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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部分 受责难的人
第9章 逆流
加埃塔无法容纳正在聚拢到这里的所有士兵、外交官、枢机主教和王室家庭。这个堡垒城镇建立在一个高耸悬崖的圆形露天竞技场上，它是延伸进第勒尼安海的一小块陆地。除了零星分布的橘子树以外，加埃塔没有其他植被。唯一连接小城两端的通道就是堡垒的两座大门，其中的一个就在港口旁边。这两座大门在夜间都会上锁，军队的营房和储藏室位于道路的一侧，低调的王室成员和其他的住家则在另一侧。
大使们发现当地的住宿条件和他们在罗马的宫殿形成了令人痛苦的对比。有一些人住在小城旁边名叫加埃塔的莫拉的小渔村中，这里很快就会挤满各色圣职、外交官和其他有头有脸的访客。比利时大使汇报说，他有在自己的羊毛床单上找到白色跳蚤的恐怖经历。在下个月中，将有27名枢机主教动身前往加埃塔，但是很少有人会待很久，大多数人都把住宿地点选在更讨他们欢心的那不勒斯。[1]
虽然庇护九世不用再住在他第一晚的简陋房间里了，但是国王给他提供的居所远谈不上豪华。堡垒里的王室住所实际上只是面向街道的普通住宅，与邻居相比，上面的五扇不那么脏的窗户和绿色百叶窗已经算一目了然了。教宗的住处拥有一个底层、一个夹层和一个二层。夹层里住着教宗卫队队长，他是那不勒斯国王安排在这里的。教宗在二楼的简单陈设已经是可以达到的最好程度了，但大多数看到的人都认为这样的居所很难住人。在这里，从不抱怨个人生活舒适程度的庇护九世就在他简陋的床边接待访客。枢机主教安东内利有一个位于大厅的房间，他的房间也不例外，既是卧室又是书房。小一点的房间则给外交官和其他访客做等候和会面用。[2]
再一次，教宗认为他需要一个新的圣座国务卿，枢机主教索格里亚已经去了他位于安科纳附近的主教辖区避难，并且还从他安全的新家给教宗寄来了一份辞呈。信上说他匆忙离开罗马，甚至一只脚穿着红色的过膝长袜，另一只则穿了白袜。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教宗心理已经十分清楚谁是那个最适宜交付他正在面临的艰巨挑战的人。枢机主教安东内利自从逃难的第一刻起就一直跟随在教宗身边。正是他主导了庇护九世的逃亡行动，他的忠诚毋庸置疑。12月初，教宗任命他为新任圣座国务卿。[3]
可以说庇护九世厌恶政治游戏中的周旋，其中的权谋、装腔作势和倾轧对手都着实令人反感。在接待访客的时候，教宗总是忍不住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但是坚若磐石的安东内利则非常擅长发表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长篇大论。教宗坚定地相信，作为教廷之首，他有精神上的使命尚待完成，并且保持着对上帝无可动摇的信念，而安东内利则没有一点精神生活的迹象。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也渴望获得更多权力，他孑然一身，不相信任何家人以外的人。他没有朋友，甚至在枢机主教中也是同样，大概他尤其不会和他们成为朋友，因为那些人都很讨厌安东内利对教宗的影响。[4]
1848年的最后几个星期将证明对意大利和天主教会的未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教宗刚到加埃塔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会在这里停留多久，也不知道罗马在没有教宗的情形下会发生什么。混乱会席卷罗马城吗？教宗的支持者和激进派会爆发内战吗？教宗是否将克服他心中对罗马市民背叛他而产生的愤慨，进而寻求一个能让他和平地回到永恒之城的让步呢？就像教会中的一些人所恐惧的，厌恨天主教圣职的罗马市民是否会转向新教呢？
教宗和安东内利坚持称他们来到加埃塔全属偶然。“我们本来计划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离开罗马的路径”，这位枢机主教如此告诉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如果西班牙战舰能如约在那里等候并把他们带到马略卡，他们一定已经身在那个岛上了，教宗在12月的晚些时候会这样告诉皮埃蒙特公使。
毫无疑问的是，来那不勒斯王国的决定有着安东内利的算计。在加埃塔，教宗会被置于全欧洲最保守的君主之一的保护之下，并可以确保他们不会在半路碰到叛乱的罗马市民。孱弱的那不勒斯国王也不会阻碍他们在欧洲各大强权之间左右逢源，在这样的安排下可以更好地决定如何恢复庇护九世在罗马的统治。[5]
*
安东内利并不打算让教宗在回归罗马之前离开那不勒斯王国，但是很多人正在劝说教宗离开。[6]撒丁尼亚大使恳求教宗能够前往萨伏依王朝；西班牙大使则力劝教宗去到马略卡岛；英国驻那不勒斯的大使也提出要派一艘船把教宗接到马耳他去。还有葡萄牙女王，她派出自己的密使来到加埃塔邀请教宗前去里斯本，罗马教廷驻里斯本大使报告说，位于马夫拉（Mafra）的宫殿之华丽“可以配得上教宗的尊贵地位”。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像法国一样热切地希冀教宗的到来。[7]
当庇护九世逃离罗马时，法国正处在大选期间。九个月以前，法国国王已经逃跑，一个全新的共和国宣告成立。现在，一场总统辩论正在把现任总统卡芬雅克将军搞得焦头烂额——他是一个誓言忠于共和原则却缺少政治经验的军人。他的对手是路易-拿破仑，除了对自己的光荣姓氏充满骄傲以外，没人知道他持有什么样的原则。卡芬雅克的身后是温和的共和派，但他们都强烈渴望能够得到天主教徒的选票，没有什么事能够比吸引教宗来到法国更对他们有利了。[8]
11月27日，法国人还不知道教宗已经离开罗马三天了，法国政府命令当时饱经战阵的海军上将夏尔·鲍丁（Admiral Charles Baudin）——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海军在地中海的指挥官——带领4艘蒸汽护卫舰和3500名水兵从马赛港起航前往奇维塔韦基亚港将教宗安全接往法国。在命令海军上将出发的当天，法国外交部部长还写信给哈考特公爵，通知他政府也派出了卡芬雅克的老朋友、国民议会成员弗朗西斯科·德·科瑟尔勒（Francisque de Corcelle）担任政治特使随同部队一起出行。[9]
科瑟尔勒得到的命令是让教宗不要卷入教宗国的政治纷争中。46岁的科瑟尔勒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被认为有能力赢得教宗的信任，但是当科瑟尔勒抵达了马赛准备登船前往意大利时，他被告知哈考特已经设计好了让教宗离开罗马的计划。当在奇维塔韦基亚港见面时，他们说教宗和他的随行人员将乘坐法国蒸汽军舰蒂纳雷号离开。他们认为教宗正在去往法国的路上。[10]
法国政府正在仓促地为教宗的到来作准备。12月1日，教育和宗教部部长离开巴黎前往马赛，他将领导为迎接教宗到来而筹备组建的欢迎委员会。同一天，卡芬雅克将军接到了法国国民议会成员的电报，这封电报是六天前从奇维塔韦基亚港发出的。“教宗已经在24日暗中离开罗马”，电报上这样写着，“罗马的市面上仍然平静，显然还不知道此事……教宗正在来法国的路上。蒂纳雷号已经出发去加埃塔接他了。”[11]
直到大选前夜，卡芬雅克才收到了教宗决定待在加埃塔的恼人消息。也同样是在那一天，路易-拿破仑写了一封信给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这封信的内容被刊登在了法国报纸上。他想要向天主教世界保证，他和他那位身在罗马的革命派堂兄夏尔·波拿巴没有任何瓜葛。路易-拿破仑表示：“我以心底最深处的灵魂哀悼他还没有认识到维持教宗宝贵的现世统治和维护天主教的光辉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这封信似乎已经起到了想要达到的效果。他出人意料地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了大选的胜利。[12]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长着一个大鼻子和又小又暗淡无光的灰色眼睛的路易-拿破仑身高1.67米，身子长腿短，面色苍白且憔悴，下巴上留着尖尖的小胡子。和他那位在罗马煽动民心的堂兄不同，他和他的那位著名伯父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一个他在伦敦流亡时认识的熟人曾以不算亲切但十分生动的语言描述过这位新任法国总统：“他一辈子就从来没有哪一段时间可以称得上英俊……长得像鸟……好像一只生病的老鹰：头歪在一边；眼神空洞，眼睛很小；头发的质感虽然不错，但是发量不多，平平地塌在额顶上；手则又大又有力。”他一度在德意志接受教育，因此他的法语带有德意志口音，声音尖锐且带有鼻音，词汇量贫乏又单调。他每天早上不会早于10点起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英国情人霍华德小姐（Miss Howard）那里，虽然路易的主要兴趣是骑他那匹名叫“莉齐（Lizzie）”的马，但这位英国小姐还是跟着他来到了巴黎。他的智力并不出众，之前也没有从政经验，法国精英们虽看不起他，却要隐藏起自己的蔑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曾评价他是“既平凡又古怪”。当大选结果宣布后，卡芬雅克拒绝和他握手。虽然这位新总统的政治立场仍不明确，但是他已能足够唤起法国人对拿破仑统治的辉煌时日的旧情。[13]
庇护九世实际上并没有前往法国的消息造成了新一轮的外交施压。法国驻罗马教廷大使哈考特和驻那不勒斯大使阿方塞·德·雷内瓦尔在12月也和新任法国公使科瑟尔勒一同来到加埃塔。教宗令法国人相信他乐意前往法兰西，但是有一件事仍让他心有疑虑。教宗担心路易-拿破仑年轻时曾在1831年参与了教宗国的叛乱。教宗真的能让自己依赖这样一个靠不住的支持者吗？与此同时，法国人还发觉费尔南多二世国王正在竭尽所能地煽动教宗对前往法国的畏惧。[14]
在所有外交使团中，没有什么人对法国的提案抱有好感，其中最厌恶该提案的就是将教宗带到加埃塔以逃过他们算计的斯保尔伯爵。根据同样待在加埃塔的属于反改革势力的比利时大使观察，“哈考特公爵和蒂纳雷号舰长蓄谋已久的计划被诱拐教宗的行动破坏了”，“为了保护自己，斯保尔总是给手枪上好膛。身材高大的斯保尔可以不用眨眼睛就把他身边的这位小伙伴扔到加埃塔的海里，如果得到允许的话，他可以带着一整个军火库的致命武器每晚睡在庇护九世的门外”。[15]
法国外交官们相信，过不了多久，教宗就会搬往法国，正如他们告诉他的，这是使教宗能够和平返回罗马的重要一步，可以继续给他的臣民带来更大的自由。他们警告说，接近反改革的费尔南多国王将是致命的错误。
教宗向他们保证，只是数量极少的一小部分人导致他在罗马面临困境。他坚信大多数臣民都是忠诚的。至于继续改革一事，他告诉法国人，他依然相信宗教和自由无法相融。[16]
可是当教宗离罗马越远，他身边建议妥协的声音就越弱。枢机主教和外国大使几乎无一例外地劝说教宗应采取强硬立场。他们辩称正是妥协才酿成了眼前的危机。[17]
和法国人相似，英国人也对教宗接近这位那不勒斯暴君而深感绝望。“在欧洲找不到比他更糟的提建议的人了！”斗牛犬号的舰长阿斯特利·基伊（Astley Key）这样说道。基伊希望庇护九世能够顺利平安，但是他认为教宗的前景令人担忧。“可怜的教宗！”他在12月初寄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阳光已经被乌云遮蔽，我不认为会日落；但是它将无法再光芒四射了。教宗的例子清晰地表明对人民的良好意愿并没有带来任何好处。现在需要的是行动，而非善意。善良的弱者不存在了。”[18]
*
各种各样的谣传在永恒之城里像赛跑一样传播。有人说奥地利军队正在教宗国北部集结，他们已经作好准备要重新扶持教宗回归了。还有人说那不勒斯国王和他的军队已经准备好了要从南方发起攻击。有些人预测，罗马很快就将宣布成为共和国，并会由夏尔·波拿巴亲王领导。但是人们最关心的还是教宗本人。他接下来要怎么办呢？[19]
当时有一些人已经在呼吁结束教宗的现世权力，而政府中其余的人则力劝要小心行事。温和派们担心激进派已经把事情推得太过火了。在教宗于11月底逃跑以后，两院已经向罗马市民发出了把他们的权力和教宗的权威联系到一起的讯息：“如果教宗决定要离开他的驻地，不会有人比教宗更不乐意把人民遗落在混乱的社会中。教宗本人，在他动身离开时，把确保秩序与和平的任务托付给了大臣们……甚至在君主本人不在的情形下，他的精神、名字和权威，都并未远离我们。”[20]
特伦奇奥·马米亚尼是新任外交大臣，他对各国大使决定追随庇护九世去到加埃塔的决定有些心神不宁，他也感觉到了空气中弥漫着的外国可能会军事介入的气息，于是他给罗马的所有外国使馆发去了一份辩解书，告诉他们罗西被杀一案实是不可原谅，政府将很快惩罚涉案者。外交大臣还强调说教宗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11月16日的暴力事件发生时，现在已成为内阁大臣的人们当时已竭尽全力地安抚示威者，并努力找出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马米亚尼指出，潜在的问题是把教宗的精神领袖和现世统治者的角色结合起来颇有难度。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一个既维护教宗的精神权威，同时又把圣职把控的政府转型成一个在教宗的名义下由世俗信徒掌管的政府。外交大臣以唤起意大利人对教宗的爱为书信作结，他赞美教宗是“国家再生的神圣创始人（August initiator of National regeneration）”[21]。[22]
庇护九世没有作出退让的心境。在抵达加埃塔的两天内，他准备了一份自己的声明，起草了几份草稿，每一份都比上一份更严厉。修道院院长罗斯米尼已经火速赶到了加埃塔，侍在教宗的左右，力劝他软化口吻，但没有取得成效。和罗斯米尼一起到达的还有教宗的兄弟和侄子，他们都是温和派，一同请求庇护九世能够让气氛缓和下来。有些人则把教宗采取的不合他个性的对抗立场的责任归到安东内利身上，人们并不需要对此有任何的怀疑，安东内利的确是在给教宗的愤怒火上浇油。但是考虑到从罗马羞辱性出逃的记忆尚新，庇护九世并不打算向背叛他的人们递出橄榄枝。[23]
“在过去的时日里，人们用暴力来反对我，”教宗在写给臣民们的文稿中说，“有些人的意愿明确是要让这样的情绪爆发并继续下去……这让我们被迫和我的臣民与孩子们暂时分开，对于我的臣民、我的孩子，我的爱将一如既往地持续下去。”他随后展开主题，开始向天主教徒解释为何教宗会从罗马被驱赶出去：这是上帝的惩罚。“在孩子们的不知感恩中，我见识到上帝伸出了责打我的手，祂要赎去我的罪恶和人们的罪恶。”庇护九世回忆在11月16日和17日，他曾对外交使团就“前所未闻的暴力和亵渎”提出过抗议，他下结论说：“所有从那种暴力中延伸出的行为都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教宗宣布，现在统治罗马的人，那些在罗西被杀后受到任命的人，没有合法权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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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教宗发出的谴责的刺痛，罗马的政府大臣递出了辞呈，但是下议院说服了他们留任。马米亚尼和其他温和派的政府成员随后提出，他们应派出代表团劝说教宗回来。包括夏尔·波拿巴和佩德罗·斯特毕尼（Pietro Sterbini）在内的激进派们表示反对，后者曾是一名流亡的政治犯，也是影响力很大的民众俱乐部的领导人。波拿巴和斯特毕尼属于下议院的极左阵营，他们坚称与其祈求教宗回到罗马，还不如宣布教宗统治的终结，进而成立共和国来取代。
佩德罗·斯特毕尼年轻时曾在罗马受过医学训练，但是他人生的两大爱好却是文学和政治。在试图唤起罗马市民加入1831年暴动的努力失败后，他逃离了教宗国，在科西嘉岛和马赛度过了很多年，其间撰写剧本并执业行医，后来在1846年受到教宗的赦免返回了罗马。和他的同时代人相似，他也曾真心创作过赞美庇护九世的歌曲，加入过让教宗来领衔意大利各国邦联的呼吁。但是在教宗宣布他永远都不可能参加一场反对天主教奥地利的战争之后，佩德罗·斯特毕尼发出了呼吁结束圣职统治的最尖锐声音之一。
温和派们很看不起斯特毕尼。马尔科·明格蒂就曾回忆说：“我知道很少有人比他更聪明，或是长相更恐怖”，“他的名声很糟。他不是被爱戴或受尊敬，而是别人都害怕他。”未来的意大利王国首相路易吉·卡洛·法里尼（Luigi Carlo Farini）甚至更为刻薄地说：“无论是谁，不管是民众俱乐部的老板还是员工……他从不容忍反对意见。他是一个天性阴险的怪人，既缺少勇气又不具备理智，拥有社会底层暴君的所有特质。”[25]
让激进派们很不高兴的是，议员们投票通过了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请求教宗回归。他们选定的是最有可能成功说服庇护九世的人选。其中就包括已经年过八旬的科西尼亲王，他对民主没有什么感情，和他一同前往的还有另一名温和派贵族及两名圣职。[26]
佩德罗·斯特毕尼
当代表团一路向南走的时候，教宗的注意力正在别的地方。他召集枢机主教们开会，会议的主题透露了大量的信息。庇护九世想要讨论的并非政治危机，而是要宣布一个有关圣灵感孕说的教宗通谕，圣灵感孕说相信童贞玛利亚是生而不带原罪的。两年前，当罗西给法国外交大臣发去马斯泰获选教宗的消息时，就曾在描述这位新教宗的信件中开宗明义地说尽管他在政治的世界中没什么才能，但他是一个“特别虔诚的人”。庇护九世是一个主教型而非政客型的教宗。他更多地身处精神领域之中，而不是待在艰难、混乱的政治世界里，他更愿意处理和2000多年前玛利亚的生产有关的神学问题，而不是当下的这个正在造反的王国。教宗发出命令，让下议院派出的罗马代表团在边境上就打道回府。[27]
大约同时，另一位重要的罗马市民在教宗那里也吃了闭门羹。在离开罗马前，庇护九世曾让马奎斯·加拉罗摩·萨切蒂（Marquis Giralomo Sacchetti）负责在教宗出走期间维持教宗宫殿的神圣不受侵犯，此人是一名贵族，自1840年开始就在教宗宫殿里当管家。萨切蒂目前正带着大量宗教饰物来到加埃塔，他认为教宗会想要它们。那天教宗的心情出奇的糟糕，他告诉萨切蒂，如果他想要什么的话，是会提出要求的。此话吓得萨切蒂退后了一步，随即给庇护九世递上了一封罗马城市委员会要求他转达的信，信中的内容是力劝教宗返回罗马。萨切蒂好像知道这封要转达的信会让教宗对他十分冷淡。在递上信后，教宗失控地发了脾气，并让这位贵族离开。当天的晚些时候，一位低阶侍从过来告知萨切蒂，教宗命令他在一小时内离开加埃塔。萨切蒂后来发现加埃塔堡垒的大门已经上了锁，受了羞辱的他只好在卫兵的房间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城门打开后方才离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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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教宗有任何的安慰的话，那就是费尔南多国王超乎常人的忠诚了。这位君主已经吹嘘了他的王国是多么安全，因为这里的三面都被海水环绕，另外一面有台伯圣河保护。他对局势的判断是正确的，教宗已经不在罗马，那不勒斯王国的北方边境因此失去了神圣的保护。费尔南多务实地来到加埃塔并待在教宗身边。他和他的家人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栖身于一个远远小于他们宽敞宫殿的小城堡中，并为这个远离那不勒斯的借口而感到心满意足。
虽然费尔南多最近已经获得了“炸弹国王”的绰号，但在罗马，他通常被称作“乡巴佬”，这位国王鼓吹自己从来没读过一本书的嚣张态度更滋长了这个外号的流散。这位38岁的国王个子很高，但是身材比例却很难看，他的躯干很短，但是腰部又超乎寻常的长。他的胡子像新月一样绕着脸颊的下半部，但还是遮不住那张肥胖且奇怪的长脸。他的鼻音很重，有些人说他说话像女人，虽然他常常下达命令，却没有能力提高嗓门让说出的话不那么容易被忽视。他的父母亲都出身贵族之家，母亲来自西班牙的波旁王朝。他是跟随神甫接受教育的，这是长久以来的王室做法。他在17岁时被任命为那不勒斯军队的总指挥。他喜欢穿军装，胸前挂满自授的勋章，金色的细穗从精致的肩章上垂下。在他出生的时候，拿破仑的军队包围了那不勒斯的本土，他的父母在被迫流亡西西里期间生下了他，因此费尔南多二世有充足的理由对自己统治的不稳定感到紧张。[29]
这位国王在加埃塔期间感到非常开心，他非常乐意让军队招摇过市并把自己描绘成教宗的支持者。他每晚和庇护九世一起用晚膳，而教宗通常会遵循单独进餐的传统。费尔南多已经把自己在加埃塔的房间让给了教宗和枢机主教安东内利，并命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在堡垒中共用一个单间。[30]
虽然教宗对费尔南多国王的关照感到安慰，但他也认识到如果要把自己的国土拿回来，不能只依赖那不勒斯国王一人。费尔南多二世的军队并不以战斗力高强著称，而且不管怎么说，他本身也还在忙着镇压西西里的叛乱。事实上，庇护九世心里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计划，同时他也不觉得自己需要这样一种计划。上帝，在他看来，将不会允许罗马落入那些渎神者的手中。毕竟在仅仅40年前，也曾有一个强大得多的势力把教宗从罗马逐出，但是最终当庇护七世凯旋之时，他的敌人拿破仑则将孤独地死在流放之中。[31]
然而让他最为痛心的，则是没有一个罗马人站出来捍卫他的统治。在他当教宗的第一个月中，他对臣民们抱有父亲般的慈爱，但是现在，这种感受已被安东内利和其他枢机主教煽风点火营造出的强烈背叛感所替代。[32]
*
当教宗在流亡期间，罗马群龙无首。为了能填补这个空缺，下议院在12月11日成立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执政团，由他们来主持政务，直到教宗回归为止。在议员们会面的枢密院宫外面，民众俱乐部组织了一场游行集会来展现人们对政府的支持。民众英雄“雄辩者”站在宫殿台阶的高处挥舞着手势，把民众的气氛炒到了疯狂的境地。伴随着“临时政府万岁！意大利万岁！统一万岁！”的爱国呼声，更让人毛骨悚然的呼声是：“让富人下地狱！让圣职去见鬼吧！”随后人们便开始高声唱起了《马赛曲》。
让人们的兴奋更加高涨的，是南美独立战争的老兵、不久以前参加了把奥地利人逐出伦巴第之战的朱塞佩·加里波第。他把军团留在了托斯卡纳并骑着自己的白色骏马来到了罗马。聚集在民众俱乐部的人们高喊道：“共和将军万岁！”但是在他到来的一个星期之后，让许多罗马人感到宽慰的是，这位被批评他的人称作“外国探险家”的加里波第离开了罗马。
向民众演讲的“雄辩者”
城市的大部分地方是很平静的。大多数罗马人仍然希望能保有一个以教宗为元首的立宪制政府。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工作营生，许多人因罗马的贵族家庭出走而丢了饭碗。英国海军指挥官阿斯特利·基伊在12月中旬造访了罗马，并对市民表现的温和予以赞扬。他们已经保留了既有政府并要求教宗回归。“但是，”他在一封私人书信里补充说，“目前的状态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而且教宗必须要回到他自己的领土上”——基伊如此建议——“或者政府的组成形式必须得到改变。”教宗应该会拒绝回归，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位海军指挥官认为，除了宣布成立共和国以外，罗马市民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33]
在加埃塔，修道院院长罗斯米尼力劝教宗能够找出一个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危机。教宗对他很有好感，此时教宗的心情正在由因遭受背叛而产生的坚决不妥协向重新获得臣民的爱戴转变，他的态度似乎终于要软化了。教宗要求罗斯米尼准备一份他可以拿来用的文稿。
这位修道院院长起草的文章中写道，人民误解了教宗，自从两年前坐上圣彼得宝座以来，庇护九世已经作出了很多事情以确保人民的福祉。如果人们能认识到他们做错的事情，教宗将回到罗马，重新开启他已经许诺给人民的立宪保证，而且所有人都将得到原谅。罗斯米尼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这样的方式很有可能成功的人。驻罗马的撒丁尼亚大使报告说，罗马市民已经受够了动荡和不安。他们害怕如果教宗无法和平归来，外国军队将很快用武力把他重新推上王位。
安东内利虽然时刻陪在教宗身边，并不断给庇护九世的耳边吹风，但他很讨厌罗斯米尼，主要原因是他嫉妒教宗很明显地喜爱罗氏。虽然教宗的确是喜爱并且尊重智慧过人的罗斯米尼，但是他也依赖安东内利。从辉煌灿烂的教宗宫殿流落到这个卑微的堡垒中，教宗不确定自己要如何或能否回到永恒之城，他的耳边还有不断重复的念叨：抱怨自己没能担负起圣彼得宝座之主所应担负的重大责任，所有的一切都让教宗要在安东内利给予的自我肯定中获得安慰。这一点是修道院院长罗斯米尼无法比拟的。
枢机主教劝说庇护九世应该放弃罗斯米尼起草的文稿。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安东内利告诉教宗必须传出完全不一样的讯息，要谴责罗马的新政府是“对君主权力的篡夺”。这份声明没有提及会保持那些已经向人民宣布过的改革内容，但是如果说枢机主教的意见占了上风，那也是缘于教宗心中本就有两种打算。安东内利只需煽动一下早已在庇护九世心中郁积的遭背叛感就能达到目的了。[34]
伦敦《泰晤士报》驻那不勒斯的记者表达了他希望渺茫的看法。“在糟糕的建议下，”他报道说，“教宗庇护九世抛弃了罗马，而且……我实在看不出他要怎么回归。围绕在他周围的外交官们面面相觑，无法提出能恢复教宗权力的方法，所有的一切正如那些集中在查令十字街（Charing-Cross）抢夺客人的公共汽车，每辆车都警觉地想要把教宗带走，每个人心里都有各自的打算。”[35]
*
在教宗国的城市和村镇中，受到人们欢迎的那些俱乐部高喊着要召开制宪会议以结束教宗的现世权力。在缺少政党的情形下，这些俱乐部是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唯一组织形式。在罗马，如火一般的夏尔·波拿巴好像正无处不在地推动圣职统治的终结。受到流放的意大利民族独立的先驱朱塞佩·马志尼对着他的支持者们振臂高呼：“庇护九世已经逃跑了，这就是退位……你们现在已经身在一个事实上的共和国中了。”受到了教宗的抛弃，之前曾给教宗提供建议的温和派如今备感无助。教宗拒绝同来自罗马的政府代表展开对话，他们因而也没有可靠的计划能够拿出手了。就像一些罗马市民在12月20日所写的，“我们正在目击一个在我们的想象力范围内最为悲惨的政治局面。人民已经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却不知道要做什么……事实上各俱乐部要求成立临时政府和制宪会议的声明正在从各省传来，在罗马听到的要求也是如此，但没有人打算真正宣布其中的任何一个”。[36]
尽管有来自更激进派别的压力，下议院仍然极不乐于主动出击。12月26日，下议院中的一个温和派成员试着提出下议院没有成立制宪会议机构的权力。走廊里的愤怒人群把他吼了下去。越发严重的是，即便是温和派，在遭到庇护九世的拒绝又惊骇于教宗居然投奔了费尔南多二世国王，他们感到已经无路可选了。按照夏尔·波拿巴的观察，“发起革命的并不是人民，而是君主”。[37]
没有谁比卡洛·阿梅利尼（Carlo Armellini）的事例能更好地描绘温和派是如何变得激进的。阿梅利尼是罗马最重要的辩护律师之一，以冷静的判断著称，在下议院中的影响力很大。他也被告知去协助处理教宗突然离开罗马所留下的权力真空。在仍然由卡洛·穆扎雷利蒙席领导的政府中，71岁的阿梅利尼担任了内务部部长的职务。[38]
12月28日，正是阿梅利尼走到众人的面前，力劝下议院能够授权召开一个制宪会议。这位在庇护九世获选时还曾欢欣鼓舞，并在教宗的前两年中支持他的律师现已转而反对教宗。那些想要推翻教宗的人，正如后来的一些教宗国的捍卫者指出的，并不是来自教宗国领土以外的麻烦制造者，而是以像阿梅利尼这样的罗马人为主。在他说话的时候，兴奋的掌声和欢呼声从挤满走廊的人群中传来，这使得阿梅利尼要被迫停下来让人们安静。
我们难道要让当前的状况继续下去吗？一个由逃跑的君主所代表的拒绝所有对话，甚至不愿接受和平讯息、强迫我们放弃任何调解愿望的不稳政权……这是一种无法持久的状态；这种状态必须停止。然而我们要如何处理当前的局面呢？请告诉我，除了民族的呼唤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这个民族必须要决定自己的命运……难道还有其他的什么大人物比人民和人民本身更有决定国家命运的正当性吗？[39]
第二天，决定作出了。佩德罗·斯特毕尼坐在飞驰过罗马大街的马车内前往城墙处张贴告示。一场事关200名制宪会议代表的投票将在1月21日举行，他们将由全体男性投票选出——这是意大利史上的第一次。圣天使堡的礼炮鸣放了101响，在接下来的整点，整个城市响起了教堂的钟声。傍晚时分，兴高采烈的人群向着卡比托利欧山前进，人们把标志性的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骑着高头骏马的雕像用意大利三色旗围拢起来，皇帝几近被旗帜覆盖。乐队演奏着乐曲，烟火点亮了夜空。一个从威尼斯赶来的爱国教士站在奥勒留雕像的基座上宣布，人民政府的创立是受到上帝祝福的行为。
然而在这一派欢天喜地的节日气氛中，不安的迹象并不难发现。人们听到了离梵蒂冈不远处响起的炮声，有些人以为这是教宗突然回归的信号，便冲向了邻近的城门想要前去迎接。[40]
*
1848年行将结束，庇护九世的最后两位访客是卡洛·阿尔贝托国王派来的公使，他们要作最后的努力以说服教宗前往皮埃蒙特。他们的任务注定遭到失败。庇护九世认为待在加埃塔更为稳妥，而且他也对这位撒丁尼亚国王没有什么好感。在最近的几个月中，开启立宪体制后的撒丁尼亚政府开始限制教会的影响力，其中包括限制教会对公共教育的把持并试着减少教士阶层的部分特权。即便新获任命的首相暨爱国教士文森佐·乔贝蒂对耶稣会采取痛斥态度也于事无补。教宗认为撒丁尼亚政府并不打算作出任何军事上的努力来帮助他重新统治罗马。[41]
12月末，一位本笃会（Benedictine Order）[42]修士、教宗的老朋友神甫鲁伊吉·托斯提（Father Luigi Tosti）前来看望庇护九世。托斯提被教宗房内的朴素吓了一跳。这位修士回忆说：“教宗一看到我就哭了起来，这是以前从没有发生过的事。”他看起来不是愤怒，而是压力重重。庇护九世向这位朋友问道，区区几个煽动者怎么把人们导向了如此深的迷误之中？[43]
[1] De Ligne，Princesse. 1923. Souvenirs de la princesse Ligne née princesse Lubomirska. Brussels：Van Oest，p.319；Ghisalberti，Alberto. 1958. Roma da Maʐʐini a Pio IX：ricerche sulla restauraʐione papale del 1849—1850. Milan：Giuffrè，p.56n；Spada，Giuseppe. 1868—69.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di Roma e della restauraʑione del governo pontificio dal 1 giugno 1846 al 15 luglio 1849. Florence：Pellas，vol.3，pp.73-83.
[2] De Ligne，Eugène（Prince）. 1929. “La Pape Pie IX à Gaète. Souvenirs inédits.” Le Correspondant，25 avril 1929，pp.186-88；De La Rochère，Eugénie Dutheil，comptesse. 1853. Rome：souvenirs religieux，historiques，artistiques de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en 1849 et 1850. Tours：Mame，pp.176-77.
[3] Cittadini，Giovanni. 1989. La fuga e il soggiorno di Pio IX nel Regno di Napoli. Naples：Laurenziana，p.139；Pásztor，Lajos. 1966. “La segreteria di stato di Pio IX durante il triennio 1848—1850.” Annali della Fondaʑione italiana per la storia amministrativa，p.337. 安东内利的实际头衔是“形式圣座国务卿（pro-secretary of state）”，这里说的“pro”是指在罗马以外所作的临时任命。Coppa，Frank J. 1990. Cardinal Giacomo Antonelli and Papal Politics in European Affairs.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p.66. 安东内利在12月6日向教廷大使们和各国使团公告了这一任命。Antonelli a Mons. Giovanni Brunelli，nunzio apostolico，Madrid，ASV，ANM，b.313，f.3r；Antonelli a Domenico Pareto，Gaeta，7 dicembre 1848，doc.257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316.
[4] 安东内利的性格特征和庇护九世十分不同，这是教宗仰赖他的最大原因。教宗的传记作者马提纳神甫写道：“庇护九世感性、冲动、乐观，很少有深入思考重大政治问题的意愿，他发觉安东内利不仅是一个非常善于进行实际操作的人，而且也是一个专业的、谨慎小心的政治人物，他具有教宗非常缺乏的对人和人们动机的判断力。”Dalla Torre，Paolo. 1979. “Il Cardinale Giacomo Antonelli fra carte di archivio ed atti processuali.” Pio IX，pp.144，193；Martina，Giacomo. 2004. “I segretari di stato di Pio IX.” MEFRIM：Mélange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p.194；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309.
[5] Pásztor，Lajos. 1966. “La segreteria di stato di Pio IX durante il triennio 1848—1850.” Annali della Fondaʑione italiana per la storia amministrativa，p.340n；Montezomolo al Signor Presidente del Consiglio，Mola di Gaeta，30 dicembre 1848，doc.105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477-79.
[6] 在不安之中，记者和外交官们散播着各种教宗即将离开的传言。伦敦《泰晤士报》在12月5日时甚至报道说教宗已经在英国的保护下离开加埃塔抵达了马耳他。“Arrival of the Pope in Malta，” TL，December 5，1848.《泰晤士报》在第二天发表了一则确认教宗已经抵达马耳他的新闻报道。
[7] Flint，James P. 2003. Great Britain and the Holy See：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Question，1846—1852.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p.118；Pirri，Pietro，S.J. 1949. “Relazione inedita di Sebastiano Liebl sulla fuga di Pio IX a Gaeta.” In Miscellanea Pio Paschini. Studi di storia ecclesiastica，pp.421—51. Rome：Facultas Theologica Pontifici Athenaei Lateranensis，p.9. On the invitation of the Portuguese queen，see the letter of the nuncio in Portugal to the nuncio in Madrid：Lisbona，23 dicembre 1848，ASV，ANM，b.313，f.42r.
[8] Agulhon，Maurice. 1983. The Republican Experiment，1848—1852.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69-71；Milza，Pierre. 2004. Napoléon III. Paris：Perrin，pp.152-53；Collins，Ross W. 1923. Catholicism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Ph.D.diss.，Political Science，Columbia University，pp.158-60.
[9] Lespès，Léo. 1852. Histoire politique，anecdotique et philosophique de la 1er présidence du Prince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depuis le 10 décembre 1848 jusqu’au 20 décembre 1851. Paris：Ploche，pp.247-49；Bastide，Jules. 1858.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l’Italie en 1848. Récits，notes et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Brussels：Meline，Cans，pp.211-13；Boyer，Ferdinand. 1956. “Pie IX à Gaète et l’amiral Baudin.”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 43，pp.244-45；Bastide à Harcourt，Paris，27 novembre 1848，MAEN，RSS 274；Bastide，Jules. 1858.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l’Italie en 1848. Récits，notes et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Brussels：Meline，Cans，pp.199-201；De Chambrun，Gilbert. 1936. “Un projet de séjour en France du pape Pie IX.” 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pp.357-64.
[10] Leflon，Jean. 1963. “La mission de Claude de Corcelle auprès de Pie IX après le meurtre du Ministre Rossi.” Archivum Historiae Pontificiae，pp.389-90.
[11] De Chambrun，Gilbert. 1936. “Un projet de séjour en France du pape Pie IX.” 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p.481. 法国各地的主教在听说教宗即将到来的消息后，都争先恐后地表现了各自的好客。其中，教廷大使和教宗谈到了沃克吕兹（Vaucluse）的执政委员会得到了全体通过的投票表决结果，邀请教宗在阿维尼翁重建已经缺席了450年的教宗驻地。教廷大使是在12月8日从巴黎写信，透过圣座国务卿来向教宗汇报这些提议的。ASV，Segr. Stato，An.1848-50，Rubr. 248，fasc.2，ff.83r-84r.
[12] 路易-拿破仑的大部分青年时期都是和他的兄弟一起在意大利度过的。后者参加了1831年反对教宗统治的叛乱并死于其中。在1848年10月末，法国天主教政党面见了路易-拿破仑来决定他是否值得天主教的支持。在面临对自己过去的反教廷立场的责难时，路易-拿破仑回答：“我理解你们的顾虑……我的确是参加了反教廷运动，而且我也不幸因此失去了我的兄弟。但这也是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如果上帝能宽恕我，我应该要修复……我是天主教徒，可能我不是像你们一样虔诚，但我也是教徒，而且我尊重所有的传统。”Collins，Ross W. 1923. Catholicism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Ph.D.diss.，Political Science，Columbia University，pp.175-77；Choffat，Thierry. 2008. “Louis Napoléon candidat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et présidentielles de 1848.” In Napoléon III，l’homme，le politique，ed.Pierre Milza. Navarre：Napoléon Éditions，pp.94-95.
[13] 正如托克维尔所言，路易-拿破仑之所以能得到精英们的支持“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才能，而恰恰是因为他被认定的平庸。他们相信可以把他利用成能够自由摆布的工具”。Tocqueville，Alexis de. 1893. Souvenirs de Alexis de Tocqueville. Paris：Lévy，pp.313-18. See also Bastide，Jules. 1858.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l’Italie en 1848. Récits，notes et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Brussels：Meline，Cans，p.191；Milza，Pierre. 2004. Napoléon III. Paris：Perrin，pp.167-68；Choffat，Thierry. 2008. “Louis Napoléon candidat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et présidentielles de 1848.” In Napoléon III，l’homme，le politique，ed.Pierre Milza. Navarre：Napoléon Éditions，pp.92-93，102；McMillan，James F. 1991. Napoleon III. New York：Longman，pp.32-35；Agulhon，Maurice. 1983. The Republican Experiment，1848—1852.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71-73；Yvert，Benoît. 2008. “Le président oublié.” In Napoléon III，l’homme，le politique，ed.Pierre Milza. Navarre：Napoléon Éditions，p.107；Barrot，Odilon. 1876. Mémoires posthumes de Odilon Barrot. Vol.3.Paris：Charpentier，pp.28-29；Fraser，William（Sir）. 1896. Napoleon III（My Recollections） 2nd ed.London：Sampson Low，Marston，p.114. The text of Louis Napoleon’s letter is found in Spada，Giuseppe. 1868—69.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di Roma e della restauraʑione del governo pontificio dal 1 giugno 1846 al 15 luglio 1849. Florence：Pellas，vol.3，pp.54-55.
[14] 雷内瓦尔在12年前父亲去世时继承了伯爵头衔，他在意大利有着丰富的经验，曾在罗马的法国大使馆中担任了5年的第一秘书，在教宗令人惊讶地出现在加埃塔的区区几个月前，雷内瓦尔才刚刚被任命为法国驻那不勒斯王国大使。MAEC，PDI，29 juin 1848.
[15] Blois，Giovanni. 1854. Narraʐione storica，religiosa，politica，militare del soggiorno nella Real piaʐʐa di Gaeta del Sommo pontefice Pio IX dal dì 25 novembre 1848 al dì 4 settembre 1849. Naples：Reale Tipografia Militare，pp.23，26；De Chambrun，Gilbert. 1936. “Un projet de séjour en France du pape Pie IX.” 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pp.485-86，492-94；Leflon，Jean. 1963. “La mission de Claude de Corcelle auprès de Pie IX après le meurtre du Ministre Rossi.” Archivum Historiae Pontificiae，pp.396-97；Rayneval à Bastide，Naples，7 décembre 1848，n.49，MAEC，PAR；De Ligne，Eugène（Prince）. 1929. “La Pape Pie IX à Gaète. Souvenirs inédits.” Le Correspondant，25 avril 1929，pp.180-81. 对通过警告教宗不要信任共和政府的方式来劝说教宗不要去法国的西班牙大使来说，庇护九世回答了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他也无意前往巴黎。他说，自己思考的是去马赛，但是只待很短的时间。西班牙人力劝教宗能在西班牙的保护下去马略卡寻求避难。
[16] Harcourt a à Bastide，Gaëte，2 décembre 1848，MAEN，RSS 409；Boyer，Ferdinand. 1956. “Pie IX à Gaète et l’amiral Baudin.”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 43，p.246；Rayneval a à Bastide，Naples，30 novembre 1848，MAEC，PAR.
[17] 撒丁尼亚大使是少数几个支持法国让教宗作出让步立场的人。但是在12月初，撒丁尼亚大使给那不勒斯发回了报告，说教宗现在是被包围在“那些总是阻挠他改革路线的人的中间”。这位大使认为，只有让教宗离开加埃塔，最好的情形是让他来到皮埃蒙特，灾难才会过去。Collobiano à Perrone，Naples，4 décembre 1848，doc.224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3，p.219；Pareto a Perrone，Gaeta，5 dicembre 1848，doc.253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311.
[18] Key，Astley Cooper（Admiral）. 1898. Memoirs of Sir Astley Cooper Key. Edited by Vice Admiral Philip Colomb. London：Methuen，p.178. 这段话摘自基伊在1848年12月1日的信件。安东内利呼吁所有的外交使团离开罗马并随教宗前往加埃塔。当撒丁尼亚政府最初阻止这一做法时，该国大使通知都灵方面事实上所有其他在罗马的外国大使都已经跟着教宗离开了。留在罗马的决定将会被教廷视作巨大的冒犯。他也很快加入了其中。Pareto a Perrone，Roma，2 dicembre 1848，doc.250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309. Antonelli’s circular to the foreign emissaries，dated Gaeta，27 novembre 1848，is reproduced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310.
[19] 正如法国驻罗马教廷大使在12月初报告的，“这座城市从未如此的平静过。但是能否保持住这样的平静，将取决于教宗第一次的宣言，人们已经对此迫不及待且不耐烦了。”Forbin Janson à Bastide，Rome，1 décembre 1849，MAEC，CP，Rome，vol.988，ff.157r-158r. 几天以后，留在罗马的撒丁尼亚公使也给出了类似的观察，“到目前为止，这座城市有着完美的平稳状态，但是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人们怀着巨大的焦虑”。Della Minerva al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Roma，5 dicembre 1848，doc.272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334-35. On the rumors，see Lancellotti，Luigi. 1862. Diario della rivoluʐione di Roma dal 1 novembre 1848 al 31 luglio 1849. Naples：Guerrera，p.31；“The Escape of the Pope，” TL，December 7，1848.
[20] Severini，Marco. 1995. Armellini il moderato. Rome：Istituti editoriali e poligrafici internazionali，pp.135-36.
[21] 此处是个比喻，即将庇护九世比作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盖维斯·屋大维·奥古斯都（Gaius Octavius Augustus），其中“奥古斯都”是元老院赐予的封号，意为“神圣伟大”。
[22] Terenzio Mamiani al Marchese Pareto，Roma，29 novembre 1848，appendix to doc.248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305-6. The text received by the French embassy is found at MAEC，CP，Rome，vol.988，ff.159r-161r. 马米亚尼在11月27日写信给欧洲各国的教廷大使，通知他们自己应该成为教宗国的外交大臣，但没有一个大使同意他的要求。Mamiani al nunzio di Napoli，Roma，27 novembre 1848，ASV，ANN，b.392，ff.52r-52v；Mamiani al nunzio di Madrid，Roma，27 novembre 1848，ASV，ANM，b.313，ff.47r-48r.
[23] Rosmini，Antonio. 1998. Della missione a Roma di Antonio Rosmini-Serbati negli anni 1848—1849. Edited by Luciano Malusa. Stresa：Edizioni rosminiane，pp.99-100；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544-45.
[24] 教宗对臣民讲话的印刷副本已经送到了各教廷大使手中。ASV，ANM，b.313，f.69r；Pie IX.1855. Recueil des actes de Pape Pie IX（texte et traduction）. Vol.13. Paris：Lecoffre，pp.2-5；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36；Della Minerva al ministero affari esteri，Roma，4 dicembre 1848，doc.271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332-33. 在教宗斥责了罗马的政府不具有合法性之后，几乎是在事后想到的，他还宣布成立执政委员会来确保公共秩序。他列出的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以枢机主教为首，外加一名高级教士和四个贵族以及他的军队指挥官祖齐将军。但是当成员们得知他们被任命之后，唯三留在城里的人也逃跑了。只有枢机主教自己一个人执掌事务，但是教宗交给他的任务明显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这个委员会从来没有召集起来过。看起来相对于安东内利和教宗，枢机主教更倾向于采取和解的方式来和罗马的政府机构接触。Pásztor，Lajos. 1966. “La segreteria di stato di Pio IX durante il triennio 1848—1850.” Annali della Fondaʑione italiana per la storia amministrativa，pp.340-43. 基伊舰长解释了他离开的原因（1898，p.17），他说罗马的贵族很少有仍然留在城里的，“他们的借口是无法承认现在的政府当局；他们的真正原因则是恐惧”。
[25] “Gl’inni e il maestro Magazzari，” Il vero amico del popolo，29 dicembre 1849，p.130；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289-90；Pierre，Victor. 1878.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 1848. Vol.2. Paris：Plon，pp.50-51；Gemignani，Beniamino. 1995. Pellegrino Rossi 1787—1848. Carrara：Società internazionale Dante Alighieri，p.234；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3，pp.105-6.
[26] Pareto a Perrone，Roma，2 dicembre 1848，doc.250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308-9；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3，pp.20-21；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p.337-38；Ideville，Henry，comte de.1887. Le comte Pellegrino Rossi，sa vie，son oeuvre，sa mort（1787—1848）. Paris：Michel Lévy Frères，pp.145-46.
[27] Martina，Giacomo. 2000. “La Repubblica romana e le carte dell’Archivio segreto vaticano.”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353；Jankowiak，François. 2008. “La Curie et le gouvernement central de l’Église sous la République romaine de 1849.” In La Répubique romaine de 1849 et la France，ed.Pierangelo Catalano.Paris：L’Harmattan，p.143；Gabussi，Giuseppe. 1851—52. Memorie per servire alla storia della rivoluʐione negli Stati romani. Genova：R.I.de’Sordo—Muti，vol.2，pp.265-66.
[28] Palomba，console generale d’Austria a Civitavecchia a Lützow，Civitavecchia，8 dicembre 1848，doc.6，allegato E，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36.
[29] Brevetti，Giulio. 2014. “Il Re Bomba e l’eclissi della natura.” In Per la conoscenʐa dei beni culturali，vol.5.Seconda Università di Napoli，dottorato in metodologie conoscitive per la conservazione e la valorizzazione dei beni culturali. Santa Maria Capua Vetere：Edizione Spartaco，p.185；Di Rienzo，Eugenio. 2012. Il Regno delle Due Sicilie e le potenʐe europee 1830—1861. Soveria Mannelli：Rubbettino，p.15；Scirocco，Alfonso. 1996. “Ferdinando II di Borbone，re delle Due Sicilie.” Diʑ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pp.1-2；Arcuno，Irma. 1933. Il regno delle Due Sicilie nei rapporti con lo Stato pontificio（1846—1850）. Naples：Perrella，p.11.
[30] Rayneval à Bastide，Naples，2 décembre 1848，12 décembre 1848，14 décembre 1848，MAEC，PAR；Montezemolo à Gioberti，Mola di Gaeta，31 dicembre 1848，doc.106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480；De Ligne，Eugène（Prince）. 1929. “La Pape Pie IX à Gaète. Souvenirs inédits.” Le Correspondant，25 avril 1929，p.176；Blois，Giovanni. 1854. Narraʐione storica，religiosa，politica，militare del soggiorno nella Real piaʐʐa di Gaeta del Sommo pontefice Pio IX dal dì 25 novembre 1848 al dì 4 settembre 1849. Naples：Reale Tipografia Militare，pp.27-29；Koelman，Jan Philip. 1963. Memorie romane.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1，p.179；Scirocco，Alfonso. 1996. “Ferdinando II di Borbone，re delle Due Sicilie.” Diʑ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p.7. 31 dicembre 1848，doc.106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480；De Ligne，Eugène（Prince）. 1929. “La Pape Pie IX à Gaète. Souvenirs inédits.” Le Correspondant，25 avril 1929，p.176；Blois，Giovanni. 1854. Narraʐione storica，religiosa，politica，militare del soggiorno nella Real piaʐʐa di Gaeta del Sommo pontefice Pio IX dal dì 25 novembre 1848 al dì 4 settembre 1849. Naples：Reale Tipografia Militare，pp.27-29；Koelman，Jan Philip. 1963. Memorie romane.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1，p.179；Scirocco，Alfonso. 1996. “Ferdinando II di Borbone，re delle Due Sicilie.” Diʑ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p.7.
[31] Rayneval à Bastide，Naples，14 décembre 1848，MAEC，PAR；Pareto al ministro degli affari esteri，Torino，16 dicembre 1848 and 18 dicembre 1848，docs.260 and 261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316.
[32] 教宗在卧室里和访客们打了招呼，他坐在一张小写字桌前，桌子上放着纸和一个十字架。“当他被迫逃离自己的国家，我在外国再次见到了他，”荷兰大使在加埃塔和教宗会面后回忆道，“我观察到了他外在的根本变化，明显能看出他正持续经受着精神上的痛苦，我最初是感觉无法回应教宗的善良言辞和热情欢迎，我无法克制住心中的激动，在以前的平稳好日子中，他是不屈尊和我讲话的。”“即便是最冷酷的心也会受到触动”，比利时大使在加埃塔和教宗首次见面后评论说。Liedekerke à Monsieur le Baron，Mola-de-Gaëte，13 décembre 1848，doc.LXIV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p.129-30；De Ligne，Eugène（Prince）. 1929. “La Pape Pie IX à Gaète. Souvenirs inédits.” Le Correspondant，25 avril 1929，pp.175-76.
[33] 基伊（1898，pp.179-89）对于罗马市民的评价并没有过高。在同一封信里，在赞扬了他们最近的行为之后，他透露自己相信罗马人的个性是“懦弱而且可鄙的”。与此同时，罗马的撒丁尼亚公使就温和派人士难以维持长久的地位得出了相似的结论。Della Minerva al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18 dicembre 1848，Roma，doc.283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345. 关于罗马城中的焦虑感，亦见在德拉·米内瓦（Della Minerva）对第二天的报告，doc.284，p.348。
这个报告尽管有伪造的嫌疑，他说当加里波第抵达罗马的时候，之前不知疲倦地组织赞美庇护九世的庆祝活动的“雄辩者”走到加里波第身边，用合辙押韵的句子说：“如你愿意，我可拿起武器，祷文和节庆都已充盈满溢。（Un fatto d’armi io vorrei；Non più paternostri e giubilei.）” Spada，Giuseppe. 1868—69.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di Roma e della restauraʑione del governo pontificio dal 1 giugno 1846 al 15 luglio 1849. Florence：Pellas，vol.3，p.60；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p.46，52；Lancellotti，Luigi. 1862. Diario della rivoluʐione di Roma dal 1 novembre 1848 al 31 luglio 1849. Naples：Guerrera，pp.41-42，48；Foramiti，Nicolò. 1850. Fatti di Roma degli anni 1848—49. Venice：Cecchini，p.29；Della Minerva al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Roma，12 dicembre 1848，doc.278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340-41.
[34] 科帕（Coppa，Frank J. 1990. Cardinal Giacomo Antonelli and Papal Politics in European Affairs.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p.68）也提出了相似的意见，他写道，安东内利“与其说是激起了教宗的心思变动，还不如说是迎合了教宗的这种心理”。
[35] 罗斯米尼起草的12月17日的教廷抗议书草稿以及定稿可参见：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546-47。Minerva a Gioberti，Roma，24 dicembre 1848，doc.288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351-52；Rosmini，Antonio. 1998. Della missione a Roma di Antonio Rosmini-Serbati negli anni 1848—1849. Edited by Luciano Malusa. Stresa：Edizioni rosminiane，pp.101-7；“Rome，Naples，and Sicily，” Naples，datelined December 21，TL，January 3，1849.
[36] 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343；Ferrari，Federica. 2002. “Dai rapporti della legazione toscana a Roma e a Gaeta：Un’immagine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In Studi sul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ed.Marco Severini，pp.123—49. Ancona：Affinità elettive，p.132；Monsagrati，Giuseppe. 2014. Roma senʑa il papa.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Rome：Laterza，p.37. The letter is from Giuseppe Pasolini to Marco Minghetti，dated Roma，20 dicembre 1848，in Pasolini，Pietro. 1887. Giuseppe Pasolini. Memorie raccolte da suo figlio. 3rd ed. Turin：Fratelli Bocca，pp.162-63.
[37] Panigada，Costantino. 1937. “Governo e Stato Pontificio nei giudizi d’un deputato del’48.”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p.1790-92；Bartoccini，Fiorella. 1969. “Bonaparte，Carlo Luciano，principe di Canino.” Diʐ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p.10.
[38] Severini，Marco. 1995. Armellini il moderato. Rome：Istituti editoriali e poligrafici internazionali，p.141.
[39] Saffi，Aurelio. 1898. Ricordi e scritti. Vol.3.Florence：Barbèra，pp.101-4. See also De Felice，Renzo. 1962. “Armellini，Carlo.” Diʐ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Severini，Marco. 1995. Armellini il moderato. Rome：Istituti editoriali e poligrafici internazionali，p.141；Severini，Marco. 2002b. “Il corso degli eventi.” In Studi sul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ed. Marco Severin. Ancona：Affinità elettive，p.10.
[40] Minerva a Gioberti，Roma，30 dicembre 1848，doc.294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357；Koelman，Jan Philip. 1963. Memorie romane.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1，p.188；Lancellotti，Luigi. 1862. Diario della rivoluʐione di Roma dal 1 novembre 1848 al 31 luglio 1849. Naples：Guerrera，pp.54-55；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61；Key，Astley Cooper（Admiral）. 1898. Memoirs of Sir Astley Cooper Key. Edited by Vice Admiral Philip Colomb. London：Methuen，pp.182-83；Vecchi，Candido Augusto. 1851. La Italia. Storia di due anni 1848—49. Turin：Perrin，p.268. The text of the proclamation is found in Patuelli，Antonio. 1998. 1848—49：Le costituʑioni di Pio IX e di Maʑʑini. Florence：Le Monnier，pp.40-41.
[41] Montezemolo a Gioberti，Mola di Gaeta，30 dicembre 1848 and 31 dicembre 1848，docs.105 and 106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477-9，479-80；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315-16，350. On Gioberti’s role at the time，see Capograssi，Antonio. 1941. La conferenʐa di Gaeta del 1849 e Antonio Rosmini. Rome：Proja，pp.21-22；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3，pp.128-31；Saffi，Aurelio. 1898. Ricordi e scritti. Vol.3.Florence：Barbèra，vol.3，pp.90-93；Rosmini，Antonio. 1998. Della missione a Roma di Antonio Rosmini-Serbati negli anni 1848—1849. Edited by Luciano Malusa. Stresa：Edizioni rosminiane，pp.126-29.
[42] 天主教隐修会之一，由意大利人圣本笃在529年创立，会规严格，遵循中世纪初流行于意大利和高卢的隐修活动，修士要发绝财、绝色、绝意“三愿”。
[43] Inguanez，Mauro. 1930. “Il racconto di due fatti dettati dal P.Tosti al Caravita，cioè，l’incontro del Tosti con Pellegrino Rossi e la fuga di Pio IX a Gaeta.”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p.93-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