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暗示

检方证人成了辩方证人。[1]

——卡尔·科尔

自上次情绪失控，气冲冲离开法庭后，冯·洛索将军定于1924年3月15日星期六上午再次出庭。《巴伐利亚信使报》觉得，旁听席里的人们首先想到的问题是：他会回来吗？[2]答案在早上8：30揭晓了，主审法官宣布开庭。冯·洛索将军没有现身。

结果是奈特哈特法官宣读了缺席证人的一封短信，表示他拒绝回到法庭，而原因“在［昨天的］审理进行到最后应该已经很明确”。[3]

罗德要求法庭下令让洛索前来接受盘问，但主审法官未予理会，开始传召一系列无关痛痒的证人。那天上午的进度很慢——考虑到坊间传闻审判要在下周末之前结束，这样的节奏颇具讽刺意味。据《星期一世界报》（Welt am Montag）报道，奈特哈特已经私下里向多名律师证实这一时间安排。

审判的确是需要赶紧得出裁决了，因为负责本案审理的紧急司法机构人民法庭将于1924年4月1日期满。[4]这是巴伐利亚和柏林之间为了在慕尼黑进行审判而达成的一项妥协，交换条件就是在这之后人民法庭要悄无声息地消失。

因此，随着期限的临近，还有这么多次要的证人出庭，从一切可能的角度给出不那么要紧的证词，唯独不触及有助于澄清本案事实的地方。这场审判似乎不打算解决问题，而是要分拆出一系列无关的、分散注意力的旁枝末节。

此外，迄今出庭的证人大致给人一个印象，法庭过多侧重于那些权势人物的证词。11月那天的晚上以及次日上午在城中的工人、手艺人、散工之类去哪了？比如巴伐利亚邦理发师协会就对这种偏向权贵的做法提出了正式抗议。[5]有什么事实是不可以在奈特哈特的法庭上发表的吗？有的人则想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6]

《巴黎之声》预言这场“希特勒审判”——许多报纸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用这个名称，而不是“鲁登道夫审判”——将导致慕尼黑法官们成为法律寓言[7]和警世故事里的人物。“巴伐利亚审判”将成为嘲弄法律公正的代名词。《人道报》猜想这闹剧的结果将是法官判自己十年堡垒监禁。[8]

然而，这些次要的、往往无关的目击证人仍在不断走进法庭。那天曝出的最有价值的信息来自54岁的退伍骑兵上尉弗里德里希·冯·席拉赫（Friedrich von Schirach），他的证词让不少人感到吃惊。

在陈述所谓进军柏林不等于发起真正的攻击时，证人一带而过地提到，奈特哈特法官曾暗示他不要提起这个话题。这个惊人的说法立即促使法官和检方提议改为闭门盘问。

清场后，席拉赫承认他知道战争部发出的命令［1923年10月26日的Ia 800号令］，即给步兵军团补充三个营的武装社团志愿兵。此前鲁登道夫用来盘问卡尔的就是这份文件。席拉赫的准军事组织“慕尼黑VVV”为此欢呼雀跃，他们相信这次收编意味着期待已久的攻打柏林计划启动了。

施坦莱恩问命令是否得到了执行。

“志愿兵报到了。他们被转给战争部。”而后要在1923年11月11日上午10点前往第19步兵团接受检查。

“那么这件事为什么没有做？”奈特哈特问。

“因为出了8日和9日的事情。”[9]

盘问之下，席拉赫言之凿凿地确认有多个武装社团已经做好准备，要和巴伐利亚陆军一同出发，与北方的民族主义盟军会师，而后使用这股联合起来的力量逼迫总统及其内阁辞职。如果这些政客拒绝，他们会使用武力。

希特勒想证实这名证人的证词。作为一名政治领袖，他每天都会收到“准确的进度报告”。他手下的所有人“显然都认定，这就是一直说的进军了——而且，我的确也相当有意地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因为不存在象征性、假想性的进军。他们这是要向柏林进发。[10]

真正让他确信无疑的是炮兵部队的集结。如果只是想向首都施加政治压力，巴伐利亚领导人不需要这样集中大量加农炮和榴弹炮火力。

这项计划的问题在于古斯塔夫·冯·卡尔，希特勒接着说，他是个软弱、犹豫的政客，缺乏肩负起领导重任的能力。希特勒不想坐等他倒台，于是决定冲进贝格勃劳凯勒，要求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担任“政治领导人”。[11]

这话激起检方的一通叫嚷。[12]

希特勒压过了他们。“［卡尔的］弱点会给德国带来灭顶之灾！”[13]

多年来，希特勒一直说他只想当民族主义运动的吹鼓手。但在这一次的爆发中，他再一次承认他想要的不只是那些。

与此同时，奈特哈特试图阻止希特勒的发言，不要再讨论巴伐利亚政府参与政变这个尴尬的话题。他还打算不再传后面的证人出庭。

在当天的审理进入尾声时，奈特哈特再次做出不利于辩方的决定，拒绝强迫洛索接受盘问。辩方律师加德曼、霍尔、罗德和汉密特再次要求让他回到证人席。他们声称，他们需要他回答的问题对辩方至关重要。

奈特哈特不为所动，只是以“未经许可的缺席”为由处洛索50马克的罚款，如果罚款没能缴纳，则将面临五天的监禁。

下午1：20，[14]主审法官结束了这一周的审理，这让许多人不禁在想，接下来的五天这场审判会如何收场。与此同时，法庭外有一群德国青年正在抗议古斯塔夫·冯·卡尔，支持阿道夫·希特勒。这是接下来事态发展的一个征兆。

[1] NA T84/2 EAP 105/7，1609.

[2] Bayerischer Kurier，March 17，1924.

[3] NA T84/2 EAP 105/7，1853.

[4] Chronik der Bayerischen Justizverwaltung，342-44，NL Ehard 90/3，BHStA. 关于该机构的更多信息，可参阅Otto Gritschneder，“Das missbrauchte bayerische Volksgericht，” in Lothar Gruchmann，Reinhard Weber，and Otto Gritschneder，eds.，Der Hitler-Prozess 1924 （München：K. G. Saur，1997），xxxvii-xl。

[5] NA T84/2 EAP 105/7，1610-11.

[6] 例如1924年3月11日《阿根廷日报与周报》对审理中缺乏事实披露表达了不满，尤其是在公开庭期中，Carl Christian Bry，Der Hitler-Putsch. Berichte und Kommentare eines Deutschland-Korrespondenten，1922-1924 für das Argentinische Tagund Wochenblatt，ed. Martin Gregor-Dellin （Nördlingen：Greno，1987），183。

[7] 1924年3月7日《巴黎之声》。

[8] 1924年3月18日《人道报》。

[9] NA T84/2 EAP 105/7，1914-15.

[10] NA T84/2 EAP 105/7，1923.

[11] NA T84/2 EAP 105/7，1930.

[12] NA T84/2 EAP 105/7，1930. 在会议记录中显示是埃哈德。

[13] The Hitler Trial Before the People’s Court in Munich，trans. H. Francis Freniere，Lucie Karcic，and Philip Fandek （Arlington，VA：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6），III，37.

[14] NA T84/2 EAP 105/7，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