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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2章 狐狸与乌鸦
教宗国的监狱中关押了上百名政治犯，更多的人则为了避免牢狱之灾而流亡海外。在教宗国里，思想更为启蒙的男男女女面临着严酷的压迫。许多人自十五年前爆发了反对教会统治的大起义后就被关在教宗的黑牢里。事实上，教宗在他加冕后的最初几天中遇到的每一个普通人都告诉他，除了许诺大赦、释放囚犯并允许海外流亡者回国以外，没有别的方式能更好地为他赢得人民的好感了。
1846年7月1日，新教宗召见了六位重要的枢机主教，想要在作决定前先询问他们的意见。极为保守的兰布鲁斯齐尼争辩着反对教宗出此决策，但是其他几人觉得这是一件好事。7月17日，教宗当选后一个月之后，罗马的城墙上贴出了告示，随后整个教宗国的城镇都接到了圣命：
庇护九世致虔诚的臣民……
我们将给所有近日关押的政治犯施以减刑
犯罪者只需要承诺他们将不再反抗教宗国政府。所有的政治流亡者同样被允许回国，所有目前在审的政治犯也将得到赦免。[1]
次日是星期六，罗马市民像潮水一般涌入大街小巷中庆祝。每个街区里都挤满了男男女女组成的庆祝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向教宗宫殿，沿路高喊着献给这位新教宗的赞美之词。在傍晚7点时，广场上已聚集了上百人在教宗的窗户外面高喊着“庇护九世万岁！（Viva Pio Nono！）”，面带微笑的教宗走到了阳台上向下面的人群致意并祝福他们。随着越来越多的庆祝人群抵达，他在两个小时后又重复了同样的做法。但是前来庆祝的人越来越多，趋近20000人，他们带着长木杆，上面挑着庆祝的手绢和各种手缝的布条，上面画着教宗牧徽或是写着简单的“Viva Pio Nono！”字样。人们手中的火把照亮了整个广场。有乐队在奏乐表演，他们高喊着的赞美这位新教宗的词语飘荡在空中。教宗通常不能在夜晚出现在人群前，但是到了晚上差一刻11点时，身穿白袍、头戴红色小帽的教宗再一次现身在阳台上祝福民众。他的臣民们随即流动到周围的街巷，涌入灯火通明的科尔索大道（Corso）挥舞着他们手中的教宗条幅。
星期日一早，节日般的气氛仍在继续。街道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鲜花像雨点一样从窗户中飘下，伴随在风中的还有人们对这位新教宗的赞美。当他从举行弥撒的罗马教廷回来时，他的马车无时无刻不被他欣喜若狂的臣民们簇拥围绕着，马车只得慢慢开出一条去路驶向教宗宫殿。人群显然没有打算在目睹教宗真容前就散去，教宗再次从阳台走出来向人群致以祝福。教宗环视人群，看到人们的眼眶中挂着情绪激动的泪水，他努力地忍住自己的泪水。在胸前画过十字后，教宗许出了他的祝福。[2]
“大赦还不是全部，”法国大使佩莱格里诺·罗西观察道，“但这是迈出的一大步。”他更小心地补充道：“我希望新的一条道路已经展开，圣父大人将知道如何在这条路上继续下去，尽管有各种障碍一定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在巴黎，法国外交大臣深受鼓舞。在他看来，这位新教宗也许能给风雨飘摇的教宗国带来救赎。[3]
当法国人充满喜悦的时候，奥地利人则正好相反。他们认为这位教宗不应该给予没有限制的大赦，而是应该给那些对罪行表示懊悔的人以有条件的“特赦”。这正是枢机主教兰布鲁斯齐尼所建议的方式。奥地利驻罗马教廷大使鲁道夫·冯·吕佐夫伯爵被事实惊得瞠目，因为教宗既没有事先征询他的意见，也没有在宣布大赦前告知于他，吕氏对枢机主教们表示了自己的不悦。一些人也深有同感，他们担心这位天真的教宗是在鲁莽地播下反抗的种子。[4]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教宗开始越来越对这个自己所处的位置感到不适。人群开始定期地在罗马的城市广场上举行集会，男女混杂的市民们呼喊着口号，他们手中拿着标语、条幅力促教宗推行那些人们长久以来所争取的却仍未实行的改革。他们希望解散雇佣军，并代之以民兵武装（citizen militias）。他们要求废止最受斥责的圣职统治行政体制，并要求由世俗信徒（laymen，也称“平信徒”）来顶替高级教士进入公共行政单位，进而还要求出版自由。他们甚至要求意大利的统一，要求建立一支没有外国人的军队。许多人希望庇护九世能够领导这项运动从而获取民族独立。虽然教宗为自己是意大利人而感到骄傲，但是他没有兴趣要发起一场对抗奥地利的战争。对这件事的反感也因为枢机主教们的态度而更为坚定。枢机主教们把奥地利人看作确保他们继续统治的最佳保障。就人民提出的各种呼吁变革的要求而言，千年历史的教宗国必然无法像其他国家那样去处理，正如枢机主教们一次又一次提醒宗座的，教宗统治的法度不是人给，而是神授的。[5]
*
在8月初，庇护九世任命58岁的枢机主教帕斯夸雷·吉齐（Cardinal Pasquale Gizzi）来担任他的圣座国务卿。在反改革的兰布鲁斯齐尼之后，教宗想要找的是一位有外交经验并且观点更温和的人。吉齐看起来是个好人选，他曾是罗马教廷驻卢塞恩（Lucerne）、都灵和布鲁塞尔的代表，也是驻教宗国北部的弗利（Forlì）的“教廷特使（Papal Legate）”[6]。庇护九世本人曾在选教宗的主教大会上投票给吉齐，作为爱称，庇护九世称他为“我的教宗（il mio papa）”。
罗马市民对这一任命感到高兴，他们错误地相信——这位教宗是站在改革一边的。如果说教宗犹豫了好几个星期才任命他，可能是因为吉齐身体有恙——这可以在他苍白的面色上看出来，而且痛风总是让他不得不卧床。他的圣座国务卿生涯注定会既不顺利，也不长久，这位缺少魅力、思想固执的吉齐越发频繁地发现自己和教宗的意见相左。[7]
为了改善教宗国糟糕的经济状况，庇护九世转向法国大使佩莱格里诺·罗西来寻求建议。罗西的背景十分不寻常。他出生在意大利中部卡拉拉（Carrara）的一个普通家庭，后来成了律师，而且在20多岁时就被任命为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的法律教授。几年后他搬到了热那亚，在这里他花了十年时间撰写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著作并在瑞士立法机构中任职。他后来离开了瑞士，在巴黎取得了教职并在这个职位上效力到1845年。在这一年，法王路易·菲利普任命他担任法国驻教廷的公使。这个矮小清瘦却荣誉加身的男子，拥有强大的智识洞察力和巨大的自信与行动力。据说他长得和但丁的半身像十分相似，而且有些人说得更邪门，声称他也知道这一点，于是会偶尔摆一个但丁的姿势来将这种相似的效果最大化。
庇护九世在要求建议的同时还递出了一张字条，他告诉罗西：“一名教宗一定不能落入乌托邦式的幻想。”人们有各种疯狂的想法。更有甚者，他感到惊讶，居然“说要成立一个由教宗领导的意大利联盟。就仿佛这件事是可能的一样！就仿佛各大强国能够准许一样！”
罗西对教宗的困境表示了同情并对他给予了鼓励。“您已经走上了您应该追随的路，”罗西告诉他，这条路“将带来最佳结果：结束滥用权力的苛政——我恐怕，这种苛政目前广泛存在——从而给各地带去良好的政府。我认为这就是圣父大人所打算的。”
佩莱格里诺·罗西
“你说得对，”教宗回答，“那是我最坚决要解决的事。在所有事情之前，必须要做的就是让我们的金融有序运转，但是我需要一些时间。”[8]
当法国大使力劝庇护九世要快速行动时，其他人则让教宗把脚步放慢。和奥地利宫廷一起，那不勒斯的波旁国王——并不算是欧洲比较开明的君主——已经对教宗的大赦感到不满了，他对教宗想要取悦他不安臣民的举动实在不以为然。那不勒斯国王的驻罗马教廷大使还报告说，教宗充满不确定性的第一步动作让那些“狂热的家伙（esaltati）”为欧洲君主们的衰亡而感到欢天喜地，他们声称教宗站在自己的一边。当大使在走廊中遇到庇护九世时，他告诉教宗，毫无疑问，有一些改革是人心所向，但是稳定也是必需的。否则，他警告说，“有害的影响”将会毫不受控地蔓延。[9]
警讯也在枢机主教们中间传播。“我的朋友，”费尔莫总主教德·安吉利斯枢机主教（Cardinal De Angelis，Archbishop of Fermo）在写给博洛尼亚总主教的信上说，“我们别自欺欺人了。这种广泛的改革热情……将不会自然结束。”圣座国务卿枢机主教吉齐心神不宁地看着这位在他看来没有经验、易受影响的教宗正被巧妙地操弄着，他认为教宗被民众的激进思想裹挟了。为了重新获得控制，吉齐在10月初下令，禁止民众在教宗国境内进行游行示威。[10]
如果说吉齐怀疑人们无休止地赞美这位新教宗的背后有着什么阴谋的话，圣职统治的死敌、意大利统一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捍卫者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正在从伦敦给他在意大利的支持者们作出指示。多年以来，马志尼都是教宗以及意大利其他统治者的眼中钉。1831年起义失败之后，他遭到了家乡热那亚的驱逐。马志尼曾帮助组建青年意大利党（Young Italy），这是一个地下行动的秘密组织，致力于把意大利统一在一个共和政府之下。在被瑞士驱逐后，他开始长期流亡伦敦并努力策划暴动和维持跨国的频繁联系。马志尼对罗马的动向非常兴奋，他催促追随者们要好好利用一切机会，即便是教廷再小不过的让步也要把握，组织起“节日般的庆祝、歌唱、游行等一切能让人民感受到他们身上所拥有力量的活动”。至于标语的内容，马志尼写道，应该是“自由、人权、进步、平等、博爱”。他还补充说，如果他们把这些词汇和它们的反义词“独裁、特权、奴役、专权”对照起来看的话，人们应该会更容易理解。[11]
朱塞佩·马志尼
庇护九世希望能获得臣民的爱戴，但是他是一个勉强的改革者，被那些寻求变革的人和争辩教宗的首要责任是捍卫教会权力的人拉扯着。在10月，教宗再次面见了法国大使，后者力劝他结束圣职们在政府高位上的专权统治，并且解除那些最受人们厌恶的高级教士的职务。庇护九世面见了教宗国各地的主要民众代表，他们因为同样的原因来到罗马请愿。但是教宗仍在犹豫。[12]
庇护九世很快就在人民的失望中学到了一课。11月4日，这一天是圣嘉禄·博罗梅奥（Saint Carlo Borromeo）的纪念日，他是16世纪时一位反改革的英雄，教宗在奢华的车队中从罗马市中心来到了圣嘉禄圣殿。节日织锦从窗户外垂下来。有40000人涌向了教宗途经的街巷，但是——人们已经开始失望，因为自从大赦当月之后，圣职们仍然占据着多数政府要职——人们只是在街上静静地伫立。当教宗回到奎里纳莱宫后，民众已分头散去，并没有等候教宗的祈福。[13]
第二天，教宗给他的兄弟加布里埃勒（Gabriele）写信，“我总是希望上帝允予我对人民福祉的良善意愿即将成真。我希望所有的一切都能安稳，因为我将所有的信念都交予天主并竭尽所能地做事。”他让加布里埃勒给家乡的每家人送去10磅盐。两天后，他许诺了将会在教宗国境内修建五条铁路的计划。[14]
也许是因为宣布修建第一条铁路，抑或是因为古老的庆典仪式所带来的喜庆气氛，11月8日，当人们在辉煌的拉特朗圣若望大殿（Basilica of St. John Lateran）[15]参加他作为罗马主教（Bishop of Rome）的典礼游行时，人民的热情毫无减弱。圣天使堡上的礼炮于午后响起，教宗的游行队伍动身走向了奎里纳莱宫。长长的骑兵队伍在前，后面跟着数不清的教宗随员，有些人穿着红色制服，其他人则穿着佩白色衣领的黑天鹅绒斗篷，腰间悬着的长剑随着步态一晃一晃的。瑞士卫队的指挥官骑着一匹高头骏马，头戴钢盔身披钢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在他身后，是抬着教宗十字架（Papal Crucifix）的高级教士，他们的后面是宗教法庭的首脑，骑着一匹和他的身材颇不相宜的骡子。随后教宗的身影才出现，他在装饰得珠光宝气的马车里挥动着手臂为人们祈福。
当庇护九世的马车慢慢前行时，有一群女子跑过去递上了鲜花。在教宗路程的最后，鲜花已经塞满了马车，这使得教宗已难以行动。按照编年史作家的记载，涌上大街的共有40100人，他们挥舞着手上的帽子和手绢。许多人是从外省赶来目睹这一盛况的。在教宗的马车后面，还有6辆马车，每一辆车均由6匹骏马牵拉，车上载的是教宗国宫廷中的要人，他们是游行车队的队尾，其中有很多人是贵族侍卫，他们身上穿着的中世纪制服特别引人注目。人们在路边排着队，也有人从他们装饰漂亮的窗口探出身子鼓掌欢呼，喊着“教宗万岁！”[16]
民众对教宗热烈支持的最新场面更是让驻罗马教廷的那不勒斯大使深感紧张。“教宗陛下的位置让他感觉很不自在，这里面充满了各种困难，”他观察说，“但是他温和的性情，他的仁慈，以及他想让臣民感到满足的强烈渴望会让他遇到更多困难，这让他更加如坐针毡。教宗陛下表现得很看重民众的支持。”反改革人士认为温和的教宗正在走向灾难。尚不清楚的是，基于君权神授的教宗统治能否和罗马城大街小巷中得到热情拥护的民主原则相匹配。“如果罗马的宫廷对所有必要事务作出让步的话，”一位民主人士认为，“教宗必须退位。如果他只能作出部分让步的话，这只会造成更大的冲突。假如教宗不作出任何让步的话，事情则会变得更糟糕。”[17]
反改革人士的确有理由认为庇护九世还有可能接受他们的看法。新教宗下达的第一份通谕发布于1846年11月9日，上面说得清清楚楚，对于信众，他将不会偏离正统。教宗在《有关信仰与宗教的通谕》（Qui pluribus）中对全世界的总主教和主教们传达了一些看法，在赞美前任教宗格里高利十六世时，他承认其确有不称职之处。他向全世界的主教们提出了教会所面临的巨大危险的警告：
尊贵的兄弟们，你们所有人都已经看到了，反对整个天主教世界的残忍、恐怖的战争已经被一群人发动起来，这些人集结在一个无法无天的联盟之中……他们用这些方式来传播他们对真理和光明的憎恨。他们善用欺骗的伎俩，煽动人们对虔诚、公正和美德的热情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在上帝和人类的法律中播下迷惑，妄想动摇甚至推翻天主教和人类社会。你们知道，我尊贵的兄弟们，这些恶劣的敌人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利用有些人盲目的冲动和不虔诚……这样的谎言不亚于……神启中的其他敌人，这些人鲁莽、亵渎、不知廉耻地希望把人类进化的教条带入到天主教中。[18]
这条通谕表达了再保守不过的讯息，用上帝的语言和邪恶的势力对决，将教会的永恒真理与进步的异端斗士散播的新亵渎相对抗。
自由派毫不气馁，继续试图向教宗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在这条通谕发布一个星期之后，一名来自教宗国第二大城市博洛尼亚的年轻人前来和教宗见面。这个年轻人名叫马尔科·明格蒂（Marco Minghetti），他对自由、爱国志业充满热情，已经在博洛尼亚的精英圈子里为自己赢得了博学多识的名望，他在日后将成为意大利王国的首相。明格蒂并没有提起教宗通谕中令人不适的主题，他先是感谢教宗已经作出的各种改变并恭敬地做一个听众。教宗也表达了对这个年轻人客气言辞的赞赏，但也对明格蒂抱怨了人民对他抱有不现实的期望。
明格蒂是一个有分寸的人，他回答教宗称自己认识到改革并不容易，但是他有信心改革可以和教会的原则相调配。
“是的，”教宗说道，“但是首先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安定。”当他的访客开始催促他解雇那些在政府中反对一切变化的圣职时，教宗一言未发。他站起身来，抬起手臂祝福他的访客，然后将他送了出去。[19]
*
到了12月初，泛滥的台伯河在瓢泼大雨中淹没了河堤。10日清晨，三分之一的罗马城已遭水淹。科尔索大道变成了一条运河，王公贵族们散发出的慈善物资小舟在城市街道中穿行，它们帮小摊贩运送食品。受灾最严重的是罗马城中的4000名犹太人，他们从16世纪起就被限制在台伯河畔的围墙街区里。满是污泥的水升到了数公尺高，犹太居民只能通过二楼的窗户逃脱。当第二天水位下降后，人们得知教宗已经下令给受灾家庭送去食品和衣物，这让教宗的受欢迎程度再次飙升。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心怀感激，因为在洪水肆虐的时候，庇护九世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让他们中的一些人能离开过度拥挤、如今又充满积水的犹太聚居区。[20]
虽然有禁止公众游行的敕令，但是有1000多人仍在12月26日进发到了教宗宫殿，那天是和教宗同名的圣约翰日（也称“圣若望主日”）的前夜。人们高喊着“教宗万岁！”他们演奏起音乐并高举着条幅和火把。教宗无法抗拒民众的请求，于是来到阳台上祈福。
圣座国务卿枢机主教吉齐对此很不开心。“我已经颁布了命令，有关教宗的公众游行不可以再次出现，”他这样告诉奥地利大使，“但是我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他才担任国务卿快半年就已无计可施了。“如果我的命令没人听从，”他郑重其事地说，“那我就只好辞职了。”[21]
*
相比枢机主教们的生活，教宗的生活十分简朴。他早晨6点或6点半起床，自己刮胡子，然后去私人礼拜堂做一个小时的礼拜、静思，并念诵《玫瑰经》（The Rosary，即《圣母圣咏》）。他和随从们做弥撒，然后吃一顿简朴的早餐，用饼干搭配加了巧克力的咖啡。早餐过后，他会给他的总管和其他随从人员下达一天的指令，然后他来到书房，接见数不清的访客。这些前来拜访的人有枢机主教、内阁大臣、各教会法庭和会众的首脑，还有外交官以及各种各样的访客和恳求帮助的人。
在午餐以前，教宗会回到他的礼拜堂进行半小时的祈祷。他在下午3点钟在一个空旷的大厅中吃午餐，餐桌上铺着红色的天鹅绒桌布。在进行了一系列历史悠久的程序后，教宗将独自进食，他简单的用餐不会超过20分钟。饮食主要是蔬菜，庇护九世喜欢吃加了一点点盐和小茴香调味的豆子，以及芦笋和时令的洋蓟。他还喜欢喝绿色的果汁以及一小杯红酒。教宗尤其偏爱清咖啡，可以喝上一整天。
午餐过后，教宗会带着一小群随从走到户外出游散步。罗马市民已经习惯了能在街道上或是某一间教堂里看到他。教宗的午后出游有时候会走到城墙以外的地方去访问古代遗迹和殉道者的圣物，或者只是到乡间走走。在沉默严肃的格里高利十六世教宗后，庇护九世是一位爱笑的教宗。有关教宗乐于行善的故事流传在民间，有人说他帮助了一个哭泣的小孩，孩子的父亲身陷于债主的监狱中，或者有人说他出手帮助过一位寡妇。在晚上6点钟的时候，教宗回到他的宫殿中继续更多的面见活动，到晚上10点半才结束一天的工作。[22]
48岁的马西莫·达泽格里奥（Massimo d’Azeglio）出身于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Piedmont）的贵族家庭，他描述了在最初几个月中和教宗见面的细节。他是一个鼓吹意大利统一的虔诚信徒，但是远非那种激进人士。达泽格里奥在不久之后将成为撒丁尼亚王国的首相。在候客室等了一个小时后，达泽格里奥被侍从带了进来。庇护九世坐在红色皮制椅子上，头上是一个华盖，身前的桌子上铺满了纸，有一个十字架和一副眼镜，两盏蜡烛和一盏有透明灯罩的油灯。达泽格里奥亲吻了教宗的鞋子，教宗伸出手让达泽格里奥得以亲吻教宗宝戒，随后教宗抬起手，示意客人可以站起身来。达泽格里奥认为，教宗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他讲话十分稳重，有安抚访客的能力。“我还未曾见过一个比他更令人愉快的人”，达泽格里奥如此记录道。教宗的言辞和面部表情都表现了极大的诚恳，达泽格里奥认为，你好像没法怀疑他。[23]
罗马市民也对教宗持有相似的喜爱，但是他们开始指责他的政府人员和顾问们做事失败，尤其是对枢机主教发起指责。吉齐枢机主教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人们怒火的特别目标。到1847年初，群众“教宗万岁！”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多地和“吉齐去死！国务卿去死！”的怒吼混杂在一起。[24]
排版印刷技术在此前的发展让价格低廉地大量印制印刷品变得可能，这打开了各种报纸和刊物的洪流闸门。在1847年3月中旬，圣座国务卿吉齐再度确认了一份1825年的法令，要求所有涉及道德、宗教或科学的印刷材料都要处于教会的审查之下。为了顺应人民的出版自由呼声，经过修订的公告安排了世俗信徒进入新的审查团体以审核所有的政治类著作。这个审查团体的职责是，确保不会出现任何“直接或间接煽动人民反对该法案和政府人员”的内容。[25]
如果教宗希望吉齐的手段能够帮助他减轻一些政治压力的话，那么教宗应该很快就深感失望。新的出版物一本接着一本出现，罗马市民一再藐视着公众游行禁令。撒丁尼亚大使观察到“吉齐枢机主教的位置日渐艰难”，并将报告送返都灵。就像许多人一样，大使也认为吉齐是在以行动来反抗教宗的自由倾向。“人们不能再否认教宗和圣座国务卿之间存有摩擦了，”撒丁尼亚大使观察说，“吉齐使用的言辞看似是在表示他在用坚定的态度来终结人民的游行，但事实上，一切事与愿违，自由派正在继续集聚力量。”[26]
在复活节的星期日，垂头丧气的吉齐跑到教宗那里递交辞呈。庇护九世对这位枢机主教的意图感到十分惊讶，并在吉齐进入书房时用温暖的臂弯拥抱了他，进而恳求他不要辞职。教宗承认他有时候更倾向于追随自己的心，而不是大脑，这的确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这一点，他说，正是为什么他需要一个像吉齐这样的人侍候在侧。于是吉齐问道，这是否意味着教宗终于开始要遵照他的建议行事了？庇护九世保证自己会这样做。[27]
*
在1831年叛乱发生时，叛乱的人群驱赶了来自博洛尼亚和教宗国其他地方的领枢机衔的教廷使节，法国召开了一场由各国参加的会议，以便讨论接下来的行动——究竟该如何对待风雨飘摇中的教宗国。奥地利和其他国家都同意法国的提议，教宗继续行使现世权力（temporal power），但必须实行重大改革。最重要的是，圣职需要被世俗信徒顶替，他们须卸下所担任的政府部门首脑的职务。格里高利十六世曾竭尽全力来忽视这项建议，但欧洲的外交官们并没有忘记这些事。随着政教分离的观念继续在欧洲大陆传播，政府由圣职来掌控已愈发显得刺眼。[28]
为了回应这种压力，1847年4月，庇护九世宣布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咨商委员会（Consultative Council）。在教宗国的每个省份，身居高位的高级教士要提名三个杰出居民，从这三个人中，教宗将选择一位进入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在公共行政和善治方面给教宗提供建议。罗马市民满心欢喜地欢迎这项决定，有上千人走上街头庆祝这条讯息。他们举起的火把组成了一个光环，围绕着巨大的人民广场（Piazza del Popolo），人们在这里聚齐，顺着科尔索大道向教宗宫殿走去。三颗礼花弹呼啸着飞向天空，烟火迸裂，红白两色的光芒映照在教宗的广场上。男男女女高呼着万岁，祈求教宗能够出来祝福他们。奎里纳莱宫的阳台终于打开了，教宗现身了。当他举起双臂，安静降临了，人们纷纷跪倒。
美国记者玛格丽特·福勒（Margaret Fuller）见证了这一盛大场面，她当时住在罗马，表达了对教宗所处困境的同情。“他是一位高贵的人，有善良的心，”她写道，“很容易看到，他全心全意地做事，这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他的任务并不一般，福勒指出，有一些罗马市民看起来并不感激。“意大利人，”据福勒观察，“他们用他们活泼的个性表现自己的情感，用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万岁声、烟火和火把点亮的游行队伍来表达情感。我常常认为教宗的感受一定十分悲伤，他独自坐在那里，承受所有这些期许的喧嚣。”[29]
教宗用有限的改革所激发出来的这一股势头被证明已难以停止。一旦改革得到承认——即便只是默认教宗国的统治不是由神圣的神意来决定——那么教会统治的整套基本原理就有可能崩溃。荷兰大使观察到，新成立的咨商委员会只会让那些提出要求的声音更强劲，他们要求的是如同欧洲北方所建立起来的那种民选的立法机构。他记录说：“意大利正在经历一场真正的道德危机”，有两个观念正在人们心中生根：宪法保障的权利与将外国军队赶回阿尔卑斯山后方。这位大使所下的结论是：教宗可能会推行一半的举措，但在最后，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打一场赢不了的战争。[30]
法国驻罗马教廷大使的贵族助理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教宗非常乐于把这件事情办成，他没有看到公众比他更加狡猾，他们用他们的赞美从教宗身上得到了一个又一个让步，这简直就像是故事书中狐狸和乌鸦的故事一样。”当乌鸦站在树枝上，嘴里衔着一块乳酪要吃，狐狸站在下面恭维乌鸦的歌声好听，让乌鸦开口唱歌。当乌鸦真的张开嘴，乳酪掉了下去，被等待已久的狐狸叼跑了。[31]
在梅特涅对教宗国的观察中，教宗国和教宗也面临类似的挑战，他不觉得教宗能够应付得了摆在面前的挑战，这是一个独一无二、关乎神权政治的挑战。但是，他沉思着，“全世界都在起身反抗这种治理理念。天主教世界的基础就是正统权威原则，但是世界并不想要这种权威。宗教规定在上帝面前所有人是平等的以及他们要臣服于权威，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可是这个世界却想要公民的平等和基于人民意愿的权威”。
虽然梅特涅也感觉到了长久以来由少数人统治的正当性已然遭到攻击，但是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偏离这条道路。他的目标，也是欧洲其他君主的共同目标——无论是俄国沙皇还是那不勒斯国王——他们都要遏止人们日益高涨的对自治政府的推动。保护教宗统治的权利对梅特涅是至关重要的。假如教宗的神圣命令都要遭受怀疑的话，那统治者要如何正当化他们自己的政权是上帝指定的呢？梅氏告诉他的大使：“教宗国必须存在，而且它的存在既是社会的必需，也是政治的必需。”新教宗的善良已经成了那些打算结束教宗神权政治之人的有力武器。教宗所释放的那些政治犯和流亡者如今已经回到家乡，打算推翻旧秩序。公众示威、报纸和那些在教宗国周围出现和蔓延的新组织都是他们的工具。现在的事态已然明了，教宗授予的每一项改革不但不会让人们感到满足，反而只会助长他们更大的胃口。[32]
*
在1847年6月22日，为了再次试图结束民众游行，吉齐枢机主教发布了一条新法令。由于教宗“决心要继续改善在所需的一切公共行政部门的办事分支区域内的道路状况，”圣座国务卿宣布说，教宗“公平地决定了此事，此决定乃以明智、周全的方式所决定，并且本着君权及天主教会领导下的世俗统治的本质，进而在此界限内执行。”吉齐声称，上帝在祂无限的智慧中，已经允许教会来施行现世权力，因此，“维护赋予他身上的信任之完整无损”是教宗的神圣职责。教宗本人遭受了惊吓，因为他眼看着人民“利用当前事态，推动和强加完全违反他原则的信条和思想”。但教宗也感激人民的一切虔诚表现，现在他要求他的人民“证明这样的赞赏所言不虚，并能一直遵守下去，”吉齐解释说，“要结束所有不正常的民众集会，尤其是公众示威。”[33]
在发布新法令后不久，吉齐会见了来自都灵的大使，并告诉他现在的局势正在逐渐失控。他说他宁可切断自己的手，也不愿意要求奥地利皇帝出兵来重建秩序。但是，正如他所担忧的，在必要的时候，他将毫不犹豫地这么做。他明白，要求奥地利军队来教宗国平息叛乱将会招致一波巨大的民众怒火，但是，这位枢机主教称，他已看不到任何的替代方案了。
大使被吓到了。这样做的话，他警告说，将会让整个意大利都处于“无处不在的大火中”。
“那我又该去找谁帮忙呢？”圣座国务卿反问道，“若是情势所需，难道您的国王愿意派兵介入吗？”
大使没有回答，但是他知道教宗并不打算要求撒丁尼亚出兵，就算要求助，他也会去找奥地利。[34]
庇护九世感到自己中了圈套。他曾沉浸在臣民对他的热爱和奉承的欢乐中。他认为自己是人民的父亲并且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作为耶稣在大地上的代理人角色。但如今的事态好似说明他作为至高无上的宗座，已无法承担上帝所信赖并交予的责任——去保护教宗国政府特殊的神圣属性——与此同时，他还需要满足臣民们日益增长的对变革的要求。
6月30日当天，看着教宗参加教会庆典，奥地利大使在发回国的报告中写道：“教宗面色灰暗。若有人是隔一段时间再看到他的话，会发觉他好像老了10岁……他的头发现在全白了。”还有报告说教宗背负的巨大压力导致了新的癫痫症状发作。庇护九世看起来正在思索一道解不开的难题，他想要知道，如果宣布放弃圣彼得宝座，然后退隐到修道院中潜心祈祷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35]
[1] 原始意大利文文本见：Ventura，Gioacchino（Padre）. 1848. Pio IX e l’Italia ossia storia della sua vita e degli avvenimenti politici del suo pontificato seguita da molti documenti ufficiali. Milan：Turati，pp.361-62；驻罗马的英国公使给伦敦发去了文本的英文翻译件，见：Freeborn to Viscount Palmerston，Rome，July 18，1846，BFSP，vol.36 （1861），pp.1196-98。关于对此决定的内部讨论，见：Pirri，Pietro，S.J. 1954. “L’amnistia di Pio IX nei documenti ufficiali.” Rivista di storia della chiesa in Italia，pp.207-23；Gizzi，Stefano. 1995. “Il Cardinale Tommaso Pasquale Gizzi，Segretario di Stato di Papa Pio IX.” Pio IX，pp.134-35；Gizzi，Stefano. 1996—97. “Il Conclave del 1846 e l’elezione di Papa Pio IX.” Pio IX，pp.33-34。
[2] Giovagnoli，Raffaello. 1894. Ciceruacchio e Don Pirlone. Ricordi storici della rivoluʐione romana dal 1846 al 1849 con documenti nuovi. Rome：Forzani，p.68；Roncalli，Nicola. 1972. Cronaca di Roma. Vol.1，1844—1848.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p.198-200；Gizzi，Stefano. 1996—97. “Il Conclave del 1846 e l’elezione di Papa Pio IX.” Pio IX，pp.36-37；De Broglie，Albert. 1938. Mémoires de Due de Broglie，avec un préface di son petit—fils. Vol.1.Paris：Calmann—Lévy，pp.132-33.
[3] Rossi à Guizot，Rome，18 juillet 1846，in Ideville，Henry，comte de.1887. Le comte Pellegrino Rossi，sa vie，son oeuvre，sa mort（1787—1848）. Paris：Michel Lévy Frères，p.149；Guizot à Rossi，Paris，5 août 1846，MAEN，RSS 272.
[4] Metternich à Lützow，Vienne，12 juillet 1846，in Metternich，Klemens von. 1883. Mémoires，documents et écrits divers laissés par le prince de Metternich. Vol.7. Edited by Prince Richard de Metternich. Paris：Plon，pp.251-56；Pirri，Pietro，S.J. 1954. “L’amnistia di Pio IX nei documenti ufficiali.” Rivista di storia della chiesa in Italia，pp.208-12；Gizzi，Stefano. 1996—97. “Il Conclave del 1846 e l’elezione di Papa Pio IX.” Pio IX，pp.33-34；Bortolotti，Sandro. 1945. Metternich e l’Italia nel 1846. Turin：Edizioni Chiantore，pp.160-63；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110. “我不喜欢这些人”，一位和罗马的法国大使馆十分亲近的高级教士在目睹了人群场景时这样说道。De Broglie，Albert. 1938. Mémoires de Due de Broglie，avec un préface di son petit—fils. Vol.1.Paris：Calmann—Lévy，p.133.
[5] Bortolotti，Sandro. 1945. Metternich e l’Italia nel 1846. Turin：Edizioni Chiantore，pp.174-76.
[6] 罗马教宗派往国外执行特别任务的全权代表，在四级教廷使节中级别最高、权力最大。教廷特使以下还分教廷大使（Nuncio）、教廷公使（Apostolic Internuncio）及宗座代表（Delegato Apostolico）。四级教廷使节在天主教国家中均享有特殊礼遇。
[7]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113-15；Gizzi，Stefano. 1995. “Il Cardinale Tommaso Pasquale Gizzi，Segretario di Stato di Papa Pio IX.” Pio IX，pp.132-33；Demarco，Domenico. 1947. Pio IX e la rivoluʐione romana del 1848：saggio di storia economico-sociale. Modena：Società tipografica modenese，p.12；Giovagnoli，Raffaello.1898. Pellegrino Rossi e la rivoluʐione romana. Vol.1.Rome：Forzani，p.137.
[8] Guizot，François. 1872.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mon temps. Vol.8.Paris：Lévy，p.345；Ideville，Henry，comte de.1887. Le comte Pellegrino Rossi，sa vie，son oeuvre，sa mort（1787—1848）. Paris：Michel Lévy Frères，pp.151-53，198；Fraser，William（Sir）. 1896. Napoleon III（My Recollections） 2nd ed.London：Sampson Low，Marston，pp.159-60；Gemignani，Beniamino. 1995. Pellegrino Rossi 1787—1848. Carrara：Società internazionale Dante Alighieri，pp.16，100.
[9] Arcuno，Irma. 1933. Il regno delle Due Sicilie nei rapporti con lo Stato pontificio（1846—1850）. Naples：Perrella，pp.12-14.
[10] Gizzi，Stefano. 1995. “Il Cardinale Tommaso Pasquale Gizzi，Segretario di Stato di Papa Pio IX.” Pio IX，p.136.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109 quotes the September 19，1846，letter from Cardinal De Angelis to Cardinal Amat.
[11] Mack Smith，Denis. 1994. Maʑʑini.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Matsumoto-Best，Saho. 2003. Britain and the Papac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1846—1851. Rochester，N.Y.：Royal Historical Society，p.17；King，Bolton. 1911. The Life of Maʐʐini. London：Dent. Mazzini’s letter is quoted in Quazza，Romolo. 1954. Pio IX e Massimo d’Aʑeglio nelle vicende romane del 1847. Modena：Editrice Modenese，vol.1，pp.69n-70n.
[12] De Broglie，Albert. 1938. Mémoires de Due de Broglie，avec un préface di son petit—fils. Vol.1.Paris：Calmann—Lévy，pp.139-41.
[13] Roncalli，Nicola. 1972. Cronaca di Roma. Vol.1，1844—1848.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219；Spada，Giuseppe. 1868—69.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di Roma e della restauraʑione del governo pontificio dal 1 giugno 1846 al 15 luglio 1849. Florence：Pellas，vol.1，pp.113-14.
[14] Pius IX al Conte Gabriele Mastai，5 novembre 1846，in Monti，Antonio. 1928. Pio IX nel Risorgimento italiano con documenti inediti. Bari：Laterza，p.248；Gizzi，Stefano. 1995. “Il Cardinale Tommaso Pasquale Gizzi，Segretario di Stato di Papa Pio IX.” Pio IX，p.137.
[15] 宗座圣殿（basilica）分特级和乙级两种，特级宗座圣殿一般被称为“大殿”。罗马天主教会将特级头衔授予了四座拥有重要地位的教堂，包括拉特朗圣若望大殿、圣伯多禄大殿、城外圣保禄大殿和圣母大殿，其中除圣伯多禄大殿位于今梵蒂冈城国境内以外，其余三座均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市内。另，以上四座大殿也被译作拉特兰圣约翰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城外圣保罗大教堂和马焦雷圣母玛利亚大教堂。
[16] Balleydier，Alfonso. 1847. Roma e Pio IX. Naples：Borel e Bompard，pp.164-73；Roncalli，Nicola. 1972. Cronaca di Roma. Vol.1，1844—1848.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p.220-21.
[17] Ludolf a Scilla，Roma，21 novembre 1846，in Arcuno，Irma. 1933. Il regno delle Due Sicilie nei rapporti con lo Stato pontificio（1846—1850）. Naples：Perrella，pp.122-23. The democrat’s quote is from Filippo de Boni，cited in 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p.29-30.
[18] 此篇通谕的英文全文翻译可参见：http：//www.papalencyclicals.net/Pius09/p9quiplu.htm。
[19] Minghetti，Marco. 1889. Miei ricordi. Turin：Roux，vol.1，pp.213-15.
[20] Ranalli，Ferdinando. 1848—49. Storia degli avvenimenti d’Italia dopo l’esaltaʑione di Pio IX. Florence：Batelli，vol.1，p.77；Roncalli，Nicola. 1972. Cronaca di Roma. Vol.1，1844—1848.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p.225-26；Ventura，Gioacchino（Padre）. 1848. Pio IX e l’Italia ossia storia della sua vita e degli avvenimenti politici del suo pontificato seguita da molti documenti ufficiali. Milan：Turati，pp.139-43；Martina，Giacomo. 1967b. “La lotta per l’emancipazione ebraica.” In Pio IX e Leopoldo II，ed.Giacomo Martina. Rome：Pontificia Università Gregoriana，p.211.
[21] Lützow’s letters of August 8 and December 26 and 31，1846，quoted in Bortolotti，Sandro. 1945. Metternich e l’Italia nel 1846. Turin：Edizioni Chiantore，pp.182，201-2.
[22] Minoccheri，Francesco. 1892. Pio IX ad Imola e Roma，memorie inedite di Francesco Monoccheri，di lui famigliare segreto. Edited by Antonmaria Bonetti. Naples：Festa，pp.35-36；Aubert，Roger. 1990［French orig. 1964］. Il pontificato di Pio IX. Storia della Chiesa. Vol.21/1.Edited by Giacomo Martina. Rome：Edizioni Paoline，p.38；Ventura，Gioacchino（Padre）. 1848. Pio IX e l’Italia ossia storia della sua vita e degli avvenimenti politici del suo pontificato seguita da molti documenti ufficiali. Milan：Turati，pp.7-14，180-81；Desmarie，Paul［pseud.］. 1860. Moeurs italiennes. Paris：Poulet—Malassis et de Broise，p.39.
[23] D’Azeglio’s account of his March 13，1847，meeting with the pope is found in his letter to Cesare Balbo，reproduced in Predari，Francesco. 1861. I primi vagiti della libertà in Piemonte. Milan：Vallardi，pp.188-91.
[24] Quazza，Romolo. 1954. Pio IX e Massimo d’Aʑeglio nelle vicende romane del 1847. Modena：Editrice Modenese，vol.1，p.44.
[25] 几个月后吉齐针对此事又发出公开警告。所有在发表前没有接受审查的印刷品或画作都将被视作非法的地下出版。作者、印刷品和这些材料的贩售者都将被判处半年至一年徒刑，并交付一笔巨额罚款。Jankowiak，François. 2007. La curie romaine de Pie IX à Pie X. Rome：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pp.144-50；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37；Petre to Hamilton，Rome，August 26，1847，attached to n.103，Sir George Hamilton to Viscount Palmerston，Florence，August 30，1847，BFSP，vol.36 （1861），pp.1257-58；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1，pp.313-14.
[26] Pareto al Solaro，1 aprile 1847，quoted in Quazza，Romolo. 1954. Pio IX e Massimo d’Aʑeglio nelle vicende romane del 1847. Modena：Editrice Modenese，vol.1，pp.80-81.
[27] Bortolotti，Sandro. 1945. Metternich e l’Italia nel 1846. Turin：Edizioni Chiantore，p.202；Pareto a Solaro，6 aprile 1847，quoted in Quazza，Romolo. 1954. Pio IX e Massimo d’Aʑeglio nelle vicende romane del 1847. Modena：Editrice Modenese，vol.1，pp.82-83；Giovagnoli，Raffaello.1898. Pellegrino Rossi e la rivoluʐione romana. Vol.1.Rome：Forzani，p.137；Gualterio，Filippo A.1851. Gli ultimi rivolgimenti italiani. Memorie storiche con documenti inediti. Vol.1.Florence：Le Monnier，pp.111-14；Gizzi，Stefano. 1995. “Il Cardinale Tommaso Pasquale Gizzi，Segretario di Stato di Papa Pio IX.” Pio IX，p.140；Minghetti，Marco. 1889. Miei ricordi. Turin：Roux，vol.1，pp.216-17.
[28] Badie，Bertrand. 2012. Diplomacy of Connivance. Translated by Cynthia Schoch and William Snow.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p.31.
[29] Fuller，May 1847，Rome，letter XIV in Fuller，Margaret. 1856. At Home and Abroad. Edited by Arthur Fuller. Boston：Crosby，Nichols，pp.224-25. 关于近期的福勒传记，见：Marshall，Megan. 2013. Margaret Fuller. Boston：Houghton Mifflin。
[30] 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1，pp.192-93；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130；Roncalli，Nicola. 1972. Cronaca di Roma. Vol.1，1844—1848.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p.257-58；Liedekerke，26 avril 1847，quoted in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131.
[31] De Broglie，Albert. 1938. Mémoires de Due de Broglie，avec un préface di son petit—fils. Vol.1.Paris：Calmann—Lévy，pp.144-45 （28 avril 1847）.
[32] 梅特涅还补充说，革命分子的下一步行动将会是组建一个市民卫队，以此来拒斥保护教宗的瑞士卫队。对于这些阴谋，他警告说，“火车的嚎叫和马路上的油灯”都是诡计。Metternich à Lützow，à Rome，Vienne，15 mai 1847，in Metternich，Klemens von. 1883. Mémoires，documents et écrits divers laissés par le prince de Metternich. Vol.7. Edited by Prince Richard de Metternich. Paris：Plon，pp.410-13.
[33] 在第二天将这一法令的英文版译本寄给伦敦时，罗马的英国公使还另外附上了自己的赞同意见。“考虑到这些公众集会和游行，”他写道，“绝对应该加以停止。”虽然在最开始的时候是自发的，但是现在，他警告说，“已经愈发具有组织性，而且规模有两三百人”，他们带有明确的煽动意图。除此之外，公使还补充说，在教宗宫殿前的反复集会和教宗现身后给人们祈福的现状表明，这种情形“与教宗的尊严相当不符”。George B.Hamilton，Florence，to Viscount Palmerston，June 28，1846.乔治·汉密尔顿（George Hamilton）是英国驻佛罗伦萨领事，他收到了一份来自罗马的英国公使威廉·彼得（William Petre）的报告，他将这份报告和法令的英文翻译版一同寄给了英国外交大臣。BFSP，vol.36 （1861），pp.1218-21；Chantrel，J.1861. Annales ecclésiastiques de 1846 à 1860. Paris：Gaume Frères et J.Duprey，p.32.
[34] Pareto，26 giugno 1846，quoted in Quazza，Romolo. 1954. Pio IX e Massimo d’Aʑeglio nelle vicende romane del 1847. Modena：Editrice Modenese，vol.1，pp.167-68.
[35] Lützow à Metternich，2 juillet 1847，excerpted in Quazza，Romolo. 1954. Pio IX e Massimo d’Aʑeglio nelle vicende romane del 1847. Modena：Editrice Modenese，vol.1，pp.173-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