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梅特涅重组整个皇朝的计划

帝国的联邦化

但是，外交大臣走的要远得多，因为他于1817年10月27日上书皇帝，呈送了他的改组整个皇朝的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他想要按照现代的部委体系来构建帝国的管理机构，以取代依据古代体制并立的宫廷机构。^[41]他建议，在业已存在的外交部和财政部之后，设立内务司法部（内政部）。这个部要领导四个司，四个司由“不同民族的四位司长”领衔。这四个司可以补充宫廷中业已存在的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事务署。^[42]

梅特涅自己很清楚，他在这里所做的是打破常规的事情。他曾非常和缓地提醒过皇帝，皇帝“从多年的经验中也知道，我会远离在行政体系中的任何不必要的改动，或者冒险的革新尝试。在我的建议中，没有要求普遍改动的内容，也不是什么颠覆性的变动，没有丝毫的冒险原则。我建议的是建立秩序，因为在过于复杂的行政机构内部，只能听凭无序在横行”。他援引“玛丽娅·特蕾莎皇后的辉煌统治”，并且很外交地与“她的继任者在理论上的实验”保持了距离，实际上他是在批评矛头所指的、最后归于失败的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实验。自此之后，“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真正的共同思想［！］才活跃起来”。弗朗茨皇帝最终才可能“作为拯救人民的最幸运的立法者”，登场亮相。

梅特涅暗示，他从此间拿到的调查结果中得知了存在的“弊病”。他说，自己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现在将结果告知，这也是他“在多次的秘密谈话中”，向皇帝一步步地、慢慢地解释的结果。他不想“轻率地、不加思考地、不经检验地 就说出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事情”。他将目标对准了“国家中央机构业已存在的、组织完备部分”的制度。对于他来说，匈牙利在其中占有独特的、被分别对待的地位。他援引的是“启蒙原则”和“各个世纪的经验”。

在他看来，当今这个制度之所以在正常运行，是因为在行政管理的顶端，站着一位“懂得如何统治的君主”。但是必须事先预想到可能出现灾难的情况：“陛下，您考虑过如果您不在场，当今国是的运作会如何吗？这种完全是由于您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运作！”在此处，梅特涅在暗指智力受到限制的，并可能继位的王储斐迪南——多么准确的预见。

他又拾起了业已成形的想法，奥地利应该是一个在唯一的共主统治下的联邦国家，一个“组合成的国家”。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向皇帝推荐了两套理想的行动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在一个唯一的政府形式中，将皇朝领土所有的组成部分“彻底地融合在一起”。约瑟夫二世皇帝曾经实验过这种做法，然而，在这种管理形式下没过几年，又不得不收回这种尝试。因为“相互陌生的部分完全融合，可能只会导致暴力革命的结果”。^[43]对于梅特涅来说，还有：过于强大的中央集权，容易导致“形成一种想法，即国家的集中代表是必要的”。因而，鉴于帝国中有如此众多的、完全不同的语言，以及相互之间分隔着的“民族部落”，他认为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

作为他研发的第二套方案，则将政策影响范围作为各部的权限来进行定义，就如同当时各大国已在实行的那样。他区分的权限是：①外交事务；②内政管理；③财政；④战争事务；⑤司法管理；⑥警察；⑦普遍性的审计监督。内政管理负责人的头衔为“最高总务相”和“内政大臣”，他下辖四个总务司。在这几个岗位的安排上，梅特涅照顾到了各个民族，因为各司的管辖范围是由“各省民族，以及照顾到由此产生的该民族相应的地域情况”来确定的。

梅特涅通常被描绘为一个专制主义者，然而，没有一个专制主义者会发表这样的看法。在这里，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国务活动家，是一个声明将参与原则——政治参与——当作政治行动基础的国务活动家。当然，他在此所谈论的并非选举出来的社团法人，而说的是行政管理的工作方式。传统上的行政管理只是走“自上而下”的统制途径；而当顾及民族问题时，梅特涅则建议在行政管理上也要走“倒着来”的途径：“自下而上”，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思想。

1817年10月27日梅特涅亲笔所写或亲笔修改的《哈布斯堡皇朝组织方式草案》，涉及划分的四个宫廷总务司

在具体的细节上，他将皇朝领土按照民族分布划为四个地区：

①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加利西亚总务司，涵盖北部斯拉夫地区；

②奥地利总务司，包括奥地利 的上下恩斯（Enns）、施蒂利亚、因河流域、萨尔茨堡以及蒂罗尔等德意志各省；

③伊利里亚总务司，包括伊利里亚王国和达尔马提亚王国，以及位于其间的南部斯拉夫地区；

④意大利总务司，主管伦巴第-威尼托王国事务。

内政部中的每一位总管，在工作中都要履行两种职能：面对内政部时，他要直接代表必要时需要照顾的各省的地方利益；而面对各省时，他则要捍卫政府的旨在国家统一的原则。但也恰恰是在这方面，梅特涅则要“从开明的意义上”，尽可能长远地考虑当前的国情。各总务司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44]每一个宫廷机构，都会配备必要数量的下属官员和职员。这个“改革”，梅特涅自己这样称呼它，起到了平衡的作用，因为通过这种方式，负责匈牙利事务和特兰西瓦尼亚事务的事务署“被从它们现在所处的高级别上拉下来，成为一般的行政机构”。这样，也就同时开始了“在这两个国家逐渐准备进行的改革”。

作为一个政治家，梅特涅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的敏感性和智慧，以令人吃惊的程度展现出来。因为他的自上而下的地方分权方案，同时也实现了一种“均衡”：保持了同等分量的地区之间的平衡。这样他就避免了1867年进行“平衡调整”时的严重错误，这一年在新成立的奥匈二元帝国（Doppelmonarchie）中，其他那些较大的民族，感到自身作为二等民族受到了歧视，如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以及鲁塞尼亚人（Ruthenen，乌克兰人）^[45]。

整个改革纲领遵循的方案是“在多元中的统一”，这是一个充满着德意志式的联邦主义色彩的模式。这样一来，梅特涅就显得好像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改革政治家，试图解决将不同的民族绑在一个唯一的国家中的世纪难题。在他的理解中，只有通过对整个国家进行分权，才能预防各民族之间的冲突。

梅特涅是多么强烈地努力在哈布斯堡皇朝的人民中照顾好各民族的利益，这在他的建立一个伊利里亚王国 的建议中已得到证明。他说明理由的方式，也显示了他的思想是多么的前卫。他征询了当地“所有理智之人”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这里民族的大多数人，出身于斯拉夫民族，因而也偏爱这种出身。一个南方的斯拉夫帝国只会带来好处，而且，尤其是在这个民族与罗马天主教宗教融合的这个关键节点上。”他认为，赖以组建这个王国基础的伊利里亚省和达尔马提亚省，也从而能够得以保留，并且可以将克拉尼斯卡公国^[46]轻而易举地添加进去。然后他又突发奇想，让人在维也纳研究探讨一下，“如何可以为伊利里亚王国的古老的，或许伟大的历史纪念找出一个国徽”。^[47]他试图以这种方式从历史中使民族认同合法化，他坦露，他将自己的一切做法都是作为“传统的发现（invention of tradition）”来理解的。美国民族主义研究者E.P.汤普森（E.P.Thompson）就是以这个著名的范式，将19世纪民族主义的出现，理解为虚构设计所产生的后果。^[48]

哈布斯堡帝国作为世袭领地及玛丽-路易莎的案例

梅特涅方案的命运，再一次加强了人们对他在哈布斯堡皇朝中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所起作用的认识。作为政府决议，行政机构的革新内容在1817年12月24日的《维也纳日报》上发表。^[49]但是，梅特涅的大胆改革计划的结果如何呢？这个计划被掏空了，是的，它的实质内容被阉割了。作为主导价值的“国家（Nation）”和“民族（Nationalität）”等概念，本来是要给革新注入生命活力的，却不断地被删除，最后的结果只是强调了各种需求的不尽相同，以及要照顾情况的特殊性等，整个改组仅仅变成了内政部之间及下属机构之间互换的把戏，好在这些事至少还是被允许了。梅特涅所要求的在中央与各省之间的平行平等，不得不给“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逐级办事进程让步。此外，建议成立的伊利里亚王国只得到了有限度的允许；南部斯拉夫地区机构的组建，也因在中央机构中没有获得自己的奥地利-伊利里亚总务司而未能实现。

这一切都反映了哈布斯堡皇朝的国家组成的独特性，对这种独特性不得不评价为是其结构性的特征：弗朗茨皇帝将奥地利-伊利里亚地区视作家族的古老财产，他只愿意将某些部分贡献出来。^[50]在古罗马人的法令中，从祖辈继承的、分得的，以及可以继续遗传给下一代的财产，被称为“世袭领地（Patrimonium）”。这个统治皇朝的族长，要让皇朝屈服于他个人陈旧的、按照家族集团轨道行进的想法：他是将整个皇朝作为家族的私有财产来看待的，要让他众多的儿子及女儿（玛丽-路易莎）来统治帝国。玛丽娅·特蕾莎、利奥波德二世皇帝以及弗朗茨皇帝的生殖能力，为家族集团创造了充足的王子和女大公爵的储备军。皇朝的支系——所谓的次子继承人——发现亚平宁半岛收入丰厚却又不用花费气力的职位，是保障他们的供养值得优先考虑的地方，在此不要忘了，按照民族的观点，在佛罗伦萨出生的弗朗茨皇帝也是一个“意大利人”。家族成员具体是如何划分这个国家的财富的，维也纳会议上早已作出了规定。^[51]

祖传世袭财产的占有权在皇帝及其家人的思想中已根深蒂固，特别是在令人瞩目——如果还谈不上是戏剧性的——玛丽-路易莎的案例中显露无遗。由于拿破仑的退位，她成了一个没有帝国的皇后，因此，梅特涅受弗朗茨皇帝之托，在巴黎和谈期间，就已经向同盟国提出要求，让皇后继续作为女统治者生存下去，即使是受到限制的生存。1814年4月11日的《枫丹白露协议》确定将帕尔马、皮亚琴察和瓜斯塔拉作为可继承领地判给她。

1816年3月7日弗朗茨皇帝在米兰将帕尔马公国交予其女儿玛丽-路易莎的诏书

随后，1816年11月6日，皇帝坦率地承认，在他看来，他女儿到1816年3月7日——即举行形式上的权力交接的这一天——为止的“生活费用”委实过于昂贵，因为到此时为止的所有花费，都是源于他的“财务预算资金”，也就是说是从皇帝的“私房钱”中出的。于是，他正式向财政大臣下诏，对“朕之女儿在完全有权享用其公爵领地财产收入（1816年3月7日）之前，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已开销的费用给予补偿，是否合适”作出评估，并就此与外交大臣进行了沟通。^[52]这个任务迫使很多机构都行动起来，并制造出了厚厚的账册文件，因为是要审核从1814年4月11日到1816年3月7日，玛丽-路易莎总共花销了多少款项。事实上，自1814年5月1日到1816年1月底的开支是799982古尔登40¹/₂₈十字币。鉴于账册并不完整，而审计结果却如此精确，着实令人吃惊。

只有对皇室的利益格局，必须尽可能具体地认识清楚，才能作出判断，即梅特涅是否真的像仇恨他的维克多·彼波尔（Viktor Bibl）所说的，是一个权倾朝野的国务首相，而这里只是一个单一的个案。^[53]事实上，梅特涅对整个皇朝进行现代化革新的原则确实落了空，因为世袭领地所占的分量，将民族和合理化的标准完全搅乱，而这些标准，正是梅特涅设计的分散和下放权力方案所要遵循的。他那内容广泛的上书，使用了曼齐提供的大量情报，对皇帝提出的要求有些过分，因为皇帝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他正在被引到一条违背家族利益的道路上去。梅特涅期待着皇帝能在上呈的奏折上准奏，但是他白忙活了一场。通常情况下，即使不作出任何决定，皇帝也都要在奏折上批上一句“已阅”，意思是“朕知道了”。但是这次奏呈，连这几个字也没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