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进退维谷

随着1847年夏天一天天地过去，无助、倒霉透顶的枢机主教吉齐眼睁睁地看着尽管他已作出努力，游行示威依然在罗马的大街小巷中上演。人们的呼喊声越来越震耳欲聋，口吻越来越具有威胁性。教宗想要推进他的改革，许多罗马市民都相信这一点，但是反改革势力、卖国贼和围绕在教宗身边的奥地利人的朋友则是竭尽所能地阻挠他。“教宗的邪恶顾问们都去死吧！”和“兰布鲁斯齐尼去死！”的呼声出现得越发频繁，他们在公众的想象中被认作阴谋的罪魁祸首，这种局面不仅让枢机主教们人心惶惶，同样紧张的还有贵族和其他的有钱人。

“法律得到了尊重，”罗西在初夏时报告，“但是人们身上的热血已经迅速沸腾，但是一年以前，一切还很安静，冷静得像具尸体。”人民和他们的领袖，罗西补充说：“拥有政府所缺乏的能力和解决方案。”好似他们可以在一瞬间就动员起一大群人。[1]

在抑郁了很长时间的圣座国务卿眼中，庇护九世是在欺骗自己，好像他觉得他能够一直满足那些在教宗国施行变革的要求。自由派将会继续推动将圣职从权力位置上清除，施行代议制政府和言论自由。在吉齐和其他枢机主教眼中，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无法和教宗国在神意指示下的统治相配。“这个时机可能快要来了，”圣座国务卿在7月初和奥地利大使会面时候说，“教宗会发觉自己已经到了得要求奥地利出手干预的悲惨境地。”唯恐大使没有听清，吉齐在他们谈话结束时特意嘱咐他，一定要事先给梅特涅发去通知，告诉他这件事很可能会发生。[2]

与此同时，有一个比较开明的罗马贵族代表团拜访了教宗，向教宗提出了他们的建议。他们担心示威会演变成暴力，因而力劝教宗成立一个强有力的由上层社会组成的市民卫队。这样的做法将会满足自由派长久以来都想要得到的一项额外好处——让教宗替换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的瑞士卫队。庇护九世则向他们承诺，他将不加任何拖延地把这件事推行下去。[3]

吉齐吓坏了。他告诉教宗，如果让人民获得武装，他一定会后悔的。终将有一天，庇护九世会厌倦人民永无休止的要求，到了教宗终于打算要反对时，吉齐预测说：“您将会被现在交给他们来保护您的那把枪驱逐出罗马。”

“枢机主教大人，”教宗回答，他向后退了一步，“我不惧怕我的人民！”

“不要太多地依赖您的善心！”吉齐枢机主教提出了建议，“人民是善变的。”带着这最后的警告，圣座国务卿辞职了，他终于能放松一下了。[4]

庇护九世感到无比的孤立无援，经过一个月来和圣座国务卿的争吵，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渴望有人能够站在他的身边给他依靠。他写了一张简短的便条给了他的堂兄弟枢机主教加布里埃勒·费雷提（Cardinal Gabriele Ferretti）：

枢机主教吉齐出于健康原因已经两度提请去职。他的继任者是枢机主教费雷提。来吧，马上上任，不要有任何怀疑，因为上帝与你我同在。我祝福你。[5]

费雷提一定对这件事十分惊讶，但是他认同教宗想要把教宗国带入现代的渴望。在罗西发回巴黎的有关新任命的报告中，他观察道：“加布里埃勒·费雷提算不上睿智，”但是，他补充道，“可这位枢机主教绝不缺少勇气，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他全身心地奉献于教宗。”[6]

当新任圣座国务卿在7月15日傍晚来到教宗广场的城门处，兴高采烈的人们围在他的马车周围。受人厌恶的吉齐枢机主教已经离开，很多罗马市民相信，这位顶替他的人对市民的要求会更具有同情心。当新国务卿在因拥挤而变得狭窄的科尔索大道上前行时，从建筑物中赶来的居民提着油灯照亮前路。他们喊着“费雷提万岁！”“公正！把坏人扔出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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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观察家们对于罗马的事态发展有着不同观点，但他们对于一件事是有共识的，即在涌上街头表达对教宗热爱的普通罗马市民中，有一个人颇异于常人。他就是安杰洛·布鲁内提（Angelo Brunetti），人们都以他小时候的外号称他为“雄辩者（Ciceruacchio）”。在庇护九世成为教宗时，他已45岁。他出生在罗马比较穷的街区里，父亲是铁匠。早年时他曾是赶车的，不识字，专门负责把葡萄酒从周围的山上送到罗马城里来。他聪明、有胆识并且个性开朗，很快就存到了足够的钱买了自己的马和马车做起了运输生意，他的马车可以运送干草、粮食和其他送到城里的货物。没过多久，他就有了好几匹马和众多马车。

罗马的14个街区——被称为“rioni”——有各自的“里长（capopopolo）”，这是一个社区首领，他并非源自任何的正式程序，而是人们夜晚聚集在小酒馆里讨论指定的。这些人最受看重的品质就是慷慨大方和良好的判断力，以及能够调和本地的纠纷。“雄辩者”就拥有所有这些品质，而且还有许多别的优点，因此他在实际上算是全罗马城的“里长”。他身高适中，有宽宽的肩膀和强壮的胸膛，脖子很粗，两条腿也又粗又壮。当有搬东西的重活儿时，他总是第一个被叫去。他的蓝眼睛炯炯有神，鼻子很大，一头棕色鬈发集中在耳朵上方，鼻子下面的胡子十分浓密，下巴上还留着山羊胡。他不说标准意大利语，而是讲罗马口音（romanesco），罗马城里所有贫困阶层的家庭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极富幽默感和同情心，很容易生气，但忘记与原谅的速度和生气时一样快。当他越来越成为显要人物，他的穿着也更趋体面。但是就像罗马下层民众身上普遍存在的，他也难逃自卑心理。当这位活力四射的“雄辩者”站在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面前时，他看起来就像缩成了一个小不点。对于外面的世界，他所知甚少。

第3章 进退维谷 - 图1

民众英雄“雄辩者”

这个人好像无处不在。1846年12月，罗马城的大街小巷内挤满了人，当时他正坐在小船上给饥寒交迫的人分发食物，在之后的5月，他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群众庆祝活动来为教宗庆贺生日，他安排了罗马城所有花贩的花束减价，以确保在教宗现身于奎里纳莱宫的阳台上时，花朵会像雪花一样纷飞在空中。到了6月，为了庆祝庇护九世教宗当选的周年纪念，他又一次导演了群众感情的抒发，随后又化解了罗马的赶车人因争抢进城道路而险些爆发的一次危险冲突。

当皮埃蒙特贵族、热忱的意大利爱国者马西莫·达泽格里奥有一次造访罗马时，正好被罗马市民堵在了路上。“这些天以来，”他写道，这个绰号“雄辩者”的人“是罗马的第一公民。他鼓舞人民、发表意见并维持和平。”在围绕吉齐枢机主教担任圣座国务卿最后几天的躁动不安中，都灵驻罗马教廷大使记下了这位“里长”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正是他，人们必须承认，他浇灭人群喊出的死亡威胁的贡献比其他人更大，同样，他是公共秩序得以维持的有功之人。”[8]

当时有一位造访罗马的英国人，即后来现代医疗护理的奠基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那一年她27岁，也对无处不在的“里长”留有深刻印象。“我敢说你一定知道‘雄辩者’是谁，”她在写给家人的信上说，“他几乎不识字，他卖柴火给所有英国人，他并非一个天才，却有着天才般的常识，他对整个罗马城的人都了如指掌。他是一个诚恳的好人，他出于对人民和教宗的善意来做事。”他的谦卑朴素也给南丁格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公贵族们想找他，宫廷也想邀请他，但他是不会去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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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夏天，即南丁格尔到访之前的几个月，“雄辩者”在罗马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这也包括罗马的犹太人在内。长久以来，犹太人就集中在罗马城狭窄、阴暗、不卫生的街区里，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基督徒卫兵把犹太聚居区的8个门锁起来，且这个卫兵的薪水还要由犹太人支付。犹太人不能拥有土地也不能担任高级职位，他们被排除在罗马的学校和医院之外，只能从事最卑微的职业。在罗马，很少有场景比一个肩膀上搭着袋子、衣衫褴褛、留着大胡子的犹太人，穿过大街小巷，抬头看着房子打开的窗户，喊着“旧衣服谁卖？（Roba vecchia？）”的场面更为司空见惯了。[10]

当12月发生洪水后，教宗先是允许一部分犹太人搬出他们的陋巷，随后他们和基督徒邻居的紧张关系就升温了。几百年来，教会都把犹太人视作杀死耶稣的人，因此他们不应和基督徒有接触。不只是基督徒商人憎恶这些新来的竞争者，犹太人的商店和住宅突然出现在犹太聚居区以外，也引发了当地市民的谩骂和暴力威胁。

在7月初，“雄辩者”热切地希望能维持和平，他受到博爱、平等的谈话启发，组织了一场在大空场上的野餐。有2000人涌进了野餐活动，同他人一道分享食物和葡萄酒。野餐会的主持人说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而打开新纪元大门的正是善良的庇护九世，他想让所有罗马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主持人宣布，旧有的迷信时代已经过去。十字架上的耶稣已经催促人们原谅他人，甚至连犹太人的原罪都应该原谅。

第二天，有五个来自特拉斯提弗列的男子，这个街区就坐落在犹太聚居区的河对岸，他们来到聚居区，邀请见到的人加入并前往犹太聚居区外面的酒馆。有几个胆子大的犹太人跟着他们去了酒馆，喝了他们的酒。第二天，有一些罗马皮匠怀着节日般的心情来到了犹太聚居区。犹太人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就问他们所来为何。领头的人回答说：“我们来只是想要展现我们是朋友……希望你们别太在意那些想要伤害你们的人！”昨晚的场景又重复了一遍，犹太聚居区中胆子比较大的年轻男子和罗马人一起去了酒馆，之后一同沿着台伯河走回了社区，嘴里唱着赞扬庇护九世的歌。看起来，一个新纪元仿佛真的已经到来。[11]

梅特涅侯爵并不反对让罗马的犹太人从聚居区出来自由活动，但是他越来越警惕教宗正在放松对国家的掌控。梅特涅决心已定，与其坐以待毙，等教宗国爆发革命再派出军队，不如先展现一下武力，他认为现时机已到。[12]

在1847年7月17日清晨，奥地利帝国军队的一批人马，包括800名克罗地亚步兵和60名匈牙利骑兵，精神焕发地跨过教宗国东北部的波河（Po River），向着有古老城墙围绕的费拉拉城进发。他们全副武装，举着军旗，步枪前端插上了刺刀，浩浩荡荡地敲着军鼓穿过大街。虽然自1815年起就有一支奥地利卫戍部队驻扎在费拉拉，但是这支战备状态下的军队到来，着实出人意料，有些人进而推测这是奥地利计划武力扫荡教宗国计划的第一步。实际上，在奥地利军队所到的那天，恰好是人们计划要举行纪念教宗大赦一周年庆典的日子，奥地利军队的到来更巩固了人们阴暗观点——反改革派在阴谋反对教宗。反奥标语随后开始出现在教宗国的城墙上。秘密印发的宣传单把奥地利人和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13]修士联系起来，说他们要把旧秩序带回来。事实上，这一切并没有经过谋划，但从某些方面来看，人们的猜想的确是对的。梅特涅担心软弱的教宗是在玩火，所以他把奥地利军队派到了教宗国中看起来最像要爆发革命的地方来平息事态。[14]

庇护九世并不高兴，奥地利人并没有费心思要事先警告他向费拉拉派兵一事。教宗早已处于应支持意大利革命以及谴责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军事存在的压力之下，如今他愈发觉得自己正处在一种令人不适的境地。

吕佐夫伯爵是奥地利驻罗马教廷大使，他本人也愈发提高了警惕。他后来在7月呈给梅特涅的报告中称，当地的报纸中充满了反奥地利的长篇大论，教宗看起来孤立无援，他的权威正在慢慢消逝。虽然庇护九世已经宣布了他将不会再作出任何对民众诉求的让步，但是他仍在步步败退。耶稣在现世的代理人（教宗），奥地利人指责道，表现出“一种冷感和无可辩驳的盲目，他将他无私的朋友们推开并自我放弃，让自己步履维艰，陷入险境……失去他的掌控，罗马就会失去在我们最神圣宗教中的地位”。[15]

在教宗国各地，煽动性的小册子成倍增多，街上的呼喊声和贴在墙上的标语有“教宗万岁！”、“奥地利去死！”和“意大利万岁！”在这些口号中，最后一个最有重大意义。几十年来，把外国人赶出意大利和将所有意大利人统一起来的运动——意大利统一运动（Risorgimento）——已经开始积蓄力量，这一运动得到了知识分子的著作和即将共谋举事的小群体聚会的推动，这些人加入了一个从西西里延伸至伦敦的跨国网络。梅特涅对这股运动尤其不以为然，他宣称：“意大利是一个地理名词……不具备任何政治意涵。”教宗有受到叛党欺骗的危险。“这场革命，”这位奥地利首相在8月时表示，“已经把庇护九世当作旗帜来加以利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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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日中，罗马市面上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中，44岁的夏尔·波拿巴（Charles Bonaparte）是最著名的一个，他是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他的父亲是吕西安·波拿巴（Lucien Bonaparte），即那位法国皇帝的三弟，他热爱奢侈品，同时也是法国大革命原则的狂热支持者。虽然他持有革命倾向，但是吕西安和教宗庇护七世有着非常好的关系，后者曾授予他一处位于罗马以北卡尼诺（Canino）的地产。教宗利奧十二世（Pope Leo XII）后来还授予他亲王头衔。这份地产和头衔后来都传给了他的儿子夏尔。夏尔·波拿巴在意大利长大，会说法语和意大利语，也能说不错的英语并能读写拉丁文。在19岁时，他娶了一个堂姐妹，即拿破仑·波拿巴另一个兄弟的女儿，她的嫁妆极其丰厚。夏尔后来搬去了美国继续他的科学研究，后来成了一位国际闻名的博物学家。在1831年的教宗国叛乱时，他保持着对教宗的忠诚，认为当时的新教宗格里高利十六世是“一个好人，有着良善意图”。

夏尔拥有很多拿破仑继承人所具有的妄为个性，有暴力倾向，而且非常渴望镁光灯的聚焦。在庇护九世当选教宗的一年后，人们可以看见他神采飞扬地穿着市民卫队的制服走在科尔索大道上，他的身材又矮又胖、脸红、脖子粗。教宗在1847年7月成立市民卫队不久后，他就加入了这个组织。模仿古罗马样式的长衫垂至他的膝盖。有很多人认为夏尔长得很像他那位闻名遐迩的伯父，虽然他的脸被遮在巨大的卫队头盔下。

9月初，有一群激昂的人聚集在美术咖啡馆（Caffé delle Belle Arti）里——这里是最热忱的意大利爱国人士聚会的地方，有一张彩色的意大利地图挂在墙上，上面是“意大利万岁”的口号和一张庇护九世的肖像——夏尔·波拿巴对众人发表了短短的演讲并赞美了教宗和意大利统一志业。他后来领了一群人来到人民广场，那里有一大群人已经聚集起来，正抗议着奥地利占领费拉拉。亲王挑动着人民的情绪，人群高喊着：“庇护九世万岁！”“耶稣会士见鬼去吧！”“反启蒙者去死！”[17]

在奥地利军队到达费拉拉后的几日内，教宗谴责这一行动的布告贴到了教宗国各地的墙面上。再一次，爱国人士们高呼着赞美教宗的口号，为教宗支持意大利独立的战斗而欢呼。[18]

庇护九世对这样的局面无能为力，但他为所有的赞美感到高兴，可他的愉悦也受到了令人不安的怀疑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些人想要把我们引到哪里去，”他对一名耶稣会的访客透露，“只要良心允许，我们将会满足他们，但是如果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我们的预估，他们能把我碎尸万段，但是，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我们不会向前踏出一步。”对于教宗来说，他的第一职责毫无疑问是教会，他不能做任何有损于教会的事情。[19]

第3章 进退维谷 - 图2

夏尔·波拿巴

虽然他在满足群众要求的事情中嗅到了一丝危险，但是庇护九世好像无法让自己停下来。在10月初刚刚成为教宗一年多时，他宣布罗马将成立一个城市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由100人组成，大部分人来自上层社会，但是也有商人和科学家代表。虽然教宗会任命最初的成员，但接下来的成员将会由委员会自行选择。梅特涅沮丧地回应了教宗的最新动作，他简短地说：“庇护九世表现了他缺少任何实用的想法。”这位奥地利首相认为，造成教宗缺点的原因是他成长在一个被自由思想感染的家庭，而这种思想正是拿破仑曾经带到意大利半岛上的。他认为，教宗虽然心地善良，但他不明白统治和管理的意义。“如果事情随着自然过程发展下去，”梅特涅预测说，“他将会被他自己赶出罗马，”随后梅氏又补充了一个不久后全欧洲都会问的问题，“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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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意大利半岛各处的爱国人士像潮水一样涌入罗马，要亲眼瞧瞧这位人人都在谈论的有改革观念的教宗。在1847年10月末，这些来访者中出现了一位来自比萨（Pisa）的34岁的法律教授，当时的比萨仍是托斯卡纳大公国的一部分。朱塞佩·蒙塔内里（Giuseppe Montanelli）已经因拥护成立一个意大利人的联邦国家而享有名望。他和其他人一样对教宗充满热情，正如他所说，他渴望“听到这个人的声音，他魔术般的名字常常让人群颤抖、群情激昂”。

为了能够先看到教宗一眼，蒙塔内里在教宗下午要外出散步时来到了奎里纳莱宫的外面。“我的心跳得太剧烈了！”他回忆道，“［教宗］步履轻快地微笑着走下楼梯，像年轻人一样登上了马车。他走路的姿势有点像一名战士，但他的脸就像天使一样。”蒙塔内里在人群中这样张望，其他人，大多也像他一样，是从别的地方赶来的人。当教宗的马车靠近他们时，人群跪了下来。当他通过时，庇护九世面带慈爱地向大家招手，给大家祈福。

几天后，蒙塔内里渴望再看到教宗一次，于是他参加了教会在奎里纳莱礼拜堂举行的弥撒。他的描述让我们能够洞悉为什么此时在罗马城内的口号中，人们最常呼喊的是“只要庇护九世一人！（Pio Nono solo！）”。

所有的枢机主教都在场。我一个个地仔细观察他们，煞费苦心地在他们脸上寻找智慧的光芒，爱的光芒，但一无所获。他们的面容不是透露着愚蠢，便是展露着不悦。那个兰布鲁斯齐尼枢机主教简直是长着一张鬣狗脸！马里尼枢机主教（Cardinal Marini）的样子简直是狡诈！那位安东内利（Antonelli）则一定是个油嘴滑舌之辈。

蒙塔内里这样总结说：“我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从这群枢机主教中能够脱颖而出庇护九世这样的人！”[21]

几天后，蒙塔内里得到了和教宗单独会面的许可。这位年轻的托斯卡纳人，心中怀着对意大利志业的满腔热情告诉教宗，人们呼喊着“教宗万岁”的口号并非出于宗教虔心，而是源于赞扬，因为他们希望教宗能够给意大利带来独立、统一和自由。

“这话不假，”教宗答道，“事实上，我来告诉你，没有什么事可以比听到罗马人民高喊‘庇护九世万岁（Viva Pio Nono）’而不是‘圣父万岁（Viva il Santo Padre）’更令我开心了。这是因为后者是政治口号，而前者是宗教口号。他们对我说‘庇护九世万岁’，而对圣彼得的继任者喊的则是‘圣父万岁’。”

这位托斯卡纳年轻人回应说，重要的是人们见到教宗做事公正，由此出于对庇护九世的热爱，也会喜爱上启示了教宗的教会。

“这话也很对，”教宗说，但随后他补充了自己的反驳，“你能想象在卡拉布里亚城（Calabrian City），”它位于意大利靴子形状的地图南端，“他们把小偷从监狱中放出来时高呼‘庇护九世万岁’吗？你难道不觉得这有点太奸猾了吗？”

“正是这种带有一点顽皮的幽默、优雅和反语的结合物，才让庇护九世您如此的吸引人。”教宗的客人如此观察道。他并不是深深着迷于教宗的唯一一人。相比之前的那位教宗——简朴、从来不苟言笑的老修士——这位教宗是一个温暖的、活生生的人，是一位有活力的教宗，他会高兴地和老朋友拥抱，也是一位意识到自身局限性的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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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为教宗把教宗国带入现代世界的尝试而感到高兴的他国政府中，很少有哪个像英国政府那样热情。在11月初，为了鼓励教宗能继续走上他的改革之路，英国政府派了一个密使，65岁的明托勋爵（Lord Minto），他是英国首相的岳父。[23]

当教宗的英国客人在11月8日到来时，庇护九世站在客厅的中央迎接明托并邀请他坐下来谈话。这样的谈话日后还有数次。“教宗的举止最令人愉悦，”明托在日记中写道，“他的谈话明了而不拘谨，有时候甚至到了爱开玩笑的程度。”明托的印象十分深刻：“我从来没有和任何比他更加坦诚的人交流过，他谈话时自信且沉稳。”

当这位英国勋爵和庇护九世更加彼此熟悉，并在罗马住了些时日后，他开始信任教宗的善良本性，也开始理解教宗的艰难处境。明托注意到，教宗和他的圣座国务卿都不精通公共事务。“他们对于罗马城墙以外的所有事物都很无知，”他继续观察，“最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因为无知而对任何有趣的事物都持开放态度。”虽然教宗的行为举止让人看到的是自信，他补充说：“我怀疑……他如果不对目前的情形表露必要的决断的话，那么，他害怕得罪那些耶稣会士及其他已是他死对头之人的态度，会导致他要承担失去朋友和支持者的风险。”[24]

在这件事情上，明托也持有人们普遍相信的观点，即耶稣会士正在给教宗施加有害的影响。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对宗教团体干预政治以支持他们的反改革目的的做法提出批评。法国政府最早在1845年派罗西来到罗马以抗议耶稣会士在法国重新抛头露面。在庇护九世统治的第一年，反耶稣会士的情绪大涨，这显然是受到了文森佐·乔贝蒂（Vincenzo Gioberti）的五卷本著作的影响，他是一名教士，同时也是一位推动意大利统一和现代化的知识分子领袖。他在1843年问世的著作《论意大利人的道德与公民首要性》（On the Moral and Civil Primacy of Italians）中呼吁一个以教宗为首脑的意大利国家联合体（Confederation of Italian States）的出现，这本书是意大利统一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与此同时，乔贝蒂把耶稣会士视为意大利最大的敌人。他在1846年的著作《现代耶稣会》（The Modern Jesuit）中继续了他对耶稣会毫不留情的挞伐，将这个团体形容成一切邪恶的来源，是奥地利组成的罪恶联盟的一部分。“如果我必须要作出选择，”1847年乔贝蒂在一封信里写道，“在驱赶奥地利人和耶稣会士之间作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驱逐耶稣会，因为离开了耶稣会，奥地利人也就形成不了什么威胁，而且也撑不了多久了。”[25]

11月，教宗对世俗政体原则（Principle of Lay Government）作出让步的咨商委员会会议首次召开。虽然委员会的成员是来自上层社会的世俗信徒，但教宗任命了一位上层圣职来担任委员会的主席，即枢机主教贾科莫·安东内利（Giacomo Antonelli），此人将会在庇护九世的教宗生涯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虽然是枢机主教，但安东内利并不是司铎，因为他从没有领受过圣命，由此他既不能主持弥撒，也不能主持告解。和大多数上层圣职不同，他并非出身贵族。他出身于一个教宗国南部省份的农民家庭。安东内利一家起初是给大地主担任代理人而积累了财富，后来他们改为从事牲口和农产品买卖。虽然在贾科莫年轻时，他没有显出偏好宗教生活的倾向，但他的父亲从有一个小儿子在教会效力这件事上看到了好处，他乐意每年支付5000斯库多（scudo，教宗国的一种银币）以让他的儿子进入高级教士行列。

贾科莫的教士生涯开局顺利，这要谢谢他妻子的一位叔父是一名枢机主教，但是贾科莫在教宗国政府中的快速上升主要是因为他本人的才能。在那些对行政和金融一窍不通的教士中间，贾科莫因为会做事而鹤立鸡群。他对宗教上的问题一点兴趣也没有，但是当话题转移到财务问题上时，他就变成了一个愉快的人，充满了对工作的热情，他要将教宗国的账务梳理畅通。当教宗格里高利十六世在1846年去世时，40岁的安东内利已然成为教宗国的财政总管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庇护九世为了感谢他改善了教宗国糟糕的财务状况，于是晋升他为枢机主教。[26]

虽然安东内利取得了成功，但是他远远算不上知名。有一个外国观察人士把这个身高5英尺9英寸（约1.75米），长着一张黄色长脸的高级教士比作一只猛禽。他写道：“在这个令人不安的危险人物身上，集合了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和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27]有一位记者曾说：“他的两条腿，虽等同于纺锤的杆……黑色的眼睛却发散出智慧和决断……两片大嘴唇……两排大白牙紧紧地咬合着，配合着双眸的神色，全无慈爱可言。”[28]神甫皮埃特罗·皮里（Father Pietro Pirri）是一位重要的教会历史学家，他把安东内利描绘为“冷静、深谋远虑，并不是一个让人迷恋和能让人产生幻想的角色”。其他的枢机主教也对他十分冷淡，他们嫌弃他那卑微的社会出身。虽然安东内利很快就将为教宗安排与世界列强打交道，但是他本人却几乎从来不踏出教宗国一步。

这位枢机主教的个性和教宗的个性可谓天差地别。庇护九世是富于感性、很快就会倾吐内心的人，常常能克服自己对提出建议者的怀疑，而安东内利是一个非常固我的人。而且虽然教宗十分清廉，但是仍然有谣言在四处流传，说安东内利想要为自家谋财而且还和女子保有地下关系。一段流行的传言细数了教宗是如何点燃一根香烟然后递给安东内利的。

第3章 进退维谷 - 图3

贾科莫·安东内利

“您是知道的，圣父大人，我没有这个坏习惯。”安东内利告诉他。“您知道的，大人，”教宗回答说，“如果这是个坏习惯的话，那您应该学起来。”[29]

11月15日，教宗在奎里纳莱宫欢迎了新晋24名获选的咨商委员会成员以庆贺他们首次召开会议。他们中有4人选自罗马，2人选自博洛尼亚，其他省份各有1人。在教宗的致辞结束后，他们排起队来亲吻教宗的鞋尖并接受他的祝福，随后鱼贯而出，迈进他们的马车去往梵蒂冈参加圣彼得大教堂的弥撒。这段短短的路程花了他们两个小时，因为路上洒满了黄色的花，节日般的装饰挂锦从路边的窗户垂下，路上挤满了信众。每个阳台上都挤满了围观的人，他们伸着脖子争相目睹这一历史盛况。

就像多数英国上流社会人士一样，27岁的南丁格尔已经来到了罗马，她正享受着不那么寒冷的冬天并四处游逛。在她的时代，没有什么比召开咨商委员会的喜悦场面更能让人感到大开眼界了。“就算我们能活200岁，”她在第二天写给父亲的信上说，“我们也不会在这样的地方见到这样的场面……这是人间胜似天堂的一天。”被群众热情惊叹到的南丁格尔认为“不存在一丁点的怀疑”，这个新的委员会“终将成为众议院，就像我们国家的一样，有力且高效”。甚至连饱经世事的法国大使也赞同类似的观点。那一天，罗西在写给巴黎的报告中称：“这是教士政治势力在罗马的葬礼。这种形式会或多或少地维持下来，但是内容……将大不相同。仍会有一些枢机主教和高级教士得到罗马政府的雇用，但真正的权力已不在他们手中。”[30]

庇护九世对这个委员会的看法则不一样，他将其看作一个了解人民需要的更佳途径，并且能得到一些卓越臣民的建议。代表们将就各种问题向他提供建议，无论是法律还是财政，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但是这些建议只能是止于建议层面，教宗将自己作出所有的决定。他在给首次会议的致辞中竭尽全力地传达这样的讯号：“人们将在委员会中看到，那些认为我已经给他们的乌托邦创造了现实，并埋下了一颗与教宗的最高权威不相配的制度种子的人，”他警告说，“将大错特错！”不幸的是，他补充道，有些人“一无所有，喜欢无秩序和暴动，这样的人会滥用任何的让步”。两名博洛尼亚代表之一的马尔科·明格蒂评论道：“很明显，”教宗的致辞让他和委员会成员没有搞好关系，“教宗不同意任何与立宪制政府类似的制度”。[31]

虽然庇护九世认为局面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但高级教士们并不这么认为，在罗马的外国大使也同样不这么看。审查仍然存在，但是旧有的控制正在分崩离析。各种出版物像潮水般涌入罗马的大街小巷，表达着对改革的期望和对结束教士滥权的渴望。至于各种政治党派——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在教宗国中并不是完全非法——有各种俱乐部应运而生。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热衷于结束在罗马的圣职统治和建立统一的意大利，他们成立了罗马人俱乐部（Roman Club）。虽然他们选了一个年轻的贵族当主席，但他们350名成员中的大多数是律师、商人和小地产主等。接下来的一年，另外一个名叫民众俱乐部（Popular Club）的组织成立起来，他们之中的精英人士更少，所持的观点也更为激进。类似这样的俱乐部把总部设在了人们每晚聚集的咖啡馆，这些地方成了教宗国最初的开放及民众参与的模本。[32]

如果说教宗在咨商委员会上的致辞激起了人们的些许怀疑，但是这些话似乎并未影响到教宗的受欢迎程度。玛格丽特·福勒在1847年从罗马发给《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的报道所描述的是一位全欧洲都在谈论的高光人物，他是一个英雄般的人物，把深深的人文精神和谦逊融进了将落伍的教宗国带入现代的承诺中。

福勒写道：“他的发言展现了所谓的伟大睿智不及他心灵的高贵与亲和，也不及他对自由派的同情。”在同年晚些时候发回的急件中，她描述了一个亲身经历的场面，教宗正从马车中出来以便前往城墙外散心。“他路走得很快，穿一件简单的白色长袍，有两个身着紫衣的年轻司铎陪侍两旁；他们给跪在路旁祈求施舍的穷人分发银币，同时受人爱戴的圣父正为他们祈福。”当看到他们中有个人似乎病了，福勒继续写道，教宗的面容起了变化，“慈爱融进他的神情……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若力所能及，他想要所有的生灵都不再遭受苦痛。”福勒就像许多人一样，很快就将对教宗另眼相待，但是当时，她很难有别的想法：“他表现了毫无疑问的睿智、清晰的洞察力、勇气和决断力，但最重要的是他慷慨的人性赋予他覆及人民的权力。他的为人令自私者汗颜、使不信者正信、让人们对邪恶保持警惕，并为遭受苦难的人加油鼓劲。”[33]

但是前路上的麻烦并不难看见。“人们口中倒行逆施的耶稣会士们，”明托勋爵在发往伦敦的报告中写道，“仍然在教廷占据着大量的职位。”他们一刻不停地试图“对［教宗的］最谨慎观念发起警告，教宗唯恐侵犯到教会的正统权威，因为维持教会不受损害是他的职责。”“教宗的头脑，”据英国外交代表观察，“不如他的心肠好，他可悲地向瞄准他宗教意识的阴谋敞开了怀抱。”由于高级教士施压，明托总结道，教宗已经不再信任自由派并已经下了决心要抵制他们。[34]虽然教宗曾对自由派有过好感——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有产阶级——他们不断地步步紧逼提出要求，但这在教宗看来并不正确。[35]

第3章 进退维谷 - 图4

玛格丽特·福勒

这一切将向着何处发展呢？梅特涅确信教宗没有完成他的任务，也许他从未打算完成它。“心地善良，缺乏想象力，”梅特涅观察说，“自他被选为教宗的那一天起，庇护九世就让自己掉进一个再也无法脱身的网中。”但是教宗即将证明自己并非唯一一个无法在这场政治地震中脱身的人——全欧洲都将为之动摇。最后，不仅是教宗，梅特涅也将被迫逃亡，但他们两人中，只有一人能够回来。[36]

[1] In Guizot，François. 1872.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mon temps. Vol.8.Paris：Lévy，p.350.

[2] Lützow à Metternich，2 juillet 1847，quoted in Quazza，Romolo. 1954. Pio IX e Massimo d’Aʑeglio nelle vicende romane del 1847. Modena：Editrice Modenese，vol.2，pp.5，20.

[3] Freeborn to Viscount Palmerston，Rome，July 5，1847，BFSP，vol.36 （1861），pp.1221-22；Francia，Enrico. 2012. 1848：La rivoluʐione del Risorgimento. Bologna：Il Mulino，p.41. 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p.38-39. 同一时间，同样的民兵要求也在托斯卡纳大公国风起云涌。Francia，Enrico. 2012. 1848：La rivoluʐione del Risorgimento. Bologna：Il Mulino，pp.65-70. 在托斯卡纳，如同教宗国一样，许多地主都把卫队视作保护他们的不受看起来已经失控的民众骚乱所害的手段。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p.38-39.

[4] In Gizzi，Stefano. 1995. “Il Cardinale Tommaso Pasquale Gizzi，Segretario di Stato di Papa Pio IX.” Pio IX，p.143. 在听到吉齐辞职的消息后，梅特涅也作出了相似的反应。事情正在失控，只有上帝知道一切要如何收场。“枢机主教吉齐的继任者，”梅特涅告诉他在罗马的大使，“将会去完成不同的任务。我只是希望那不至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Metternich à Lützow，Vienne，18 juillet 1847，in Metternich，Klemens von. 1883. Mémoires，documents et écrits divers laissés par le prince de Metternich. Vol.7. Edited by Prince Richard de Metternich. Paris：Plon，pp.413-14.

[5] In Natalucci，Mario. 1972. “Un segretario di stato di Pio IX：il card. Gabriele Ferretti di Ancona（1795—1860）.” Pio IX，p.431. 这是在费雷提家族私人档案中找到的教宗便条的文本。有趣的是，一份出自撒丁尼亚大使帕雷托（Pareto）的不同文本，看起来反映了教宗有时候表现出的幽默感：“最杰出的兄弟，最杰出的吉齐已经第二次提出了辞职，我们除了接受别无选择。你知道谁是新的圣座国务卿吗？最杰出的费雷提。带着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勇气立刻到罗马来。”这段话加在7月17日帕雷托的报告中，见：Quazza，Romolo. 1954. Pio IX e Massimo d’Aʑeglio nelle vicende romane del 1847. Modena：Editrice Modenese，vol.2，p.15。

[6]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172-73；Martina，Giacomo. 2004. “I segretari di stato di Pio IX.” MEFRIM：Mélange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pp.190-91；Giovagnoli，Raffaello. 1894. Ciceruacchio e Don Pirlone. Ricordi storici della rivoluʐione romana dal 1846 al 1849 con documenti nuovi. Rome：Forzani，pp.73-76.

[7] Quazza，Romolo. 1954. Pio IX e Massimo d’Aʑeglio nelle vicende romane del 1847. Modena：Editrice Modenese，vol.2，p.30.

[8] Giovagnoli，Raffaello. 1894. Ciceruacchio e Don Pirlone. Ricordi storici della rivoluʐione romana dal 1846 al 1849 con documenti nuovi. Rome：Forzani，pp.73-76；Modena，Claudio. 2011. Ciceruacchio：Angelo Brunetti，capopopolo di Roma. Milan：Mursia，pp.29-35；Trebiliani，Maria Luisa. 1972. “Brunetti，Angelo，detto Ciceruacchio.” Diʑ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Francia，Enrico. 2012. 1848：La rivoluʐione del Risorgimento. Bologna：Il Mulino，pp.80-81；Ranalli，Ferdinando. 1848—49. Storia degli avvenimenti d’Italia dopo l’esaltaʑione di Pio IX. Florence：Batelli，vol.1，pp.56-57；Ventura，Gioacchino（Padre）. 1848. Pio IX e l’Italia ossia storia della sua vita e degli avvenimenti politici del suo pontificato seguita da molti documenti ufficiali. Milan：Turati，pp.210-11；Quazza，Romolo. 1954. Pio IX e Massimo d’Aʑeglio nelle vicende romane del 1847. Modena：Editrice Modenese，vol.2，p.4；Roncalli，Nicola. 1972. Cronaca di Roma. Vol.1，1844—1848.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p.261-62. 或者正如撒丁尼亚首相所说的：“现代的罗马可以像古罗马吹嘘西塞罗（Cicero）一样吹嘘‘雄辩者’。”罗马的英国领事在7月时也作出了类似的报告：“出于一个来自下层之人的影响力，此人是安杰洛·布鲁内提（Angelo Brunetti），他的真名并不出名，但是他的外号‘雄辩者（Ciceruacchio）’却无人不晓，在上个月，他比任何的官方权力都更有效地维持了城市的和平，人民都听从他的命令。”Mr. Petre to Sir George Hamilton，July 21，1847，BFSP，vol.36 （1861），p.1226.

[9] Florence Nightingale to Miss Nightingale，Embley，Rome，November 26，1847，letter XIII in Keele，Mary，ed. 1981. Florence Nightingale in Rome：Letters Written by Florence Nightingale in Rome in the Winter of 1847—1848. 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p.65.

[10] Martina，Giacomo. 1967b. “La lotta per l’emancipazione ebraica.” In Pio IX e Leopoldo II，ed.Giacomo Martina. Rome：Pontificia Università Gregoriana，pp.200-201；Story，William W.1864. Roma di Roma. 4th ed. London：Chapman and Hall，vol.1，pp.54-55.

[11] “I popolani di Roma e l’Universit à Israelitica，” Roma，6 luglio 1847，signed “Uno Spettatore，” BSMC，FS，n.1236457；Roncalli，Nicola. 1972. Cronaca di Roma. Vol.1，1844—1848.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p.267，269-70.

[12] 梅特涅也担心是否要等罗马爆发了革命再派出军队，这可能会挑起一场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p.45-46.

[13] 天主教主要修会之一，创立于1534年，该会修士并不奉行中世纪宗教生活的许多规矩，如必须苦修和斋戒、穿统一制服等，而是仿效军队编制，建立起组织严密、纪律森严的教团，以致力于传教和教育，并积极宣传反对宗教改革。在18世纪发展到顶峰后，耶稣会遭到欧洲各国的广泛抵制，在1773年被教宗克雷芒十四世（Pope Clement XIV）解散，后于1814年由教宗庇护七世恢复。

[14] The Austrian troop entry into Ferrara is recounted in Pareto a Solaro，Roma，21 luglio 1847，in Quazza，Romolo. 1954. Pio IX e Massimo d’Aʑeglio nelle vicende romane del 1847. Modena：Editrice Modenese，vol.2，pp.38-39；and 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48. The Austrian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regarding Metternich’s intentions is examined in Quazza，Romolo. 1954. Pio IX e Massimo d’Aʑeglio nelle vicende romane del 1847. Modena：Editrice Modenese，vol.2，pp.40-41.

[15] Lützow à Metternich，25 juillet 1847，excerpted in Quazza，Romolo. 1954. Pio IX e Massimo d’Aʑeglio nelle vicende romane del 1847. Modena：Editrice Modenese，vol.2，p.43.

[16] 这些摘录的话出自梅特涅给巴黎的奥地利公使鲁道夫·阿波尼伯爵（Count Rodolphe Apponyi）的两封信，它们的落款日期都是1847年8月6日，见：Metternich，Klemens von. 1883. Mémoires，documents et écrits divers laissés par le prince de Metternich. Vol.7. Edited by Prince Richard de Metternich. Paris：Plon，pp.414-16。在向欧洲的另一强权英国知会奥地利的行动时，梅特涅解释了派兵进入教宗国的理由，即一场革命已经开始。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认为这样的担忧“被极大地夸大了”。“无论那一小群狂热分子的脑子里有什么念头，”据他观察，“这都不足以被称为一场革命，也无法表明有试图将意大利统一在一个权威之下的任何可能性。”他承认“积已深、广泛而且理由充分的不满情绪在意大利各地存在”。但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提出，新教宗希望能修正造成这些不满的许多恶行，教宗这样的做法应该被表扬和鼓励。Metternich à Dietrichstein，2 août 1847 （communicated by Dietrichstein to Viscount Palmerston，August 11），in BFSP，vol.36 （1861），pp.1231-32；Viscount Palmerston to Viscount Ponsonby，Foreign Office，August 12，1847，and August 13，1847，in BFSP，vol.36 （1861），pp.1232-34. 当英国外交大臣得知了教宗庇护九世发给撒丁尼亚国王的信中内容后，罗马的局势对英国来说已变得更趋复杂。教宗询问待在都灵的卡洛·阿尔贝托，如果奥地利决定占领教宗国全境，自己是否可以在他的国土上寻求庇护。巴麦尊被告知，教宗要求卡洛·阿尔贝托把军舰派到罗马的主要港口奇维塔韦基亚以等候他的命令。R. Abercrombie，Turin，to Viscount Palmerston，18 August 1847，in Palmerston Papers，online.

[17] Ferrari，Rina. 1926. Il Principe di Canino e il suo processo. Rome：Libreria di scienze e lettere，pp.32-98；Bartoccini，Fiorella. 1969. “Bonaparte，Carlo Luciano，principe di Canino.” Diʐ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Stroud，Patricia T. 2000. The Emperor of Nature：Charles-Lucien Bonaparte and His World.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8] “Protesta del Governo Pontificio contro gli Austriaci，”10 agosto 1847，BSMC，FS；Pareto a Solaro，9 settembre 1847，doc.IV in Ferrari，Rina. 1926. Il Principe di Canino e il suo processo. Rome：Libreria di scienze e lettere，pp.95-96；Ventura，Gioacchino（Padre）. 1848. Pio IX e l’Italia ossia storia della sua vita e degli avvenimenti politici del suo pontificato seguita da molti documenti ufficiali. Milan：Turati，pp.265-66. 在混乱之中，教宗收到了一个最不寻常的自发提出的建议，即一封来自朱塞佩·马志尼的长信。众所周知，他是人民政府和意大利民族主义的拥护者，他也是很多欧洲宫廷最厌恶、最害怕的人。如果有一个人有能力利用教宗的政治幼稚和取悦臣民的欲望来取到便宜的话，那这个人就是这位声名狼藉的流亡伦敦者。

马志尼在信中这样开头：“圣父大人，请允许一个在数月以来满怀着希望关注着您的每一步动向的意大利人，向您表达……一些不受束缚且真心实意的话。”这位意大利爱国者建议说，教宗大概听说过有关于他的事，但那是不准确的。“我不是一个颠覆者，也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是一个嗜血者，不是仇恨者，也不是不宽容的人……我赞美上帝，而且我有一个自认为是源自上帝的观点：意大利是欧洲各国道德统一和进步文明的天使……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没有人比您更有权势。”马志尼告诉教宗，多亏了前任教宗们的不断掠夺，“天主教已经在暴政中迷失了……看看您周遭的一切；您将看到的是迷信和伪善，而不是信仰”。为了教宗能够成全上帝指派的任务，马志尼写道，他必须作为领导，为意大利统一而战。“不要询问任何人的意见，只询问上帝，遵从您内心的启发……上帝会保护您……统一意大利，统一您的国家。”Giuseppe Mazzini，“A Pio IX，Pontefice Massimo，” Londra，8 settembre 1847，in Mazzini，Giuseppe. 1912. Scritti e ricordi autobiografici di Giuseppe Maʑʑini，scelta con note storiche a cura di Alessandro Donati. Milan：Dante Alighieri，pp.154-60.

[19] 这次和重要的耶稣会士哲学家、神甫鲁伊吉·塔帕雷利（Luigi Taparelli）的对话，在1974年的著作中被重述过，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118。如塔帕雷利在多年以后非常不一样的政治情形中所透露的，这段对话值得被认真对待。

[20] Engel—Janosi，Friedrich. 1952. “French and Austrian Political Advice to Pius IX，1846—1848.”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p.13；Metternich à Apponyi，7 octobre［1847］，in Metternich，Klemens von. 1883. Mémoires，documents et écrits divers laissés par le prince de Metternich. Vol.7. Edited by Prince Richard de Metternich. Paris：Plon，pp.341-43. 相较之下，罗马的英国公使在汇报罗马城市委员会的创立时热情洋溢地说道：“毫无疑问这是庇护九世所带来的第一个重大改革举措。”Mr. Petre to Sir George Hamilton，Rome，October 4，1847，BFSP，vol.36 （1861），pp.1291-92.

[21] 俄国作家赫尔岑是当时的另一个身在罗马的访客，他时年35岁，跑去拜访教宗的时候，见到了前一任圣座国务卿枢机主教兰布鲁斯齐尼。赫尔岑回忆说这位枢机主教“看起来就像是一只老豺狗”。“我等着看他扑上去咬教宗，但是他们彼此和平地拥抱。”有趣的是，他对其他枢机主教的印象也和蒙塔内里（Montanelli）的描述相吻合，尽管他们彼此的背景可以说是大相径庭。“这一张张的脸，带着不悦的味道，让人想到了宗教审判所……这些没有家庭温暖的老人举手投足的每一个动作都表达了满是口是心非和教唆的生活，憎恨一切自由的事物，热爱权力，嫉妒。”Herzen，Aleksandr. 1996. Letters from France and Italy，1847—1851.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udith E.Zimmerman. 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pp.81-82. 赫尔岑是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他并非罗马天主教徒，无可厚非地对于天主教会没有任何正面看法，他的这种态度清晰地表现在他对1847年经历的一场在圣母大殿举行的特殊的教宗庆典的描述中。“教堂里的庇护九世坐在椅子上，头上有五颜六色的扇形物。这样的印度风格跟他毫不相配。教堂里热得出奇，冒着汗的教宗有如坐在船上，而且面无血色，像是在晕船，他的眼睛闭起来，向左右作出祝福。士兵们分列道路两旁，有身穿红衣服的贵族卫队和彩色衣服的瑞士卫队。当列队接近的时候，他们的军官喊一声‘敬礼！’然后在教堂中间，咔嚓一声，士兵把步枪举起来；军官喊一声’跪’，士兵们便在节奏声中跪下。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军队布置……让事情变得更令人不悦的是阉人歌手的歌声，一群被喂得肥胖的蒙席和吃得过饱的圣典学者……伴随着干瘪又死气沉沉的耶稣会士，还有来自偏远修道院的像野人一样的修士，你一定能明白这一切给我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Herzen，Aleksandr. 1996. Letters from France and Italy，1847—1851.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udith E.Zimmerman. 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p.82.

[22] Montanelli，Giuseppe. 1853. Memorie sull’Italia e specialmente sulla Toscana dal 1814 al 1850. Turin：Società editrice italiana，vol.2，pp.54-58.

[23] 就像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新教国家一样，英国和教宗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没有驻罗马教廷大使。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不认为卷入教宗国的事务是明智之举，因此必须要被劝说才同意派出明托勋爵（Lord Minto）。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曾提醒首相，按照英国律法，与教廷有任何关系都是犯罪。Queen Victoria to Lord John Russell，29 August 1847，with Memorandum of Prince Albert，doc.4 in Curato，Federico. 1970. Gran Bretagna e l’Italia nei documenti della missione Minto. 2 vols.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vol.1，pp.39-41 et passim. 明托之行的主要任务是赢得新教宗的援助以阻止爱尔兰的教士酝酿叛乱。巴麦尊对于爱尔兰的指令出现在10月29日的信中：“我认为我们有资格给教宗提出简单明了而且合理的要求，让他申明他对于爱尔兰教士阶层的权威，诱使他们免于干预政治，而且应该恰恰与此相反……要教育他们的信众……守法和免于使用暴力。”Palmerston to Minto，29 October 1847，doc.64 in Curato，Federico. 1970. Gran Bretagna e l’Italia nei documenti della missione Minto. 2 vols.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vol.1，pp.128-30；Wallace，Lillian Parker. 1959. “Pius IX and Lord Palmerston，1846—1849.” In Power，Public Opinion and Diplomacy，ed. Lillian Wallace and William Askew.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p.15.

[24] 明托抵达奎里纳莱宫并首次和庇护九世见面的时候着实引起了一阵轰动。和教宗见面时的恰当男性着装是正式的晨间外套、暗色燕尾服和马甲。明托当天穿着的衣服在教宗的随从们看来更适合去狩猎狐狸。1847年11月8日的明托日记，见：Curato，Federico. 1970. Gran Bretagna e l’Italia nei documenti della missione Minto. 2 vols.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vol.2，pp.238-40；see also Minto to Palmerston，Rome，14 November 1847，doc.103 in Curato，Federico. 1970. Gran Bretagna e l’Italia nei documenti della missione Minto. 2 vols.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vol.1，pp.190-94。

[25] 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113；Hales，Edward E.Y. 1962. Pio Nono：A Study in European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Garden City，N.Y.：Image，pp.39-43；Whyte，A.J. 1930. The Political Life and Letters of Cavou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9-10；Traniello，Francesco. 2001. “Gioberti，Vincenzo.” Diʑ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Borutta，Manuel. 2012. “Anti—Catholicism and the Culture War in Risorgimento Italy.” In The Risorgimento Revisited，ed.Silvana Patriarca and Lucy Riall，London：Palgrave Macmillan，pp.192-93. Rossi’s original instructions regarding the Jesuits is found in “Instructions de M. Rossi，”15 mars 1845，MAEN，RSS 272. Some sense of the reaction to these attacks by the Jesuits in Rome at the time can be found in ARSI，Ital 1015 0145 （24 dicembre 1847）.

[26] Minghetti，Marco. 1889. Miei ricordi. Turin：Roux，vol.1，p.219.

[27] 教宗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的私生子，瓦伦蒂诺公爵，18岁晋升枢机主教，被父亲当作宗教领袖培养，曾呼风唤雨、权倾一时，令人谈之色变。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即以其为原型。

[28] “Rome，Naples，and Sicily，” TL，September 17，1849.

[29] See Coppa’s （1990）biography of Antonelli，as well as Pirri，Pietro，S.J. 1958. “Il cardinale Antonelli tra il mito e la storia.” Rivista di storia della chiesa in Italia，p.81；Martina，Giacomo. 2004. “I segretari di stato di Pio IX.” MEFRIM：Mélange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pp.194-96；Falconi，Carlo. 1983. Il Cardinale Antonelli. Vita e carriera del Richelieu italiano nella chiesa di Pio IX. Milan：Mondadori，p.144；Aubert，Roger. 1961. “Antonelli，Giacomo.” Diʐ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p.2；and Hales，Edward E.Y. 1962. Pio Nono：A Study in European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Garden City，N.Y.：Image，pp.157-58. 关于烟的传闻，见：Ward，David. 1970. 1848：The Fall of Metternich and the Year of Revolution. London：Hamish Hamilton，p.98。这些内容很可能是伪说，然而也反映了时人的想法。拈花惹草的摘录来自Adolph Mundt （Negro，Silvio. 1966. Seconda Roma，1850—1870. Milan：Hoepli，p.161）。公饱私囊的说法来自Coppa，Frank J. 1990. Cardinal Giacomo Antonelli and Papal Politics in European Affairs.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p.20。

[30] Mr. Petre to Sir George Hamilton，Rome，November 17，1847，BFSP，vol.36 （1861），pp.1347-49；Minto to Palmerston，Rome，18 November 1847，doc.112 in Curato，Federico. 1970. Gran Bretagna e l’Italia nei documenti della missione Minto. 2 vols.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vol.1，pp.205-6；Florence Nightingale to W. E. Nightingale，Rome，November 16，1847，letter X in Keele，Mary，ed. 1981. Florence Nightingale in Rome：Letters Written by Florence Nightingale in Rome in the Winter of 1847—1848. 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pp.46-51；Rossi à Guizot，Rome，18 novembre 1847，in Ideville，Henry，comte de.1887. Le comte Pellegrino Rossi，sa vie，son oeuvre，sa mort（1787—1848）. Paris：Michel Lévy Frères，pp.172-75；Coppa，Frank J. 1990. Cardinal Giacomo Antonelli and Papal Politics in European Affairs.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p.42；Francia，Enrico. 2012. 1848：La rivoluʐione del Risorgimento. Bologna：Il Mulino，pp.62-63；Chantrel，J.1861. Annales ecclésiastiques de 1846 à 1860. Paris：Gaume Frères et J.Duprey，p.33. Rossi’s report on the day to Guizot，dated November 18，1847，is reproduced in Guizot，François. 1872.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mon temps. Vol.8.Paris：Lévy，pp.389-92.

[31] 罗西告诉新任圣座国务卿，教宗在新的世俗信徒机构，即只有咨商委员会的事情上表现了无比的幼稚，罗西告诉教宗：“这权力太小了。要是在一年以前还有可能……那时候人们对于希望还很羞怯。留给幻想的时间已经结束了……激进分子们已经在砸你的门了。你必须面对他们。你的教士阶层不能单独面对。你必须得有世俗信徒的帮助。”他补充道：“我已经说了一年多了，现在我再重复一次，如果你在召唤世俗信徒担任和宗教或教会事务无关的职位时不加强自身的话，所有的事情都将变得难以做到，激进分子们会觉得所有的要求都是可能的。你将会把咨商委员会扔到他们的怀里去。”Chantrel，J.1861. Annales ecclésiastiques de 1846 à 1860. Paris：Gaume Frères et J.Duprey，pp.33-34；Minghetti，Marco. 1889. Miei ricordi. Turin：Roux，vol.1，pp.295-96.

[32] Gabussi，Giuseppe. 1851—52. Memorie per servire alla storia della rivoluʐione negli Stati romani. Genova：R.I.de’Sordo—Muti，vol.1，p.57；Roncalli，Nicola. 1972. Cronaca di Roma. Vol.1，1844—1848.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93；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1，p.279；Spada，Giuseppe. 1868—69.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di Roma e della restauraʑione del governo pontificio dal 1 giugno 1846 al 15 luglio 1849. Florence：Pellas，vol.1，pp.286-97.

[33] Fuller，Rome，October 18，1847，and December 17，1847，letters XVII and XIX in Fuller，Margaret. 1856. At Home and Abroad. Edited by Arthur Fuller. Boston：Crosby，Nichols，pp.242，263-64.

[34] Minto diary entry for December 19，1847，in Curato，Federico. 1970. Gran Bretagna e l’Italia nei documenti della missione Minto. 2 vols.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vol.2，pp.242-48；Minto to Palmerston，Rome，31 December 1847，doc.160 in Curato，Federico. 1970. Gran Bretagna e l’Italia nei documenti della missione Minto. 2 vols.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vol.1，pp.282-86.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183，他是一名耶稣会士，也是庇护九世的传记作者，他对教宗看待耶稣会的看法提出了不同观点，即事实上他并不十分反对耶稣会。

[35] 这样的紧张关系现在也在新的委员会里拉扯。委员会成员想要他们的辩论能公开，教宗则反对这么做。“我确信，”来自博洛尼亚的委员马西莫·达泽格里奥在首次会议召开不到一个月以前在一封信里写道，“这么说让我感到十分受伤，即庇护九世的魔法将不会持续下去。他是个天使，但是他不得不面对太过狡猾的魔鬼。他的政府十分混乱，许多都已腐败，他将无法逾越所面对的障碍。”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p.3：110-11. 关于对教宗此时困境的分析，见：Rossi à Guizot，Rome，18 décembre 1847，n.61，MAEN，RSS409。

[36] Metternich à Ficquelmont，à Milan，Vienne，9 décembre 1847，in Metternich，Klemens von. 1883. Mémoires，documents et écrits divers laissés par le prince de Metternich. Vol.7. Edited by Prince Richard de Metternich. Paris：Plon，pp.7：442-44；Coppa，Frank J. 2003. “Pio Nono and the Jews：From‘Reform’to‘Reaction’1846—1878.”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p.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