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辩方的攻势

在这片谎言、欺骗和背信的沼泽前，鲁登道夫是一座高山。他会永远傲然而立。他的王冠上的珍珠没有因为与强盗勾结而掉落。[1]

——赫尔曼·克利伯中校

这场审判在德国乃至世界各地成为新闻热点。对许多左翼报纸来说，尤其是柏林和德国北方那些，这就像是希特勒和他的党羽在上演一场可笑的马戏或哗众取宠的舞台剧。而南方那些右翼报纸，比如《罗森海姆汇报》（Rosenheimer Anzeiger），则认为，柏林本以为审判会是“一场聚会”，然而实际上更像是一出“慕尼黑悲剧”。[2]

次日，也就是2月29日早上，昏暗、阴郁的法庭没有像之前那样迅速坐满人。许多人估计今天又会有长时间的延误，或者很快就会开始秘密审理。[3]还有人觉得，这场奇怪的审判为什么老是关注一些与正题无关的细节。“如果公开审理部分就只是些反法国、反比利时的演说，”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这里指的是克利伯的证词，“那么这审判根本没什么必要继续下去。”[4]

希特勒在1924年闰日（2月29日）的早上走入法庭，精神抖擞地环顾四周，此时留给公众和媒体的座位实际上有一半还空着。鲁登道夫和他的顾问走在希特勒后面，然后是一群慢悠悠的辩护律师，他们的长袍在地板上发出嗖嗖的刮擦声。

《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赞扬了辩方的克制，努力回避可能有碍德国利益的敏感问题，不过他们的律师就不行了。罗姆上尉的首席顾问克里斯托弗·施哈姆受到了攻击。所有律师都要面对这个挑战，即在为当事人辩护的同时不危及国家安全。作为一名得体的德国人，他说他希望明确一点，那就是他和他的同事会以祖国利益为重。

他还希望大家注意《人民信使报》的一篇文章，其中讲到一个人在慕尼黑搭电车时恰好坐在了两个旁观审判的漫画家中间。其中一人据描述“看起来是个保加利亚或匈牙利人，至少是典型的斯拉夫人”，[5]他把合议庭的其中一名法官画成了奸诈的骗子，另一个被认为是犹太人的漫画家则画了一幅讽刺画，把鲁登道夫画成了形容憔悴、面颊深陷的泼妇，两眼无神地望着前方。施哈姆请求法官将“这类人”逐出法庭。奈特哈特同意了。

既然说到媒体报道，路德维希·施坦莱恩也提到一篇文章，其中形容他在听希特勒的发言时始终带着嗤笑的表情。[6]他郑重声明事实并非如此。然而柏林的聪明人想必对此感同身受，他们觉得，这么一场浮夸拙劣的审判，又有谁能一直保持严肃呢。

克利伯中校继续作证。在排除了昨天出庭时讲的几乎所有内容后，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克利伯用一种慎重的、经过过滤的方式，解释了自己作为军事指挥官在占领啤酒馆行动中的作用。他的发言斟字酌句，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任何有关又一场战争的必然性，他的人马得到的军方操练，以及其他所有可能引发国际社会震怒的东西。

在表示对自己的行为负全权责任后，克利伯描述了希特勒和其他谋反者的动机，从中揭示了巴伐利亚当局的配合。他向法庭陈述了他和洛索在政变两天前的一次对话，后者当时表示如果有51%的成功机会，他就支持讨伐。克利伯随后表达了对这种思维的鄙视，认为这不是一个战士该有的，更别说还是巴伐利亚最高军事指挥官。德国军队在上一场战争中要是抱着此种心态，那么在1914年8月就投降了。

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的人冲入了啤酒馆。他说他们是在给磨磨蹭蹭的三巨头打开一扇门——然后找准时机推他们一把。他又换了个比喻，说他把这看作是一块“跳板”以及“一点点怂恿”，帮助领导人克服恐惧，加入进来。[7]

被告人承认“安全送达”[8]这个暗号是他想出来的，表示在贝格勃劳凯勒成功发起了革命，没有流血。他还承认把这几个字写在了后来被警方发现的一张纸上，但没有亲自或命人给罗姆中尉或弗里克博士打电话。

奈特哈特提醒他，纸上还写了“先报弗里克”，此外还有“鲁文勃劳凯勒”。[9]这几个字是通过电话传到啤酒馆的吗？

“简单说，不是。”

法官告诉他，检方已经确定了打电话的副官的身份。

“我的意思是，如果是要公开的话，”克利伯改口了，“那我承认。”

这个小小的争议体现了辩方的一种策略，他们通过运用这一策略制造了灾难性的效果。他们有时候会在法庭上否认一个事实，如果被纠正，他们就会说自己只是在为维护“国家安全”而隐瞒。这让辩方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对检控阿道夫·希特勒的施坦莱恩和埃哈德而言，就是又一项挑战了。

和之前的被告一样，克利伯似乎决意要帮鲁登道夫免除政变的任何责任。他在证词中说，这位德国指挥官满怀对巴伐利亚领导人的怒火，因为他们的背叛导致革命失败，而且在邦警向他们开枪前没有任何警告。这份证词，在旁听席引发激烈的反应。克利伯接着赞扬了鲁登道夫的信誉，与这方面严重不足的卡尔、洛索和塞瑟有云泥之别。被告还对警方的行为倍感震惊。当一名警官听到鲁登道夫被杀的传闻时，有个警察说，“那是最佳对策了”。[10]

观众顿时开始起哄。

“骇人听闻！”有人大吼。[11]

“可耻！”还有人嚷道。

“这叫什么警官！”[12]

法官敲响法槌。

检察官也表示反对。“我想请你们不要忘记，这只是一面之词，其中有非常严重的人身攻击。”他吁求对“这类极端刺耳的见解”至少应予以斥责，且法庭在听到另一方的说法前不应妄下判断。

这下变成奈特哈特法官对检察官有意见了。“我不认为在审案期间斥责主审法官是公共检察官的事。”[13]《柏林日报》记者说他的语气听来“十分严厉”，法官的这番话引来一阵阵叫好。[14]

借着法官这通非难的势头，辩护律师卡尔·科尔决定对检察官发起攻击。克利伯对巴伐利亚领导人的负面看法“是全德上下每一个体面人都会有的”，不知道施坦莱恩是否认为自己是个体面人，律师自言自语道。

“这太过分了！”奈特哈特说，“这样的人身攻击我是不会容许的。”[15]

待气氛和缓下来后，克利伯强调，前往市中心的游行并没有滋事的打算。他重申他的人受命枪弹退膛，不得开火。他们本来也没有与防卫军或邦警开战的想法，并且他说，这一点从他们的队形看就已经很明显了。在行军的时候，任何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官都不会让部队排得那么密穿过一条处在敌人火力范围内的狭窄街道。

检方没有问他，部队的负责人花了多大力气，或者说有没有花力气去监督这些象征性命令的执行情况。他们的人这时候都饿着肚子，多少有些不满，他们自己也承认当时怀着拼死一搏的想法，很难控制住。检方同样没问，既然打算进行一场和平示威，那何苦要背着笨重而吓人的武器。

倒是希特勒的辩护律师洛伦兹·罗德问了一连串的问题，确认克利伯在1923年的前10个月里与卡尔、洛索和塞瑟多次见面。然后罗德直截了当地问被告，如果不是确信他的好友冯·塞瑟总警监会参与，他是否还会在11月8～9日行动。

“我不会对我的老朋友采取任何行动，”[16]克利伯说，他和冯·塞瑟年轻时就认识，保持了35年的友谊。“我对他的参与没有一丁点的怀疑。”

辩方律师卡尔·科尔趁机想再次确认，邦警在向游行队伍开枪前是否给出过哪怕一次警告。克利伯说没有。

何况辩方说，游行者的选择已经不多。在震耳欲聋的噪音里，他们没法靠喊叫来通知他们的人。就算可以，他们身后有太多人，这导致他们没法停下来，或者在狭窄的街道里掉转头。此外，如果游行者可以继续往前再走50米，进入开阔的广场，克利伯表示，这场和平示威可能就自然而然地结束了，20条人命也可以保全。

辩方律师科尔此刻已经十分激动。“按照我方的看法，统帅堂事件只能是‘谋杀！’”[17]

主审法官一言不发，更别说表达反对了。其他辩护律师也加入进来表示赞同。《人民信使报》记者说，科尔的话像扔进法庭的一颗炸弹。[18]

[1] NA T84 EAP 105/7，418.

[2] 1924年3月1/2日《罗森海姆汇报》，一些刊物对此进行了图片转载，比如1924年3月11日《巴伐利亚信使报》，以及Der Hitler-Prozess. Auszüge aus den Verhandlungsberichten mit den Bildern der Angeklagten nach Zeichnungen von Otto von Kursell （München：Deutscher Volksverlag，1924），3，5-6。

[3] 1924年2月29日《慕尼黑报》。

[4] 1924年2月29日伦敦《泰晤士报》。

[5] NA T84 EAP 105/7，384-85.

[6] 具体出处未曾说明，但可能是1924年2月27日《柏林本地新闻》（Berliner Lokal-Anzeiger）。

[7] NA T84 EAP 105/7，402.

[8] NA T84 EAP 105/7，408. 关于发现字条的过程，见XIX 466/23，December 28，1923，HA 67/1494。

[9] NA T84 EAP 105/7，409.

[10] NA T84 EAP 105/7，419.

[11] 庭审记录中提到了观众的责难，NA T84 EAP 105/7，419-20。

[12] Nr. 53，1924年3月2日，HA 5/114II。

[13] NA T84 EAP 105/7，420.

[14] 1924年2月29日《柏林日报》，晚间版。

[15] NA T84 EAP 105/7，421.

[16] NA T84 EAP 105/7，460.

[17] NA T84 EAP 105/7，472.

[18] 1924年3月4日《人民信使报》。