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无知的杰作

鲁登道夫是一个超级爱国者吗？[1]

——《卡尔加里先驱日报》（Calgary Daily Herald）

仰慕鲁登道夫的人不想看到这位爱国主义偶像公开受审的场面。反对他的人也认为，他不会出庭。考虑到此事关系到国家安全，他们说，奈特哈特可能会要求让鲁登道夫在保密庭期作证，因为这位暴躁、不可捉摸的将军口无遮拦，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于是到了那天下午3点，在得知鲁登道夫的确会公开作证后，法庭里充满了期待。

仍然拒穿军服的将军穿着一身蓝色套装，[2]胸前别着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3]他的长篇发言可能持续长达三个小时，在此期间，鲁登道夫会把他的角框眼镜[4]夹在额头上，翻着他的手写讲稿——他煞费苦心地把稿件副本先期发给了记者。然后他会把眼镜放回到鼻梁上，透过镜片看着法官。人们常说鲁登道夫不是个演说家，而在柏林《福斯日报》看来，他显然也不打算在这方面有什么建树。

他会犹豫，话说一半停下来，在成叠稿纸中笨拙地翻找着某一张纸。他在出汗，手在抖，看起来十分不自在。这种不自在并非因为紧张，一些民族主义支持者解释道，那是因为邦政府的背叛让他怒不可遏。

“我无法像希特勒那样，在昨天的闭门审理中用精彩绝伦的发言表达自己，”鲁登道夫用他那尖利刺耳的声音说道，这种声音在法庭里会不太容易听清。不过他认同希特勒对德国困境的分析，认为那并非外国势力导致，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行”。[5]

他具体提到了国内的三种敌人，认为是他们导致了这个国家的破败和堕落。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共产主义者，他们在战时就反对德国军队，认为战场上的胜利“损害了他们的政党利益”。接着他攻击了犹太人，[6]说他们在从身体和道德上腐化日耳曼种族，并且他们在国家事务上的发言权应该跟一个外国人——比如英国人或法国人——没什么不同才对。最后，他指责天主教会在国家解放和未来重生过程中也是一股负面的力量。

发言过程中全场寂静无声。[7]

《罗森海姆汇报》等右翼报纸的记者称将军的讲话“将本次审判推向一个全新高度”。[8]也有许多记者对虚夸、散乱的发言大加嘲弄，比如《纽约时报》的托马斯·R.伊巴拉（Thomas R. Ybarra）称之为“一件政治无知的杰作”。[9]

至于他和巴伐利亚三巨头的关系，鲁登道夫回到了他熟悉的领域，详述他对冯·洛索将军的“坚定信心”，[10]并且他很确定，本案被告人与巴伐利亚领导人是在合作的。他们看上去完全可信。鲁登道夫的猜想是，怀着野心的高层政客已经习惯了手中的权力，不愿意放弃。

而后鲁登道夫形容游行是一次和平行动，意在说服人民——“一支启蒙的队伍”[11]。他说当警察开始向他们开枪时，一切都改变了。希特勒的党成为“出卖、背叛祖国和未遂谋杀企图”的受害者，但鲁登道夫预言，“烈士的鲜血”终将给这个党注入新的力量。

他认为种族的复活对这个国家的重生至关重要。他们不想看到德国被法国人——或他刚刚痛斥的马克思主义者、犹太人或天主教徒——玩弄于股掌。“我们想要……一个只属于德国人民的德国——一个强大、有力的德国，同时也和俾斯麦时代一样，是一个和平的港湾。”[12]

然而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该如何实现，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在许多左翼报纸看来，鲁登道夫只有一个解决办法：要由他来掌权。这名被告人是个危险人物，柏林《前进报》（Vorwärts）写道。他是“当初导致德国成为一座废墟的那种心态”的死灰复燃。

在奈特哈特即将结束当天的审理之际，埃哈德抓紧时间问了一个问题，他问将军是否意识到，他在政变中的行为伤害的不只是巴伐利亚邦，还有德国的国体。

“我们反对的只是政府官员，”他说。[13]

法庭给了鲁登道夫一些礼貌的掌声。一个赞赏他的右翼记者说，这位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走下证人席时仍然保持着不败的战绩。那天下午鲁文勃劳啤酒馆的伙计拦下了正在离开的将军座驾，向他奉上一大杯啤酒。[14]

在法庭外长走廊的另一头，恩斯特·罗姆上尉坐在原为军校宿舍[15]的房间里，日子过得还挺惬意。[16]跟1907年他作为学员的时光比起来，现在的吃喝无疑要好很多。审判期间的伙食有啤酒、维也纳香肠、碱水包、奶酪、黑麦面包以及其他巴伐利亚特色食物。据说这属于法庭管理方的一种思想战术，意在避免被告人再次发起绝食抗议。[17]

辩方律师的气势汹汹让罗姆深感欣慰。他认为法律团队在策略和战术协调上可以更有效，也许可以果断地利用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但他不想吹毛求疵。他们打了检方一个措手不及，审判的形势看起来不错。

能再次见到被告席上的这些同伴，也让罗姆很高兴。慕尼黑的法庭是他们在政变后的首次重聚。罗姆认为希特勒尤其情绪高昂，看到同伴们没有把啤酒馆惨败归咎于他，并且都做好了在法庭上战斗的准备，他无疑是长出了一口气。

1924年3月1日8：40刚过，罗姆走上证人席。他是身穿制服抵达的，浅褐色的短发仔细地梳成中分，出庭时会戴上一副夹鼻眼镜。他后来说，他的策略就是忠于自己和大家，尤其重要的是，避免走上他所说的“羞愧与忏悔之路”。[18]

被告一上来先是发表了一篇全面的声明，为当天的证词定调：

法官大人，今天我要为自己正名。不得不说，我至今无法理解，我要为一件在我看来再自然不过的事自辩，而我，对我在1923年11月8日那一天的所作所为也没有任何悔意。[19]

他难道还没犯罪吗，记者们问道，重大叛国，攻占政府机关，绑架政府人员，盗取数万亿马克，还有导致四名警察丧生？

罗姆的语调高傲而铿锵，他的回答简洁明了，有种忽高忽低的韵律。[20]他的样子僵硬而自负，下唇专横地绷着。

他看上去很符合人们想象中的普鲁士战士，《道义报》（La Justice）记者说，此外声音也很像。《柏林日报》觉得他“相当无趣”，[21]唯一看点也许是作为一个标本代表了战后德国出现的那一类唯利是图的不法之徒。

“我是一名军官，一个战士，”罗姆说，[22]他说他希望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能在这里公开得到评判——这也是日后他在回忆录开篇会说的话。他的话语间带有一种“好像在哼哼的怪声”，[23]可能是因为他的鼻子在战时受过伤，或者接受了不太成熟的整形手术。

罗姆似乎很乐于强调他对王朝的崇敬，他认为那是使德国走向强盛的原因。期间他还宣称自己从未忘记效忠国王的誓言。被人逼着要放下那神圣的承诺，令他“沮丧不已”[24]。他拒绝了他们，同时也不理解为什么其他的战士可以背信弃义。

罗姆忠于被废的帝王，然而《汇评》的记者惊讶地发现，他对希特勒的忠顺似乎更加狂热。[25]接下来罗姆开始回忆纳粹建党之初的火热岁月，十几号人在达豪街一家酒馆开会。罗姆对共和国抱着无限的恨意。他称德国总统为“艾伯特同志”，[26]奈特哈特没有要斥责他的意思。

比起希特勒或鲁登道夫，观众对他的证词的兴趣小了很多。不少记者表示根本就是索然无味，他们顶着困意听罗姆大谈哗变的一些琐碎细节。“屋外是提不起劲的天气，［屋里是］提不起劲的无聊，”《巴黎之声》说。[27]记者还说，人们终于开始期待来一段闭门审理，好让他们从这冗长乏味的证词中解脱出来。

奈特哈特问罗姆有没有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

他和他的人是在欢呼而不是沉思，罗姆答道。

“你很高兴，这可以理解。但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件事是否合法？”

“没有，”罗姆重申，“我们的热情非比寻常。”[28]

他的律师、资深法务顾问克里斯托弗·施哈姆博士——他的儿子加入了罗姆的“帝国战旗”——此时提起了战争部食物和其他给养被盗的事。

罗姆说抢夺物资的事完全是子虚乌有。

奈特哈特法官打断了他，称这方面的问题与本案无关。旁听席里有几名记者感觉，法官的重点并非确保审理的重点放在重大叛国上，而是想要掩盖一场丑闻。这个想法情有可原。

在其中一次闭门审理中，罗姆承认政变期间从印刷厂盗取的钱有四分之三下落不明。他说在他的人投降时，那些钞票还在战争部的一个办公室里，他认为是攻下战争部的邦警和防卫军偷的。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陆军库房在被希特勒的人占据期间失窃，这件事同样没查出个结果。丢失清单[29]上列出了总计5700余项财物，包括299件衬衫、528双袜子、125顶野战帽、87顶制服帽、87双步兵靴、78双骑行靴、65顶钢盔、65只臂章、49双皮手套以及从歌集到卡宾枪背带的各种物品。

罗姆坚称他在鲁文勃劳的活动与贝格勃劳凯勒是不相干的，至于他的人通过电话收到“安全送达”这个暗号，他完全不知情。他的说法同样没受到追问。对这名被告的质问索然无味，也得不到什么信息。

下一个出庭做自我介绍的被告是威廉·布吕克纳，这个健壮的大个子率领三个排的慕尼黑冲锋队队员控制了贝格勃劳凯勒。除了威风的身形和还算入时的打扮外，在场的许多记者对这个政治学专业出身、现年40岁的男人印象不佳。柏林《福斯日报》记者认为他是个“相当迷糊的絮叨政棍”，[30]喋喋不休地说着他那些混乱的观念，透着一种粗野的犬儒态度和骇人的冷酷。

和他手下的许多冲锋队队员一样，布吕克纳追随希特勒是因为他“对付马克思主义毫不手软”。他显然痛恨这种思想以及其他的左翼学说，一度要骂遇害的社会主义领袖库尔特·艾斯纳是猪，话说到一半咽了回去。国家社会主义者与这些内奸展开了斗争，用他的话说，在这可悲的局面下，希特勒似乎是唯一一个能“拯救德国”的人。

布吕克纳说，希特勒的一个成功秘诀是，他“也许是第一个能让我国萎靡不振的青年重获理想的人”。比起当下这帮完全无力面对混乱局面，被协约国吓得瑟瑟发抖的当权者，希特勒实在太不一样。

“我们想要、需要一个深爱着祖国，同时有着满腔热忱与怒火的人，”布吕克纳宣称。希特勒正是以这种特质吸引着德国人民，没有哪个领导人可以与他相比。此外他的支持者来自各个阶层：中产阶级、公务员、商贩、学生和工人。在政变前，布吕克纳对希特勒已经“笃信不疑”，他说，然而在狱中度过这三个月后，这种信心又有了难以估量的巩固。[31]

在最后，布吕克纳始终保持着不逊的态度。经过在狱中的深思熟虑，他断定：

我必须得说，作为一名德国人，能够参加11月8日和9日的事件，我很骄傲——无比地骄傲。今天，如果再次置身这种处境，我无疑仍会追随我的领袖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与上一次不会有任何不同。[32]

对于罗姆，多位记者[33]给出了合理的评估，称这是一场短暂而没什么内容的讯问。那一天的最后，被告人在他的发言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观点：魏玛共和国不存在宪法。

[1] 1924年2月27日《卡尔加里每日先驱报》（Calgary Daily Herald）。

[2] 1924年3月1日《华盛顿邮报》。还有人觉得他老迈而疲倦，见1924年3月4日《博尔扎诺消息》。

[3] 1924年3月1日《福斯日报》晚间版；1924年3月1日《巴黎之声》；1924年3月1日《小巴黎报》；1924年3月1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1924年3月1日《费加罗报》；Nr. 53，1924年3月2日，HA 5/114II；Erich Ludendorff，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11.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Ludendorff，1937），80。

[4] 1924年3月3日《凯恩斯邮报》（Cairns Post）；1924年3月3日路透社。

[5] NA T84 EAP 105/7，482.

[6] 1924年出版的一份亲希特勒的庭审记录强调了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段落，鲁登道夫对天主教的攻击则列在次一级的标题下。而将军对勇敢的天主教和新教徒的赞扬用了粗体，Der Hitler-Prozess. Auszüge aus den Verhandlungsberichten mit den Bildern der Angeklagten nach Zeichnungen von Otto von Kursell （München：Deutscher Volksverlag，1924），52。

[7] 1924年3月1日《加拿大报》，以及Erich Ludendorff，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11.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Ludendorff，1937），82。

[8] 1924年3月1/2日《罗森海姆汇报》。

[9] 1924年3月2日《纽约时报》。

[10] NA T84 EAP 105/7，514-15.

[11] NA T84 EAP 105/7，543.

[12] NA T84 EAP 105/7，545.

[13] NA T84 EAP 105/7，547. “只是”（nur）这个词是手写加入庭审记录中的。

[14] 1924年3月8日《人民报》，法庭外为他喝彩的人群，见1924年3月1日伦敦《泰晤士报》。

[15]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für das Kriegsschulegebäude während der Zeit des Hitler-Prozesses，February 15，1924，HA 68/1498.

[16] Ernst Röhm，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Frontline Books，2012），201-2.

[17] 甚至可能是制止一场已经开始的抗议，1924年2月27日美联社。

[18] Ernst Röhm，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Frontline Books，2012），202. 他说希特勒和布吕克纳也是这么想的，另外他说是科尔提出，通过辩方律师之间更有效的合作可以避免走上这条路。

[19] NA T84 EAP 105/7，551.

[20] 1924年3月2日《高卢人报》。

[21] 1924年3月1日《柏林日报》，晚间版。他还被比作一名符合刻板印象的普鲁士军官：1924年3月1-2日《公义报》（La Justice）。

[22] NA T84 EAP 105/7，551.

[23] 关于他的鼻部伤势以及不成熟的整形手术，见Eleanor Hancock，Ernst Röhm：Hitler’s SA Chief of Staff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2，18。

[24] NA T84 EAP 105/7，556.

[25] 1924年3月20日《汇评》。

[26] NA T84 EAP 105/7，566.

[27] 1924年3月2日《巴黎之声》。

[28] NA T84 EAP 105/7，589.

[29] Br.B.Nr.11223，November 24，1923，HA 67/1493.

[30] 1924年3月1日《福斯日报》晚间版。

[31] NA T84 EAP 105/7，605-7.

[32] NA T84 EAP 105/7，619.

[33] 1924年3月1日《柏林日报》晚间版，1924年3月1日伦敦《泰晤士报》，1924年3月2日《法兰西行动》，以及1924年3月3日《时报》等，不过观众还是偏向被告一方，1924年3月2日《时代报》（La Siè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