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和平与战争之间：公使经历，1801～1806

18 1801～1803年的德累斯顿：“观察岗位”上的公使

任命时的情况

对于神圣罗马帝国来说，1801年2月9日签署的《吕内维尔和约》（Frieden von Lunéville）[1]意味着，与邻国——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的结束；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让自己当选为共和国的首位最高行政长官。此后不久，1802年，法国与英国签订了《亚眠和约》（Frieden von Amiens）[2]。看起来，通往和平的道路在欧洲终于打通了。毫无疑问，其中既有失败者也有牺牲者：波兰作为一个国家没有被重建，威尼斯被划归哈布斯堡皇朝，皮埃蒙特（Piemont）被划归法国，而奥兰治亲王成了没有国家的统治者，德意志的教会诸侯以及众多的帝国小领主们，也成了大国政治版图上被呼来唤去的乌合之众。但是，古老的德意志帝国作为一个政治机体还在苟延残喘；它甚至在其复杂的政制架构中还能再一次作出决议，通过了一项基本法律，规定在所有的帝国等级之间，以何种方式对帝国莱茵河左岸世俗的财产所有者进行补偿。这就是臭名昭著的1803年《帝国特别代表团最终决议》（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ss）[3]，是旧帝国的最后一部宪法准则。

保尔·施罗德（Paul Schroeder）对《吕内维尔和约》及《亚眠和约》的判断让人茅塞顿开：作为协议，这些和约从技术上讲是不合格的，但是，作为18世纪人们对持久和平的基础的设想，也并非毫无用处。不是和平架构本身包含着战争的萌芽，这场战争一直延续到1815年，而是拿破仑其人的人性和虚荣心导致了下一场乃至以后许多场的战争。[4]同样，在1815年6月，梅特涅当着拿破仑的面，在回顾其政策的逻辑时表明，他的所谓和平协议永远只是一场新的战争的前奏曲（“您的和平决议从来只是停战而已”[5]）。

在梅特涅的回忆录中，他将1801年的《吕内维尔和约》看作政治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同时也是他传记中的一个转折点，两者相互关联。帝国与法国签署的和约标志着图古特战争政策的失败。这位伟大的考尼茨的不幸继任者于1801年辞掉了所有职务，最终为科本茨伯爵路德维希的上任铺平了道路，科本茨作为国务和会议大臣及宫廷和国务首相，将奥地利的政治玩弄于股掌之中，直到1805年。[6]“图古特体制”的终结，也排除了梅特涅到目前为止对从事外交生涯一直怀有的保留态度。外交上新的和平态势重新启动了活动空间，也导致了很多重要的驻外岗位，如驻伦敦、柏林以及圣彼得堡的公使位置需要作出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弗朗茨皇帝也努力争取刚刚年满24岁的帝国伯爵来为帝国的外交事务效力。但是，真正提携梅特涅的却是科本茨，在拉施塔特谈判中，科氏对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当他在梅特涅被任命为驻德累斯顿公使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学生对待，进而吐露心声时，他实际上就已经为他出具了从事外交之事的合格凭证：“您知道，长久以来我就希望您能够从事外交职业，而我对我们一起搞定这次漂亮的“招聘”，真是喜出望外。我在您面前一直怀有的感觉是，在所有可能取决于我的事情中，您永远不应该怀疑您可以发挥的作用。”[7]在任命之前，梅特涅还在因自我怀疑而备受烦扰，弗朗茨皇帝亲自打消了他的顾虑，唤起梅特涅的“爱国主义”，并让他在出使哥本哈根、德累斯顿还是雷根斯堡（Regensburg）——作为波西米亚选帝侯在帝国国会的代表——之间作出选择。在这位求职者看来，丹麦过于遥远；他也不愿意去雷根斯堡，因为他认为——就像他后来回顾时写的——去那里仅仅“是为高贵的德意志帝国守灵”。[8]对于一个刚刚入行的外交官来说，德累斯顿在所有中等的公使馆中——可能除了慕尼黑之外——就其作为一个“观察岗位的价值”而言，确实最具吸引力。因为萨克森代表着历史悠久的选帝侯制度，宗教改革就是从这一制度开始的，因此，它在帝国中也代表着新教的主导声音，尽管其统治者削弱了这种作用，因为他们为了其波兰国王的君主选举政体而转向了天主教。萨克森因其与波兰的传统关系，可以超越一般中等国家的视野去观望东方，也因其在帝国其他等级代表势力中的领导作用，而被算作帝国政治中中立的中等大国，从而为普鲁士、法兰西和奥地利竞相争取，与此同时，当然也会受到严密的监视。

在回忆录中，梅特涅也将自己进入国家公职与对奥地利1792年以来的政治批评联系在一起，此点我们前面已然描述过。[9]他认为主要的错误在于“完全缺乏一个坚实的规划”。[10]他在这里作的绝不是一个“生硬的、不公道的判断”，不是因义愤填膺而发自于所谓的“青年时代悲伤的回忆”，[11]而是虽然不太客气，却非常客观的评价。在这一点上，最新的研究成果不仅对此予以确认，在评判上甚至走得更远，将“图古特体制”看作“严重的失误”、“政府灾难”、“执迷不悟”、“僵化的战争政策”、“毫无主见的外行”以及“完全的不中用”。[12]因此，梅特涅当然立即会给出建议，如果是他，他会在自己的政策中遵循这样一种“规划”。也正因如此，在回忆录中，梅氏在这一问题上展现了他的“信念（Glaubensbekenntnis）”，对此我们之前已经有所了解，梅特涅用的词是“原则（Grundsatz）”，“我政治生涯中的所有行动均建立在原则的基础之上”。[13]

1801年11月2日的“自我指令”：新型外交纲领

仅如上所述，当然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即梅特涅是否在1801年就已经有了一个“坚实的规划”。那时候他就已经具有了这些主导性的“原则”吗？在他开始外交生涯之时，他就已经具有了那种政治视野和政治远见吗？并且有了在他的事业达到顶峰的维也纳会议和此后的时代他所具有的，以及在后来回顾过去时他自称一直具有的那种政治视野和政治远见吗？对这些问题，人们从来没有认真地提出过疑问。幸运的是，梅特涅恰恰是在1801年那种情况下遵循了他的原则：“我从来不做半半拉拉的事：一旦成为一名外交官，我就会全力以赴做一个完全的外交官，并且是在我所处的等级与其所包含的意义上，做好它。”[14]为了向自己、向宫廷，首先是向皇帝证明一个真正的外交人员的品质，他做了一件在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事：1801年11月2日，他为就任在德累斯顿的新职撰写了一份自己要遵守的指令，一份不少于105页的鸿篇巨制的政治宣言。[15]这是一份不可估量的文件，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评估梅特涅是以何种外交才能上任的，以及在他政治生涯的初始年代，方法和原则是否真的会对他产生持久的影响。同时它也可以表明，旧帝国对于梅氏来讲，是否还能算作一个政治巨人，或者他是否真的还属于那个集团中的一员，这个集团只是将旧帝国看作一个病入膏肓、垂死挣扎的机体。

在到目前为止的驻萨克森公使埃尔茨伯爵埃默里希（Graf Emmerich zu Eltz）被召回西班牙宫廷之后，1801年1月，作为继任者，梅特涅获得了常驻德累斯顿的任命。由于他要到11月才上任，因此，他有足够的时间为新的任务作准备，而他作准备的方式也极具个人特色：一连数月，他沉浸在相府档案室与公使馆的往来函件中，想要获知真实的情况，首先是关于那些“导致欧洲政治现状”的各种事件的情况。在此，梅特涅运用了一个他后来作为外交大臣和国务首相时一直在使用的办法，每当他要面对皇帝言简意赅地解答一些具有基础性意义的问题，并由此要作出相应决定之时，他都是使用这个方法。他总是在自己阐明一个问题时，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并将要采取的措施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在作出最终决定之前，他总是要给皇帝提供几种不同的行动方案，供其选择，并说明不同的方案所具有的不同风险，直到最后只剩下一种被证明可行的方案为止。比如，他就是以这种方式向弗朗茨皇帝说明，应该如何将皇朝带出1809年面临的绝望境地；他也是以这种方式论证了在1810～1813年之间，面对拿破仑时所应采取的战略；他还是以这种方式解释了为什么要让皇帝的女儿玛丽-路易莎（Marie-Louise）与拿破仑联姻（1810）；同样他也是以这种方式阐明，为什么在 那个时刻解除与拿破仑的联盟最为适宜，并在此刻转向了反法同盟的一边（1813）。

在官僚机构的文件往来中，这种做法在形式上被称为“奏折（Vortrag）”，宫廷各部的大臣也都向皇帝呈送“奏折”。它们不仅涉及一般日常事务，同样也涉及关乎皇朝生死存亡的重大决定。在皇帝面前，梅特涅在奏折中总是毫无保留、秉笔直书、秉公直言。如果要恰当地理解梅特涅为自己踏入公职而撰写的那份文件的话，那么，他以这种方式进入政治决策的过程是明智的。那份文件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份自我指导的自白，然而实际上，梅特涅以此呈上了一份政治上可以出师的考试答卷，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担任更高级的职务，甚至担任大臣之职作了自我介绍。皇室给予他表达自由一事，既说明了对他的信任，也说明了政府领导和定向能力的虚弱。

梅特涅将他的就职宣言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790～1801年，此阶段可以“作为一个包含欧洲国家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来理解”，提供了所发生的历史政治事件的概况；第二部分描写的是萨克森宫廷在这一时期的作用；第三部分讲述的是“欧洲现时的政治状况”；第四部分是对公使具体行动的指令总和。

1790～1801年的欧洲历史

只要在梅特涅按照编年史整理汇集的历史分析中，将冲突最为集中的1790年选取出来就已足够：在这方面，显示他的确是国家学说教师科赫和福克特的学生，因为他观察的是欧洲各帝国的变迁，但是，他同时也回味着自身的政治经历。我们已经看到从1789～1799年，梅特涅在零距离的接触中认识到了社会力量的巨大冲击力。因此，他能够越出他的学术老师们教给他的思维轨道，认识到事物发生的核心，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知道了地震的震中在哪里，以及“社会最内部的组织核心”在哪里。梅特涅在这里首先影射的是由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而发动的革命。他对一切事物都不再遵循“旧世界”的所谓等级、特权阶层或者社会团体的思维轨道来解读，而是在一种新的主导概念下来解读：“社会”的、现代的集体单数（Kollektivsingular）。

他将1790年描绘成一个复杂的危机年份，国内和国外的情况交织重叠在一起：革命的、大国政治的、军事的、社会的。他将所有欧洲大国都囊括进了自己的视野。他将具有危机性质的冲突尖锐化，解释为是整个欧洲连接过程的结果——在地球某一洲的一端发生的事情，会反作用到另一端。1790年在俄国、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笼罩着战争，同样的战争也笼罩在俄国和瑞典之间；而英国同西班牙也面临着开战的威胁；尼德兰脱离了哈布斯堡皇朝，匈牙利也正在走向独立，列日则成为无政府主义的舞台。法国革命，梅特涅这样写到，像一棵大树，向所有方向扩展着它的树枝。普鲁士人“忠诚地秉承着祖辈遗传下来的对其宿敌哈布斯堡家族的仇恨”，所思所想的只是扩张自己的领土和强权。为此，他们不惜违背帝国的利益，支持列日人的革命，在匈牙利鼓动起义，干涉波兰危机，为的是在那里达到“领土扩张”的目的。此外，其敌视帝国的立场还体现在自约瑟夫二世皇帝驾崩后，普鲁士意图通过对德意志诸侯联盟的支持，破坏哈布斯堡皇朝的候选人加冕。俄国则不然，在与瑞典缔结和平协议后，奉行接近哈布斯堡皇朝的反普鲁士政策。1790年，梅特涅看到的是，“德意志帝国（teutsche Reich）”“由于诸侯联盟的反宪法的联合”而遭到分裂。但是，尽管如此，忠于帝国的各个等级出于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忠诚，还是使利奥波德二世当选，并加冕为皇帝。

帝国政治视野中1790～1801年的萨克森历史

梅特涅以同样彻底的态度，按照年代顺序，将在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特一世（Kurfürst Friedrich August I）治下的萨克森宫廷过去11年的情况，一一阅读，并加以总结。他的报告表明了他的研究是多么投入，他甚至深入研究了波兰的内部情况，特别是他重点关注的，与1791年5月3日通过的波兰帝国宪法有关的情况，及其相关的麻烦与困难。他的研究还包括选举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特为世袭国王的问题，当然最后没有成功。对于梅特涅来讲，那时候再也没有比德累斯顿更好的地方，以熟悉在中欧地区三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平衡游戏了，而游戏中，普鲁士和俄国仅仅着眼于如何牺牲波兰，进而扩大自己的领土。

梅特涅对处于履行帝国义务和普鲁士强压之间的萨克森选帝侯国的困境，思考得非常彻底，以至于人们已感觉到，这个问题深深地触动了他。因为这个问题触动了他内心在旧帝国终结前的这段时间里，对他而言可能还意味着的某种心结。他后来的回忆录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即与他的父亲完全相反，“他坚信”，“查理大帝创造的伟大杰作，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终结”。[16]而在他的自白中，写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内容。他大量引用公使馆的报告原文，试图证明在帝国宪法面前，哪一方做得无可指责（萨克森），而哪一方想要系统地破坏它（普鲁士），并以此削弱奥地利在大德意志的影响力。普鲁士在萨克森内阁的眼中似乎就是一种威胁，因此，要努力建立起一道抵御普鲁士的军事防线，要把萨克森在帝国的部队召回来加强自卫。维也纳宫廷在评价这一考虑中的撤军时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事件，梅特涅则原文引用发给驻德累斯顿公使的指示来作评论，“如果帝国的所有较高等级均背离皇帝陛下，并且每个单一的帝国等级只愿考虑眼前较大的、于自己合适的事务和做法的话，且如果皇帝陛下也放弃捍卫帝国疆界，认为一切事情只限于他自己的国家的做法才属合理的话，那么，对于整个帝国来说，这一切产生悲惨的结果实属必然”。

按照梅特涅当时的分析，不应该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政治置于同一级别之上，以及像卡尔·奥特马尔·冯·阿雷廷（Karl Otmar von Aretin）所断言的，“奥地利基本上只关注扩张其领土……而在两个德意志强国的政治中，帝国的命运都是不值得考虑的”。[17]梅特涅认为恰恰相反，在当前这个时期，如果帝国各等级能够证明可以同心协力，那么帝国还是有能力巩固自身，并进行改革的。在总结中，他对目标的界定是，“尽可能维持帝国的宪法，并保护每个单一的个人”。同时，他也恰恰预见性地认识到一种可能的前景，即奥地利不情愿地完全从帝国的纽带联系中退出。

梅特涅的认识和结论

在一个篇幅拉长的总结中——这是第三部分——梅特涅发展了他的认识和结论，展示了他洞穿复杂的政治局面、将其置于历史的关联性中考察、从中抽象出理论主线，并将这一理论付诸政治实践的特殊才能。他的认识是：

其一，由法国革命引起的11年的变革，比18世纪的三次“主要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大北方战争[18]和西里西亚及七年战争，梅特涅将后两者视为一个整体）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关系。自1756年由考尼茨开始的与法兰西的结盟已不复存在。

其二，国家关系当前的状况是一片“混乱的组成”，从这种混乱的组成部分中，完全看不出未来的欧洲国家体系；“政治原则之争”还将继续，因为离一个“普遍的安宁状况”还相距甚远。

其三，英国早已放弃了其原来对欧洲大陆采取的中立政策，并成了革命战争中（反法）“同盟的一个活跃的工具”。由于英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并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竞争者（Global Player）”，因此，人们必须在跨欧洲的背景关联下审视其欧洲政策；英国在谋求“世界贸易垄断”。

其四，因对普鲁士和奥斯曼帝国有着共同的敌对立场而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与俄国建立的传统友谊，同样也已不复存在。尽管在梅特涅撰写“指令”之前，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登基才4个月，梅特涅对他的性格却早就有了非常准确的描画：“他的神情不安的、因蝇头小利即可失去而通过巨大的牺牲也不能赢得其人的性格”，使得与他掌管的帝国建立持久的、不受干扰的关系，不再成为可能。梅特涅在1801年即已认识到，俄国是继法国之后欧洲另一个迅速崛起的侧翼大国，它会永远以它的霸权追求来威胁欧洲大陆的中部。

其五，普鲁士自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大帝）以来就怀有野心，以二流国家的国民人口和较少的财政改革，上升为“一流强国”，并以这种“扩张追求”践踏所有国家承认的国际法的和道义的原则。马上就要遭到破坏的1791年同盟更是不在话下。1801年，梅特涅对普鲁士的长期预测是，它欲在“德意志爱国主义的旗号下”，将帝国所有的事务进程都屈从于它自己的专断领导，并且最终将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的命运和生存，牺牲于普鲁士的“扩张意图”中。

其六，如同梅特涅1794年在英伦旅行时已经了然于胸的一样，英国命中注定将继续是一个结盟伙伴：“到目前为止，与英国不断更新的联盟，在两国的政治和地缘关系中有着天然的原因。在一个纯粹商业大国与一个完全的内陆大国之间，几乎不会出现相互嫉妒的情况。”但是，作为英国贸易的转口地和抵抗法国的桥头堡的奥地利属尼德兰，这个共同利益的抵押物，已然丢失。

其七，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将在“一个或早或晚的不远时刻”失去独立，并降格为法国的一个省（不出所料，此事1810年果然发生）。

其八，哈布斯堡皇朝将丧失对意大利的宗主权；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意大利小国——法国的共和国——将会产生（拿破仑后来的确促成了）。梅特涅断言，（意大利各国）与哈布斯堡皇朝所具有的传统联盟终将解体。

其九，肢解瓜分波兰，来源于普鲁士和俄国对“盲目扩张的狂热”，它“与健康政治的一切原则背道而驰”。对受到帝国法影响的伯爵梅特涅来说，瓜分波兰是对欧洲国际法和政治道德彻头彻尾的破坏。同时，也展现了年轻公使务实政治的深刻逻辑：“波兰的生存对于我们来说，对于相邻国家的正当利益和欧洲普遍的安定来说，是同等重要的。它可以阻止三个大国之间与直接接触分不开的、经常的矛盾冲突，而且仅仅这一点，对于三国中任何一国来讲，都具有决定性的价值。”

梅特涅的分析，角度犀利，他也有能力预测事态的发展。他对普鲁士和俄国扩张趋势的预判非常准确，就像他同样准确地估计到，英国对普鲁士和俄国是一种持久的抗衡力量。那么，他从流传下来的联盟关系以及局面的崩溃中，得出了哪些结论呢？梅特涅认为，普遍的安定只有通过建立欧洲的均势才能产生，而要达此目的当时还相去甚远。“周边所有的从属性共和国均属于法国，这样一种特殊的占有情况”，造成了这种体系根源上的不均衡。梅特涅将这种不均衡看作拿破仑以他建立的卫星国来实行其统治的技巧：法国的霸权要通过一群非独立的、被大国挤压成中等国家地位的国家来保障。梅特涅表示，奥地利欧洲政策最紧迫的目标就是要改正这一类“过分的状况”，就是说，必须重组并回归到与大国均势相适应的程度上。从这些措辞中，可以认识到梅特涅所认定的长远目标，在与拿破仑的交往中他从未偏离——直到维也纳会议，通过这次会议，法国缩小到了与其他大国一样的地位。

萨克森宫廷：观察与经历

梅特涅不仅在思想上为他的第一个外交使命作了准备：他知道，萨克森选帝侯很注重礼节，因此，他也努力在这方面作好正确的准备；他让皇室内务署给他准备好了有关“行为准则”的详细资料。在举行盛典时穿着的宫廷大礼服，以及各式各样的交际形式、繁文缛节，让人感觉到，似乎世界的发展在这里有些停滞，人们好像还处在18世纪中叶。当法国革命废黜了王朝，拿破仑引入了执政官专政制度之时，在德累斯顿，人们还穿着钟式裙袍（Reifrock）[19]。相对于欧洲紧张不安的局势，在梅特涅看来，德累斯顿就像一个“沙漠中的绿洲”。

由于不需要进行重要的谈判，在与内阁及选帝侯的接触中，梅特涅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巩固他们对帝国的忠诚，以及提醒他们需防备普鲁士。此外，只要有可能，他就尽可能多地去建立个人关系和获取情报。这就促使他进入这座都城的每个沙龙中，去结识日后对他的职业生涯还会用得着的人物。[20]他参加了伊莎贝拉·恰尔托雷斯卡公爵夫人（Fürstin Isabella Czartoryska）的沙龙，她是波兰富豪贵族亚当·恰尔托雷斯基（Adam Czartoryski）的夫人。1794年起义失败后，恰尔托雷斯基不得不逃离波兰，在整个欧洲到处游走，为波兰争取朋友。他与年轻的沙皇亚历山大成为好友，后来做了他的外交大臣。来自维也纳的年轻公使，很快就引起了56岁的伊莎贝拉的好感，并尽其所能地支持梅特涅。伊莎贝拉与卢梭、伏尔泰、本杰明·福兰克林非常熟悉。在她的沙龙里，梅特涅还结识了俄国将军彼得·巴格拉季昂公爵（Peter Fürst Bagration），他年仅19岁的夫人叶卡捷琳娜还在德累斯顿为梅特涅生了一个私生女。对这个女人及相关的绯闻，本书后面还要详尽地讲述。

梅特涅同样感到业已守寡的公爵夫人多萝特娅·冯·库尔兰（Herzogin Dorothea von Kurland）的沙龙非常吸引人，她从她去世的丈夫那里继承了位于西里西亚的萨甘公爵采邑［今波兰扎甘（Žagan～）］，现在作为萨甘女公爵（Herzogin von Sagan）与她的三个女儿鲍丽娜（Pauline）、威廉米娜（Wilhelmine）和多萝特娅一起生活在德累斯顿。威廉米娜·冯·萨甘后来成了梅特涅的最爱。本书在单独的一章中还要进一步详述梅特涅与女人们的关系。在此处仅要说明的是，梅特涅的夫人爱列欧诺拉以从容不迫和冷静嘲弄的态度认命了，屈服于她的命运。一次，她在拿破仑的将军奥古斯特·德·马尔蒙元帅（Marschall Auguste de Marmont）面前承认，她不能理解，一个女人还能够违抗自己的丈夫。[21]在德累斯顿，梅特涅并没有忽略他的婚姻与家庭：1803年1月3日，全家热盼的传宗接代的继承人维克多在这里出生——之前，在维也纳出生的两个儿子乔治（Georg）和埃德蒙（Edmund）均于1799年先后夭折。还在梅特涅任驻德累斯顿公使期间，爱列欧诺拉又怀上了女儿克莱门蒂娜（Clementine），她于1804年8月30日在柏林出生。

当然，梅特涅认为最轻松愉快和长于招待的沙龙，当属英国公使休·埃利奥特（Hugh Elliot）的，他于1792～1803年常驻德累斯顿。梅特涅高调赞扬了这位公使：“我从未遇到过交往起来比他更为舒心惬意的人。”[22]这一点在他的回忆录中之所以非常引人注目，是因为梅特涅仅用了一句话来描述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特的性格，而对这位英国外交官，却整整写了两页纸。他敏捷的思维，热烈生动的性格，自信、果断且不顾忌任何外交礼节的做派——甚至连德累斯顿敏感的宫廷社交平台也不在话下——给梅特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梅特涅曾非常开心地讲过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王宫中发生的一件事情。由于对法国人的偏爱，国王曾命令他的御前总领大臣在接见外交官时，要对法国外交官逐一地唱名介绍，对英国人则可作笼统的集体介绍。有一次，在这种场合，当总领大臣向国王介绍说：“陛下，我荣幸地向国王陛下介绍12位英国人”时，埃利奥特突然大声插话：“您搞错了，总领大臣先生，只有11个人。”说完，他一个转身走了出去。几年以后，当埃利奥特作为驻柏林特命公使被召进宫时，普鲁士国王想起了几年前的这桩难堪之事，因此想让伦敦的王室也感受一下“他的坏脾气”，于是，作为报复，派遣了一位十分平庸的代办常驻伦敦，并调侃地讲道，如果英国宫廷对这个人选觉得满意，他会感到受宠若惊。普鲁士的御前总领大臣向埃利奥特通报了国王的话，埃利奥特立即反唇相讥：“显而易见，这位国王，您的主人，可能挑选不出更好的人来代表他了。”对这个事件，梅特涅不带感情色彩地评论道：“以这种态度举止，埃利奥特先生在普鲁士不受待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23]

梅特涅经常去埃利奥特府上拜访，后来还将与这位奇特人物的关系视作他最为惬意的回忆。这再一次证明，他是多么欣赏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精神气质和智慧才情，并且，只要他有机会，就会刻意培养它。两人的关系密切到了甚至于相互交流这样的“工作经验”，比如一名外交代办在无事可报的情况下，该如何向各自的宫廷定期发回报告。比梅特涅年长20多岁的埃利奥特还向他透露了自己的秘笈：“如果我得知我的政府对什么事情感兴趣，我会就此写些我的看法报回去；如果我无法得知他们想要什么，我就会自己杜撰一些消息报回，然后再通过下班信使将它们撤销。”[24]

被西尔比克忽略了的埃利奥特，不仅仅有值得上文提到的那些特点，因为他唤起了梅特涅的亲英情怀；而且在他的沙龙里，帝国伯爵还结识了当时的普鲁士官员和“战争顾问”弗里德里希·根茨，他也是埃德蒙·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的著名译者和评论家。两人之间马上迸发出精神上接近的火花。那时候，是哪些政治问题促使他——以及他的思考和论证是如何——引起梅特涅的注意的？这可以从他1805年9月撰写的文章《欧洲政治均势的最新历史片断》（Fragmente aus der neuesten 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Gleichgewichts in Europa）中找到答案。仅仅题目本身，就已然符合梅特涅的政治坐标体系，而这篇文章所阐明的原则，显然与梅特涅的精神志趣惊人的一致。根茨想指明《吕内维尔和约》之后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1803～1805）的出路。他从“前欧洲的联邦性体系”出发，并从压迫欧洲，毁坏其旧宪法，要其收敛克制、安分守己的法国超级强权出发作了分析：“这是一场正义的和必要的战争。”根茨看到了德意志有着像荷兰、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一样被奴役的危险。他宣称，他是“以真实爱国主义的和真正世界主义的情怀”在发表意见，并且是“为了祖国、为了欧洲的共同事业、为了各国的自由和尊严、为了公理和秩序的统治”而写作。[25]他已经看到了“世界政府”及其“国家联盟”的乌托邦出现在地平线上。对他来讲重要的是，只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共同事业才有能力保护弱小国家的权利。为了对抗法兰西式的中央集权的万能君主专制——拿破仑正在走向这种专制——他提出了英国式的“混合国家宪法”。[26]就像梅特涅一样，根茨也使用了历史回顾方法——在此回顾的是法国革命战争——作为他的反应发酵剂。梅特涅也特别注意和同意地吸收了根茨对法国和俄国的批判，批判它们接手改变帝国的宪法，以便为所欲为地去处理占领莱茵河左岸的赔偿问题，而不是让皇帝和帝国国会来处理。同时，根茨在瓜分波兰以及由法国主导的改变瑞士和意大利领土现状问题上的分析，也闪烁着他政治上专业老道的光芒。长话短说，鉴于如此之多的共同点，根茨在德累斯顿逗留期间主要与梅特涅待在一起，并成为他的朋友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共同拜访外交圈与各个沙龙，比如霍恩塔尔伯爵夫人（Gräfin Hohenthal）和恰尔托雷斯卡公爵夫人的沙龙。[27]

《帝国特别代表团最终决议》与拯救梅特涅家族

梅特涅虽然感到德累斯顿如同一片沙漠中的绿洲，但是他始终对围绕着欧洲的不安定，保持着高度清醒的敏感：对《吕内维尔和约》及《亚眠和约》签署以来笼罩着的不稳定的和平，保持着清醒的敏感，同样，也对帝国的生存危机，保持着清醒的敏感。这种敏感性可以从1802年的雷根斯堡看出来，当时帝国国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正在准备起草所谓的《帝国特别代表团最终决议》。引人注目的是，梅特涅避免使用这个概念，而是使用了“法俄外交调停”的说法，因为他看得很准确，是谁在操纵帝国内部的变革，“这个变革摧毁了前德意志帝国的最后基础，并使帝国更为接近其解体的时间节点”。[28]年轻的梅特涅对帝国未来的（生存）机会的判断，非常罕见地、出其不意地摆脱了他父亲的看法。在这项法案通过之后，他认为，（法俄的）调停使帝国的根基彻底动摇，以至于它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它最基本的组成要素已被破坏，无法再整合在一起了。

从1801年夏天他撰写“指令”之时算起，到1803年夏天他收到去柏林任职的命令为止，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判断彻底地发生了改变。只有考虑到在此期间父亲与儿子就《帝国特别代表团最终决议》为主要内容的大量书信往来，才能加以解释。在其指令的结尾处，梅特涅就已提出了这个问题，即帝国特别代表团该如何组成，因为它要处理莱茵河左岸的贵族赔偿问题。这个问题使他在德累斯顿一直坐卧不安。之后，他在远离谈判的地点，看到了父亲在雷根斯堡谈判的整个过程中是如何全力以赴，并最终成功地做好了院外集团的工作，以及“照管好了他们［！］家族的利益”；弗朗茨·乔治为了赔偿而战斗，要求赔偿“他们家族位于莱茵河左岸的帝国直属财产的损失”。[29]这种表达方式，使人容易产生梅特涅似乎想与整个赔偿过程保持距离的印象，虽然他作为家族的一员，并且作为家族未来的长子继承权人将从中获益。一直到了维也纳会议的谈判中，人们都会看到父亲与儿子之间这种奇怪的，但目的非常明确的分工。父亲作为受利益驱使的帝国伯爵们的首脑角色出现，与此相反，儿子却似乎成了一个超然物外的、事不关己的、中立的调停人。

对这种分工历史学家不会轻易地照单全收。因为弗朗茨·乔治毕竟是为了全家族的利益。因此，如果要解释梅特涅家族在没收莱茵河左岸财产的过程中并不属于失败的一方，就有必要看一下弗朗茨·乔治在帝国国会中的特殊地位。虽然他在与钱打交道上不太在行，但是在帝国法律以及帝国各机构的丛林中却游刃有余，毕竟他在这一行中行走了几十年。国会诸侯议事会中的天主教派曾长期处于被动的无所事事状态，弗朗茨·乔治·冯·梅特涅1785年被选为天主教派的威斯特伐利亚伯爵议事团团长[30]后，使他所在组织（理事会、办事处、公使团）的功能又恢复了原状，使伯爵会议重新活跃起来，也使诸侯议事会的钱库充实起来，并且，他于1802年展开了在赔偿问题上针对院外集团的工作。

为了将损失的财物统计清楚，弗朗茨·乔治让他的顾问兼“帝国领地”行政总管克诺特（Knoodt）编制了一份细致入微的表格。表格显示：2处帝国伯爵领地（温纳布尔格和拜尔施泰因）、4处领地（奥贝雷黑、莱茵哈德施泰因、普骚耳以及蒙克拉的部分采邑）、3个官职、3个城市、30个村庄、18个城堡和平区（Burgfriede）[31]及院区、9处司法管辖权区、58个庄园、54个磨坊和4座酒庄（位于美因茨、特里尔、拜尔施泰因和科布伦茨）。与此绑定的还有大量的领主权，其中最重要的是铸币权、大量的从属采邑、15个教堂资助人权益，以及众多的基金。这些领地和财物每年的总收入达62611古尔登。所有的资产，包括建筑物和资本债权加在一起，梅特涅家族的簿计计算出的总价值，共合3127066古尔登。除了被没收的财产损失以外，还另外估算出1792～1802年的战争损失——高达438850古尔登。[32]但是后面这一项根本没有被列入雷根斯堡的讨论中；人们可以预计，有超过300多万古尔登的估算过于宽松。按照领地来计算，梅特涅家族在莱茵河左岸损失了2.5平方普里[33]及其上的6400名居民。[34]国会伯爵议事团团长弗朗茨·乔治还鼓动其他人，也以同样的方法去计算他们的损失，以便他能够向雷根斯堡特别代表团提交一份他所代表等级的总概况。[35]

为此，他于1801年3月2日召集国会天主教帝国伯爵开会，讨论了他们的共同战略。他起草了照会、议定书和备忘录，分送皇帝、特别代表团中皇帝的“全权代表”许格尔男爵（Baron von Hügel）、特别代表团中影响力较大的其他成员，此外，还送达在雷根斯堡的俄国公使比勒男爵（Baron von Bühler）、法国公使拉弗莱斯特（Laforest）、普鲁士国务和内阁大臣冯·豪格维茨（von Haugwitz，Kabinettsminister），[36]以及直接送交法国外交部长“公民塔列朗（Citoyen Talleyrand）”亲收。塔列朗甚至极其礼貌地答复：他已将弗朗茨·乔治·冯·梅特涅的信报告给了第一执政，也就是拿破仑。第一执政被他作为天主教派的威斯特伐利亚伯爵议事团团长向其（拿破仑）所致的谢忱深受感动，亦感谢他进行调停的建议。拿破仑将对每一位德意志帝国成员逐一予以帮助。[37]

为达目的，弗朗茨·乔治·冯梅特涅用尽了他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所学会的一切手段，这也给了他自信，直接向最高的政治负责人写信，好像他们是处于同等地位似的。没有他的奔走呼号和热情投入，帝国伯爵们的事情，以及他们家族自己的事情的结局将是悲惨的。他是这一行动的中心人物，并从中得到了自我肯定，对此作为儿子的克莱门斯评论道：“我父亲希望，他对祖国的热爱是，不远的将来能够允许他参与到巩固帝国这一事业中去。”[38]

《帝国特别代表团最终决议》通过后，弗朗茨·乔治得到了承诺，将乌尔姆（Ulm）附近原帝国奥克森豪森修道院送给他作为补偿。从这座修道院的地位和规模来看，足可以使之与帝国直属领地联系起来；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梅特涅家族重新获得了帝国等级身份，因为家族就此找到了失去的莱茵河左岸温纳布尔格和拜尔施泰因领地的替代物，而这些领地恰恰正是帝国等级身份的法律基础。弗朗茨·乔治想将其看作对未来前程的承诺，即皇帝会同时将其晋升为帝国侯爵等级，就像本书前已描述过的那样。[39]这也唤醒了他头脑中自欺欺人的希望，认为帝国作为一个整体可以重新巩固并继续生存下去，因为宪法的所有仪礼仍是原来的样子。1803年夏，当他作为领地新的“主人”正式接管奥克森豪森的时候，克莱门斯拜望了他的父亲。

在德累斯顿，克莱门斯从“观察岗位”中学会了更加务实从而也更具批判性地看待所有事物。他充分利用现有的位置，继续深入研究外交，并逐步认识到驻德累斯顿公使在这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优势：柏林内阁在帝国政治中所必须要优先掩盖的意图，在萨克森宫廷面前则不得不公开，为的是争取萨克森与其一同反抗奥地利。维也纳内阁与俄国宫廷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之中，而德累斯顿为克莱门斯提供了许多与俄国公使接触的机会，以便他探知沙皇更深层的意图。梅特涅取得的这些经验不久就可以为他所用，因为当他离开奥克森豪森的时候，任命他担任驻柏林公使的圣旨即将下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