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1923年11月8日，一个瘦削的年轻人，穿着过于宽大的大衣，冲进一场啤酒馆集会，宣称要推翻政府。当晚，他发誓不成功便成仁。然而，17个小时后，他既没成功，也没成仁。希特勒输得颜面尽失，仓皇逃离现场。从《纽约时报》到《法兰克福日报》，不少敏锐的观察者认为[1]，这次惨败意味着希特勒政治生涯的终结，而如果不是在慕尼黑接受审判，恐怕结果真的会是那样。

主审法官吉奥格·奈特哈特对法律进行了滥用、曲解乃至公然的无视，他关心的主要是避免巴伐利亚最高当局反对共和国和《凡尔赛条约》的行动遭到全面曝光。他的首要目标是保护他们以及他们执掌的机构的名誉——正是这一点，让希特勒抓住了机会。他得到了充分的施展空间——只要不暴露可能有碍巴伐利亚或德国利益的敏感信息就行。当然，奈特哈特总的来说是赞成希特勒的民族主义构想的，这一点自然也有帮助。

如果依法在莱比锡的邦法院举行审判，希特勒肯定不会只得到最低限度的刑罚。单是四名警察的死亡[2]就足以判处极刑。然而在慕尼黑，希特勒得到的指控，跟他在政变中犯下的罪行比起来微不足道。

除了警察的丧生，还有非法关押政府部长、市议员以及犹太公民；对贝格勃劳凯勒内的人进行暴力胁迫；打劫印钞厂；盗窃和毁坏敌对报社的财物；煽动暴乱。然而考虑到法庭唯一的关注点是重大叛国，这些罪行很快被遗忘了。

即便如此，希特勒得到的检控也没达到法律的要求。法庭给他的量刑是绝对的最低限度，而且非但没有将他递解出境，还裁决准许假释。希特勒在当年年底就出狱了。正如检察官施坦莱恩和埃哈德警告的那样，他立即恢复了之前的工作，只不过这一次，他对共和国构成的危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他有了更清晰的未来构想，一个更详尽的实现计划，同时也更加确信自己是一个有着经天纬地之才的领袖。

日后希特勒会说，自己在狱中的经历给了他“大无畏的信念，乐观的精神，以及对我们的天命的信心，从此再也没人能动摇”[3]。兰茨贝格显然在他的人生当中意义非凡，然而，如果希特勒能从他那必胜信念和自利的传奇营造中暂时抽离出来，也许可以考虑另一个帮助他重燃使命感的因素。

他也许会感谢主审法官吉奥格·奈特哈特在审案期间的纵容、他所得到的宽大判决，当然还有让他留在德国这个不寻常的决定。事实上，希特勒可能还真找到机会这么做了，1937年奈特哈特退休时，希特勒给他捎了个信，感谢他多年的工作。他可能还感谢了弗朗茨·格尔特纳以及巴伐利亚司法部，假释得到批准有他们的功劳。因此当大萧条来袭时，希特勒既没有关在牢里，也没有被驱逐出境。他是个自由人，可以去利用崩溃的经济，以及内部已经瘫痪的共和国。

阿道夫·希特勒的审判本身并不是一个取得权力的故事，而是促成这种崛起的其中一个片段。正是这场审判，把他这个相对不起眼的地方领袖推上全国舞台。希特勒在奈特哈特的法庭里的演说和证词，构成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自传，让他的公众形象超越慕尼黑啤酒馆的世界，得以为那些此前根本不认识也不在乎他的人所知。很快，希特勒把被告席变成了他和他的政党的讲台，让年轻的共和国接受审判。

24天里，希特勒张牙舞爪地攻击政府，他那尖利、刺耳的声音忽高忽低，时而动情哽咽，略去某个音节，时而往自己的牙刷胡上啐唾沫，向指控他的人发起无休止的攻挞。他的言辞和作秀才能得到全面展示。希特勒在前步兵学院餐厅里的表演，包含了一些他生涯之中最出色，应该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演说。

从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乃至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等遥远国度赶来的记者，对他的丑态进行了详尽的描绘。这样的宣传，是他这样一个处于生涯初期的地方政治煽动者难以想象的。

在审判过程中，希特勒将啤酒馆惨败转化成了一场个人的、政治的胜利。他不再是把政变搞砸的小丑，在越来越多的支持者眼里，他是一个爱国者，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起身抵制柏林的叛国迫害、巴伐利亚的懦弱，以及被协约国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羞辱。在他们看来，他是一个为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殉道者，而那些地位显赫于他的盟友却只知自保，或者像鲁登道夫那样，把自己犯的错全都推到别人身上去。

“这个希特勒说得太好了！”一名前线归来的老兵说他是在慕尼黑的法庭上被希特勒征服的。“他受审那段时间，是我对他的忠诚的开始。从那时起，我除了希特勒谁也看不上了。”在1920年代找到纳粹党的许多人是这样想的，他们觉得这个党的领袖是个“实干家”，是德国未来的希望所在。[4]

还有一个年轻人也被他在审判中的表现吸引，此人刚刚拿到德语文学博士学位，而后开始写作一部小说，他就是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当时身在老家——位于鲁尔区的莱特——的戈培尔每天都在关注那场审判。在他的日记中，戈培尔说他认为希特勒是个鼓舞人心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是知识分子。读着报纸上那些言语，戈培尔感觉像是“被带到了星星上去”。[5]

他立即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您是在就一个新的政治纲领做出要理问答，而这纲领，是诞生自一个正在走向崩溃与世俗的世界。”他引用了歌德来表达自己的激动心情：“神让你能说出我们的苦难。”两人的恐怖联盟由此开启，将一直持续到1945年4月他们在地堡中死去。[6]

从志在成为艺术家的年轻人，到发起种族灭绝的杀人魔，希特勒的一生充满了“假如是这样，那将会如何”式的不幸瞬间。他的重大叛国罪审判就是其中之一。慕尼黑的法庭本可以将阿道夫·希特勒从公众视野中抹去，他也许会被世人遗忘。结果这场黑白颠倒的审判造成了深远影响，为第三帝国铺平了道路，也让阿道夫·希特勒得以将难以置信的苦难施诸众生。

[1] 1923年11月10日《纽约时报》和1923年11月10日《法兰克福日报》。

[2] Otto Gritschneder，Der Hitler-Prozess und sein Richter Georg Neithardt. Skandalurteil von 1924 ebnet Hitler den Weg （München：Verlag C. H. Beck，2001），51. 另见Alexander Graf zu Dohna，“Der Münchener Hochverratsprozess，” Deutsche Juristen-Zeitung 29 （1924），333ff，以及奈特哈特自己的回应，April 1924，Nachlass Hans Ehard 97，BHStA。

[3] John Toland，Adolf Hitler （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76），274. 另见H. R. Trevor-Roper，“The Mind of Adolf Hitler，” Hitler’s Secret Conversations 1941-1944，intro. H. R. Trevor-Roper （New York：Signet Books，1961），xxviii。

[4] Interview published in Theodore Abel，Why Hitler Came into Power：An Answer Based on the Original Life Stories of Six Hundred of His Followers（New York：Prentice-Hall，1938），70.

[5] Toby Thacker，Joseph Goebbels：Life and Death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33. 托比·塔克（Toby Thacker）称希特勒的审判是戈培尔的人生“转折点”，34，而彼得·朗格里希（Peter Longerich）认为，他“转向政治”的那一刻是在1924年4月4日，Goebbels：A Biography，trans. Alan Bance，Jeremy Noakes，and Lesley Sharpe （New York：Random House，2015），36-39。

[6] Joachim C. Fest，Hitler，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4），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