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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部分 受畏惧的人
第18章 制动的套索
教宗国三人执政委员会
以圣父大人之名
行圣恩统治
至教宗陛下现世统治下的所有臣民
神圣的天意，通过所向披靡、无上荣耀的天主教军队拯救了所有教宗国的人民，让人民逃离了最狂暴、最黑暗的暴风漩涡，尤其拯救了罗马人民和罗马城——这个我们最神圣宗教的所在地和中心。因此，为了信守7月17日在加埃塔发布的敕书宣示中的承诺，圣父大人如今派我们全权来到你们中间，将以最佳的手段和最快的速度恢复秩序，抚平那一小撮无政府主义暴民造成的损害。
这份公告上的日期是1849年8月1日，发自奎里纳莱宫，上面签有三位新近得到任命的枢机主教的签名。这份公告表明教宗国政府已经重临罗马。几个小时之内，所有沿着科尔索大道张贴的副本都被扯了下来，这件事被枢机主教们指责为“民主分子的愤怒”。
罗马市民把枢机主教委员会称为“红衣三人团”，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衣服的颜色，也是缘于他们对反对者的毫不留情。人们曾期待他们中至少能有一名世俗信徒。但是，正如他们所见的，教宗派来了一群坚持宗教审判所的保守教士。在8月1日的第一次公开行动中，枢机主教们想要举行庄严肃穆的游行仪式，终点定在了圣彼得大教堂，但是法国军官和城市里的高级教士们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告诉三位枢机主教，罗马还没有足够“清洗干净”。[1]
第二天，“红衣三人团”宣布了他们的第一项决定，废除了自罗西被刺杀以来的所有行政举措。重新恢复了宗教法庭，所有罗马市民都极为痛恨由圣职来当主持。自11月15日开始，所有的政府雇员都被解雇了。所有曾拒绝为罗马共和国效力的人都受到欢迎，重新回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上。一个特别委员会还将决定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继续任职的人是否可以获得允许，保留他们的职位。一天后，枢机主教们宣布，罗马共和国时期流通的货币将只有票面价值的零头。[2]
虽然教会的压迫主要体现在宗教审判所上，但是最让罗马人警惕的是代理枢机法庭的恢复。宗教审判所主要负责处罚违反戒律的圣职人员。代理枢机法庭处理的大部分案件则和罗马市民息息相关。凭借幕后的教廷警察势力和基层教士们的警惕目光，代理枢机法庭深深地侵入着人们的私人生活。[3]
法军害怕新的枢机主教委员会将引发混乱，他们在8月3日进行了一次有力的展示。战区好像又一次重临罗马，所有的骑兵和步兵都在一夜之间进驻了主要的广场，战马上鞍、子弹上膛。法军将三门大炮推到了人民广场上，炮口对着城市的主干道。所有的这一切，据刚刚抵达的奥地利领事的观察，“完全没有促使公众转变态度”。枢机主教和法国将军们的首次会议也没能顺利地进行。法国人知道，意大利人不会对枢机主教们无法流利地讲法语感到惊讶。对枢机主教们来说，则感觉受到了冒犯，将军们没有亲吻他们的指环，他们觉得这些人真是粗野。[4]
“如果奎里纳莱宫不是有法军守卫的话，”伦敦《泰晤士报》驻罗马的记者这样写道，“当人们发现从一个貌似慈祥的教宗身上已经得不到任何的许诺时，从加埃塔发来的一切都会引发严重100倍的怒火，罗马连一个小时的安全也不会有了。”英国记者注意到了当地人对法军态度的转变。在枢机主教们到来之前，罗马人把法军视作教宗军队的延伸。现在他们则把法军看作站在“他们和对枢机主教的复仇之间的人”。[5]
法国和新的教宗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已变得愈发明显。枢机主教们渴望把罗马共和国的相关要人斩尽杀绝。这样的做法让托克维尔坚持认为将会导致灾难发生，他警告科瑟尔勒：“我们将会在全世界面前颜面尽失、身败名裂。”他命令科瑟尔勒和乌迪诺，要确保不能举行这样的审判。
但是迫害很快就开始了。8月8日晚上，两个教廷警察闯入了负责共和国军医药事务的主管人佩德罗·利帕里（Pietro Ripari）的家。身处狱中的利帕里要求知道他会面临怎样的指控。他们告诉他，对他的指控源自1848年他和马志尼在瑞士的通信以及他批评教宗的写作。在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接受了一系列的审判之后，这名医生最终在两年后被判处了20年监禁，罪名是“非法通信”。教宗的地牢里挤满了这样的不幸冤魂。[6]
托克维尔很生气。即使是温和的改革，教宗也毫不含糊地拒绝了，“这导致我，”他对科瑟尔勒坦白说，“极度的烦恼，我甚至无法克制……我们为他花了钱，赔上了士兵的生命，我们在危险境地中给他冠上了支持自由的声誉。是我们出手救了他，不然这场革命可能早就把他推翻了，然后在这一切之后，他们居然敢拒绝我们，怎么可以这样？”
法国，托克维尔提醒他的公使，在介入罗马时曾抱持三个目标。他们已经达成了前两个：确保法国对意大利施加相当的影响；确保教宗地位之独立。但是他们不能在没达到第三个目的的情况下就离开罗马：教宗国的人民一定要处于“真心诚意的自由制度”的统治之下。法国的荣誉和尊严，托克维尔斩钉截铁地说：要求我们达成这三个目标。“如果没达成必要的结果就离开的话，那还不如干脆不要插手”，他忿忿地说。[7]
当第一份关于镇压的报告送达的时候，托克维尔给乌迪诺将军写了一封信，斥责他没有阻止这件事。法国外交部部长在信上说：
我收到的所有关于意大利的消息都让我愈发地确信，自从教宗国政权回归罗马以来，你都还没有明白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你好像觉得现在什么都不用做，而是成为一名旁观者，观察教宗国政府的行动……我从报纸上和书信中得知，在你的赞成或至少是默许下，被全欧洲大加谴责的机构，例如宗教审判所和遭人厌恶的代理枢机法庭已经重新被建立起来。[8]
托克维尔没有告诉乌迪诺的是，在他写信的同一天，他终于成功地让路易-拿破仑将乌迪诺解职了。“在过去一个月的每一天里，”他告诉科瑟尔勒，“我都在要求把乌迪诺将军召回来，只是因为惰性的关系才没有获准。今天，我明白地表明如果不将他召回，那我将拒绝执行任何任务。他才终于答应了。”[9]
8月4日，也就是同一天的清早，乌迪诺还不知道他已经被解职了，他还在思忖着自己终于有时间可以见到庇护九世了。乌迪诺乘坐了一艘法国船只来到了加埃塔。带着慈爱的微笑，教宗拥抱了这位将军，赞扬了他为教廷和教会所做的一切。[10]
第二天，乌迪诺和教宗进行了一次长谈。将军告诉他，假如当初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的话，他的首席大臣根本不可能被暗杀，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也就根本不会发生了。乌迪诺提出，他和他的高级将领们很乐意为教宗效劳，愿意针对组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提供建议。与此同时，他力劝教宗尽快回到罗马。
庇护九世对此提出了异议。那里的公众情绪，他恐怕仍然太过愤慨，这让他无法立即回归。他再一次为罗马市民的不知感恩而悲伤。他指出，也许自己应该先移驾罗马郊外山上的冈多菲堡（Castel Gandolfo），那是历任教宗们的夏宫。[11]
*
在巴黎，罗马发生镇压行动的报道点燃了国民议会的怒火。为了回应代表提出的要求，托克维尔被迫要作出保证，让法国出兵远征的目标能够圆满达成，不可以让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死灰复燃，托克维尔只能不情愿地站起来发言，左翼代表们则在整个过程中不断地打断。
这位外交部部长说道，法国正在和教宗磋商，这是关键的时刻，他们的目标是确保教宗维持他之前已经创立的自由制度。鉴于各位代表拥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托克维尔告诉他们，这件事不适合公开讨论。会议大厅的左翼席位此时发出了强烈的刻薄笑声，同时右翼则传来了赞同的声音。
“我有权不仅相信，而且要用尽可能正式的方式说明，”托克维尔在他的发言临近尾声时作出结论，但让他感到恼火的也许并不是左翼代表们一直在起哄喧闹，而是他自己不得不厚着脸皮忍受他们的不悦，“这是圣父大人的坚定意愿。一个天主教徒，一个持善念的人怎能怀疑庇护九世所说出的话呢？基于教宗和我方的强烈意愿，我们可以确定，我国在意大利的远征将不会带来一个盲目又不合时宜的保守政权”。[12]
*
在亚平宁山脉的深处，加里波第和他的人马好像已离末日不远了。他们在早些时候放弃了在罗马以北建立一个根据地的计划，加里波第现在已经把他的目光锁定在了威尼斯，这是意大利最后一块仍然坚持反抗奥地利的地区。经过了几个星期的行军，他的军队规模已然缩水，患病、受伤、饥饿和丧失了意志的人不是被甩在了身后，就是被打发走了。
到了7月底，加里波第带领他的军队前往袖珍的山地共和国圣马力诺，穿过茂密的森林和湍急的河水，他们把奥地利追兵甩在了身后。加里波第在圣马力诺解散了誓言为他战死的人们。“记住，”加里波第告诉众人，“宁可死也比给外国人当奴隶苟活要好。”加里波第将大多数部下留在了身后，随即带着怀孕的妻子和300名追随者，怀着希望前往威尼斯。在圣马力诺当局的调停下，驻扎在附近的奥地利军队许诺，其余的人如果放下武器，就可以回家。其中有900人同意这样做，但他们很快就将后悔对奥地利人的信誉和荣誉感所抱有的信任。
在抵达了亚得里亚海岸之后，加里波第和他的追随者攻打并占领了一座奥地利哨站，他们在得到了13艘渔船后向威尼斯驶去。加里波第生来就是一个水手，在海上，他感到如鱼得水，但是过不了多久，速度更快的奥地利军舰就追上了他们并朝他们开火。大部分船只被俘，船上的人被拷上锁链送到了附近的奥地利堡垒中。如奇迹一般，加里波第、他的妻子阿尼塔、修士乌戈·巴希、“雄辩者”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成功地逃脱了。
他们在费拉拉北部沿岸的一个无人区登陆，加里波第决定，他们最好分成小组行动。他和阿尼塔向拉韦纳（Ravenna）进发，希望能在那里得到帮助。第三天，在奥地利人的穷追不舍之下，已经怀有七个月身孕的阿尼塔实在无法再向前行走了。她已经被山路的艰难累得精疲力尽，开始发起高烧。一天后，阿尼塔离开了人世，她肚子里的第四个小孩已永远不会来到人间。心境陷入狂乱的加里波第继续前进。在沿路同情者的帮助下，他跨过半岛，来到托斯卡纳沿岸并从那里安全地抵达了热那亚。[13]
加里波第和他濒死的妻子阿尼塔
当加里波第成功逃离了危险，那些在圣马力诺放下武器的人已经戴着锁链被送到了博洛尼亚。当地的一本日记这样描述了当时的场面：“今天中午，在步兵和骑兵的中间，6个曾效命加里波第军团的人抵达了城里……这些可怜的人全身被捆着，光着脚，他们的惨状足以让最铁石心肠的人为之动容……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命运将会怎样。”[14]
乌戈·巴希已经成功抵达了位于费拉拉东部的沿海城镇科马乔（Comacchio）。当地的一名眼线向警察举报了他，警察旋即将乌戈·巴希转交给了当地的奥地利指挥官。[15]
对于博洛尼亚的奥地利将军来说，这个叱咤风云的知名修士、加里波第的左膀右臂，绝对是一个天大的赏赐。他正在为加里波第的逃脱而懊恼，盘算着一定要展开报复。他直接给这位巴尔纳伯会修士冠上私带武器的虚假罪名，没经过审判就将他判了死刑。8月时，被捆起来的乌戈·巴希被8个士兵举到了一辆军队马车上，游街开始了。在马车的两侧各有一名神甫跟随，还有一名鼓手敲着葬礼的鼓点。当他们抵达刑场以后，巴希跪下来祈祷。有一个士兵要给他戴上眼罩，但是他要求由那名神甫代劳，从而让自己在死前最后接触到的是一名圣职。指挥官举起了佩剑，巴希的祈祷声回荡在刑场的上空，奥地利人猛地向下挥动胳膊。这是来自博洛尼亚的爱国修士的最后瞬间，他早就预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刻，他曾勇敢地冒着法国人的子弹照顾伤者，给疲惫的罗马守军带来上帝的话语，现在他瘫倒在地，几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身体。[16]
修士乌戈·巴希被捕
“雄辩者”，罗马的民众英雄，他所面临的则是更残酷的命运。他和两个儿子在8月9日一起落网。和他们一起被捕的还有其他5名加里波第的追随者，其中一人是个年轻的神甫，曾和乌戈·巴希一起照料伤患和奄奄一息的革命者。第二天午夜，奥地利士兵带着8名囚徒，让他们分为两组、相互捆着手腕前往刑场。奥地利人没有进行审判。“雄辩者”和他的小儿子洛伦佐（Lorenzo）捆在一起，他恳求克罗地亚军官能够放了这个孩子，他才13岁。带着讥讽的笑脸，军官下令先把这个孩子射死。随后他们才把枪口对准了“雄辩者”和他的长子鲁伊吉（Luigi）。[17]
*
在加埃塔，雷内瓦尔仍在试着说服教宗能够采取改革路线，他给教宗带来了一封托克维尔不久前写给大使的信，并大声地朗读了信上的内容。这封信措辞严厉地细数了法国对教宗的失望，并提出了警告，如果教宗不顾法国建议的话。
“你不相信我，”激动的教宗打断了雷内瓦尔，“这不公平。我的话从来没有变卦过。我所许诺的事情，我会做到。我为什么要食言我曾许下的承诺呢？”
“法国，”雷内瓦尔回答，“已经等得足够久了，而且至今没有看到任何结果……旧法已经再次建立，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们会在近期得到修改。难道巴黎的不悦和失望还会让人惊讶吗？”
西班牙、奥地利和那不勒斯，教宗回应道，都对目前的进程感到满意，为什么唯独法国觉得它不行呢？
“法国，”大使说道，“冒着政府的存亡之危来保护您。”法国政府必须要给它的人民一个答复。“那不勒斯的国王或是奥地利的皇帝难道有需要去答复什么人的质询吗？”雷内瓦尔问道。
“迟早会的。”教宗说。
雷内瓦尔可不打算轻易将这个话题放下。“我不这么看，”他说，“从我来的地方，当新的力量已经积聚起来，最重要的即要把政府的计划讲明白。我们相信，在想要安抚人民的情绪时，不确定性是一种最糟糕的状态，关于这件事，我们法国有大把的经验。所以，我们等待圣父大人能够在第一天就把计划说清楚。”
“阁下，我们应该改变你的态度，”教宗回答，“你瞧啊，你所说的，你是在威胁、恐吓我吧！就因为你背后有30000人，你就觉得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我的身上吗？”
“圣父大人，请不要误会，”雷内瓦尔回答说，他试图平复教宗的情绪，“我们一开始就请求您准许一部宪法——”
“你要是还这么坚持，”教宗打断了他，“我是绝对不会回到罗马的。”
“我不是在坚持，但我们的要求是，您能答应对我们作出的承诺，还有任何事能比这更温和吗？”
雷内瓦尔越来越泄气了，他在给巴黎发回的报告中讲得很清楚。
过去几年发生的历史向我们表明了许多事，例如向教宗施压是完全没有用的。在这一切中，教宗展现了一名圣职在精神层面的最本质属性。在他的沉默中，他已经把一切都说明了。施压只是白费力气，徒劳无功。他坚定地不改初衷，最后有人要被迫妥协。我们没有逼他。任何其他一位君主，一旦离开他的国家，就将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但是这个人即便在流亡中，也不会失去什么。我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劝说。我们可以告诉他所面临的危险，并告诫他要力求避免这种危险，但是从此时起，当我们看似是要对他施加影响时，我们的任务其实早已失败了。[18]
*
当法国大使在加埃塔和教宗发生争吵时，当骇人听闻的死刑正在教宗国北部省份有条不紊地进行时，罗马城里也在发生着变化。乌迪诺的位置被59岁的老将军路易·德·罗斯托兰所取代。在7月时，正是罗斯托兰作为罗马军政府的执政官，作出努力来平息城中的暴力事件。并不乐观的托克维尔这样告诉科瑟尔勒：“没错，他的确是个不重要的人，但他做事准确、守时、诚实，在缺少任何更好人选的情况下，有他也足够了。我是这么希望的。”[19]
托克维尔指示这位新任的军队首领在所有的政治事务上听从科瑟尔勒的建议，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因为科瑟尔勒正在养病。“我的排泄物里几乎已经没有血了”，科瑟尔勒在8月中旬带着些许欣慰之情向托克维尔报告。他写信给外交部部长建议说，根据医生的建议，他正计划从加埃塔的莫拉搬去卡斯蒂拉马里（Castellamare）静养，这个地方位于那不勒斯湾的顶端，天气不会那么炎热。在那里，他可以得到妻子的照料，他的妻子正是美国革命时期的法兰西英雄拉法耶特将军（General Lafayette）的孙女。
对于科瑟尔勒身体微恙一事，庇护九世则收到了不同的消息。虽然这位法国公使据说是得了炎症性痢疾和脑发热，但是外交部门里的某个人告诉教宗，法国公使的突然离开并非出于身体上的病情，而是缘于精神崩溃。按照他的说法，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他身上发生了。[20]
8月中旬，当加埃塔的天主教四国会议重新召开时，雷内瓦尔发现自己是在单打独斗。他已经放弃了法国早先提出的立宪要求，大使催促教宗至少要创立一个拥有征税权的世俗信徒委员会。安东内利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设想。这样的一个委员会，他解释说，将会带来“所有导致流亡加埃塔的荒唐和危险再度出现”的可能性。埃斯特哈齐声明强烈支持安东内利，西班牙大使马丁内斯也是如此。马丁内斯是西班牙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他早先曾被认为是政治上的进步派。但是对西班牙来说，罗马问题是独一无二的，这件事要以纯粹的宗教眼光来看待。教宗不能作为立宪君主来统治。教宗国更适合让教会来统治，所以世俗信徒只能扮演微小的、支持性的角色。马丁内斯的温和、文学自觉和虔诚的宗教使命感让他成了庇护九世最喜欢的人之一，他的支持也帮助教宗下定了决心。[21]
雷内瓦尔已经感到绝望了。他向托克维尔保证，如果法国当初能在教宗拒绝在罗马立宪的事情上作出让步的话，那么现在教宗将有可能允许成立如遮羞布一般的征税委员会。但是现在，这件事也遭到了一口回绝。
“游戏已经结束了，”雷内瓦尔慨叹道，“如果他们能给我留一些诉说时间的话，那也算是有礼貌了。”[22]
*
在罗马，教宗神权政治的所有专制元素都已被恢复。8月中旬，枢机主教们宣布将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所有政府、警务、法庭和公共行政机关的人员，从而决定他们中有谁参加了“已经过去的政治动乱”并要接受惩罚。这个委员会也将调查所有的公共养老金受领人，以决定谁的养老金要遭到停发。相似的委员会已在教宗国各地建立起来，枢机主教们还恢复了严密的审查制度，目的是“防止受结社思想或民主情绪侵害的期刊报纸造成破坏，这些媒体会导致公众品德败坏、危及公共安全”。[23]
新政府的大臣职位也得到了重新安排。其中最重要的职位，也即唯一握有实权的内政大臣，将掌管整个警务系统。对于这个职位，教宗带回了那个臭名昭著的“蒙席斗牛犬”多门尼科·萨维利。正如一个编年史作家所描述的，这位广受憎恨的警察头子是“一个铁石心肠、惹人厌而且报复心重的人”，这只斗牛犬很快就和法国人起了冲突。“真是个不幸的决定”，雷内瓦尔这样评论道。在他上任几天后，萨维利就试图让法军帮忙追捕前制宪会议的代表。[24]
8月23日，枢机主教们发布了新的公开声明：反天主教、反圣职统治的罪人，最近叛乱的匪首早该受到惩罚了，这个时间已经拖延太久。他们正在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监督对这些人的审判，萨维利蒙席将全权负责监督工作。[25]罗马的气氛压抑难挨，尼尔上校这样观察，他写信告诉自己在法国的兄弟：
政治状况很糟糕。罗马街道上充满了服饰各异的教士、方济会托钵僧（Capuchin）和多明我会修士，这些人的傲慢行为挑动着军队的耐性。他们出现在公共场所的各个角落，和法国教士的体面修养大相径庭。总的来说，他们是政治人，为了保住旧有的权位而大声呼号。从另一方面看……绝大多数的世俗信众都强烈反对由圣职来把控政府，并且厌恶这种政治影响力的回归。[26]
法国内阁相信教宗和他周围的人正把他们看成笨蛋，面对着在全世界和本国人民面前颜面扫地的险境，眼看着奥地利及其盟友正在恢复罗马的专制统治，内阁已然忍无可忍。在8月中旬的一次会议中，长久以来都对罗马的军事行动持有怀疑态度的法国总理再次检讨了新近发生的令人愤怒的事件。教宗之前曾许诺，在罗马当政的委员会将主要由世俗信徒组成。事与愿违的是，他指认了三名枢机主教。在第一次接见在罗马驻扎的法国将军和高级将领时，枢机主教们甚至懒得穿上他们鲜红色的长袍，他们让乌迪诺和其他人在门外等了很久很久。当法军将领终于得到了接见，枢机主教们冷冰冰地和他们打了招呼，然后开始下达命令——并没有像法国曾要求的那样征求乌迪诺的意见。随后，重临罗马的教宗国政府最先采取的措施之一就包括恢复了宗教审判所。法国的荣誉感，巴罗说，要求他们不能再遭受这样的侮辱了。
在总理言辞激烈的长篇演说后，托克维尔向内阁成员们宣读了他近期收到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的来信。这位英国大臣在信中说，如果法国政府给驻罗马的法国军队传达的捍卫自由的命令的意义是如此微不足道的话，那么他怀疑，英、法两国政府是否还能继续合作。罗马的远征已经引来了巨大的尴尬，现在威胁到了法国和英国的同盟，这是法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法国流了大量鲜血，付了大量金钱来帮助教宗回归罗马，巴罗说，可庇护九世非但没有表现感激，反而用极其糟糕的方式相要挟。这场猜谜游戏是时候该停止了。[27]
阿尔弗雷德·德·法鲁，法国的公共教育和宗教事务部部长，一位炽热的教宗捍卫者对此十分警觉，他力劝同僚不要采取任何的鲁莽行动。当会议暂停以推迟最终决定时，法鲁急匆匆地跑到了教廷大使那里。他告诉被吓住了的大使，如果自己今天没有参会，那么法国从罗马撤军的决定早已拍板定案了。就像往常一样，他补充道，总统的善意再一次保护了他们。只有路易-拿破仑，或是范围更缩小的话，只有托克维尔，他说，才对罗马事务有所了解。至于剩下的那些部长，他们“既不明白教宗是什么，也不知道宗教为何物”。他已经无法再阻止他们了。法鲁告诉教廷大使：
为了教会的福祉，我恳求你能给安东内利写一封信，让他至少能对法国的公使展现起码的尊重，甚至比这更重要的，指明圣父大人想要遵循的政治路径到底是什么。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看在宗教的分上，让他公开说出来，而且要尽快说。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政府将会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这是会深深伤害天主教心脏的举措，将会毁灭圣父大人的现世统治。[28]
*
科瑟尔勒仍处于康复之中，雷内瓦尔则继续面见教宗，但他取得的效果微乎其微。大使表达了对大规模抓捕政治异见人士的不满，教宗的回应十分典型。他说道：“在罗马，他们认为［被捕者］数量巨大，但是我的意见恰恰相反，我的抱怨是他们抓得还不够多。”庇护九世认为罗马的镇压远不谈不上过度严苛，而是仍过度放纵。“司法程序，”教宗抱怨道，“仍是一个僵局。罪犯仍然没有遭到惩处。那些曾公开反对我的人正大摇大摆地走在罗马的街道上……真正应该让我们警惕的是镇压行动的完全缺失，以及对各种罪犯的长期不予惩罚。像是这样的局面，”教宗进一步问道，“难道我能发布什么大赦吗？我还能做梦回到罗马吗？”
雷内瓦尔回忆说：“教宗已然受了刺激，我看出了……清晰的受难迹象。他已经对我们的要求感到厌烦。我们的控诉让他觉得腻烦……他已经关闭了通往让步的道路，而是要起身反抗……他现在已经清楚地表明，只要法国人不改变态度，他就不会返回罗马。”然而，雷内瓦尔写道，在枢机主教们一心想要报仇之时，各国外交官们也在暗地里和奥地利联络，“教宗是我们唯一的支持。除了教宗以外，我们没有别人可以依靠。在教宗的内心深处，比起奥地利，他总是更贴近法国。很快，”法国大使预测，“事情就会迎来转机。”[29]
[1] 枢机主教发出的这份公告的原件可参见：ASV，Segr. Stato，Spoglio Pio IX，3，f.270r；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4，pp.246-48；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380；Barrot，Odilon. 1876. Mémoires posthumes de Odilon Barrot. Vol.3.Paris：Charpentier，pp.408-10。圣座国务卿办公室的报告描述了撕掉公告并且建议枢机主教不要在圣彼得大教堂进行计划的游行，可参见：ASV，Segr. Stato，An.1849，Rubr.155，fasc.2，ff.2r-11v。法国在罗马的临时外交代办向托克维尔报告了罗马市民对于枢机主教们提出的声明的逆反和厌恶。Belcastel à Tocqueville，Rome，4 août 1849，MAEN，RSS 410. 雷内瓦尔在报告局势的时候还补充了和人们的厌恶情绪一起的还有对枢机主教德拉·更贾的“极度不欢迎”。Rayneval à Tocqueville，Gaëte，4 août 1849，n.161，MAEC，PAR.
[2] 这一“决定”的原件可参见：ASV，ANM，b.313，f. 205r。
[3] Petre to Palmerston，Rome，July 25，1849，enclosure 1 to doc.102 in Parliament（U.K.）. 1851.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Rome，1849. 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Papers，online，pp.91-92.
[4] Palomba，console generale d’Austria a Civitavecchia，a Schwarzenberg，Civitavecchia，7 agosto 1849，doc.118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328-32；De La Rochère，Eugénie Dutheil，comptesse. 1853. Rome：souvenirs religieux，historiques，artistiques de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en 1849 et 1850. Tours：Mame，pp.180-81；“The Papal States，” letter dated August 5，TL，August 14，1849.
[5] “在30000条法军刺刀的影响下，我们这里平静得堪称完美，但是尽管人们不敢大声讲话，但无不咬牙切齿，发誓报仇。”“The French and the Pope，” datelined Rome，August 7，TL，August 18，1849.
[6] 利帕里（Ripari，Pietro. 1860. Pietro Ripari al Cardinale Antonelli. Milan：Fratelli Borroni）在他给枢机主教安东内利的公开信中重述了自己的经历。他后来被关押了七年。
[7] Tocqueville à Corcelle，Paris，2 août 1849，doc.132 in Tocqueville，Alexis de. 1983. Œuvres complètes. Correspondance d’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Francisque de Corcelle. Paris：Gallimard，vol.1，p.346；Tocqueville à Rayneval，Paris，4 août 1849，MAEN，RSS 274.
[8] Tocqueville à Oudinot，Paris，4 août 1849，MAEN，RSS 411. 雷内瓦尔和托克维尔对于代理枢机法庭持有相同的看法。他在本月晚些时候写给托克维尔的信中指出，这些法庭在教宗国到处都有，每一个都处在教区主教的监督之下，法庭的目的是监管人们的道德。法国大使在报告中说，这是“世界上最令人恶心反胃的发明”。Rayneval à Tocqueville，Gaëte，24 août 1849，particulière，MAEC，PAR.
[9] Tocqueville à Corcelle，Paris，4 août 1849，doc.133 in Tocqueville，Alexis de. 1983. Œuvres complètes. Correspondance d’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Francisque de Corcelle. Paris：Gallimard，vol.1，p.348.
[10] Rayneval à Tocqueville，Gaëte，4 août 1849，n.161，MAEC，PAR.
[11] Rayneval a à Tocqueville，Gaëte，6 août 1849，n.163，MAEC，PAR.
[12] 8月6日国民议会议程的记录可参见：Assemblée nationale.1849c. Compte rendu des séanc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Du 21 juillet au 10 octobre 1849. Paris：Panckoucke，pp.250-68。第二天，《新闻报》（La Presse）赞扬了托克维尔发言的诚恳，但指出虽然他以无可置疑的诚恳描述了他为确保教宗不回到过去的压迫统治所作出的努力，但相信这件事能够成功是非常幼稚的。“他在大多数人身上留下了伤口，而且也没有让少数人满意。他的演说荣耀了他的人格，所减损的是他作为部长的影响力。”“France，” TL，August 9，1849.
[13] 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4，pp.220-26；Hoffstetter，Gustavo von. 1851. Documenti della guerra santa d’Italia：Giornale delle cose di Roma nel 1849. Turin：Cassone，p.450；Vecchi，Candido Augusto. 1851. La Italia. Storia di due anni 1848—49. Turin：Perrin，pp.509-10；Garibaldi，Giuseppe. 1888. Memorie autobiografiche. Florence：Barbèra，p.252.
[14] 这位日记作者是波垂格里（Bottrigari），见Beseghi，Umberto. 1946. Ugo Bassi. 2 vols.Florence：Marzocco，p.220。
[15] 在他们从乌戈·巴希，这位多产诗人那里拿走的私人物品中，还包括他最新诗作的草稿《胜利十字架》（The Victorious Cross）。在得知巴希被捕的消息时，在当地代理缺席的科马乔主教（Bishop of Comacchio）行使权力的教宗国将军要求将巴希交到他的手上，因为作为一名修士，巴希可以享受圣职人员的免责，并且在教宗国中，只有教廷当局才有权惩处修士。当奥军指挥官拒绝了这个要求时，一位圣职给博洛尼亚总主教发送了一封急件，通知他正在发生的事。与此同时，这位著名修士被捕的消息也传到了贝蒂尼蒙席（Monsignor Bedini）那里，他是管理博洛尼亚的教廷官员。第二天，奥地利士兵把被拷住的修士放进一辆马车前往博洛尼亚。路易吉·卡洛·法里尼（1850-53，vol.4，p.250）指出，贝蒂尼，这位将在十年后教宗国覆灭后执掌博洛尼亚临时政府的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奥地利人的小徒弟，而不是一名教廷官员”。
[16] Beseghi，Umberto. 1946. Ugo Bassi. 2 vols.Florence：Marzocco，pp.221-48. 博洛尼亚人拥有了一个新烈士来让他们纪念，也有了新的憎恨奥地利人、憎恨新近恢复的教宗国政府的理由。这位修士遭到处决和在不远处的埋葬地点很快就变成了人们的朝圣目的地，人们将鲜花堆叠在这块刚刚变得圣洁的地上。教宗在博洛尼亚的官员贝蒂尼蒙席对此十分警觉并决定要采取行动。8月19日，他给罗马的枢机主教委员会寄了一封信，报告“有必要立即将尸体在夜间秘密转移至切尔托萨（Certosa）的墓地，埋在一个公众不知道的地点”。蒙席还颇洋洋自得地补充说：“他是以谨慎小心又周全的方式”完成了这个任务，“让人们觉得这并不是政府所为，而是那些崇敬巴希修士的人做的。”Mons. Bedini alla Commissione Governativa di Stato，19 agosto 1849，in Gualtieri，L.1861. Memorie di Ugo Bassi apostolo del Vangelo，martire dell’indipendenʐa italiana，coll’aggiunta di lettere e di preʐiosi documenti relativi alla vita e morte del Martire non che ai principali avvenimenti politici del 1848. Bologna：Monti al Sole，pp.187-88.
[17] Beseghi，Umberto. 1946. Ugo Bassi. 2 vols.Florence：Marzocco，p.86n；Modena，Claudio. 2011. Ciceruacchio：Angelo Brunetti，capopopolo di Roma. Milan：Mursia，pp.192-97.
[18] Rayneval à Tocqueville，Gaëte，9 août 1849，particulière，MAEC，PAR.
[19] 托克维尔补充说：“多么引人崇敬的好男儿啊！……这是他上任后让人们学到的第一课。”Tocqueville à Corcelle，Paris，8 août 1849，doc.135 in Tocqueville，Alexis de. 1983. Œuvres complètes. Correspondance d’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Francisque de Corcelle. Paris：Gallimard，vol.1，pp.350-51；Ghisalberti，Alberto. 1949. “Una restaurazione‘reazionaria e imperita.’” Archivio della Società romana di storia patria，pp.150-51.
[20] 埃斯特哈齐认为科瑟尔勒不想要承担他被赋予的使命。在这位奥地利大使看来，科瑟尔勒已经以他的“宗教感情和对庇护九世的虔诚信仰”赢得了教宗的认同。但是，埃斯特哈齐认为，新法国公使的幼稚令人无法忍受。科瑟尔勒曾要求奥地利大使帮助他“给教会一个和蔼的印象”。埃斯特哈齐对此并不以为然：“科瑟尔勒表现的狂热和坚决证明了他拥有的是热忱而不是能力，而且完全不熟悉他所到之地的情形。”Esterházy à Schwarzenberg，Gaëte，13 août 1849 and 18 août 1849，docs.119 and 125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333-34，355-57；Engel—Janosi，Friedrich. 1950. “The Return of Pius IX in 1850.”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p.152. 病痛在加埃塔是常见的事情，雷内瓦尔和埃斯特哈齐也常常因为各种原因生病。Esterházy à Schwarzenberg，Gaëte，14 août 1849，doc.120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342；Corcelle à Tocqueville，Mola-de-Gaëte，14 août 1849，doc.137 in Tocqueville，Alexis de. 1983. Œuvres complètes. Correspondance d’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Francisque de Corcelle. Paris：Gallimard，vol.1，pp.355-57；De Chambrun，Gilbert. 1936. “Un projet de séjour en France du pape Pie IX.” 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p.490. 科瑟尔勒心理崩溃的消息是埃斯特哈齐报告给教宗的。Esterházy à Schwarzenberg，Gaëte，18 août 1849，doc.124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355-56.
[21] 在给罗马教廷驻维也纳大使的备忘录中，安东内利重述了会议中发生的事。在叙述了为什么不能允许教宗同意一个能够决定财政事务的委员会的原因之后，他还补充说：“只有几乎不在意这些重要问题的法国公使才会强烈坚持这件事，认为投票应该通过。”Antonelli al nunzio di Vienna，Gaeta，14 agosto 1849，ASV，ANV，b.330，ff.211r-212r. 在9月份给巴黎提供的报告中，雷内瓦尔提供了他自己对西班牙大使马丁内斯和他与教宗之间关系的分析。Rayneval à Tocqueville，Gaëte，3 septembre 1849，n.180，MAEC，PAR.
[22] Rayneval à Tocqueville，Castellamare，19 août 1849，n.169，MAEC，PAR. 雷内瓦尔已经前往卡斯蒂拉马里（Castellamare）和卧病在床的科瑟尔勒交换意见。
[23] 关于这些委员会的通知原件可查阅：ASV，ANN，b.392，f.136r。受到指派进入审查中央委员会的十人名并未公开，但是他们的名字可以查阅：ASV，Segr. Stato，An.1849，Rubr. 155，fasc.2，ff.73v-74r。他们中包括有两个高级教士。关于对报纸的审查，见：ASV，Segr. Stato，An.1849，Rubr. 155，fasc.2，ff.91v-92r。
[24] De Cesare，Raffaele. 1907. Roma e lo Stato del Papa dal ritorno di Pio IX al XX settembre. Vol.1.Rome：Forzani，pp.23-24；Gabussi，Giuseppe. 1851—52. Memorie per servire alla storia della rivoluʐione negli Stati romani. Genova：R.I.de’Sordo—Muti，vol.2，p.502；Rayneval à Tocqueville，Gaëte，24 août 1849，MAEC，PAR. 乌迪诺在知会萨维利他的要求被拒绝时说：“我国政府的官方指令反对让法军配合纯粹的政治性逮捕行为。”Oudinot à Tocqueville，Rome，16 août 1849，MAEC，PAW，ff.37r-37v.
[25] Stato pontificio. 1850. Raccolta di leggi，ordinanʑe，regolamenti e circolari dello Stato pontificio. Vol.3. Rome：Giornale del Foro，pp.50-51.
[26] Adolphe Niel à Gustave Niel，Rome，19 août 1849，doc.12 in Niel，Françoise. 1961. “Lettres inédites du Général Niel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e Rome（13 mai 1849—10 janvier 1850）.”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478. 英国海军舰长基伊在8月22日报告说：“对枢机主教和圣职们的厌恶，以及对他们回归权力的恐惧，已经在罗马的所有阶层中公开表达出来。”Key，Astley Cooper（Admiral）. 1898. Memoirs of Sir Astley Cooper Key. Edited by Vice Admiral Philip Colomb. London：Methuen，p.207.
[27] 当时英国的负面情绪可能是根据8月20日的伦敦《泰晤士报》社论文章作出的判断，这篇文章谴责了恢复教宗统治的反进步本质：“他远离了他的王国；把他的国都置于外国刺刀的守卫下，推动了一个三人执政委员会来处置他的人民的自由和福祉，这三个人的名字都是苛政和暴君的象征。”没有采纳法国的警告，教宗把过去的各种压迫都带了回来。“在庇护九世这样一个弱者这里，”托克维尔给他的英国好友西尼尔（Senior，Nassau W.1872. Correspondence and Conversations of A.de Tocqueville with N.W.Senior. Edited by M.C.M.Simpson. London：Henry & King，vol.1，p.237）写道，“那些周围的人是恶毒的。枢机主教们衰老、无知、毫无生机又自私自利，不满任何的变化，而且教宗也不敢冒险远离他们。”
[28] 至于法国政府是否应该召回军队，法鲁的预测是，“所有教廷的敌人都会额手相庆，而且有可能在几个星期后，一场法国肯定无法回避的新革命就会爆发。”Nunzio，Paris，a Antonelli，15 agosto 1849，ASV，Segr. Stato，An.1849，Rubr. 165，fasc.2，ff.115r-118v. 在接受教廷大使的汇报之后，安东内利很快给罗马的三个枢机主教写了信，给他们寄去了一份汇报副本并建议他们在罗马采取任何重大决策的时候都要事先告知在罗马的法军指挥官，从而给法鲁以帮助。Antonelli，Gaeta，ai Cardinali Componenti la Commissione Governativa，Roma，25 agosto 1849，ASV，Segr. Stato，An.1849，Rubr. 165，fasc.2，ff.113r-114r.
[29] Rayneval à Tocqueville，Gaëte，26 août 1849，n.173，MAEC，PAR. 尽管雷内瓦尔看起来仍没有收到消息，但是在8月22日，随着哈考特已经被解职并且已经离开罗马，而且科瑟尔勒仍然有恙在身，雷内瓦尔已经被任命为驻罗马教廷的临时大使。MAEC，PDI Rayneval，22 août 1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