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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章 童年和少年
——一部家庭小说
许多父母教育子女只是为了他们自己。
让·保罗[1]
1878年12月底，14岁的马克斯·韦伯从柏林的夏洛滕堡的住所写信给他的表哥弗里茨·鲍姆加滕（Fritz Baumgarten）[2]，告诉他自己刚刚得到了哪些圣诞节的礼物：“首先是一部英文的莎士比亚作品，但是我暂时还看不了，我的英文还不行，因为我们三个月前才开始上英文课。不过我想，等到了复活节的时候，我已经学了很多英文知识，就可以多少看懂这本书了。另外，还有三本库尔提斯（Curtius）[3]的《希腊史》（Geschichte der Griechen），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我对他特别感兴趣。他的书我已经看过不少，对他高雅的语言和优美的叙事风格佩服得五体投地。礼物中还有一本《西塞罗和他的友人》（Cicero und seine Freunde），是布瓦西耶（Boissier）[4]法文版的德文译本。这本书到现在我还没怎么看，但我相信，它会引起我的很大兴趣。”[5]除了这些书，韦伯还得到了一本艺术史的画册和两本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6]的小说——《魔符》（Der Talisman）和《昆丁·达沃德》（Quentin Durward）。此外，他还告诉表哥，他刚读完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维克多·黑恩（Victor Hehn）[7]写的一本“很难懂的”书《农作物和家畜——从亚洲向希腊和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地区的过渡》（Kulturpflanzen und Haustiere in ihrem Übergang aus Asien nach Griechenland und Italien sowie das übrige Europa），与此同时，他平常还看些拉丁文作家写的书，比如李维（Livius）[8]的《罗马史》，“以及诸如此类，等等”。
“以及诸如此类，等等”——根据版本的不同，这次单是这些作为圣诞礼物收到的书就有近4000页，还要加上500多页的《自然文明史》（Kulturgeschichte der Natur）和李维的《罗马史》。真是一位阅读量很大的少年啊！就在同一年，韦伯还写道：“我可能是一个对书籍，尤其是对至理名言和逻辑推论特别敏感的人。”[9]即便是在这位当时正在大学读古典语言学和考古学的表哥面前，他对于跟好学上进无关的礼物只字未提，或者说，即使人们可以把他信中所说的学完半年英文课就能够简单阅读莎士比亚的说法看成是在比他大8岁的表哥面前说的一句大话，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中看出，韦伯在他父母以及周围的人眼里是怎样的一位少年。11岁那年，他就得到过一本本杰明·富兰克林[10]（Benjamin Franklin）的自传作为礼物。12岁时，他就阅读了马基雅维利[11]（Machiavelli）的《君主论》，“看了一眼”马丁·路德写的著作，并且，如同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钻研了中世纪君王家族的谱系，并问他的两位祖母对土耳其战争有什么看法。[12]14岁时，他绘制了一张1360年时的德国地图。15岁，他把沃尔特·司各特的《爱丁堡监狱》[英文名为《米德罗西恩的监狱》（The Heart of Midlothian）]称作是他读过的最扣人心弦的小说之一。而这时，他的同学则更热衷于阅读“全是些时髦的通俗小说”和轰动一时的奇闻轶事，“我想读的却是古罗马第一个皇帝时代高贵的罗马城的故事”。[13]
事实上，这位风华少年的阅读不仅涉猎甚广，而且他很早就开始做读书笔记，这些笔记已经远远超出了针对作为“老少咸宜的教育课本”[14]的荷马史诗的经典评注范围。阅读《伊利亚特》时，他在笔记中写道：这部史诗缺少扣人心弦的紧张感，对每一个要出现的灾难场景，读者心里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在少年韦伯眼中，这个特点并非美中不足，而是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更容易暂时停下手中的阅读；此外，史诗本来就不用写得那么“富于紧张感”，说到底，它的用途就是尽可能对诗中的英雄进行美化歌颂。韦伯很早就在阅读时留心观察自己。在这种细小的观察过程中，这个被他的表哥要求写信讲述自己所偏爱的作家的14岁少年不仅提及并评论了沃尔特·司各特和维克多·冯·舍费尔（Victor von Scheffel）[15]的作品，而且还提到并评论了希罗多德（Herodot）[16]、李维和西塞罗（Cicero）[17]的著作。他在信中谈了自己对西塞罗的看法，表哥说他的观点都是从其他地方看来的，但他并不认可表哥的批评：如果说他的观点和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18]的评论是一样的，那是因为，读西塞罗的演说都会产生同样的看法。
少年马克斯·韦伯在信中提到的这批书单能很好地说明，他在家里受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古希腊罗马文化、历史小说、历史著作等。这是一个工业革命时代的柏林，历史主义不仅创造了建筑学上的时代杰作，而且树立起了知识界的不朽丰碑。这时，人们对历史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除了特奥多尔·蒙森和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9]的史学著作外，少年马克斯·韦伯喜爱阅读的书籍中还包括有“勃兰登堡的沃尔特·司各特”（特奥多尔·冯塔纳语）之称的维利巴尔德·亚历克西斯（Willibald Alexis）[20]写的带有浓厚勃兰登堡-普鲁士色彩的爱国主义小说，以及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21]的《德意志历史图集》（Bilder aus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等。后来中学毕业时，学校在毕业证书上给了韦伯一个知识广博的评语，可惜的是，这些并不是他在学校课堂上所获得的知识。[22]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1878年圣诞节韦伯作为圣诞礼物所得到的那些书籍，因为这批书很能说明问题。举例来说，韦伯心仪已久的《希腊史》的作者恩斯特·库尔提斯当时在柏林是首屈一指的古希腊语言学家。在韦伯出生的那年，他做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关于古希腊艺术史的讲座。[23]作为普鲁士储君的腓特烈·威廉王太子（Friedrich Wilhelm）[24]，即后来“99日皇帝”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的帝师，他于1875年至1881年领导了希腊奥林匹亚的考古发掘工作，担任过普鲁士科学院语言-历史学部院士和柏林大学考古学教授，以及——如同他1868年的聘书中所写的那样——“雄辩学教授”。这是柏林大学最后一位大学者库尔提斯所拥有的头衔。在每年的大学校庆典礼上，上台做演讲的都是一位所谓“古希腊罗马学”的专家（自1849年起不再用拉丁语而改用德语），这绝非偶然。当时，古代时期的科学被认为是为1871年德意志帝国实现统一做出贡献的一种力量：据说，当库尔提斯于1869年将他的《希腊史》呈献给俾斯麦时（数年之后这本书成了韦伯的礼物），这位日后的帝国宰相回复道，该书阐述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历程，这个民族尽管拥有巨大的才智天赋，但由于未能统一而陷入外族的统治之下，因此，该书能够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贡献一分力量。
当年，以古论今乃是司空见惯之事。当王室和议会之间爆发的围绕普鲁士宪法的冲突达到白热化时，库尔提斯于1862年做了一个“古代的友情”为题的、当年最有分量的演讲。其中，他对达成天下共识和人们相互信任的精神进行了大力颂扬。共识和信任在古希腊将“不同的元素为了有机体的目的”[25]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当教宗庇护九世在马克斯·韦伯出生的1864年发出《忧虑之至》的通谕，要求国家臣服于教会，并罗列出一系列现代社会的异端邪说时，库尔提斯的演讲论述的主题则是曾经使古希腊人免遭神权统治的自由精神。
值此之时，古典式的教育标准似乎仍在发挥作用，威廉二世国王（Wilhelm II）[26]1890年说的那句没有文化涵养的话此时尚未说出：“凡是上过中学并了解学校情况的人都知道，学校到底缺了什么。那里缺少的首先是民族文化的基础。我们必须把德意志的东西作为中学教育的基础；我们应当培养有民族精神的德意志青年，而不是年轻的希腊人和罗马人。”[27]在马克斯·韦伯成长的教育环境中，此二者之间——古典式教育和民族性的东西之间还没有形成矛盾对立。在老百姓面前把古希腊罗马文化描述成一种陌生、古朴和遥不可及的文化的时代尚未到来。如同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28]于1872年在他的论著《悲剧的诞生》中对古希腊文化与19世纪的市民阶级世界之间的差别所做的阐述一样，虽然马克斯·韦伯父亲的大学同学、同是哥廷根大学生社团成员的教会史学家弗朗茨·奥韦尔贝克（Franz Overbeck）[29]早在1873年在他的《我们今天神学的基督教特征》一书中就已经对古希腊罗马文化晚期时的早期基督教与当前的基督教之间几乎同样巨大的差别进行了论述，但是，这两位学者的评论直到十年和二十年后才开始产生巨大影响。不过，对于年轻的马克斯·韦伯来说，正是在这种当前政治和古代文化视角的不断变化之中，逐渐形成了他对政治和历史的判断力。
然而，其后真正吸引韦伯对历史研究的兴趣的与其说是希腊的雅典，毋宁说是意大利的罗马，并且，正如劳伦斯·斯卡夫（Lawrence Scaff）[30]所说的那样，“激起韦伯对历史的想象力的不是当前的民族国家”[31]，而是古代时期的罗马。或许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说，在韦伯看来，罗马很早就构成了近代社会特征的历史背景。就在前文提到的收到圣诞节礼物三周之后，韦伯给表哥写信说，他在阅读第一本关于西塞罗的友人的书，他觉得作者引言中的关于古代和现代人书信往来的议论“很奇怪”，因为伽斯东·布瓦西耶在引言中预言：“要不了多久，人们就会用电报来代替动笔写信了。”[32]
布瓦西耶于1869年被译成德文出版的这本书也使人们对那种借助于古希腊研究而得到锻炼的比较文化眼光有所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家要比现在的政客有更多的动笔写信的需求。”[33]就这位法国古代史学家和法兰西科学院终身院士的这一观点而言，马克斯·韦伯在自己父亲身上找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实例。布瓦西耶认为，如今政治家手中有了各种各样的报纸，从而无须再借助写信相互交流情况，甚至私人书信的数量也会不断减少，因为信件投递很慢，所以在书信上花费很多精力已无必要。“现在人们随心所欲，想写就写，因而搜集资料就成了无用之功[……]；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要做许多案头工作，从而‘无须再去清理自己的故纸堆’，备忘工作也不值得花力气去做了[……]。”“毫无疑问”——此处即是让韦伯感到颇为奇怪的一段话——“电报会在不久的将来取代书信，到那时，我们将只通过这种滴滴答答作响的机器进行消息的传递。这是一个物质化和行色匆匆的社会图景，它所采用的方式是试图把需要讲述的事情减少到最低限度以下。”[34]
韦伯之所以圣诞节会收到这本书作为礼物，原因或许是他的表哥弗里茨·鲍姆加滕的一句评语。那年圣诞节前的三个月，马克斯·韦伯曾向表哥抱怨过西塞罗。“在我迄今为止读过的写西塞罗的书中，我见到的都是溢美之词。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溢美之词有何根据。”韦伯对这个古罗马时期的律师和执政官的政治态度颇感兴趣，在他看来，西塞罗面对阴谋家喀提林（Catilina）[35]的第一次控告演讲“其实就是一首泣诉和幽怨的悲歌”，特别是因为西塞罗敦请喀提林离开罗马城，反而使得他对自己的阴谋更加铁了心。“西塞罗不能把他扣在城里干掉吗？他阴谋叛变是路人皆知的，没有人对他表示怀疑，是他自己透露出来的。不消说，西塞罗这个人摇摆不定、意志薄弱、缺少魄力，而且没有寻机而动的能力。”布瓦西耶的书让韦伯感到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不过，西塞罗的才华在书中还被描写成了一个人自身的虚荣心在作祟。此人为了哗众取宠，不仅经常将自己变成了自己所讲述故事的观众，而且为了绘声绘色地讲故事，他耳根发软，任由自己听从所有事物的影响和摆布，因而成了一个能力平平的政治家。韦伯要求政治家应当具备当机立断和明察秋毫的能力，这一点我们在他本人的政治活动中还会经常看到。眼下，他首先通过博览群书来锻炼自己坚定不移的行动力。1879年8月，他在给表哥的信中写道，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把西塞罗的十四篇斥菲利普演说（Philippische Reden）[36]读一遍，以便找到“一种特定假设句型的范例”。[37]由此可见，这个少年时代的马克斯·韦伯一定是个让他的拉丁文老师感动骄傲的少年才俊，或者更准确地说，一定是个令他的拉丁文老师望而生畏的得意门生。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4岁的少年在1878年冬天阅读的最后一本，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本书——维克多·黑恩撰写的关于农作物和家禽在欧洲迁徙的著作。该书于1870年出版，并在几年的时间里很快不断再版。韦伯非常喜欢这本书，此书是他终生对人类文明的农业基础感兴趣的启蒙之作。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就是以古代农业史为题，并且，他后来用一篇研究德国易北河东部农业工人生活问题的论文获得了教授职位；当他于1904年在美国应邀做一场学术报告时，他选择了德国和美国的农业状况作为论题；1909年，他还写过一篇《古代农业状况》（Agrarverhältnisse im Altertum）的长文。
维克多·黑恩的著作成书于1855年至1864年在圣彼得堡担任皇家图书馆馆长期间。韦伯在书中读到了一个论点，即大自然是人类文明的产物。黑恩是早期的生态学家和景物历史学家之一。他的历史主义观点表现在这样一个立论之中：历史并不是由自然常数和人类学规律所决定的，反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大自然乃是历史的产物。“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是所处的纬度、土地的地质构成和地理位置：其余的则是人类的劳作、播种、引进、灭除、整理和良种培育文化的结果。”黑恩反对那些认为从前的一切都比现在更加充满活力、土地更加肥沃、大自然更加丰富多彩，因而其遭到破坏的秩序必须重新恢复的文化悲观主义观点。“对于这样的悲观情绪和幻想，我们现在有了反驳的理由，这在古代时期是不曾有过的，即统计学的数字和自然科学的计算结果。”但是，黑恩同时严肃地指出，大自然的历史给欧洲人的启示是：由于动植物的利用率遭到最大限度地榨取，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人们谋求进步的幻想是有限的。“城市所消费的一切均取自农村，而农村却完全不能或很少从中受益。”
这是一个人们对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已经觉悟，以及各种不受人类左右的外部条件逐渐进入人们视野的时代：“英国将来也不会长出小麦了，就如同它的煤矿和铁矿储量被开采一空一样；虽然墨西哥的土地仍然肥沃，但不产粮食的那一天也将会到来；这种情况还将波及南北两半球的所有国家。凡是人类因为对大自然的利用而加速发展的东西，最终也必定会通过植物自然生命的途径显现出其后果，哪怕在此期间地球上从未有过人类的存在。还要补充的一点是，那时，地球上的山脉都将被水和风以及气候的自然之力夷为平地，始终发出光和热的太阳——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太阳失去的光和热——将死去变冷，地球和人类也将随之不复存在。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无法计算出发生这一切的准确时间，因而不得不束手无策地等待，看看在我们的终结链条中，是否有一段是毫无根据的虚构，从而全部的预言推测变成了一种欺人之谈和疑心病式的妄想。”[38]在此书就其现实主义风格和自我怀疑态度而言令人叹为观止的导论之后，黑恩就古代的农业知识展开了逐一的分析探讨，这些知识涉及养马、葡萄种植、葱类、无花果、荞麦以及制作黄油、蜂蜜和啤酒等。此外，他的探讨还涉及：猫和花卉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果树种植法、芥末何时收获等话题。直到今天，这本著作依然魅力不减，它当年向14岁的少年韦伯展现如何通过历史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来认识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以及在活生生的事物中包含着多少过往历史。反之亦然：如同国家兴衰的历史一样，至少制作亚麻和种植水稻的历史也同样是一种历史。
少年韦伯在黑恩的书中读到的东西，还有古罗马文明走向灭亡的论述。黑恩写道，古罗马的根本错误之一在于国家和社会非经济性的结构体制，“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们务实和技术观念的缺乏”。这个贪得无厌、穷兵黩武的国家吃光用光了辛苦劳作所得到的一切；关税壁垒、政府租金和商业禁令阻碍了货物交流和财富积累；利息和分工的概念无人问津，到处弥漫着“对实际的自然知识的轻视和漠然”。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黑恩看来，古罗马人只知道攻城掠地强取豪夺，而不知道在思想观念和科学技术上有所成就。他们的国家仅仅是在法律和战争上强悍无比，但是，在对自然知识同样漫不经心的“新基督教精神气息”面前，这些领域失去了“它们的依靠和承载力量”。[39]
诸如此类的论断让少年马克斯·韦伯甚感兴趣：在数量很少的、这几年他自己所做的生活记录中，我们似乎自始至终看到的是一个具有非同寻常的务实主义精神并不折不扣地在做“脚踏实地”思考的人。他的空余时间绝大部分都被用来阅读难懂的学术文献，他把阅读这些文献看成是对自己学习能力的一种检验：“但我主要读的是特赖奇克撰写的关于19世纪德意志历史的精彩书籍[……]，不过，这本书有些地方很难懂，要花力气才能理解里面讲的关联关系。”[40]他把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摘录下来，并与其他人交流读书的感想心得。在已出版的韦伯青少年时代的书信中（玛丽安妮·韦伯挑选了其中的17封于1933年公开发表），韦伯无法与成年人交流的那些事情则未被提及。
缘此，人们很自然地得出这样一个印象：韦伯早在少年时代就被周围的人看成了一个年轻人，或者更准确地说，被当成了一个已经不那么年轻的人来对待，而且，他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我感觉，我很少向其他人讲述自己内心的情感，这是我的天性使然，我常常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碍才能这样做。我通常都是一个人独自享受心中的喜悦，但是，我的情感并不会因此而减少。相反，我只是觉得很难在外人面前表达自己的感情。我自己脑子里想的东西通常也不愿跟外人讲，这样一来就有被认为是不动脑筋的危险。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不是一个喜欢凑热闹的人，而且自己心里也痛楚地知道，我不善于与人攀谈交流。”[41]这些话也都是出自一个14岁少年之口，他只不过是错误地感觉到自己有被别人误认为“不动脑筋”的危险。因为，一个当时被认为不动脑筋的少年，大家也不会把关于西塞罗的书赠送给他。正因为如此，韦伯到了15岁还不会游泳，虽然夏天的时候也天天下河洗澡。他母亲在1880年曾经说过，马克斯越变越像个未来的大学生了，他新近又练起了击剑，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因为他通常讨厌任何其他的“身体锻炼”。[42]他学习钢琴，也常跟邻居家的男孩们一起演奏。但是，他在一篇记述堆雪人的书信中是这样结尾的：“除此之外，这里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了，每天就是在吃饭、醒着和睡觉中过去了。”[43]半年以后他又写道：“一天就是睡觉、吃饭、喝水、干活，时间就像黄油一样在指缝中滑了过去。”倘若某一天实在感到无事可做，他就去背诵《瓦恩比勒先生的关税表》（Herrn von Varnbühlers Zolltarif）。[44]卡尔·冯·瓦恩比勒（Karl von Varnbühler）[45]是德意志帝国党的帝国议会议员，因此也是马克斯·韦伯父亲在议会中的同仁。一年前，他向俾斯麦呈递了一份关于关税和税制改革的备忘录。对于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这绝非一份他这个年龄段的人的典型读物，虽然这可能只是在韦伯亲戚中流传的一个笑话而已。由此，人们应当把少年时代的马克斯·韦伯想象成一个小男孩，这个男孩很早就不苟言笑、勤奋好学，而且，在那些俯视他的长辈们面前，他准备用他的知识和判断力来赢得他们的赞许和认可。
马克斯·韦伯于1864年4月21日出生在埃尔福特（Erfurt）[46]。他的父亲——他沿用了父亲的名字——不仅背弃了祖上的纺织行业，而且也离开了祖辈居住的东威斯特伐利亚地区（Ostwestfalen）[47]。父亲是家中最小的儿子，所以，按照旧时的习俗有上大学的自由。他学了法律，并于24岁那年在柏林遇到了他的妻子海伦妮·法伦斯坦（Helene Fallenstein）。当马克斯·韦伯在埃尔福特出生时，他父亲是当地一名专职的市议员。在上完大学并在普鲁士温和保守的文化部长莫里茨·冯·贝特曼-霍尔维格（Moritz von Bethmann-Hollweg）[48]管辖的机关报《普鲁士周报》（Das Preußische Wochenblatt）担任过短时间的编辑后，他开始了行政管理的生涯。他先是于1861年在柏林市政府干了一阵子无报酬的工作，次年去了埃尔福特，1869年又回到了即将成为帝国首都的柏林。在那里，他进入了他所说的“世界上最大的地方政府之一”的柏林市政府，[49]成了一名公务员；从1868年起，他在普鲁士议会担任议员，之后又从1872年起在帝国议会担任议员。当时，政府行政管理的分工还很粗糙：韦伯的父亲除了在建设部门负责土木工程外，还在贫民局工作过，监督过财政事务，以及临时出任过城市的“照明事务”部门的领导，该部门负责这个大都市所有的煤气灯。
老马克斯·韦伯属于具有民族自由主义思想的市民阶级的精英人群，他们在君主制下代表着民主的力量，并且为迅速扩大的行政机关输送人员，而俾斯麦执政时期的君主只是个皇帝而已。1872年，老韦伯在他当时的选区科堡（Coburg）[50]做了一场竞选演说。当中，他谈到了自己的个人背景，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认为“政治相当于一种职业”。此外，他还解释了为什么他更喜欢在埃尔福特市政府里的工作，而不是去大学做一名教书匠。“在我看来，在我们面临着解决非常现实和严肃的任务的今天，教授们已经不是最优先被召唤来从事政治的人了，情况已不像早年，那时主要是以传播和实践政治思想为重点。我认为，一个有着固定作用范围的实际工作，才是我想要从事的职业的更好基础。”[51]
“政治相当于一种职业”：很明显，老韦伯的这句话与他儿子最著名的演讲之一——1919年的《以政治为业》（Politik als Beruf）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相当于”这个细微的差别表明，五十年前，想靠政治来维持生计，而不是在有保障的生活的基础上来从事政治，还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而且他宣布的这个观点是有条件限定的。1866年，韦伯的姨父赫尔曼·鲍姆加藤（Hermann Baumgarten）[52]从同样的看法中——“政治是一个跟法律和医学一样的职业，而且是一个男人所能投身其中的最崇高和最困难的职业”[53]——得出结论，认为实际上只有贵族才有时间去从事这份职业。但是，那些年根本没有足够的贵族来完成一个国际大都市的政治管理所开始面临的任务。
韦伯成长的家庭环境受到父亲的这种多重公务活动很深的影响：一方面，由于议会、行政管理和外出竞选的原因，他常常不在家；另一方面，他保持着有利于政治目的的许多社交活动，比如邀请议员、官员、志同道合的友人到家里做客等。最早，他们在柏林的滕珀尔霍夫（Tempelhof）[54]租人家的房子住。后来，他们于1872年在夏洛滕堡的莱布尼兹大街19号买了一栋房子。这栋房子今天坐落在柏林的“老西区”，但在当时和直到1920年，这个地方还不属于柏林市区。“我还没有去过柏林，也没有到过夏洛滕堡以外的地方。”[55]韦伯在他一封青年时代写的信中这样说。家里人都把这栋房子叫作“海伦妮别墅”，它的花园面积足有两千五百平方米。孩子们在那里差不多就跟在乡下一样玩耍成长，玛丽安妮·韦伯这样回忆道。[56]马克斯·韦伯的姨妈伊达·鲍姆加藤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见到的是“一座小型的骑士城堡”，有四层楼，包括两个小塔楼，八个房间，“对客人、丈夫和孩子们来说很迷人[……]，但对带着年岁很小的孩子的家庭主妇来说却非常不方便”。[57]——不单单是因为房子里有许多楼梯，还因为，丈夫不在家，家里的许多家务（她也不愿意派给别人去做），丈夫活动的社交圈子里吃力不讨好的女主人的角色，以及无时无刻不在为孩子们，特别是为马克斯操心，让她身心疲惫。
海伦妮·韦伯（娘家姓法伦斯坦）的一生是一连串的操心和忧虑，而且还被笼罩在若干个阴影之下。当她于1860年9月遇到她未来丈夫时，她只有16岁，并且很快就和他订了婚。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因为在我们所探讨的市民阶级的上层中，这种决定通常是要经过仔细商量和认真准备的，尤其是当涉及如此年轻的两个人之间的订婚事宜的时候。归根结底，要结婚的不只是两个人，而且，在这种阶层圈子里，始终存在着两笔财富、两个继承权以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上层社会关系网中的两个结点的问题。这样的事情不能简单地由一时感情的偶然因素来决定。虽然纯粹出于爱情的婚姻的说法那时已经广泛流行，但是，这也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亦即它规定，当事人要先谈恋爱，然后按照规矩并在商量妥当之后，再与合适的对象结婚。
不过，海伦妮的父亲格奥尔格·法伦斯坦已经不可能来充当未来女婿合适与否的资格审核人了，他已经在1853年去世。只有她的母亲、代表着财富和广泛的精英关系网的埃米莉·法伦斯坦（Emilie Fallenstein）（娘家姓苏谢）还健在。父亲的地位则被他的朋友和传记作者格奥尔格·格维努斯以非正式的方式所取代。[58]在法伦斯坦去世的那一年，这位历史学家因为一本民主主义思想的出版物《19世纪史概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e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被以卖国罪判过刑。虽然这个判决没有生效，并被上级法院撤销，但还是让他失去了海德堡大学的教学资格。作为一个私人学者，他继续从事他的历史学研究，并把赫尔曼·鲍姆加藤也拉了进来。缘此，鲍姆加藤在法伦斯坦家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伊达，也就是比海伦妮大七岁的姐姐。格维努斯给法伦斯坦的女儿伊达、亨利埃特和海伦妮讲授文学、古代语言、音乐和地理课。其间，55岁的格维努斯对未成年的海伦妮有猥亵的举动，家里人渐渐知道了这件事。最后有没有强奸的行为，一直没有弄清。但是，作为胁迫的证据，我们只需引用格维努斯在法伦斯坦家被禁足后，海伦妮于1861年1月写给伊达的一封信就足以说明问题：“他没有像喜欢一个孩子那样喜欢我，而是把我当成了情人，并对我提出了非礼的要求，这是一个情人不能对他所爱的人提出的要求，我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他的妻子。[……]我有时对我自己感到厌恶，常常想，不如跳进内卡河里算了，总比这样下去要好。[……]然后他总是说，如果我在精神方面达到了他那样的程度，他就不会干涉我跟另外一个男人的事情。”[59]
因此，海伦妮很快就与老马克斯·韦伯订婚，或许也是出于摆脱这种巨大的心灵创伤以及离开事发地的需要。留在她心灵深处的，是对性问题始终挥之不去的反感。至少，儿子持有这样的看法。“格维努斯是妈妈非常崇拜的老师，著名的历史学家。妈妈和他有过一段可怕的经历，他在突如其来的贪婪中想占有她。这件事决定了妈妈后来对性爱生活的全部感受。”马克斯·韦伯于1910年写信给弟弟阿图尔，在向他解释过去的家庭矛盾时这样说。[60]不过，海伦妮·韦伯自己也谈到了这件事：“我来自一个身体只应该作为灵魂的载体而享有权利的时代。哦，特别是在婚姻中，我常常这样祈求，哦，要是我，要是‘它’能摆脱它，或者能知道如何控制它就好了。这或许也是来自母亲特别强大的遗传因素，以及来自父母双方宗教上属于清教徒血统的特别强大的遗传因素吧。”[61]两封信传达出的信息都表明（这点我们后面在韦伯自己的痛楚中也将看到），即使是最为私密的个人经历的细节，也在家庭内部进行过广泛的讨论。比如性，它完全不是禁忌，而是一个用常规语言方式来议论的经常性话题。
然而，在某些时候，这样做非但没有减轻当事人的心理压力，反而增加了她的精神负担。有些形式上的东西必须要保全，比如，格维努斯没有被告发，或者完全没有受到大家的鄙视。但在私下，大家通过写信来交流关于所发生事情的情况。母亲年轻时所遭遇的这件事被传来传去，甚至也传到了孩子们中间。作为保全面子的方式，受到性问题刺激的她立刻逃进了婚姻中。关于婚姻是什么事，她肯定是知道的，而现在又知道了，婚姻是会对她提出性要求的。但是，不这样的话，她又该如何是好呢？特别是对妇女而言，19世纪下半叶，生活就像是个陷阱。从1864年至1880年，海伦妮·韦伯几乎每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尽管如此，她把这个陷阱解释为一种责任，一种自我牺牲的要求。同时，她也从自己做出的牺牲中得出一种期望，即期待别人会认同一种世界观，根据这种世界观，这样的牺牲会得到道德的回报。但是，当马克斯·韦伯的父亲享受着职业对他的要求，并且，即使在家里，他也只提出那些得到社会完全认同的期望——其乐融融的家庭、善于交际的妻子、家族的传宗接代等的时候，而母亲却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私下里坚持自己的愿望。对她来说，超越私人范畴的事物，是以牺牲为核心的宗教。于是，这就解释了她在教育子女过程中的那种道德观念。对于操持整个家庭、拉扯很多孩子的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子来说，恪守伦常乃是不言而喻之事。
马克斯·韦伯是八个孩子中的老大，被看成是家族的继承人，后来还经常担负起为弟弟妹妹说话的角色。他的两个妹妹早夭，安娜在1866年一生下来就死了，海伦妮在1877年4岁时死亡；妹妹海伦妮夭折的时候，韦伯13岁，他已经完全懂事，而且有清晰的记忆。他的姨妈伊达是母亲最信任的人，在他出生的那一年，她失去了两个孩子，其中包括她的第一个女儿。这个小女孩在马克斯出生前不到三周就被夺去了生命，年仅1岁。在伊达的八个孩子中，只有四个孩子的年龄超过7岁。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少见。海伦妮·法伦斯坦的舅舅爱德华·苏谢（Eduard Souchay）与妻子生育了九个孩子，失去了其中的六个。[62]海伦妮自己生产时得了产褥热，马克斯被交给奶妈喂养。奶妈是一个木匠的老婆，刚生过孩子。两岁的时候，他得了脑膜炎，当时无药可治，人们甚至连病原体本身都还不知道是什么。据母亲说，这个病在他身上留下了紧张焦虑的后遗症。这也是他后来长期患病的开端。与此同时，马克斯从童年开始一直到成年，都得到了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她曾经在信中说：“任何轻松的享受都没有了，但我也得到了最大的快乐，就是想通过抛开其他的一切来尽一个母亲的职责。”[63]
海伦妮和她的姐姐伊达是伴随着盎格鲁-撒克逊神学家威廉·埃勒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64]和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65]撰写的宗教宣传册子长大的，母亲埃米莉和她们一起阅读这些小册子。这两位作者反对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中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因为加尔文主义将上帝宣扬为一种十足的恐惧和惩罚的力量。但是，钱宁解释说，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灵魂来认识神，这就证明，灵魂与神之间必定有某种相似性：“崇高而令人敬仰的神的观念就是我们自己的精神存在的观念，经过净化而广大无边。在我们自己身上就有神性元素的存在，因此，神与人之间保持的不是单纯隐喻式的相似性，而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似性和亲属之间的相似性。”[66]
在这些读物中，姐妹俩后来找到了接受她们孩子死亡事实的动机。尽管当时儿童在出生或在幼年时死亡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但它还是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命运的打击，对此，人们用已经练就好的宗教仪式或者斯多葛主义咬牙挺住的精神来做出反应。这种态度或许与这样一个事实不无关联：虽然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但婴儿死亡率在19世纪却变化甚少；在德国，婴儿死亡率在1850年至1875年间甚至有所上升，而在英国（英国的婴儿死亡率无论怎样要低得多），从1840年至1900年实际保持不变。1850年，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67]的4岁女儿因脑膜炎夭折。对此，他在日记中写道：“眼睁睁看着这个从未‘有过任何类似亚当罪孽’的小生命在为我们的家族付出受罚的代价，这是一种何等沉重的考验啊。”这里，人们几乎能够感觉到，宗教的解释已经到了瓦解的边缘。人们在19世纪中叶似乎看到了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后，对儿童死亡的形而上学的反抗开始显出端倪——比如在贝德里希·斯美塔纳（Bedřich Smetana）[68]的《G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15号中。从1854年到1856年，斯美塔纳的四个孩子有三个在2岁和4岁时夭折。“实用神学”与家庭经历之间正在出现裂痕，对此，来自英国圣公会最著名的神职人员家庭之一的比克斯特斯（Bickersteth）家族的一位母亲所做的区分很有代表性。她于1854年在刚出生的男婴夭折后写道：“在那些让我想起我的孩子的事情上，我有时根本不敢相信自己。我可以想念我在天堂的孩子，但不能想念我失去的宝贝；这让我太渴望重新获得这样的快乐源泉了。”[69]
海伦妮和伊达两姐妹的宗教信仰（从而也是韦伯家族的宗教信仰）还起到了减轻这种难以忍受的情感冲突的作用。有时，这种作用也被完全公开地表达出来。当她的第二个孩子刚刚在痛苦中死去的时候，伊达·鲍姆加藤写信给马克斯·韦伯的母亲说：“这场可怕的生死争夺对我两个可怜的孩子也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教育和培养他们过上更高尚的灵魂生活。这是我到现在为止战胜周围世界的希望。”[70]她觉得，这个信念对她来说是无比重要。海伦妮·韦伯也承受着同样经历的沉重压力，尤其是她的生活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笼罩在对活着的孩子们的疾病的忧虑之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的丈夫在这件事上给过她很大的安慰。
相反，作为长子的马克斯似乎很早就被赋予了这个角色。由于智力早熟，他很快就被当成了小大人。他很早就从大人的情感关爱中走了出来，现在仅仅是一个“道德方面的问题儿童”。母亲希望他能接受自己和姨妈的宗教-社会生活观念，不要像他父亲一样。海伦妮习惯于在早餐前唱赞美诗，周日去教堂，读《圣经》，但最重要的是谈论宗教和读宗教书籍。[71]在她的丈夫和他的政界朋友眼里，这份热情和投入没有一点用处。“在我们家，恰恰是对‘宗教-社会改革的事情’的兴趣无疑遇到了特殊的困难。”马克斯·韦伯后来在给他新娘的信中这样写道。他说，老一辈人的自由思想始终伴随着狭隘的不宽容，对每一个牧师，人们都怀疑“他至少内心里是个伪君子”。[72]韦伯的母亲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坚韧执着实践了这种观点。回首往事，马克斯·韦伯将创造一个专门的词汇，用以形容他眼里来自母亲的忙碌和她无时无刻对痛苦的承受能力的那种东西——“无以宽慰”。[73]
[1] 让·保罗（Jean Paul，1763～1825），德国作家和诗人，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先驱。
[2] 弗里茨·鲍姆加滕（Fritz Baumgarten，1856～1913），德国语文学者。
[3] 恩斯特·库尔提斯（Ernst Curtius，1814～1896），德国考古学家和古代史学家。
[4] 伽斯东·布瓦西耶（Gaston Boissier，1823～1908），法国古代史学家和古典语言学家。
[5] 见JB，第17页。
[6] 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英国诗人和小说家。
[7] 维克多·黑恩（Viktor Hehn，1813～1890），出生于爱沙尼亚的德国文化历史学家。
[8] 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公元17），古罗马史学家和文学家。
[9] 见JB，第15页。
[10]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美国著名政治家，开国元勋之一。
[11]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近代政治学之父。
[12] 见JB，第4页。
[13] 见JB，第21页。
[14] 见JB，第9页。
[15] 维克多·冯·舍费尔（Victor von Scheffel，1826～1886），德国诗人和小说家。
[16] 希罗多德（Herodot，约前480～前425），古希腊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历史》一书，被称为西方的历史学之父。
[17] 西塞罗（Cicero，前106年～前43年），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法学家、演说家和雄辩家，著有《论法律》《论演说家》等代表作。
[18] 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德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对罗马法和债务法的研究对德国民法典有重大影响。
[19] 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
[20] 维利巴尔德·亚历克西斯（Willibald Alexis，1798～1871），德国作家，现实主义历史小说奠基人。
[21] 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1816～1895），德国作家。
[22] 见LB，第68页。
[23] 此处及下文参见格勒舍尔/弗雷德：恩斯特·库尔提斯的《古希腊艺术史》，第68页及下几页。
[24] 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1831～1888），普鲁士国王及德意志皇帝。1888年3月9日，其父威廉一世驾崩，腓特烈继位，1888年6月15日因病去世，在位仅99天。
[25] 引文出处格勒舍尔/弗雷德：恩斯特·库尔提斯的《古希腊艺术史》，第75页。
[26] 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末代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1888年至1918年在位。
[27] 《关于中等教育问题的论文》，第71页及下页。
[28]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化评论家和诗人，对后世的哲学发展影响极大。
[29] 弗朗茨·奥韦尔贝克（Franz Overbeck，1837～1905），德国教会史学家，诠释神学家。
[30] 劳伦斯·斯卡夫（Lawrence Scaff），美国当代研究韦伯的著名专家，著有《马克斯·韦伯在美国》（2011年）。
[31] 斯卡夫：《马克斯·韦伯在美国》，第5页。
[32] 见JB，第22页。
[33] 布瓦西耶：《西塞罗和他的友人》，第2页。
[34] 布瓦西耶：《西塞罗和他的友人》，第6页及下页。
[35] 喀提林（Catilina，约前108～前62），古罗马的阴谋叛变者，企图刺杀执政官西塞罗和其他元老，阴谋被西塞罗发现。
[36] 这是西塞罗于公元前44年所做的一系列演说，名称典故出自古希腊演说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前384～前322）斥责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p II，前382～前336）对雅典的侵略行径的著名演说。
[37] 见JB，第12页及下页，第26页。
[38] 黑恩：《农作物和家畜》，第2、5、8页及下页。
[39] 黑恩：《农作物和家畜》，第394、398页。
[40] 1879年10月11日，见JB，第29页。
[41] 1879年1月19日，见JB，第21页。
[42] 见LB，第38页。
[43] 见JB，第23页。
[44] 1879年8月10日，见JB，第27页。
[45] 卡尔·冯·瓦恩比勒（Karl von Varnbühler，1809～1889），德意志帝国时代政治家。
[46] 埃尔福特市位于德国中部，是图林根州的首府，人口约21万。
[47] 东威斯特法利亚地区位于德国北莱茵兰-威斯特法伦州的东部。
[48] 莫里茨·冯·贝特曼-霍尔维格（Moritz von Bethmann-Hollweg，1795～1877），普鲁士政治家和法学家。
[49] 引自FG，第388页。
[50] 科堡位于巴伐利亚州的北部，是一座4万多人口的小城市。
[51] 引语出处FG，第374和381页。
[52] 赫尔曼·鲍姆加藤（Hermann Baumgarten，1825～1893），德国历史学家。
[53] 鲍姆加藤：《德国的自由主义》，第98页。
[54] 滕珀尔霍夫是柏林的一个行政区。
[55] 1879年8月10日，见JB，第27页。
[56] 见LB，第35页。
[57] 1877年6月9日，引自FG，第505页。
[58] 关于下文内容参见FG，第233页及下几页，以及伯利希《格维努斯的卖国审判案》
[59] 引自FG，第677页几下页。
[60] MWG II/6，第763页。
[61] 海伦妮·韦伯致玛丽安妮·韦伯的信，1910年春，引自莫伊雷尔《玛丽安妮·韦伯》，第45页。
[62] 见FG，第265页。
[63] 引自LB，第34页。
[64] 威廉·埃勒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1780～1842），美国作家和自由派神学家。
[65] 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1810～1860），美国作家和神学家。
[66] 钱宁：《与神相似》（1828年）。
[67] 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担任过四届英国首相，共十二年。
[68] 贝德里希·斯美塔纳（Bedřich Smetana，1824～1884），捷克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著名作品有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等。
[69] 参见格尔曼《德国19世纪的婴儿死亡率》；格莱斯顿，引自凯恩斯Annies Schatulle，第221页；“在那些事情上”，引语见贾兰德《维多利亚家族的死亡》，第120页。
[70] 1877年1月17日，引自FG，第273页几下页。
[71] 莫伊雷尔：《玛丽安妮·韦伯》，第43页。
[72] 给玛丽安妮·施尼特格尔的信，1893年6月2日，出处莫伊雷尔：《玛丽安妮·韦伯》，第44页。
[73] 给玛丽安妮·施尼特格尔的信，1916年3月28日，MWG II/9，第3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