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赤贫中各国人民的春天：三月革命之前，1830～1847

61 1830年七月革命及梅特涅的国际危机治理

巴黎革命：开端

对梅特涅来说，1830年夏天像多年来一样，一如既往地开始了。比以往更早，他于5月28日即从维也纳动身前往约翰尼斯贝格。在那里，来自巴黎的消息让他忧心忡忡，消息之所以让他比平常更加不安，是因为在法国的政治中，外交与内政再次交织在了一起。由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国王查理十世于1830年4月20日向阿尔及尔总督——苏丹的地方长官——宣战。他对公众舆论解释说，军队要在地中海结束来自阿尔及利亚陆地的、海盗的劫掠活动。实际上，这无外乎就是法国自1830年将阿尔及利亚作为殖民地占领以后，在北非开始奉行的一种增强帝国主义威望的政策。

法国国王想通过这一行动，在内政上将对手打入冷宫，因为他们在议会里反对他通过一项“敕令”，即《紧急状态法》，来限制选举权和新闻自由的计划。就像后来在1840年莱茵危机时一样，他们想用外交政策上的成就，来挽回内政上的威望——“为了挽救王国政府”，梅特涅评论道。^[1]他说，选举权的计划将失败，并且会引起非常危险的麻烦。这是他于6月5日写给驻巴黎公使的话，并且将其与完全是预言式地宣告王朝将被推翻的猜测联系在一起：“法国的一切都岌岌可危——一切都处于一种公开的危机之中。需要花费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有了一种 生存危机的感觉，并眼睁睁地看着这种危机在发展。也同样是用了这么长的时间，让我相信，必须唤醒各大国宫廷严肃认真地关注这次事件。”他想到的是在“协调”的框架内召开一次国际会议。

7月7日梅特涅回到了维也纳，不过只停留了很短一段时间，于22日就动身前往科尼希斯瓦尔特，他通常整个8月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他选择的路线是经过布拉格，前往特普利采，在这里，他短暂觐见了普鲁士国王。29日抵达他的夏休地，这是巴黎七月革命爆发的三天之后。第二天，7月30日，他就已经收到刊载有关于7月25日“敕令”和7月26日起义消息的《箴言报》。接下来进一步的消息，使他略感安慰，他得悉奥尔良公爵已经接管最高权力，为什么恰恰这条消息能使他平静下来？这需要作些解释。总而言之，至少国王查理十世还在军中。整个局势促使梅特涅考虑，“如何能在各列强之间，特别是在四国同盟之间制造出意见统一的契合点”。^[2]这就意味着，除了将被打得粉碎的会议体制重建，已别无他法。他至少不认为巴黎的情况像1815或1789年那样糟糕，因为，他认识到“这次颠覆活动有英国1688年革命的印记特征”。那是一场没有流血的“光荣革命”，只是将国家元首调换了一下。

对欧洲局势危险性的分析

1827年俄国、英国和法国的联合舰队与土耳其、埃及之间开展的纳瓦里诺海战，被梅特涅评价为一个转折点：盟国强迫奥斯曼帝国让希腊独立。从国务首相的视角来看，这个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大国格局，是1813～1815年在列强之间创立的体系的绝对低潮。在希腊的土地上应该建立一个何种形式的国家？巴黎七月革命对于欧洲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已经被打翻在欧洲舞台上的“协调”来 解决，必须立即让它起死回生，刻不容缓。在这种极其扑朔迷离的世界形势下，弗朗茨皇帝再次委托他的大臣，作出一个危机形势分析，可以让人们认识到，由于巴黎事件，欧洲国家在多大程度上的确受到了威胁。大臣以一份典型的原则性奏折回禀皇帝，供其认清形势，找准坐标。^[3]

他认为，在出现入侵战争的情况下，意大利和加利西亚是最为危险的区域。自1814年巴黎和会以来，各国宫廷之间的谅解体系保障了多年的秩序稳定。在梅特涅的回顾中，1824～1825年是深受坎宁自私政策影响的“过渡时期”，法国政府的日益虚弱以及亚历山大的去世，更为加重了这种色彩。过去奉行的“普遍保护的大联盟”的基石被动摇了，从而也让奥地利（对同盟）的信任受到了动摇，将来奥地利的政治安全，不能再仅仅通过盟国予以保证。由于1828～1829年遭受的损失，俄国被大为削弱，需要多年的休养生息才能恢复元气。法国国内政治支离破碎，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王位难保。普鲁士与奥地利内阁的关系是“最为亲密的”，因而奥地利只需采取防卫性措施即可。梅特涅预计还有几年的和平可享，没有奥地利，三国同盟只会是一出悲情的幕间戏。奥地利与英国的关系同样是“亲密的”，只是在坎宁任大臣时有些生疏罢了。英国与法国王室相互打交道时还是需要小心翼翼。法国与俄国旨在“促进孤立的（目的）”的危险联系不复存在。俄国与奥地利在法国维持君主原则的问题上，以及在维持奥斯曼帝国的问题上，应该有着共同的利益。普鲁士在这个目标上会诚心诚意地表示同意。

与旧式的德意志帝国纽带相比较，自维也纳会议以来，奥地利是唯一具有完善的地缘战略意义上的政治实体：向西，撒丁王国以及德意志邦联可以掩护哈布斯堡皇朝；向东，皇朝没有屏障。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从而使多瑙诸侯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以及塞尔维亚进入 了俄国的势力范围。奥地利所面临的军事态势，因维也纳会议新建立的统一意愿显著地得到了改善。蒂罗尔和阿尔卑斯山脉，如同波西米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一样，同样被梅特涅视为固若金汤，他认为可能易受攻击的地点是多瑙河谷、加利西亚以及伦巴第。整个局势分析使人清楚，地缘战略形势，绝对没有唤起旧的、对革命的恐惧症的必要。没有理由像1792和1814年一样，立即将军队开进法国，而巴伐利亚元帅弗雷德强烈建议梅特涅采取这样的行动。^[4]

以“协调”的名义干涉？梅特涅的调解

在当前这种无法预测的欧洲危机局势下，一切都倾向于同意重新复活维也纳会议体系。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重塑与俄国的友好关系，由于希腊问题，俄国宣布停止了与奥地利的合作。而对梅特涅来说，机会得来全不费功夫。因为当他于8月5日提前终止在科尼希斯瓦尔特的逗留，准备动身返回维也纳时，他取道途经卡尔斯巴德，而碰巧的是，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此时正在那里休假疗养。

1830年8月6日，梅特涅与涅谢尔罗迭举行了一次值得纪念的会晤，会晤中，梅特涅终于达到了与俄国宫廷重建旧时统一意见的目的。因为这是重新激活“协调”的基础。当他们谈到巴黎的颠覆事件时，这位俄国同事对梅特涅的“极端节制立场”感到吃惊。^[5]此外，会议体系本来主要是为了解释进行干涉的状况和目的，因为冲突情况已经出现——在法国重新发生了革命。梅特涅对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当然非常清楚，这种矛盾自然也出现在路易·菲利普^[6]的态度之中，是革命将他送上了王位，但是这位国王激烈地强调，声称他对保守的——经过考验证实的——原则完全尊重，同盟正是按照这样的原则建立的。^[7]

梅特涅怎么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证明法国的此次革命不会对欧洲的其他地方构成危胁呢？他手中握有到那时为止不为人知的、可以主宰一切的有力把抦，可用它无条件地将路易·菲利普牢牢控制在手中，而且只有他和法国国王本人对此事心知肚明。因此，这份相府的文件没有存入公使馆的往来文件档案中，而是放进了“绝密档案”（Acta Secreta）内。^[8]这是一封奥尔良公爵于1805年8月3日在流亡伦敦时，亲笔写给奥地利将军马克的信。他在信中请求，允许他加入“欧洲最善战的军队”，为其效力。他提醒说，他曾经于1801年向帝国皇帝提出过这个建议（由于《吕内维尔和约》而落空），就是说，公爵准备加入第三次反法同盟，当时，各国大臣正在柏林筹备建立这一同盟，梅特涅作为公使参加了有关谈判。

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致马克将军的亲笔信，1805年8月3日于伦敦附近的特威克纳姆（Twickenham），第一页和最后一页

梅特涅亲自将此信的一份抄件做成一个特殊的文件筒交给了阿波尼，并写了一封加密信作为指示，密信是这样开头的：“您会在附件中发现一份非常有趣的文件，只要看看就会向您证明，它包含着使路易·菲利普‘身败名裂的不得了的手段（un moyen de compromission immense）’。”他指示公使，请求拜见路易·菲利普，如果法 国人准备以“硬件”，也就是说以军事手段进攻“我们”，而非口头上的攻击，那么，就可以向国王展示一下这封信，并警告他，如果他想对奥地利采取军事行动，这封信就会被公开，而且我们手上还有一些类似的、敏感棘手的文件。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在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事情上，梅特涅手上也握有令人难堪的文件——而且是一大摞！——给劳拉·蒙蒂斯（Lola Montez）^[9]的信件。但是，就像对待路易·菲利普的信一样，梅特涅很少利用它们。^[10]

当然了，不能忘记与这一事件相关联的大的背景情况：是梅特涅一人使“五国共治”这一机制重新发挥了作用，因为在他建筑好了与俄国的桥梁之后，他立即又建立起了与英国及普鲁士国王的联系，这些联系，在不久前的特普利采会谈后就一直持续着。梅特涅倡议的第一项成果记录在了一张小小的纸片上，他将与涅谢尔罗迭当面达成的协议，亲笔写在了上面。协议的内容是：“作为我们行动的总体基础，达成协议如下：不介入法国的内部争端，当然，另一方面也不接受法国政府危及欧洲的、通过一般协议而建立和保证的物质利益，或者危及欧洲各国通过谅解达成的内部和平。”^[11]在外交辞令中，这个不起眼的，然而意义重大的纸条得到了一个名称：“卡尔斯巴德纸片（Chiffon de Carlsbad）”。

人们将修正自己的看法，将历史过程来个翻天覆地的改变。承认七月王朝的倡议并非来自英国方面，而奥地利也并未因其糟糕的财政形势，而没有尽快响应。^[12]梅特涅扮演的真正角色，表现的是他向俄国发出了决定性的、完全以准备介入的姿态去关注巴黎事态发展的信号。

此外，虽然出现了协议中提到的情况，并为干涉提供了缘由，奥地利国务首相反而利用了五国共治来阻止干涉进行。他之所以决定反对这样做，是因为这是更好的途径，可以确保欧洲的和平。这就驳斥了那些将他贬低为是所谓的“反对起义的人民、捍卫合法统治者权力的神圣同盟”^[13]代表人物的陈词滥 调。在青年时代，梅特涅就恰恰非常鄙视那位合法的波旁王朝国王查理十世，他经历了这位国王——那时还是阿图瓦伯爵——作为激进保王党，建议发表灾难性的《皮尔尼茨宣言》，实质性地刺激了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的爆发。^[14]梅特涅在当时与这一类保王党保持了距离，而在1830年，他也没少批评这位恰恰是由于自己愚蠢的统治措施而招致倒台的国王。对梅特涅有利的是，自比利时热马普会战以来，他就同这位与他同龄的法国人打交道，对其性格特点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15]

对梅特涅在国际上对待七月革命态度的解释，还体现在路易·菲利普8月末派遣将军奥古斯丁·丹尼尔·贝利亚尔（Augustin Daniel Belliard）前往维也纳这件事上，他曾是迪穆里埃将军麾下的一名老兵，现在则是新国王的支持者。在维也纳与梅特涅的三次会谈中，以及在觐见皇帝时，贝利亚尔试图使两人相信，通过革命被扶上王位的新统治者，将会完全站在《维也纳最后议定书》的基础上，并且不会让革命运动越过法国，向周边扩散。他还呈献了一封新国王的亲笔信，在信中，新王吹嘘自己与查理十世相比是秩序的保护人。皇帝的回应就像人们所希望的，他保证说，已经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介入这个国家的内部困难。对此，梅特涅还补充道，他已经在向所有奥地利驻外公使馆发出的一件快函中通知：皇帝承认法国新政府，并且将促进与其发展外交关系。^[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