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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一章 防御性安全政策：“维也纳体系”地平线上的危机防范，1815～1829
48 拿破仑“百日政变”：欧洲安全体系的启动
拿破仑最后的遗产：同盟国危机的戏剧脚本
当这个退位的法国皇帝在大陆登陆，维也纳会议的参会者又被请回了同盟军统帅部之后，由这位退位皇帝制造的轻喜剧，“百日政变这一幕间插曲”会得到怎样的处理呢？维也纳会议的表述，将他的回归看作一场大聚会行将结束时，一段引起混乱的插曲。“欧洲协调”的上演，让“维也纳会议体系”在1818年亚琛会议后，方才开始运作。[1]由于这次事件具有的历史意义，它本应选择一个更好的、更加亮眼的地点：以拿破仑的回归为节点，欧洲安全体系才真正开始运行——在纲领上得以更新，在政治实践中得以应用。
仅仅从事件的发生过程就已经可以得出上述结论。梅特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事件起因的描写极为生动形象，令人印象深刻。[2]1815年3月6日，他刚刚在住所开完了所谓的五国会议，会议持续到凌晨3点。他指示他的仆从，夜间即使有信使送来公函急件，也不要叫醒他。他认为这些公函充其量也不会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因为大国的所有代表目前已然齐聚维也纳，不会再有什么大事发生。睡了不到两个小时，他就收到了急步而来的信使送达的一封紧急公函，信封上写着“特急”两个字，急件来自热那亚。最终，他不得不向他的好奇心屈服，打开了这件放在床头柜上的紧急公函。3月7日早上7点半，他便得知了拿破仑已经从厄尔巴 岛失踪——完全像梅特涅一年前在巴黎预言的那样。[3]他对事件的过程描写也精确到分钟：早上8点来到奥地利皇帝那里，8点15分就见了沙皇，8点半与腓特烈·威廉三世会面，9点时又回到了相府，在这里，他将事件通报给已经先期到达的陆军元帅施瓦岑贝格侯爵。梅特涅总结道：“不到一个小时，战争已然确定。”
这句简洁的话说明，《肖蒙条约》四国同盟意见完全一致，并毫不犹豫地准备开始行动。由于波兰—萨克森领土问题，不久前才刚刚解决好的严重冲突，一点也没有影响各国意见达成一致。10点，梅特涅在自己的府邸召开了四大国大臣会议。3月25日，同盟国在形式上更新了《肖蒙条约》，正是这个条约确立了维也纳会议体系。他们对目标的定义是：“欧洲的安宁以及普遍的和平，在其保护之下，各国的权利、自由和独立。”[4]四大国的所有陆军基本上已经就绪，第七次反法同盟已然成立。然而，1815年6月15日，在布鲁塞尔以南一个叫作滑铁卢的小地方，战争的胜负已经决出，英国陆军在威灵顿公爵的率领下，以及普鲁士陆军在陆军元帅布吕歇尔的率领下，与拿破仑军队相遇，并在这次举世闻名的会战中给了拿破仑军队致命的一击，将其彻底打败。
必须将1815年3月7日迅速达成的协议，以及3月25日更新了的同盟，作为几大国在此后十年所遵循的欧洲安全政策的开端。从历史的角度看，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也要归类于欧洲安全体系保证的第一次共同行动。“欧洲协调”也是第一次针对颠覆企图，从内部捍卫了由国际法创立的维也纳秩序，尽管这一秩序是于1815年6月9日由《维也纳最后议定书》才正式确立的。从来就不存在与拿破仑再进行一次谈判的可能，他被看作是欧洲和平的破坏者，是他向同盟国国内提供了颠覆国家、刺杀与革命起义的蓝图，而这些破坏行动根本就不顾忌一个国家的自主权利。干预意味着“先行践行干涉主义”（保尔·施罗德语），干涉主义（Interventionismus）是后来于1820年在特罗保（Troppau）会议上确定的说法。[5]
现 在，人们是在新型的欧洲安全政策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这一点得到了于1815年11月20日签订的《第二次巴黎和约》的措辞和措施上的确认。[6]和约的前言宣布，同盟大国通过共同的努力与军队的成功来实施行动。他们捍卫法国和欧洲免于被颠覆。拿破仑的行动在和约里被评价为“谋杀”！同盟采取的措施直指为这种谋杀创造有利条件的“革命体系”。这就是1823年以来，“欧洲协调”体系中所追寻的那个非常精确的瞄准方向，而这里所说的并非“梅特涅体制”。梅特涅认为，同盟是持久和坚忍不拔的，即使拿破仑在滑铁卢取得了胜利，也将会迎来“无可救药的失败”。在假设的这种情况下，奥地利和俄国的军队以及德意志邦联的部队会“将法国淹没”。[7]
与《第一次巴黎和约》作下比较即可显示，对拿破仑实施的直至滑铁卢的“斩首行动”，以及1815年11月20日的和约，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因为与上一年的处置方式不同，这次法国要屈服于安全政策：按照和约的条款，法国得到了一支150000人的“占领军”，并且还要负担这支军队的开销。但是，如果法国的态度和表现足够好的话，这个期限暂定为五年的措施，可以酌情缩短。现在，法国还要赔偿7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并且额外地还要交出一些重要的军事要塞。同盟国精准地实现了它们此后也在“欧洲协调”中要做的事情：如果一个在任的政府不够强大到足以保障国内的和平，从而也不能保障欧洲的和平的话，它们就要干预。
1815年11月20日，《第二次巴黎和约》签署的这一天，四大国同时也更新了四国同盟。这个同盟源自于《肖蒙条约》（1814年3月1日），以及《维也纳会议附加议定书》（即《全体同盟条约》，1815年3月25日）。在和约的前言中，四大国再次发誓确保欧洲的安宁。[8]德语使用“安宁（Ruhe）”一词时只有一个含义，而法语却必须用两个词——“休息（repos）”和“宁静（tranquillité）”。和约的法文文本表达了两个方面的观点：“欧洲的休息（Repos de l’Europe）”致力于此前经过消耗实力的精疲力竭后的休养生息，并涉及战争后果导致的损失。相反，“普遍宁静（tranquillité générale）”则描绘了不受干扰的安静状态，其中似乎已可以听到欧洲和平秩序思想的声音。这种思想是“人类的意愿（vœux de l’humanité）”，并且是其追求的永恒目标。缔约国愿意加强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从为各自人民的普遍利益的共同战斗中，生发成长起来的。它们愿意为了未来，遵守那些使欧洲免于危险的原则，这些危险可能会重新威胁欧洲。
为什么将拿破仑最后的一次登场，列入欧洲安全政策的新时代，是如此的重要？他的重新出现，提供了一幅描绘可能出现的危机场景的画面的色彩。他制造了在同盟国眼中，在哪些情况下，可表明欧洲和平受到干扰的因素，以及针对这种干扰因素的经验背景和思考方式。同样的一些革命原则，如果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就可能重新危及欧洲的安宁。同盟国要在类似的情况下提高警惕，因为从这些情况中，就可能重新发生不幸的事件。
因此，要给法国绑上一条军事枷锁，这样从一开始就能阻止来自法国方面可能发起的进攻。各国相互承诺，如果辖制法国的军队数量不足，就立即加强它。拿破仑的反攻让欧洲各国亲眼看到，一个篡权大盗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赢得革命的支持，并且颠覆现行的秩序。这样，他就给同盟国留下了一幅作为“精神地图（Mental Map）”的随时可以调出的危机景象。
从英国方面来看也是这样，因此，再建立一条英国的特殊道路，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他们无论是年纪更大的人，还是属于“梅特涅一代”的人：和约上签字的所有人，以及授权他们签字的各国君主，[9]都具有至少四条可以流传后世的基本经验。①以崇高的目的和非人性的堕落的形式出现的革命的两面性；②一个几乎无法遏制的暴力统治者的优势地位；③自1789年以来要严肃对待的“世界战争”的风险；④对他们的国家由此造成的物质层面的失血休克。这四条经验在道义上给了“欧洲协调”联合起来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