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宽容的后续革命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第二位革命诸侯的合法化

1830年9月28日的布鲁塞尔起义，属于七月革命后续起义链条中的一环，它符合梅特涅对混乱局面的预测。那么，如何与一个新诞生的国家打交道呢？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建立的、合法的尼德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尝试着举行起义，并一再重复着梅特涅认为的最糟糕的19世纪的同一种模式：一个民族再一次提出要求，目的是要分得一块分裂的领土。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情况，民族原则使未来的民族国家具有合法性，而现存的国家却从内部被破坏了。

俄国、英国和奥地利政府在认真考虑进行干涉，[27]但是梅特涅却是在欧洲力量对比中算计着：如果奥地利的军队介入布鲁塞尔，那么这支军队就无法再用到意大利方面，因为他预计，意大利那里也会出现起义，后来也确实出现了。此外，这样一来，哈布斯堡皇朝在德意志的局势中就失去了行动能力。另外他还估计到，在波兰地区也会发生动乱。梅特涅如一个象棋棋手一样在考虑每步棋的组合排列——他也是以这种方式考虑外交局势的——从一个方向上调走一些棋子，另一个方向上就会缺少这些力量。可能发生冲突的策源地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让准备进行干涉的国家保持了冷静而没有动手，最终也挽救了一个自主的比利时王国的国家组成，并且通过于1831年11月15日在伦敦召开的五大国会议，使其合 法化。虽然1820年代的连续的会议政治不再成功，但是欧洲外交“协调”看来还在起作用。利奥波德·冯·萨克森-科堡-哥达（Leopold von Sachsen-Coburg-Gotha），这个在与波旁王朝竞争中因妥协而产生的候选人，抓住了这个绝少的机会，从一个德意志侏儒小邦的侯爵，一跃而起成了王国的元首。后来，利奥波德国王成为自1848年以来就逃亡海外的梅特涅在流亡期间最可靠的一位支持者。

对德意志立宪进程的推动

七月革命将德意志自1814年就已经开始的立宪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到1848年，仅仅还有四个国家没有立宪宪法成文法：奥地利、普鲁士、梅克伦堡及黑森-霍姆堡（Hessen-Homburg）。三月革命之前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由于其具有的各省等级制，当然并非教科书中经常宣称的那种专制，但是，对普鲁士的内政来说，却存在着一个永久性的问题。还处于1815年拿破仑战争印象中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就曾用下诏的方式保证，他的国家应该有一部（现代化的）代议宪法成文法。梅特涅认识到，这个问题对普鲁士而言，就像对哈布斯堡皇朝一样具有爆炸性，因为他认为，普鲁士也是一个非均质的——组合而成的——国家，一个议会制中央代议机构，会将这个国家炸得四分五裂。1840年腓特烈·威廉四世继承王位之后，梅特涅与其持续不断地交换关于这个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代议宪法的意见。而1847年，在普鲁士还是发生了他之前一再警告过的事情：国王召集“地方联合议会”，讨论通往东普鲁士的铁路线路的融资问题，而这个按照古代方式组建的议会，对其成为普鲁士“国家”议会的强烈要求却已不再压抑。

在为争取更多的政治话语权的斗争中，奥地利的各地方议会也作为先驱而大肆活动。直到1848年，在奥地利也同样没有一个全国性的代表机构，1848年革命才第一次为此开辟出了一条道路，但是这也只不过是个插曲，直到梅特涅死后，具体说即1861年起，才开始走上了为整个皇朝建立一个全国议会的道路，而且是通过奥匈间的“平衡”才得以强化的。在梅特涅正确预计到的、对多民族国家而言会出现一股离心的破坏力的地方，德意志各邦——首先是拿破仑的巴伐利 亚和符腾堡王国——却指望出现一种清新的、一体化的国家意识，并以一种新的宪法爱国主义，将支离破碎的国土和人民统一起来。像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让人在多瑙河畔建立耗资不菲的民族纪念堂“英灵殿（Walhalla）”时宣布的那样，还是可以谈论和使用“德意志”精神的。但是，这种国家意识是文化和历史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因为人们当时在经常引用“德意志祖国（deutsches Vaterland）”时，在思想意识中，还存在着叫普鲁士、巴伐利亚、符腾堡和黑森的“国家”。如今几乎已经不再有人知道，人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1832年5月汉巴赫（Hambach）所谓的“德意志人的民族节日”，早已偏离了原本的含义，因为这个作为节日来庆祝的日子，原是巴伐利亚的宪法日。

对德意志邦联中发生的动乱，梅特涅也是以与欧洲相关联的背景去解释的。在相隔一段时间之后发生于1833年4月3日的对法兰克福警务总署的袭击，是针对邦联大会的，它虽然可怜地失败了，但是必须将其作为革命的企图来定性，因为它准备暴力袭击的对象，是邦联大会的代表。而且很多证据指向了与波兰和意大利活跃分子的联系，虽然法兰克福的市民卓有成效地掩盖了那些重要的痕迹。

波兰——一场革命？

后来的所有革命，都在整个欧洲范围内相互影响着，整个大陆都在搞运动：在比利时所属尼德兰起义期间对安特卫普的炮击，是与波兰华沙的起义同时发生的。在公开的出版物中，人们将波兰人评价为像1820年代的希腊人一样，是“起义民族”，所有行动的目的都冲着国家机器而来，最激进的行动则将矛头指向了君主。作为沙皇的代表，俄国皇储康斯坦丁（Konstantin）在华沙逗留时遇险，逃往部队，其中有15000人驻扎在华沙。梅特涅的反应也顺理成章，他马上命令数万军队开赴加利西亚边界，普鲁士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当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波兰士兵在梅特涅的容忍下虽然逃进了奥地利所属的加利西亚，但是他们被全部缴械，收缴的这些装备如数交给了俄国人。在波兰问题上，五国共治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默契容忍协 定，这个协定没有正式付诸文字，因为不去促成波兰改变现状，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利益，免得像比利时那样，可能会突然产生一个独立的波兰。同时，梅特涅也在思考哈布斯堡皇朝各地的情况，因为那里的人民，特别是加利西亚的农民保持了安定，他于是得出结论，在斯拉夫国家中，人们不同情革命或者动乱，他将这种情况归功于自己的政策，首先是由于他的一招妙棋，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王国（Königreich Galizien-Lodomerien，也称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中，将政治责任交给一位波兰总督来负责。但是无论如何，从华沙发起的起义，在1815年的维也纳体系中还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波兰试图摆脱沙俄的宗主统治，重建自己的王国。这样就会使得波兰一分为三的状况发生改变，而三大国奥地利、普鲁士和沙俄的领土现状，也会因此受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