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 作为欧洲问题的恐怖主义和安全政策：英国、法国与梅特涅

英国对德安全政策的判断

像尼佩代以及韦勒一样的德国历史学家，是从他们的民族视野出发来看待社会暴力进行的恐怖袭击及其他表达方式的。然而，那时的政治家们却不这样看。英国人和俄国人非常关注地跟踪着德意志邦联对刺杀事件作何反应，这一点最典型地反映在卡斯尔雷与俄国驻伦敦公使克里斯托夫·冯·丽温（Christoph von Lieven）之间的看法交换中。对于他们而言，卡尔斯巴德的“前期会议”，是在非常和睦和一致的精神中召开的。而现在，他们的兴趣却在于要得知，这种精神在维也纳的会议上是否还会继续保持下去。因为圣彼得堡和伦敦的政府真诚并同样殷切希望，德意志的强国能够努力将这种进步的革命势头保持下去。他们欢迎在维也纳扩大德意志邦联的内部联系，以便强化在德意志的普遍安定局面，这种安定局面与欧洲的安宁是分不开的。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政治上的巨大期待，这个期待一直伴随着在维也纳会议上缔结《德意志邦联法案》的全过程。圣詹姆斯宫的内阁，也以从这个视角关注德意志政策的方式，引导着这个安全政策的原则。此外，维也纳和柏林的宫廷也定期向伦敦通报己方采取了哪些措施。[154]

在卡尔斯巴德会议之后，梅特涅甚至亲手撰写了一份总结，寄给英国摄政王，并向他通报后续的发展计划。他说，德意志各邦之间“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人们正在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他说自己从未忘记英德双方在1813～1815年奉行的共同原则，他明确地感谢国务大臣明斯特伯爵恩斯特·弗里德里希（Graf Ernst Friedrich zu Münster）在卡尔斯巴德给予的支持，明斯特伯爵既领导德意志的驻伦敦机构，又是英国摄政王驻汉诺威王国的代表。梅特涅将明斯特在维也纳也会支持他，看作是“真正的善举”。[155]

这种 交流以及卡斯尔雷的评论示范性地说明，在欧洲共同安全政策实施的最初年代，不存在有人信誓旦旦所说的“东西方的对立”，恰恰相反：在一封于1820年1月14日发给英国驻维也纳公使的很长的加急文件中，卡斯尔雷概括称，四国同盟内阁的意见，在实质上基本一致，细节上只是在如何达到共同目标的方式上略有区别。英国政府如何着手行动，还必须顾及其他方面，如议会和公众舆论。[156]

1820年5月，卡斯尔雷继续关注着在维也纳的有关邦联宪法的商谈，并且对此予以支持，他说，对激进主义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恶魔”还活着，并且还以各种新的形式展示出来。然而，一点也不要怀疑，随着时间的推进和持之以恒的斗争，终将会打倒它。德意志的法律变得严格了，法庭在尽它们的义务。[157]可以看得出来，卡斯尔雷对镇压措施的质量、目的性和严厉程度毫无保留地予以同意。当《维也纳最终决议》通过时，卡斯尔雷向梅特涅所展现的眼力和顽强表示祝贺，他说，梅特涅恰恰是在当前严峻的情况下，促进了欧洲的平安，他为欧洲体系进一步创造了重要的安全保证。[158]

英国驻法兰克福邦联大会公使弗里德里克·兰姆（Friedrick Lamb）于1820年5月28日——桑德遭到处决一个星期之后——报告了舆论对判决的反应。报告中称，当地舆情对被视为牺牲品的杀人犯的热切同情，以及对梅特涅侯爵的强烈义愤，让他感到吃惊。报告说，是梅特涅同意了邦联大会为保护内部安全所制定的措施，这些措施看起来促进了社会的安定。社会中真正危险的、不安定的部分大概是由30个左右的作家，以及很大一部分是由学校教员和大学教授组成。自从设立检查制度以来，这部分人相对来说还是老实多了。但是，在关于桑德之死的文章中，他发现一篇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这类文章，极为有失体统，让这种文章通过检查是政府的失误。他认为海德堡大学的情况糟糕透顶，大学生们穿着怪异，始终以强者的自我感觉出现，伴之以自以为是和令人不堪忍受的态度。他是在卡塞尔观看哥廷根大学生游行时看到这种现象的。但是，镇压措施出奇的有效。兰姆从而认为，1819年9月20日的目标和效果，颇为值得欢迎。[159]

刺杀贝里公爵（1820年2月13日）

虽然研究中时常指出了此处正在探讨的刺杀行动的国际性问题，[160]但是这些研究也从未问起过梅特涅——如果是的话——到底是如何获悉、对其如何定位以及如何作出反应的。越是仔细地观察就越会发现，将梅特涅与《卡尔斯巴德决议》等同起来的一维思维模式，是多么的欠缺，因为这种思维模式，阻断了当时处理事件的那些人的认知视野的途径，即它不清楚危机的背景情况，此外，它完全忽略了整日感觉生活在生命危险之中，于政治家而言意味着什么。而引起最大国际轰动的，是成功地刺杀了波旁王朝的贝里公爵查理-斐迪南·德·阿图瓦（Charles-Ferdinand d’Artois，Duc de Berry），他父亲是1824年之后在位的国王查理十世，即当时的统治者路易十八的弟弟，查理·斐迪南是一个潜在的王位继承人。1820年2月13日晚，当这位王子从剧院出来，步行前往他的马车时，马鞍皮革匠路易·皮埃尔·卢维尔（Louis Pierre Louvel）用刀将其刺杀。这一刺还未致死，公爵尚意识清醒，直到次日凌晨，当着全王宫人的面，才血流不止而亡。这个过程给所有在场的人，以及给后来读到这一故事的贵族读者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并且对弑君的可怕图景烙上了不可治愈的创伤，而弑君看起来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因为它完全不可预测。“让宫殿去打仗！给村舍以和平！”——法国革命时期的作家尼古拉斯·尚福尔（Nicolas Chamfort）的这句口号，可以从巴黎这个聚焦点出发，让全欧洲的高等贵族心惊胆寒。那时还不到15岁的、出身于匈牙利贵族阶层的梅拉妮·齐希——她后来成了梅特涅的夫人——对写在她的日记中的、远在维也纳发生的事，怎么会有其他的理解呢？她描述道，2月21日，她的母亲惊慌失措地冲进她的房间。她的记录也透露了，多少天来，这次刺杀行动是这个家庭的主要话题。[161]

对此，凶手 的形象做派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太不像是一个凶杀犯。1820年代的前法国外交官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曾赶到案发地点，并成了目击者，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将凶犯描写为一个既普通又狡猾的人，如同人们在巴黎的石板路上看到的千千万万男人中的一个，无甚两样。他将其描绘成一个偏激的独行侠，甚至没有参加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在他看来，凶犯更像一个邪教徒，而不是一个政治阴谋组织的成员，他应该属于那些发誓过的思想圈子中的一个，其成员时常聚会在一起，但行动起来却永远是各自为政——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动机。他们的大脑就如同他们的心一样，被一种激情所操控，只认知一种思想。卢维尔的行动一直遵循着自己的原则：他要用这一击来击中整个贵族阶层。[162]

夏多布里昂所描述的这一类凶犯，其行动就像一个恐怖分子，貌似在“休眠”，却随时可以快速出击。由于他从共同的思想中来为他的政治信仰刺杀行动寻找理由，还不能说他属于哪个有组织的革命网络——对这样的网络可以安插奸细进去——而他则与德意志的原型卡尔·桑德惊人的相似。

1820年11月，夏多布里昂被任命为驻柏林公使。他喜欢穿越柏林的各种公园散步，因此也结识了年轻的凶犯，因为夏多布里昂在那里发现，有人在山毛榉木做的长椅上，刻画了一个心形图案，是用匕首刻画的，下面写着“桑德”的名字。[163]他发现，在德意志的蓝天下，对自由的热爱，转变成了在秘密的社团中散布的、性情忧郁严肃且神秘不可思议的、狂热的盲目信仰。他将这种新的恐怖主义归结为一句话：“桑德正在使欧洲陷入恐怖（Sand vient effrayer l’Europe）。”[164]

在法庭的审讯中，卢维尔显示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反君主主义者。他说，他为了自己的目的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他崇拜拿破仑，并且希望，能够对外来的侵略进行复仇。他个人对受害人并无恶感，但是，他要从根源上铲除波旁王朝。而实际上，他刺中的确实是直系血脉中唯一一个合法的王位继承人。[165]这样一来，“弑杀暴君”的证明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行动方式，就如他从激进的大学生协会嗜血成性的革命抒情诗，直到弗里德里希·赫克（Friedrich Hecker）的追随者那里所定的调子一样。任何一个刻画了心形图案的人，就像上文所描述的，均属于那个团体，这个团体将政治刺杀作为个人的民族良心行动的表现来庆祝。

1820年2月20日，梅特涅得到了初步的、关于“一个不太好事件”的模棱两可的消息，是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在2月14日从巴黎发给他的信中告诉他的。当时，他正在进行《维也纳最终决议》的谈判。梅特涅建议皇帝对此事先保持严格的沉默，[166]2月23日，皇帝批准了梅特涅的建议，由瓦尔莫登伯爵（Graf von Wallmoden）亲自将吊唁函转交王室。当天，梅特涅坦率地对多萝特娅·冯·丽温说：“自由主义日子过得不错，满天在下着桑德［沙雨（Sand）］。这是在不到九个月的时间里的第四桩刺杀案，我的名单上还有60个人，这还仅仅是在德意志。”[167]他马上就发现，在巴黎和曼海姆之间存在着平行的现象，两个凶手都具有同样的政治动机。梅特涅一直生活在一种总有一天会遭遇同样命运的预感之中，在当他得知桑德刺杀案时的最新印象中，他承认：“我每天都在与各种各样的激进行动作战，直到会有一天，不定哪个疯子用匕首刺中了我。但是，如果那家伙不是从背后进攻，那他就会吃我一耳光，他会长时间记住这记耳光——即使他刺到了我。祝您健康！”[168]时刻会受到生命威胁的感觉是根深蒂固的，最新发生的刺杀案只会加剧这种感觉。1831年，梅特涅在一次宴请客人，回答根茨的警告时说：“我将在三个月之后被杀害。我知道这个，但是我也可能晚些时候被害，这样更好。”[169]

1820年2月26日，在梅特涅面前放着一份驻巴黎公使卡尔·冯·文森特的报告，并附有报纸文章。报告说，作出一个确切的判断还为时过早，但是，现在法国政府有理由去修改宪法（《法兰西一八一四年宪章》）的条款，为此条款，政府到目前为止“曾受到两个激进党派同样的攻击”。此外，还可能取消法国的《人身保护令决议》（Habeas Corpus Akte），也就是说，取消只有经过法官判决之后，警方才可以实行逮捕的法令。最后，报告还建议设立为期五年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对此梅特涅评论道：“从根本上讲，后面这两项法律不外乎是对我们《卡尔斯 巴德决议》的模仿。”[170]但是他怀疑，这些预案能否在议会通过而不出问题。他是带着怀疑态度看待法国组建黎塞留部的，虽然他欢迎这个部所执的政治中间立场，但是也认为它并没有执行能力：“对于雅各宾党人来说，黎塞留是激进社会主义中的懦夫；而在保王党看来，他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懦夫。”[171]

亚瑟·西瑟尔伍德的“卡托街阴谋”（1820年2月）

还在梅特涅忙于巴黎刺杀案及其后果时，从伦敦传来了一条更大规模的刺杀消息，如果不是事先暴露并因此而失败的话，全体英国内阁成员都会死于非命。梅特涅现在面对的现实是，最著名的革命演说家，都准备变成杀人凶手。三年前，他在研究坎宁的讲话和政策时，就已经认识了所有这些人，[172]这显示了他的消息极为灵通。“激进主义者阴谋活动时代”（他所指的是1816年底和1817年初）的最著名的30位人民演说家，想于2月13日动手。当天在议长哈罗比勋爵（Lord Harrowby）处，安排了一场所谓的内阁晚宴。这些阴谋策划者在附近的一处储藏草料的仓库旁集合，只有一架梯子通向这里——所有的人都全副武装。这时，许多警察出现了，要求集合的人放下武器。“闹事的主要首领”是亚瑟·西瑟尔伍德，即上文已经提及的亨特的最著名的朋友之一，[173]此前也曾作为人民演说家，在温泉场作过演讲。阴谋策划者们不想毫不反抗就束手就擒，大部分人成功逃脱，只有九人被逮捕。

即使对这种情况，梅特涅也进行了评论式的比较：“这些事件，或许还有其他许多事件，是对《卡尔斯巴德决议》最好不过的评价。此外，英国的局势完全安定。”[174]皇帝在其发表的声明中希望，将视角还要放远到“西班牙的局势”之中。

这位大臣并没有将恐怖袭击计划的残忍细节，写进呈送给皇帝的正式奏折中。多萝特娅·冯·丽温是从威灵顿公爵那里获得了更多的消息，而人们不敢将这些消息透露给新闻界。主要涉及的是袭击实施的方式 方法。行刺者们计划割下袭击对象的脑袋，并且在争论由谁来干掉谁。西瑟尔伍德选择了威灵顿，对谁负责卡斯尔雷，则争论了很长时间，要由两个人去割他的脑袋，另外一个人负责撑开麻袋。离开袭击地之后，前往银行，占领银行后，去制服炮兵发射阵地的六门大炮，然后宣布事先准备好的公告中的声明：已经抓获了所有的大臣，军队和人民应该加入起义。阴谋策划者们准备宣布“推翻了暴君统治，自己作为人民政府在行使权力”。还有一份支持这次行动的签名名单，不得了，其中有许多富有家庭的名字，包括各个阶级的市民，甚至外国人。这些计划过程都是从缴获的文件中获悉的，只是由于一个被安插在阴谋策划者圈子内的奸细，才幸运地将这场阴谋挫败。丽温伯爵夫人在她的信的结尾处，嘲弄地总结说：“卡托大街离我们的住宅不远。在我看来，肯定是一个迷恋于古代的弱智者，影响了这帮混蛋。”[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