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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72 梅特涅在英国流亡地的自我感觉，1848～1849
从英国视角看德意志问题
在英国的流亡丝毫没有让这位退休的政治家忘记政治。在报纸上能够看到的有关德意志和欧洲的所有消息，这位75岁的老人事无巨细全都要记下来。他成了英国社会中一个人们愿意与之交往的中心，他们很快并且不断地到他那里去：老的同路人如滑铁卢的胜利者威灵顿公爵，几乎每天都去拜访他，英国的领导人政治家——阿伯丁、迪斯雷利、伦敦德里，甚至政治上的对手 巴麦尊——所有的人都到了，别忘了还有另外一位著名的流亡者：普鲁士的威廉亲王。
梅特涅与大陆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一份一份地起草着备忘录。[18]简短研究了这些文件的西尔比克，将其贬低为一个僵化的、不合时宜的、不明智的空想理论家的没有成果的产物。1848年7月10日，梅特涅就已经给晋升为斐迪南皇帝代表的约翰大公爵写了一份备忘录，名为《关于今日之局势》。这位于1848年7月12日作为德意志帝国的流放者（因组织蒂罗尔及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反拿破仑起义）就任新职的大公爵，在8月份就又收到了一份《德意志问题——起源、过程及当前状况》的备忘录。就像平常习惯的一样，梅特涅从问题的历史背景分析起，最后得出结论，只有一个解决办法能够保持奥地利、普鲁士和其他单一民族国家之间的和平：重建德意志邦联。他曾经仔细地、用怀疑的态度观察过法兰克福国民大会（正在）讨论联邦国家议题时的工作。当奥地利的新任总理施瓦岑贝格侯爵卡尔·菲利普在为“大奥地利”解决方案呼吁，并且想要谋求将整个皇朝帝国纳入德意志邦联，建立一个“7000万人口帝国”时，梅特涅就曾试图为他出主意、作参谋。这位流亡者最终还密切注视着独断专行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这位国王想要当小德意志宪法联盟的首领，而梅特涅持续的怀疑也证实了，这个北方强国要“吞并”德意志。国王的口号“从此以后普鲁士在德意志崛起”碰到了他的要害神经。
梅特涅不改初衷，一直坚持其预测，即除了重建德意志邦联，其他方案在现实政治中均毫无希望。他是从三个前提作出推论的：①民族纽带必须保持；②一个不包括奥地利的制度必须排除；③民族原则不能带有国家的特征。最后一条的意思是，任何民族在将设立的新的国家组织中，都不能高于其他民族，而要实现这一点，只能通过建立一个松散的、联邦制的、尊重各种不同历史传统的、由一位君主作为元首的统一国家来实现。实际上，这是一种在弗朗西斯·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y）统治下的捷克人也能宽容的解决方案，而捷克人却从一开始就强烈 反对在法兰克福所设计的民族国家构成：他们不愿意属于一个德意志的帝国。在这样一个帝国中，他们会变为少数民族，而在哈布斯堡皇朝中，则只有少数民族。
梅特涅对形势的分析是准确的，后来的发展证实了他的预见。因为德意志的民族国家组成于1866～1871年，只是没有奥地利，而奥地利则在民族原则政治化的情况下分崩离析了。1870～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则相反，在所谓的内部的帝国的创立中，将反对少数民族的战斗转移到了内部：反对丹麦人、波兰人、法属阿尔萨斯人，以及，当然也反对犹太人。犹太人在法律上虽然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在社会的讨论中，却日益不承认他们的德意志民族属性。
这次是梅特涅在英国的第三次逗留，同时也是最长的一次。他这次来，不像1794或1814年，那两次仅仅作为访问者，这次还给他提供了一个居留家园，他认识到必须从长计议。在他的生平中，在不列颠岛上展示的完全是另一个梅特涅，不再是一个处于不能自主、顾虑重重的网络之中的负有政治责任的国务活动家，直到1848年3月13日为止，他都是这样度过的。也可以将他作为一个处于颠沛流离状态之中的个人，对这次逗留中所想和所做的一切，看作是他精神自由的、享有治外法权的一块空间。
流亡——这样的一种特殊情况是怎样改变梅特涅的？他自有一套方式，不是将心理压力排除，而是积极地去消解它。他的处方叫作：“如果我能将使我难堪的（这里应该叫作：痛苦的）事情告知一颗心灵，这颗心灵以众所周知的方式，与我所走的方向并行前进的话，那么我就得到了心情的放松。”[19]实际上，他一直在写大量的信件，一些选择出来的通信对象，也一直与他保持着书信往来，或者说自1848年以来他持续地与他们通信，与其中的一部分人直到他或者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光。值得提及的有他的女儿莱欧蒂娜、主要继承人儿子理查德，还有他儿子维克多的私生子罗格·冯·阿尔登堡（Roger von Aldenburg），他是孙子未成年时的监护人。每一个他经常写信的人，与他都有特殊的关系：亚历山大·冯·洪堡，英国人迪斯雷利、威灵顿、特拉弗斯·特威斯（Travers Twiss）[20]、爱德华·切尼（Edward Cheney），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温迪施格雷茨和奥古斯特·冯·约赫穆斯（August von Jochmus），威廉米娜的妹妹多萝特娅·冯·萨甘，以及在精神和志趣方面相合的亚历山大·冯·叙普纳与卡尔·弗里德里希·冯·屈贝克。
对英国与自由的爱情声明
在重又离开不列颠岛之后，梅特涅于1849年12月31日作了一次回顾，回顾这个国家于他而言意味着什么。[21]这就需要考虑到，此前他将什么留在了奥地利。就连奥地利皇室以及他最接近的贵族圈子，也将他视作干扰破坏因素，而且在奥地利政府看来，他是使他们丧失名誉的原因。这一切，都深深地伤害了梅特涅。而在英国，他遇到的却是一个相反的世界，是一个——用句已经不够时髦的话来说——能够安抚他那苦痛心灵的世界。
他的全部“自我感觉”显示在了如下的判断中：“在英国，一切的一切均与这些如今久病衰弱的大陆国家形象不同。在那里，还是守规矩的力量在管理；在那里，他们对幻想还保有平衡的力量，在这个国家还可以有这种幻想的空间，但是在事实的压力下，幻想也会在迷雾中消解。”他在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唱赞歌，这个他曾在三个地方居住过的国家：伦敦、布莱顿和里士满。为了最终打破那种顽固的偏见，就必须一再地重复：一个有着如此崇敬英国信念的人，绝不可能成为专制主义的崇拜者或者宪法的痛恨者。还有：在他看来与各种抽象的温室宪法完全相反，英国宪法简直就是完美无缺的，而温室宪法，在他看来就是法国革命者在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冒牌货）。
1849年4月12日，他从英国写了一封私信：“在这里，我生活在一个不但是保护生命和财产所要求的那样进行规范管理，而且是崇尚自由的国度之中，它知道要坚决地击退威胁公共秩序的肆无忌惮的攻击。因此，我也几乎每天都与那些对大陆上横行无忌的无政府状态不能理解的人们接触，而我对这种无政府状态则毫不陌生。”[22]在另一封信中，他以嘲弄的口吻建议维也纳的大学生们到这里来一趟，看看应当怎样有秩序地去建设一个国家。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赞扬英国的自由和文化：“由于在英国——这个世界上最为自由的国家——一切习俗都要遵从一定的规矩，比如在晚餐前一小时就要敲钟。”[23]“在英国的精神中，自由与秩序的概念是如此的密不可分，以至于当一个秩序的改良者要向一个马夫进行自由说教时，马夫可以当面嘲笑他！首先最能够刻画英国精神的就是简单的务实思想，这种思想在那里随处可见，英国人只是依据事实行事，形式对于他们来说无所谓。”[24]
阿德莱德阶梯国王大道，布莱顿，约1849年
有点不一样的贵族
这位所谓的“英国人”梅特涅，也让另外一个对他的偏见彻底地消亡。他被看作僵化的旧贵族的、“旧制度”社会的代表。然而人们却没有考虑到，这位所谓的“空想家”，最蔑视的就是语言的条框，与此相反，他探求的是思想社会根基的牢固性。在梅特涅如何评价英国的贵族问题上，已然显示，他基本上绝少是一个传统派（Traditionalist）或者正统派（Legitimist）。他将英国贵族分为广义的、依附于血缘的“世袭贵族（Geburtsadel）”和狭义的、跟政界联系紧密的“上院大贵族（Peers）”，“人们很容 易用英国贵族（Aristokratie）这个词联系到贵族概念（Adelsbegriff），这不完全正确。英国贵族的基础不是建立在这个概念之中，而是建立在巨大的财产概念之上”，以至于“今天的资产阶级明天就可能晋升到贵族（Adel）的行列中去”。[25]“头衔不过是职位的等价物，而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他的功绩，打通通往头衔的这条道路。这其中蕴藏着对他们非常有利的成功平等原则，它的作用是提升、鼓励和振作，而不是像贫困平等那样，是压抑。”[26]梅特涅，这位本身在贵族等级中就是一个上升的人物——从伯爵晋为侯爵——直率地赞扬了现代的贵族概念，这是一种引申自资产阶级的崇尚成绩与功绩原则的概念，并且他没有去捍卫世袭即等级贵族的那种封闭隔绝的观念。对英国贵族概念的定位，使梅特涅更加成为一个保守的立宪派代表，这与同一切进步都背道而驰的传统派，以及敌视任何变化的正统派相去甚远。
政党
他也以同样探寻社会指标和社会利益的观察方式和方法，对英国政党进行分析研究。他曾在大陆上谈及党派的讲话方式——简单地斥之为自由党或者“革命党”——是粗俗笨拙的。这是因为，这些政党于他而言是知识分子头脑中的产物，此外，他通过参与邦联大会党禁政策的制定，也促进了自己的这种认知，他不相信德意志人在与政党打交道时具有政治上的平民态度的能力。而在英国，他将政党作为自由活动的社会团体加以接受，却没有丝毫的问题，这一点也让人摸不着头脑。
他客观地和不带偏见地描述英国的政党格局，以及清楚地分析英国政治的矛盾，这一点是令人激动的。首先，他不是单方面地对待所谓“好人”的党，托利党。在过去发给驻伦敦公使的一份指示中，他曾教育这位公使：“我完全明确地认定，说托利党和辉格党的名称代表着某种可以准确定义的思想的说法，可以休矣。当我思考这些政党在实践中是些什么党，我会发现，谁说托利，就是在说保守。而辉格党，鉴于该党分为保守者和激进改革者两派，因此也绝不是这个名称所表现的那样。在这种关系中，托利党人在与其对手的比较中有着道德上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却因托利 主义者分裂为温和派与激进派而大为减弱。如果想找出在一个温和的托利党人与一个保守的辉格党人之间的区别，从我的视角看，那是在做毫无目的的事情。”这两个党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想要做什么，而在于用什么方式去达到他们的目标”。[27]一个崇尚空想的理论家是不会这样说话的。
新闻与公众意见
梅特涅在英国看到了公众的意见可以自由地发展，而他则尽量深入阅读所订阅的大量报纸。在流亡地，他甚至参与到英国意见市场的公开讨论之中。在写给他女儿莱欧蒂娜的一封私信中，他坦承了自己是如何理解新闻政策的。
形势为我创造了一个理性的先驱角色（我找不到具有同样意义的、其他的合适表达方式），从中出现了一个我认为在英国的年鉴中没有先例的事实。人们称之为公众意见的并且又可以向他们施加影响的第一批报刊，是些大的日报和期刊，它们可以供我使用，为了了解在《泰晤士报》，特别是在《纪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中，对重要问题的观点的完全彻底的变化，只要看一看这些报纸就足够了。我给你寄去一期《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这是最重要的一份季刊，所有的图书馆都值得给它留一个位置。你在其中会看到两篇文章，一篇是《奥地利和德意志》，是按照我的口授写的，另一篇说的是意大利的事，是在我的影响下写的。通过阅读这些文章，你可以确信，在这个国家中，真理在为自己开辟道路。“见证”是我在公众舆论中作的一个尝试，但是这个尝试不太长，因为用法语写的报纸过于昂贵。[28]
如果认定，梅特涅在英国公开的政治生活中非常的引人注目，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我在英国的露面和表现，对那些围绕在我身边的保守党人群立马有了效果。”而他为此所利用的工具就是新闻界的报刊。尽管他之前就对英国有着非常详细的了解，但是，在这里他有如此大 的行动空间和可能性，也着实让自己惊讶不已。梅特涅的“观点和情感”写进了《泰晤士报》、《纪事晨报》和《评论季刊》。在对意大利和匈牙利争夺的最关键时刻，他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他的意见。一些人如迪斯雷利在议会中阐述了梅特涅的理由，以此为基础，《泰晤士报》每天都会报道对梅特涅观点的反响，而这些报道中传播的，正是梅特涅的判断。[29]
尤其是迪斯雷利，他特别敏锐地注意到，梅特涅在他自己创立的报纸项目《伦敦观察家》（Spectateur de Londres）失败之后，在英国新闻界建立了一个网络，[30]梅特涅拥有了一批对话伙伴，他们实际上将他的文章隐姓埋名，然后刊登在各种不同的报刊上。这一方面是由于爱德华·切尼（1803～1894）——他曾将巴麦尊的政策当作和平的障碍加以批评——他用一种完全现代的风格对梅特涅搞了一系列采访，并且提出了就是今天我们也愿意向国务首相提及的问题。同样做的还有特拉弗斯·特威斯（1809～1897），他在《评论季刊》上发表了出自梅特涅之手的关于德意志各邦的匿名系列文章，在文章中，他特别深入而详细地解释了对于英国人来说非常难以理解的哈布斯堡皇朝复杂的组成和架构。
迪斯雷利对梅特涅的崇拜，简直可以说是狂热的，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导师。他感叹与梅特涅进行的“绝妙非凡的访谈”，在谈话中，作为“教授的梅特涅”给他提供了一个关于欧洲事务当前局势的杰出的讲解，他从未听到过有人用这样令人喜欢的“阳光”方式，作出如此智慧和精彩的阐述。[31]梅特涅回到维也纳之后，与所有这三位作者都保持着定期的通信联系。1859年5月最后一封出自梅特涅之手、没有写完因此也没有发出的信，是写给特拉弗斯·特威斯的。[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