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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7章 刺杀
1848年的11月15日，这个日子将被人们长久地记住，一大群不安的民众聚集在教廷枢密院宫（Palace of the Chancellery，也译“文书院宫”）的外广场上，罗西计划在这里向下议院议员发表演说。一队队散乱的没有武装的市民卫队在巨大的文艺复兴广场上各就各位，这里正是全城的心脏。一些教宗国的警察部队也在分散的指挥下处于待命状态。不巧的是，有许多最近刚被奥地利军队打败的老兵也出现了，同时出现在现场的还有罗马城里那几个最有名的激进分子。
罗西的早晨是在家中度过的，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他已经收到了好几次死亡威胁，有传言说激进派正在计划当他出现在公众场合时先下手为强。朋友们警告了他，但是他没有听信。中午时，罗西同他紧张兮兮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道了别，便前往奎里纳莱宫先面见教宗然后再发表演说。
“看在上天的分上，我亲爱的伯爵，”庇护九世说，“请保重！你的敌人很多，他们的怒火足以让他们做出最卑劣的犯罪！”
“圣父大人，”罗西答道，“那些人都是懦夫，我并不惧怕他们。”
当罗西迈出宫殿走下台阶的时候，有一位面生的司铎冲上来用手拦住了他。这个人的眼中含着泪水，“不要上车，”他恳求道：“你离开就必死无疑了！”罗西推开了他的胳膊继续走下了台阶。
当马车接近枢密院宫时，它放慢速度试图穿过人群，再经过宫殿大门赶往庭院。身着优雅黑西装的罗西走下了车，60名卫兵在通向楼梯的走道旁整齐站好。这些卫兵并不整齐的着装让人疑窦丛生。[1]
人群中可以听到嘘声和刺耳的叫骂声：“割开他的脖子！割开他的脖子！宰了他！”罗西努力克制自己，保持风度。当他经过卫兵们时，那些他身后的人也跟着移动起来，罗西很快就发现自己遭到了围困。当他走近楼梯，有一个人突然从人群中现出并打向他的身体左侧。当他转过身看是何人在袭击他时，他看到了一个身材矮小的青年，两鬓没有络腮胡，但是嘴上长着茂密的胡子，他从右边冲过来并用一把长长的利刃划开了罗西的脖子。“好极了！”人群中传来喊声，刺客消失了。罗西向前蹒跚了两步，倒在了血泊中，鲜血从他的脖子里涌出，地上流了一大摊血。没过多一会儿，他的生命就结束了。[2]
下议员们听到外面的吵闹并很快就听说了消息。在长时间的惶恐和犹豫不决后，他们才匆忙跑了出去。一种陌生的恐惧、慌乱和愉悦混在一起弥漫在城市里。罗西就是政府，现在他不在了，一个巨大的空洞打开了。一群兴高采烈又不怀好意的人很快聚集起来。他们有几百号人，随后开始在罗马的大街小巷里穿行，停在科尔索大道旁的罗西家门口，他们冲着窗户里的遗孀和两个儿子高喊：“杀死罗西之人万岁！”随着加入他们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挥舞起了代表意大利的三色旗。在他们高举的旗杆中，有一根特别引人注目，上面挂的不是旗帜，而是刺客那把沾满血迹的匕首。“祝福刺死暴君的人！”他们的口号现在变成了欢歌。教宗的卫兵们已经踪影全无。[3]
总部坐落在科尔索大道中段的一栋建筑物里，民众俱乐部的成员填补了真空。当教宗的训谕反对和奥地利开战后，这个近期才组建起来的俱乐部已经成了意大利独立运动的中心，顶替了那个更为温和的罗马人俱乐部。民众俱乐部的许多领导人都来自教宗国各地。后来对罗西被刺一案的调查也集中在这个俱乐部上，人们认为暗杀行动就是在这个俱乐部中谋划的。如今这个俱乐部正在隐秘行动，有一些成员正在草拟一个要呈送教宗的名册，他们坚持由他们选择的人提名一个新的内阁，其他人此时则在街道上带领民众游行。[4]
罗西之死
*
公权力的瘫痪已经到了彻头彻尾的地步。有一位市民卫队的长官冲到上司里格加诺公爵（Duke of Rignano）那里要求得到指示。在祖齐将军带兵在外的情况下，公爵也是军队的指挥官。“谨慎行事”是这位公爵下达的唯一指令，随后他就急忙带着仆人赶回家收拾行李逃往了安全的那不勒斯。教宗派出了一名信使去找祖齐将军，命令他立即返回罗马。[5]
那天晚上，庇护九世召见了来自博洛尼亚的温和派议员马尔科·明格蒂。“我发现他悲伤、忧愁，但是相当平静，”明格蒂回忆说，“那种奇妙的感觉一直主导着他，甚至在被托付了上帝的意志时也是如此。”教宗提到了组建新政府的需要，但没有明确表明要求明格蒂来领导。明格蒂向教宗提议，新内阁只有在宣称支持自由派并保证意大利独立的情形下才能得到存续。教宗让他翌日清晨再来，待届时再作决定。[6]
第二天清晨，上议院和下议院的议员都收到了教宗要求他们在早上8点45分觐见教宗的要求。“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人，”庇护九世告诉他们，“这个人不仅明白政府所需作出的决定……而且开出了药方。可他们居然把他杀了！”
上议院议长卡洛·穆扎雷利蒙席（Monsignor Carlo Muzzarelli）试图要安慰教宗。他解释说，是人民厌恶罗西。他的死可能最后会让事情变得容易一些。
站在桌子后面的教宗怒斥道：“什么！一位穿着这样颜色衣服的蒙席，我让你担任上议院的议长，你居然在这里为刺杀找借口？”[7]
议员领袖们现在试着把讨论转向政治事务。教宗有两个选择，他们告诉他：可以用武力镇压他的臣民，或者可以指派一个受到公众支持的新政府首脑。他们警告说，教宗无法指望军队保持忠诚，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参加了昨天晚上的示威游行。
那市民卫队呢？教宗问。和教宗国的军人不同，他们都来自更高的社会阶层。他们肯定会捍卫教宗的。
他们也不再愿意帮忙了，上议院议长说。
庇护九世告诉议员，他打算让马尔科·明格蒂来组建新政府。委员会领袖们回答说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明格蒂被视为罗西的朋友，不会对赢得人民的好感起到帮助。
下议院议长随后不明智地把话题引回到了刺杀事件上。他说，让不受欢迎的罗西让路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他上议院中的同僚也随声附和。关于这件事，当时与会的一个人回忆说：“教宗的情绪变得特别激动，他脸上的肌肉开始剧烈地抽动起来。”回想到教宗小时候曾经患过癫痫，他的访客们建议他们先离开一会，好给教宗考虑的时间。他们会等待再次得到召见。
当他们离开房间时，他们发现明格蒂正在外面等待。他不会被叫进去了。[8]
*
前一晚，在暗杀事件发生后，民众俱乐部在罗马的墙上张贴了一份宣言，宣布鉴于当前的紧急事态，在新政府组建起来以前，他们将承担维持秩序的任务。他们呼吁罗马市民第二天在人民广场集合以表现他们对民族独立计划和制宪会议的支持，从而促成一个更具民主形式的政府。作为回应，许多市民卫队队员和军人加入了人群，人流就像潮水一般涌入了宽阔的圆形广场。打着民众俱乐部的旗帜，由鼓手和乐团领头前进，他们排着队、肩并肩地走向教宗宫殿。一个对此持负面看法的观察者写道：“他们看起来就像是闹剧里的流氓……他们先是谋杀了一个老人，现在又来攻击别人了。”
当示威者们来到奎里纳莱宫，他们只能看到紧闭的大门。一个代表团成功地进到里边，向枢机主教暨圣座国务卿递交了一份他们带来的文书，随后这个代表团回到人群中等待教宗的回应。在教宗宫殿里，庇护九世正坐在外交使团中间，这些人是在危难时刻前来陪伴教宗的。他看了递上来的要求，随后命令向民众传话：所有人都回家。基督在大地上的代理人不会向胁迫低头。[9]
受到教宗反应的激怒，有些人开始在偏门放火。火焰很快就蔓延到了门口，整座庞大的宫殿看起来很快就会被火海吞噬。宫殿里的人们提着水桶匆忙跑出来救火，火被扑灭了。当其他人试着再次点火时，有一名瑞士卫队士兵开枪了。人们听到枪声后，那些自己也带了枪的示威者爬上了俯瞰广场的教堂钟楼屋顶，进而对着宫殿的窗户开枪。负责给教宗的官方声明准备拉丁文版本的圣职帕尔玛蒙席当时正在距教宗不远处的窗口张望，他的胸口中了一枪。“这已经是第二个因我而丧命的牺牲者了，”庇护九世说，“可是我一点也不想要看到流血！”[10]
到目前为止，聚集起来的人群已经达到了10000人的规模，很多人都带着武器。示威者们推着手推车将通向广场的道路封了起来。其他的手推车上则堆放着易燃物，他们威胁要放火。有人推来了一门大炮并对准了宫殿的入口。按照法国大使的观察，庇护九世在这样的危急关头仍然沉着冷静，但他已经意识到局面已无法转圜。他将被迫接受那些要求，同意俱乐部提名的新任大臣人选。至于他们要求立即宣布意大利独立并加入反对奥地利的战争，他会试着把这些事情交给两院讨论以赢取一些时间。[11]
“您看到了我们身处的这个可怜境地，”庇护九世对法国大使说，“抵抗的希望是不存在的。在我自己的宫殿里，一名高级教士已经遭到了杀害。枪口对着我们，大炮也对着我们。我们被包围了，四周都是乱党。我们要避免无谓的流血和甚至更为糟糕的犯罪降临，但这只能是被迫而为。如阁下您所见，我们让步了，却是在示威的压力之下让步的。我们只是在暴力威胁下才退让的，我作出的每一项让步皆成枉然，一切都属徒劳。”[12]
当晚8点，教宗已任命一批新内阁大臣的决定在奎里纳莱宫外宣布。有一些军团士兵对天鸣枪以示庆祝。其他人手持火把走街串巷并高唱起爱国歌曲。市民卫队解除了教宗瑞士卫队的武装，并将他们限制在自己的兵营中。当黎明时分到来，把守奎里纳莱宫入口的已经不是瑞士卫队，而是市民卫队了。一个新的纪元似乎已经到来。[13]
*
在他们提出的有关内阁大臣的计划中，示威者们列出的人选中有很多都是因和激进人士关系密切而得名的世俗信徒，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认为和罗西被杀一事有所牵连。但是这里有一个名字还是让教宗眼前一亮，带来了一丝希望。他们提名了安东尼奥·罗斯米尼作为潜在的首领大臣人选。他曾经担任过撒丁尼亚国王的公使，因力劝庇护九世支持意大利独立而闻名，这位修道院院长被视作对爱国志业保有认同。在示威者已经出发的当天夜晚，教宗给他捎话希望任命他来领导政府。对此罗斯米尼感到十分惊讶，并为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激进派的名单上感到羞耻。他告诉教宗自己不会为此效力，庇护九世理解他的决定也就没有继续坚持。[14]
罗马的街道已经不在教宗的控制之下了。市民卫队的效忠也无法信赖。指挥军队的将军正待在北部，而那些志愿参加教宗国军队和奥地利作战的志愿军已经回到罗马，他们是最对教宗的事业怀有敌意的群体之一。枢机主教们也已抛弃了他。贵族们早就不见了踪影。
自从罗斯米尼表示拒绝之后，庇护九世的选项就变得十分棘手且很有限了，教宗把目光转向了上议院议长穆扎雷利蒙席，他对罗西被刺杀一事漫不经心的态度虽已激怒了教宗，但他是目前领导政府的最佳人选。
在宣布了从示威者名单中选出的新内阁大臣人选后，庇护九世召回了大使们以重申他的抗议。“我就像是个凡人，”他对大使们说，“他们已经把我的卫队拿走，而且还代之以他们自己的人。缺少护卫的情形让我目前行动的原则只能是尽可能避免让朋友们流血……但是欧洲和世界必须知道，我在新政府中没有任何角色可言，我完全被排除在外了。”教宗特别渴望各国大使能够让他们各自效力的政府对教宗国全新的世俗信徒出身的外交大臣所说的任何话都不予理睬。只有枢机主教暨圣座国务卿能担任这个角色。简单来说，虽然庇护九世公开批注认可了新政府，但是他私下里告诉各国外交代表，这个新政府不具备正当性。“考虑到目前的狂热气氛，”撒丁尼亚大使从教宗宫殿回来后担心地说，“如果公众听到了这些话，大概会爆发比昨天还严重的动乱。”[15]
“今天，”法国大使报告说，这位教宗的“权威已经完全不在了，只剩下名义而已。”“我必须要告诉你们，”他给巴黎方面提出建议，“在这样的形势下，我毫不怀疑教宗迟早想要离开罗马，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种情形下，他最有可能前往马赛。然而，”他继续警告说，“这件事必须秘而不宣才能不危及他的处境。”[16]
*
枢机主教兰布鲁斯齐尼是两年前去世的格里高利十六世教宗的圣座国务卿，人们普遍将他视作亲奥地利派的领袖，是宗教法庭中的反改革派，人民的怒火尤其集中到他的身上。11月16日夜，也就是罗西被杀的第二天，有一群军人闯入了和奎里纳莱宫坐落在同一个广场上的高大巴洛克建筑康苏塔宫（Palazzo della Consulta，也译“政务宫”），人们没有在他的住处找到兰布鲁斯齐尼，于是砸烂了他的家具，用长剑和匕首划烂了他的床。这位枢机主教这时正畏缩在附近宫殿马厩的一堆干草垛中，是市民卫队的两个同情他处境的队员将他藏在了这里。三个小时后，士兵们离开了，两个卫队队员回来，给这位吓坏了的枢机主教穿上不合身的大衣，乔装一番后将他送上了驶向那不勒斯的马车，那里可以确保他的安全。[17]
长久以来，贵族们一直享受着和教宗相似的各种特权，但是当教宗需要他们的支持时，这些人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多里亚·潘菲利亲王（Prince Doria Pamphily）很好奇教宗的处境，但是又不想冒险去见他，于是便向近期拜访了奎里纳莱宫的比利时外交临时代办询问他所看到的情形。
比利时临时代办回答称：“你应该问我的是我没看到什么，询问一下罗马的王公贵族都跑去哪儿了。”[18]
没过多久，罗马发生令人震惊事件的讯息就传到了巴黎。11月17日，法国政府派出军舰驶向了罗马的主要港口奇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他们得到的指令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教宗的生命，但是要避免引发“政治”问题。[19]
西班牙政府也有类似的给教宗提供帮助的渴望。伊莎贝拉二世女王（Queen Isabel II）的权力位置十分不稳，她于15年前登基，当时只有2岁。伊莎贝拉女王天花乱坠的头衔是这样开始的：“上帝的辉煌光芒普照之下的伊莎贝拉二世，卡斯蒂利亚、莱昂和阿拉贡女王，两西西里女王，耶路撒冷女王，纳瓦拉女王，格拉纳达女王……”她的头衔还没结束，其中有许多地方，包括西西里、那不勒斯、米兰和撒丁尼亚，这些地方如果不说是几百年，也有几十年没有在西班牙君主的实权统治下了。如果她是上帝光辉普照之下的女王，那么她应该拥有神圣的权利，最起码的，应该要确保上帝在大地上的代理人的统治。她不能允许教宗从理所当然的王位上被这么不光彩地推翻。
自罗西被杀后到奎里纳莱宫之围期间，枢机主教索格里亚已经去找了西班牙大使。圣座国务卿问他，贵国给你的指令是什么？大使回答说：“我得到的命令和指示，是尽西班牙女王全部的力量来支持教宗陛下。”事实上，几个月以前，教宗已经和西班牙大使谈到了将来有一天他可能得逃离罗马。西班牙政府随后就在奇维塔韦基亚港停靠了一艘军舰以备不测。庇护九世对此十分放心，但是现在当他需要这艘船时，它却恰好不在那里。这艘船刚刚被送回西班牙进行补给。西班牙大使给马德里发去了紧急请求，要求火速派军舰赶来。虽然他毫无疑问是担心教宗的安危，但他同样也担心如果西班牙军舰不迅速到达的话，欧洲其他势力就有可能把教宗掌控在手中，这样的话，掌控教宗的国家的影响力和声望必会随之提升。
他的确有理由这么担心。英国政府已经派出了他们的新型蒸汽动力明轮军舰斗牛犬号（Bulldog）驶往奇维塔韦基亚，这艘军舰将会在11月23日抵达。斗牛犬号的船长接到了密令：“罗马的暴乱”让教宗深陷危险并使他想要逃离，“你要作好接纳他的准备……前往任何他想要撤去的港口。”[20]
*
庇护九世痛苦地感受到自己孤立无援。6月份才任命的枢机主教索格里亚——他手下的第六位圣座国务卿——已经证明无法胜任这个位置。去年春天曾短暂任职的枢机主教安东内利现在正在梵蒂冈宫担任行政长官，他现在是教宗感到唯一能依靠的人。虽然痛风的折磨让他在去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中都只能在床上度过，但是安东内利现在正陪在教宗的身边，力劝教宗逃离。
罗西被刺杀的两天后，庇护九世秘密通知了几个仍在罗马的枢机主教，说他可能会试着和外交使团一同逃离。11月18日，撒丁尼亚大使将这件可疑之事报送都灵，他指出，奎里纳莱宫被市民卫队包围，逃脱绝非易事。如果教宗真的成功逃离罗马的话，大使们担心激进分子很容易就会宣布神权政治已经终结，并宣布以共和制代替。这将会是撒丁尼亚政府最不想看到的局面。卡洛·阿尔贝托国王把共和人士视作比奥地利人更大的威胁，他担心如果这些人成功推翻了这位教宗—国王的话，那么他自己将会是下一个倒台的君主。[21]
11月20日星期二，下议院最后一次召集会议。为了避免和教宗分道扬镳，一个温和派人士提议，派出一个官方代表团来表达议会对教宗的忠诚。[22]
正在此时，看到现场听众众多，夏尔·波拿巴在人群面前燃起了高谈阔论一番的欲望。在不久前的8月，他才表达过对于教宗是意大利民族核心的坚定信念。“庇护九世，”他曾告诉议员们，“是开启意大利民族运动的那个人。只有他能够带动群众。”但是，伟大的拿破仑的侄子，一位难以置信的革命者，如今却唱起了反调。[23]
“现在不是去谢恩的时候，同仁们，这么做已经不足以表达忠诚，”他继而说道，“是时候向人民作出承诺了，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从君主那里得到了付诸行动的允诺。”人们挤在走廊里，欢呼着表达自己的赞同，但是温和派提出的表达与教宗团结一致的提议还是在第一次投票表决后得到了通过。这激起了在场围观群众的愤怒，人们起哄要再次投票。第二次投票的结果遂了围观者的心愿。致力于推动由教宗作为元首的君主立宪制的马尔科·明格蒂对此十分愤慨，他宣布退出下议院，愤而离开了罗马。这次投票，他解释说，已经让下议院失去了任何的正当性，下议院建立在宪法的基础上，而这样的投票跟宪法所表述的置于教宗权威下的两院体制相抵触。[24]
这样的情形留下了一个有所争议的问题——教宗在近日来的动荡中缺少公众支持，这是否反映了罗马市民已经对他失去了信心，还是人民只是受到了激进派的煽动。若是在前些年，天主教会会把历史阐释指向后者，更虔诚的人们相信这种逐渐显现的悲剧是上帝对罗马的惩罚，因为他们偏离了上帝的道路。对于爱国人士和意大利爱国历史学家来说，他们会把这件事视作现代意大利的滥觞，有着不同的含义。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根植于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终结。在数百年的压迫过后，人们终于站起身来索要他们的权利。历史的大潮已经改变。
庇护九世并没有多少时间对此表露疑惑。他坚信这是上帝对他信仰的考验。作为上帝在大地上的代理人，他发誓不可辜负上主。他知道，上帝不会让这种亵渎的逆天行为延续下去。
[1] 马尔科·明格蒂当天在进宫殿建筑群的时候从他们身边经过，他自己吓了一跳，形容士兵们是“一群面露凶相的暴徒”。Minghetti，Marco. 1889. Miei ricordi. Turin：Roux，vol.2，p.122；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2，pp.366-67.
[2] 有大量的记载记录了罗西被杀的当天早晨和谋杀事件本身，但其中的许多内容都明显不可靠。我在这里尽了最大努力来依靠目击者的资料，并尽力避免很多故事性的添油加醋。在我所依赖的资料中，我使用了米开朗琪罗·平托（Michelangelo Pinto）未出版的手稿中的描述，MCRR，Fondo Pinto，b.887，pp.139-43；also Ideville，Henry，comte de.1887. Le comte Pellegrino Rossi，sa vie，son oeuvre，sa mort（1787—1848）. Paris：Michel Lévy Frères，pp.231-50；Arrigoni，Giampiera. 1996. La fidatissima corrispondenʐa：Un ignoto reportage di Johann Jakob Bachofen da Roma nel periodo della rivoluʐione romana（1848—1849）. Florence：Nuova Italia，pp.71-72，80-85；Roncalli，Nicola. 1972. Cronaca di Roma. Vol.1，1844—1848.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p.315-16；Niceforo，Nicola［pseud. Emilio del Cerro］. 1899. Cospiraʑioni romane（1817—1868）. Rome：Voghera，pp.165-67；Rosmini alla cognata Adelaide Cristiani，Gaeta，29 novembre 1848，doc.XLII in Rosmini，Antonio. 1998. Della missione a Roma di Antonio Rosmini-Serbati negli anni 1848—1849. Edited by Luciano Malusa. Stresa：Edizioni rosminiane，pp.338-39；Pasolini，Pietro. 1887. Giuseppe Pasolini. Memorie raccolte da suo figlio. 3rd ed. Turin：Fratelli Bocca，p.145n；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289-90。这份记载看起来最为可信，马提纳（Martina）所用的记载（1974，pp.289-90）由乔瓦格诺里（Giovagnoli，Raffaello.1898. Pellegrino Rossi e la rivoluʐione romana. Vol.1.Rome：Forzani，pp.266-71）提供。在这份叙述中，有七个人在11月14日的傍晚在一个小酒馆里会面计划刺杀行动。主要的谋划人是佩德罗·斯特毕尼，他是流亡的医生和诗人，在教宗的赦令颁布后回到罗马，他在几个月前还写了一首最为流行的歌颂教宗的歌曲。看起来在11月12日傍晚的一次会面中，佩德罗·斯特比尼、夏尔·波拿巴和“雄辩者”决定了罗西应该被杀死。到了14日，斯特比尼说服了“雄辩者”的长子鲁伊吉·布鲁内提来执行刺杀，呼吁他为自由志业献身并且展现他的勇气。在刺杀发生后，对谁是凶手的调查马上就开始了，调查曾一度中止，直到1849年9月重新开始并持续到了1854年。出于外交上的原因，教宗决定遏止一切关于夏尔·波拿巴，这位法国统治者的堂兄在案件中所扮角色的谈论。至于案件的细节则仍遗留了一些不确定之处。在巴托奇尼（Bartoccini，Fiorella. 1969. “Bonaparte，Carlo Luciano，principe di Canino.” Diʐ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p.8）对于案件的检视中，他认为夏尔·波拿巴对于刺杀只负有道德上的责任，而没有直接参与谋划。具体情形亦见：Niceforo，Nicola［pseud. Emilio del Cerro］. 1899. Cospiraʑioni romane（1817—1868）. Rome：Voghera，pp.165-66。
[3] Giovagnoli，Raffaello.1898. Pellegrino Rossi e la rivoluʐione romana. Vol.1.Rome：Forzani，p.281；Ideville，Henry，comte de.1887. Le comte Pellegrino Rossi，sa vie，son oeuvre，sa mort（1787—1848）. Paris：Michel Lévy Frères，pp.257-58.
[4] Giovagnoli，Raffaello. 1911. Pellegrino Rossi e la rivoluʐione romana. Vol.3.Rome：Voghera，pp.23-24，38；Boero，Giuseppe，S.J.1850. La rivoluʐione romana al giudiʐio degli imparʐiali. Florence：Birindelli，p.138.
[5] Giovagnoli，Raffaello.1898. Pellegrino Rossi e la rivoluʐione romana. Vol.1.Rome：Forzani，pp.282-87；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2，pp.373-75；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290-91；Pasolini，Pietro. 1887. Giuseppe Pasolini. Memorie raccolte da suo figlio. 3rd ed. Turin：Fratelli Bocca，p.145n.
[6] Minghetti，Marco. 1889. Miei ricordi. Turin：Roux，vol.2，p.125.
[7] 上议院议长卡洛·穆扎雷利是一个不寻常的教士。尽管以蒙席的身份发言并且穿着黑色的教士服，但是61岁的穆扎雷利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神甫。他来自费拉拉的一个贵族家庭，在罗马的教廷政府中担任宗教律师并且追求自己的文学兴趣，其中也包括对拉丁文的热忱。尽管并非激进者，他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已经为爱国志业所吸引。
[8] Minghetti，Marco. 1889. Miei ricordi. Turin：Roux，vol.2，pp.123-25；Pasolini，Pietro. 1887. Giuseppe Pasolini. Memorie raccolte da suo figlio. 3rd ed. Turin：Fratelli Bocca，pp.144-49；Gabussi，Giuseppe. 1851—52. Memorie per servire alla storia della rivoluʐione negli Stati romani. Genova：R.I.de’Sordo—Muti，vol.2，pp.216-20.
[9] Giovagnoli，Raffaello.1898. Pellegrino Rossi e la rivoluʐione romana. Vol.1.Rome：Forzani，p.289；Lancellotti，Luigi. 1862. Diario della rivoluʐione di Roma dal 1 novembre 1848 al 31 luglio 1849. Naples：Guerrera，p.15. The quote is from Mount Edgcumbe，Ernest Augustus，Earl of. 1850. Extracts from a Journal Kept During the Roman Revolution. 2nd ed. London：Ridgway，p.14.
[10] Rosmini a Donna Adelaide Cristani，Gaeta，29 novembre 1848，doc.XLII in Rosmini，Antonio. 1998. Della missione a Roma di Antonio Rosmini-Serbati negli anni 1848—1849. Edited by Luciano Malusa. Stresa：Edizioni rosminiane，pp.339-40；Liedekerke à Monsieur le Baron，Rome，24 novembre 1848，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117. 玛格丽特·福勒对事情的报道并非总是准确的，这一点从她对帕尔玛蒙席死亡一事的报道中就可以看出来，她并非事件目击者。“这个人，”这位美国记者写道，“从窗户上对人们开枪而招致了死亡。”Deiss，Joseph J. 1969. The Roman Years of Margaret Fuller. New York：Crowell，p.185.
[11] Harcourt à Bastide，17 novembre 1848，Rome，MAEC，CP，Rome，vol.988，ff.146r-147v；Foramiti，Nicolò. 1850. Fatti di Roma degli anni 1848—49. Venice：Cecchini，p.13.
[12] 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2，p.380. 关于教宗评论的稍有不同的版本可参见：Spada，Giuseppe. 1868—69.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di Roma e della restauraʑione del governo pontificio dal 1 giugno 1846 al 15 luglio 1849. Florence：Pellas，vol.2，p.524。
[13] Pareto a Perrone，Roma，17 novembre 1848，doc.234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289-90；Gaillard，Léopold de.1861. L’expédition de Rome en 1849. Paris：Lecoffre，pp.419-23. 瑞士卫队解除武装的编年史记载见：“Parlamento del Corpo Diplomatico a S. Sanit à presso il Quirinale ed altre notizie del giorno，” Roma，17 novembre ［1848］，MCRR，ms.126/33，Nicola Roncalli，documenti a stampa，1848。
[14] Rosmini a Donna Adelaide Cristani，Gaeta，29 novembre 1848，doc.XLII in Rosmini，Antonio. 1998. Della missione a Roma di Antonio Rosmini-Serbati negli anni 1848—1849. Edited by Luciano Malusa. Stresa：Edizioni rosminiane，p.340；Rosmini a Puecher，Gaeta，19 dicembre 1848，doc.XLV/2 in Rosmini，Antonio. 1998. Della missione a Roma di Antonio Rosmini-Serbati negli anni 1848—1849. Edited by Luciano Malusa. Stresa：Edizioni rosminiane，pp.354-55.
[15] Pásztor，Lajos. 1966. “La segreteria di stato di Pio IX durante il triennio 1848—1850.” Annali della Fondaʑione italiana per la storia amministrativa，pp.334-35；Bustico，Guido. 1939. “Un ministro ferrarese di Pio IX，Carlo Emanuele Muzzarelli.”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 26，pp.000-00；Camarotto，Valerio. 2012. “Muzzarelli，Carlo Emanuele.” Diʐ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pp.000-00；Pareto a Perrone，Roma，17 novembre 1848，doc.235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291. 教宗的话来自托斯卡纳大使的报告，摘录于Ferrari，Federica. 2002. “Dai rapporti della legazione toscana a Roma e a Gaeta：Un’immagine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In Studi sul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ed.Marco Severini，pp.123—49. Ancona：Affinità elettive，p.127。
[16] Harcourt à Bastide，17 novembre 1848，Rome，MAEC，CP，Rome，vol.988，ff.146r-147v. 11月17日时，枢机主教索格里亚（Cardinal Soglia）已经给教廷大使们寄去了叙述这些事件的信，讨论了16日发生的反教宗暴力事件和教宗在外交使团的赞同下所作出的让步。Card. Soglia al Nunzio Apostolico，Madrid，ASV，ANM，b.313，f.70r. 第二天，11月17日得到教宗任命的新政府的大臣们给教宗呈上的文告在罗马被公开刊登出来，见：Miraglia，Biagio. 1850.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romana. 2nd ed.Genova：Ponthenier，pp.36-37。这份文告主要关注的计划是让教宗国参与意大利独立战争，并让教宗加入由意大利其他国家的统治者所组成的某种政治联盟。
[17] Roncalli，Nicola. 1972. Cronaca di Roma. Vol.1，1844—1848.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320；Liedekerke à Monsieur le Baron，Rome，24 novembre 1848，doc.LVIII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119. 关于枢机主教后来提到的圣母玛利亚给他的保护，以及他可能死在马厩的草垛中的象征性，可参考曼奇尼（Manzini）在著作中摘录的信件内容。Manzini，Luigi M. 1960. Il cardinale Luigi Lambruschini. Vatican City：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p.401.
[18] Liedekerke à Monsieur le Baron，Rome，24 novembre 1848，doc.LVIII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119.
[19] 法国外交部部长于勒·巴斯提德给身处罗马的哈考特的信中重述了这些指令，可参见：Leflon，Jean. 1963. “La mission de Claude de Corcelle auprès de Pie IX après le meurtre du Ministre Rossi.” Archivum Historiae Pontificiae，p.388。
[20] “这是极端的不幸，”马德里的大使向他的政府汇报，“在如此严肃的关头，派往港口的蒸汽船居然不在那里……今天，我匆匆见了圣父大人，我以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提出的提议让他高兴得流出了眼泪。”De Chambrun，Gilbert. 1936. “Un projet de séjour en France du pape Pie IX.” 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pp.330-31；Key，Astley Cooper（Admiral）. 1898. Memoirs of Sir Astley Cooper Key. Edited by Vice Admiral Philip Colomb. London：Methuen，pp.117-18，175.
[21] Pareto a Perrone，Roma，18 novembre 1848，doc.236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291-92；Aubert，Roger. 1961. “Antonelli，Giacomo.” Diʐ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p.3；Coppa，Frank J. 1990. Cardinal Giacomo Antonelli and Papal Politics in European Affairs.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p.59. 那天早晨，在听到了同样的传言后，罗斯米尼去见了教宗。他发现枢机主教安东内利正在教宗的门外等着，假装不知道任何逃跑的计划。但是，他问罗斯米尼是否觉得离开罗马是个好主意。是的，修道院院长回答。庇护九世待在罗马已经不再是安全的了。他来罗马不是为了打消教宗离开罗马的念头，而是问教宗是否想要罗斯米尼不管去哪里都跟在他身边。安东内利同意问这个问题，并进了教宗的房间。他几分钟后带着教宗的回答走出来：如果罗斯米尼能够陪同教宗一起到目的地去，教宗会觉得十分感激。Rosmini，Antonio. 1998. Della missione a Roma di Antonio Rosmini-Serbati negli anni 1848—1849. Edited by Luciano Malusa. Stresa：Edizioni rosminiane，pp.88-89.
[22] Pareto a Perrone，Roma，21 novembre 1848，doc.238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294-95；Minghetti，Marco. 1889. Miei ricordi. Turin：Roux，vol.2，p.128.
[23] Stroud，Patricia T. 2000. The Emperor of Nature：Charles-Lucien Bonaparte and His World.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Casanova，Antonio G. 1999. Carlo Bonaparte：Principe di Canino，scienʐa e avventura per l’unità d’Italia. Rome：Gangemi；Bartoccini，Fiorella. 1969. “Bonaparte，Carlo Luciano，principe di Canino.” Diʐ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Ferrari，Rina. 1926. Il Principe di Canino e il suo processo. Rome：Libreria di scienze e lettere；Spada，Giuseppe. 1868—69.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di Roma e della restauraʑione del governo pontificio dal 1 giugno 1846 al 15 luglio 1849. Florence：Pellas，vol.2，p.443.
[24] Minghetti，Marco. 1889. Miei ricordi. Turin：Roux，vol.x，pp.128-31；Spada，Giuseppe. 1868—69.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di Roma e della restauraʑione del governo pontificio dal 1 giugno 1846 al 15 luglio 1849. Florence：Pellas，vol.2，p.5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