·格罗斯的否定的信中这样写道。这段文字是修辞学上的一篇杰作。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被韦伯称为“神经大王”的格罗斯对自己非市民阶级的不同见解和英雄行为颇为得意。但是，韦伯证明了他的这些理想都是极端小市民的意识，并借此为自己创造其他的可能性保留了余地。他认为，只对行为的卫生后果和健康牺牲品表示关心的、格罗斯式的性伦理是一种可怜的杂货店老板式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的结果是，一旦涉及破费钱财，那就不由分说地将它抛弃。英雄伦理观截然不同，哪怕是心理分析学说也未必比天主教的赎罪券买卖生意来得高明：举例而言，“倘若有人为我解析当年的女仆跟我玩弄的一次性恶作剧（弗洛伊德式的例子！），或是我‘压抑’和‘忘记’了某次动机龌龊的冲动，那么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我不得而知，这点我完全承认。而且，我完全没有感觉到什么‘可怕的东西’。对我来说，现在和过去根本没有什么‘人的东西’是陌生的。因此，从原则上讲，我完全没有看到什么新鲜的东西。”好一个弗洛伊德式的例子！韦伯提出的这条与之相关的论据，让新伦理观原形毕露，真相大白。他抨击新伦理观根本不是代表了一种“高贵的道德”，并告诉人们，他对这些事物均了然于胸，不仅现在如此，过去也同样是如此。[22]

1909年，韦伯当了私生子小彼得的义父，这样，他与艾尔泽·雅菲又多了一层关系。玛丽安妮自己也表示出对艾尔泽·雅菲的某种眷恋，并且，尽管二人的观念不同，但至少不反感她做的事情。韦伯夫妇经常议论起这个家中的女友。对于奥托·格罗斯和艾尔泽的妹妹富丽达在雅菲家里经常碰面，韦伯感到非常气愤。按照当时的法律，这就符合了诱人通奸的犯罪事实的构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多么容易受到别人的善心或嫌弃的摆布啊！此外，这是越轨行为，因为富丽达的英国丈夫完全不信奥托·格罗斯的那些理论，艾尔泽也不相信，只是她不对他说而已，因为只要说出来，一切就结束了。而且，“没有爱情强迫的奉献难道不是‘肮脏的’吗？”我们发现，艾尔泽在她的外科医生身上找到的东西是：简单——“他是一个和善的好人”。事情或许还不止如此。1908年春，外科医生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他与别人订了婚。韦伯夫妇二人都认为，“没有负责感的感官快乐的情爱能够增加宝贵的生命活力”。但是，马克斯·韦伯随后却把这种活力的作用“与一种重病——伤寒的作用进行了比较，伤寒治愈后，可以带来生命力的提升”。我们从字面上可以感觉到，韦伯如何在寻找理由试图探讨自己婚外情的可能性，因为，这和两年前还被嘲讽的能量转化理论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与一种未能致人于死地、反而使人更加强壮的疾病进行类比，未免失之牵强附会，因为，在托马斯·曼的小说以外，除了感官快乐的性爱之外，没有人刻意要去寻找疾病来做文章。[23]

在前文提到的1909年9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社会政治学会年会（马克斯·韦伯和他弟弟阿尔弗雷德在会上共同对社会的官僚主义化进行了抨击，他本人还对国民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展开了批评）之后，韦伯夫妇的关系随之起了很大的变化。自从神经崩溃以来，韦伯好像第一次感到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不停地发表演讲，攻击看不惯的事物，激动听众的人心。他妻子感觉自己恰恰是在性爱方面被他所吸引，但是，她后来将自己的钦佩之情做了这样的表述：在她看来，相互激情之所以没有流露，是因为他们的相互尊重战胜了情欲的需求。[24]这里，我们只能隐约地感觉到，哪些相互之间的心理束缚造成了夫妻二人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双方的性爱之中。或许，韦伯的妻子此时此刻心里也终于明白，韦伯正在苏醒的生命活力已经延伸到了婚姻之外的某种可能性上。艾尔泽·雅菲建议他从维也纳出发继续前往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25]旅行。他与她调情，大家改变了计划，于是，雅菲夫妇和韦伯夫妇一同前往的里雅斯特（Triest）。[26]从那里，玛丽安妮·韦伯甘愿做出牺牲，只身一人返回海德堡，雅菲夫妇和马克斯·韦伯继续前往威尼斯。此番情形颇似一群共同外出游学的年轻人，其中两人尚未确定明确的关系，正伺机等待能够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可是，他们同时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其他人——第三方也同样不愿意离开。大家都不想把真相说出来，特别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真相在何处。于是乎，他们保持着悬念，希望能够通过犹豫和等待让事情出现转机，从而不必铤而走险，因自我表白而失去面子。

最后，韦伯在威尼斯跟艾尔泽·雅菲单独待了几个小时。关于二人的谈话，艾尔泽回忆道：“他认为我的生活还没有完全定型，谈到了偶尔‘冒险’的可能性和正当性——但是：‘只有一个人不行，我弟弟。’我心想，‘你说得倒容易！’”这句话大概是指：你出于原则的考虑，决定什么可行和什么不可行，但是，那个不是原则上而是具体经历这件事的人应当如何决定呢？至少，二人没有发生亲密的接触。她不愿意对他完全俯首帖耳，正如她于1909年11月在信中告诉富丽达·格罗斯的那样。而韦伯十年后回忆起这个短暂的一刻时，觉得生活正与他擦肩而过，并希望自己“不管从哪方面说”是20岁的年纪就好了。但是，还在1909年冬天，艾尔泽·雅菲就已经另有所爱，并且，让埃德加·雅菲痛苦不堪和让马克斯·韦伯恼羞成怒的是，她在第二年成了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情人。[27]

[1] 梅斯是法国东北部洛林地区一座人口约12万的中等城市，普法战争后（1870年），曾经属于德意志帝国。

[2] 德国人名中有“冯”（von）者，为贵族身份的标志。

[3] 阿洛伊斯·里尔（1844～1924），奥地利哲学家，新康德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4] 富丽达·施洛夫（Frieda Schroffer，1879～1956），艾尔泽的女友，1902年嫁给奥地利心理分析医生奥托·格罗斯（Otto Gross）。

[5] 关于课程情况参见MWG III/5中的附记，第333～410页；马克斯·韦伯致古斯塔夫·施莫勒的信，1898年7月12日，引自京特·罗特对下文至关重要的论述：《埃德加·雅菲，艾尔泽·冯·里希特霍芬和他们的子女》，第18页；“我听什么课……”，见雅菲《阿尔弗雷德·韦伯的生平记事》，第186页及下页。

[6] 马克斯·泽林（Max Sering，1857～1939），德国经济学家。

[7] 雅菲：《阿尔弗雷德·韦伯的生平记事》，第187页。

[8] 卡尔斯鲁厄（Karlsruhe）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第二大城市，在巴登州和符腾堡州合并之前，它是巴登州的首府。

[9] 罗特：《埃德加·雅菲、艾尔泽·冯·里希特霍芬和他们的子女》，第27页。如同拉德考在R，第489页，所推测的那样，艾尔泽丈夫的犹太身份对她造成了一些影响，有鉴于她的第一个订婚人的情况，这个看法不能令人信服。“事实上……”，见格林《艾尔泽与富丽达》，第45页。

[10] 1904年12月21日，引自罗特《埃德加·雅菲、艾尔泽·冯·里希特霍芬和他们的子女》。

[11] 格拉兹（Graz）是奥地利施蒂利亚州的首府城市，人口约25万。

[12] 阿斯科纳（Ascona）是瑞士南部提契诺州一个风光旖旎、气候宜人的小城市。

[13] “潜意识心理学”，见奥托·格罗斯《论克服文化危机》，载于《行动》杂志，第14期（1913年），第384～387页（第387页）；“砸烂……”，见奥托·格罗斯《新伦理学注释》，载于《行动》杂志，第49期（1913年），第1141～1143页（第1142页）；“之乡……”，见匈牙利文化批评学者斯兹提亚《奇怪事物-内阁》，第89页；“首府……”，见瑞士医生和无政府主义者布鲁普巴赫《异端六十年》，第141页。对此，有关提示参见杜德克《阴影下的生平》，第35页。

[14] “民主原则……”，引自格林《艾尔泽与富丽达》，第78页；“先知现在……”，引自格林《艾尔泽与富丽达》，第86页。

[15] 埃德加·萨林（Edgar Salin，1892～1974），德国经济学家。

[16] 埃德加·萨林，引自格林《艾尔泽与富丽达》，第193页；“人们没有……”，引自R，第491页；“一尘不染的态度……”，引自R，第491页，第547页。

[17] “青春派风格”（Jugendstil）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源于奥地利的、以青年艺术家为代表的一场艺术运动，主要体现在绘画、建筑和音乐艺术中，他们反对古典艺术的墨守成规和死板僵硬，倡导一种清新明快、生机勃勃的艺术风格。

[18] “不过……”，参见马克斯·韦伯致玛丽安妮·韦伯的信，1908年3月9日，见MWG II/5，第446页；1912年海德堡市地址簿，第35页。

[19] 戈尔迪厄斯之结（gordischer Knoten）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故事，该成语指的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相传，戈尔迪乌斯（Gordius）是公元前4世纪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个国王，他把一辆牛车的车辕和车轭用一根绳子系起来，打了一个找不到结头的死结，声称，若是有人打开这个结，就可以当国王，结果一直无人能够打开。直到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用自己的宝剑斩开了这个结。

[20] 《奥赛罗》（Othello）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主角奥赛罗是威尼斯公国的摩尔人勇将，爱上了元老的女儿苔丝狄蒙娜，阴险狡诈的掌旗官伊阿古从中挑拨，最后，奥赛罗在新婚之夜出于嫉妒杀死了新娘。当他得知真相后，拔剑自刎。

[21] “实非易事……”，见MWG II/6，第482页。

[22] “我特意……”，见LB，第384页。

[23] “善心或嫌弃……”，见MWG II/5，第443页；“奉献……”，见MWG II/5，第464页；“他是一个……”，见MWG II/5，第537页；“二人都认为……”，引自R，第546页。

[24] 见LB，第419页；见R，第549页。

[25] 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是克罗地亚南部的海滨旅游城市，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以风景优美著称。

[26] 的里雅斯特（Triest）位于亚得里亚海之滨，是意大利东北部的一座港口和旅游城市。

[27] “他认为我的生活……”，见罗特《埃德加·雅菲、艾尔泽·冯·里希特霍芬和他们的子女》，第60页，艾尔泽·雅菲致富丽达·格罗斯的信，1909年11月28日，引自罗特《埃德加·雅菲、艾尔泽·冯·里希特霍芬和他们的子女》，第65页及下页；“不管哪方面说……”，见MWG II/6，1919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